Arhalofenate

本文系统阐述可溶性尿酸（SUA） 经无定形尿酸钠（AMSU） 向尿酸钠晶体（MSU） 的动态转化过程，明确SUA具生理抗氧化与病理致炎双重作用，MSU通过TLR–NLRP3 双信号通路触发急性炎症，AMSU为关键过渡中间体；并围绕降尿酸、抗炎、晶体干预、代谢调控四大方向，梳理痛风与高尿酸血症的机制导向治疗策略，为尿酸相关疾病的精准干预提供理论框架。文中提到伏欣奇拜单（Firsekibart） 作为靶向IL-1β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可精准阻断痛风炎症关键通路。 摘要 尿酸对人体生理与疾病具有复杂的双向作用，其抗氧化能力、代谢调控作用与促炎特性均高度依赖于所处微环境。本文系统综述可溶性尿酸（SUA）向无定形尿酸钠（AMSU）、最终向晶体态尿酸钠（MSU）转化的最新研究进展，提出AMSU 可能是连接可溶性态与晶体态的关键过渡中间体，可在结晶过程与炎症激活之间发挥“缓冲阶段” 作用，为尿酸相转化与免疫 - 代谢信号传导搭建概念桥梁。 基于此，本文构建尿酸形态动态变化与免疫代谢通路、疾病进展的关联框架，系统总结SUA 在维持氧化还原稳态与调控代谢中的生理作用，阐述持续性高尿酸血症通过自噬受损与代谢炎症引发慢性器官损伤的机制；同时梳理MSU 晶体通过 TLR–NLRP3 双信号模型触发急性炎症反应的过程，以及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形成、巨噬细胞极化驱动慢性组织重塑与进行性病理改变的机制。 最后，将上述机制与现有及新兴治疗策略相结合，强调分阶段、机制导向干预的潜在价值。本文将尿酸生物学视为动态、多形态的连续过程，为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提供整合视角，并为未来靶向治疗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NLRP3 炎症小体；氧化应激；程序性细胞死亡；尿酸钠晶体；可溶性尿酸 1 引言 尿酸（UA）同时具备抗氧化与致病双重生物学特性。正常生理状态下，可溶性尿酸（SUA）可清除活性氧（ROS）、维持细胞氧化还原稳态[1]。但因生成过多或肾脏排泄受限导致血尿酸水平持续升高时，尿酸会从 “抗氧化分子” 转变为 “促氧化物质”，诱发氧化应激、代谢失衡与炎症反应，促使学界重新评估其在多系统疾病中的作用机制 [2]。 研究表明，尿酸的生物学效应与其物理化学形态密切相关。SUA 主要以单体形式存在于血浆中，调控线粒体功能、细胞代谢与氧化信号传导；当 SUA 浓度超过生理饱和阈值时，会形成无定形尿酸钠（AMSU） 并发挥生物学作用；随时间推移，AMSU 转化为尿酸钠晶体（MSU） 并沉积于关节、肾脏等组织，引发炎症反应[3]。 研究证实，尿酸从溶解态向晶体态的转化并非单纯的被动物理沉积过程，而是受局部pH、温度、离子强度、细胞外基质成分等微环境因素调控的动态多阶段过程[4,5]。因此，明确 SUA 与 MSU 之间的动态转化及其在疾病发生中的机制，对理解尿酸相关疾病的连续病理谱至关重要。 本文系统综述尿酸形态改变的结构基础与生物学效应，重点阐述SUA 与 MSU 在代谢调控与免疫炎症反应中的独特机制，最终旨在基于这些机制实现疾病的精准靶向治疗。 2 尿酸连续转化：从可溶性尿酸到尿酸钠晶体 生理条件下（pH≈7.4，温度 37℃），尿酸在体液中主要以单尿酸盐离子形式存在，即SUA。它不仅是可排泄的代谢废物，也是血浆中主要的抗氧化物质之一。 当血液与滑液中尿酸浓度超过生理溶解度时，SUA 进入热力学过饱和状态，溶解态尿酸钠分子不再独立存在，而是在过饱和驱动下通过分子间氢键与 π-π 堆积自发形成寡聚体，进一步组装为纳米级分子聚集体 [6]；这些聚集体可进一步聚集、脱水，演变为AMSU[3,7-9]。 目前关于AMSU 的物理形态与生物学意义的证据主要来自体外结晶模型与患者样本离体观察，而非完整关节内的实时成像。近期，Rodriguez-Navarro 等采用拉曼 /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电镜结合选区电子衍射（SAED）、元素分析等多模态分析方法，在痛风患者病理标本中发现沉积于胶原纤维表面的无定形尿酸钠前体，提出人类MSU 的病理形成可能遵循 “AMSU 前体 — 非经典结晶” 路径 [3]。 该研究为AMSU 作为 MSU 前体相在人体生物界面存在提供了关键形态学证据，但仍属于离体水平的直接观察。 AMSU 作为相对稳定、低炎症性的前体相，易在受损关节软骨表面、滑膜结缔组织或细胞来源囊泡等生物界面发生异相成核与沉积，可在一定时间尺度内参与尿酸结晶动力学过程[3,10-14]。这一现象可解释临床数年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发生。 AMSU 能否在体内长期稳定存在并形成真正的生物学 “储存库” 仍有待明确，未来需要更高分辨率的原位成像技术与纵向研究加以验证。尽管上述特征可为临床高尿酸血症的长期无症状阶段提供合理的机制解释，但尚不能作为体内确证证据。 在局部pH 波动、离子强度改变、机械应力或其他微环境因素影响下，AMSU 发生缓慢的分子重排与结构有序化，通过 “固相转化” 形成热力学更稳定、晶格结构规则的MSU 晶体[15,16]。 MSU 晶体进入滑液环境后，可非特异性吸附滑液与血浆中的蛋白质，在其表面形成蛋白包被层（调理素层）。体外研究证实，MSU 晶体可结合多种体液蛋白，包括 γ- 球蛋白、白蛋白等血清蛋白，还可与补体蛋白及接触系统成分相互作用（见图 1）。 图1 MSU 晶体形成 持续过饱和条件下，高浓度SUA 从单体聚集成寡聚体，进一步形成 AMSU，随后经固相转化产生针状 MSU 晶体。 这种吸附过程并非形成单一、均一、静态的“膜样结构”，而更可能形成复杂、依赖微环境的蛋白吸附界面，其组成与相对丰度受局部蛋白可用性、离子条件与时间因素影响，并可在空间与时间维度发生动态重塑[17,18]。 因此，尽管该现象常被比作“蛋白冠”，但目前缺乏系统蛋白质组学与时间分辨定量分析的直接证据，以特异性表征 MSU 晶体表面的吸附层。当前更准确的描述是将其视为 “以蛋白吸附与调理作用为主的免疫活性界面”，而非完全明确的经典蛋白冠结构 [19-21]。 从功能角度，蛋白吸附界面显著改变MSU 晶体的免疫学特性，使其从相对惰性的物理沉积物转变为易被先天免疫系统识别的免疫活性颗粒，提升炎症潜能。机制研究显示，MSU 晶体可激活补体系统（旁路途径与凝集素途径，部分证据提示经典途径也参与），导致 C3 裂解并在晶体表面沉积 C3b 等调理素；同时 C1q 等调理分子可直接结合 MSU 晶体，促进免疫识别。 补体介导的调理作用通过补体受体增强巨噬细胞与中性粒细胞的吞噬作用，进一步放大下游炎症级联反应[22-24]。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大量证据支持补体调理在MSU 诱导的免疫激活中发挥作用，但关于晶体相关包被层中特定凝集素、免疫球蛋白及其他调理蛋白的定量组成、空间排布与时间动态仍缺乏系统数据。 重要的是，不同吸附蛋白对晶体诱导炎症的作用并非均一。除补体依赖的促吞噬、促炎调理作用外，白蛋白、特定脂蛋白/ 载脂蛋白等高水平体液蛋白结合于晶体表面时，可能发挥调节或抑制作用：通过占据分子位点产生空间位阻，部分屏蔽高亲和力免疫识别位点，限制额外调理素聚集；在特定条件下还可降低晶体诱导的吞噬与炎症反应[25,26]。 研究显示，含载脂蛋白B 的脂蛋白可结合 MSU 晶体，且在去除其他晶体相关蛋白后仍能抑制中性粒细胞炎症反应，提示脂蛋白吸附可发挥免疫调节或抑制作用[27]。 C 反应蛋白（CRP）等模式识别分子对 MSU 晶体表现出位点选择性结合，更倾向于结合晶体边缘或特定晶面而非形成均匀表面包被，提示蛋白- 晶体界面存在局部高亲和力相互作用与动力学选择性，可进一步影响补体激活、免疫细胞募集与炎症放大 [28]。 尽管如此，上述抑制或界面调节作用主要基于体外实验或模型推论，其体内稳定性与生理学意义仍有待验证。 现有研究一致表明，MSU 晶体在体液环境中形成的蛋白吸附/ 调理界面对塑造免疫识别与炎症结局至关重要，但对该界面的全面表征（包括定量蛋白质组组成、时间分辨动态重塑、结构- 功能关系）仍不充分。 未来整合定量蛋白质组学、时间分辨界面追踪与功能验证的研究，对明确单个吸附蛋白的促炎或抗炎作用、为调控晶体相关蛋白界面的治疗策略提供坚实理论基础至关重要。 当前研究发现，尽管AMSU 与 MSU 的短程化学组成相似，但AMSU 缺乏长程有序晶体结构，因此其炎症活性显著低于MSU 晶体。这一差异可能源于 AMSU 的无定形结构改变了其与细胞表面模式识别受体（如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相关受体）的相互作用，降低了对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激活能力，进而减弱炎症反应 [19,29]。 这些发现提示，维持MSU 的无定形状态或阻止其向晶体转化可能是潜在的抗炎策略。 MSU 的形成是受生物界面与细胞主动调控的动态多步骤病理过程，这为痛风干预提供全新视角：治疗不应仅聚焦于降低血尿酸水平，还应稳定AMSU 以阻止结晶；此外，设计竞争性分子干扰“蛋白包被” 形成、在影像学监测下清除无症状期早期沉积物，有望实现疾病的前瞻性预防与精准管理 [30]。 但这些理念目前仍处于机制研究与探索性研究阶段，临床可行性最终取决于未来研究对AMSU 体内行为、稳定性与生物学结局的明确界定。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无晶体形成，SUA 本身也具备生理与多重致病机制。因此，在讨论MSU 驱动的先天免疫炎症之前，必须先阐述非晶体态 SUA 的信号特征及其致病与保护作用。 3 可溶性尿酸的免疫代谢效应3.1 可溶性尿酸在氧化还原稳态与代谢调控中的生理作用 生理浓度范围（200–400 µM）内，SUA 可作为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水解酶 CD38 的内源性变构抑制剂，非竞争性抑制CD38 的 NAD + 水解酶与环化酶活性，维持或提升细胞内 NAD + 水平。 NAD + 升高可激活SIRT1，活化的SIRT1 使蛋白去乙酰化，抑制NF-κB，减少促炎因子IL-1β 与 NLRP3 的过度转录，从源头抑制炎症；同时活化的 SIRT1 可启动自噬程序，增强细胞清除与代谢适应能力。自噬体不仅可吞噬细菌，还能主动包裹并降解活化的 NLRP3 炎症小体复合物与过量的 pro-IL-1β[31-33]。 因此，SUA 是维持免疫代谢稳态的 “内源性守护者”。此外，SUA 水平随年龄升高可能是对 NAD + 自然耗竭的代偿性反应，通过抑制 CD38 维持 NAD + 功能，提示 SUA 与衰老、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疾病的病理生理密切相关 [34-36]。 此外，生理浓度SUA 对关节软骨具有抗炎与保护作用，通过选择性干预特定促炎信号实现：SUA 有效抑制 IL-1β、TNF-α 等促炎因子诱导的细胞外调节激酶（ERK）磷酸化，进而抑制 AP-1 转录因子复合物活性，而不影响同一促炎刺激激活的其他关键通路（p38 MAPK、JNK MAPK、NF-κB）。 AP-1 是调控软骨降解关键酶（如基质金属蛋白酶 - 13）基因表达的核心转录因子，SUA 通过抑制ERK/AP-1 轴，直接下调MMP-13 等破坏性酶的合成，逆转促炎因子对 Ⅱ 型胶原 mRNA 表达的抑制作用，保护软骨基质核心结构成分。该保护作用已在三维培养软骨细胞与组织块实验中得到证实，证明 SUA 可维持软骨合成代谢与分解代谢平衡 [37-40]。 同时，SUA 是先天免疫系统的内源性负向调节因子。在慢性高尿酸血症与肾功能不全状态下，SUA 破坏细胞内 pH 稳态与细胞骨架动力学，特异性损伤中性粒细胞 β2 整合素（LFA-1/Mac-1）的激活、内化与膜循环，导致中性粒细胞黏附、内皮迁移与吞噬功能受损，但不影响 NETs 形成。 这种中性粒细胞募集抑制作用在无菌性炎症模型中可限制组织损伤，但在感染性炎症中会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增加慢性肾病患者的感染易感性[41,42]。 因此，SUA 的免疫调节作用呈双刃剑效应，其“抑制” 或 “激活” 效果依赖于局部微环境的炎症性质（无菌 / 感染性）、刺激强度及 SUA 影响的细胞特异性代谢通路。 对于合并慢性肾病与反复感染的高尿酸血症患者，降低SUA 水平可能恢复免疫防御、降低感染风险。该研究提示，促尿酸排泄药物相较于单纯抑制生成药物，可能更有效逆转SUA 介导的免疫抑制；痛风患者急性期快速降尿酸可能因晶体溶解或 CD38 “去抑制” 诱发急性发作，提示急性期降尿酸需谨慎；而慢性肾病免疫抑制患者快速降低 SUA 可能获益，凸显个体化治疗的必要性，但上述策略均需更高等级证据验证。 3.2 持续性高尿酸血症对代谢炎症的病理作用（见图 2）图2 可溶性尿酸诱导代谢炎症的病理机制 高浓度的血尿酸（SUA）通过多种细胞和代谢途径促进组织损伤和慢性炎症。SUA 诱导活性氧（ROS）生成并抑制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导致雷帕霉素复合物 1（mTORC1）持续激活，从而抑制自噬并损害线粒体。线粒体活性氧（mtROS）进一步激活核因子-κB（NF-κB）和 NLRP3 炎性小体，促进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18（IL-18）释放、细胞焦亡以及炎症因子增加。SUA 还抑制胰岛素受体底物 1（IRS-1）磷酸化，削弱磷脂酰肌醇 3-激酶（PI3K）-蛋白激酶 B（Akt）-葡萄糖转运蛋白 4（GLUT4）通路，导致胰岛素抵抗；脂肪组织中脂联素下调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增加，加剧脂肪分解和肝糖异生，上述异常信号共同导致心脏纤维化、动脉粥样硬化、肾损伤和肝脏代谢紊乱等多器官病变。 3.2.1 SUA 干扰能量代谢并引发胰岛素抵抗 SUA 水平持续升高时，细胞内能量代谢稳态首先被破坏，核心靶点之一是能量平衡关键感受器AMP 激活蛋白激酶（AMPK）[43]。 生理状态下，细胞能量耗竭激活AMPK，启动分解代谢供能并抑制合成代谢以节约资源 [44]；但高水平 SUA 可能放大能量应激信号，同时 SUA 诱导的氧化应激可能通过翻译后修饰损伤 AMPK 的充分激活，导致激活信号持续存在但功能性AMPK 活性不足。 SUA 相关功能紊乱解除对合成代谢主要调控因子mTORC1的抑制，使其在能量应激环境中持续异常活化，驱动不必要的蛋白与脂质合成，加重细胞代谢负担，导致分解代谢受阻、AMPK 依赖的自噬受损，细胞自噬流程失效 [45,46]。 受损线粒体无法及时清除并持续释放线粒体ROS（mtROS），形成能量耗竭与氧化损伤的正反馈循环，最终诱导细胞衰老与凋亡，持续释放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与 mtROS 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导致组织特异性损伤 [47-49]。 除通过AMPK 间接影响能量代谢外，SUA 还可直接作用于细胞能量工厂 —— 线粒体，破坏线粒体内膜电子传递链，降低电子传递效率、增加电子漏出，导致氧化磷酸化效率下降、能量输出减少；同时漏出电子与氧分子结合，爆发产生线粒体来源 ROS，成为细胞氧化应激的重要来源 [50,51]。 在SUA 诱导的能量感知障碍与线粒体损伤背景下，异常能量代谢与 ROS 生成激活一系列应激敏感信号通路，包括 c-Jun 氨基末端激酶、蛋白激酶 C、IKKβ/NF-κB 通路 [52,53]。 这些通路的共同特征是可使胰岛素信号通路关键蛋白胰岛素受体底物1（IRS-1） 发生异常丝氨酸/ 苏氨酸磷酸化，阻止其被胰岛素受体正常激活，阻碍与下游效应分子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I3K）的结合，导致胰岛素信号核心轴PI3K/Akt 通路严重抑制。 同时，代谢紊乱导致细胞内脂质合成与降解失衡，有害脂质中间体积聚引发脂毒性，进一步损伤胰岛素信号[47,54,55]。3.2.2 SUA 异常能量代谢与胰岛素抵抗加剧氧化应激 在SUA 诱导的能量代谢紊乱与胰岛素抵抗基础上，氧化应激的发生与加剧是关键的病理放大机制。 首先，SUA 相关高代谢应激下，功能异常线粒体被视为持续性 ROS 生成的潜在来源，电子传递链完整性受损，线粒体电子漏出显著增加，使线粒体从细胞 “能量工厂” 转变为超氧阴离子等活性氧的主要病理来源 [56,57]。 其次，SUA 诱导的胰岛素抵抗状态激活系统性 ROS 生成通路：胰岛素抵抗伴随的高胰岛素血症与早期低度炎症信号，可进一步刺激细胞膜上NADPH 氧化酶（尤其 NOx 亚型） 的大量表达与激活，催化分子氧还原产生超氧阴离子，建立细胞膜水平的系统性ROS 生成机制 [58]。 第三，持续性高尿酸血症相关代谢紊乱状态下，内源性抗氧化防御系统减弱：能量代谢紊乱与氧化还原稳态失衡导致谷胱甘肽、超氧化物歧化酶、硫氧还蛋白等关键内源性抗氧化物质过度耗竭，同时抑制相关抗氧化酶的生物合成，细胞清除自由基的固有能力显著下降，最终形成“ROS 生成增加、清除不足” 的失衡状态，基于人群与实验研究提示细胞内氧化应激呈升高趋势 [59-61]。3.2.3 氧化应激触发并放大慢性炎症反应 SUA 诱导的代谢应激与氧化应激持续存在时，炎症反应被触发并加剧。过量 ROS 不仅直接损伤生物大分子，还作为强效第二信使，通过关键信号蛋白的氧化修饰激活NF-κB、MAPK等核心促炎信号通路 [62]。 这些转录因子激活后转位入核，启动TNF-α、IL-6 等多种促炎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的表达，构成炎症信号的 “第一波”，并上调 NLRP3、pro-IL-1β、pro-IL-18 的转录表达，为炎症小体组装奠定分子基础。 氧化应激联合线粒体功能障碍释放的mtROS 与 mtDNA，形成强效 “危险信号”[48,63,64]。炎症小体组装后，caspase-1 通过自我剪切激活，活化的 caspase-1 剪切并激活 IL-1β 与 IL-18 前体，使其转化为成熟、具生物学活性的形式并分泌至胞外；同时 caspase-1 剪切GSDMD，触发焦亡（炎性程序性细胞死亡），导致细胞内容物与大量炎症介质释放。 因此，NF-κB 通路介导的 TNF-α、IL-6 等炎症因子，与 NLRP3 炎症小体特异性介导的 IL-1β、IL-18 及焦亡产物，在组织微环境中形成协同放大效应。IL-1β 等细胞因子进一步激活并募集免疫细胞，增强 NF-κB 等信号通路，建立自我持续的正反馈炎症循环 [65-67]。 在持续性代谢与氧化应激驱动下，炎症信号可超出细胞内异常范围，逐步塑造周围组织微环境，形成慢性、低度但具放大潜力的“代谢炎症” 状态，这种持续炎症微环境为后续靶器官结构重塑与功能损伤提供允许性病理背景。 3.3 可溶性尿酸对代谢功能障碍的器官特异性作用3.3.1 可溶性尿酸诱导内皮功能障碍与心血管重塑（见图 3） 图3 可溶性尿酸与心血管损伤的病理机制 血尿酸与心血管损伤的病理机制。血尿酸升高通过氧化应激和炎症激活促进内皮功能障碍，导致一氧化氮信号传导受损和血管通透性增加。这些变化促使血管平滑肌细胞重塑和细胞外基质积聚，进而导致心肌细胞肥大、凋亡和心肌损伤。纤维化。苏氨酸诱导的血管和心肌改变共同导致心血管损伤的发展，包括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和心力衰竭。 心脏中持续升高的SUA 在病理状态下可作为损伤相关分子模式，被心肌细胞与免疫细胞表面的Toll 样受体（如 TLR4）识别，启动 NF-κB 介导的炎症基因转录（第一信号）；同时高SUA 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导致 mtROS 爆发，为 NLRP3 炎症小体组装提供第二信号。 双信号汇合激活NLRP3 炎症小体，催化 IL-1β 与 IL-18 的成熟与释放，持续激活心脏成纤维细胞、促进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引发进行性心肌间质纤维化，损害心室舒张顺应性、破坏电传导均一性，构成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HFpEF） 与心律失常的病理基础[68-71]。 血管壁内皮中，长期高SUA 相关 ROS 攻击显著上调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 1、细胞间黏附分子 - 1 与 E - 选择素的表达，增强脂质通透性，破坏内皮细胞间紧密连接、增加血管通透性，降低抗凝物质表达并升高促凝物质，形成促凝状态。 在此环境下，高黏附分子表达的内皮主动“捕获” 血液中的单核细胞，促进其黏附与迁移；浸润并积聚于内皮下的低密度脂蛋白（LDL）在局部高 ROS 水平下发生氧化，转化为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被迁移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吞噬，最终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特征性泡沫细胞[72,73]。 SUA 升高驱动的持续性氧化应激与炎症因子释放，可上调并增强血管壁细胞（尤其巨噬细胞与血管平滑肌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 的表达与活性，MMPs 介导纤维帽内胶原等细胞外基质成分降解，破坏斑块稳定性的胶原合成 - 降解动态平衡。 当胶原降解相对增强、血管平滑肌细胞介导的代偿性合成不足时，纤维帽结构完整性受损，表现为胶原含量减少、机械强度下降，斑块易损性增加；在此条件下，斑块破裂或表面侵蚀可暴露致血栓成分，触发血小板黏附激活与凝血级联反应，形成不同程度血栓，部分可进展为血流动力学显著狭窄甚至闭塞，增加急性心肌梗死或缺血性卒中风险[68,74-77]。3.3.2 可溶性尿酸介导的肾脏代谢应激与纤维化进展（见图 4） 图4 可溶性尿酸对肾脏损伤的病理机制 高尿酸血症通过 AMPK 介导的脂质堆积和炎症诱导肝损伤和肝硬化。升高的循环尿酸进入肝脏并破坏肝代谢稳态。高尿酸抑制 AMPK 活性，从而解除对 ACC 的抑制，并激活下游的脂质生成途径，包括 SREBP-1c、脂肪酸合酶（FASN）和硬脂酰辅酶 A 去饱和酶-1（SCD-1），导致肝细胞内脂质过度堆积。同时，尿酸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线粒体活性氧过度生成，这与脂质过载一起激活肝细胞和库普弗细胞中的 NLRP3 炎性小体。炎性小体激活促进 IL-1β 释放，放大肝脏炎症和肝细胞损伤。促纤维化介质，特别是转化生长因子-β，驱动肝星状细胞活化并转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导致胶原沉积和进行性肝纤维化，最终导致肝硬化。 肾脏中，代谢活跃的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对能量应激尤为敏感。SUA 诱导的氧化损伤与 ATP 耗竭导致细胞凋亡与衰老，SASP 因子与 DAMPs 形成慢性炎症微环境，持续募集并激活巨噬细胞与 NLRP3 炎症小体 [78,79]。 caspase-1 介导的 GSDMD 剪切触发焦亡，死亡细胞释放的 DAMPs 进一步放大炎症信号，驱动肌成纤维细胞活化与胶原沉积，最终导致肾小管间质纤维化；随纤维化进展，肾单位被瘢痕组织替代，肾功能逐渐下降，构成慢性肾病（CKD）进展的核心病理过程 [80,81]。 3.3.3 可溶性尿酸在肝脏脂质代谢与炎症损伤中的作用（见图 5） 图5 尿酸钠晶体致病机制 血尿酸（SUA）对肾脏损伤的病理机制。循环中的可溶性尿酸通过顶膜尿酸盐转运蛋白被转运入肾小管上皮细胞。细胞内血尿酸的积聚促进线粒体活性氧（ROS）的生成，从而导致氧化应激。氧化应激随后激活炎性小体，致使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18（IL-18）的分泌增加，造成肾小管细胞损伤。同时，氧化应激会抑制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信号传导，从而损害自噬和线粒体自噬。这些保护性通路的失调会导致肾纤维化以及慢性肾病的进展。 肝脏中，病理状态下持续升高的SUA 可通过干扰能量感知通路与自噬清除机制，扰乱肝细胞脂质稳态。生理状态下，AMPK 通过磷酸化调控乙酰辅酶 A 羧化酶（ACC）等关键代谢节点，抑制脂肪酸从头合成并促进脂质氧化；而高 SUA 相关应激状态下，AMPK 信号可能被抑制或功能不足，使 ACC 介导的调控向促脂合成方向偏移，促进肝脏脂质积聚。 同时，自噬流受损（尤其脂自噬失调）可能降低脂滴降解与清除效率，进一步加重细胞内脂质过载[82,83]。 在代谢失衡背景下，过量脂质积聚与mtROS 激活肝细胞与库普弗细胞中的NLRP3 炎症小体，该激活机制与肝细胞气球样变、细胞损伤、坏死等病理改变相关。 炎症反应进展中，促纤维化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 释放，促进肝星状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表型转分化，导致胶原与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因此，SUA 相关的 AMPK–ACC 失调与炎症 - 纤维化信号，可能是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硬化进展的机制之一 [50,84]。3.3.4 代谢器官网络整体失衡 SUA 诱导的炎症与胰岛素抵抗在关键代谢器官中形成破坏性网络： ·肝脏：PI3K/Akt 轴抑制升高糖原合成激酶 3（GSK3）活性，阻断糖原合成；同时胰岛素对转录因子 FoxO1 的抑制作用减弱，导致糖异生关键酶（PEPCK、G6Pase）上调，引发糖异生亢进与空腹高血糖 [85,86]。脂质代谢方面，胰岛素抵抗减弱对线粒体脂肪酸氧化的正常抑制，促进极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合成与肝脏脂滴积聚，构成代谢相关脂肪肝的分子基础 [87,88]。 ·骨骼肌：Akt 活性降低使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4 从胞内囊泡向细胞膜转位受阻，葡萄糖摄取显著减少 [89,90]；同时 SUA 与 ROS 可直接损伤线粒体电子传递链复合物，降低氧化磷酸化偶联效率与 ATP 合成 [91]；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共激活因子 1α（PGC-1α）表达下调，削弱线粒体生物发生与自噬，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细胞能量利用从高效氧化转向低效糖酵解，基础能量消耗降低，肥胖易感性增加 [92]。肌肉脂肪酸氧化能力下降使游离脂肪酸（FFA）回流至肝脏，进一步促进肝脏脂肪变性，加重全身脂毒性 [93]。 ·脂肪组织：脂肪细胞摄取SUA 可破坏胰岛素信号、抑制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PARγ）活性，导致前脂肪细胞分化障碍、成熟脂肪细胞肥大与功能异常，引发脂肪因子分泌失衡：胰岛素增敏与抗炎因子脂联素显著降低，瘦素、TNF-α、MCP-1 等促炎因子升高，促进巨噬细胞浸润、放大局部慢性炎症 [94-96]。胰岛素信号受损进一步解除对激素敏感脂肪酶的抑制，导致基础脂解异常增强、FFA 持续溢出，这种 “脂质溢出” 因脂肪组织储存脂质功能失效引发，导致高脂血症 [97]；过量 FFA 溢出至肝脏、肌肉、胰腺，驱动异位脂质沉积，加重胰岛素抵抗并损伤 β 细胞功能，使脂肪组织成为慢性低度炎症的持续来源，通过循环促炎因子进一步损害全身胰岛素敏感性 [98-100]。 这些相互关联的过程加剧代谢炎症，导致全身代谢紊乱，形成SUA 介导胰岛素抵抗的细胞相互作用网络。代谢层面表现为高胰岛素血症、空腹血糖升高、糖耐量受损；器官层面表现为肝脏脂肪变性、肌肉线粒体功能障碍、脂肪组织炎症、能量消耗降低；全身层面与代谢综合征、2 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等合并症密切相关。 临床研究证实，血尿酸水平与胰岛素抵抗指数呈显著正相关，降尿酸治疗可在一定程度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提示SUA 驱动的代谢 - 免疫相互作用在代谢综合征发生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4 尿酸钠晶体的致病机制（见图 6）图6 尿酸钠晶体（MSU）的致病机制 尿酸盐结晶进入关节后被滑膜巨噬细胞吞噬，引发溶酶体损伤、钾离子外流和线粒体活性氧水平升高，激活 NLRP3 炎性小体并释放大量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1β 诱导中性粒细胞迅速募集并形成中性粒细胞外网，从而放大局部炎症。随着结晶的逐渐清除，巨噬细胞从 M1 型转变为 M2 型，分泌白细胞介素 -10 和转化生长因子 -β 以促进炎症终止和组织修复，并在慢性期形成痛风石，其由三层组成：尿酸盐结晶核心、肉芽肿细胞层和纤维包膜。 可溶性尿酸在过饱和生理环境中经长期异相成核与生长，最终析出形成尿酸钠晶体[3,16]，易优先沉积于血流缓慢或低温部位（如外周小关节、耳廓、肾乳头）。 晶体初始形成常无症状，但暴露于免疫细胞环境或局部组织损伤时，可诱发典型无菌性炎症[101]。MSU 晶体表面带负电荷，可吸附补体蛋白、细胞因子、免疫球蛋白，使其成为被先天免疫系统识别的 “危险信号”，触发强烈炎症反应 [102]，标志痛风性炎症从物理化学阶段进入免疫激活阶段。 4.1 炎症启动阶段：MSU 的先天免疫识别与双信号炎症小体激活 MSU 诱导的免疫反应遵循 “双信号模型”： 第一信号：Toll 样受体 TLR2、TLR4 识别晶体结构，招募胞内适配蛋白髓样分化因子 88（MyD88），启动经典 MyD88 依赖的 TLR 信号通路，激活下游 Irak 激酶与 TRAF6，进而激活 TAK1-IKK 信号轴；IKK 复合物磷酸化并降解 NF-κB 抑制蛋白 IκB，使 NF-κB 入核，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为细胞提供预激活信号，上调促炎细胞因子 TNF-α、IL-6 与趋化因子（如 IL-8/CXCL8），诱导 NLRP3 炎症小体组分与 IL-1β 前体（pro-IL-1β）转录表达，为先天免疫反应提供第二信号 [103-105]。该过程主要完成炎症小体激活所需的转录 “启动信号”，不直接诱导成熟细胞因子分泌。 同时，MSU 晶体激活补体系统旁路途径与凝集素途径，产生 C5a、C3a 等过敏毒素与 C3b 等调理素片段。C5a是最强趋化因子之一，招募大量中性粒细胞从血液进入关节腔；C5a 与 C3a 增强血管通透性，导致血浆渗出、关节肿胀；C3b 沉积于晶体表面发挥调理作用，增强巨噬细胞吞噬清除能力 [106]。 第二信号：巨噬细胞吞噬MSU 晶体时，晶体尖锐结构导致溶酶体膜破裂，触发组织蛋白酶B 释放、K + 外流、线粒体膜电位下降、ROS 生成等一系列胞内事件，激活 NLRP3 寡聚化，与适配蛋白 ASC、前体 caspase-1 组装成熟炎症小体复合物。活化的 caspase-1 剪切 pro-IL-1β 与 pro-IL-18，产生成熟形式，促进大量 IL-1β 与 IL-18 释放，二者具强炎症活性，触发急性炎症反应 [105,107]。 IL-1β 进一步激活下游信号通路，引发发热、剧烈疼痛、血管显著扩张、内皮细胞激活等全身与局部反应；还可强烈上调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表达、促进其他趋化因子产生，放大中性粒细胞募集与浸润，建立炎症正反馈循环 [108]。 同时，活化的caspase-1 剪切GSDM蛋白触发细胞死亡，剪切后释放的GSDM蛋白 N 端结构域具膜穿孔活性，在细胞膜内侧寡聚化形成约 10–20 nm 的功能性孔道，破坏细胞离子稳态，导致水分内流、细胞渗透性肿胀，最终细胞膜破裂，释放大量胞内成熟警报因子（IL-1β、IL-18、高迁移率族蛋白 B1）与多种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至胞外，持续刺激周围细胞的 TLR 与嘌呤能受体（如 P2X7），形成正反馈循环，使炎症放大并触发全身急性炎症 [108,109]。 4.2 急性炎症放大阶段：中性粒细胞募集、NETosis 与程序性细胞死亡 巨噬细胞与滑膜细胞产生的IL-1β、TNF-α、补体片段 C5a 等因子的募集与激活作用，使中性粒细胞快速大量涌入关节腔，标志局部炎症反应达到峰值，在高晶体负荷条件下表现更显著。4.2.1 NETosis 是急性炎症的主要效应机制 中性粒细胞应对MSU 晶体的独特程序性死亡方式称为NETosis，特征为染色质解聚、核膜破裂、形成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110]。 NETosis 的核心机制依赖NADPH 氧化酶介导的 ROS 生成：MSU 晶体通过激活嘌呤能受体感知外源性嘌呤刺激，启动 Raf/MEK/ERK 信号级联，ERK 磷酸化促进 NADPH 氧化酶（NOX2）组装与激活，引发氧化爆发；NOX2 产生的 ROS 作为信号与效应分子参与 NET 形成，促进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髓过氧化物酶（MPO）等颗粒蛋白入核并激活 PAD4，导致组蛋白瓜氨酸化（H3cit）与染色质解聚，随后核膜破裂、DNA 排出形成网状结构 [111,112]。 同时，过量ROS 激活RIPK3-MLKL坏死信号通路，RIPK3 促进 MLKL 磷酸化，使其插入细胞膜与核膜形成膜孔道，加速染色质泄漏，放大 NETosis [113-115]。4.2.2 非 ROS 依赖的 NETosis 与炎症小体相关放大环路 除经典氧化应激通路外，研究显示MSU 晶体还可通过TAK1/SYK/PAD4 轴或直接激活NF-κB 通路，诱导组蛋白瓜氨酸化与 NET 形成，绕过经典 ROS 爆发 [110,112]。这些非 ROS 通路在慢性或低度炎症状态下可能更突出，与经典氧化应激通路共同维持炎症环境中的 NET 水平。 MSU 晶体可通过 TLR4 等受体激活非经典炎症小体通路，导致caspase-11 激活，剪切 GSDMD；产生的 GSDMD N 端片段负责膜穿孔，还可特异性靶向线粒体膜，导致线粒体膜电位崩溃与线粒体 DNA（mtDNA）释放。 释放的mtDNA 作为强效损伤相关分子模式，进一步放大炎症信号并作为 NET 的结构组分，形成NETosis 自我放大环路[116,117]，与先天免疫反应中的经典炎症小体通路共同构建持续激活炎症小体通路的正反馈炎症循环。4.2.3 NETs 在炎症自限中的双重作用 自噬作为炎症关键调控机制，在MSU 晶体诱导的 NETosis 中发挥 “双向调节器” 的复杂作用 [118,119]。 NETosis 早期，MSU 晶体可通过 Nfil3/Redd1 信号轴上调或抑制自噬关键蛋白 Atg7，活化的 Atg7 与转录因子 p53 转位入核，直接上调肽酰精氨酸脱亚胺酶 4（PAD4）表达；PAD4 催化组蛋白 H3 精氨酸残基瓜氨酸化，促进染色质解聚，为 NET 释放创造条件。 但证据也提示自噬在特定条件下可发挥负向作用：① 通过自噬 - 溶酶体通路降解 NETosis 关键效应分子，分解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等颗粒蛋白，削弱 NET 形成；② 促进巨噬细胞对已形成 NET 的吞噬清除，增强炎症消散、限制 NET 积聚，防止过度组织损伤 [119,120]。 急性痛风发作后期，大量NET 聚集形成AggNETs（聚集型 NETs），这些致密聚集体不仅是物理屏障，还主动发挥“炎症清除” 作用 [121,122]：AggNETs 网状结构可物理捕获 MSU 晶体，减少其与免疫细胞的直接接触；同时富含中性粒细胞丝氨酸蛋白酶，可降解 IL-1β、TNF-α 等促炎因子，减弱炎症级联反应 [123,124]。 AggNETs 形成标志炎症从放大转向消散，为痛风自限性提供关键细胞学基础。综上，MSU 晶体诱导的 NETs 在痛风性关节炎中呈双重病理功能。 4.3 炎症消散与慢性重塑阶段：巨噬细胞极化与组织重塑 MSU 晶体沉积早期，微环境信号强烈驱动巨噬细胞向M1 型极化，该过程以“信号整合 - 代谢重组 - 效应放大” 链式反应为特征。 MSU 晶体作为初始危险信号，结合 Toll 样受体并与 IFN-γ、TNF-α 等细胞因子协同作用，通过NF-κB、JAK-STAT1等关键信号通路驱动巨噬细胞M1 极化程序；随 HIF-1α 稳定积累，巨噬细胞内代谢流快速从线粒体氧化磷酸化（OXPHOS）转向以糖酵解为主的高通量供能模式[125]。 GLUT1 上调使葡萄糖摄取增加，HK2、PKM2 等关键酶调控改变糖酵解产物流向；部分 PKM2 转位入核，与 HIF-1α 协同激活 IL-1β 前体与 NLRP3 炎症小体组分基因；同时 HK2 与线粒体膜蛋白 VDAC 相互作用，破坏线粒体膜电位，促进琥珀酸积累与 mtROS 爆发 [126-128]。 这些代谢中间产物进一步增强HIF-1α 稳定性、激活 NF-κB，形成 “代谢 - 信号共振” 环路 ，促进 NLRP3 炎症小体组装与 caspase-1 激活，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大量成熟 IL-1β 释放，引发中性粒细胞聚集与急性炎症扩散 [129,130]。 此阶段组织微环境呈酸化、缺氧、高乳酸特征，为典型代谢炎症放大状态。 随急性炎症逐渐消退，微环境信号转向IL-4、IL-13、IL-10 等消散信号与凋亡中性粒细胞释放，通过JAK-STAT6/STAT3通路重塑转录，诱导巨噬细胞向M2 表型转化。此时能量代谢重编程：糖酵解受抑制，脂肪酸β- 氧化（FAO）与氧化磷酸化重新占主导，AMPK-mTOR 轴重平衡，线粒体结构与功能修复 [131-133]。 这种代谢重编程不仅从供能层面抑制促炎过程，还直接支持M2 型巨噬细胞的修复功能：增强的氧化磷酸化与 NAD + 代谢使细胞产生充足 ATP，支持胞葬作用，有效识别清除凋亡中性粒细胞与组织碎片；吞噬作用进一步刺激 IL-10、TGF-β 与生长因子分泌，启动促进抗炎与组织修复的正反馈循环，促进滑膜炎消退与组织重建 [134-136]。 但急性炎症通过NETs 与 AggNETs 实现自限后，若晶体未被完全清除，残留免疫刺激可使炎症从可逆急性期转向慢性重塑期[137]。此阶段巨噬细胞极化平衡破坏与成纤维细胞活化共同作用，推动组织向 “炎症自限 - 纤维化固定” 转折点发展，标志痛风病灶从功能性炎症反应转向不可逆结构重塑阶段。 随疾病反复发作、长期晶体负荷未清除，病情进展至慢性期，免疫反应发生改变：巨噬细胞成为优势细胞，试图吞噬晶体但因晶体抵抗溶酶体降解而失败，导致巨噬细胞持续激活并融合形成多核巨细胞；这些巨细胞与淋巴细胞围绕晶体聚集，形成慢性肉芽肿性炎症；同时机体启动纤维化修复过程，隔离无法清除的病灶。 近期单细胞多组学研究在肉芽肿区域鉴定出独特的“痛风相关巨噬细胞（TGAMs）”，该类巨噬细胞通过表达骨桥蛋白（SPP1）等分子，在细胞间通讯与基质重塑中发挥核心作用 [138]。活化的成纤维细胞在肉芽肿外周分泌大量胶原纤维，形成致密包膜，最终构成经典痛风石三层病理结构：内层MSU 晶体核心、中层慢性炎症肉芽肿区、外层纤维包膜。 该结构呈动态性：内部慢性炎症细胞（尤其TGAMs）持续释放 IL-1β、TNF-α、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等炎症介质与蛋白酶。 除痛风石占位效应外，沉积于骨表面的晶体团块通过上调RANKL 通路激活破骨细胞，导致“凿样” 骨侵蚀与边界清晰的囊性改变，最终引发不可逆解剖畸形与关节功能丧失[139,140]。 因此，MSU 晶体可通过激活炎症小体与免疫细胞程序性反应，使局部炎症从短暂防御机制转向持续组织重塑，成为尿酸相关炎症的关键枢纽，连接代谢信号与组织损伤。 5 机制导向治疗策略与前沿方向5.1 直接靶向 SUA 水平的干预策略 血尿酸升高是MSU 晶体形成与沉积的必要条件，因此直接降低SUA 水平是痛风与高尿酸血症治疗的基础。当前干预主要聚焦于抑制尿酸生成或促进尿酸排泄，核心治疗获益源于降低整体尿酸负荷，而非直接抗炎作用。5.1.1 抑制尿酸生成：黄嘌呤氧化还原酶抑制剂 黄嘌呤氧化酶是尿酸生成的关键限速酶，XOR 抑制剂通过减少尿酸合成降低SUA 水平，是经典降尿酸策略 [141]。 ·非布司他：选择性非嘌呤类XOR 抑制剂，肾功能不全患者安全性更佳，可显著降低血尿酸水平并下调 NLRP3 与 IL-1β 表达，但其抗炎作用可能是尿酸负荷降低的继发效应，而非直接治疗靶点 [142]。 ·替戈洛司他：新型XOR 抑制剂，Ⅱ/Ⅲ 期临床试验显示呈剂量依赖性降尿酸，疗效与现有药物相当，耐受性优异 [143]。5.1.2 促进尿酸排泄：URAT1 抑制剂 尿酸排泄异常是高尿酸血症的重要机制，URAT1 抑制剂通过阻断近端小管尿酸重吸收、增加尿酸排泄降低SUA 水平。 ·苯溴马隆、丙磺舒：抑制近端曲小管URAT1 介导的重吸收，增加尿酸排泄 [144]。 ·雷西纳德、多替诺雷：新型URAT1 选择性抑制剂，选择性更高、药物相互作用更少，常与 XOR 抑制剂联用实现双重降尿酸机制，临床获益源于尿酸稳态改善[145]。 5.2 通过代谢调控间接影响 SUA 相关病理过程的治疗策略 除直接降低尿酸水平外，代谢异常可通过改变尿酸生成、排泄与炎症易感性，间接影响痛风发生发展。相关药物的主要治疗靶点不包含尿酸代谢本身，其对高尿酸血症的作用依赖特定背景条件。5.2.1 AMPK 激活与改善代谢稳态：二甲双胍 二甲双胍主要通过激活AMPK、抑制肝脏糖异生发挥药理作用，恢复葡萄糖代谢稳态。机制层面，AMPK 激活可次级影响脂质代谢、线粒体功能与炎症信号通路，可能改善高尿酸血症相关病理状态，但多数抗炎作用证据来自机制与临床前研究，其在高尿酸血症相关炎症中的直接相关性仍需可靠临床研究证实 [80,146,147]。 因此，二甲双胍的抗炎获益更适合视为代谢调控的下游或间接结果，而非主要治疗靶点。5.2.2 调控胰岛素抵抗：吡格列酮 吡格列酮是经典PPARγ 激动剂，通过促进脂肪细胞分化、增强脂联素分泌、降低TNF-α 与 MCP-1 表达，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轻全身脂毒性 [148]。 动物与临床研究显示，吡格列酮不仅改善胰岛素抵抗与糖代谢，还可降低血尿酸水平、减轻内皮功能障碍与炎症反应，为高尿酸血症或代谢综合征患者带来双重获益[149,150]。但这些获益更合理的解释是代谢与炎症微环境改善的下游结果，而非直接靶向尿酸代谢的作用。 此外，该类药物可引发水钠潴留、体重增加等不良反应，需谨慎评估患者心功能状态。 5.3 直接靶向 MSU 晶体诱导炎症通路的干预策略 MSU 晶体触发的急性炎症反应主要涉及NLRP3 炎症小体激活与后续IL-1β 释放，该通路是痛风抗炎治疗的关键靶点。5.3.1 非特异性抗炎治疗：NSAIDs 与秋水仙碱 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与秋水仙碱等传统治疗可抑制上游信号放大，但作用机制不直接靶向尿酸或 MSU 晶体。 ·NSAIDs：通过抑制环氧化酶（COX-1/2）减少前列腺素 E2 与血栓素生成，降低血管通透性与炎症介质介导的疼痛反应 [151]。 ·秋水仙碱：经典微管抑制剂，结合微管蛋白并阻断微管聚合，抑制中性粒细胞趋化、吞噬与脱颗粒，有效阻断晶体引发的炎症放大、减少IL-1β 释放；通过抑制 P2X7 受体 - NLRP3 炎症小体信号轴，在细胞内水平终止炎症反应。对 P2X7–NLRP3–IL-1β 轴的抑制应视为调控细胞骨架与信号转导的结果，而非直接抑制炎症小体组装[152,153]。 因此，在本文概念框架下，秋水仙碱最适合归类为抗炎调节剂。 5.3.2 靶向 IL-1β 与 NLRP3 炎症小体治疗 难治性或复发性痛风中，靶向NLRP3 炎症小体终效应分子IL-1β的生物制剂显示显著疗效。 ·卡那单抗、伏欣奇拜单抗：人源化IL-1β 单克隆抗体，特异性结合 IL-1β 阻断其与受体相互作用，抑制 IL-1β 介导的炎症信号。 ·阿那白滞素：IL-1 受体拮抗剂，竞争性抑制 IL-1α/β 与 IL-1R1 结合，快速控制炎症反应，是难治性或频繁复发性痛风患者的重要选择，但仍属于下游干预 [154,155]。 近期研发出一系列直接抑制NLRP3 复合物组装的小分子药物： ·MCC950（CP456773）：首个被证实具高度选择性抑制作用的化合物，直接阻断NLRP3 的 ATP 水解与构象变化，从源头抑制其激活 [156]。 ·Dapansutrile（OLT1177）：口服给药，安全性良好、呈抗炎趋势，尚未获批用于痛风治疗[157]。 ·Arhalofenate：通过同时靶向代谢与炎症通路，在痛风中发挥双重降尿酸与抗炎作用：机制上激活巨噬细胞AMPK 信号抑制 MSU 晶体诱导的炎症反应，同时抑制肾脏尿酸重吸收转运蛋白降低血尿酸水平，降低痛风发作风险与急性炎症 [158]。 综上，痛风治疗正从传统“广谱抗炎” 转向 “精准抑制炎症通路” 新阶段，未来痛风治疗将从单纯控制症状转向针对基础病理的干预。 5.4 痛风石与晶体负荷的支持性干预 尿液pH 在尿酸钠晶体形成中至关重要，碱化治疗通过提高尿酸溶解度、减少晶体形成，打破“尿酸盐沉积 - 局部炎症 - 肾损伤” 的病理循环，属于物理化学层面的晶体干预策略。 常用药物包括碳酸氢钠、枸橼酸钾钠。近期研究显示，尿液碱化不仅创造利于尿酸盐溶解的环境，还可通过抑制Toll 样受体（TLR）信号激活间接降低炎症水平，发挥肾脏保护作用 [159,160]。 难治性痛风中，重组尿酸酶可催化尿酸氧化为溶解度更高的尿囊素，促进尿酸沉积物与痛风石快速清除、减轻晶体负荷；但尿囊素为外源性蛋白，易诱发抗体产生降低疗效，临床通常限用于短期或难治性病例[161]。 5.5 结晶生物矿化的前瞻性干预 从病理角度，阻断MSU 晶体形成及其上游免疫原性增强过程，是聚焦于调控结晶与生物矿化的主动干预策略，不直接靶向已形成的炎症反应，而是通过调控结晶通路与晶体界面性质，从源头阻止促炎晶体形成。 该领域目前以体外研究与概念验证为主，缺乏成熟临床治疗手段，但为痛风研究提供全新机制视角。 提出两条潜在可行路径： 1.调控蛋白与尿酸钠分子/ 晶体界面的相互作用，干扰结晶动力学、改变晶体表面性质； 2.利用超声等物理场诱导晶体解构与解聚，将促炎MSU 转回低免疫原性的无定形或前体状态。 分子层面，多个研究团队基于蛋白与MSU 晶体的关键相互作用位点，设计不同序列与长度的精氨酸- 酪氨酸肽，低浓度下即可抑制晶体生长，为研发模拟内源性结晶抑制剂、选择性靶向晚期晶体生长的新型治疗分子提供概念验证[30,162]。 需要强调的是，此类研究主要局限于体外实验，其对晶体免疫原性、炎症激活阈值与体内稳定性的影响尚未系统验证，因此应视为靶向结晶晚期调控的概念性分子工具，而非直接治疗候选物。 物理治疗层面，研究显示外部超声场可通过机械与空化效应破坏MSU 晶体的长程有序结构，诱导向无定形状态转化、促进溶解，为无创溶解关节内沉积物提供理论基础。 但需注意，超声也可能导致晶体碎裂，产生更小颗粒，短期内增加局部炎症风险，临床应用需平衡溶解效率与炎症潜在风险[6]。现有证据主要来自体外模型或动物研究，临床应用的安全窗、剂量参数与长期效果仍需系统评估。 双能CT 与超声显微镜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实现无症状期微晶体沉积的可视化[163]，为 “临床前期” 启动降尿酸或抗结晶治疗提供客观依据，助力一级预防；但此类观察是否支持启动早期干预、干预改变疾病自然史的疗效仍缺乏前瞻性临床证据支持。 综上，蛋白介导的结晶与晶体界面性质调控联合超声诱导晶体解构，构成调控尿酸钠晶体免疫原性的“双路径方法”，该概念框架不仅为阻断早期痛风疾病进展提供全新途径，还为未来基于晶体形态与动力学的非药物或辅助干预奠定理论基础。但其临床转化潜力仍需进一步验证（见表 1）。 表1 靶向 SUA 与 MSU 驱动机制的痛风治疗干预措施 6 总结与讨论 综上，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尿酸不再仅被视为代谢终产物，而是依赖微环境的代谢调控、氧化还原稳态与炎症信号调节因子。临床与转化研究已明确，MSU 晶体通过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触发急性痛风发作；持续性高尿酸血症与代谢功能障碍、心血管风险升高持续相关。 但非晶体态SUA 的信号功能及其在人群层面对复杂临床表型的因果贡献，仍主要依赖机制与相关性证据支持，需进一步整合临床验证。 机制层面，多个代谢- 免疫调控通路被提出参与尿酸相关病理过程，例如SUA–CD38–NAD+–SIRT1 轴被视为连接能量代谢与炎症平衡的潜在调控节点，但缺乏系统人群数据明确该轴在不同年龄、代谢背景、氧化还原状态下是否呈非线性或双向调控特征。 同样，当前关于MSU 形成的临床前期调控（如 AMSU 在晶体成熟前的 “缓冲” 或稳定作用）证据主要来自体外模型或间接推论，这些机制应视为新兴研究方向，而非既定生理学范式。 临床一致观察显示，快速降尿酸可能诱发急性痛风发作，但其分子与免疫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基于当前病理生理与晶体动力学认知，可提出多个合理解释框架： 1.血尿酸快速下降可能破坏既有晶体- 溶解平衡，导致沉积 MSU 晶体结构重排、暴露隐蔽晶体表面或动员微晶体颗粒，增强吞噬识别与炎症小体激活； 2.尿酸参与全身抗氧化能力，其浓度骤降可能短暂改变局部氧化还原平衡，降低炎症激活阈值或重塑免疫- 代谢稳态； 3.快速尿酸波动期间，CD38–NAD + 轴等免疫 - 代谢通路是否发生功能重编程并促成炎症 “反弹” 现象，仍为需进一步研究的假说。 综上，快速降尿酸后的急性发作更合理的解释是晶体动力学改变与免疫稳态重塑的共同作用，而非单一机制通路。 未来研究应聚焦三大核心方向： 1.通过多组学与纵向队列研究，分析不同人群、年龄、代谢状态下尿酸信号的动态特征，明确其生理与病理阈值； 2.开发高分辨率体内成像与晶体追踪技术，实时可视化AMSU 形成与转化，揭示无症状期动态变化； 3.建立晶体- 免疫相互作用的多尺度模型，明确晶体动员与免疫反弹的关联机制，为安全平稳降尿酸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此外，需推动机制导向的临床试验设计，整合分子标志物与代谢表型与临床终点，系统评估双靶点干预对多系统疾病的真实获益。 引用原文： Yang Q, Xu Y, Zhang J, Xiao N, Lu H, Chen B, Yang B, Xie Z and Li Z (2026) From soluble uric acid to sodium urate crystal: immune metabolic inflammation driven by uric acid morp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mechanism-oriented therapy. Front. Immunol. 17:1794782. doi: 10.3389/fimmu.2026.1794782

4.20 全民关注痛风日 近年来，随着饮食结构变化、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上升，痛风的流行程度已远超既往认知。根据《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及相关调查数据，我国痛风患者人数以每年近 10% 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 2030 年患病人数将突破 5000 万 [1,2]。全球范围内，痛风患病人数从 2016 年的 1.7 亿攀升至 2020 年的 2.1 亿，预计 2030 年将达 3.3 亿 [3]。 痛风不仅带来难以忍受的急性疼痛 —— 典型发作数小时内即达峰值，呈撕裂样、刀割样剧痛 —— 更是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CKD）、代谢综合征等多种系统性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严重影响患者的长期预后与生活质量 [4]。 然而，长期以来，痛风的临床治疗面临多重困境：现有一线药物存在耐受性差、器官毒性等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患者依从性普遍低下；最棘手的是，相当比例患者由于合并 CKD、心血管疾病或肝脏疾病，对现有一线药物存在禁忌或不耐受，形成真实临床中难以破局的「治疗死角」。正是这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催生了近年来一批新型药物相继进入临床视野。 新药来了，谁该用、谁不该用？多病共存患者，如何排兵布阵？—— 这些正是真实临床中每天都要面对的决策难题。4 月 20 日全民关注痛风日之际，我们结合最新临床证据与中国患者特点，逐一拆解新型药物的临床定位与用药策略。 哪些患者难以被现有方案覆盖？ 在急性期管理方面，秋水仙碱、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和糖皮质激素构成三大经典选择。秋水仙碱有效但安全窗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肾功能不全患者需严格减量；NSAIDs 在合并消化道溃疡、心衰或肾功能受损患者中禁用；糖皮质激素则面临血糖波动、长期使用感染风险增加等顾虑。三类药物均适用于特定人群，但对合并多种慢性病的老年患者而言，「每一种都受限」 的困境并不罕见。 长期降尿酸治疗方面，黄嘌呤氧化酶（XO）抑制剂和促尿酸排泄药物是两大支柱。别嘌醇作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降尿酸药，在东南亚人群中存在高频率的 HLA-B*5801 等位基因，与严重皮肤不良反应（如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高度相关，部分地区已将基因检测纳入用药前筛查 [5]；非布司他虽降尿酸效力更强，但 2019 年 FDA 因 CARES 试验数据发出心血管风险黑框警告，提示其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高于别嘌醇，限制了其在有心血管病史患者中的应用 [6]。老牌促尿酸排泄药苯溴马隆存在罕见但严重的爆发性肝坏死风险，已于 2003 年在一些国家撤市 [4]。 整体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痛风患者对现有一线药物存在禁忌或疗效不达标，尤其是频繁急性发作、合并多脏器功能损害的难治性患者群体，临床上仍存在巨大未被满足的需求，这正是新型靶向药物研发迅猛推进的直接驱动力，近年进入后期临床的创新药物有哪些代表呢？ IL-1β 抑制剂 —— 靶向炎症核心 痛风急性发作的核心机制已逐渐明晰：MSU 晶体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驱动 Caspase-1 活化，进而大量释放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1β 是触发和放大痛风炎症级联反应的关键细胞因子，因此以 IL-1β 为靶点的生物制剂为急性痛风 —— 尤其是传统抗炎药物禁忌、不耐受或无效的患者 —— 提供了理论上最为精准的干预策略 [7]。2013 年 IL-1β 抑制剂卡那奴单抗（Canakinumab，Ilaris）在欧洲获批，用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国内方面，2025 年 6 月，IL-1β 抑制剂伏欣奇拜单抗获批上市，适用于对 NSAIDs 和/或秋水仙碱禁忌、不耐受或疗效不佳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成人患者 [9,10]。其核心疗效数据来源于 GUARD-1 Ⅲ 期临床试验：在急性期镇痛方面，单次 200 mg 皮下注射后 72 小时内关节疼痛 VAS 评分变化与复方倍他米松相比达到预设非劣效标准；在预防复发方面，伏欣奇拜单抗组 12 周内首次新发痛风的中位时间未达到，而对照组仅为 45 天，复发风险降低达 90%，24 周复发风险进一步降低 87%，且 85.3% 的患者零复发 [8]。 此外，在重组抗 IL-1β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方面的研究也交出了答卷 ——SSGJ-613 具有全新可变区序列，与卡那奴单抗具有完全不同的结合表位，是一款结构上独立创新的抗体分子 [11]。在已完成的 Ib/Ⅱ 期临床研究中，SSGJ-613 在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受试者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给药 6 小时后即可观察到目标关节疼痛强度（72 小时 VAS 评分）较基线显著改善，疗效与阳性对照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相当，且在预防急性痛风复发方面显著占优 ——200 mg 组和 300 mg 组在第 12 周新发急性痛风发作的患者比例分别为 17.2% 和 14.3%，显著低于激素对照组的 51.6% [8]。Ⅲ 期研究 24 周主要分析结果显示，SSGJ-613 在急性疼痛缓解和预防复发两个主要终点上均达到预设标准 [9,10]。2025 年 6 月，SSGJ-613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适应症的上市申请已正式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递交并获受理 [13]。 新一代高选择性 URAT1 抑制剂 多替诺雷（Dotinurad）是全球首个获批的新一代高选择性 URAT1 抑制剂，已在中国获批上市。肾脏近端小管的尿酸重吸收是高尿酸血症最常见的病理根源，约 90% 的高尿酸血症源于肾脏尿酸排泄障碍，URAT1（尿酸盐转运蛋白 1）是这一过程的核心转运体，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管腔尿酸重吸收任务。因此，抑制 URAT1 是降低血尿酸的高效干预靶点 [14]。然而，传统 URAT1 抑制剂同时抑制 ABCG2 和 OAT1/3 等转运体，影响肠道尿酸排泄的正常通路，增加肾脏负担，并存在肝毒性隐患 [14]。 多替诺雷通过对肾近端小管 URAT1 的高度选择性抑制，阻断肾脏尿酸重吸收，同时不影响 ABCG2、OAT1 和 OAT3 等肠道和肾脏尿酸排泄因子的功能，理论上可避免传统药物的代谢干扰，减少肾脏尿酸排泄负荷 [15]。在中国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双盲、阳性对照 Ⅲ 期临床研究（NCT05007392）纳入 451 例痛风患者，主要终点为治疗 24 周时血尿酸水平 ≤6.0 mg/dL 的患者比例。结果显示，多替诺雷 4 mg 组的达标率为 73.6%，显著高于非布司他 40 mg 组的 38.1%（疗效差异 35.87%，95% CI：27.36～44.37；p<0.001），充分展现出其在降尿酸疗效方面的突出优势 [16]。此前日本 Ⅲ 期研究数据亦显示，使用多替诺雷 4 mg 治疗 58 周，血尿酸达标率可达 100%，且长期使用对肾功能无明显影响，对肝功能无临床相关不良影响 [17]。2024 年 12 月，多替诺雷正式批准在中国上市，适应症为痛风伴高尿酸血症 [16]。《高危高尿酸血症药物降尿酸治疗专家共识（2025 版）》已将其列为高尿酸合并痛风的推荐用药。 国内方面，SHR4640（Ruzinurad）的 Ⅲ 期临床数据显示，其在主要终点方面，第 16 周时，Ruzinurad 组最后两次测量 sUA 均 ≤ 360 μmol/ L 的患者比例为 39.7%，别嘌呤醇组为 26.5%，Ruzinurad 组治疗优势显着，平均偏差为 13.1%（单侧检验 p<0.0001）。在安全性方面，Ruzinurad 组和别嘌呤醇组治疗期间不良事件（TEAEs）发生率相似（分别为 4.9% 和 3.1%）。[27]2025 年 1 月，SHR4640 治疗原发性痛风伴高尿酸血症的上市申请已获 CDE 受理 [18]。 降尿酸与抗炎：双重作用创新药物 痛风的一大临床困境在于：启动 ULT 后，尿酸盐晶体重新分布可能诱发急性痛风「动员发作」，许多患者因此对治疗产生抵触甚至放弃。理想的药物不仅能降低血尿酸，还能同步抑制炎症发作风险。 Arhalofenate（MBX-102）正是基于这一设计理念的在研探索性药物。Arhalofenate 最初作为 PPARγ 激动剂被用于 2 型糖尿病的胰岛素增敏研究，研究者在此过程中意外发现其具有显著的促尿酸排泄活性。机制研究表明，Arhalofenate 的活性代谢产物（阿诺氟芬酚酸）可同时抑制 URAT1、OAT4 和 OAT10 三种肾小管尿酸转运体，阻断尿酸重吸收；更独特的是，它还能通过激活 AMPK 信号通路和抑制 PPARγ 介导的炎症转录，显著减少 MSU 晶体诱导的 IL-1β 及 IL-6 释放，在动物模型中展现出同时降尿酸和预防炎症发作的双重效果 [19,20]。一项为期 12 周的多中心随机双盲 Ⅱb 期临床研究纳入了 239 例过去一年发作 ≥3 次的痛风患者（血尿酸 7.5～12 mg/dL），与单用别嘌醇 300 mg 组相比，Arhalofenate 800 mg/d 组痛风发作率降低 46%（0.66 次 vs 1.24 次；p=0.0056），血尿酸平均下降 16.5%，且安全性良好，未见肾功能相关严重不良事件 [21]。目前，Arhalofenate 尚未进入 Ⅲ 期临床，但其独特的双靶点抗炎降尿酸机制令其成为痛风领域颇受关注的候选分子。 廉颇未老 —— 跨界赋能，从代谢获益到尿酸控制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SGLT2i）最初是作为糖尿病降糖药物开发的，但随着多项大规模临床研究相继报告其心血管和肾脏保护效益，SGLT2i 对血尿酸的调节效应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22]。SGLT2i 降低尿酸的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主流假说认为：SGLT2i 通过促进葡萄糖尿排泄，激活肾小管的阴离子交换机制，上调 URAT1 的底物竞争性转运，间接促进尿酸排出；此外，SGLT2i 对戊糖磷酸途径相关酶的下调可能在源头减少尿酸合成。EMPEROR-Reduced 试验中，恩格列净（SGLT2i）使心力衰竭患者血尿酸降低约 67μmol/L，并减少了痛风发作频率 [23,24]。2024 年更新的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明确推荐，对于合并心衰或 CKD 的高尿酸血症/痛风患者，除适当的降尿酸治疗外，优先选用用抗心衰药物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和 SGLT-2 抑制剂 [1]。 ABCG2 激活剂：靶向肠道排泄，补足「欠缺的出口」 ABCG2（又称 BCRP，乳腺癌耐药蛋白）是一种广泛表达于肠道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 ABC 转运体，承担尿酸经肠道向肠腔分泌排泄的重要任务，约占肠道总体尿酸排泄的 40%。ABCG2 功能性变异（Q141K，rs2231142）在东亚人群中尤为常见（等位基因频率约 29%），携带者肠道尿酸排泄能力下降，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重要遗传风险因素，其人群归因风险比例在日本人群中可达约 30%[24,25]。已有研究发现部分 SGLT2 抑制剂（如达格列净）能上调 ABCG2 的转运活性，这可能是其降尿酸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靶向激活 ABCG2 作为独立治疗策略，目前尚处于早期药物开发阶段，但对于东亚高发人群而言，这一靶点具有鲜明的人群遗传精准医疗价值，是未来药物研发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26]。 结语 痛风，这一历史上曾被称为帝王病的古老疾病，正在现代流行病学的浪潮中演变为高度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从 IL-1β 抑制剂精准靶向炎症核心，到新一代高选择性 URAT1 抑制剂多替诺雷重塑促排尿酸治疗格局；从 Arhalofenate 开创降尿酸兼抗炎的双功效探索，到 SGLT2 抑制剂在代谢多病共存患者中的跨界整合应用 —— 新药研发正在系统性地填补传统治疗的空白地带，有望从根本上改写那部分长期处于治疗困境中患者的临床命运。 然而，新药的获批只是起点，如何将科学证据转化为高质量的临床实践，如何在多病共存、多药并用的复杂患者群体中实现精准用药，如何推动达标治疗理念从指南走向基层，仍需每一位临床医生持续探索与实践。在全民关注痛风日之际，我们有理由对这一领域的未来抱有期待。 特别说明 | 本文仅供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士参考 投稿邮箱：huanghaihua@dxy.cn 编辑：黄海花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资料： [1]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 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2019）[J].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20, 36(1): 1-13. [2] 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痛风专业委员会. 2017 年中国痛风现状报告白皮书 [R]. 中国医师协会, 2017. [3] Vos T, Lim SS, Abbafati C, et al. Global burden of 369 diseases and injuries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9: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J]. Lancet, 2020, 396(10258): 1204-1222. [4] Richette P, Doherty M, Pascual E, et al. 2016 updated EULAR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gout[J]. Ann Rheum Dis, 2017, 76(1): 29-42. [5] Hung SI, Chung WH, Liou LB, et al. HLA-B*5801 allele as a genetic marker for severe cutaneous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allopurinol[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5, 102(11): 4134-4139. [6] White WB, Saag KG, Becker MA, et al. Cardiovascular safety of febuxostat or allopurinol in patients with gout[J]. N Engl J Med, 2018, 378(13): 1200-1210. [7] FitzGerald JD, Dalbeth N, Mikuls T, et al. 2020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gout[J]. Arthritis Care Res (Hoboken), 2020, 72(6): 744-760. [8] Xue Y, Chu T, Hu J, et al. Firsekibart versus compound betamethasone in acute gout patients unsuitable for standard therapy: A randomized phase 3 trial. The Innovation. 2025. https://doi.org/10.1016/j.xinn.2025.100218 [9] Sun X, et al. 2024 Update of Chinese Guideline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and Gout Part I: Recommendations for General Pati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heumatic Diseases. 2025;28:e70375. https://doi.org/10.1111/1756-185x.70375 [10] Chen Y, et al. 2024 Update of Chinese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Hyperuricemia and Gout Part II: Recommendations for Patients With Common Comorbid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heumatic Diseases. 2025;28:e70402. https://doi.org/10.1111/1756-185x.70402 [11]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抗 IL-1β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SSGJ-613）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Ⅱ期临床试验完成全部患者入组 [EB/OL]. (2023-10-11)[2025-06-01]. https://www.3s-guojian.com/news/details/193.html. [12]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抗 IL-1β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SSGJ-613）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Ⅲ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 [EB/OL]. (2024-01-13)[2025-06-01]. https://www.3s-guojian.com/news/details/213.html. [13]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抗 IL-1β 单抗 SSGJ-613 上市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EB/OL]. (2025-06-05)[2025-06-30]. https://www.3s-guojian.com/news/details/231.html. [14] Bardin T, Richette P. Novel uricosurics[J]. Rheumatology (Oxford), 2018, 57(Suppl 1): i42-i46. [15] Ishikawa T, Takahashi T, Taniguchi T, et al. Dotinurad: a novel selective urate reabsorption inhibitor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and gout[J]. Expert Opin Pharmacother, 2021, 22(11): 1397-1406. [16] Sun J, Wang Y, Cheng Y,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otinurad Versus Febuxostat for the Treatment of Gout: A Randomized, Multicenter, Double‐Blind, Phase 3 Trial in China[J]. Arthritis & Rheumatology, 2025, 77(12): 1757. [17] Hosoya T, Fushimi M, Okui D, et al. Open-label study of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of dotinurad in Japanese hyperuricemic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gout[J]. Clin Exp Nephrol, 2020, 24(Suppl 1): 80-91. [18] 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SHR4640（Ruzinurad）治疗原发性痛风伴高尿酸血症上市申请获 CDE 受理 [EB/OL]. (2025-01)[2025-06-01]. https://www.hrs.com.cn. [19] Poiley J, Steinberg AS, Choi YJ, et al.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active- and placebo-controlled efficacy and safety study of arhalofenate for reducing flare in patients with gout[J]. Arthritis Rheumatol, 2016, 68(8): 2027-2034. [20] McWherter C, Choi Y J, Serrano R L, et al. Arhalofenate acid inhibits monosodium urate crystal-in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through activation of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signaling[J]. Arthritis research & therapy, 2018, 20(1): 204. [21] Neogi T, Choi HK. Pursuit of a dual-benefit antigout drug: a first look at arhalofenate[J]. Arthritis Rheumatol, 2016, 68(8): 1793-1796. [22] Packer M, Anker SD, Butler J, et al. Cardiovascular and renal outcomes with empagliflozin in heart failure[J]. N Engl J Med, 2020, 383(15): 1413-1424. [23] 李长贵, 孙明姝, 刘振, 等. 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 (2024)　第二部分：常见合并症患者的治疗建议 [J].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25,41(11)：918-929. DOI:10.3760/cma.j.cn311282-20250903-00430. [24] Matsuo H, Takada T, Ichida K, et al. Common defects of ABCG2, a high-capacity urate exporter, cause gout: a function-based genetic analysis in a Japanese population[J]. Sci Transl Med, 2009, 1(5): 5ra11. [25] Ichida K, Matsuo H, Takada T, et al. Decreased extra-renal urate excretion is a common cause of hyperuricemia[J]. Nat Commun, 2012, 3: 764. [26] Hoque KM, Dixon EE, Lewis RM, et al. The ABCG2 Q141K hyperuricemia and gout associated variant illuminates the physiology of human urate excretion[J]. Nat Commun, 2020, 11(1): 2767. [27] 2025 EULAR OP0302，Ruzinurad for hyperuricemia Associated withprimary gout: a multicenter, random, double-blind, active-control, Phase 3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