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CoV-2 Inactivated Vaccine(Sinovac Biotech)

重组DNA (rDNA) 技术通过实现安全、清洁、有效的rDNA表达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彻底改变了人类医疗保健。目前，各种rDNA产品正在被开发用于人类，包括治疗性激素、治疗性酶、溶栓剂、凝血产品、白介素、抗凝剂、干扰素和造血生长因子。本文将讨论rDNA产品的几个方面，例如表达系统、生产、纯化、分析和药物应用，以及各种产品的监管方面和市场潜力。 简介 1971年至1973年间，一项新技术应运而生，并引领了后来的重大科学转折点。这项技术就是基因工程，也称为重组DNA（rDNA）技术，至今仍是许多生物技术程序的基础。斯坦福大学的保罗·伯格（Paul Berg）于1972年首次合成了rDNA，他获得了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1973年，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指导的团队将重组质粒引入大肠杆菌细胞，并随后建立了基因工程技术。 有三件事对人类生活有重大影响：食物匮乏、健康挑战和环境问题。除了清洁安全的环境外，人类的基本需求还包括食物和健康。对其中一个或多个因素的管理不当每年导致全球大量人员死亡。根据网站http://GlobalIssues.org/ 的数据，癌症、糖尿病、艾滋病毒、结核病、疟疾等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每年导致全球近 3600 万人死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基因治疗策略已经成为治疗和控制人类疾病的重要工具。根据目前的估计，一个基因突变就可能导致 10,000 多种人类疾病。 rDNA 技术的较新进展，即成簇的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 (CRISPR)，在治疗多种健康疾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 CRISPR 技术有望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策略，但其作为治疗方法的实施仍处于早期阶段，仍存在许多障碍和未解决的问题。在用于治疗遗传疾病之前，应该对这项技术进行更彻底的研究和测试；否则，不受限制地使用这种方法可能会对子孙后代产生有害影响。这些健康问题通过开发新型药物和疫苗来克服，治疗策略（诊断试剂盒、监测设备和新的治疗方法）也通过使用现代基因工程方法和 rDNA 技术得到改进。 rDNA技术是一种人工DNA开发方法，该方法涉及将来自两个不同来源的DNA分子组合，并将其引入宿主生物体，以生成供人类使用的产品。多种微生物，包括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毕赤酵母、汉逊酵母和黑曲霉，已被用作宿主并用于生产治疗性rDNA蛋白。 图6.1. 重组DNA技术的步骤 由于冠状病毒疾病（COVID 19）的突然出现，世界对此措手不及，生物技术迎来了开发药物和疫苗以拯救人类生命的重大机遇。例如，出现了基于蛋白质、DNA 和 mRNA 的疫苗（辉瑞-BioNTech、牛津-阿斯利康、国药集团 BIBP、Moderna、CoronaVac、Covaxin、Novavax、Convidecia 和赛诺菲-葛兰素史克）。rDNA 技术助力了COVID 疫苗的研发，Katalin Karikó 和 Drew Weissman 也因同样的方法获得了 2023 年诺贝尔奖，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从而开发出了有效的 COVID-19 mRNA 疫苗。随着rDNA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医疗保健行业的应用，如今已有多种治疗性rDNA产品可供人类使用。本文概述了特定rDNA产品的医疗保健用途，这些产品（例如治疗性激素、治疗性酶、溶栓剂、凝血产品、白细胞介素、抗凝剂、干扰素和造血生长因子）对人类医疗保健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治疗性r-DNA产品 具有治疗意义的激素 生长激素或人类生长激素 (hGh) 是一种非糖基化的 22 kDa 蛋白质，含有191 个氨基酸残基和 2 个二硫键。主腺体（也称为脑垂体）产生生长激素。这种生长激素具有多种功能，包括维持正常的身体组成和转化。以前，从尸体脑垂体中提取的 hGh 曾用于治疗目的，但由于克雅氏病等安全问题而停止使用。基因泰克团队于1981 年发现的重组 hGh 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于 1985 年获得批准。该策略现已用于各种医疗应用。哺乳动物、酵母和细菌细胞均已被用作表达宿主来生产重组 hGh。因为非糖基化 hGh 被证明是一种生物效应物，大肠杆菌因其诸多优势而被广泛用于生产 hGh，包括易于细菌改造、生产成本低、细胞生长快以及能够培养高密度细胞。所有这些因素使其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系统，尤其是从经济角度来看。hGh 基因已被克隆并主要在大肠杆菌的细胞质中以包涵体的形式表达。一般来说，在克隆过程中，由垂体mRNA 产生的互补 DNA (cDNA) 与化学合成的 DNA 一起克隆，以产生细菌形式的hGh。正在设计一种化学合成的 DNA 片段，该片段编码 hGh 的前24 个氨基酸，保留了第 23 和 24 个氨基酸残基的HaeIII 限制位点，与 hGh cDNA 中的天然序列相似。这种设计有利于将来与完整的 hGh cDNA 进行组装。由 HaeIII 产生的 551 个碱基对(bp) 长的 hGh 特异性 cDNA 包含hGh 的第 24 至 191 个氨基酸的编码序列。ATG起始密码子和 hGh 的第 1 至23 个残基的编码序列包含在化学合成的 DNA“接头”片段中，该片段可独立于该 cDNA 片段克隆。这些DNA 片段的组合将创建一个合成的天然杂交基因。当该基因被引入质粒中适当的细菌启动子和核糖体结合位点的下游时，它可以调节 fMet-hGh 的合成。由于大多数细菌蛋白缺乏 N 端蛋氨酸残基，因此fMet 应该被有效消除，从而直接产生 hGh。这一工艺为rhGh的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本质上，原始rhGh的作用机制与脑垂体产生的生长激素（主要形式，22 kDa）相同。 必须记住的是，大规模 rhGh 生产不仅需要合成细胞的培养（发酵），还需要后续的下游工艺步骤，旨在消除所有非激素成分。rhGh产品有两种纯化方法，包括通过 SDS-PAGE 进行结构分析、色谱法（例如 HI-HPLC）、激光密度测定法和蛋白质测序。此外，免疫学测定、放射受体测定和生物测定可作为验证产品与垂体衍生的 22 kD hGh 的化学和生物等效性的工具。制药行业对 rhGh 药物的生产和审批有严格的规定，例如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明。药物审批分为两个步骤：临床前测试（在实验室和动物中）和临床试验（在人体中）。 1985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使用rhGh 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症 (GHD)（例如，肌肉力量下降、身体成分改变、能量消耗低和生长减慢，甚至肥胖）、特发性矮小症、特纳综合征、普拉德-威利综合征、慢性肾功能不全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侏儒症、骨折、皮肤烧伤、出血性溃疡和艾滋病。 糖尿病已成为当今社会最常见的代谢紊乱之一，且发病率持续大幅上升。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估计，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达 1.71 亿，预计到2030 年将翻一番。解决糖尿病治疗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于维护人类健康至关重要。自 20 世纪 20 年代Banting 和 Best 首次发现胰岛素以来，其在糖尿病治疗中的应用一直是药物科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胰岛素是由 51 个氨基酸组成的胰腺激素的一种，它可以控制体内的葡萄糖水平，因为糖尿病可能由低胰岛素水平引发。1978年，大肠杆菌被用作生产重组人胰岛素的宿主，首次成功生产重组胰岛素。在细菌系统中，胰岛素以前体形式产生并储存在包涵体中，然后溶解并重新折叠为活性胰岛素。前体胰岛素也称为胰岛素原，由三条多肽链组成：A、B 和C。链 A 和 B 通过C 链连接在一起。胰岛素原分解成其活性形式胰岛素。这是通过分离两条链（A 有 21 个氨基酸，B有 30 个氨基酸）并用二硫键连接它们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在成熟的胰岛素释放之前，一条额外的链（C链）被去除。大肠杆菌或酿酒酵母通常在重组人胰岛素的商业化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 链和 B 链的DNA 序列是化学生成的，并分别放入两个 pBR322 质粒中，与 β-半乳糖苷酶基因放在一起。将这些质粒分别插入两个宿主系统，例如大肠杆菌，在那里它们以 β-半乳糖苷酶-A 和β-半乳糖苷酶-B 的融合链形式表达和分泌。然后，A 和B 胰岛素多肽链通过化学方法从 β-半乳糖苷酶多肽中分离出来，并与通过连二亚硫酸钠和亚硫酸钠通过二硫键连接的纯多肽链结合，从而产生功能性重组胰岛素，如图6.2所示。使用 RP-HPLC 去除剩余的杂质或试剂。Zielinski等人报告称，他们开发了 20 种独特的大肠杆菌菌株，并创建了创新的 pIBAINS 表达载体，从而提高了每升培养基中重组胰岛素的产量。然后，制药行业可以包装和商业化纯化的活性人重组胰岛素。重组胰岛素具有多种药用应用，并获得了 FDA 的批准。重组胰岛素产品已被发现可有效治疗糖尿病，其中，门冬胰岛素比常规人胰岛素、甘精胰岛素、长效重组胰岛素和赖脯胰岛素吸收更快，其主要实际优势是起效迅速。 图6.2. 链式法微生物表达重组人胰岛素 治疗酶 酶对于人体内进行的多种细胞呼吸作用都至关重要，许多疾病都是由于酶缺乏或酶活性不足引起的。这些类型的疾病和紊乱可用治疗性酶（生物催化剂）来治疗。图6.3显示了治疗性酶在疾病治疗中的各种应用。治疗性酶通过两种方法获取：第一，从天然来源获取；第二，使用 rDNA 技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几种治疗性酶已在制药行业中得到重要用途，包括L-天冬酰胺酶、链激酶、胶原酶、核糖核酸酶、尿酸酶、葡萄糖苷酶等。在这里，我们将讨论这四种主要酶中的 L-天冬酰胺酶。 图6.3. 治疗性酶及其在治疗各种疾病中的健康应用 L-天冬酰胺酶，又称 L-天冬酰胺酶酰胺水解酶，用于化疗（治疗癌症）已得到广泛认可。这种酶具有天冬酰胺酶和谷氨酰胺酶的功能，可催化 L-天冬酰胺和 L-谷氨酰胺的水解。它专门从L-天冬酰胺侧链中去除氨基，将其转化为 L-天冬氨酸并释放氨。氨基酸和天冬酰胺的损失会导致肿瘤细胞营养降低，最终导致死亡。大多数L-天冬酰胺酶来自天然存在的微生物，但有些也是在细胞内设计和产生的，除了少数分泌到细胞外。这种酶由多种细菌产生，包括大肠杆菌、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和普通假单胞菌。基于 Tandon 等人的早期研究结果，研究已经鉴定出几种可大规模生产的细菌 L-天冬酰胺酶，它们已获得 FDA 批准用于治疗肿瘤相关疾病。此外，来自酿酒酵母的 L-天冬酰胺酶也已被证实可有效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科学家利用酿酒酵母分离出编码天冬酰胺酶 II 的 ASP3 基因。然后，将该基因整合到表达载体pET28a 中，并与 6x 组氨酸标签融合以便于纯化。最后，将该构建体引入大肠杆菌BL21 (DE3) 细胞以表达重组天冬酰胺酶 II 蛋白。从微生物菌株中产生的酶的纯化程序涉及层析技术，例如离子交换和尺寸排阻以及使用硫酸铵的沉淀法。L-天冬酰胺酶以胞内可溶性分子形式高水平表达（225.6 IU/g），然后用镍亲和层析技术从上清液中分离出来。重组天冬酰胺酶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包括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霍奇金病、急性髓性白血病、危重淋巴细胞白血病和髓性白血病。此外，它还被证实可以治疗由肉毒梭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化脓性链球菌等有害微生物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在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等疾病时，L-天冬酰胺酶因其免疫抑制和抗炎作用而成为一种常见选择。 血栓溶解剂 血栓溶解疗法在治疗各种循环系统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肺栓塞、深静脉疾病、血栓形成和心肌梗死）中至关重要。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系统疾病正逐渐成为现代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血栓是由血液成分凝结而成，在血管内形成。这些阻塞物会阻碍氧气输送到周围组织，导致组织降解和坏死。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组织损伤并提高存活率，成功的血栓治疗优先考虑快速分解血栓。根据 Adivitiya 和 Khasa 的研究，血栓溶解疗法主要有四种治疗方法：第一代纤溶酶原激活剂、第二代血栓溶解剂、第三代纤溶酶原激活剂和其他纤溶酶原激活剂。第一代纤溶酶原激活剂包括链激酶和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简称尿激酶）。它们不仅可以激活血液中的纤溶酶原，还可以分解纤维蛋白原和其他凝血因子（除了纤维蛋白本身）。选择溶栓治疗方案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药物成本、不良反应、稳定性、半衰期、纤维蛋白特异性和免疫原性。 链激酶 (SK) 是由某些细菌菌株产生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以激活纤溶酶原，而纤溶酶原是血液中的一种物质，可以溶解血栓。SK（47 kDa，单链，414个氨基酸）通过激活血液循环中的纤溶酶原间接发挥纤溶酶的作用。SK 是第一种用于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药物，大约在 40 年前问世。此外，它还可以溶解肾脏透析过程中分流形成的血栓纤维蛋白。这种药物在新形成的血栓中溶解效果最显著，它通过插入动脉的导管释放到血栓部位。通过在大肠杆菌表达系统中生产重组链激酶 (rSK) 可以避免链球菌中产生的固有 SK 的一些缺点，特别是产量有限、成本效益和存在额外的免疫原性分子。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优化 rSK，使其在体内持续更长时间、减少副作用并提高其有效性。rSK 蛋白的生产利用大肠杆菌BL21 (DE3) 作为宿主生物。为了实现高效表达，将针对不常见密码子和 mRNA 二级结构进行优化的成熟 SK 蛋白编码基因克隆到 pET-3a 表达载体中，然后插入大肠杆菌BL21 (DE3) 中。使用快速稀释法在 6 M 氯化胍中纯化、变性和重新折叠不溶性 rSK 包涵体抗体。采用阴离子交换层析分离折叠后的 rSK 蛋白，并用 ELISA 进行评估。为了延长溶栓治疗的半衰期，Wu 等人通过突变易受纤溶酶水解的 Lys 59和 Lys 386残基，制备了抗纤溶酶突变蛋白，使该突变蛋白在缺乏蛋白酶的枯草芽孢杆菌WB600中的半衰期延长了 21 倍。同时，他们利用毕赤酵母通过糖基化生产 rSK，形成了耐蛋白水解的分子。从β-溶血性链球菌中提取的药物 rSK 现在以商品名 Kabikinase ®和 Streptase ®上市。 尿激酶（UK）是一种参与多种生理过程的强效纤溶酶原激活剂 (PA)。UK裂解精氨酸-缬氨酸键，激活纤溶酶中的纤溶酶原。现在，血凝块中的纤维蛋白聚合物被先前形成的活性纤溶酶分解。这种活性纤溶酶在细胞迁移、组织重塑、补体激活、激素原转化和伤口愈合中发挥作用。它还在致癌作用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血管药物。UK 最初是从人类尿液中发现和分离的。从尿液中分离 UK 的过程耗时、昂贵且费力。自从rDNA 技术发展以来，人们已经探索了包括细菌（大肠杆菌、假单胞菌、枯草芽孢杆菌、嗜盐杆菌和肠球菌）、真菌（曲霉菌、青霉菌、单端孢菌和酿酒酵母）、酵母、哺乳动物细胞、昆虫细胞和植物在内的宿主来生产 rSK。虽然大规模培养细菌或真菌非常简单，但采用原核系统制造 UK 的最大缺点是这些生物缺乏翻译后修饰所需的机制。因此，产生的非糖基化 UK 缺乏天然 UK 的药效学特性和有效性。因此，建议使用哺乳动物细胞系来生产 UK。 近 20 年来，从人尿液或肾细胞培养物中提取的双链 uPA (tc-uPA) 一直被用作溶栓药物。由于它对纤维蛋白有特异性并且在血浆中呈惰性，因此最近已构建出单链 uPA 用于溶栓。Sc-uPA 已通过重组技术从几个来源生成，包括大肠杆菌、哺乳动物细胞和酵母。Tang 等人开发了一种从大肠杆菌生产单链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剂 (sc-uPA) 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利用 pET 表达系统，该系统将组氨酸标签连接到 sc-uPA 蛋白的C 端。该策略可高表达组氨酸标记的 sc-uPA (ch-sc-uPA) 并促进其纯化和重新折叠。目前，人类新生儿肾细胞被用于尿激酶（ Abbokinase® 、Kinlytic™）的商业化生产，该药物于1978年首次获得FDA批准。这些药物的活性成分是低分子量的u-PA。然而，在一项调查揭露病毒污染问题后，FDA于1998年12月停止销售该药物，原因是该药物不符合现行良好生产规范。自2002年起，尿激酶再次成为治疗肺栓塞患者的可行选择。 血液和凝血制品 当纤维蛋白和活化的血小板聚合在一起时，哺乳动物就会发生血液凝固。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酶活化事件，其中酶原和辅因子由丝氨酸蛋白酶激活。这个过程有助于防止受伤时失血过多。如果这种血凝块在血管内形成，则称为病理性血栓形成，这会导致人类各种残疾，甚至导致死亡。为了触发血液凝固，组织因子途径（外在）和接触途径（内在）起着主要作用。这些途径与血友病 A 型和 B 型有关，因为如果凝血因子或蛋白质无法凝结血管中的出血，就会发生血友病。血友病 A 与因子 VIII（F8）缺乏有关。 Bashar 和 Jeong 研究了凝血因子VIII (F8) 重组 A2 和A3 结构域的生成。F8 缺乏会导致一种称为血友病 A 的先天性出血性疾病。A2和 A3 编码基因的合成基于人类 F8 基因序列。使用大肠杆菌表达载体pGEX-4T1保存 rF8-A2 和 rF8-A3 的表达。使用Ni-NTA 填料从上清液中纯化蛋白质，并使用 SDS-PAGE 测量浓度。进行间接 ELISA 以检查A2 和 A3 抗原的抗原-抗体结合能力。GST 标记的rF8-A2 和 rF8-A3 蛋白（大小分别为 50.5 kDa 和 51.6 kDa）以可溶形式纯化。通过在F8的5′端引入GST，将pET28a (+)转换为pGETX-4T1载体，提高了重组蛋白的产量。使用抗F8多克隆抗体时观察到较高的结合效率，表明rF8-A3上存在与抗F8抗体结合的表位。因此，rF8-A2和rF8-A3可用于生成针对A2和A3的重组抗体，这有助于识别血友病A患者的A2/A3结构域。 白细胞介素 白介素 (IL) 是一类重要的天然免疫调节蛋白，能够调节细胞间通讯。虽然此前人们认为只有白细胞才能产生这些蛋白质，但现在人们发现许多其他类型的体细胞也能产生它们。它们有助于促进免疫细胞的活化和分化，以及增殖、成熟、迁移和粘附。此外，它们还具有促炎和抗炎特性。IL 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两种功能，粘附于细胞表面的高亲和力受体，从而诱导细胞和组织中的多种反应。目前，人类 IL 基因家族中已鉴定出 55 个IL 和 IL 相关基因。根据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大多数 IL 可分为七个不同的类别和亚组。重组细胞因子是彻底改变多种重大疾病治疗方法的技术之一。目前市场上有多种细胞因子免疫疗法可供选择。许多人类重组白介素具有造血活性，例如rIL-2、rIL-3、rIL-4、rIL-5、rIL-7和rIL-11。其中，由于rIL-2在免疫系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Devos 等人于 1983 年首次描述了人类IL-2 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天然人类 IL-2（nIL-2）和重组人类IL-2（rIL-2）之间存在细微差别。糖基化的 nIL-2 由133 个氨基酸的多肽链组成，这些氨基酸排列成四个反向平行的两亲性 α 螺旋。相反，由大肠杆菌产生的 rIL-2是非糖基化的，第一个氨基酸丙氨酸不存在，并且位置 125 的半胱氨酸残基已被丝氨酸残基取代。Halfmann 及其同事在大肠杆菌中表达了编码 nIL-2 的基因，以产生大量 rIL-2（Met-IL-2）。当他们在 pGF25 中高水平表达成熟的 IL-2 基因时，产生的rIL-2 会积累在包涵体中。Devos 等人也面临过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了第一个 rIL-2，但它积累在大肠杆菌的细胞质中。为了解决这个难题，Halfman 等人开发了一种策略，将 IL-2 靶向至大肠杆菌的周质，将IL-2 与细菌信号肽或位于周质的麦芽糖结合蛋白融合。为此，他们将 IL-2 与前体麦芽糖结合蛋白（preMBP）融合，这导致大量preMBP-IL-2 蛋白被适当消化并递送至周质区域。现在我们可以轻松纯化合成的 rIL-2。rIL-2的一种特定变体可用作治疗贫血、癌症和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的药物。转移性肾细胞癌和黑色素瘤均已成功利用rIL-2作为促进T细胞增殖的治疗药物进行治疗。 抗凝剂 抗凝疗法在过去 70 年里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急性血栓栓塞，最近也被接受用于治疗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血栓栓塞会导致多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CVD），因为心脏和血管问题是 CVD 的根本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 2030 年，CVD 预计将继续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造成2330 万人死亡。对这一问题的最佳治疗方法可能是溶栓疗法，以及抗凝疗法，它有助于重新打开阻塞的血管。这些抗凝药物对凝血过程有不同的作用。维生素K拮抗剂、直接口服抗凝药 (DOAC) 和低分子量肝素(LMWH) 是三大类抗凝药物。抗凝药物的例子包括阿哌沙班、达比加群、依度沙班、利伐沙班、华法林和水蛭素。其中，水蛭素是最初的直接凝血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抑制剂，是一种由65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由吸血水蛭（Hirudo medicinalis ）的唾液腺自然分泌。 酿酒酵母和大肠杆菌等细菌菌株可用于生产重组抗凝剂。与大肠杆菌相比，酿酒酵母具有多种优势，包括更高的细胞外表达效率和更类似于人类和其他真核生物的糖基化系统。酿酒酵母因其一般公认安全 (GRAS) 状态而成为治疗性蛋白质生产的热门选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酿酒酵母用于生产重组蛋白。一些研究集中在酵母酿酒酵母中水蛭素基因的表达和分泌。水蛭素基因已使用氨基酸序列合成。现在，该合成基因被克隆到酵母的 YEGα-1 表达载体中。这个载体还含有半乳糖诱导启动子 GAL10 和α-交配因子前原前导序列。已发现重组酿酒酵母将具有生物活性的水蛭素分泌到细胞外培养基中。从培养基中提取后，分泌的重组水蛭素 (rH) 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和超滤法进行精纯。在不太理想的培养环境下，每升可形成1 毫克水蛭素，经过两阶段纯化后，纯度可提高到几乎 90%。Lipurin 是水蛭素的重组衍生物，与天然水蛭素相同，来源于酵母。该分子与水蛭素非常相似，但有两个主要区别：链开头（N 端）的异亮氨酸被亮氨酸取代，并且 69 位的酪氨酸缺少硫酸酯基。这种名为利匹卢定（lepirudin，rH）的药物用于治疗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德西卢定（Desirudin）也是一种rH，它是一种凝血酶抑制剂，可以预防患者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血栓栓塞性疾病。 干扰素 干扰素 (IFN) 是人类的天然防御系统，由 Isaacs 等人发现。最初，人们认为干扰素在抗癌治疗和作为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方面具有潜在应用。它是一组参与许多过程的蛋白质，包括调节免疫系统和细胞生长。干扰素目前分为三大类：I 型、II 型和III 型。I 型干扰素包括 IFN-α、IFN-β、IFN-ω、IFN-τ 和IFN-κ。这些干扰素在阻止病毒复制和细胞增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II 型干扰素仅由 IFN-γ 组成，它对于刺激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NK) 细胞至关重要。 III 型干扰素由 IFN-λ 和白细胞介素(IL)-28/29 组成，它们也表现出与 I 型干扰素类似的抗病毒作用。尽管多种干扰素具有一些共同特性，但三种干扰素中 I 型干扰素的抗病毒作用最强。1980 年在大肠杆菌中成功克隆IFN-α 基因，使其成为哺乳动物基因克隆的模型系统。苏黎世大学 Charles Weissmann 实验室使用大肠杆菌质粒 pBR 322 作为表达系统，生物技术公司 Biogen 为该大学提供了这项研究的支持。该表达系统的建立首先是从仙台病毒刺激的产生干扰素的白细胞中分离mRNA。然后将该 mRNA 逆转录为双链互补 DNA (cDNA)。最后，将cDNA克隆到pBR322质粒载体中，大肠杆菌、酵母菌和哺乳动物细胞均能产生干扰素。 Rajabi Memari 等人使用带有 T7 lac 启动子和peIB 信号序列的 apET 26b (+) 载体在大肠杆菌系统中表达 IFN-α2b。为了分析表达情况，使用蛋白质印迹法确定蛋白质在大肠杆菌系统中表达，并使用免疫测定法测量蛋白质浓度。IFN-α2b 对多种细胞类型有免疫调节和抗增殖特性。重组 IFN-α2b 在全球范围内获批用于治疗超过 14 种疾病，例如毛细胞白血病、尖锐湿疣、卡波西肉瘤和肝炎，这表明这些多重益处具有实际意义。利用大肠杆菌BL21 (DE3) 质粒建立了重组人干扰素-γ (rhIFN-γ)。采用一种结合阴离子和阳离子交换层析的新型层析纯化技术，从包涵体中纯化重组人干扰素-γ (rhIFN-γ)。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HPLC) 评估重组人干扰素-γ (rhIFN-γ) 的纯度。重组人干扰素-γ (rhIFN-γ) 能够降低与慢性肉芽肿性疾病相关的严重感染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 造血生长因子 目前，市场上有三种合成的造血生长因子可供医疗使用：G-CSF（非格司亭）、GM-CSF（沙格司亭）和促红细胞生成素（epoetin；EPO）。促红细胞生成素 (EPO) 在所有造血生长因子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具有激素的功能。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 (rhuEPO) 被广泛用于治疗与肾衰竭、HIV 感染、癌症和手术等疾病相关的贫血。rhuEPO主要有三种：epoetin alfa、epoetin beta 和epoetin omega。EPO 是一种造血生长因子，在调节红细胞成熟为功能性红细胞的最后阶段起着关键作用。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是一种合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而促红细胞生成素是调节红细胞生成的主要激素。EPO最初用于治疗肾衰竭相关的贫血，现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疗法。它也用于治疗其他各种患者群体的贫血。20 世纪 70 年代末，内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的分离和纯化，以及其产生基因的分离和克隆，为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rhuEPO）的开发铺平了道路。这种合成激素通常是通过在中国仓鼠卵巢细胞中表达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而产生的。EPO 是一种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已被用于治疗肾衰竭以外的贫血。它还用于辅助手术前的自体献血。 基因工程的突破促成了促红细胞生成素β（epoetin beta）的诞生，这是一种合成的人类蛋白促红细胞生成素（r-HuEPO）。科学家首先分离了编码促红细胞生成素的基因，然后将该基因导入中国仓鼠卵巢细胞，使其能够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β。这种糖蛋白激素在骨髓中红细胞前体的生长和成熟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β治疗贫血与多种心血管健康指标的改善相关，包括降低心输出量和静息心率。此外，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衰竭 (CRF) 患者在接受 12 个月的促红细胞生成素β治疗后，左心室肥大和运动诱发的心脏缺血有所减少，同时运动能力也有所提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治疗可能会导致血细胞比容和外周血管阻力升高，从而导致血压升高。 继促红细胞生成素α和β问世后，科学家们开发了第三种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rHuEPO），并将其命名为促红细胞生成素-ω。它由BHK细胞产生。它也用于治疗肾衰竭和心脏相关疾病引起的贫血。 单克隆抗体 抗体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可以消灭抗原（外来颗粒）。单克隆抗体，通常称为 mAb，是合成蛋白质，其功能类似于人体内的抗体。这些重组抗体 (mAb) 因其高特异性、敏感性和可重复性而成为诊断检测的金标准。20 世纪 80 年代初，治疗性单克隆抗体首次得到商业开发，1986 年，第一个治疗性单克隆抗体 Orthoclone OKT3 获批用于预防肾移植排斥反应。作为大量生产 mAb 的先驱，米尔斯坦和科勒获得了 198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得益于“杂交瘤”技术（骨髓瘤细胞系与血浆 B 细胞融合），该技术永久改变了mAb 的生产方式。早期的单克隆抗体（mAb）采用小鼠蛋白（鼠类）制备，但事实证明，其并不适合长期人体使用。这种不兼容性促使人们重新评估生产方法，最终促使人们通过技术进步开发出完全人源化抗体。抗排斥药物 Muromonab-CD3 是首个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细菌能够产生抗体，这使得研究人员可以更直接地根据抗体的功能成功程度来选择所需抗体，这为抗体开发带来了令人着迷的新机遇。微生物细胞，即酿酒酵母、毕赤酵母和大肠杆菌，被用作生产重组抗体的表达系统。重组抗体还有许多好处有待发现，它们比传统的单克隆抗体有更大的潜力。优势源于两个关键特点：首先，可以在大肠杆菌系统内测试免疫球蛋白基因，从而可以使用成熟的基因操作方法。其次，由于抗体的较短片段（而不是整个 IgG 分子）尺寸较小且没有 Fc 区，因此可以使用它们。由于二硫键对于抗体的完整构象和结合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分子需要在氧化条件下折叠。即使面临来自替代表达系统的竞争，第一个生产重组生物制药的革兰氏阴性细菌大肠杆菌仍然保持着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占目前市场上所有生物制药的 40% 左右。 重组蛋白在细菌宿主中的表达通常由携带强启动子的自我复制多拷贝质粒触发，例如噬菌体 T7 的启动子、大肠杆菌中的乳糖操纵子 (lac)或合成的色氨酸操纵子(trp)，以及允许高基因剂量的核糖体结合位点。虽然多拷贝质粒提高了体积生产力，但它们对大肠杆菌的代谢负担是一个主要问题，导致细胞生长抑制和死亡。这导致了无质粒表达系统的开发，该系统使用定点技术将所需的 DNA 直接整合到大肠杆菌染色体中。这些系统提供了一种更有利的替代方案，具有较低的代谢负担。一旦触发产生抗体，大肠杆菌细胞就会破裂（通过添加溶菌酶或使用温和的渗透休克技术提取周质内容物来实现）。经过筛选后，抗体可以单独生产并进行大批量精纯。分泌可溶性抗体片段的菌落通常采用单步亲和层析法纯化，该方法利用与抗体片段C端融合的肽标签。与传统单克隆抗体类似，纯化的物质大部分可以分成几部分并冷冻保存。单克隆抗体的开发和应用已经改变了感染、癌症、器官移植、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心血管、呼吸系统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r-DNA产品的监管方面 通过既定的监管措施，实施全面的风险评估框架来保障发酵相关的完整性。在这方面，根据 (EC) 第 1831/2003 号法规，受管制的产品和/或生产生物只有在被认为对人类、动物和环境安全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确保所选生物无致病性且无毒性是维护安全性的首要任务。大多数众所周知的发酵物种都符合上述标准。另一方面，基因组测序为发酵行业的新手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它允许对菌株进行准确的分类学鉴定，并表征可能引起关注的功能特征，例如已知毒素的产生、毒力因子和抗生素耐药性。 1989年，印度政府制定了处理危险微生物、转基因生物 (GMO) 和细胞的法规。这些法规由环境与森林部根据通知号 GSR 1037 (E) 发布，并属于1986年《环境保护法》的范畴。该法规构成了临床试验和1988年《药品和化妆品法规》（第八修正案）的基础。印度政府环境与森林部和科技部生物技术开发委员会(DBT) 负责实施这些法规，也称为“1989年法规”。1999年，印度生物技术部为审批采用重组DNA (rDNA) 技术生产的生物制药制定了更清晰的路径。他们的指导方针“生成基于 r-DNA 的疫苗、诊断产品和其他生物制品的临床前和临床数据”要求公司首先获得基因操作审查委员会 (RCGM) 对与现有药物类似的药物（类似生物制品或 SBP）的批准。为确保按照 DBT 发布的指南和标准操作程序采取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和控制条件，RCGM 密切关注正在进行的重组 DNA 项目和涉及转基因生物/危险微生物活动的安全相关方面。之后，数据被发送给印度药品管理总局 [DCG(I)]，以获得最终的商业许可和临床试验批准。在 DCG(I) 批准产品后，中央和州药品管理局联合检查设施，然后由中央许可审批机构颁发生产许可证。 rDNA产品市场规模 重组DNA (rDNA) 蛋白质生产是生物技术的支柱，而生物技术目前是且很可能将继续是一个研发密集型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由于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发展，人们对人类疾病生物分子根源的认识取得了巨大进步。rDNA治疗领域蓬勃发展，强生、安进、诺和诺德和百健（Biogen IDEC）等110多家公司积极致力于创新rDNA产品的商业化。这些公司拥有强大的开发路径，目前有80多种潜在治疗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他们的目标是扩大其现有的73种上市产品库。 印度政府制药部于2010年为生物制药行业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20年，该行业应发展成为全球主要的高性价比生物治疗药物生产商。印度制药业在2023年迎来辉煌，产量位居全球第三。此外，印度在提供价格实惠的仿制药和疫苗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目前，印度有20多家公司生产生物治疗药物，其中领先的公司包括雷迪博士实验室 (Dr. Reddy's Laboratories)、Ranbaxy、Biocon、Shanta Biotech、Reliance Life Sciences、Panacea Biotech、Bharat Biotech 和 Intas Biopharmaceuticals。目前，约有50种生物治疗药物已进入印度市场，价格比竞争对手低85%，使大多数印度人都能负担得起。在 2009-2010 财年，印度的促红细胞生成素销售额增加了 2200 万美元，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 或GCSF）销售额增加了 1100 万美元，干扰素销售额增加了 2200 万美元，链激酶销售额增加了1500 万美元。尽管 2009 年全球经济衰退，2010 年逐渐复苏，但印度生物技术产业的收入仍保持在 1500 亿美元以上。在过去 10 年里，该行业持续扩张，年增长率超过10%，平均收入增长率超过 20%。到 2020 年，其营业额预计到4500 亿美元，这意味着它必须以每年近 30% 的速度扩张。 r-DNA产品的下游工艺挑战 发酵在受控条件下在密闭系统中进行，其中培养设计用于发酵的微生物或生产微生物。“下游”工艺 (DSP) 用于在此“上游”工艺程序之后回收产品。所需的产品纯度因应用和授权而异，这决定了DSP 的复杂性。DSP 通常包含以下工艺：生物质分离、产品回收/纯化和制剂配制。然而，DSP 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rDNA 生产的成本和生产效率。 在消费者需求激增的推动下，各公司正在加大rDNA产品的产量。然而，高效地实现大规模rDNA生产并非易事。以下是他们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 1.表达缺失：靶基因必须产生足够的蛋白质才能获得高产量。多种因素可能导致重组基因沉默，包括基因本身的突变或基因从靶细胞中消失。维持理想温度、增加插入片段的拷贝数以及表达蛋白对宿主的毒性也可能影响克隆产量。表达稳定性问题可以通过外源基因的染色体整合来解决；然而，在染色体外元件系统中，过量的重组基因可以提高产量。翻译后加工：糖基化——复杂的翻译后修饰 (PTM)，一个多步骤的酶促过程；它如何保持形状、与水相互作用、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正确折叠、到达细胞内的正确位置、正常运作并保持活性。为了生产重组蛋白，科学家经常对各种生物体进行基因工程改造，例如大肠杆菌、酵母或昆虫细胞 (SF9)、小鼠细胞 (SP2/0) 和仓鼠细胞；然而，生产完全人源化的 PTM 却十分困难。常用的啮齿类动物衍生的哺乳动物细胞系可以进行与人类类似的糖基化。尽管重组蛋白与其天然对应物非常相似，但它们可能缺乏人类体内存在的某些糖分子（例如 2,6-链唾液酸）。相反，它们可能含有人类体内不存在的其他糖（例如末端半乳糖-半乳糖或末端唾液酸）。这些结构差异可能会触发免疫系统，从而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免疫反应。由于治疗性蛋白质通常缺乏人类所发现的正确糖结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人类细胞系，甚至构建新的细胞系。这使我们能够生产完全糖基化的蛋白质，从而有可能带来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原核系统中，治疗性蛋白质的过表达可能导致包涵体形成。当大分子蛋白质表达且细胞内蛋白质快速聚集时，更容易发生聚集。积累的蛋白质受到保护，不会发生蛋白水解，因此更容易回收。当产生的蛋白质对宿主具有毒性时，细胞内聚集的蛋白质往往可以保护宿主。 与rDNA产品微生物生产相关的专利和临床试验 将重组蛋白 (rDNA) 等新疗法推向市场需要经过严格的三期临床开发流程。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艰难、耗时更长且成本更高。I期涉及对新疗法进行人体初步测试。I期试验优先考虑安全性，评估产品的初始耐受性以及不同剂量下的基本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这些数据将指导第二阶段的进展，II期侧重于疗效以及在患者身上的进一步安全性评估。至关重要的III期试验将利用这些先导研究的数据进行设计，该阶段将对产品的安全性及其在特定患者群体中的疗效进行精确评估。III期试验数据表明了 FDA 或其他监管机构将在审批过程中考虑的确切指征。 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通过公司调查和公开记录收集了 1980 年至 2002 年间进入临床研究的271 种 rDNA 药物的临床开发和监管审查数据。作为“治疗性疫苗”、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和现有产品的改良版（如新剂量或重新配方）的rDNA 产品并未包括在内。59 家美国公司资助了其中 271 种产品，其中222 种在美国研发或进入临床试验。10 家跨国公司获得了 FDA 一种或多种治疗性rDNA 产品的上市批准；其余 49 种产品来自这些公司。 1980年12月2日，美国专利局公布了新兴生物技术领域的首项重要专利。这项创新是后来被称为科恩-博耶重组DNA克隆专利的三项专利之一。它源于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N和科恩大学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赫伯特·W·博耶于1973年至1974年间开创的一项关键分子生物学程序。这项程序后来被称为重组DNA技术，彻底改变了该领域。 rDNA技术的未来发展 在操纵目标基因表达方面，rDNA 技术目前可以引入可用于改进现有技术的理想性状。使用 rDNA 技术可以大量生产治疗性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该技术的多学科应用可以解决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增进健康和改善食物资源。全球 rDNA 技术市场有望呈现爆炸式增长，分析师估计到 2022 年达到1455 亿美元。这一势头将持续下去，市场在 2022 年至 2023 年间以每年7.9% 的强劲速度增长。重大成功以及 rDNA 技术在治疗癌症、糖尿病和传染病等严重人类疾病方面的广泛用途预计将成为市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重组技术的进步使得用于药物研发和基因治疗的长效治疗蛋白（即新型分子药物）的开发成为可能。这对遗传疾病的治疗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促进了rDNA技术市场的增长。此外，科学家现在拥有了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精确改变微生物、植物、小鼠、狗和人类细胞的DNA，这可以通过一种称为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的新型基因编辑技术实现。该工具可用于靶向清除人类细胞中的异常基因。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0年1月30日发布了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应对始于2019年12月并已蔓延至全球100多个国家的COVID-19疫情。另一方面，由于COVID-19 疫苗研发中采用了创新的重组技术，COVID-19 大流行最终对国际 rDNA 技术领域产生了有利影响。 微生物生物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rDNA技术发现后的四年内，人类胰岛素和人类生长激素就已通过细菌基因工程生产出来并上市销售。疫苗的生产过程也令人着迷，例如乙肝疫苗就是利用病毒表面抗原在酵母中生产的。 结论 重组DNA技术是一项历史性的科学创新，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福祉。如今，利用rDNA技术生产的微生物药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医学领域，可用于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本文讨论了rDNA技术转化的治疗性激素、治疗性酶、溶栓剂、凝血产品、白介素、抗凝剂、干扰素和造血生长因子的表达系统、生产、纯化、分析和药物应用。与传统方法相比，微生物rDNA产品具有诸多优势，包括适应性强、可重复性、纯度高、安全性高、成本效益高以及产品产量高。许多此类微生物产品专注于对多种疾病产生积极作用的治疗，并且它们在未来很可能将继续保持这一优势。 原文：I.Modasiya, P.Mori, S.Goswami, Microbial Production of r-DNA Products. Microbial Products for Health and Nutrition, 2024.

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以肺炎为突出临床表现的全身性疾病。除了影响呼吸系统外，COVID-19对患有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患者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些患者发生严重COVID-19的风险更大，死亡风险更高。心血管疾病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各种心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肌损伤、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发生率增加，死亡率更高[1]。观察性研究发现，有基础心血管疾病可使COVID-19患者病死率增加5~10倍[2]。COVID-19可通过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心肌组织损伤，心血管疾病患者更容易发生此类损伤[3]。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主要通过COVID-19后心肌损伤标志物如高敏心肌肌钙蛋白I（hs-cTnI）升高来诊断，其主要表现是心肌炎，严重者可发展为暴发性心肌炎，其他表现形式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力衰竭以及心律失常[2,4]。 除了病毒感染本身会引发心肌损伤之外，COVID-19疫苗接种也有可能会引起以心肌炎为主要表现的心肌损伤，多见于年轻男性[5]。同时，从大量COVID-19康复期患者中观察到不同程度的心肌损伤和坏死，表明COVID-19可能会导致持续的心血管系统损伤[6-7]。 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组织专家组制定了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系统地总结和介绍了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基本特征、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提出了系统性的诊疗方案，也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综合征（简称“长新冠”）相关心肌损伤的治疗提供参考。 共识委员会由心血管病学专家为主的专家组成。撰写人员在充分查阅和总结国内外发表的COVID-19相关的心肌损伤研究后初步拟定了共识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的临床问题。检索范围包括PubMed、万方数据库等，检索时间从建库至2025年3月。主要检索类型包括Meta分析、系统性综述、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等。由2名评价员进行文献筛选，并通过专家讨论确定纳入全文。经过多次线上和线下会议由全体专家进行讨论修订，最后确定了7条主要意见。采用卫生系统中证据推荐意见的分级评估、制定与评价（GRADE）系统（http://www.gradeworkinggroup.org/）的证据分级水平及推荐依据对推荐意见进行分级（表1）。 1 新型冠状病毒的基本特征 新型冠状病毒是引发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主要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刺突（S）蛋白，该蛋白有助于病毒附着并穿透宿主细胞。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分子结构已被低温电子显微镜等多种方法得以阐明，从而有助于全面了解S蛋白的天然构象及其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受体的相互作用。最近的研究描述了S蛋白的结构属性，揭示了特定的突变可以改变其构象和功能。例如，D614G突变通过将S蛋白稳定在促进受体结合的构象中来增强病毒的传染性[8]。此外，E484K等突变会影响病毒逃避免疫反应的能力，从而阻碍疫苗的效力[9]。考虑到S蛋白是中和抗体的主要靶点，了解其结构动力学对于开发有效的疗法和疫苗至关重要。综上，新型冠状病毒的结构特征与突变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它可以增强我们对病毒生物学的理解，并为制定持续有效的COVID-19干预措施提供信息。 2 发病机制：直接感染、炎症风暴和微血栓 COVID-19引起心肌损伤的机制是复杂的，其中病毒的直接感染作用、继发性炎症反应和微循环障碍这三种过程是导致心肌损伤的关键机制。 2.1病毒对心脏的直接感染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被验证具有感染心脏细胞的能力，引发一系列心脏并发症[10]。临床前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心肌细胞表面高表达的ACE2作为受体蛋白直接侵入心肌细胞，导致收缩功能障碍、细胞因子产生和细胞死亡，在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11]。动物模型研究已证实可在心脏中检测到中等水平的病毒RNA[12]。然而，心肌细胞直接被感染的临床证据仍然相对有限，目前一项研究利用电子显微镜技术发现病毒颗粒存在于心脏内皮细胞中[13]。病毒对心脏的感染是心肌损伤的直接病因，但是由于其较低的检出率，其引起的全身性炎症反应可能是病情进展的更为重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2.2继发性炎症反应 除了病毒直接感染外，COVID-19诱导的全身性炎症反应也是导致心肌损伤的重要因素。在COVID-19重症病例中观察到的免疫反应失调可引发细胞因子风暴，从而加剧心脏炎症和损伤[14]。此外，在COVID-19住院患者中可见心肌肌钙蛋白I（cTnI）等心脏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以及白细胞介素（IL）-1β等炎症因子升高，超声心动图可见明显心肌损伤，表明心肌损伤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15]。同时，COVID-19患者的心肌和心外膜中相比于对照组可以检测到更高密度的巨噬细胞浸润且巨噬细胞的增加与心肌细胞坏死程度相关，表明这些免疫细胞的浸润导致了独立于肺损伤的心脏损伤[16]。 新型冠状病毒可引起严重的炎症反应，导致以心肌损伤为代表的各种心血管并发症。该炎症反应的特征是炎症细胞释放大量细胞因子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以促进炎症，加剧心肌损伤。例如循环DAMPs是促进细胞损伤后炎症的关键介质，激活先天免疫途径，从而引发类似于败血症的临床症状[17]。此外，中性粒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等先天免疫细胞在心脏聚集，然后损伤的心肌释放线粒体双链DNA，被固有免疫细胞吞噬，经模式识别受体环鸟苷酸腺苷酸合成酶/干扰素刺激因子（cGAS/STING）通路，促进炎症相关基因的转录[18]。在COVID-19患者中IL-1、IL-2、IL-7和IL-10等细胞因子水平与心脏炎症和死亡率呈正相关，这些细胞因子进一步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通过启动一系列炎症事件导致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心肌炎、心力衰竭和其他心脏并发症[19]。综上，病毒与宿主免疫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过度的炎症反应会加剧组织损伤，并导致已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出现不良后果[20]。 此外，在COVID-19中T细胞和B细胞的激活是复杂的。在COVID-19的背景下，T细胞的异常激活可导致心脏损伤，特别是在重症的情况下[21]。B细胞也可以渗透到心脏组织并导致炎症，可能加剧组织损伤。综上可见，促炎和抗炎信号之间的平衡对于心肌损伤后的心脏修复至关重要，针对特定的炎症途径可能为减轻COVID-19患者的心脏损伤提供治疗机会。 2.3微血栓形成和微循环障碍 COVID-19对微血栓和微循环的影响引起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凝血功能障碍在内皮功能障碍和血小板激活的心血管损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COVID-19引起的血栓形成、微循环障碍和缺氧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内皮功能障碍是COVID-19患者微血栓形成和出现微循环障碍的关键因素。病毒直接感染内皮细胞，导致内皮炎症和随后的微血管血栓形成，炎症细胞因子风暴会进一步加剧内皮损伤，导致一系列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肌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微血栓的存在可导致心肌缺血和器官功能障碍，进一步加重全身不良反应。此外，免疫反应和凝血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COVID-19的血栓炎症状态中起着重要作用。 专家建议1 病毒感染直接致心肌损伤作用、固有免疫激活致继发性全身炎症反应和心肌炎、微血栓形成/微循环障碍是COVID-19引起心肌损伤的三大机制（图1）。深入了解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是对其进行治疗的基础，针对不同的发病机制选择合理的诊疗方式是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治疗原则。（推荐强度：强，证据质量：A） 3 流行病学 有关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发生率的研究和数据在不断增加。迄今为止进行的大量临床研究表明，心肌损伤在住院COVID-19患者中相对普遍，其发生率因研究人群和采用的诊断标准而异。 3.1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发生率 约15%~30%的住院COVID-19患者有心肌损伤相关表现[3,22]，该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普通病毒感染的心肌损伤发生率（以流行性感冒病毒为例，约0%~20%的患者出现心肌损伤）[23]。心肌损伤通常通过心肌肌钙蛋白水平升高来识别，心肌损伤标志物cTnI或心肌肌钙蛋白T（cTnT）至少有一次升高超过第99百分位上限[24]。然而，心肌肌钙蛋白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研究报告的发生率差异[25-26]。此外，危重COVID-19患者心肌损伤的发生率明显更高，可高达50%以上[27]。危重COVID-19患者通常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显著增加了心肌损伤相关死亡率[28]。更重要的是，心肌损伤并不局限于已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即使在无心血管疾病病史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表现出心肌损伤。为了准确地确定心肌损伤的发生率，未来的研究必须进行更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 3.2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危害 心肌损伤在COVID-19患者中相当普遍，并与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在急性期，心肌损伤可能表现为心肌炎、应激性心肌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和肺栓塞等多种临床表现。现有研究表明，COVID-19急性期间出现心肌损伤可显著增加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死亡率[3]。同时，COVID-19幸存者中心肌损伤的长期心血管后遗症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表明，住院期间发生心肌损伤的患者在出院后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和心血管后遗症风险[29]。 3.3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高危人群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人群以及自身存在心血管相关基础疾病的人群。许多研究已经逐步确定了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高危人群，有证据表明，老年人极易发生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等合并症加剧了心血管系统的老化，这增加了老年COVID-19患者发生严重心脏并发症的易感性[30-31]。除了年龄以外，性别也是重要的相关因素。与女性患者相比，男性患者对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易感性更高[32]。这种性别差异可能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性激素、生理特征和行为习惯的变化。另外，生活方式因素，如肥胖、吸烟、缺乏运动和高炎症负担，也被认为是心肌损伤的危险因素[33-35]。 已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发生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风险显著增加[36]。此外，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等合并症通常与心血管疾病同时发生，进一步增加了心肌损伤风险[37-38]。 除此以外，如何识别COVID-19患者的高危情况也是关键的一环。根据现有的文献报道，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即使未出现明显的缺氧的呼吸系统表现，血液中CD3、CD4和CD8等淋巴细胞的标志物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39]。 确定这些高危人群并实施有针对性的健康监测和早期干预措施，是减轻COVID-19对心脏的严重影响，从而降低相关死亡率的关键策略。 3.4轻症和重症患者的比较 在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背景下，轻症、重症病例在临床表现、病理生理改变和预后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轻症患者通常表现为轻微的心血管症状，通常局限于心肌酶谱水平的短暂和轻度升高。这些患者通常在标准的医疗监测和支持性护理下有良好的康复轨迹，心肌损伤的直接并发症较少，预后较好。然而，即使是轻微的心肌损伤也可能意味着心血管系统的潜在受累。严重的心肌损伤往往伴有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或其他严重并发症。在这些患者中，心脏损伤的特征是心肌肌钙蛋白水平显著升高并持续存在，有可能发展为急性心肌炎、心力衰竭或心原性休克。这些症状通常表明患者病情显著恶化，并与住院死亡率升高以及长期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密切相关。重症患者的心肌损病理生理机制可能更为复杂，包括细胞因子风暴、微血管血栓形成等因素。轻症患者的心肌损伤可能与短暂缺氧或应激反应更密切相关。 专家建议2 明确容易发生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高危人群，对其进行监测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当病情演变甚至恶化时，迅速判断是否出现了心肌损伤并积极干预。高危人群即使还没有表现出心肌损伤症状时，也应及时并不断监测相关指标，及时做好预防以及进一步治疗。（推荐强度：强，证据质量：B） 4 临床表现与诊断 4.1症状与体征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常因损伤严重程度及患者个体差异而异。轻症患者多表现为非特异性症状，如乏力、轻度呼吸困难、心悸和胸闷等，建议行心肌肌钙蛋白和利钠肽筛查加以鉴别，以达到早期诊断的目的，尤其是识别高危人群。约20%~30%的轻型COVID-19患者可通过心肌肌钙蛋白升高检测出亚临床心肌损伤[40]。然而，即使是运动后恢复延迟或间歇性心悸等轻微症状，也可能提示心脏受累，尤其对于合并心血管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应引起高度警惕。 较严重的心肌损伤患者常伴有明显心血管症状，如有心肌缺血特征的持续性胸痛。患者常主诉向左上肢或颈部放射的压迫感或紧缩感，同时患者普遍出现心悸或心律失常。若出现端坐呼吸、静息状态下呼吸困难加重或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等急性心力衰竭或低血压、休克症状，结合超声心动图及心肌肌钙蛋白、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细胞因子，尤其是可溶型肿瘤抑制因子2（sST2）升高，则提示严重心肌损伤，可能发生了暴发性心肌炎，需立即采取紧急干预措施。 体格检查时，存在外周水肿、静脉压升高的指征，严重情况下甚至可闻及心脏杂音或心包摩擦音。出现上述症状体征后若未及时干预可迅速进展，显著增加严重心脏事件风险。 4.2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在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诊断和管理中具有核心价值，可为临床医师评估心功能损害程度、阐明潜在病理机制及制定治疗策略提供重要依据。作为心肌损伤的敏感标志物，cTnI/cTnT具有重要诊断价值。cTnI/cTnT作为心肌坏死特异性标志物，与心肌损伤程度显著相关。对COVID-19患者进行基线cTnI/cTnT检测并实施动态监测，有助于早期识别心肌损伤及其进展过程。临床评估时需特别关注hs-cTnI水平，在健康人群中hs-cTnI几乎无法被检测到或者处于极低水平，需要重点关注hs-cTnI升高但是并未达到参考值上限的患者，即使hs-cTnI水平未超过正常范围，其轻微升高仍可能提示亚临床心肌损伤。虽然此类患者未达到传统心肌损伤诊断标准，但研究证实hs-cTnI轻微升高仍与不良临床结局相关。hs-cTnI依然是临床上诊断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核心标志物，其水平在轻度损伤中接近参考上限，而在中至重度损伤中超过正常值的第99百分位。此外，NT-proBNP或B型利钠肽（BNP）检测对心力衰竭风险评估尤为重要。NT-proBNP或BNP水平升高通常反映心室壁张力增加，提示潜在心功能不全，具有重要预后价值[41]。 电解质和肾功能检测也是实验室评估的必要组成部分。钾、钠、钙等电解质紊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并加重心脏失代偿。而血肌酐等肾功能参数的监测对于评估心肾交互作用至关重要，尤其在多系统受累情况下，心肾功能相互影响显著影响临床转归。炎症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CRP）、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sST2，常用于评估全身炎症水平和凝血活动。在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背景下，CRP水平升高（>50mg/L）常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相关，而sST2增加则提示可能发生COVID-19相关性心肌损伤。D二聚体水平增加（>1000ng/ml）可能提示凝血级联反应的激活。 炎症标志物和D二聚体在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并可能与并发症风险增加相关。病毒学和免疫学检测（如聚合酶链反应和血清抗体检测）虽不能直接诊断心肌损伤，但结合其他实验室指标可全面评估感染进程。这些诊断指标有助于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的长期影响，为临床医师判断疾病进展提供整体视角，从而指导治疗决策。 4.3心电图 心电图作为诊断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重要工具，能提供心脏电活动的关键信息。心律失常是COVID-19患者最常见的心电图异常之一。心律失常既反映病毒对心肌细胞电活动的直接影响，也可能与某些抗病毒药物引起的传导异常有关。及时识别和处理这些心律失常对预防更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至关重要。此外，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心电图表现可能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样改变（如ST段抬高），即使缺乏典型胸痛症状，也可能提示急性心肌缺血或心内膜下心肌损伤风险[42]。住院患者需持续心电监测以发现一过性心律失常或QT间期延长（>500ms，与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风险相关）[43]。表2总结了不同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分级的关键诊断特征，该分级整合了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和心电图异常，为疾病风险分层和临床决策提供实用框架。 4.4影像学检查 影像学检查在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诊断和评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全面直观地显示心脏结构和功能变化。 4.4.1超声心动图 超声心动图因具有便捷性和实时评估优势，成为一线影像学检查手段，可准确评估心室功能、瓣膜完整性及心包积液等情况。斑点追踪技术作为超声心动图的进阶应用，通过追踪心肌内自然声学标记物，定量评估心肌形变和功能，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在临床症状出现前检测到心肌功能的细微改变，为早期干预提供关键时机。牛眼图可直观显示心肌各节段应变分布，帮助医师精确定位局部心肌损伤区域。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2D-STE）可获取整体纵向应变（GLS）和各层纵向应变（LSLS）参数，研究发现90%的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患者存在GLS和LSLS异常，且与cTnI水平呈正相关[44]。2D-STE在轻微或局部心肌损伤诊断中具有明显优势[44]。COVID-19引发的心肌损伤一般来说相对轻微，偶有暴发性心肌炎，当症状轻微时难以与其他疾病相鉴别，而2D-STE的纵向应变分析则可以提供很好的诊断依据，以便于早期治疗[45]。研究显示，COVID-19合并心肌损伤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中位数为52.5%）可正常或轻度降低，但左心室GLS（中位数为-11.2%）中度至重度减低[46]。2020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收治的1例合并严重心肌损伤的COVID-19患者，左心室收缩功能显著降低，右心室明显扩张以及右心室流出道血栓形成（图2A、2B），2D-STE应变分析显示，与健康心脏相比，出现严重心肌损伤时可见显著的应变峰值的改变（图2C、2D）。2022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收治的1例COVID-19患者在急性期存在明显心室应变异常（图3），提示可能存在心肌损伤，与图2C相比可见应变峰值的明显不同，心肌损伤明显较轻，但是与健康心脏相比仍然存在明显改变，提示2D-STE应变分析可以作为鉴别不同程度心肌损伤的重要依据之一[45]。此外，COVID-19合并心肌损伤患者的超声心动图异常（包括左心室壁运动异常、整体左心室功能减退、ⅡⅢ级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右心室功能障碍及心包积液）发生率显著高于无心肌损伤患者[47]。 4.4.2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摄影术（CT）与心脏磁共振成像（CMR） 冠状动脉CT是评估冠状动脉疾病的重要工具，尤其在传统冠状动脉造影不可行时更具优势。虽然大多数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患者的冠状动脉保持完整，但该检查可排除缺血性损伤并评估心脏结构完整性[48]。对于急性胸痛患者，冠状动脉CT能快速提供冠状动脉通畅性信息，快速与心肌梗死作出鉴别，支持临床快速决策[48]。CMR被公认为心肌损伤影像学诊断的“金标准”，其提供的高分辨率心肌图像可精确识别和评估心肌炎症、坏死或纤维化等病理改变[49]。钆延迟增强磁共振成像（LGE-MRI）通过分析钆对比剂分布，可检测心肌瘢痕组织并评估心肌损伤的时间和范围[50]。 4.4.3放射性核素显像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心肌灌注显像（MPI）利用放射性核素技术评估心肌血流灌注。18F-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18F-FDGPET）/CT是评估COVID-19相关心肌炎症的重要影像学技术，该无创检查通过识别心肌葡萄糖代谢亢进区域来反映心肌炎症活动。COVID-19合并心肌炎患者因免疫反应可能导致心肌代谢活性增加，18F-FDGPET可精确定位这些炎症区域。通过提供心脏代谢过程的详细图像，该技术不仅能确诊心肌炎，还能评估炎症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影像学检查获得的大量信息极大促进了对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理解。合理应用这些诊断工具可显著提高医师诊疗复杂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信心和效率，促进患者全面康复。 4.5新型生物标志物 随着对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研究的深入，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应用已成为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炎症因子（包括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等）在COVID-19患者中已被广泛研究，特别是在细胞因子风暴相关心肌炎患者中[35]。IL-6水平升高与全身炎症反应相关，被认为是心肌损伤的潜在指标，为理解COVID-19触发的复杂免疫反应提供了重要线索[51]。髓过氧化物酶（MPO）是另一个重要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与中性粒细胞活化相关[52]。MPO水平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性粒细胞介导的氧化应激和心肌炎症程度。检测MPO有助于评估心肌损伤中的氧化应激水平，并可能为氧化应激相关心血管并发症提供早期预警[53]。 微小RNA（miRNA）作为另一类新兴生物标志物，因其在心肌损伤检测中的潜力而受到广泛关注。在COVID-19患者中，特定的miRNA表达改变与心肌纤维化、凋亡和再生等过程相关，提示miRNA谱分析可阐明心肌损伤的分子机制，并指导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54-55]。同时，包括α-氨基庚二酸、肌氨酸和羟脯氨酸在内的代谢生物标志物也日益受到关注，这些标志物反映心肌代谢变化，在损伤心肌组织的修复和重构中起关键作用[56-57]。 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新进展促进了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验证。通过严格的数据筛选和分析方法，这些技术有望发现与心肌损伤相关的新型分子。 4.6心内膜心肌活检（EMB） 为提高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评估的准确性，特别是对于疑似病毒和细胞因子风暴引起的急性或慢性心肌炎病例，EMB可直接评估心肌病理改变，为患者提供更精确的诊断和治疗指导。此外，EMB也可以用于检测病毒及其成分的存在，从而确认病毒直接入侵心肌细胞。后续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分子生物学检测能确定参与炎症反应的免疫细胞类型和活性，从而阐明免疫活化在COVID-19相关心肌炎中的作用[58]。但是，EMB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约50%的心肌炎患者活检阴性，这可能和取材部位和心肌炎症部位不一致有关。尽管存在固有风险和局部病变导致的低阳性率等问题，EMB仍是诊断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重要工具，随着活检器械和操作流程等技术进步，EMB在临床实践中的安全性和适用性有望提高，从而为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诊断和管理提供强有力支持。 4.7诊断流程 在COVID-19患者中，心肌损伤的早期诊断对于改善预后至关重要。鉴于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临床表现多样，诊断过程需要结合多种检查方法和评估手段来全面准确地评估患者心脏状况。 首先，应对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病史进行评估。常见症状包括胸痛、呼吸急促、心悸和疲劳。了解患者的心血管疾病史、COVID-19暴露史及任何可能潜在能介导心肌损伤的基础疾病对评估心肌损伤可能性同样重要。基于初步筛查后，应进行相应的体格检查以发现任何明显的心脏异常。 初步筛查的核心是对“心脏三联检查”的结果进行评估，即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和心肌损伤标志物。心电图在检测心律异常和缺血性改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超声心动图有助于评估心腔大小、心肌厚度、心功能及心包积液；心肌损伤生物标记物（如心肌肌钙蛋白）则是诊断和评估心肌损伤的关键指标，为心肌细胞损伤提供直接证据，并有助于早期识别急性心脏损伤。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的情况下，如果cTnI/cTnT水平超过参考范围的第99百分位，结合临床表现以及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测，则可初步诊断为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 初步筛查后，如果检测到反映心肌损伤的异常指标，即时鉴别诊断至关重要，以排除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应激性心肌病等其他潜在病因。一旦排除这些情况，应进入进一步诊断程序，包括CMR、血浆炎症因子和EMB等。对于更加复杂的病例，CMR可以提供详细的组织特征，揭示心肌水肿、纤维化和瘢痕形成，在识别心肌炎方面起关键作用。此外，血浆炎性因子水平升高也为心肌炎的诊断提供了快速而便捷的支持。如果怀疑发生急性或暴发性心肌炎，建议患者病情稳定的情况下进行EMB以明确诊断，评估炎症浸润、病理亚型和心肌炎的严重程度。与其他病毒性心肌损伤比较，COVID-19相关心肌损更严重，同时可能伴有严重的肌炎或脑炎等[59]，建议结合病毒流行背景以及病原学检测进行相应的鉴别诊断。 专家建议3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诊断需要结合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医学影像（尤其是2D-STE纵向应变分析）、心电图。必要时做EMB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图4）。通过主要临床表现、心肌损伤生物标志物、心电图及影像学检查即可确定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其中炎症指标升高合并特异性心肌损伤标志物（cTnI和NT-proBNP）升高是判断炎症性心肌损伤的主要依据。这种综合诊断方法有助于早期发现心肌损伤，指导分层临床干预，从而降低长期心血管风险。通过整合诊断评估所获得的数据，临床医师可进行全面分析以确定最终诊断，为有效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学科专家协作能优化诊断过程，确保制定更全面合理的治疗策略。（推荐强度：弱，证据质量：B） 5 临床管理与治疗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临床管理和治疗强调及时、有效干预的必要性，以改善患者结局。在大流行期间，心肌损伤的复杂病理机制要求综合性的诊断和治疗策略，以解决直接病毒入侵、免疫介导的炎症反应以及相关心血管并发症。有效的临床管理通常需要多学科协作，通过早期心电图监测和生物标志物检测评估心肌损伤程度，并根据患者病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临床管理不应局限于急性期干预，还需关注长期心血管健康的维护，以减轻远期影响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图5）。 5.1监测与管理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监测管理需采取系统化的策略。监测的核心在于准确识别心肌损伤的症状和体征，常规采用心电图作为初步筛查手段，同时通过心肌肌钙蛋白等生物标志物的动态监测提供直接诊断依据。对住院患者定期监测这些指标，有助于及时发现心肌损伤并指导后续治疗干预。 在管理方面，需根据患者整体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对于确诊心肌损伤的患者，可能需要联合应用多种药物和治疗手段以稳病情，减轻炎症反应，减少进一步的心肌损伤。对于重症患者，则需应用正性肌力药物或机械循环支持等心血管支持治疗。同时，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合并症的精细管理对减轻COVID-19所致的心脏负荷至关重要。 5.2治疗策略 5.2.1支持治疗 支持治疗是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改善心功能、缓解症状并阻止病情进展。对于表现为心力衰竭或心肌功能障碍的患者，支持治疗可能涉及使用正性肌力药物增强心肌收缩力、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必要时，医疗团队可考虑采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体外膜氧合（ECMO）或经皮左心室辅助装置（PVAD）等机械循环支持手段，特别是对于难治性心力衰竭或暴发性心肌炎患者。 支持治疗还包括精确的容量管理和电解质平衡及酸碱平衡的监测。心肌损伤常伴随心功能紊乱和液体潴留，通过严格控制液体入量可减轻心脏负荷。维持电解质平衡对预防心律失常等并发症至关重要。此外，氧疗和呼吸支持对确保充分氧合、满足心肌代谢需求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低氧血症或呼吸衰竭患者。 5.2.2抗病毒治疗 抗病毒药物主要通过降低病毒载量和预防再次感染发挥作用，通过防止炎症升级间接保护心脏健康。瑞德西韦作为主要抗病毒药物，通过整合入病毒RNA链干扰复制过程，有一定抑制病毒增殖作用。临床研究表明，瑞德西韦可缩短住院患者的恢复时间，特别是在需要氧气支持的患者中，早期给药效果更佳[60-61]。然而，需要在治疗期间密切监测抗病毒药物潜在的心脏毒性[62]。 除瑞德西韦外，莫努匹拉韦和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组合（Paxlovid）作为新一代口服抗病毒药物，为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莫努匹拉韦通过在病毒RNA复制过程中引入错误以抑制病毒活动，而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则针对冠状病毒蛋白酶，阻碍病毒复制的关键步骤[63]。抗病毒药物可显著降低COVID-19患者的死亡风险[64-65]。但在全身炎症风暴出现并造成多器官损伤时，单纯抗病毒治疗可能效果有限。目前研究正在探索抗病毒药物与抗炎或免疫调节策略的协同应用，以期更全面有效地应对心肌损伤的复杂病理机制，最终改善患者预后[66]。 5.2.3免疫调节治疗 免疫调节治疗在应对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中具有核心地位。免疫调节治疗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控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保护心脏免受进一步损伤。主要使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球蛋白。 糖皮质激素（如地塞米松和甲泼尼龙）是抑制过度免疫反应的关键药物，既能直接减轻心脏的炎症和水肿，又能调节与重症COVID-19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67]。糖皮质激素可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降低免疫介导心肌损伤风险。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可通过代谢重编程增强炎症巨噬细胞中三羧酸循环，增强衣康酸介导的抗炎作用[68]。此外，还可能通过上调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花生四烯酸代谢物二十碳三烯酸（EETs），增强I型干扰素的表达，抑制病毒复制[69-70]。 然而，需谨慎使用糖皮质激素，长期大剂量应用可能导致免疫抑制和感染风险增加[67]。临床研究表明，对于需要氧疗（包括无创通气、有创通气或ECMO）的COVID-19患者，低剂量糖皮质激素可显著降低死亡率[71]。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仅表现为低氧血症而无需氧疗或仅需补充氧气的住院患者，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反而较标准治疗（含低剂量糖皮质激素方案）显著增加死亡风险[72]。研究显示，对于接受呼吸支持或病程超过1周的COVID-19患者，地塞米松治疗在降低死亡率方面获益更显著[71]。在临床实践中，医师需权衡糖皮质激素治疗的获益与风险，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和患者整体状况精细调整给药方案。因此，尽管糖皮质激素仍是COVID-19治疗的重要选择，但其使用应基于临床判断、循证证据和个体化需求，确保在最佳治疗时机给予最适剂量，从而实现疗效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平衡。 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IVIG）是另一种重要的免疫调节治疗手段，具有直接心血管保护作用和广泛的免疫调节能力，可有效应对细胞因子风暴。IVIG通过提供被动免疫、调节抗体反应和中和病毒毒素，协助恢复免疫平衡并减轻全身炎症反应。IVIG主要通过抑制过度激活的先天免疫反应来维持心脏免疫稳态，其作用机制包括靶向调节Plac8+巨噬细胞和S100a8+中性粒细胞，通过抑制骨髓基质细胞抗原2（Bst2）/免疫球蛋白样转录物7（ILT7）配体-受体相互作用来阻断这些细胞的协同致病作用[73]。对于COVID-19起的暴发性心肌炎的患者，应严格遵循《中国成人暴发性心肌炎诊断和治疗指南》使用足量糖皮质激素和IVIG进行联合治疗，并及时启动IABP和（或）ECMO等机械循环支持治疗[74]。 总体而言，免疫调节治疗是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出现暴发性心肌炎症状的COVID-19患者，应按照指南推荐给予足量糖皮质激素联合IVIG及机械支持治疗。该疗法的实施需要对每位患者的临床状况和相关风险因素进行全面评估。通过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并与其他治疗措施协同应用，可实现更全面的疾病管理和更有效的心脏保护，从而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和生活质量。 5.2.4羟氯喹 羟氯喹作为COVID-19的治疗药物曾引发广泛关注，但其疗效与安全性尚未获得确证[75]。羟氯喹既往主要用于疟疾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早期研究显示其可能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和减轻炎症反应发挥作用[76]。基础研究证实，在自身免疫性心肌炎中，羟氯喹可通过抑制巨噬细胞的趋化作用，改善心功能并减轻炎症反应[77]。值得注意的是，低剂量（<400mg/d）羟氯喹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反应产生保护作用，同时不良反应较少[78]。一项湖北省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证实了低剂量羟氯喹的抗炎效果，而高剂量（>400mg/d）羟氯喹则可加剧炎症反应并增加死亡率[79]。但需警惕的是，羟氯喹可能引发QT间期延长等心脏不良反应，增律失常风险。因此，临床应用时需密切监测，特别是联用其他可能影响心脏节律的药物时更应谨慎。 随着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的公布，羟氯喹治疗COVID-19的总体获益仍不明确[80-81]。目前临床指南已不再推荐常规使用羟氯喹治疗COVID-19患者。但对于特定情况，如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患者，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可基于个体差异和总体风险评估，审慎考虑羟氯喹的应用价值。 5.2.5心血管药物治疗 5.2.5.1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心血管药物治疗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干预策略，旨在减轻心脏负荷、改善心肌功能并预防后续心血管并发症。在心血管药物治疗时需要全面评估患者病情，包括疾病严重程度、合并症及整体健康状况，以制定个体化用药方案。ACEI/ARB是该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多重机制发挥心脏保护作用[82]。目前的临床研究以及荟萃分析等证据表明这两类药对COVID-19患者具有安全性，尤其对合并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带来额外获益[83-84]。 ACEI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活性，阻断血管紧张素（Ang）Ⅰ向AngⅡ的转化。AngⅡ可以促进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产生，进而招募并激活巨噬细胞、T细胞等免疫细胞，加剧炎症反应[85]。在多种病理状态下，AngⅡ水平升高与炎症加重、氧化应激和组织重构密切相关[86]。对于已存在心肌损伤的患者，这些机制尤为重要。 相比之下，ARB通过直接阻断AngⅡ与AngⅡ受体1（AT1）的结合发挥类似的保护作用。在COVID-19治疗中，ARB同样能有效减轻细胞炎症反应，改善心血管预后[87-89]。最新临床证据支持ARB在COVID-19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一项纳入11231例合并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与ACEI相比，ARB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89]。这些发现与基础研究结果一致：ARB可改善COVID-19和细胞因子风暴，对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可能具有关键保护作用[90]。因此，ARB可能为COVID-19患者，特别是合并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提供心脏保护和免疫调节的双重获益。ACEI/ARB能纠正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导致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失衡，抑制解整合素金属蛋白酶17（ADAM17）活性，从而减少病毒侵入和炎症因子释放[8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血浆AngⅡ水平较正常对照者升高3倍，而合并心肌损伤（cTnI升高）的患者AngⅡ水平更是达到正常对照者的10倍，较cTnI正常患者也高出3倍[3]。这一发现强烈提示心肌损伤患者的RAAS或炎症系统处于高度激活状态，为RAAS阻滞剂在这类患者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之，ACEI/ARB为COVID-19患者提供了全面的心脏保护作用，但其临床应用需要谨慎评估。进一步研究将持续优化其应用方案，并深化对这类药物在COVID-19相关心脏问题中复杂作用机制的理解。 5.2.5.2β受体阻滞剂 β受体阻滞剂是常用的心血管治疗药物，其在治疗COVID-19中的应用和潜在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表明，β受体阻滞剂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对COVID-19患者产生积极影响。β受体阻滞剂已经被证明可以抑制多种炎症因子的表达，可以显著减少炎症风暴形成从而抑制全身炎症反应，减少心肌损伤[91]。同时，β受体阻滞剂可以有效地抑制COVID-19引起的交感神经激活，减轻应激反应[92]。 现有部分临床研究表明，有基础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使用β受体阻滞剂，可以减少死亡率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93]。但是仍然有少量荟萃分析结果认为β受体阻滞剂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94]。同时，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别变构的β肾上腺素受体的变构激动剂，导心脏交感活性增高，常与长新冠患者的心血管综合征相关，引起部分患者出现心率增快，早搏和心肌损伤等表现。因此，COVID-19（包括长新冠）患者应考虑使用β受体阻滞剂[95]。 总之，β受体阻滞剂可以为COVID-19患者从多方面提供益处，尤其是有基础心血管疾病、合并心率增快或心律失常、长新冠心血管综合征患者，但是临床应用仍然应根据患者个体情况进行评估。 5.2.6靶向治疗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主要与新型冠状病毒通过ACE2受体侵入心肌细胞的机制相关。阐明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病毒致病机理，更能为开发新型治疗策略提供理论基础。ACE2受体作为病毒侵入宿主细胞的“门户”，在心肌损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而跨膜蛋白酶丝氨酸2（TMPRSS2）则通过激活病毒S蛋白协助完成侵入过程。因此，针对ACE2和TMPRSS2的干预策略已成为当前研究与临床试验的核心方向。 基于冷冻电镜（cryo-EM）解析的ACE2-S蛋白复合物结构，研究人员采用结构导向的药物设计方法，实现了对病毒结合界面的精确靶向，同时最大限度保留ACE2的酶活性[96-97]。此外，基于片段的筛选技术发现了能变构调节ACE2构象的化学型，可有效减少病毒附着[98]。这些方法有助于预测和优化潜在抑制剂与ACE2受体的相互作用，提升治疗策略的特异性与临床转化潜力。 TMPRSS2靶向治疗同样展现出重要价值，尤其在阻断病毒侵入的关键阶段[99]。甲磺酸卡莫司他等TMPRSS2抑制剂通过阻碍病毒S蛋白切割延缓病毒入侵，初步临床试验也显示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100]。考虑到TMPRSS2在呼吸道和上消化道的集中表达，这类抑制剂特别适用于COVID-19的早期阶段，可快速降低病毒载量，减少向心脏及其他器官传播的风险[101]。 在糖皮质激素基础治疗之上，托珠单抗等生物制剂通过靶向抑制IL-6受体提供了更精准的治疗策略[102-103]。托珠单抗可显著抑制IL-6介导的炎症反应，在重症COVID-19患者中展现出良好治疗效果[104]。但治疗方案需根据个体反应和潜在不良反应进行调整，特别是对病情危重且未见即时改善的患者。 IL-1β靶向药物如阿那白滞素也显示出治疗潜力。该药适用于CRP>50mg/L、铁蛋白>1000ng/ml或IL-1β>40pg/ml，且出现早期ARDS[动脉血氧分压/吸入氧浓度比值（PaO2/FiO2）<300mmHg（1mmHg=0.133kPa）]或疑似细胞因子风暴（伴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热）的患者。SAVE-MOREⅢ期试验证实，对于可溶性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uPAR）水平升高（≥6ng/ml）的住院COVID-19患者，皮下注射阿那白滞素可显著改善临床结局，降低疾病严重程度及死亡率并缩短住院时间[105]。 Janus激酶（JAK）-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STAT）信号通路作为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传导途径，同样是关键治疗靶点。巴瑞替尼等JAK抑制剂可广谱抑制炎症信号，临床试验显示其能有效减轻免疫反应，改善心肺功能[106]。巴瑞替尼与瑞德西韦联用可缩短住院COVID-19患者（尤其需高流量氧疗或无创通气者）的康复时间，改善临床结局，减少严重不良事件，且较标准治疗显著降低死亡率[106-107]。 针对细胞因子和信号通路的精准干预通过靶向特定炎症进程，可更有效延缓疾病进展、减轻远期心肌损伤并改善患者预后。持续的基础研究和大规模临床试验对推进这些治疗策略的临床应用至关重要。 5.2.7康复治疗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康复治疗主要包括运动康复、营养支持和心理康复，在恢复心功能、增强体能、改善生活质量及预防后续心血管并发症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运动康复作为核心治疗手段，通过阶段性方案设计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促进功能恢复。急性恢复期采用低强度间歇训练（如5~10min坐位踏车或步行，强度为峰值心率的40%~50%），并在持续血氧监测下进行。对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采用渐进式直立训练（包括倾斜床治疗）以改善体位耐受性。亚急性期则结合中等强度有氧训练与低负荷抗阻训练，在不过度增加心输出量的前提下重建肌肉质量。长期维持期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考虑高强度间歇训练。个体化运动方案通常从低强度有氧活动（如步行或单腿站立）开始，根据耐受性逐步进阶，这种渐进模式不仅能促进心功能恢复，还可有效缓解疲劳并提升整体体能[108]。 营养支持是心肌损伤后康复的重要环节。科学设计的膳食方案可促进心血管健康并降低继发损伤风险。建议增加富含ω-3脂肪酸的鱼类摄入，配合足量果蔬和全谷物，以改善血脂和血压水平[109]。个体化方案还包括针对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的微量营养素补充（如维生素D）以及辅酶Q10改善他汀相关不良反应[110-111]。应严格限制钠盐和精制糖摄入以减轻心血管负荷。个性化膳食指南能在满足热量需求的同时避免心脏过度负荷，从而优化代谢状态。 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在慢性重症患者的康复过程中极为常见，专业的心理支持有助于有效应对情绪波动和心理压力。认知行为疗法可针对性改善以过度警觉和回避行为为特征的COVID-19焦虑综合征[112]。康复治疗中身心同治的理念有望显著提升患者长期生活质量，实现更全面的功能恢复。 对于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患者的治疗需分阶段施策。急性期（尤其重症患者）可考虑糖皮质激素和免疫球蛋白应用；暴发性心肌炎等心原性休克患者，应按照中国指南推荐采用以“生命支持为依托的综合救治方案”，包括机械循环支持及足量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球蛋白的免疫调节治疗[76]。RAAS阻滞剂和羟氯喹可使患者获益，其他药物则需根据病情个体化选用。COVID相关心肌损伤患者可受益于RAAS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和羟氯喹的抗炎及症状改善作用。上述治疗原则和药物同样适用于其他炎症风暴相关疾病（如重症流行性感冒、暴发性心肌炎等）的临床管理。 5.3定期随访 规律随访是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康复过程中保障心脏长期健康的重要环节。其核心目标在于持续监测心功能变化，及时识别心肌损伤可能导致的远期不良预后（如心肌病或慢性心力衰竭）。标准随访方案包含系列诊断评估，包括定期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和心肌损伤生物标志物检测。这些检查可动态观察心脏结构和功能改变，全面评估心脏健康状况并为治疗方案调整提供依据。推荐对于轻症患者随访周期约为6~12个月，中度或重症患者前3个月应坚持每月随访，3个月后6~12个月为一个周期即可。这种全方位的随访策略使患者能更有效应对心肌损伤后遗症并预防其他心血管疾病。此外，定期随访建立了持续的医患沟通渠道，患者可及时反馈健康问题并获得专业指导，这种整体管理模式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 专家建议4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临床管理和治疗策略是一个涵盖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和持续随访的多维体系（图6）[113]。通过整合抗病毒治疗、免疫调节、心血管药物治疗和支持治疗，可有效减轻心肌损伤的影响，改善心功能并提高生活质量。基于多学科协作和患者教育的综合管理策略不仅关注急性期干预，更强调通过长期心血管健康维护预防并发症。持续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对优化治疗策略至关重要，确保患者始终获得最先进的医疗服务。（推荐强度：强，证据质量：B） 6 预后 研究表明，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发生率较高，并且与较差的临床预后密切相关，心肌肌钙蛋白水平也与住院期间的高死亡率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密切相关[26,114]。同时，高危因素例如年龄、基础心血管疾病、感染危重程度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COVID-19患者的预后[115]。在COVID-19恢复期患者中，心肌损伤通常呈非进展性，随访结果显示虽然慢性心肌损伤长期存在，但是相关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较低，对生活质量影响较小[116]。但是，心肌损伤的存在仍然是一个需要密切监测的风险因素，因为它可能预示着潜在的心血管并发症[117]。 专家建议 5 对于急性感染期间出现严重心肌损伤的COVID-19 患者，应严格按照上述诊断和治疗方案进行评估和管理以避免出现不良预后，为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建议对恢复期、慢性稳定阶段的患者，如有相关症状或随访过程中 CMR 显示仍有纤维化或者左心室功能不良，继续密切监测。（推荐强度：弱，证据质量：C） 7 疫苗和心肌损伤 随着COVID-19疫苗的不断推广，COVID-19疫苗注射后引起的心肌损伤备受关注。注射疫苗后的心肌损伤大多以心肌炎和暴发性心肌炎为主要临床表现，部分患者出现心包炎。一项关于mRNA-1273加强疫苗的医护人员队列研究观察到注射疫苗后少部分人的血浆中hs-cTnT/hs-cTnI水平短暂升高，表明可能发生疫苗相关心肌损伤[118]。这一观察结果与另一项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报告了mRNA疫苗接种后年轻男性心肌损伤发生率增加，特别是在第2次接种疫苗后[119]。接种疫苗后心肌损伤的出现可能和遗传因素有关，携带有高危致病基因突变例如CD36和LRRC4C等基因突变的患者发生心肌炎的概率较高，需重点关注[120-121]。尽管接种疫苗后有发生心肌损伤的风险，但需要结合COVID-19本身可能出现相关心脏并发症的可能性进行联合分析。一项研究表明，与接种mRNA疫苗相比，未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心肌损伤的风险高1.8~5.6倍，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疫苗的相对安全性[122]。此外，另一项研究通过CMR分析了疫苗相关心肌炎的心肌损伤模式。研究发现，疫苗相关心肌炎患者的心肌损伤模式与其他原因导致的心肌炎相似，但程度较轻，且短期随访中未见不良事件[123]。使用灭活病毒引起免疫反应的灭活疫苗和诱导针对S蛋白免疫反应的S蛋白疫苗也与偶发性心肌炎相关，风险低于mRNA疫苗[124]。还有研究探讨了疫苗相关心肌炎的自然病程。结果表明，尽管在急性期心肌炎患者中观察到心肌水肿和纤维化的标志，但在3个月的恢复期后，这些指标均有显著改善，但局部纤维化仍然存在，提示需要持续监测[125]。因此，对这些接种了不同类型疫苗的COVID-19患者进行长期观察和随访至关重要。 专家建议6 疫苗相关心肌损伤主要以心肌炎为主要表现，发生率较低，应严密监测注射疫苗后短时间内出现不良反应的人群，一旦出现疫苗相关心肌损伤，应按照上述诊疗方案以对症处理为主要方法进行管理，同时对恢复期患者仍需严密监测。即使疫苗可能引起严重的心肌损伤，但是一系列研究也证明了疫苗接种的相对安全以及预后的良好，因此疫苗接种也无需因噎废食。（推荐强度：弱，证据质量：C） 8 长新冠和心肌损伤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COVID-19后3个月时仍有持续症状或新发症状、至少持续2个月且不能用其他疾病可解释的现象定义为“COVID-19后状态（postCOVID-19condition）”[126]。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则将COVID-19后≥4周有心脏相关症状但检查结果正常定义为“COVID-19心血管综合征（PASC-CVS）”[127]。 长新冠患者出现心肌损伤是临床中需重点关注的情况，其特征是急性期恢复后仍有胸闷气短、活动受限、心率增加、血浆cTnI长期保持较高水平以及心电图出现明显改变。据报道，COVID-19患者中约有39%患有不同症状的长新冠，这与荟萃分析中长新冠的患病率一致[128-129]。心肌损伤主要表现为心肌肌钙蛋白水平升高，这是心脏损伤的标志；此外，在很大一部分从COVID-19中康复的个体中也观察到这种现象，即使在没有基础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中也是如此[130]。此外，长新冠患者的心血管长期预后受到广泛关注，这类患者可能面临持续的心功能障碍问题，这无疑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显著影响[131-132]。研究显示，通过CMR发现，有些患者在急性期恢复几个月后仍表现出心肌水肿和纤维化[25,117]。这一发现强调了持续监测和管理COVID-19恢复期患者心脏健康的必要性。在长新冠合并心肌损伤的患者中，交感神经存在显著兴奋，新型冠状病毒已被证明是一种别构的β肾上腺素能受体的激动剂，β受体阻滞剂可能成为长新冠患者的治疗药物之一[95]。 心血管表现、疲劳、呼吸困难、认知功能障碍以及一系列其他身心表现均可能是长新冠的症状。很大一部分COVID-19急性感染后的患者会有长期的长新冠症状，高达40%的人可能会受到影响[133]。同时，长新冠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许多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显著下降，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力问题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长新冠患者虽然存在明显症状，但是常规心脏检查多呈正常状态，推荐2D-STE以及心肺运动试验用于客观评估心功能储备，帮助确定个体化康复方案[44,130]。长新冠与心肌损伤之间的关联是值得探索的研究领域，对这些患者心脏损伤机制和长期预后的持续调查对于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和提高患者整体健康水平至关重要。 专家建议7 对长新冠患者应进行持续监测和护理，尤其是曾经出现过心肌损伤或现在仍存在心血管相关症状的患者，应进行随访和全方位监测，尤其是进行心肺运动试验以及2D-STE检测，以免出现长期的后遗症以及突发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等。β受体阻滞剂可能是有效治疗长新冠合并心肌损伤患者的药物，应结合临床实际进行评估后使用。（推荐强度：弱，证据质量：C） 9 总结和展望 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发生率高达15%~30%，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应予以高度重视，临床医师应做到尽早识别、诊断和治疗。心肌炎是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主要表现，在临床实践中，需要尽早评估心功能指标，进行及时的干预和处理，综合评估与多种治疗策略相结合是临床实践中有效的方法。 虽然COVID-19大流行已经消退，但各种病毒突变仍在零星出现，导致局部暴发。与此同时，大量COVID-19患者存在与长新冠相关的长期症状，并且与先前接种疫苗相关的风险以及长期影响仍然不确定。目前仍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研究，为建立安全和有效的措施提供有力证据。 指导专家组成员： 葛均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陈义汉（上海市东方医院） 陈良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讨论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陈一强（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禹标（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胡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黄朝林（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惠汝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江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金发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李海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李悦（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佘丹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石正丽（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孙德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唐熠达（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陶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陶凌（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田进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童朝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王海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王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魏峰涛（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文富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解卫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徐亚伟（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许顶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闫小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于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曾学军（北京协和医院） 张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郑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周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撰写专家组成员： 徐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徐银川（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何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蒋建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吴俊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胡新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程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汪道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阅览） [1] Clerkin KJ, Fried JA, Raikhelkar J,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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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390/jcm12072613.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转载自：中国循环杂志 欢迎扫码入群交流 长按识别二维码， 即可进入沟通交流群 专栏合集 行业要闻｜创新研究 文章｜课件｜视频｜音频 高血压｜心脏重症｜心力衰竭｜冠心病｜瓣膜｜心律失常｜周围血管｜心电生理 指南共识｜学术荟萃｜人物专访｜新心联播 ESC｜ACC 点击合集名称，查看更多内容👆👆👆 END 免责声明：365医学网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365医学网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裁切、录制等。经许可授权使用，亦须注明来源。欢迎转发、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投稿/会议发布，请联系010-63717246 editor@365yixue.com 点击下方卡片 / 获取更多内容 点击“阅读原文”，开启学习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