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ezolizumab

-01- 引言 免疫治疗在过去数十年间已成为癌症治疗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手术、放疗、化疗和靶向治疗并驾齐驱。早期以细胞因子疗法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探索，虽然推动了白细胞介素-2（IL-2）和干扰素-α（IFNα）获得美国FDA批准，但其毒性水平（如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和有限的治疗效果严重制约了临床推广。随后，以免疫检查点阻断（ICB）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自2011年ipilimumab获批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以来，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有15种FDA批准的ICB疗法覆盖22种癌症类型，在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微卫星不稳定（MSI-high）癌症中展现了持久疗效。然而，由于免疫检查点在正常组织中同样具有免疫调节功能，ICB治疗可导致高达40%发生率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累及胃肠道、皮肤、内分泌器官等多个系统，严重程度从轻度至危及生命不等。 细胞治疗与T细胞衔接剂（TCEs）的进展为克服ICB耐药提供了新途径，已有多款CAR-T疗法、TCR-T疗法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获批。然而，这些疗法同样面临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等全身炎症毒性，以及由靶抗原在正常组织上的交叉表达引起的脱靶、肿瘤外毒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条件性生物制剂"（Conditional Biologics, CBs）应运而生。CB定义为一种蛋白质治疗药物，其被工程化设计为响应肿瘤相关信号而优先采用活性状态，从而在增强靶部位效力的同时限制脱靶不良反应。本文将从机制分类、临床应用、开发挑战和未来方向等方面系统综述这一快速发展的领域。 -02- 一、条件性生物制剂的作用机制 CBs的核心设计理念是选择性聚焦活性以拓宽治疗窗口。目前已发展的条件性激活机制包括蛋白酶可切割掩蔽、可溶性因子依赖、亲和力介导、竞争性交换、共结合、靶上组装以及多种新兴机制。 蛋白酶介导的掩蔽机制 肿瘤相关蛋白酶在肿瘤微环境（TME）中常呈上调状态，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丝氨酸蛋白酶（如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和matriptase）以及半胱氨酸蛋白酶legumain，这些酶参与细胞外基质重塑过程。蛋白酶产品设计通常由一个阻断结构域通过蛋白酶敏感性肽连接子与效应结构域相连。在正常生理条件下，治疗药物保持非活性状态；在肿瘤中，升高的蛋白酶活性切割连接子，释放抑制性掩蔽。 掩蔽组件的设计分为亲和力依赖型和空间位阻型两大类。亲和力依赖型通过肽段、抗体衍生结合域或靶蛋白衍生片段直接结合治疗药物的活性位点来阻断其外周活性；空间位阻型则通过庞大多肽物理遮挡活性位点而不直接结合。典型平台包括：CLiPS平台（利用大肠杆菌表面展示的肽底物库进行高通量蛋白酶底物识别）、XPAT/PRO-XTEN平台（其连接子可被包括MMPs、丝氨酸蛋白酶和半胱氨酸蛋白酶在内的八种蛋白酶中的任意一种切割）、COBRA平台（利用分子内掩蔽策略，将抗CD3 scFv的活性VH和VL结构域分别与互补的非活性可变结构域通过蛋白酶可切割连接子相连）。 值得强调的是，掩蔽去除是不可逆的，因此设计了缩短去掩蔽后半衰期的策略以降低外周活性风险，例如将蛋白酶切割位点设计为同时释放半衰期延长结构域（如多肽或抗白蛋白结构域）。掩蔽亲和力需要在足够的外周抑制和切割后高效解离之间精细平衡，这一平衡因靶标不同而需逐案优化。 pH依赖机制 实体瘤的酸性细胞外微环境可作为CBs的环境触发因子。肿瘤酸中毒主要由Warburg效应驱动的增强糖酵解代谢和低效废物清除所致，实体瘤细胞外pH可低至6.7–7.1，而正常组织为7.4。 pH依赖机制的实现主要有两种策略：其一，利用靶抗原本身在酸性环境中的构象变化。某些靶蛋白中的可离子化残基（通常为组氨酸残基）在肿瘤pH下发生质子化，形成天然"pH暴露"表位。免疫检查点VISTA（V-domain免疫球蛋白抑制因子T细胞活化）即含有富含组氨酸的胞外结构域，可作为天然的pH选择性结合靶标，靶向VISTA的抗体是目前该策略最成熟的代表。其二，设计抗体本身具有pH敏感的结合方式，这类"蛋白相关化学开关"平台允许生成在酸性TME中结合、而在肿瘤外中性pH下几乎不结合靶标的抗体。然而，pH敏感的抗体依赖肿瘤类型、大小和代谢状态的pH差异，这可能限制其适用范围。 代谢物依赖机制 TME中代谢物的累积为条件性激活提供了另一类触发信号。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细胞外ATP（exATP），其在TME中因细胞应激、坏死及肿瘤和免疫细胞的主动分泌而大量积累，浓度可达数百微摩尔水平，较外周高出1000倍以上；而在健康组织中，exATP被迅速水解为ADP、AMP和腺苷，维持低浓度状态。 基于此，一种新型抗体治疗策略被开发出来：ATP作为抗体-抗原结合界面中的辅助因子参与表位形成。在该设计中，ATP夹在抗体与抗原之间的结合界面，CDRs和ATP本身共同贡献与靶标的相互作用残基。这一策略通过多步噬菌体展示方法实现：首先从人源Fab文库中筛选抗ATP抗体，然后基于该抗体创建保留ATP结合基序而扩展其他CDR残基的合成文库，最后在ATP存在与不存在的情况下对目标靶标进行淘选以筛选ATP依赖的克隆。该策略已成功应用于CD137（STA551）和CTLA4（ROSE12）靶点。STA551在临床前模型中展现出肿瘤选择性活性而无全身免疫激活，解决了传统CD137激动剂受限于系统性毒性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ATP在炎症和组织损伤部位也可升高，并非完全肿瘤特异，因此需精细调节ATP结合阈值以平衡肿瘤选择性与外周组织中的非预期激活。此外，抗体还需区分ATP与结构相关的核苷酸（如ADP、AMP和GTP）。 亲和力介导机制 亲和力介导的条件性依赖于降低亲和力的效应结构域在靶向细胞的局部富集后获得功能。其架构由两个组件构成：一个高亲和力抗体衍生靶向臂定向分子至特定细胞群体，和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系统性失活的衰减效应结构域，仅在靶标位点浓缩后发挥功能。与离散分子开关不同，该机制的活性由亲和力需求控制，效应结构域优先作用于表达锚定靶标密度足够的细胞。 这一原理已广泛应用于细胞因子治疗领域。PD1在肿瘤特异性T细胞（包括主导检查点阻断应答的祖细胞耗竭CD8⁺T细胞）上表达上调，将IL-2活性定向至这些细胞可增强效应功能并减少耗竭，同时限制对旁观细胞的全身性IL-2信号。基于此已开发多种PD1顺式靶向IL-2分子，包括eciskafusp alfa（PD1-IL2v，将双价抗PD1抗体与丧失CD25结合能力的IL-2变体融合）和IBI363（将单价抗PD1 Fab与减毒IL-2变体融合）。其他顺式靶向IL-2免疫细胞因子利用替代细胞表面靶标，如etakafusp alfa将IL-2定向至CD8β以靶向更大的T细胞群体。 亲和力原理同样适用于双特异性抗体设计。对于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单价CTLA4结合在外周不足以完全结合受体；在共表达PD1的T细胞上，高亲和力PD1臂锚定分子从而允许选择性CTLA4阻断。该设计优先抑制PD1⁺T细胞上的CTLA4，同时避免外周T细胞上CTLA4的结合，从而限制免疫相关毒性。类似的原理也应用于Tobemstomig（PD1×LAG3双特异性抗体），其PD1亲和力比LAG3高20倍以上，实现亲和力驱动的对肿瘤中双阳性T细胞的优先结合。 竞争性交换机制 竞争性交换是一种依赖双特异性抗体独特性质的条件性调控方法。这类抗体被工程化设计在单一抗体结合域内含两种不同的抗原特异性，且该双特异性结构域在任何时刻仅能结合其中一个靶标，从而构成开关。 采用此原理设计的治疗药物包含一个效应组件（如细胞因子），通过柔性连接子与双特异性抗体结构域相连。双特异性结构域的一个特异性针对相连的细胞因子，在循环中结合并中和其活性；另一个特异性针对细胞表面触发抗原受体。条件性的分子基础在于双特异性结构域对这两个靶标的互斥结合——它不能同时阻断细胞因子和结合触发抗原受体。此外，竞争性交换治疗药物通常还包含一个独立的单特异性抗体靶向臂以将分子定向至特定细胞类型。 目前已发展出两种双结合设计方法。第一种基于"二合一抗体"（dual-binding antibodies, DBAs），通过序贯筛选流程识别——以针对一种抗原的单特异性抗体为起始支架生成多样化文库，然后筛选对第二靶标的结合。该平台已应用于IL-2（受LAG3或PD1结合调节）和IFNα（受LRRC15结合调节，靶向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第二种为DutaFab平台，采用不同的结构方法，CDRs被组织成两组不重叠的paratope，各自独立筛选后组合形成双特异性结构域。DutaFlip分子通过将细胞因子连接至DutaFab产生类似竞争性交换的开关，已用于生成RO7694744——一种靶向PDL1调控的IFNα2a治疗药物。 竞争性交换是一种可逆机制，细胞因子在释放后仍保持连接状态并可被重新结合。 共结合机制 共结合机制的条件性通过特定免疫受体在肿瘤中的聚集依赖性激活实现。包括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在内的多种T细胞共刺激和固有免疫激活受体需要寡聚化或超聚集才能启动下游信号。传统双价激动剂抗体依赖FcγR介导的跨交联，但该策略缺乏肿瘤选择性且需表达相关FcγR的辅助细胞。 共结合型双特异性设计以独立靶向臂替代FcγR结合需求来促进聚集和下游激活，将免疫细胞激活限制在锚定抗原表达的部位。CD137（4-1BB）激动剂是该策略最广泛的探索方向：RO7122290将三聚体4-1BBL与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FAP）靶向抗体结构域融合，仅在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存在时促进CD137信号；cinrebafusp alfa则利用HER2靶向抗体聚集CD137结合结构域，其激活与靶细胞上HER2密度成比例。FAP靶向的CD40激动剂和间皮素靶向的CD40激动剂也已有报道。 设计此类药物时，锚定靶标需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肿瘤组织，双特异性几何结构需支持共结合后的受体聚集，且Fc工程至关重要——残余FcγR介导的跨交联可能在FcγR表达细胞丰富的组织引起非锚定依赖的激活。 靶上组装机制 靶上组装方法将治疗药物分裂为无活性组件，在肿瘤位点重新组装。每个组件携带一个肿瘤靶向臂和缺乏独立活性的不完整效应结构域。当两个组件在同一靶细胞上共累积时，近端驱动组装在细胞表面重建活性效应因子。该设计采用"AND"门逻辑，活性要求两个组件在同一细胞上同时达到足够的局部浓度。 Hemibodies是早期示范，将抗CD3 scFv的VH和VL结构域分离到两个各融合不同肿瘤抗原靶向臂的半分子上，两个半分子分别结合同一细胞上的各自抗原后，VH和VL重新关联重建功能性CD3结合表位。PACE（Prodrug-Activating Chain Exchange）平台利用链交换实现靶上组装，在TriFab-PACE格式中，每个组件含一个肿瘤靶向Fab臂和一个V-CH3融合，通过CH3界面上的电荷排斥突变使每个组件部分不稳定化而功能性交换产物在热力学上占优。细胞因子类治疗药物同样可应用此策略，如分裂型IL-2/IL-15模拟物（将四螺旋束分为三螺旋和单螺旋片段）和IL-4 PACE治疗药物。 新兴机制 随着领域发展，多种创造性机制不断涌现。SMACk（Sterically Masked Activated Cytokine）平台使用模块化三组件架构（靶向Fab/VHH、细胞因子和Fc结构域），细胞因子插入分子上铰链区，其受体结合被靶向臂和Fc空间位阻限制，靶向臂结合后亲合力驱动克服on-rate衰减实现顺式信号传导。该平台保留了野生型细胞因子信号传导，与面临信号功能受损工程极限的减毒细胞因子方法形成对比，已证明适用于IL-22、IFNα、IL-2、IL-4和IL-7。 REGN10597（PD1-IL-2Rα-IL-2）利用IL-2Rα作为IL-2的分子内掩蔽。循环中去掩蔽而无法在PD1阴性细胞上驱动持续信号传导；结合PD1后，IL-2从掩蔽中解离并通过三聚体IL-2Rα/β/γ受体传导信号。 Ivonescimab是一个四价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通过两个靶标共存部位的协同结合发挥作用。该分子与二聚体VEGF形成复合物，增加功能性效价并增强了对PD1的结合亲合力，而PD1结合反向增强VEGF结合。 -03- 二、条件性生物制剂的临床应用 条件性免疫检查点阻断 条件性ICB是CBs中最成熟的临床应用方向之一。Probody平台是利用蛋白酶激活的条件性ICB代表技术，其结构为效应部分（IgG抗体或可变区片段）通过蛋白酶可切割连接子与掩蔽肽相连。Probody版本的抗PD1和抗PDL1抗体在外周保持惰性，而在TME中优先被激活。 基于该技术的PDL1抑制剂pacmilimab在晚期实体瘤患者（既往未接受过PDL1/PD1/CTLA4靶向ICB）的单药试验中，实现客观缓解率（ORR）12%、疾病控制率（DCR）42%，总体安全性可接受。与ipilimumab联合治疗时ORR达19%。 在抗CTLA4领域，由于传统抗CTLA4抗体的IRAE发生率显著高于抗PD(L)1抗体，条件性改造尤为必要。BMS-986249是首个条件性抗CTLA4尝试之一，基于Probody技术开发，体外对CTLA4的结合亲和力降低40倍，但在MC38肿瘤模型中实现与ipilimumab相当的抗肿瘤活性，且在食蟹猴中炎症证据减少。该药的I/II期临床试验虽证实了条件性激活（未掩蔽抗体在TME中累积），但缓解率有限，且腹泻仍是常见治疗相关不良事件。 vilastobart（XTX101）是另一种蛋白酶激活的抗CTLA4条件性生物制剂，在与atezolizumab联合治疗的微卫星稳定结直肠癌（MSS CRC）患者的II期试验中，25%的患者出现了需要治疗干预的IRAE，但该通常对ICB不敏感的肿瘤类型实现了26%的ORR。ADG126（掩蔽型抗CTLA4）与pembrolizumab联合治疗54例无肝转移的ICB初治晚期MSS CRC患者，毒性和疗效呈剂量依赖性，无4级或5级不良事件或剂量限制性毒性，目前已推进至与pembrolizumab和fruquintinib联合的进一步试验。 pH敏感型抗CTLA4抗体evalstotug通过改造CDR氨基酸赋予低pH条件下的优先结合能力，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与nivolumab联合治疗实现1例完全缓解、2例部分缓解和6例疾病稳定。另一种pH敏感抗CTLA4药物gotistobart已进入III期试验，在既往接受抗PD1/PDL1 ICB和化疗后进展的转移性鳞状NSCLC患者中与多西他赛进行比较，初始阶段结果令人鼓舞，中位总生存期和ORR均倾向于gotistobart。 条件性免疫激动剂 传统免疫激动剂（如CD137、CD40、OX40等共刺激受体的激动性抗体）面临疗效不足和系统性毒性的双重挑战。条件性设计通过将激动活性限制于肿瘤微环境来解决这一瓶颈。PRS-343是一种HER2靶向的4-1BB激动剂，已在临床中测试。在既往接受过全身治疗（包括既往HER2定向治疗）的晚期HER2阳性实体瘤患者中，ORR为12%、DCR为52%，总体耐受性良好。 RO7122290是一种FAP×4-1BB双特异性抗体，通过额外修饰避免FcγR结合及相关的系统性4-1BB激活。免疫PET/CT成像显示，RO7122290在携带FAP阳性结直肠肿瘤的恒河猴中定位于肿瘤和淋巴结，其他组织摄取极少。在首次人体I期临床试验中，接受过治疗且表达FAP的晚期实体瘤患者接受RO7122290单药或与atezolizumab联合治疗，出现3例DLT，未达到最大耐受剂量（MTD）。101例有缓解评估数据的患者中有11例出现客观缓解。 MP0317是一种FAP×CD40双特异性分子，仅在结合FAP时诱导CD40信号传导。在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中，MP0317相比既往CD40激动剂显示出更好的安全性，14例多种治疗难治性实体瘤患者中观察到1例DLT、1例未确认的PR和SD。肿瘤活检相关性研究显示，MP0317与FAP和CD40共定位，治疗与免疫浸润增加相关。 M0324是一种MUC1靶向CD40激动剂，包含融合了两个CD40结合VHH结构域的抗MUC1 IgG。M0324仅在存在表达MUC1的肿瘤细胞时激活树突状细胞和B细胞。一项M0324单药及与pembrolizumab或化疗联合的I期研究正在表达MUC1的晚期实体瘤患者中进行。 条件性T细胞衔接剂 TCEs能克服ICB耐药，但其全身性炎症毒性（CRS、神经毒性等）限制了临床应用。条件性TCEs通过在肿瘤位点特异性激活来降低系统性毒性。CX-904是一种EGFR×CD3 TCE，将EGFR结合域肽掩蔽以在肿瘤外避免EGFR结合。该药物在EGFR表达的既往治疗晚期实体瘤中显示了良好的安全性和早期疗效迹象。尽管有初步活性，CytomX和Amgen于2025年联合终止了CX-904的开发。 使用XPAT（现PRO-XTEN）平台的条件性HER2和EGFR TCEs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显示出减少的CRS，耐受Cmax分别比未掩蔽形式增加400倍和200倍。三种双重掩蔽的PRO-XTEN TCEs已进入I期试验：VIR-5818用于HER2表达肿瘤（NCT05356741）；VIR-5500用于转移性前列腺癌（NCT05997615）；VIR-5525用于EGFR表达实体瘤（NCT06960395）；VIR-5500的初步数据在至少接受过一种二代雄激素信号抑制剂和既往紫杉类化疗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中显示了临床活性。CRS多为1级，治疗中IL-6水平仅轻微升高。 JANX007是一种PSMA×CD3 TCE，肽掩蔽阻断CD3结合直至被TME蛋白酶切割。白蛋白结合域延长了半衰期，使分子具有高血清稳定性（临床前研究中每日切割率≤1%）。初步I期数据有前景：JANX007显示出PFS延长、PSA下降以及多数为低级别CRS。这些条件性TCE的疗效和安全性与非条件性PSMA靶向TCEs（如pasotuxizumab、JNJ-63898081、AMG160、AMG340）所面临的毒性和/或缺乏疗效形成对比。 TAK-186（COBRA EGFR TCE）在临床前研究中有效控制了小鼠模型中的肿瘤，且激活后TCE在切割白蛋白结合域后迅速从肿瘤外清除。TAK-186和靶向B7H3的TAK-280在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测试，但于2025年因有限的抗肿瘤活性被终止。未发表临床疗效数据，但在TAK-186治疗的患者中检测到抗药抗体（ADAs），这可通过减少药物暴露限制疗效。 BA3182是一种CD3×EpCAM TCE，其抗CD3和抗EpCAM臂仅在TME的酸性pH下结合各自靶标。在小鼠异种移植模型中，BA3182的治疗指数相比非条件性EpCAM TCE变体增加了100倍以上。该药正在晚期腺癌中进行I期临床试验（NCT05808634），初步数据显示仅出现低级别短暂CRS，并在结直肠癌、乳腺癌和肺癌中观察到肿瘤缩小。 条件性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治疗因其系统毒性（尤其是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而受到严重限制，CBs为细胞因子治疗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条件性IL-2是这一领域最活跃的方向之一。WTX-124是一种肿瘤蛋白酶激活的IL-2，通过失活结构域阻断IL-2受体结合，在TME中被切割前于循环中保持非活性。在当前的I期试验中，WTX-124单药在重度预处理的ICB后黑色素瘤中产生了21%的ORR，在既往对免疫治疗有应答的肿瘤亚组中增加到30%。TRAE主要为轻中度，未观察到血管渗漏综合征。 Etakafusp alfa是一种CD8靶向IL-2，设计为在CD8⁺T细胞上选择性信号传导，同时避免对其他IL-2R⁺免疫细胞（如NK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的作用。I期试验的临床结果尚待公布。 Invikafusp alfa（STAR0602）靶向表达特定标志物的T细胞，这些细胞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富集并具有中枢记忆表型。在I/II期试验（NCT05592626）中，24%的患者出现PR，其中70%曾接受过ICB。早期I期报告中，所有患者均出现1级发热，60%出现2级CRS。 IBI363优先激活CD25⁺PD1⁺肿瘤特异性T细胞，将PD1阻断与IL-2激动相结合。在既往接受ICB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的I期研究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疗效，但出现1例治疗相关死亡，超过40%的患者经历了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一项IBI363对照多西他赛的III期试验正在招募晚期或转移性鳞状NSCLC患者。I期和II期研究在既往接受ICB治疗的皮肤、肢端和黏膜黑色素瘤中显示了疗效。值得注意的是，IBI363单药及与贝伐珠单抗联合在既往标准治疗进展的MSS CRC患者中分别诱导了12.7%和23.5%的应答。 AWT020是一种抗PD1/IL-2融合蛋白，IL-2部分降低了与IL-2Rβ/γ的结合且缺乏IL-2Rα结合，通过亲和力机制将信号传导限制在PD1⁺细胞。在首次人体试验中，两名对既往治疗耐药的晚期肿瘤患者实现了PR。不良事件主要为轻中度，无血管渗漏综合征。 SAR445877由PD1阻断抗体与IL-15/IL-15Rα sushi结构域复合物组成。在I/II期研究中，大多数患者经历了TRAE。在不同实体瘤患者中有7例确认的PR，包括5例ICB耐药病例。 CX-801是一种蛋白酶激活的IFNα2b，正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作为单药及与pembrolizumab联合进行早期临床试验。虽然尚未报告临床疗效数据，但治疗前后配对肿瘤活检显示CX-801在循环中大部分保持掩蔽状态，并能在TME中引发IFNα介导的先天和适应性免疫细胞激活。 JZP898是一种掩蔽型IFNα，在小鼠模型中显示出疗效和耐受性，已进入单药及与pembrolizumab联合的早期试验。 WTX-330是一种蛋白酶激活的IL-12，临床前模型显示其优先激活肿瘤内T细胞，表现为多功能性、克隆性增加和耗竭减少。初步结果显示，WTX-330的给药暴露量可比重组IL-12的MTD高23倍，循环中仅检测到极少量游离活性IL-12，副作用主要为低级别。 Efarindodekin alfa（原XTX301）已完成晚期实体瘤的I期临床试验，尽管剂量水平达到重组人IL-12 MTD的100倍以上，但无严重TRAE。虽然循环中未检测到切割后药物，但患者中检测到循环IFNγ水平升高和肿瘤内CD8⁺T细胞增加。该药已进入II期临床试验。 KGX101是一种掩蔽型IL-12，已在晚期黑色素瘤中进入I期研究，目前有1例PR和6例SD，不良事件为低级别。 -04- 三、临床转化面临的挑战 活性与选择性的平衡 将CBs的治疗窗口从体外实验转化为体内活性具有挑战性。激活和失活阈值必须与肿瘤和外周生理相关浓度精确校准。亲和力型掩蔽通常需要更多的定制优化，而空间位阻型掩蔽可跨靶标转移但可能抑制活性不够充分。对于亲合力型CBs，衰减程度的设计需要平衡防止非特异外周活性与保留定位后信号功能的需求。代谢物依赖和pH依赖设计同样面临阈值设置挑战——需足够高以避免外周活性，但足够低以在肿瘤内完全激活。 药理学考量 在药代动力学（PK）方面，必须分别考虑CBs惰性形式和激活形式的特征。惰性版本需要足够的循环时间到达肿瘤，而激活形式的持久性须与目标生物学相匹配。由于CBs在外周被设计为非活性，总系统药物暴露和周围PK/PD读数可能对肿瘤部位的活性提供有限洞察。肿瘤穿透对较大的多组件CB结构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免疫原性 掩蔽结构中的新序列、肽连接子和工程化细胞因子muteins可诱导抗药抗体（ADAs），加速清除并损害治疗效果。CBs固有的生物活性本身可促进免疫原性：一项PD1靶向IL-15 mutein免疫细胞因子的I期试验中超过90%的受试者产生ADAs；AMG 256（PD1靶向IL-21 mutein）中IL-21的佐剂样活性增强了针对抗体结构域的ADAs；XCR1靶向IFNα mutein中定向于交叉呈递cDC1树突状细胞增强了ADA产生。对于基于细胞因子的CBs，ADA与内源性细胞因子的交叉反应可能干扰生理性细胞因子功能，构成额外风险。 实际挑战 依赖肿瘤相关抗原绑定激活的CBs需要仔细的靶标选择，可能需要活检预筛以识别潜在应答者。肿瘤内异质性导致exATP、pH和蛋白酶水平在病灶间和病灶内不同，可能限制CB活性。标准体内临床前模型可能不充分——小鼠肿瘤系统可能缺乏特定CB触发条件，难以在临床试验前确认治疗药物按设计发挥作用。有条件时评估原代人肿瘤材料或体外TME模型可能提供更接近临床的条件行为评估。此外，生产成本、可扩展性和新型复杂激活机制生物制剂的监管障碍也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05- 结语 条件性激活治疗药物代表了一种快速发展的策略，通过将活性限制于肿瘤微环境和/或特定细胞群来增强癌症免疫治疗的安全性。已综述的机制——包括蛋白酶可切割掩蔽、pH敏感和代谢物敏感开关、基于亲和力和竞争性交换的设计、共结合系统和靶上组装——已推动了广泛类型的药物开发。条件性激活已应用于ICB、TCEs、细胞因子和免疫激动剂，临床前和早期临床结果令人鼓舞。这些治疗药物为满足肿瘤学中的重大未满足需求提供了有前景的方法，包括治疗对当前疗法耐药的肿瘤类型。持续的机制和临床研究对于优化CB设计、确定最有效的调控策略以加速CB开发并实现最大临床影响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Conditional biologics in cancer immunotherapy: mechanisms, applications and clinical progress. Nat Rev Drug Discov. 2026 Nov 9 小药说药系列电子书 《CAR-T细胞疗法的基础与前沿》 《小药说药肿瘤免疫全集》 《抗体药物与抗体技术》 《双特异性抗体与T细胞衔接器》 《抗体偶联药物：从基础到临床》 《ADC的最新研究进展》 《自身免疫疾病药物开发前沿》 《疫苗原理与研究前沿》 《肿瘤微环境》 《肿瘤免疫细胞生物学》 《肿瘤免疫检查点：机制、靶点与临床转化》 《分子靶向核药：从基础到临床》 《靶点说》 《肿瘤生物标志物》 《ADC连接子的设计与开发》 《ADC的临床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