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arasib

今年所有顶级研发支出者同样出现在去年的榜单上，在不剧透排名顺序的前提下，它们中的大多数在2025年大幅削减了研发预算。百时美施贵宝、强生、辉瑞、默克、艾伯维和罗氏去年的研发支出均较2024年有所减少，有些降幅高达29%。其他公司确实增加了支出，但增幅微弱，与往年研发投入的增长相比相形见绌。 一个显著且不出意外的亮点是礼来公司，凭借其减肥明星药物替尔泊肽，其研发预算增长了21%，在我们的榜单上跃升了两位。随着Zepbound和Mounjaro的销售额预计将持续攀升，很难想象礼来在未来不会在我们每年的排名中进一步上升。 礼来的主要竞争对手诺和诺德，尽管在肥胖症领域艰难地试图重振旗鼓，去年也确实增加了研发投入，但不足以跻身前十。这家丹麦制药商在2025年的研发支出为520.4亿丹麦克朗，较2024年的480.6亿丹麦克朗增长了8%。 信息来源：行业媒体Fiercebiotech 以下是2025年生物制药公司十大研发预算的详细情况（注：货币已按去年的平均汇率换算为美元）。 01 默克 研发预算：157.9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12% 2025年总收入：650.1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24.3% 交易相对平静的一年使得默克的研发预算连续第二年下降，但这家制药公司仍然投入了足够资金，保持了其在榜单上的榜首位置。 四项涉及超过5亿美元费用的交易曾抬高了默克2024年的研发预算。去年，向LaNova Medicines支付3亿美元以完成PD-1xVEGF双特异性抗体MK-2010的技术转让，是默克在业务拓展方面最大的支出。默克将业务拓展活动的减少列为其2025年研发预算下降12% 的主要驱动力。 根据其年度证券申报文件，尽管默克在发现研究、早期药物开发和临床开发上花费更多，但其研发预算仍然下降。该公司的人类健康研发部门——默克研究实验室在2025年花费了10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7亿美元。 MRL在2025年的支出延续了至少可追溯至2015年的、连续不断的支出增长序列，当时该部门产生了40亿美元的研发成本。这一序列涵盖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默克要求其研发团队（该团队在去年底拥有24,700名员工）在Keytruda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并为检查点抑制剂最终失去专利保护做好准备。 去年，默克的研发引擎产出了口服PCSK9抑制剂enlicitide decanoate以及HIV药物doravirine-islatravir复方的3期数据。2026年的计划包括更多重要数据发布，预计将获得islatravir联合lenacapavir、溃疡性结肠炎药物tulisokibart以及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药物MK-3000的3期数据。GLP-1前景药物efinopegdutide的2b期数据也列在时间表上。 在今年1月的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大会上，默克首席执行官Robert Davis表示，他看到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公司面前将打开700亿美元的年度商业机会。Davis说，公司已经获得了代表其中一半机会的资产的积极3期数据，并预计到明年年底前，将报告涵盖全部700亿美元预测的去风险化结果。 02 罗氏 研发预算：122.4亿瑞士法郎（147.3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6% 2025年总收入：633.6亿瑞士法郎（762.4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19.3% 曾长期位居此榜单首位的罗氏，在过去三年一直屈居第三。但2025年，尽管削减了部分研发拨款，这家瑞士制药公司仍攀升了一位。 根据其年度报告，肿瘤学仍是罗氏研发支出最高的领域，这家制药巨头特别点名其KRAS抑制剂divarasib是去年需要投资的药物。 该公司一直将这款抗癌药定位为安进的Lumakras和Mirati的Krazati等已获批KRAS抑制剂的潜在竞争对手，并希望明年提交divarasib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上市申请。 去年肿瘤学研发投资的另一个关键目标是giredestrant。罗氏在2025年底获得了该药的3期数据，数据显示与标准内分泌疗法相比，这种口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将浸润性疾病复发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30%。该公司去年已就giredestrant用于二线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向FDA提交了申请，并预计在2026年上半年就其在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提交申请。 与此同时，2025年罗氏加大了其肥胖症战略。在2023年以27亿美元收购Carmot Therapeutics进入减肥领域后，这家制药商在2025年9月的“制药日”上公布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成为肥胖症领域的“前三名”公司。 在该活动的间隙，罗氏心血管、肾脏和代谢产品开发全球负责人Manu Chakravarthy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告诉Fierce，该战略包括在2030年前将GLP-1/GIP双重受体激动剂CT-388推向市场。自那时起，CT-388公布的2期减重数据与礼来的重磅药物Zepbound处于同一水平。 罗氏的免疫学管线去年也获得了额外资金，以推动其肠道疾病候选药物afimkibart进入多项3期研究，计划在2027年提交监管申请。 尽管在特定领域增加了投入，但罗氏表示，这些增加“被其基因治疗单元Spark Therapeutics的重组，以及其癌症数据初创公司Flatiron Health的资源重组所完全抵消”。 03 强生 研发预算：146.6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14.9% 2025年总收入：942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15.6% 与今年榜单上的许多其他大型制药公司类似，强生去年大幅缩减了研发支出。对这家新泽西制药巨头而言不幸的是，其缩水的支出意味着在多年稳居第二之后，它已下滑至我们榜单的第三位。 强生研发活动的减少可能源于其在获取外部创新方面的成功。强生以146亿美元收购CNS（中枢神经系统）领域专家Intra-Cellular Therapies的交易的完成开启了2025年，这笔交易最终成为当年最大的并购案。该公司随后在11月以30亿美元收购了Halda Therapeutics，后者拥有一个细胞死亡平台和一个前列腺癌前景药物，可能会在强生自身药物Erleada的成功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这些外部资产或许能缓解强生管线在去年遭遇的一系列打击。该公司因疗效令人失望而放弃了一项3期抑郁症项目，终止了与Genmab和Addex Therapeutics的合作，并见证了其晚期基因疗法以及与BMS合作开发的抗凝血药milvexian的试验失败，后者曾激起重磅药物的梦想。一款具有重磅潜力的多发性硬化症2期资产和抗tau抗体也在去年双双失败。 当然，像强生这样庞大的管线也必定会产出成功。与Protagonist合作开发的斑块状银屑病候选药物icotrokinra在一项3期试验中击败了BMS的Sotyktu。而对一款下一代双靶点CAR-T细胞疗法的初步临床数据显示，在10名经过预处理的患者中取得了100% 的缓解率，前景可观。 虽然2024年似乎是强生重建其肿瘤、免疫和神经科学管线支柱的一年，但2025年很大程度上是由实验室之外的行动定义的。该公司决定将其90亿美元的骨科部门分拆为一个名为DePuy Synthes的新实体，大约两年前，其消费者健康业务也以类似方式分拆成为Kenvue。 在其第三次试图利用破产申请摆脱与其滑石粉产品相关的长期法律纠纷失败后，强生现在正准备在法庭上应对这些索赔。 就在日历翻到2026年后不久，这家制药巨头成为与特朗普政府签署“最惠国”药品定价协议的众多公司之一，并在此过程中承诺在美国建立新的生产设施。 展望未来，强生正准备在近期获得FDA批准后推出未来的重磅药物Icotyde，同时也正准备应对Kite Pharma的anito-cel的上市，该药是强生与传奇生物合作的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疗法Carvykti的直接竞争者。 04 阿斯利康 研发预算：142.3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5% 2025年总收入：587.4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24.2% 阿斯利康在2025年继续增加其研发支出，尽管去年5% 的增幅比该公司2024年24% 和2023年12% 的增幅更为温和。尽管如此，这一增长仍足以使该公司保持在2025年榜单的第四位。根据其最新年报，阿斯利康的研发预算继续约占公司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年底时，阿斯利康的研发之路遇到了一些坎坷，包括因一项淀粉样变性试验失败而登上Fierce Biotech的十大临床失败榜单。不过，这家英国制药巨头试图通过指出在一个预设亚组中令人鼓舞的死亡率和心血管住院数据来扭转叙事。 阿斯利康的年终申报文件还显示，在一项2期试验显示疗效不尽如人意后，公司正在将其长效松弛素-2类似物AZD3427从管线中移除。然而，阿斯利康并未完全放弃松弛素，并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推进另一款松弛素候选药物的2b期试验。 此外，阿斯利康去年宣布其肺癌候选药物ceralasertib在一项晚期研究中未能达到主要终点。此前，该公司已终止了其一款脂肪肝病资产的研究工作。 但2025年并非全是坏消息：阿斯利康还报告了几款潜在重磅药物的试验成功，包括一款乳腺癌药丸、一款公司官员预测将带来数十亿美元销售额的自身免疫治疗药物，以及一项8亿美元的罕见病投资。 尽管试验结果好坏参半，且一项价值2.71亿美元的研究中心扩建计划高调暂停，阿斯利康并未回避投入资金以增强其管线。该公司誓言在未来五年内向中国投资150亿美元，与JCR Pharmaceuticals达成了一项8.25亿美元的罕见病协议，并与石药集团达成了一项交易，其中包括1.1亿美元的首付款和高达52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今年6月与石药集团的协议，早于今年早些时候一项更庞大、令人瞠目的185亿美元肥胖症合作。 在其年终申报文件中，首席执行官Pascal Soriot仍然着眼于未来：“我们有超过100项3期研究正在进行中，其中包括大量且不断增长的针对我们变革性技术的试验，这些技术有可能彻底改变患者的治疗效果，并推动我们的增长远超过2030年，”这位CE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05 礼来 研发预算：133.4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21.4% 2025年总收入：651.8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20.47% 虽然礼来在2025年面临着与其大型制药同行许多相同的挑战，但这家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制药商手中有一张重要的王牌：全球最畅销的药物。 2025年第三季度，礼来的GLP-1巨头替尔泊肽的销售额超过了默克的Keytruda，几乎在同一时间，礼来成为首家估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制药公司。随着替尔泊肽热销以及礼来（比喻意义上）现金充裕，该公司毫不犹豫地将研发支出比2024年增加了21.4%。 礼来计划利用其减肥药带来的意外之财成为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柱”，一位高管告诉Fierce，并且在过去一年中已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这一雄心。该公司最近推出了制药行业最大的超级计算机LillyPod，这是其与另一华尔街巨头英伟达持续合作的一部分。 这家制药巨头还希望通过投资新兴生物技术公司和专注于生物技术的风险投资公司来支持创新，并且拥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名为Lilly Gateway Labs的孵化器网络。最近宣布的Gateway Lab将在韩国开设，作为礼来近期在该国5亿美元、为期五年的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礼来对人工智能的推动并未止步于英伟达，该公司去年与Insilico Medicine和晶泰科技子公司Ailux签署协议，利用该技术开发新候选药物。 礼来也对基因治疗抱有愿景。该公司花费了约7400万美元收购了资金紧张的Adverum，后者是黄斑变性基因疗法候选药物的制造商，并授权了MeiraGTx的一款前景药物，该药物此前曾使11名患有严重视网膜疾病的儿童恢复了视力。该公司在该领域的未来可能会因高调聘用FDA前生物制品监管负责人Peter Marks医学博士、哲学博士而受益，尽管Marks的正式头衔是分子发现高级副总裁兼传染病负责人。 但礼来最紧迫的研发任务是延续替尔泊肽在肥胖和糖尿病方面的巨大成功。在这一领域，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情况看起来也不错。礼来的口服GLP-1候选药物orforglipron于去年11月获得了FDA颁发的局长国家优先审评券，该药片是Evaluate评出的2026年第二大备受期待的药品上市，仅次于竞争对手诺和诺德的CagriSema。 06 诺华 研发预算：112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12% 2025年总收入：545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20.6% 这家瑞士制药巨头在我们的排名中飙升了三位，这得益于其对并购的持续渴求。在其年度报告中，该公司将其研发支出的增加部分归因于“对近期收购资产的投资增加”。继去年斥资29亿美元收购MorphoSys后，诺华今年甚至更深入地掏腰包，以高达120亿美元收购了处于晚期的肌营养不良症生物技术公司Avidity Biosciences。 这笔交易于上个月刚刚完成，诺华首席执行官Vas Narasimhan医学博士此前曾向Fierce解释说，收购Avidity旨在推动诺华成为“神经肌肉疾病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对Avidity的收购为这家大型制药公司忙碌的一年交易活动画上了句号，这一年还包括以14亿美元收购专注于心脏病的Tourmaline，以及以17亿美元收购肾脏疾病专家Regulus Therapeutics。诺华今年的首笔并购交易更为温和，于2025年2月出资9.25亿美元回购了其前分拆公司Anthos Therapeutics。 在2025年的交易狂潮中，诺华始终专注于大脑和心脏领域。该公司将其神经科学领域的收购与从Sironax新获得的可穿越血脑屏障的技术相结合，与BioArctic合作启动了神经退行性疾病药物探索，并从Arrowhead Pharmaceuticals引进了一款帕金森病前景药物。 在心脏病学方面，诺华与Flagship Pioneering旗下的ProFound Therapeutics签署了一项发现协议，并与中国的Argo Biopharmaceutical就一项siRNA协议承诺了高达50亿美元的金额。 这家瑞士制药公司也延续了其管线精简的悠久传统。诺华将两种神经科学资产的权利归还给Voyager Therapeutics，放弃了某些骨关节炎和放射性配体候选药物，并放弃了一种用于治疗干燥综合征的抗CD40抗体。 尽管诺华最近的举措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这家制药商有望在今年从其过去的交易中获得回报。诺华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获得其与Ionis合作的、用于降低心血管风险因子脂蛋白a的资产的重要数据。 此外，尽管放弃了一款干燥综合征候选药物，诺华正准备在今年年初向FDA提交另一款药物ianalumab的上市申请。Ianalumab源自诺华与MorphoSys的合作，也在2025年底在罕见血液病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 07 辉瑞 研发预算：104.4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4% 2025年总收入：625.7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16.7% 随着辉瑞2025年收入小幅下滑1%，这家大型制药公司在研发上的支出也减少了4%。 尽管有所下降，辉瑞还是成功扭转了其在此榜单上年复一年的下滑趋势，从第8位上升了一位。 辉瑞今年最大的新闻是其100亿美元收购Metsera的交易，在诺和诺德的意外报价一度威胁要破坏该交易后，于11月正式完成。在提高了初始报价后，辉瑞取得了胜利，将这家下一代肥胖症生物技术公司纳入麾下。 而这家制药商对肥胖症的兴趣并未因Metsera而满足。辉瑞在年底以高达19亿美元的价格从复星医药的一家子公司授权引进了一款GLP-1候选药物。 辉瑞的管线在2025年受到了一些打击，inclacumab（2022年以54亿美元收购Global Blood Therapeutics获得）在又一次试验失败后被完全停止开发。该公司还在2025年2月清空了其基因治疗产品组合，放弃了已获批的B型血友病治疗药物Beqvez，之后在今年通过从Beam Therapeutics获得一款候选药物而重新拥抱基因治疗模式。 辉瑞在2025年底还从其管线中剔除了11项资产，其中包括几项来自历史性的430亿美元收购Seagen的资产。这种削减资产（包括来自Seagen的资产）的趋势在2026年有增无减。 在所有大型制药公司的CEO中，辉瑞领导人Albert Bourla哲学博士在与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的第一年搞好关系方面赢得了最强的名声。但Bourla最近停止了示好，猛烈抨击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Robert F. Kennedy, Jr.的反疫苗立场，并称即将离任的FDA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主任Vinay Prasad医学博士是一个忽视职业员工的“问题”。 08 百时美施贵宝 研发预算：99.5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11% 2025年总收入：482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20.6% 百时美施贵宝在2025年收紧了钱袋子，将其研发预算削减了11%，原因是生产力推动带来了节省，且减值支出下降。 根据其年度证券申报文件，这家制药商在2025年通过临床前研究在新分子实体的发现和开发上花费了13亿美元，而在之前的三年中，每年在这些研究活动上的投资都超过15亿美元。这些节省被1期、2期和3期试验支出增长部分抵消，这推动BMS的临床开发成本增至近46亿美元。 BMS在临床前和临床活动上的总支出减少了1.26亿美元。研发费用下降的其余12亿美元源于其他支出，如减值支出和与收购相关的现金结算。BMS在2024年记录了9.8亿美元的支出，涉及在3期前终止alnuctamab开发等行动。去年减值支出大幅下降至3.85亿美元。 BMS首席执行官Christopher Boerner哲学博士在推动20个月内节省15亿美元的过程中，对alnuctamab及其他资产挥下了裁员之斧。尽管2025年对新药的后期数据读出来说是缓慢的一年，但对多发性骨髓瘤前景药物iberdomide试验的一项中期修改使其获得了一次成功。 今年将会更忙碌。BMS在2025年的研发支出使公司得以在今年报告七项注册试验的数据。该公司已经报告了多发性骨髓瘤药物mezigdomide的3期成功。 BMS今年剩余时间的日程包括与其合作伙伴强生共同开发的血液稀释剂milvexian的两项3期试验的数据读出。尽管合作伙伴去年因无效而提前终止了一项试验，但关键房颤研究的数据尚未出炉。 2026年计划的其他数据读出还包括iberdomide试验的另一共同主要终点，以及特发性肺纤维化药物admilparant的数据。 09 艾伯维 研发预算：91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28.9% 2025年总收入：611.6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14.88% 在去年研发支出大幅增长66% 后，这家芝加哥制药公司在我们的年度排名中飙升，如今已回归现实。艾伯维重新回到我们榜单的第九位，尽管其研发预算增加至91亿美元，这轻松超过了2023年使其获得该位置的76.8亿美元。 艾伯维2024年的排名得益于以87亿美元收购Cerevel Therapeutics以获得其精神分裂症候选药物emraclidine，但该药后来在两项2期试验中失败，使这家制药公司损失了35亿美元。 尽管结果令人失望，艾伯维首席执行官Rob Michael去年夏天告诉投资者，并购仍然是该公司超越免疫学重磅药物Skyrizi和Rinvoq的成功以实现增长战略的关键部分。 相应地，艾伯维在2025年进行了多项并购交易，尽管没有一笔接近收购Cerevel的规模。在传闻收购迷幻药公司Gilgamesh Pharmaceuticals未果后，艾伯维转而以12亿美元收购了该生物技术公司的主要抑郁症候选药物bretisilocin。 该公司还以21亿美元收购Capstan Therapeutics，进入了备受瞩目的体内CAR-T领域。 回想起来，艾伯维在药物开发的热门领域进行了多次尝试。与T细胞衔接器、分子胶降解剂和下一代肥胖症候选药物的协议都是由这家伊利诺伊州制药商去年签署的。 对丹麦肥胖症生物技术公司Gubra的押注在本月得到了回报，艾伯维报告称，从该生物技术公司获得的胰淀素类似物在一个剂量水平下，在12周后实现了近10% 的体重减轻。 艾伯维对外部创新的关注与其内部研究团队的裁员形成了对比。11月，艾伯维终止了与Calico Labs的长期合作，并据报导告别了大约100名参与该合作的员工。 10 赛诺菲 研发预算：78.4亿欧元（88.5亿美元） 较2024年变化：6% 2025年总收入：436亿欧元（386亿美元） 研发预算占总收入比例：18% 赛诺菲的研发支出可能略有增加，但这并未改善这家法国制药公司在此榜单上的排名。事实上，人们有理由认为，该公司去年撒出的近90亿美元并没有获得良好的回报。 在2025年期间，赛诺菲遭遇了一系列临床挫折，包括抗OX40配体抗体amlitelimab在一项2期哮喘试验中失败，口服TNF抑制剂balinatunfib在一项中期银屑病研究中未达目标，以及与再生元合作的IL-33候选药物itepekimab在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一对3期研究中的一项失败。 这与赛诺菲在年初设定的目标相去甚远，当时首席执行官Paul Hudson曾强调“在2024年朝着成为一家专注的、科学驱动的生物制药公司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年出售消费者健康业务Opella也是为了“进一步优先考虑研发”，Hudson当时表示。 对赛诺菲管线的高期望随着每一次临床失败而增加了对制药公司管理层的压力。回顾2025年，连Hudson也不得不向投资者承认这是一段“颠簸的旅程”。 随着寻找Dupixent在2031年左右专利到期后收入替代品的时间所剩无几，赛诺菲董事会似乎失去了耐心。今年2月，他们罢免了Hudson，并由默克集团首席执行官Belén Garijo医学博士、哲学博士接替。 毫不奇怪，董事会交给Garijo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是“加强研发的生产力、治理和创新能力”。 信息来源：www.fiercebiotech.com — END — 关于仕揽 Talent One 仕揽（Talent One）是一家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中高端人才招聘及一站式人力资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致力于成为创业者、科学家和高管们值得信赖的伙伴。我们的团队成员充满激情和经验丰富，曾成功为国内多家知名药企寻聘C-level高管和搭建创始管理团队，擅长为制药公司输入药物早期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药政事务、CMC开发、生产质量、BD/投资、市场销售等方向的高品质、高价值人才。未来，仕揽（T1）将坚定以客户为中心，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医疗大健康行业贡献一份力量招聘

2026年欧洲肺癌大会（ELCC）于3月25日至2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盛大召开。作为胸部肿瘤学领域的国际顶级盛会，ELCC汇聚了全球前沿的科研成果与临床智慧。 3月28日下午，在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Sanjay Popat教授的主持下，备受瞩目的“ELCC 2026: Takeaways”顺利召开。来自放射肿瘤学、胸外科和肿瘤内科学的三位权威专家——德国弗莱堡大学医院Andreas Rimmer教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Jonathan Spicer教授和意大利维罗纳大学Sara Pilotto教授，分别从各自专业视角，系统梳理了本届大会的核心进展与未来方向，为这场高水平学术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 放射肿瘤学：局部疗法在精准治疗时代的整合与定位 Andreas Rimmer教授围绕放射治疗在肺癌综合治疗中的新角色展开阐述。他指出，本届大会多项重磅研究表明，局部治疗手段正与日益精进的全身治疗形成深度协同，但如何精准筛选获益人群仍是核心挑战。 Andreas Rimmer教授 局部巩固治疗的精准化：从NorthStar研究看获益人群筛选 NorthStar研究（摘要号：LBA3） Andreas Rimmer教授重点解读了NorthStar研究的二次分析结果[1]。该研究针对EGFR突变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在诱导奥希替尼6-12周后，随机分配至继续单药治疗或联合局部巩固治疗（手术或放疗）。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从17.5个月显著提升至25个月。 本次公布的亚组分析纳入了119例患者，其中56例接受奥希替尼联合局部巩固治疗。放疗方面，最常用的分割方案包括52.5 Gy/15次、50 Gy/4次、60 Gy/15次和45 Gy/15次，76%的患者在放疗期间继续使用奥希替尼。 亚组分析进一步揭示，更高剂量（BED >75 Gy）的放疗与更优的PFS相关，中位PFS接近50个月。 更为关键的是，诱导治疗后影像学上淋巴结转阴的患者从局部巩固治疗中获益最为显著：联合治疗组中位PFS达41.5个月，而奥希替尼单药组仅19.6个月（HR 0.43，90%CI 0.23–0.78，p=0.008）。同样，诱导治疗后胸腔积液消失的患者同样显示获益趋势。反之，若诱导治疗后仍存在淋巴结转移或胸腔积液，则联合治疗未见额外获益。这一发现提示，肿瘤对奥希替尼的初始敏感性可作为筛选局部巩固治疗获益人群的重要生物标志。 在失败模式分析中，局部巩固治疗后共发生37例复发，其中仅7例（19%）为局部区域复发，23例（62%）为远处转移，7例（19%）为两者兼有；更有23例（62%）发生于新的转移部位。在接受放疗的亚组中，24例复发患者中仅2例（8%）为放疗野内复发，高达22例（92%）为野外失败。这充分说明，局部巩固治疗对原发灶的控制极为有效，但远处转移仍是主要挑战，提示未来需要更强效的全身治疗与局部手段协同。 免疫联合放疗的探索：ASTEROID研究的启示与思考 ASTEROID研究（摘要号：221MO） 随后，Andreas Rimmer教授介绍了针对早期不可手术NSCLC患者、比较单纯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与SBRT联合度伐利尤单抗的随机II期ASTEROID研究[1]。该研究纳入了104例因医学原因无法手术的早期NSCLC患者（T1-2N0M0，外周型），中位年龄78岁，33%为PS 0分，67%为PS 1-2分。患者随机分配接受单纯SBRT（3-4次分割）或SBRT后序贯度伐利尤单抗1500 mg每4周一次、持续12个月。 结果显示，尽管联合治疗组达到了延长至疾病进展时间（TTP）的主要终点，但PFS和总生存期（OS）未见显著差异。安全性方面，度伐利尤单抗相关不良事件以1-2级为主，最常见为皮肤反应（39%）、瘙痒（24%）和乏力（22%），2例患者出现3级事件（皮肤反应和肺炎）。 Andreas Rimmer教授指出，尽管联合治疗在延缓疾病进展方面显示出优势，但在这一高龄、合并症多的体弱人群中，竞争性死亡风险较高，临床价值仍需审慎评估。 他特别强调，当前有多项III期研究正在探索SBRT联合免疫治疗的策略，但其中两项已因无效而提前终止，PACIFIC-4研究的结果仍在等待中。如何通过MRD等生物标志物精准识别真正需要辅助治疗的高危患者，是未来研究的核心方向。 筛查与新型药物的整合：拓宽视野与重塑时机 低剂量CT肺癌筛查研究（摘要号：LBA5） 在肺癌筛查领域，Andreas Rimmer教授提及了一项本次大会入选LBA的低剂量CT筛查研究[3]。该研究纳入40-74岁非高危人群（其中70%为从不吸烟者），筛查组接受一次性低剂量CT，对照组为未接受筛查的自然人群。 中位随访7年结果显示，筛查组肺癌累积死亡率显著降低（HR 0.45，95%CI 0.32–0.65，p<0.001）。在性别分层分析中，男性（HR 0.55）和女性（HR 0.28）均显示获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筛查组内，NCCN或中国指南定义的高危人群预后仍显著更差，重度吸烟史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史同样与不良预后相关。 Andreas Rimmer教授谨慎指出，尽管数据令人鼓舞，但筛查策略仍需在更广泛人群中验证，不能简单泛化至所有低风险人群。但他同时强调，这一研究为肺癌筛查向低风险、非吸烟人群的潜在拓展提供了重要探索性证据。 Beamion LUNG-1研究（摘要号：6MO） 最后，Andreas Rimmer教授简要提及了Beamion LUNG-1研究中zongertinib的颅内活性[4]。该研究纳入HER2突变型NSCLC患者，在初治队列（74例）中，客观缓解率（ORR）达76%，中位PFS为14.4个月。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活动性脑转移队列（30例）中，颅内客观缓解率（iORR）达47%；其中17例有可测量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且未接受过脑放疗的患者，iORR高达59%，中位颅内缓解持续时间（IC-DoR）为6.2个月。这些数据表明，zongertinib作为高颅内渗透性的靶向药物，为HER2突变合并脑转移患者提供了推迟或避免放疗的可能，进一步体现了精准靶向时代对局部治疗时机的重塑。 Rimmer教授总结道，从NorthStar到ASTEROID，从低剂量CT筛查到新型TKI的颅内活性，局部治疗正通过与新型全身治疗的整合，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协同，而精准筛选获益人群、优化治疗时序，将是放射肿瘤学未来的核心命题。 胸外科：从病理缓解到生物标志物，外科理念的深度演变 Jonathan Spicer教授从外科视角出发，聚焦“可切除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动态演变。他坦言，外科医生正在告别传统教条，转向与肿瘤内科、放疗科更紧密协作的“免疫外科”新模式。Spicer教授回顾了大会上一场关于IIIB期NSCLC可切除性的精彩辩论。他指出，尽管部分外科医生主张积极手术干预，但数据显示，即便是外科医生本人，若身为患者也更倾向选择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这一现象发人深省。 Jonathan Spicer教授 病理缓解：从pCR到组织学描述的延伸 法国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摘要号：227P） 一项法国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纳入了2021年至2025年间在56个法国中心接受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的622例可切除II-III期NSCLC患者[5]。结果显示，总病理完全缓解率（tpCR）为31%，主要病理缓解率（MPR）达51%；在临床存在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78%的原发灶无残留活性肿瘤者同时实现了淋巴结清除。中位随访10个月时，12个月无事件生存率为79%，未达pCR的患者EFS事件风险显著更高（HR 5.58）。 该研究有力证实，肿瘤及淋巴结降期率极高，淋巴结清除率达80%，而pCR仅见于半数患者，提示手术在清除残余原发灶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项聚焦淋巴结病理反应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摘要号：298P） 该研究纳入180例接受新辅助化疗免疫治疗后手术的NSCLC患者，其中69例（38.3%）为cN0，43例（23.9%）为cN1，68例（37.8%）为cN2。治疗后，58例（32.2%）最终病理证实无淋巴结转移，75例（41.7%）实现淋巴结降期（其中70例从cN+降至pN0），但仍有15例（8.3%）出现淋巴结进展，32例（17.8%）为淋巴结疾病稳定。多变量分析显示，肿瘤直径缩小百分比（OR 1.02，p=0.04）、淋巴血管侵犯（OR 5.8，p=0.002）以及cN2疾病（OR 5.28，p=0.006）是淋巴结无反应的独立预测因素。在预后方面，淋巴结反应者2年无复发生存率显著优于无反应者（83.1% vs 51.5%，p=0.002）。尽管总体淋巴结复发率较低（5.5%），但无反应者中复发比例（12.8%）高于反应者（5.3%）[25]。 Jonathan Spicer教授指出，这一研究进一步证实淋巴结反应不仅可作为新辅助治疗疗效的关键评价指标，其预测因素也为术前识别高危患者、优化手术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辅助治疗后残留肿瘤病理特征探索研究（摘要号：300P） 在新辅助治疗后残留肿瘤的病理特征方面，该进一步拓展了预后评估的维度。该研究同样纳入180例新辅助化疗免疫治疗后手术的患者，其中62例（34%）为鳞癌，36例（20%）达到pCR。在残留肿瘤中，67例（37%）存在淋巴血管侵犯，32例（18%）存在气腔播散，24例（13%）同时存在LVI与STAS。中位随访10个月，共33例（18.3%）患者出现复发[26]。 LVI的存在与更高的复发风险显著相关（HR 2.95，95%CI 1.45-6.01，p=0.003），STAS同样增加复发风险（HR 1.19，95%CI 1.19-5.31，p=0.016）。值得关注的是，LVI阳性患者最常复发部位为肺（12例），STAS阳性患者同样以肺为首发复发部位（8例），而LVI/STAS阴性患者则更多表现为淋巴结或胸外复发（各4例）。Jonathan Spicer教授指出，即使在pCR之外的残留肿瘤中，LVI和STAS这些传统病理指标仍具有明确的预后价值，应纳入术后病理评估体系，以更精准地分层复发风险、指导后续治疗决策。 影像学评估：PERCIST在靶向新辅助中的应用 NeoADAURA研究PERCIST分析（摘要号：237P） Jonathan Spicer教授教授重点引用了NeoADAURA研究的PERCIST分析[6]。该III期研究纳入了可切除EGFR突变II-IIIB期NSCLC患者，随机分配至新辅助奥希替尼单药、奥希替尼联合化疗或安慰剂联合化疗组，治疗后接受手术。本次公布的PERCIST代谢反应评估结果显示，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组代谢应答率（完全代谢缓解+部分代谢缓解）达76%，奥希替尼单药组为68%，而安慰剂联合化疗组仅37%。其中，完全代谢缓解率在三组中分别为27%、20%和7%。进一步分析显示，87%（54/62）达到MPR的患者同时也是PERCIST应答者；PERCIST应答在术前分子残留病灶清除患者中更为常见（80% vs 33%）。 Spicer教授指出，PERCIST代谢反应与MPR及MRD之间存在明确关联，这一发现为靶向治疗时代新辅助疗效评估提供了除病理学外的影像学替代指标，也为后续治疗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Jonathan Spicer教授引用了ADAURA研究及NeoADAURA研究数据，强调TP53共突变患者预后更差，而TOP研究中奥希替尼联合化疗在TP53共突变人群中展现出显著PFS获益[7]。他提出一个引发深思的问题：既然新辅助奥希替尼联合化疗可获得高ORR且不影响手术实施，为何不将这一更强化方案前移？这一思考直指当前治疗顺序的优化空间。 围术期治疗的长期价值：KEYNOTE-671研究的再思考 KEYNOTE-671研究（摘要号：222MO、223MO） 针对病理缓解的临床价值，Jonathan Spicer教授详细剖析了KEYNOTE-671研究的两项长期随访分析[8-9]。该III期研究纳入可切除II-IIIB期NSCLC患者，随机接受围术期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或安慰剂联合化疗。在未达pCR的患者亚组中，中位随访60.2个月时，帕博利珠单抗组中位EFS为31.9个月，安慰剂组为18.1个月（HR 0.69）。无论临床分期、淋巴结状态、组织学类型或PD-L1表达水平，围术期免疫治疗均持续显示EFS获益。 在达pCR的患者亚组中，帕博利珠单抗组pCR率为18.1%，安慰剂组仅4.0%，5年EFS率分别为80.8%和55.7%（HR 0.37）。 Jonathan Spicer教授指出，尽管pCR患者整体预后更优，但仍有部分pCR患者出现疾病进展甚至死亡；相反，非pCR患者中，围术期免疫治疗的相对获益依然显著。他强调，当前“非pCR”群体被简单归为一类，掩盖了其内部巨大的生物学异质性。未来亟需通过更为精细的生物标志物实现个体化治疗决策，避免“因不确定性而过度治疗”。 新兴标志物：微生物组与人工智能的前沿探索 AEGEAN研究（摘要号：228P） Jonathan Spicer教授特特别提到AEGEAN研究的微生物组探索性分析[10]。该研究对围术期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的患者基线粪便样本进行宏基因组测序，发现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丰度与治疗应答显著相关：在度伐利尤单抗组中，应答者B. longum丰度显著高于非应答者（p=0.0007），且B. longum丰度与残留活性肿瘤呈负相关（r=−0.5，p<0.02），而在安慰剂组中未见此关联。 进一步分析显示，B. longum的存在与基线肿瘤免疫细胞含量升高趋势相关（p=0.07），而免疫细胞含量仅在度伐利尤单抗组与应答相关（p<0.01）。代谢通路分析提示，B. longum相关基因中参与乙酸盐和支链氨基酸生物合成的通路在应答者粪便中富集。Spicer教授认为，肠道微生物组有望成为指导新辅助免疫治疗选择和疗效预测的便捷标志物，甚至可能为粪菌移植等干预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CATO-2301研究（摘要号：233P） 此外，Jonathan Spicer教授还提及一项基于人工智能的EGFR突变预测模型[11]。该研究利用CT影像深度学习模型，在术前无创预测肺结节是否存在EGFR突变，为“像治疗肺炎一样治疗早期肺癌”提供了前瞻性设想——未来或许可跳过有创活检，直接对高概率EGFR突变患者启动新一代TKI治疗。 靶向新辅助：KRAS G12C抑制剂的初步探索 NAUTIKA1研究（摘要号：238P） 在KRAS G12C突变靶向新辅助治疗领域，NAUTIKA1研究KRAS G12C+队列首次结果带来了令人鼓舞的初步数据。该研究纳入15例可切除IB-IIIA期及部分IIIB期（T3N2）KRAS G12C+ NSCLC患者，接受新辅助divarasib（400 mg QD）治疗8周后行手术。结果显示，在安全性方面，最常见不良事件为恶心（80%）、腹泻（73%）、便秘（33%）、呕吐（27%）和乏力（20%），绝大多数为1-2级，未发生AST/ALT升高事件，无患者因不良事件中断新辅助治疗。在疗效方面，MPR达36%，pCR为21%，影像学ORR为67%。 临床降期发生率为53%（8/15），病理淋巴结降期率为36%（5/14），其中4例降期至N0。14例接受手术的患者均实现R0切除，未发生手术延迟或术中并发症。Spicer教授指出，该研究首次证明了KRAS G12C抑制剂在早期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可行性与初步疗效，且不影响手术安全性，为这一具有挑战性驱动基因亚型患者提供了潜在的治疗新选择[27]。 Jonathan Spicer教授总结道，围术期免疫治疗已进入“学术探索的黄金时代”，大量真实世界数据与III期研究长期随访结果，为多学科团队提出了诸多亟待回答的实践性问题；而EGFR突变早期疾病正站在变革的临界点，ADAURA研究奠定的基础之上，NeoADAURA及TOP研究正推动这一领域向“新辅助+辅助”“靶向联合”纵深发展。病理缓解虽已成为新辅助治疗时代最核心的预后指标，但需要结合淋巴结反应、LVI、STAS等组织学特征进行更为细化的分层。 与此同时，生物标志物的“爆发式增长”正在改变临床决策范式，从肠道微生物组到ctDNA动态监测，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已不是选择太少，而是如何选择、在何时选择。综上，外科医生正在告别单纯“切与不切”的技术本位，走向与肿瘤内科、病理科、放疗科深度融合的“免疫外科”新范式。 肿瘤内科学：靶向、免疫与ADC的三重奏 Sara Pilotto教授从内科视角系统梳理了本次大会在驱动基因阳性、非驱动基因依赖及小细胞肺癌三大领域的核心进展。 Sara Pilotto教授 驱动基因阳性NSCLC：靶向联合与新型药物的突破 EGFR突变NSCLC TOP研究（摘要号：2O）：该III期研究针对EGFR突变合并TP53共突变这一高风险人群，随机比较奥希替尼联合化疗与奥希替尼单药一线治疗的疗效。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中位PFS达34.0个月，显著优于单药组的15.6个月（HR 0.44，p<0.001），ORR分别为82.9%和72.0%，中位DoR分别为32.7个月和15.3个月。尽管OS数据尚未成熟，但已观察到获益趋势（HR 0.57）。安全性方面，联合治疗组≥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62.4%，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Pilotto教授指出，该研究为TP53共突变这一既往预后更差的人群提供了治疗强化的明确循证依据[7]。 OptiTROP-Lung03研究（摘要号：LBA4）：在耐药后治疗方面，OptiTROP-Lung03研究最终总生存分析显示，TROP2靶向ADC药物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相较于多西他赛，在EGFR突变经治患者中持续展现PFS和OS获益。中位随访23.8个月时，PFS HR为0.23，OS HR为0.63；经交叉治疗校正后，OS HR为0.45。sac-TMT组未报告间质性肺炎病例[12]。 YL202-CN-201-01研究（摘要号：11MO）：YL202/BNT326的II期研究首次数据披露进一步丰富了ADC药物在NSCLC中的循证证据。该研究纳入152例NSCLC患者，分别接受2.0、2.5或3.0 mg/kg的YL202/BNT326 Q3W治疗。在96例EGFR突变经治患者（既往接受过TKI及铂类化疗）中，ORR为41.7%，中位PFS为7.2个月；在27例无驱动基因的非鳞NSCLC患者中，ORR达48.1%，中位PFS为5.6个月；在22例鳞癌患者中，ORR为22.7%，中位PFS为4.4个月。安全性方面，≥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40.1%，间质性肺炎发生率为0.7%（1例）。由此可见，YL202/BNT326在EGFR突变经治患者及无驱动基因的非鳞/鳞癌患者中均显示出可观的疗效，且安全性可控，尤其是低ILD发生率值得关注[28]。 SHR-A2009联合奥希替尼（摘要号：10MO）：在靶向联合策略方面，一项研究展示了HER3靶向ADC在EGFR突变NSCLC一线及后线治疗中的潜力。该Ib/II期研究纳入了79例≥2线患者（PA1队列）和61例初治患者（PA2队列）。在PA1队列中，SHR-A2009 6 mg/kg联合奥希替尼110 mg组确认ORR为43.8%，中位PFS为8.1个月；而SHR-A2009 8 mg/kg联合奥希替尼55 mg组客观缓解率达51.7%，中位PFS为14.4个月。在初治PA2队列中，连续联合治疗组（R1）确认ORR高达77.4%，12个月PFS率达87.2%，中位PFS尚未达到；有限周期联合后奥希替尼单药维持组（R2）ORR为66.7%。安全性方面，≥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在PA1和PA2中分别为59.5%和31.3%，间质性肺炎发生率分别为7.6%和4.9%，整体可控。 Sara Pilotto教授指出，SHR-A2009联合奥希替尼在初治患者中展现出令人鼓舞的疗效，其III期确证性研究已启动，有望为EGFR突变NSCLC一线治疗提供新的“无化疗”联合选择[13]。 BECOME研究（摘要号：7MO）：对于EGFR 20外显子插入突变，BECOME研究最终分析显示，becotarug联合奥希替尼在铂类经治人群中中位总生存期为18.0个月。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插入位置亚型间存在疗效异质性：远环插入患者相较于近环插入患者显示出更长的OS（HR 0.58，p=0.03）；基线ctDNA阴性患者较阳性患者也展现出更优的PFS和OS。Sara Pilotto教授指出，该研究揭示了EGFR ex20ins内部的分子异质性，为后续精准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方向[14]。 KRAS突变NSCLC ADEPPT研究（摘要号：5MO）：在KRAS突变NSCLC领域，Sara Pilotto教授重点介绍了ADEPPT研究。该研究针对KRAS G12C突变型经治NSCLC，分别入组老年（≥70岁，ECOG PS 0-1）和体力状态不佳（ECOG PS 2）患者接受adagrasib治疗。结果显示，老年队列达到主要终点，ORR为31%，中位PFS 7.6个月；而PS 2队列未达主要终点，ORR为18%，中位PFS 2.7个月，且≥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62%。Sara Pilotto教授重点指出，年龄本身不应成为治疗限制，但体力状态是制约靶向治疗获益的关键因素[15]。 KANDLELIT-001研究（摘要号：4MO）：更令人瞩目的是，KANDLELIT-001研究更新结果显示，新型KRAS G12C抑制剂MK-1084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PD-L1 TPS≥50%的初治患者中ORR达92%，中位PFS达28.9个月，且≥3级ALT/AST升高发生率低于10%。该研究为KRAS G12C抑制剂联合免疫治疗在first-line的应用注入强劲信心，并支撑了正在进行的III期KANDLELIT-004研究[16]。 setidegrasib I期研究（摘要号：1O）：针对KRAS G12D突变，setidegrasib I期研究显示，该首创蛋白降解剂在既往经治患者中ORR达35.6%，中位PFS为8.3个月，在轻/非吸烟者中缓解率达47.1%。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以1-2级输液反应为主，无因不良事件停药或死亡。Sara Pilotto教授强调，KRAS G12D正成为新的临床可及靶点，其独特的降解机制为KRAS靶向治疗开辟了新方向[17]。 HER突变NSCLC Beamion LUNG-1研究（摘要号：6MO）：该研究中zongertinib一线治疗ORR达76%，中位PFS 14.4个月；在活动性脑转移患者中，iORR达47%，其中未接受过脑放疗的患者iORR高达59%。Pilotto教授指出，HER2已成为明确的驱动靶点，且zongertinib的高颅内渗透性为合并脑转移患者提供了推迟放疗的可能[4]。 驱动基因阴性NSCLC：免疫治疗的新探索与新挑战 LATIFY研究（摘要号：LBA1）：在非驱动基因依赖NSCLC领域，Sara Pilotto教授重点解读了两项III期研究。由法国古斯塔夫·鲁西研究所Benjamin Besse教授报告的LATIFY试验评估了ATR抑制剂ceralasertib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在免疫化疗经治患者中的疗效，但未达主要终点（OS HR 0.90，p=0.287），未重复II期研究中的阳性信号[18]。 PRESERVE-003试验（摘要号：3O）：该研究的Ⅰ期结果显示，新型CTLA-4抑制剂gotistobart相较于多西他赛，在鳞癌患者中展现出显著的OS获益（HR 0.46），12个月OS率为63.1% vs 30.3%，且中位 DoR达11个月。Sara Pilotto教授指出，尽管LATIFY结果阴性，但gotistobart在鳞癌后线治疗中展现出令人鼓舞的潜力，其确证性部分值得期待[19]。 TROPION-Lung17研究（摘要号：145TiP）：该正在探索Dato-DXd在TROP2 NMR阳性、非鳞、无驱动基因、免疫经治患者中相较于多西他赛的疗效，体现了通过生物标志物筛选ADC获益人群的精准理念[20]。 ETOP-Roche i-TIMES荟萃分析（摘要号：LBA2）：Sara Pilotto教授还特别提及了ETOP-Roche i-TIMES荟萃分析结果，该研究纳入8项国际随机对照试验共3165例肺癌患者，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分析免疫治疗在前两个周期中“早用”（中午12时前）与“晚用”对总生存期的影响。结果显示，晚用组未能达到非劣效性边界（HR 1.104，95%CI 0.984-1.238），提示免疫治疗的首次给药时间可能影响远期生存，这一发现挑战了既往认知，值得进一步验证[21]。 小细胞肺癌：T细胞衔接器与双抗ADC的崛起 BL-B01D1联合serplulimab（摘要号：408O）：在小细胞肺癌领域，Pilotto教授重点介绍了BL-B01D1（EGFR/HER3双抗ADC）联合serplulimab在初治广泛期SCLC中的II期研究。结果显示，ORR达88.3%，中位PFS为8.2个月，12个月OS率达80.8%。尽管血液学毒性常见，但停药率低（7.3%），显示出该去化疗方案在 SCLC一线治疗中的巨大潜力[22]。 obrixtamig联合ezabenlimab（摘要号：409O）：obrixtamig（DLL3 T细胞衔接器）联合ezabenlimab在DLL3阳性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I期研究显示，在最高剂量组（1080 μg/kg）ORR达58%，中位PFS达10个月，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均为1-2级，未发生≥3级CRS[23]。 DeLLphi-312研究（摘要号：442TiP） ：该研究正在探索tarlatamab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化疗在广泛期SCLC一线治疗中的价值，进一步拓展了T细胞衔接器在SCLC领域的前景[24]。 最后，Sara Pilotto教授将本届大会在肺癌内科领域的核心进展概括为“一种疾病，多重现实”——基于肿瘤生物学特征，肺癌可划分为三个各具挑战的临床现实维度：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核心命题是“如何优化治疗与治疗序列”；无驱动基因NSCLC的核心命题是“能否克服化疗免疫治疗后的耐药”；小细胞肺癌的核心命题则是“新兴药物平台正在涌现，临床影响仍在演变中”。Sara Pilotto教授总结指出，面对“一种疾病，多重现实”的复杂格局，个体化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临床决策的必由之路——不仅要基于驱动基因分型，更要结合共突变状态、组织学特征、生物标志物谱系及患者临床特征，在日益丰富的治疗工具箱中为每一位患者寻找最适合的治疗路径。 总结：个体化、多学科、动态整合——肺癌治疗的未来之路 在三位专家分享结束后，大会主席Sanjay Popat教授邀请每位讲者提炼各自领域的核心信息。 Andreas Rimmer教授强调，局部治疗正通过与新型全身治疗的整合，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协同。 Jonathan Spicer教授则指出，外科理念正在快速演进，从技术本位走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决策，外科医生与肿瘤内科、放疗科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Sara Pilotto教授总结道，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疗格局，个体化已成为唯一方向——不仅要基于疾病分子特征，更要结合患者临床特征、生活质量与治疗目标进行动态调整。 Takeaways专场在务实、前瞻而又富有温度的讨论中落下帷幕。2026年ELCC不仅展示了肺癌诊疗在精准、联合、多学科整合维度的显著进步，更向全球同仁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唯有将科学证据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方能真正为患者带来更长生存与更高生活质量。纵贯前沿、横跨学科、聚焦个体、温暖彼此——这正是现代肺癌医学的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上中国学者在多项关键研究中贡献了重要数据，从TOP研究到SHR-A2009联合奥希替尼，从BECOME研究到OptiTROP-Lung03最终分析，再到BL-B01D1在SCLC领域的探索，中国研究者在靶向治疗、ADC药物及新型联合策略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为大会提供了重要的循证增量。 以终为始，步履不停。本届大会所呈现的每一份数据、每一次辩论、每一项创新，都将化作推动临床实践前行的不竭动力。带着这份收获与期许，让我们共同相约——2027年，慕尼黑，ELCC再聚首，续写肺癌诊疗的下一个篇章。 参考文献： （上下滑动可查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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