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iplostim

01 概述 当生物制品(如抗体药物)的生产过程发生变更后，为确保变更前后产品的安全性、纯度和有效性高度相似，必须进行严谨的可比性评估。这是一个逐层深入、由简至繁的评估策略，其核心在于确保患者使用的药物质量始终如一。 可比性评估的层级化策略 生产过程发生变化后，评估生物制品的可比性应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其比较性评估类别如表12-1所示。该策略是一个典型的逐步递进、基于风险的决策流程： ·表12-1从分析测试(A)，以确保药物质量开始：这是评估的第一道关卡，也是最基础的环节。它侧重于产品的物理化学属性，例如使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分析纯度、毛细管电泳分析电荷异质性、质谱分析分子量和高阶结构等，其目标是确认变更后的产品在基本化学构成上与原产品一致。 ·随后进行生物学特征研究(B)：如果化学分析通过，则进入功能评估阶段。此阶段旨在确认药物的“生物活性”是否得以保留。例如，对于一个靶向PD-1的抗体，需要测试其与PD-1蛋白的结合能力；对于一个需要通过激活免疫细胞来杀死癌细胞的抗体，则需在体外细胞实验中评估其ADCC(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活性。 ·然后再进行体内药代动力学(PK)或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K/PD)研究(C,D)：如果前述分析发现细微但可能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则需在动物模型或人体中进行体内研究。药代动力学研究回答“身体如何处理药物”的问题，即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例如，通过给大鼠注射变更前后的抗体，定期采血测量血药浓度，比较两者的半衰期和清除率是否相似。PK/PD研究则更进一步，将血药浓度与其产生的生物学效应(如某个靶点占据率的下调)联系起来。 ·如果需要的话，还需进行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E)：这是最严格的层级。当上述所有非临床研究仍无法充分证明可比性时，就必须进行临床研究。例如，在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更(如更换细胞株或生产场地)后，可能需要进行一项小规模的临床桥接试验，直接比较变更前后产品在患者体内的疗效和安全性。 这包括上市后的免疫原性监测，以长期追踪患者是否会对新工艺产品产生更多的抗药物抗体。 对药物进行表征分析以确定产品的基本特性是否变化，包括物理和化学表征(如分子量、高级结构，例如使用圆二色谱或荧光光谱来探测蛋白质的折叠是否正确)，加速降解试验(通过在高温、强光等苛刻条件下储存样品，来预测药物的长期稳定性)、杂质和污染物(如宿主细胞蛋白残留、DNA残留等)等方面的评估。 对药物的生物学特性评估取决于产品的作用机制，既包括最低限度的药物效力评估(如抗体与配体或靶抗原的结合力，通常通过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来精确测量结合常数)，也包括其他生物学活性，如根据药物的作用机制评估抗体和免疫球蛋白(Ig)融合蛋白治疗剂的效应功能(例如，评估其诱导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的能力)。 如果在上述分析包(A)或生物学特性(B)分析中发现存在有可能会影响安全性或有效性的变化，如蛋白质药物的电荷、糖基化和聚合形式的改变都有可能改变药物在体内的PK、生物学活性和免疫原性，其影响大小取决于变化的程度和时间，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的体内PK或PK/PD研究。如果可用的分析手段和生物学评价不足以充分描述产品特征的变化，或者通过结构活性分析也无法解释或理解变化的影响，那么体内研究也就更为必要。例如，如果发现变更后产品的酸性峰比例显著增加，且已知该酸性峰与更快的肾脏清除率相关，那么进行PK研究就至关重要。 02 影响抗体药物生物学活性的因素 2.1 电荷 治疗性蛋白药物电荷的改变，可以通过影响药物与哺乳动物细胞脂双层上蛋白质和带负电荷的基团(如肝素硫酸蛋白聚糖)之间的静电作用和疏水作用以改变药物的PK和组织分布。可以将其想象成两块磁铁：带正电的药物更容易被带负电的细胞表面吸引，从而导致更快的组织摄取和血浆清除。 一般来说，阳离子倾向于增加血浆清除率和影响药物的组织分布，例如，一些阳离子化的抗体在临床前研究中被观察到更易分布于肾脏；而阴离子则倾向于减少组织摄取，增加血浆清除率，可能是因为其更容易被肝脏中的清道夫受体识别和清除。 在抗体药物生产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抗体异质性会导致轻微的电荷差异(如抗体等电点发生0.1~0.2的变化)。在IgG1重链中最常见的电荷异质性来源于细胞内羧肽酶切除抗体C末端的赖氨酸(Lys)残基。尽管血液中含有羧肽酶，但抗体C末端的赖氨酸残基的变化并不会影响静脉注射的抗体药物在体内的PK，因为药物进入血液后，其C末端赖氨酸会迅速被血浆中的羧肽酶切除，使得变更前后的产品在体内迅速变得一致。然而，对于皮下用药而言，电荷的差异却可能会影响抗体从组织到淋巴系统的吸收和分布。因为皮下注射后，药物需要穿过带负电荷的细胞外基质进入淋巴管，电荷的差异会影响这一过程的效率。 抗体等电点发生1个单位或以上的改变，就可能导致抗体的PK发生可测量的变化，而等电点发生微小的变化对抗体PK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2.2 糖基化修饰 所有的IgG抗体都有2个与N连接的双触角的低聚糖，抗体2条重链的Fc片段的CH2结构域有一个高度保守的N糖基化修饰位点Asn297(依据Kabat编号)，该位点的糖基化结构为由2个N乙酰葡糖胺残基(GlcNAc)和3个甘露糖(Man)残基为核心的两分支或多分支双触角复合型寡糖，不同单糖转移酶在其末端分别添加岩藻糖(Fuc)、甘露糖(Man)、半乳糖(Gal)、N乙酰葡萄糖胺(GlcNAc)和N乙酰神经氨酸(NGNA)等多种单糖组成的聚糖链，这些单糖通过不同的搭配组成多聚糖，使抗体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图12-1)。根据双触角分支糖链上半乳糖的数量和连接方式，抗体的糖型可分为G0、G1(1,3)、G1(1,6)和G2等多种类型，而每一种类型又根据是否具有岩藻糖或者平分型半乳糖分为16种。因此，即使不考虑末端是否存在唾液酸化和高甘露糖型，抗体重链的寡糖类型至少有36种，且随着抗体2条重链的随机组合，可能存在的糖型达400余种，这种复杂性使得糖基化成为生产工艺变更时需要重点监控的关键质量属性。 这些聚糖有助于维持抗体的Fc段的形态结构。想象一下，这两个糖链像“分子支架”一样支撑着Fc段的两个CH2结构域，使其保持一个开放的“Y”形构象。 抗体的开放形状有助于抗体Fc段与Fc受体和(或)与补体蛋白(如C1q)结合，并有利于发挥生物学功能。与此相反，不同聚糖引起的抗体构象变化却不会影响抗体与新生Fc受体(FcRn)结合，这是因为抗体与FcRn结合的关键残基位于Fc段的CH2-CH3结构域，远离糖链位置。 通常抗体糖型的变化对于抗体的PK没有明显的影响，然而，糖型的改变可使其他治疗性糖蛋白(如融合蛋白)的PK发生变化。与含有低Man5(5%~7%)糖型的抗体相比，含有100% Man5的抗体似乎更快地被血浆清除，其原因可能与肝细胞上的甘露糖受体结合有关；较高的Man糖型(如Man7~9)，似乎可以通过血清甘露糖苷酶转化为Man5。重组抗体通常含有低水平的Man糖型，因此Man含量的微小变化不太会影响抗体的总体PK。例如，具有不同数量(±7%)Man5的omalizumab(奥马珠单抗，一种治疗哮喘的抗IgE抗体)的PK谱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尽管抗体聚糖的异质性对抗体的PK影响不大，但是Fc段及Fab段糖链的差异，对抗体与配体及抗原的结合非常关键，对抗体的功能、体内代谢甚至免疫原性有着重要作用，如表12-2所示。 ·影响抗体抗原亲和力。 研究表明，抗体结构中抗原结合位点(Fab段)糖基化修饰会影响抗体与抗原亲和力。在抗原结合界面处的糖修饰可提高抗体与糖基表位之间的亲水作用，从而增加抗体与抗原的亲和力。例如，某些抗HIV抗体的Fab段糖基化对于其中和病毒的能力至关重要。 但也有证据表明抗原结合位点糖基化修饰可以通过空间位阻作用降低抗体与抗原的亲和力，就像在钥匙孔里塞了一小块糖，影响了钥匙的插入。 ·影响抗体细胞毒性。 抗体Fc段是细胞毒作用效应细胞(如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配体结合位点，可介导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和补体介导的细胞毒作用(CDC)，引起细胞毒性的配体主要包括同源性很高的3种Fc受体(FcγRⅠ、FcγRⅡ、FcγRⅢ)以及补体成分C1q。 o核心岩藻糖的影响： 核心岩藻糖对抗体的ADCC效应影响最大，去除核心岩糖的抗体与FcγRⅢa(主要在NK细胞上表达)有很强的结合能力，并能明显提高ADCC的效应。活性试验显示，与赫赛汀(曲妥珠单抗，用于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抗体相比，无岩藻糖修饰的赫赛汀抗体的ADCC活性提高了40~50倍。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去除Asn297的核心岩藻糖后，Fc段与FcγRⅢa相结合的位阻效应就会大大降低，从而使两者结合得更加容易和牢固，使得ADCC活性得以增加。这正是第三代抗HER2抗体Margetuximab的设计原理，其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产生了更低岩藻糖基化的糖型，从而增强了ADCC活性。 o半乳糖和唾液酸的影响： 也有研究表明，平分型半乳糖和半乳糖修饰对于抗体的ADCC和CDC也有重要影响。平分型半乳糖苷修饰提高了抗CD20抗体(如利妥昔单抗)对于低CD20表达的B细胞的敏感性，增加了对B细胞的杀伤性。尽管与血清中抗体相比较，工程细胞所产生抗体的唾液酸化程度很低，但是最近研究结果表明抗体的唾液酸化可以提高抗体的抗炎症能力，却会降低其ADCC活性。 基于不同的糖基修饰对抗体PK影响的认识，似乎在体内评估中并不需要研究PK的可比较性。然而，对于通过效应功能来发挥治疗作用的抗体来说，比较策略应该包括不同糖基化修饰对抗体ADCC和CDC效应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抗体的PK。例如，如果一个抗肿瘤抗体主要依赖ADCC效应杀伤癌细胞，那么生产工艺变更后，即使PK参数不变，但如果糖基化改变导致ADCC活性显著下降，其临床疗效也可能大打折扣。 2.3 形成聚合物 像其他蛋白质一样，单抗很容易发生聚集形成二聚体或多聚体。聚合物形成的主要机制是由于蛋白质局部疏水区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或蛋白质发生瞬时的去折叠引起的疏水区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抗体聚合的因素包括高温孵育、疏水表面的相互作用、溶剂环境(pH值、盐、溶剂等)、物理过程(如喷雾干燥、冻干、搅拌)、辅料的类型和浓度等以及剪切力诱导蛋白质去折叠等都有可能促进聚集发生。 抗体形成聚合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细胞内产生高浓度重组蛋白可能会使蛋白质折叠机制发生饱和，这就可能提高重组蛋白分子发生部分折叠或不正确折叠的概率。另外，在抗体分泌至培养上清后，抗体在细胞培养基和后续纯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应力条件，如高温、搅拌、剪切力和极端的pH值条件等也可引起抗体发生聚合。一个具体的案例是：trastuzumab(曲妥珠单抗)或bevacizumab(贝伐单抗)在临床使用过程中，会选用0.9%生理盐水溶解而不选择5%葡萄糖溶液，这是因为trastuzumab或bevacizumab用5%葡萄糖溶液溶解稀释后会在血浆或血清中形成不可溶的聚合物，可能导致输液反应或药效降低。 抗体聚合物由2个或多个抗体单体分子通过共价或非共价键结合形成，这使得聚合物有多种并具备重复性的抗体单体分子的特点。一方面，这些特点可能会使聚合物形成类似病原相关分子(如病毒衣壳)的特征，而被先天免疫系统抗原呈递细胞(APC)上的Toll样受体(TLR)受体识别，通过受体介导的方式被细胞吞噬，并在溶酶体内消化。另一方面，消化形成的线性表位肽段可能会呈递给T细胞，促进B细胞活化，在体内形成识别并结合抗体药物的抗药物抗体(ADA)。ADA抗体可能会发挥中和抗体药物的效果，影响抗体药物的免疫原性、PK和生物学活性。 在早期临床或动物研究中，已经显示了蛋白质聚集和免疫原性之间的相关性。干扰素(IFN)α和重组人IFN(rhIFN)α2b的转基因小鼠动物研究都表明，蛋白的聚集增加了蛋白的免疫原性；而去除IFN α2a产品中的聚集体，则可降低蛋白的免疫原性。与蛋白类药物相似，IgG抗体聚合物在免疫耐受的转基因小鼠体内的ADA的滴度也显著高于单体。以上结果均表明抗体聚合物会提高抗体的免疫原性。这就像单个的蛋白质分子不容易引起免疫系统警觉，但聚集成团的蛋白质看起来更像一个“外来入侵者”，从而强烈激活免疫应答。 通过增加免疫应答(即中和或结合抗体的形成)，聚合物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地PK和生物活性。胰岛素低聚物会减缓皮下吸收、降低生物的利用度，形成疏水聚合物并降低生物活性。然而，在结肠癌小鼠移植模型中发现，通过尾静脉注射的CC49 scFv(205C)单链抗体重链可变区二聚体与单体形式相比，具有较快的血液清除率、较高的肿瘤摄取率和较长的肿瘤内贮留时间。此外，IgG二聚体可通过与巨噬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上的Fcγ受体相互作用而表现激动作用，这也可能是导致患者持续性低血压副作用的原因。 鉴于蛋白质聚合物潜在的体内效应，对聚合物的评估是治疗性蛋白药物可比性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外分析性评估中观察到的聚合物的变化，可能还需要进行体内评估，如临床监测抗治疗抗体反应等。例如，如果生产工艺变更导致产品中聚体含量从0.5%增加到2.0%，即使仍在质量标准内，也可能需要加强上市后免疫原性的监测。 03 体内药效比较性评估策略 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在体内可比性研究中评估产品差异对临床结果(如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潜在影响。所需的体内研究类型取决于产品差异的性质、程度以及它们在临床过程出现的时机。进行体内PK可比性研究的决定一般遵循表12-1中列出的内容，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对于抗体而言(见表12-3)，临床试验期间或之后出现的关键性生产过程变化，非临床研究应当有效地证明微小过程变化的可比性，而主要变化(如宿主细胞变更或生产纯化工艺的改变)可能需要额外的临床试验进行证实。例如，从使用小鼠骨髓瘤细胞(NS0)生产切换到使用中国仓鼠卵巢细胞(CHO)生产，通常被视为一个重大变更，很可能需要临床桥接试验。 一般来说，非临床毒理学研究不包括在可比性计划中，但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表12-4提供了案例研究的范例，其中特定的可比性评估用于支持过程变化，并使方案得以进一步发展。 一般来说，药物的暴露量决定药物的生物活性，包括安全性和有效性。仅比较PK就可以评估抗体分子的体内行为，因此，包括PD终点在内的比较性研究并未被广泛用于评估蛋白治疗。然而，具有相似的PK暴露的产品却可能具有不同的活性，如表12-2所示。例如，两种PK曲线相似的抗体，可能因为其与靶标亲和力的细微差异，导致在靶点占据率上产生显著不同，从而影响药效。 另外，也有事例表明一些过程的变化可以导致抗体与靶分子亲和力的改变，却不影响PK的测定结果。近年来，在比较性评估中，PD的使用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确定抗体药物疗效的PD标志物得以发现与鉴定，如efalizumab(依法利珠单抗，通过检测淋巴细胞表面的CD11a占据率作为PD标志物)和natalizumab(那他珠单抗，通过检测血液中白细胞亚群的变化作为PD标志物)发现与鉴定出与PK相关的PD标志物，并在临床比较性研究中进行了定性评估。 纳入药物PD评估体系对研究设计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非临床物种或临床研究人群的选择，包括受试者数量、剂量和研究持续时间。对PD反应的比较需要在非临床研究中选择相关的物种(即该物种的靶点与人类有交叉反应性且生物学功能相似)，并且可能需要在临床研究中以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尽管单剂量水平足以证明PK可比性，但第二个剂量有助于评估药物的PD，因为它可以揭示剂量-反应关系，避免因在剂量-效应曲线的平台期进行单点比较而错过差异。不仅如此，PD可比性的评估可能还需要多次给药和(或)增加研究持续时间等方式，以调查药物清除和PD标志物恢复的差异。 欧洲药物管理局(EMA)的可比性指南规定了PD终点应具有以下要求：①足够敏感，可以检测出微小的差异。②有精确的测定方法。③有临床相关的目标人群。尽管与治疗效果相关的PD终点有利于可比性评估，但目前大多数蛋白质治疗剂尚未建立明确的PD终点。与临床效果有关的PD标志物包括血糖浓度对胰岛素治疗的反应、嗜中性粒细胞计数对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反应、血小板计数对于血小板生成刺激因子的反应以及血红蛋白浓度对红细胞刺激因子的反应。这些标志物与临床终点高度相关，且变化迅速、易于测量，是理想的PD指标。 PD可比性可以通过定性比较PD随时间变化的特点，或通过定量比较药时曲线下面积(AUC)的变化进行评估。然而，由于PD测量方法具有高可变性，和(或)临床剂量接近剂量效应曲线的平台期，定量评估PD的可比较性具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在EMA指南中建议，研究者预先确定药物的PD评价标准，并证明标准的合理性。 罗米司亭案例研究： 罗米司亭(romiplostim)就是一个在没有获得PK数据的情况下，通过基于PD比较研究而被认可的范例。romiplostim属于促血小板生成素拟肽类，是在大肠杆菌里由重组DNA技术合成的Fc-肽融合蛋白。该融合蛋白的分子含有2个相同的亚单位，每个亚单位分别由一个IgG1 Fc恒定区结构和促血小板生成素(TPO)模拟肽(c Mpl)组成。Fc段能有效地延长药物半衰期，而TPO模拟肽包含2个TPO受体结合区域，具有血小板生成素活性。药物通过与TPO受体结合，并激活TPO受体，诱导其磷酸化，激活下游信号分子JAK2和STAT5，并刺激巨核细胞集落生成细胞(Meg-CFC)生长，促进巨核细胞的成熟，使血小板生成增加。romiplostim用于治疗患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成年患者。 由于PK和PD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romiplostim的PK/PD研究具有很大的难度。血小板本身是药物的清除媒介之一(靶介导的清除)：血小板随着治疗而增加，导致总体目标负荷增加，从而增加了由于靶点介导的对romiplostim的清除。由于生产地点的改变和生产过程的微小调整，在Ⅲ期临床开放性研究中变更了前后PK和PD可比性研究。在连续的设计中进行了2个PK和2个PD子研究，每组大约有20名患者使用稳定剂量的romiplostim。每个患者都接受了改变前和改变后的材料。在PK的子研究中，AUC和Cmax都没有达到生物等效性标准，这可能是由于每个剂量组中样本量较小等研究设计的影响。尽管PK存在很大的差异，但PD(血小板计数)在临床上未表现差异的显著性。 监管机构最终基于PD终点(即血小板计数的可比性)批准了该生产工艺变更，因为这是最直接的疗效衡量指标。 一般来说，在比较性研究中，PD评估作为PK评估的一种补充。在可比性评估时，监管机构会考虑整个比较性研究的方案(即“ totality-of-the-evidence” 整体证据法)。因此，关于可比性的监管决定是逐案进行的。这意味着，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监管机构会综合所有化学、分析、生物学和临床数据，来权衡风险与收益，最终做出是否批准变更的决定。 参考文献 1. 《抗体药物研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 其它信息源于网络搜索 免责声明：推文基于已公开的资料信息撰写，仅用于知识分享和传递，任何情况下本文的信息或所表述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建议。如因版权等存在疑问，请于本文刊发30日内联系本公众号删除，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和分享公众号。

近日，维亚生物举办了以"突破传统边界：New Modalities的创新和应用拓展"为主题的行业沙龙，吸引了来自产学研投各界的精英汇聚一堂。这不仅是一场技术交流，更是一次关于New Modalities未来发展的深度思考。下面整理了各位嘉宾的部分精彩观点以饕读者。错过本期直播的伙伴，可点击下方「视频号」观看。 17年深耕，全产业链布局构建技术护城河 任德林 博士 维亚生物上海CEO 沙龙伊始，任德林博士在开场致辞中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和战略布局，概括了维亚的四大核心竞争力：全球领先的蛋白和结构生物学能力（包括冷冻电镜技术）、独特的亲和力筛选体系（从ASMS、SPR到DEL）、卓越的药物化学能力、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药物设计平台。这些能力在PCSK9小分子抑制剂项目中得到充分验证——这个曾被多家大型药企认为"不可成药"的靶点，在维亚投资孵化的Dogma公司手中获得突破。团队利用fragment-based筛选找到苗头化合物，结合结构生物学和药物化学，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完成了从靶点到PCC的交付。Dogma最终被收购，该项目目前已准备进入临床三期，并在全球掀起了新一波PCSK9小分子研发热潮。 在新兴领域，维亚生物从2017年开始布局PROTAC平台，任博士表示，"目前全球头部做PROTAC和分子胶的客户里，至少一多半都是我们的客户。"在多肽领域，维亚生物建立了从噬菌体展示、DEL环肽库到AI辅助设计的完整平台。在ADC/PDC方面，公司也完成了临床前研发的全流程布局。 （图1：维亚生物New modalities布局全景） 从分子到基因到再生：药物研发的三大进化 单永强 博士 单永强博士用"分子-基因-再生"三个层面梳理了药物研发的演进历程。无论什么样的模态，最终还是要解决疾病，他开门见山地指出。 在分子层面，药物的目标是调控生理病理功能。从天然产物分离的小分子，到重组蛋白、抗体，再到PROTAC等新型降解剂，核心是实现精准靶向和多功能联合。单博士特别强调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领域——小分子调控核酸。随着AI和结构生物学的深入理解，小分子调控核酸已成为可行方案。罗氏开发的调控SMN2剪切的小分子Risdiplam已成功上市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 （图2：靶向RNA结构的小分子药物：通过多种作用方式引发生物学效应） 基因层面代表了更深层次的干预。从siRNA实现基因敲低，到mRNA直接在体内表达功能蛋白，再到CRISPR基因编辑，这些技术都已进入人体试验阶段。单博士认为mRNA技术值得关注，有望改变创新药物的研发格局，取代部分抗体或蛋白类药物。恒瑞的HGF mRNA已在2024年4月成为中国首个获批临床的非疫苗类mRNA治疗药物。 再生医学则代表着最前沿探索，从iPS细胞来源的组织器官到CAR-T细胞治疗。济因生物的in vivo CAR-T数据显示有患者达到完全缓解，所谓"未来疗法"其实已近在眼前。 但单博士并不是一味追求技术创新。他引用斯坦福教授观点，提出真正的创新应基于市场需求、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三要素交集。"创新药的本质是转化科学，New modalities会不断发展进化，关键是匹配好，去解决临床未满足需求。" New Modalities需要怎样的药效评价 崔俊青 博士 维亚生物上海生物副总裁&药效部负责人 从肿瘤、自免到GLP-1减肥药热潮,抗体、PROTAC、多肽、XDC等创新药物不断涌现,药理学如何跟上多元化研发需求?以此为出发点，崔俊青博士介绍了公司的一体化药效学平台。该平台涵盖小分子、多肽和大分子等的DMPK研究、免疫学检测、肿瘤及自身免疫疾病药效评价等全方位服务能力。 "做药实际上就是从两个维度，一个是靶点，另一个是chemical space"，崔博士概括了药物研发的本质。在这个框架下，他重点介绍了维亚开发的一个创新性工具——FcRn体外转运系统，这是一个可以在细胞水平预测抗体和ADC体内药代动力学表现的高通量筛选平台。"如果客户给我们10个甚至100个抗体，我们一周就能完成筛选，告诉你哪些抗体的PK表现会更好。" 崔博士详细解释了这个系统的原理。抗体在体内的长半衰期主要依赖于FcRn（新生儿Fc受体）的保护作用。FcRn在酸性环境下与抗体高亲和力结合，在细胞内保护抗体不被溶酶体降解，然后在弱碱性环境下释放抗体回到血液循环。研发团队利用转染了人源化FcRn的MDCK细胞，建立了模拟体内FcRn循环的跨细胞转运系统。最令人信服的是验证数据——测试了所有已上市抗体后，发现我们的数据与FDA公布的临床半衰期数据的相关性至高达到0.84。 （图3：人体半衰期(T1/2)与细胞实验结果之间的PK相关性） 在自身免疫疾病模型方面，崔博士团队建立了覆盖关节炎、特应性皮炎、炎症性肠病、哮喘等主要疾病的动物模型库（见图4）。他特别提到肺功能检测这个稀缺能力，"目前上海这一服务尚不普及，我们会逐渐提供。"在肿瘤模型方面，维亚配备了最先进的活体成像系统，可以实时监测肿瘤生长，特别适合评估ADC的旁观者效应。配合免疫学检测能力，这个一体化平台能够为客户提供从体外筛选到体内验证的完整解决方案。 （图4：CIA模型中的临床和组织学评估） 崔博士还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有客户发现PCSK9抑制剂口服生物利用度超过100%达到120%，非常困惑这是好是坏。维亚团队通过大量DMPK数据分析解释了这是肝肠循环导致的正常现象（见图5），"这样的专业建议打消了客户疑虑，也体现了我们多年积累的价值。"通过对每年服务的上千个项目进行系统的数据统计和分析，维亚能够为客户提供越来越精准服务，包括小分子ADME，大小分子PK分析和预测、分子和细胞水平免疫学分析、体外机制分析、药效和临床前安全性分析等服务、提供一系列决策方案支持从而推进了国内外客户项目运行。 （图5：PK数据） AI加持，抗体与多肽的双向改造 邓新宇 博士 维亚生物上海生物副总裁&大分子药物研发平台负责人 邓新宇博士将话题引向了另一个视角——药物模态的相互转化。作为维亚生物大分子平台负责人，他分享了抗体改造成多肽、多肽融入抗体，以及抗体与多肽偶联等创新药物设计思路与典型案例。 例如，邓博士分享了将抗体CDR区改造成多肽的创新案例。研究团队通过扫描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的CDR区，筛选出对亲和力贡献最大的六肽片段，并将其融合至约120个氨基酸的小蛋白骨架中，最终获得亲和力达20余纳摩尔、兼具更佳组织渗透性和更低生产成本的融合蛋白。另一案例中，研究者将针对TNF-α的抗体CDR区嫁接至化学合成的分子骨架，该分子不仅表现出良好的亲和力，还可通过“一锅式”化学合成实现多肽融合小分子的低成本快速制备。 多肽改造成抗体的案例同样精彩。安进的Romiplostim通过噬菌体展示技术筛选出具有激动活性的多肽，该多肽与内源性配体无同源性，随后多肽与抗体Fc段融合表达。该设计有效避免了免疫交叉反应问题，并兼顾了半衰期与分子稳定性。在另一个Nrf2蛋白相关研究中，科研团队通过复合物结构分析确定Nrf2与Keap1结合热点，并在抗体库中筛选匹配的CDR骨架，最终获得亲和力达4.1至5.4纳摩尔的抗体。 最值得关注的是维亚生物AIDD平台的实战案例。在双特异抗体优化项目中，团队需在保持抗原B高亲和力的同时提升对抗原A的亲和力，并对12个以上位点进行突变以实现专利突破。“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邓博士坦言，“但仅经过两轮优化，我们就获得了5个满足全部要求的抗体（见图6）。”在多肽优化案例中，研究团队通过点突变与分子延长，使多肽的亲和力、活性和稳定性均显著提升。结构研究和分子动力学模拟进一步揭示，多肽可稳定嵌入靶点的功能性口袋，充分展现了AI与结构生物学融合的强大能力。在另一个不同定点偶联ADC分子的成药性预测项目中，AIDD团队预测AB5分子表现最佳，其次为AB3，AB4相对较弱。崔博士团队随后通过血浆稳定性与体外跨细胞转运实验验证，结果与预测完全一致——AB5在300余小时后仍保持优异完整性，并在转运实验中表现最稳定（见图7）。 “这充分展示了我们AI平台在预测与实验验证方面的高度协同能力。”邓博士总结道。 （图6：基于AIDD的抗体亲和力微调与专利突破） （图7：In Silico定点偶联设计） 圆桌讨论中的深度碰撞 维亚生物首席创新官，维亚生物创新中心负责人戴晗博士主持的圆桌论坛将讨论推向了深入，宜联生物联合创始人，CSO/Co-CEO蔡家强博士、礼来(中国) 创新合作中心高级总监刘扬博士、斯道资本投资合伙人，核舟医药acting CSO李虎博士、海量药科CEO孙海丰博士（上图从左向右）围坐在一起，就New Modalities如何重构药物研发底层逻辑展开深入对话——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验证再到临床试验，新模态如何提升全流程效率？又面临哪些潜在风险? 蔡家强博士指出，New  Modalities发展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基于新机制发现，如西咪替丁通过发现H2受体革命性地改变了胃溃疡治疗；二是基于技术突破，如in vivo CAR-T需要解决慢病毒基因插入风险。他以ADC为例强调，非靶向内吞导致的毒性是核心挑战，需要开发在正常组织完全稳定、只在肿瘤细胞中裂解的连接子。 刘扬博士强调，New  Modalities必须以终为始，基于患者需求进行开发。在靶点层面，PROTAC等蛋白降解技术可以突破传统不可成药靶点，特别是在CNS等困难领域可能有重大突破，但礼来更倾向于有人类数据支持的靶点。在技术层面，如in vivo CAR-T可以帮助没有细胞治疗基础设施的公司跨越技术壁垒，通过LNP等成熟技术实现传统生物制药过程中的某些捷径。 李虎博士从投资和药物开发的双重经验出发，强调靶点选择仍是最大风险。在他看来，如果靶点选错了，无论用什么modality都无法成药；如果靶点正确，就要考虑不同工具的适用性。从投资角度，不仅要考虑能否做出药，还要考虑商业化可行性和市场规模。不同modality各有优劣：小分子生产成本低、口服给药方便，但靶点特异性不够高；抗体特异性很高但有成本高和免疫原性风险；多肽介于两者之间，既能实现高亲和力又能口服给药，但多肽的合成、成药性的开发和靶向递送仍面临挑战。 孙海丰博士作为环肽领域先锋，分享具体开发挑战。在口服环肽开发中，需要解决hit发现和成药性优化两个关键问题。环肽成药性优化还面临渗透性、半衰期、代谢种属差异等挑战，虽然分子较小但要实现一天一次给药仍需在分子设计及制剂开发等方面大量且细致的研究。在CMC方面，因涉及较多非天然氨基酸原料，早期开发和后期临床研究会涉及到合成工艺较大变动，需要尽早考虑合成工艺等关键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New  Modalities研发需要以终为始，从临床需求出发，同时在早期就整合CMC、临床和监管等多学科视角，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才能真正将创新药物推向市场，造福患者。 维亚生物（01873. HK）成立于2008年，向全球创新药研发企业提供从早期基于结构的药物研发到商业化药物生产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凭借在基于结构的药物研发（SBDD）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我们向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新药研究阶段的CRO服务，搭建了X射线蛋白晶体技术、冷冻电镜技术（Cryo-EM）、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DEL）、亲和力质谱筛选技术（ASMS）、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SPR）、氢氘交换质谱技术（HDX-MS）、AIDD/CADD等多个先进技术平台，并有资深药物化学家与药物发现生物专家领军的团队提供药物设计、药物化学（H2L，LO）、化合物合成、化学分析及纯化、公斤级放大及多肽合成及相应的生物活性测试服务。通过子公司朗华制药，我们提供从临床前开发到商业化生产的一站式CMC/CDMO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专注于发现、投资高潜力生物医药初创公司，以独创的技术服务换取股权（EFS）的商业模式，解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联系我们：info@vivabio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