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ezolizumab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本 期 看 点 文献解读｜BCLC strategy for prognosis prediction and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s: The 2026 update.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26;84:631–654 BCLC肝癌分期与治疗策略再次更新。从2022版到了2026版，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中间几年没有变化，而是BCLC体系并非年度更新，而是在新的临床证据、治疗选择和真实世界决策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进行一次系统性修订。相比2022版，2026版并未推翻原有分期框架，而是在治疗证据、患者分层和临床决策层面进行了系统补充。新版继续强调肿瘤负荷、肝功能和体能状态在预后判断中的核心作用，同时进一步明确BCLC-B期“多灶性”的定义，并将CUSE框架纳入临床决策，用于处理真实世界中证据不足、治疗选择复杂和患者差异较大的情况。对于肝癌诊疗而言，这次更新的重点不只是治疗方案增加，而是如何在循证证据和个体化决策之间建立更清晰的路径。 本期内容 01 2026版的核心变化 02 治疗路径更新 03 CUSE的意义 04 总结与展望 【01 2026版的核心变化】 BCLC体系长期被用于肝细胞癌的预后判断和治疗路径选择，其特点是将疾病分期与一线治疗推荐直接相连。2026版延续了这一优势，仍然以肿瘤负荷、肝功能和体能状态作为分期基础，并通过AFP、ALBI评分、Child-Pugh、MELD等指标进一步细化预后判断。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2026版开始更明确地处理真实世界中的“非标准场景”。在临床实践中，患者很少完全符合算法中的单一路径：有的人存在门静脉高压或肝功能边界状态，有的人因年龄、合并症、可及性或患者意愿无法接受标准治疗，还有的人在局部治疗或系统治疗后出现明显缓解，需要重新评估后续策略。新版通过CUSE框架把这些因素纳入讨论，使BCLC不再只是静态分期图，而是更接近多学科诊疗中的动态决策工具。 图1  CUSE框架：用于处理复杂性、不确定性、主观性和情绪因素下的个体化决策 预后判断更强调肝功能状态：Child-Pugh之外，还要看失代偿与再代偿 新版继续强调，HCC预后不是单一肿瘤大小或数量能够决定的，而是由肿瘤负荷、肝功能和癌症相关症状共同塑造。对于肝癌患者而言，肝硬化是否存在、肝硬化是否失代偿、失代偿是否有机会再代偿，都会直接影响治疗选择和预后判断。 图2  进入BCLC治疗流程前，需要先判断肝硬化代偿状态、移植可能性和患者整体特征 这也是2026版的重要临床提醒：Child-Pugh A并不等于肝功能完全安全。部分患者即使处于Child-Pugh A，也可能有腹水、既往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肝性脑病等失代偿事件。新版因此强调，应结合ALBI评分、腹水程度、MELD相关模型、ECOG-PS、衰弱状态和AFP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对于部分经过病因控制或支持治疗后达到再代偿的患者，也不应简单排除其进入特定治疗路径的可能性。  BCLC-B期定义更清楚 2026版保留了2022版总体分期系统，但进一步明确了BCLC-B期“多灶性”的定义：多于3个结节，或不超过3个结节但至少一个病灶大于3 cm。这一细化看似技术性，实际意义在于减少中期肝癌分层中的模糊空间。 BCLC-B期本身高度异质。有些患者肿瘤边界清楚、肝功能保存较好，可能通过TACE、TARE、EBRT或桥接/降期策略获得进一步治疗机会；有些患者虽然仍属中期，但肿瘤负荷弥漫、双叶广泛累及或选择性动脉治疗不可行，则更适合较早进入系统治疗。新版并没有简单扩大某一种治疗的适用范围，而是强调根据肿瘤分布、门静脉血流、肝功能储备、AFP水平、技术可及性和患者目标进行分层。 【02 治疗路径更新】 在极早期和早期HCC中，消融、切除和肝移植仍是核心治疗手段。对于单发小病灶，微波消融、射频消融、TARE和EBRT等局部治疗的证据不断增加，但治疗选择仍需要结合肿瘤位置、门静脉高压、肝功能储备和移植可能性。对于符合移植条件或可通过桥接/降期进入移植路径的患者，局部治疗的价值不仅在于控制肿瘤，也在于维持移植资格。 图3  BCLC 2026分期与治疗策略总图：不同分期对应首选治疗，并通过CUSE处理个体化决策 在BCLC-B期，TACE仍是标准局部治疗，但并非所有中期患者都适合TACE。对于肿瘤负荷过高、选择性动脉通路不理想或肝功能风险较大的患者，系统治疗应被更早考虑。对于TACE联合免疫或靶向治疗，虽然多个研究显示PFS改善，但OS证据仍不充分，因此新版并未将TACE联合方案作为常规推荐，而是强调其仍应主要置于临床研究或CUSE框架下谨慎讨论。 在BCLC-C期，系统治疗是主要方向。新版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美木单抗、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瑞戈非尼相关方案以及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等免疫联合方案纳入一线治疗讨论。由于这些方案之间缺乏头对头研究，临床选择不能简单依据跨研究数字比较，而应结合出血风险、自身免疫风险、肝功能状态、药物可及性、患者偏好和治疗目标进行综合判断。 03 CUSE的意义 CUSE（Complexity, Uncertainty, Subjectivity, and Emotion）是2026版中最具方法学意义的新增内容。它并不是新的治疗方案，而是一套临床决策语言，用于处理复杂性、证据不确定性、患者和医生主观判断，以及患者情绪、价值观和现实条件对治疗选择的影响。 图4  治疗阶段迁移：合并症、可及性、不可治疗进展、主要缓解和患者意愿都可能改变路径 这对于HCC尤其重要。肝癌治疗常常同时面对肿瘤进展风险和肝功能衰竭风险，PFS改善未必转化为OS获益，局部治疗有效也未必意味着患者能够长期获益，系统治疗后明显缓解也不等于可以简单回到早期分期。 图5  PFS作为替代终点的局限：同样的PFS事件，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OS结局 新版因此强调，临床团队需要先明确治疗目标，是追求根治、延长生存、控制肿瘤、争取移植、缓解症状，还是维持生活质量；再根据证据强度、安全性、可及性、患者意愿和复查节点形成动态方案。 04 总结与展望 总体看，BCLC 2026版不是一次颠覆式更新，而是一次更贴近真实临床的系统性修订。它保留了BCLC最重要的优势，即用相对清晰的分期框架连接预后判断和治疗推荐；同时也承认肝癌治疗已经进入更复杂的阶段，单纯依靠线性算法不足以覆盖所有患者。 对于临床实践而言，新版最大的价值，是帮助医生在“指南推荐”和“个体情况”之间建立更透明的讨论过程。对于研究和药物开发而言，新版也释放出明确信号：未来肝癌治疗方案能否进入核心路径，不仅要看ORR或PFS，更要看OS、肝功能保护、治疗可持续性、患者体验以及是否能在明确分期人群中形成稳定证据。BCLC从2022版走向2026版，真正体现的是肝癌治疗从单点方案竞争，逐步进入证据分层、患者分层和多学科决策并重的新阶段。 ★

肝细胞癌（HCC）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依赖影像学诊断，其分子特征研究较为有限。本研究旨在描绘晚期 HCC 的基因组图谱，并评估基因变异（GAs）的预后与预测价值。本研究使用美国全国范围内去标识化的 HCC 临床基因组数据库，回顾性分析接受系统治疗、并通过组织或液体活检进行全面基因组测序的晚期 HCC 患者。采用 Foundation Medicine 公司的二代测序技术检测 GAs。通过 Kaplan‑Meier 法与 Cox 比例风险模型评估至疾病进展时间（TTP）。 共分析 370 例患者。组织队列（n=291）中最常见的 GAs 为TERT启动子（TERTp，61.5%）、CTNNB1（34.0%）与TP53（33.0%）。主要受累通路为细胞周期与凋亡（56%）、DNA 损伤与调控（43%）、WNT 通路（40.9%）及 p53 通路（38.1%）。病毒病因与 TERTp、CTNNB1 及 WNT 通路变异显著相关，而非病毒相关 HCC 则与RTK/RAS通路变异相关。TTP 分析显示，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 + B）治疗较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有改善预后的趋势。TP53 基因 p.V157F 与 p.R249S 突变与 TTP 显著缩短相关。MYC 基因似乎是 A + B 对比 TKIs 的负预测因子，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本研究揭示了晚期 HCC 的基因组图谱，确定细胞周期与凋亡、DNA 损伤与调控、WNT 及 p53 为核心受累通路。上述发现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在 370 例晚期 HCC 患者中，TERTp、CTNNB1 和 TP53是最常见的 GAs； 最常发生变异的通路包括细胞周期 / 凋亡、DNA 损伤、WNT 和 p53通路； 病毒相关 HCC 中，TERTp、CTNNB1 及 WNT 通路变异富集； 非病毒相关 HCC 中，RTK/RAS 通路变异更常见； MYC似乎是A + B 对比 TKIs治疗的负预测因子。 研究背景 全球肝癌发病率持续上升，位列癌症相关死亡第四大原因。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80%‑90% 的 HCC 发生于肝硬化背景，病因包括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长期饮酒或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遗憾的是，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失去根治性治疗机会。 根据指南，若无免疫治疗禁忌，一线推荐方案为 A + B 或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美木单抗；TKIs 推荐用于二线及三线治疗。若存在免疫治疗禁忌，首选仑伐替尼 / 索拉非尼。 与其他依赖组织学或细胞学诊断的肿瘤不同，HCC 可通过影像学标准确诊，导致组织学与分子特征数据匮乏。已有研究报道多条分子通路异常，但将这些发现转化为临床应用仍面临挑战，仅 28% 的 HCC 存在潜在可靶向变异，且目前尚无任何靶点能在此肿瘤类型中被归类为分子靶点临床可操作性评分I-II级。多数基因组研究聚焦于早期疾病，晚期 HCC 的分子图谱仍不明确。 本研究使用 Flatiron Health（FH）‑Foundation Medicine（FMI）临床基因组数据库（CGDB），主要描绘美国接受系统治疗的晚期 HCC 患者的基因组特征，并评估变异基因与基因通路的预后及预测价值。 研究结果 研究人群： 本研究纳入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期间来自 HCC FH‑FMI CGDB 的 370 例美国接受系统治疗的 HCC 患者。表 1 总结基线特征。总体而言，42.2% 的患者为病毒相关（有 HCV 和 / 或 HBV 病史），35.1% 为非病毒相关，22.7% 无明确危险因素记录。 表1 治疗模式： 系统治疗线位数中位数为 2（四分位距 IQR：1‑2），50.8% 的患者接受 2 线治疗，22.4% 接受 3 线治疗。 抗血管生成药物是一线（49.5%，均为 TKIs）及所有线次中最常用的治疗（47.3%）。一线 TKIs 中，索拉非尼使用最频繁（73.8%）。免疫治疗（IO）为第二常用治疗（一线 38.4%，总体 34.0%）。其中 A + B 主要用于一线（25.7%），其他 IO 更多用于后续线次（二线 31.4%，三线 19.3%）。 CGP 检测： 370 例患者共检测 382 份样本，11 例患者接受重复二代测序检测。样本分布如下：181 份（47.4%）采用 FoundationOne®CDx，114 份（29.8%）采用 FoundationOne®，71 份（18.6%）采用 FoundationOne®Liquid CDx，16 份（4.2%）采用 FoundationOne®Liquid。总体而言，291 例患者（78.6%）经组织 CGP 检测，86 例患者（23.2%）经液体 CGP 检测，7 例患者同时纳入两个队列。 73.0% 的患者在启动一线治疗后完成首次 FMI 检测，但多数病例（72.2%）的样本采集于一线治疗前。样本采集至报告结果的中位时间为 1.2 个月（IQR：0.5‑5.0 个月）。73.9% 的肿瘤组织取自原发灶，26.1% 取自转移灶。 204 份组织样本与 70 份血液样本可评估肿瘤突变负荷（TMB），分别有 5.9% 与 8.6% 归类为 TMB‑H。1 份液体活检样本（1.1%）检测为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234 份可评估 MSI 的组织样本中 4 份（1.7%）为 MSI中等。82 份有肿瘤片段数据的血液样本中，三分之一（31.0%，n=27/82）肿瘤片段 > 10%（中位肿瘤片段：4.8%，IQR：1.4%‑19.2%）。 组织队列： 组织队列（n=291）共在 158 个不同基因中检测到 1056 个 GAs，每位患者受累基因中位数为 3 个（IQR：2‑5）。图 1 展示组织队列基因组图谱。 图1 TERTp 突变是最常见的 GAs（61.5%），其次为 CTNNB1（34.0%）、TP53（33.0%）、MYC（16.2%）与ARID1A（11.7%）（图 1A）。除 TERTp 外，最常见的单核苷酸变异位于 TP53 与 CTNNB1。值得注意的是，2.7% 的患者携带 TP53 p.V157F 与 p.R249S 突变。拷贝数变异方面，最常见的缺失为CDKN2A与 CDKN2B，扩增为 MYC、FGF3/FGF4/FGF19/CCND1基因座及 LYN 基因。 高频变异基因的相互作用分析显示，TERTp 突变与 CTNNB1、MYC 变异共发生（图 1B）。CTNNB1 与RB1互斥，TERTp 与BAP1互斥。CDKN2A 与 CDKN2B 显著相关，LYN 扩增在 MYC 变异肿瘤中富集。ARID1A 与 CTNNB1 显著相关。此外，FGF 基因与 CCND1、FGF 通路内部均存在显著共发生。 通路变异频率见图 1C。TP53 参与最常见的活化通路，包括细胞周期（CC）与凋亡（56%）、DNA 损伤调控（43.0%）及 p53 通路（38.1%）。CTNNB1 是 WNT 通路中主要突变基因，40.9% 的病例受累。有趣的是，未检测到AXIN1致病性 GAs。其他常见受累通路包括PI3K（28.2%）、同源重组缺陷（HRD）/BRCA 样表型（27.8%）、染色质修饰（26.8%）、细胞周期蛋白通路（24.7%）、RTK/RAS 通路（19.9%）及 cMYC 通路（16.2%）。值得注意的是，MYC 是 cMYC 通路中唯一受累基因。9.3% 的患者存在NRF2通路变异，包括NFE2L2（5.5%）与KEAP1（4.5%）。 基于通路的共发生分析发现 13 对显著共现通路。其中，不同基因集的通路中，FGF/FGFR 变异与细胞周期蛋白通路变异显著共发生。 与病因的关联： GAs 与病因的关联见图 2 。总体而言，病毒相关病例的突变负荷（每位患者受累基因数）高于非病毒相关病例（中位数：4 vs 3，P=0.053），但组织 TMB 无差异（P=0.18）。 图2 病毒相关 HCC 中 TERTp（病毒 vs 非病毒：75.4% vs 53.9%，P=0.010）、CTNNB1（50.0% vs 23.5%，P=0.001）及 WNT 通路（53.4% vs 31.4%，P=0.020）变异显著富集。相反，RTK/RAS 变异在非病毒相关 HCC 中更常见（13.6% vs 29.4%，P=0.042）。校正后未达严格统计学显著性，但 TP53 变异在病毒相关 HCC 中更常见（44.1% vs 28.4%）。相反，转录调控通路变异仅见于非病毒相关患者（0.0% vs 5.9%）。排除混合病因与酒精性肝病患者后，趋势相似，除TSC2突变率在代谢性疾病患者中更高。 液体活检队列： 86 例患者的循环肿瘤 DNA 样本中共检测到 389 个 GAs。每位患者受累基因中位数为 3 个（IQR：2‑5）。液体队列分子特征见图 3 。 图3 最常见的受累基因为 TERTp（58.1%）、TP53（50.0%）、CTNNB1（44.2%）、DNMT3A（41.4%）、TET2（17.1%）、ASXL1（15.7%）及 ARID1A（15.7%）。该队列未发现显著交互作用，仅观察到 NFE2L2 与 PIK3CA 共发生趋势。 克隆性造血（CH）与意义未明克隆性造血是年龄相关过程，表现为血细胞体细胞突变累积。为校正血浆游离 DNA 分析中 CH 带来的背景干扰，按年龄分层比较液体（FoundationOne®Liquid CDx）与组织活检的基因频率。除 CH 相关基因（DNMT3A、TET2、ASXL1、ATM）外，两种检测方式的变异频率无显著差异。有趣的是，液体活检样本中 DNMT3A 与 ASXL1 变异检出率高于组织样本（液体 vs 组织：DNMT3A 23.1% vs 2.5%；ASXL1 17.9% vs 1.5%，P<0.01），即使在 < 70 岁患者中亦是如此。 TTP 分析： 对组织队列中 286 例（98.3%）索引日期≤2023 年 9 月 30 日的患者探索临床结局。总体中位 TTP 为 5.1 个月（IQR：4.4‑6.3）。KM 分析显示，A + B 治疗患者较 TKIs 治疗患者 TTP 有延长趋势（中位 TTP 7.6 个月，95% CI 4.9‑14 vs 5.1 个月，95% CI 3.8‑6.3；校正 HR 0.75，95% CI 0.50‑1.13）（图 4A）。尽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首年内曲线明显分离，之后样本量大幅下降。 图4 无论治疗如何，全人群 TTP 与基因组特征的关联见图 4B。TERTp、CDKN2B、MYC、染色质修饰及 NOTCH 通路变异似对 TTP 有正向影响，但无统计学意义。相反，TP53（或 p53）、TSC2、DNA 损伤调控、RTK/RAS 及转录调控通路变异患者 TTP 有更差趋势。具体而言，TP53 p.V157F 与 p.R249S 变异较 WT 患者 TTP 显著缩短（校正 HR 2.58，P=0.046）。分析 GAs 的预测价值时（图 4C），仅 MYC 似为 A + B 对比 TKIs 的负预测因子，A + B 对突变型患者有负向效应（HR 1.39，P=0.5），对野生型患者有正向效应（HR 0.75，P=0.2），但交互检验未达统计学显著性。 讨 论 目前可用的基因组数据主要来自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中早期手术切除 HCC，晚期疾病的分子研究仍有限。本研究为该领域提供了更多生物学见解。 组织队列中最常见的 GAs 为 TERTp（61.5%）、CTNNB1（34.0%）、TP53（33.0%）、MYC（16.2%）、ARID1A（11.7%）及 RB1（8.6%）。液体队列中最常见的受累基因为 TERTp（58.1%）、TP53（50.0%）、CTNNB1（44.2%）及 DNMT3A（41.4%）。除 CH 相关基因（DNMT3A、TET2、ASXL1、ATM）外，两种检测方式的变异频率无显著差异。本组织队列中前六位基因突变率与另一项晚期 HCC 研究结果相近，尤其是前三位基因。多项非晚期 HCC 分析显示，TERTp 突变最常见（30%‑61%），其次为 CTNNB1（20%‑40%）与 TP53（24%‑50%）。 除 TERTp（组织与液体队列中分别为 61.5% 与 58.1%，仍是最常见受累基因）外，最常见的受累通路为 CC / 凋亡（56%）、DNA 损伤调控（43%）、WNT（41%）、p53（38%）、PI3K（28%）、HRD/BRCA 样表型（28%）、染色质修饰（27%）及细胞周期蛋白通路（25%）。总体而言，与已发表文献相比，可推测 HCC 的突变谱在疾病进展过程中相对稳定。 尽管研究间存在异质性，本结果与文献一致。一项 HCC 肿瘤外显子测序研究（无法检测 TERTp变异）显示，最常见的受累通路为 WNT/β‑连环蛋白（54%）、PI3K‑蛋白激酶 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51%）、TP53/CC（49%）及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43%）。两项 HCC 患者分析显示，最常见的受累通路为 CC、WNT、NOTCH、p53、染色质重塑及 PI3K，CC 与 p53 通路共发生。 本研究观察到 HRD/BRCA 样表型（28%）与染色质修饰（27%）通路变异高发，值得进一步研究，因靶向这些通路的药物 —— 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i）与表观遗传药物已上市。但需注意，本研究中 HRD/BRCA 样表型通路定义较宽泛，目前 PARPi 的疗效仅在更窄的基因亚组中得到证实。 尽管 HCC 中最常见的突变目前缺乏有效靶向治疗，但针对 WNT/β‑连环蛋白、TERT 及 p53 通路的在研临床试验展现出前景。在此背景下，CGP 至关重要，可深化对 HCC 分子机制的理解，助力未来为现有与新兴治疗寻找预测生物标志物。 基因共发生与互斥模式与癌症基因组学 cBioPortal 数据库报道一致。文献证实，CTNNB1 变异与 TP53 变异几乎互斥，且与 TERTp 变异相关。体内外研究提示，后两者共表达促进肝癌发生，TERT 调控 WNT/β‑连环蛋白信号，可能影响预后、免疫治疗反应及未来治疗策略。 与 TP53 等其他 GAs 相比，CTNNB1 变异通常与肿瘤侵袭性更低、转移率更低相关。但 TERTp + CTNNB1 共发生可能促进肿瘤发生与自主性生长，影响 HCC 进展。 本研究中，病毒病因与 TERTp、CTNNB1 变异显著相关，且与 TP53 变异存在关联趋势。文献报道，TERTp 变异与 HCV 病因正相关，与 HBV 病因负相关。本研究人群中 HCV 病史比例高于 HBV（36% vs 8%）。CTNNB1 变异在 HBV 患者中发生率较低，在酒精及 HCV 相关 HCC 患者中较高。TP53 突变与 HBV 病因相关。体外研究提示，HBV 与 HCV 均可能参与 TP53 突变的发生。 WNT 通路变异与病毒病因显著相关，而 RTK/RAS 通路变异在非病毒相关 HCC 中显著更常见。WNT 通路中最常见的受累基因 CTNNB1，无论病因背景，均被报道为 HCC 发生的附加事件，但 WNT 通路变异也可通过其他机制发生。 有趣的是，TSC2 变异频率在单纯代谢性疾病患者中更高，而病毒与非病毒相关 HCC 间无差异。临床实践中，病因重叠导致 HCC 按病因分层困难，疾病谱多样。此外，近年来全球 HCC 病因发生变化，非病毒及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相关 HCC 增加，病毒相关 HCC 减少。本数据集中病毒相关 HCC 仍多于非病毒相关（42.2% vs 35.1%）。研究跨度 13 年，反映了过时的流行病学特征，近期患病率被 2010 年代早期数据抵消。 TP53 变异与无病生存期更短及治疗耐药相关，本研究也发现携带者 TTP 更差趋势。此外，2.7% 的组织队列患者携带 TP53 p.V157F 与 p.R249S 点突变（与不良预后相关），较 WT 患者 TTP 显著缩短。 本研究中 TERTp 变异显示 TTP 改善趋势，与两项晚期 HCC 研究中负预测作用相反。 MYC 扩增反复与大体积未分化肝肿瘤、不良预后、转移及 HCC 复发相关，而本研究发现其对 TTP 有正向影响趋势。 有趣的是，染色质修饰与 NOTCH 通路变异在本研究中显示预后更好的趋势。相反，DNA 损伤调控、p53、RTK/RAS 及转录调控通路变异与 TTP 更差相关。 在其他肿瘤中，HRD/BRCA 样表型变异与高突变负荷及高基因组不稳定性相关，增强免疫原性。这些特征通常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反应相关，且对合成致死策略更敏感。鉴于本研究中 HRD/BRCA 样表型变异高发，预期其对 A + B 治疗反应有显著预测作用。本结果未支持该预期，可能因队列样本量有限，但为前线筛选的晚期 HCC 人群提供了新的合成致死策略可能。 本研究队列中，TKIs 是最常用治疗，而 IO（尤其是 A + B）为第二常用治疗类别。这与预期一致，因 A + B 作为一线治疗的推荐仅在最新指南中提出，基于 Ⅲ 期 IMbrave150 临床试验结果，该研究证实 A + B 较索拉非尼改善总生存与无进展生存，而本分析覆盖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前及研究观察期多数时间内，推荐一线治疗为索拉非尼与仑伐替尼。 本队列中位 TTP 为 5.1 个月，A + B 治疗患者较 TKIs 治疗患者 TTP 有延长趋势（7.6 个月 vs 5.1 个月）。两项数据均与实验及真实世界研究文献一致。A + B 对比 TKIs 的 HR 为 0.75，虽无统计学意义，但与 IMbrave150 试验报道的 HR（0.65）大体一致。 本研究发现 MYC 变异为 A + B 对比 TKIs 的负预测因子趋势，A + B 对突变型患者有负向效应，对野生型患者有正向效应。样本量小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但结果与两项临床试验患者的分析一致。MYC 调控多个参与细胞增殖、代谢及免疫反应的基因。MYC 变异的 HCC 通常以免疫抑制微环境为特征，T 细胞浸润减少、程序性死亡配体 1（PD‑L1）表达降低，可能降低阿替利珠单抗（抗 PD‑L1）疗效，且血管生成活性增加，可能影响贝伐珠单抗（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反应。 WNT/β‑连环蛋白通路变异被提议为免疫治疗预测生物标志物，但目前证据不一致。本队列中，CTNNB1 野生型患者似从 A + B 中获益较 TKIs 更多，尽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与既往报道一致，提示需进一步研究明确 β‑连环蛋白改变的预测价值。 本分析同时纳入组织与液体样本。总体而言，循环肿瘤 DNA 基因组测序在液体活检检测中展现出显著的预后与预测价值潜力。但组织样本需用于诊断。鉴于组织与液体活检间无重要差异，建议液体活检可作为组织样本不足时用于研究的生物标志物表征补充策略。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研究人群主要为 FH 网络内社区肿瘤诊所接受 CGP 检测的患者，可能限制结果的外推性。因回顾性设计与数据来源，关键临床信息（如 Child‑Pugh 分级）缺失，患者特征存在重要数据缺失。涉及 CGDB 的总生存分析易受左删失偏倚影响，因未满足入组标准（如接受 CGP 检测）前死亡的患者被排除。校正该偏倚通常需风险集调整，假设独立左删失，但本研究不满足该条件。考虑界标分析但会显著减少样本量。相比之下，TTP 受该偏倚影响较小，因疾病进展事件（即使发生于基因组检测前）不影响患者纳入 CGDB。因此，本研究报道 TTP 而非总生存。采用分层算法将患者分为病毒与非病毒相关 HCC，因亚组样本量小，限制了单一病因分析。此外，本研究样本量仅能推断有限数量基因组特征的预后或预测作用。样本量相对较小也降低了统计效能，导致不确定性更高，限制结果适用性。需更大样本研究验证本发现。采用 CGP panel 而非全基因组测序限制了特定基因组区域的分析，可能导致通路改变低估及 TTP 分析准确性下降。最后，活检采样仅反映肿瘤部分，存在高度异质性。 综上，本研究为晚期 HCC 的基因图谱提供关键见解，确定核心基因组变异与受累通路，及其与肿瘤病因、临床结局的相互作用。结果提示 HCC 疾病进展过程中突变谱相对保守，病毒与非病毒相关 HCC 具有不同基因特征。最后，MYC 作为 A + B 对比 TKIs 负预测因子的潜在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在非小细胞肺癌、胆管癌等其他肿瘤中，生物标志物研究极大改变了携带特定变异患者的治疗结局，靶向治疗取得突破。期待 CGP 分析在 HCC 中发挥同样作用，但目前肿瘤生物学与肝功能的异质性仍是新药研发的重要障碍。迄今为止，HCC 中最常见的变异仍无靶向药物。 “实体瘤1299基因检测”项目，覆盖CTNNB1、TP53、MYC、CDKN2A/B、TSC2、ARID1A等基因的CDS区和TERT启动子突变以及免疫指标TMB和MSI等；“实体瘤272基因检测（PLUS版）”、“消化系统肿瘤199基因检测”、“肝癌126基因检测”和“肝胆胰肿瘤86基因检测”项目，覆盖TP53、MYC、CDKN2A/B、TSC2、ARID1A等基因的CDS区和CTNNB1等基因的部分区域以及TERT启动子突变、MSI等；更全检测可选择“实体瘤全外显子组基因检测”项目。 参考文献： Salani F, Ponziani FR, Piscaglia F, Malapelle U, Daniele B, Porta C, Pradelli L, De Fiore E, Masi G, Rimassa L, Casadei Gardini A. Genomic profiling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eal-world retrospective analysis. ESMO Open. 2025 Nov;10(11):105879. doi: 10.1016/j.esmoop.2025.105879. Epub 2025 Oct 29. PMID: 41167083; PMCID: PMC12607002. 本文仅供医学专业人士参考，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 往期推荐 ●双重认证 | 绘真医学满分通过2026年国家和江苏省临检中心多项单基因检测室间质评 ●喜讯 | 绘真医学乳腺癌预后多基因检测产品获欧盟CE认证，精准预测复发与化疗获益，国际化进程再添里程碑 ●CT引导下活检样本检出EWSR1重排，助力原发性肺玻璃样变透明细胞癌临床诊断 ●罕见伴肉瘤样特征的肺「硬化性肺细胞瘤」因FISH假阳性误诊NTRK重排肉瘤，NGS检出AKT1 p.E17K突变修正诊断 绘真医学坐落于美丽的金鸡湖畔，处于被称为中国“生物硅谷”的中国-新加坡合作苏州工业园区中心，依托国外顶尖学府归国科学家团队建立起先进的检测与研发平台，配备有国际顶级的软硬件设施、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先进的大数据分析处理系统。 绘真医学在苏州和北京分别拥有2700平米和1200平米的临床检测与研发大楼、百余名检测研发人员及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全面开展肿瘤、感染性疾病、遗传及代谢性疾病检测,与卫生、疾控部门及各大医院开展广泛合作。 我司具有临床基因扩增资质、Ⅱ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资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证书、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认证证书；拥有国外顶尖学府原研专利授权及国外授权专利共计6项，国内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23项，软件著作权32项，合计国内授权专利67项，申请受理中专利54项，并以满分成绩通过2025年卫健委临检中心组织的室间质评和2025年美国CAP权威室间质评（NEO-A 2025、RNA-B 2025、NGSST-A 2024、CFDNA-A 2024）。 使命：“智慧赋予希望”！ 愿景：“描绘本真，健康护航”！ 更多产品，欢迎点击绘真医学网站 http://www.geno-truthdx.com/ 客服电话：4000672118 客服邮箱：service@geno-truth.com 扫码关注绘真医学专员 咨询更多检测服务信息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