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inatumomab

在免疫治疗的浪潮中，T 细胞衔接器（T cell engager，TCE）疗法凭借 “精准打击” 的独特作用机制和显著的治疗潜力，成为继PD1/PDL1抑制剂、CAR-T疗法后最具潜力的赛道之一，为癌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目前，TCE药物的研发已从早期靶向B细胞相关抗原（如CD19，CD20等）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扩展至靶向肿瘤相关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 TAA）的实体瘤领域，并在自免疾病领域展现出相关治疗潜力。本文将从机制演进、临床格局、研发策略等多维度，全景解析TCE疗法的破局之路。 TCE的作用机制和分类 01 TCE的作用机制 TCE指的是一类双特异性或多特异性抗体，通常由两种抗体或抗体片段构成两臂，一端靶向肿瘤细胞表面的TAA，如 CD19、PSMA、DLL3 等；另一端结合 T 细胞表面的 CD3 分子，通过促进免疫突触的形成，可直接激活T细胞，释放穿孔素、颗粒酶等细胞毒性物质，高效裂解肿瘤细胞（图1），且无需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参与。独特的作用机制使得TCE可以通过CD3利用所有可用的T细胞，低剂量即可起效，不依赖患者自身肿瘤免疫原性，克服肿瘤细胞MHC下调等免疫逃逸机制，且生产简便[1]。 图1. TCE的作用机制[1] 02 TCE的分类 基于结构与作用机理，TCE可大致分为含Fc结构域与不含Fc结构域两大类： 含Fc的TCE：具有更长的半衰期和更高的稳定性，但完整Fc可能降低T细胞迁移并限制抗肿瘤活性，且通过Fc介导的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ntibody-dependent cellular cytotoxicity, ADCC）和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 CDC）可能在体内引发不必要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 不含Fc的TCE：分子尺寸更小、扩散与组织穿透性更好、临床用量可能较低，但血浆半衰期较短，常见代表包括纳米抗体（Nanobody）以及由抗TAA和抗CD3单克隆抗体的两个单链可变片段（Single-chain variable fragment, scFv）通过短链串联构成的BiTE（Bispecific T-cell engager，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2]。 TCE还可以基于ScFv组合和工程改造形成更丰富的构型及功能扩展，如由不同来源的scFv可形成BiTE，BiTE又可与第三个scFv组合成TriTE，或增加功能基团形成TetraTE；BiTE还可与PD‑1胞外结构域融合形成CiTE，或与第二分子（如抗‑CD28×抗‑PD‑L1）联用形成SMiTE。通过对重链可变区–轻链可变区（Variable heavy–variable light，VH‑VL）界面突变、缩短域间连接肽或添加二硫键等分子工程，又衍生出diabody和DART等更多结构（图2）。 图2. TCE的分类[2] TCE的临床现状及在研管线 01 TCE获批药物现状 全球 TCE 疗法市场已进入加速期，首个上市药物 Blinatumomab（CD19/CD3 BiTE）于2014 年获批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ALL），后续又拓展至微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适应症，成为血液瘤治疗的标杆药物；2024年，Tarlatamab（DLL3×CD3）获批用于治疗小细胞肺癌，成为首个获批的实体瘤 TCE 药物。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 12 款 TCE 药物获批上市，覆盖血液系统肿瘤和实体瘤领域（表1）[3]。 表1. 全球已获批上市的TCE药物[3] 02 临床管线布局 目前全球在研的TCE药物已超200款。血液瘤仍是主战场，核心靶点包括CD19、CD20、BCMA，适应症覆盖非霍奇金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实体瘤管线迅速扩展，热门靶点包括DLL3、Claudin 18.2、GPC3、PSMA 等，涉及肺癌、胃癌、肝癌、前列腺癌等（图3）。 除肿瘤领域外，TCE的应用也向自身免疫疾病延伸，通过耗竭异常 B 细胞或 T 细胞的机制，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适应症上，已有多条管线进入临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超 20 款针对自免疾病的 TCE 双抗管线，靶点选择主要聚焦 CD3/CD19、CD3/CD20 和 CD3/BCMA 等。此外，联合疗法管线活跃，TCE 与 PD-1/PD-L1 抑制剂、溶瘤病毒的联合方案正在探索中，旨在进一步提升疗效[4, 5]。 图3. TCE疗法的在研管线[4] TCE的研发策略 01 TCE的临床前体外、体内药理学评价 TCE的临床前药理学评价大致可以分为TCE的分子设计与结合验证、体外功能表征和体内药理学评价（图4）。 图4. TCE的临床前体外、体内药理学评价流程 TCE的分子设计与结合验证 TCE的核心设计逻辑是构建双特异性分子，通过工程化设计，重点优化分子形式、亲和力和特异性。采用 SDS-PAGE电泳、质谱（Mass spectrometry）和凝胶过滤/分子筛色谱（Size exclusion chromatography, SEC）等技术来验证结合活性、纯度和完整性。利用流式细胞术在报告细胞系和肿瘤细胞系中快速评估TCE激活T细胞的能力，如选用T细胞系Jurkat细胞株，构建活化T细胞核因子（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cells, NFAT）信号通路的报告细胞株Jurkat-NFAT-Luc（图5），检测由CD3e活化而产生的NFAT信号，从而评估TCE的相关活性。 图5. Jurkat-NFAT-Luc的工作原理及检测示例 TCE的体外功能学表征 获得候选的TCE分子后，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体外功能验证，明确其抗肿瘤活性、安全性等相关特征，为体内研究提供充分依据。其核心评估指标包括： T细胞激活：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典型激活标志物（如CD25、CD69）的表达水平，验证TCE能否有效激活T细胞； 细胞因子释放：通过检测促炎细胞因子，γ干扰素（Interferon-γ, 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评估安全性与效力。通过ELISA及其他多重检测平台可进行高通量、多靶点分析，有助于预测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风险。 T细胞依赖性细胞毒性实验：直接评估TCE诱导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是衡量其疗效的核心指标。通过体外共培养实验，采用Calcein释放实验（Calcein-release assay）、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实验或基于报告基因的实时检测系统等检测肿瘤细胞死亡率，验证TCE的靶向杀伤效果。 TCE的体内药理学评价 在动物模型中验证TCE的体内抗肿瘤活性是临床前评估的核心环节，由于TCE的作用依赖人T细胞和人源靶抗原，多数TCE靶向的人源抗原无法与小鼠同源物交叉反应，需采用人源化动物模型以最大程度模拟人体环境，因此主要采用人源化小鼠模型策略进行一系列体内药理学评价，更多可参考：OncoWuXi速递| TCE药物的临床前评价。 02 TCE的临床研究挑战与药代动力学应对策略 尽管进展迅速，TCE 疗法仍面临多重技术挑战[6, 7]。包括频发的CRS、复杂的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有限的肿瘤内T细胞可及性，以及肿瘤抗原缺失和缺乏肿瘤抗原特异性等。这些挑战对TCE疗法的临床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PK）检测作为药物开发的关键支撑，通过PK检测、细胞因子检测、免疫分型检测及生物标记物检测能够有效应对上述挑战。 PK检测 截至目前，监管机构尚未发布针对TCE药物的个药指南，因此针对TCE药物的PK研究可以参考FDA于2019年4月发布的《Bispecific Antibody Development Programs》指导草案，和NMPA于2022年11月发布的《双特异性抗体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技术指导原则》[8, 9]。TCE药物的PK和抗药物抗体检测（Anti-Drug Antibody assay, ADA）实验设计和生物分析可参考：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盘点及其药代动力学特征。 细胞因子监测 除常规双抗药物的PK和ADA检测外，TCE 常诱发CRS与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 ICANS)，且这两者的发生通常相互伴随[10]。因此，细胞因子的检测需密集采样（给药前、首次与末次给药后数小时内以及 24 小时等）并检测关键促炎/调节因子（如 IL‑6、IL‑10、IFN‑γ、TNF‑α 等）[11]。检测平台可选 ELISA、MSD、Luminex、Simoa 或基于流式细胞术的CBA方法（cytometric bead array），MSD 在灵敏度（可达 fg/mL 级别）与动态范围上常被优先考虑。 免疫分型与免疫原性评估 为构建可靠的 PK/PD 模型，需要同时监测 T 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B、NK、单核细胞）数量、T 细胞活化（CD25、CD69）与增殖、以及靶细胞数目，以评估药物介导的T细胞活化及肿瘤细胞裂解。流式细胞术多色面板能够用于动态免疫表型评估，既可获取相对比例，也可得绝对计数[12]。 除此之外，免疫原性评估应采用分层策略，即筛选、确认、滴度测定，必要时进行中和抗体检测（Neutralizing antibody assay , NAb测试）。常用的检测平台包括MSD、ELISA等。 生物标记物检测 分析生物标志物对于监测TCE药物的PD以及评估药物暴露与临床结局或免疫原性之间的相关性至关重要。TCE的生物标志物检测通常包括： 流式细胞术和免疫组织化学用于免疫细胞表型与空间分布； 单细胞技术用于高分辨率细胞异质性分析； 多重免疫检测用于细胞因子与可溶性因子监测； 影像学和数字病理学可进一步补充疗效与安全性信息。 方法选择应基于具体使用情境（Context of use，CoU）和“适用性验证” （Fit‑for‑purpose，FFP）原则，通常采用多平台组合并确保关键试剂及验证等级满足临床需求（图6）。 图6. TCE疗法的生物标记物检测 阅读更多： 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盘点及其药代动力学特征 T细胞衔接器（TCE）：从研究进展到药代动力学的解析之旅 - 药明康德DMPK TCE疗法的未来应用前景 TCE 疗法的应用前景广阔，技术迭代与适应症拓展正在同步推进。在血液瘤领域，有望成为MRD清除的标准疗法，进一步提升治愈率；实体瘤领域，随着高特异性靶点的发现和联合方案的成熟，将覆盖前列腺癌、肺癌、胃肠道肿瘤等更多癌种。未来，TCE 疗法不仅将成为单药治疗的重要选择，更可能与CAR-T、化疗、放疗、溶瘤病毒等联合，构建多维度的协同抗癌策略，从而为更多癌症患者带来新的福音。 药明康德在TCE药物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端到端的TCE药物综合性研发平台，汇集跨学科的团队和关键技术能力，从靶点发现、体外筛选、体外及体内药理学评价、PK/PD分析到临床标记物检测，为合作伙伴提供一体化服务，加速TCE的新药研发进程。 参考文献 1.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2021) 124:1037–1048. 2. 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 (2024) 21:643–661;  3. 海通国际,TCE双抗行业研究 4. Nat Rev Drug Discov. 2024 Apr;23(4):301-319.  5. 药渡数据库 6.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2020, 17(7): 418-434. 7.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2021, 124(6): 1037-1048. 8. https://www.fda.gov/ 9. https://www.nmpa.gov.cn/ 10.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2025, 15: 1463915. 11. http://www.ema.europa.eu/en/medicines/human/EPAR/blincyto 12.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9, 25(13): 3921-3933. 如您对本篇推介的相关业务感兴趣 请长按扫描上方二维码联系我们

在生物医药的演进长卷中，抗体药物已从替代天然免疫分子的“模仿者”，进化为精准狙击疾病的“智能导弹”。然而，面对癌症、自身免疫病等复杂疾病，单一靶点的阻断往往力有不逮。如今，一种能够同时识别两个或多个靶点的“超级抗体”——多特异性抗体，正将治疗范式从“单点突破”推向“系统调控”的新高度。 为何需要多靶点协同？ 传统的小分子药物或单克隆抗体，其作用模式可以比作封闭一条特定的公路以缓解拥堵。这种“单靶点”策略对某些疾病效果显著，但在面对具有强大冗余通路和逃逸机制的复杂疾病时，常常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 以癌症为例，肿瘤细胞可通过上调替代信号通路、改变靶点蛋白表达或营造免疫抑制微环境来逃避单一药物的攻击。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样涉及多条炎症通路和多种免疫细胞的异常活化。神经系统疾病中，错误的蛋白聚集、突触功能失调和神经炎症也常常交织在一起。 多特异性抗体的设计哲学，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复杂性。它像一座精心设计的立交桥系统，能够同时调控多个关键节点：将免疫细胞精准锚定至肿瘤细胞身旁、同时阻断两条驱动肿瘤生长的信号通路、或将致病蛋白“押送”至细胞的回收系统。这种协同作用不仅能产生“1+1>2”的增效，更能克服耐药性，并通过对多重靶点的逻辑要求（如“仅当A和B同时存在时才激活”），实现前所未有的治疗特异性，大幅降低脱靶毒性。 如何将多个功能“焊接”于一体？ 多特异性抗体并非多种抗体的简单混合，而是通过精巧的蛋白质工程，将不同抗体的结合模块整合进一个单一的分子骨架中。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挑战在于，要避免不同片段之间发生错误配对，并保证最终结构的稳定性和可生产性。 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多种巧妙的“分子焊接”策略。最常见的形态是双特异性抗体。其中，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如已获批的Blincyto®）是典范之作：它的一端结合T细胞表面的CD3受体，另一端结合肿瘤细胞的特有抗原。这个分子如同一座“强制性的桥梁”，将本无交集的细胞毒性T细胞拉至肿瘤细胞身边，并激活其杀伤功能，绕过了T细胞需要天然识别抗原的复杂过程。 更复杂的结构包括三特异性抗体或四特异性抗体。它们可能同时结合肿瘤抗原、T细胞CD3、以及一个共刺激分子（如CD28），为T细胞提供“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的双重激活，产生更强大的抗肿瘤反应。另一种策略是构建 “抗体-受体融合蛋白” ，例如将一个靶向肿瘤的抗体片段与一个能捕获并中和免疫抑制因子（如TGF-β）的受体融合，在靶向递送的同时局部逆转免疫抑制微环境。 这些结构的实现，依赖于重组DNA技术、蛋白质连接子（linker）设计以及诸如“knobs-into-holes”（杵臼结构）等促进正确配对的工程化手段。纳米抗体因其体积小、稳定性高，更是成为了构建多特异性分子的理想“乐高积木”。 从血液肿瘤到更广阔的疆域 多特异性抗体正在从概念迅速转化为临床现实，其应用疆域不断拓展。 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TE®）已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证明其强大疗效。新一代技术正瞄准实体瘤，通过选择在肿瘤组织特异性高表达的抗原对，并优化分子大小以改善组织渗透，力图攻克这一堡垒。此外，靶向CD3/CD20/CD28的三特异性抗体，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比双特异性分子更强的淋巴瘤清除能力。 在自身免疫与炎症性疾病中，多特异性抗体提供了“多管齐下”的精准免疫调节方案。例如，可设计同时阻断IL-17和TNF-α的双特异性抗体，以更全面地抑制银屑病或强直性脊柱炎中的关键炎症通路。靶向两种不同检查点的双特异性抗体，也可能更有效地恢复免疫平衡。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以往被认为“不可成药”的领域，多特异性抗体带来了新思路。例如，设计一种能同时结合病理性蛋白（如β淀粉样蛋白）和血脑屏障上转铁蛋白受体的双特异性抗体，可以利用受体介导的胞吞转运，帮助治疗性抗体突破血脑屏障，将清除剂直接递送至大脑。 走向智能化与通用化 尽管前景无限，多特异性抗体的开发仍面临诸多挑战。结构的复杂性带来了生产工艺、稳定性分析和质量控制上的更高门槛。在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行为可能更为复杂，免疫原性风险也需要密切关注。此外，如何为这些“多功能”分子设计合理的临床试验终点和生物学标志物，也是一大课题。 展望未来，多特异性抗体正朝着更智能化、更通用化的方向演进。例如，正在开发中“条件激活”型多特异性抗体只在肿瘤微环境特有的蛋白酶作用下才被激活，从而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另一前沿是开发 “模块化”或“可转换” 的多特异性平台：一个通用的“骨架”分子（如结合CD3的模块）可以搭配不同的肿瘤靶向模块，从而实现快速组合，应对不同的癌症类型或耐药突变。 结语 多特异性抗体代表的，不仅是抗体药物形态的进化，更是治疗思维的范式革命。它告别了“一个靶点、一种疾病”的简化模型，转而拥抱生命系统固有的复杂性与关联性。 通过将靶向、招募、激活、阻断、降解等多种功能精密地集成于一个可编程的分子中，多特异性抗体让我们得以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广度来调控生物学过程。它不仅仅是下一代药物的核心形态，更是我们向着治愈复杂疾病这一终极目标迈进时，手中愈发强大和智能的“万能钥匙”。随着蛋白质工程和合成生物学技术的持续突破，多特异性抗体必将解锁更多疾病的治疗密码，重塑未来的医疗图景。 ProMabio 扫一扫关注 “抗体与免疫工程” 免责声明： 图文来源网络 本文仅供感兴趣的个人谨慎参考，非商用，非医用、非投资用，不作为相关指导或建议，仅作参考。如涉及版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