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CoV-2 Inactivated Vaccine(Sinovac Biotech)

2020年前后，新冠疫情令一家中国疫苗企业——科兴生物（Sinovac Biotech）登上全球舞台聚光灯。其研发的疫苗供应数十国，拯救了无数生命，一时风头无两。然而，就在疫情高光的背后，科兴生物内部早已暗潮汹涌：围绕公司控制权的激烈斗争持续近十年之久，利益博弈之复杂、手段之激烈，令公司治理陷入瘫痪。最终，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迎来的并非双赢结局，而是公司在美股市场的黯然退场。科兴生物的沉浮历程，如同一出现代商战剧，既有业绩巅峰时的辉煌，也有内斗失控后的覆败。本文将客观剖析科兴生物从疫情高光期到美股退市的全过程，探究背后的海外资本角力、疫情红利分配之争、退市深层原因，并反思其中所蕴含的教训和启示。 一 海外资本角力：科兴生物控制权争夺战 科兴生物的复杂股权结构为后来的控制权争夺埋下伏笔。公司总部在北京，却通过在安提瓜和巴布达注册的主体登陆纳斯达克，采用的是离岸架构加反向收购的上市模式。这一结构使得公司运营、注册地和上市地跨越中、美、加勒比海三重法域，治理结构颇为曲折。创始人尹卫东和潘爱华于2001年联合创立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此后通过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03年在美国场外市场挂牌，2009年转至纳斯达克主板。早期科兴生物的股权由尹卫东领导的团队和潘爱华控制的未名医药（又称科兴另一主要股东）两方构成，其中科兴香港公司持有北京科兴约73%股权，潘爱华实控的未名医药持有约27%股权。表面上双创始人各有其阵营，实际股权结构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 2016年，科兴生物掀起私有化浪潮，试图从纳斯达克退市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然而，这一私有化计划成为导火索，彻底引爆了尹卫东和潘爱华两大创始人之间潜伏已久的矛盾。一时间，公司内外资本纷纷选边站队，形成两大对垒阵营： 尹卫东阵营：由创始人兼CEO尹卫东率领，主张维持现有管理团队不变，获得了赛富基金（SAIF Partners）等老股东的支持。赛富基金作为一家亚洲著名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早在科兴生物上市初期即入股，是公司长期持股约15-18%的重要股东。此外，尹卫东阵营还包括康桥资本、维梧资本（Vivo Capital）和尚珹资本（Advantech Capital）等投资方，它们在2018年通过一笔私募增资（PIPE）交易合计获得了科兴生物约16%的股份。值得注意的是，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均专注医药领域投资，此次入股原本标榜用于支持公司新疫苗研发，但公司多年后承认这笔约8700万美元资金“尚未被使用”。可以说，尹卫东为巩固控制权，不惜引入外部盟友强化自身阵营。 潘爱华阵营：由科兴联合创始人潘爱华领衔。潘爱华同时是科兴主要合作方未名医药的实际控制人，他联合了一批实力雄厚的资本方对抗尹卫东。其中包括中信并购基金等国内资金，以及一个关键的第三方——强新资本1Globe。1Globe Capital由旅美医学博士李嘉强（Jiaqiang “Chiang” Li）掌控。李嘉强原本在私有化初期曾一度支持尹卫东方案，但在私有化陷入拉锯后转而倒向潘爱华阵营。自2013年起，李嘉强通过1Globe不断增持科兴生物股票，一度成为公司实际最大股东。他的态度转变使局势逆转：1Globe联合中信并购基金、未名医药等提出更高价竞购方案，与尹卫东的管理层收购相抗衡。李嘉强及其盟友奥博资本（OrbiMed，美国知名医疗投资机构）等借机要求更换管理层，矛头直指尹卫东。此时的科兴生物，已演变成三方角力——尹卫东、潘爱华两位创始人背后，各站着国内外投资资本，李嘉强则居中纵横捭阖，成为争夺实控权的关键角色。 私有化争夺战很快从股东意志比拼发展到公司治理的明争暗斗。2018年2月的科兴生物年度股东大会成为双方正面对决的舞台。据公司年报披露，当次大会上尹卫东等5名原董事成功连任。然而，李嘉强控制的1Globe不甘就此罢休，通过代理人提名了另一套董事名单，并联合潘爱华一方鼓动股东现场投票反对尹卫东董事会。投票结果一度显示李嘉强一派胜出，可科兴生物管理层以“突袭无效”为由拒绝承认，会后宣布1Globe家族、奥博资本等股东提交的选票作废，声称原董事会仍获胜连任。紧接着，尹卫东祭出“毒丸计划”作为防御——向除潘爱华和1Globe之外的全体股东增发新股，以稀释对手股权，阻止其夺权。1Globe方面则立刻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定选举结果有效并叫停毒丸。至此，公司控制权之争从会议厅延伸至法庭，科兴生物的治理危机全面爆发。 双方争夺手段也愈发激烈，甚至突破法律和商业伦理的底线，演化为一场“文斗”与“武斗”交织的闹剧：据法院文件，2018年4月，潘爱华一方曾组织数十人强行闯入科兴北京的办公设施，企图夺取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以实现对公司的物理控制。冲突中甚至出现切断生产基地电源的极端行为，导致当日疫苗在产批次报废，造成逾1500万元经济损失。科兴方面事后在侵入者遗留电脑中发现预先拟好的董事会更迭文件，证明此次行动是精心策划的夺权。这一事件震惊业界，也凸显出争夺白热化到了何种程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随后调查认定，1Globe及相关投资者当时已暗中结盟、协同行动但未依法披露持股结团情况，违反信息披露规定。李嘉强和1Globe最终与SEC达成和解，同意缴纳29万美元罚款了结此事。但公司内部的信任彻底破裂，治理体系名存实亡。 持续的内斗令科兴生物的公司治理深陷混乱泥淖。由于董事会归属悬而未决、管理层内耗不止，纳斯达克交易所终于在2019年2月对科兴生物亮起红牌，当机立断地暂停了其股票交易。监管部门将此直接归因为公司“治理失效”导致的信息披露和合规风险。自此科兴生物股票一直停牌，投资者彻底失去了通过市场交易获利的机会，而公司的命运也进入漫长的真空期。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争斗推进，一些关键人物命运亦发生转折。2024年初，潘爱华因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罪被中国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其通过未名医药对科兴生物的影响力迅速土崩瓦解。这标志着“双创始人”的对决以尹卫东一方暂时胜出告终。然而，此时隐忍多年的李嘉强卷土重来。2025年1月，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作为安提瓜司法终审机关做出判决，追溯认定2018年股东大会上1Globe支持的董事当选有效，并推翻了当年的毒丸增发。借着这一裁决“东风”，李嘉强迅速在公司董事会改组中占据上风，出任科兴生物董事长，将尹卫东等人排除在董事会核心权力之外。至此，科兴生物表面上迎来了新的掌舵者，公司多年未决的控制权之争似有落幕迹象。但实际上，新旧阵营的博弈并未停止，而是转入下一阶段——围绕疫情期间累积的巨额利润如何分配，双方展开更隐蔽也更关键的较量。 二 疫苗红利：巨额收益如何分配 2019-2022年期间，科兴生物凭借疫苗获取了难以想象的商业成功。据统计，科兴累计生产了至少29亿剂疫苗。各国订单纷至沓来，使公司在2020-2021年迎来财务上的“大丰收”。仅2021年一年，科兴生物净利润高达907亿元人民币。到2024年中，公司账上留存的现金及短期投资已超过103亿美元。这笔天文数字的资金，相当于在停牌价基础上每股约140美元，远远超过停牌前6.47美元的股价。对任何股东而言，这无疑是一座诱人的“金库”。 但令人意外的是，科兴管理层在疫情盈利高峰期间采取了极为保守的分红策略。根据公司向SEC提交的文件，尹卫东团队在2021年时明确表示近期“无意支付股息”。对于一家坐拥巨额现金的上市公司来说，这一态度引发部分海外股东强烈不满。其中，波士顿的Heng Ren Partners等中小股东多年来一直呼吁公司善待投资者、共享收益；美国医疗投资巨头奥博资本也多次质疑公司囤积现金、不向普通股东分红的做法。这些股东期待通过分红或股份回购来分享公司高速增长带来的价值。然而，受困于内斗的董事会迟迟未有动作。 直到近年一些细节浮出水面后，人们才发现科兴生物的利润并非真的一分未动，而是通过另一种路径流向了特定投资者。原来，早在2018年私有化闹剧之后，科兴生物曾引入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进行一笔定向增发（PIPE），两家机构合计获得公司约16%股份，如前文所述。更关键的是，2020年5月，在全球疫苗竞赛如火如荼之际，科兴生物让旗下研发子公司“科兴中维”（Sinovac Life Sciences）接受了一笔可转换贷款，出资方正是维梧和尚珹这两家机构。贷款金额仅1500万美元，但约定可转为科兴中维7.5%的股权。这笔交易在当时看来颇为蹊跷——一方面，以科兴当时的财力并不缺区区千万美元研发资金；另一方面，对科兴中维的估值和股份比例的设定也引发质疑。然而事后证明，这次“雪中送炭”的融资成为维梧和尚珹获取高额收益的敲门砖。 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从2021年初至2024年年中，科兴生物累计向股东派发了约27亿美元现金股利，但这些分红大多不是以纳斯达克上市主体身份发放给普通股东，而是来自子公司科兴中维的利润分配。由于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持有科兴中维小部分股权，这些分红有相当比例落入了它们的口袋。据公司声明，维梧资本在2021-2024年间从科兴处获得超过8亿美元现金红利，尚珹资本也获得了逾5亿美元。以两家合计1500万美元的初始投入计算，其投资回报竟高达50倍之巨！尹卫东阵营选择在子公司层面向特定股东派发巨额红利，而普通纳斯达克公众股东却分文未得。这一不寻常的分配策略引来广泛质疑：公司管理层是否有意偏袒支持自己的投资者？暴利是否被少数人瓜分殆尽，而广大中小股东被排除在外？这些问题为后来科兴生物董事会的再次改组埋下了导火索。 2025年年初李嘉强通过法律手段夺回董事会控制权后，立即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分红政策。新任董事会在1月上任、6月即火速宣布了一项总额空前的特别股息计划：拟向全体普通股东分三批派发累计最高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35亿元）的巨额现金。这被市场形容为“清仓式分红”，相当于拿出公司约73%的现金储备直接回馈股东。具体方案包括：第一阶段每股55美元的特别股息，金额近40亿美元，甚至抢在新一轮股东大会投票之前提前支付；第二阶段每股19美元在会后追加派发；第三阶段计划每股再派20至50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诉讼结果和董事会改选情况。若三次分红全部兑现，累计每股派息高达127.73美元，相当于停牌前股价的近20倍，股息率高达850%，刷新中外资本市场的纪录。如此豪爽的分红方案在行业内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成为市场热议焦点。 然而，巨额分红的宣布并未真正平息纷争，反而成为两派势力角逐的新战场。李嘉强领导的现任董事会希望通过“真金白银”收买人心，以巩固自身合法地位——毕竟谁掌控了股东回报，谁就更容易赢得股东支持。SAIF赛富基金等尹卫东支持者则另辟蹊径，在2025年7月9日自行召集了特别股东大会，试图以股东投票罢免李嘉强董事会、改选新董监事。这一非常规大会充满戏剧性：会议开始不久即被李嘉强宣布休会，理由是安提瓜法院临时禁令禁止维梧、尚珹持有的股份参与投票；而赛富一方随即恢复会议进程，宣称已获得上诉法院同意维梧等可以投票。最终赛富方面自行宣布10名新董事当选，包括尹卫东、赛富基金合伙人阎焱、维梧资本代表付山以及李嘉强本人等混合名单。李嘉强随即予以驳斥，指责赛富单方面大会非法无效，并坚持自己领导的董事会仍然当政。这一系列斗法再度将公司推入治理乱局。这期间，公司董事会还赶在7月初加快了特别股息第一阶段支付，并抛出如不支持现董事会可能影响后续补偿性股息的论调，意图胁迫股东站队。可以说，分红在此刻被当作双方争夺控制权的“终极武器”来使用。更加微妙的是，尹卫东阵营虽然对李嘉强董事会大加指责，但在分红立场上却不敢公然反对巨额派息（毕竟投资者都希望拿到现金）。赛富基金声明自己也支持并落实科兴公布的股息计划。双方其实诉求有别：李嘉强意在通过慷慨分红锁定眼前胜局，而赛富等要求的是公司长期价值最大化——包括尽快恢复股票交易、探索在香港上市以提升流动性等。股东们一时陷入两难：若挺现任董事会，短期内可落实巨额分红，但公司现金大出血后未来发展堪忧；若倒向赛富提名的新董事会，或有望重振公司业务、恢复上市地位，但巨额分红可能落空。这场围绕疫情红利的博弈，实质是各方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间的较量，也是公司治理失序的折射。正如有评论所言，“科兴生物的疫苗挽救了生命，却未能挽救投资者的钱袋子”——在巨大财富面前，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多数股东险些被“晾在一边”，这无疑是令人唏嘘的企业悲剧。 三 美股退市的多维根源 科兴生物从疫情高峰跌落至美股退市边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是多年未能恢复正常的信息披露和合规运作导致退市风险，但深层次则涉及公司治理、财务审计、战略研发等诸多问题的综合积累。 1. 公司治理失效： 长达近十年的内斗使科兴生物的治理机制名存实亡。一系列争权夺利操作（拒不承认股东投票结果、滥用毒丸稀释股份、管理层卷入暴力夺权事件等）极大破坏了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信心。自2018年2月后，公司再未能召开正常的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合法性悬而未决，决策体系陷入瘫痪。这种状态在美上市公司中极为罕见，也直接招致了监管层的警告乃至惩戒。正如前文所述，纳斯达克交易所在2019年2月以公司治理混乱为由叫停了科兴生物股票交易。此后多年，公司始终未能解决内部纷争，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自我整顿的机会。即便在2025年初法院判定新旧董事会之争有了结果后，公司高层依然各行其是，互不认可对方权威，导致7月特别股东大会闹剧般地中途夭折。治理失效已成为科兴生物的顽疾，最终导致它无法满足一家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这样的公司，退市几乎是迟早的结局。 2. 审计与信息披露混乱： 公司治理失灵直接引发了财务审计方面的连锁反应。科兴生物多年内斗造成管理层更迭频繁、内部控制薄弱，新旧董事会相互指责对方财务操作违规，令独立审计机构陷入两难局面。2025年1月李嘉强董事会上任后，科兴的审计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 Zhitong）在审阅过往财报时表示，无法信赖前任管理层提供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体系。4月15日，致同干脆辞去了科兴生物独立审计师的职务。这一举动使科兴生物雪上加霜：没有审计师，公司无法按时完成2024年年报审计并向SEC如期披露。尽管科兴随后紧急聘请了新的审计机构（UHY会计师事务所）接手，并制定整改计划，但依然错过了纳斯达克给予的最后期限。2025年11月12日，科兴生物收到了纳斯达克的退市警示函，因其未能在延长期限内提交2024年报，违反了上市规则关于按期财报披露的要求。截至收到退市函时，公司股票（停牌状态下仅零星报价）已跌至0.10美元左右，总市值缩水至不到4000万美元——与鼎盛期账上百亿美元资金的“现金奶牛”形象形成天壤之别。科兴生物随后表示将申请听证和上诉以暂缓退市，但市场早已对其失去信心。审计风波凸显出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在会计准则、内控合规上的挑战。如果一家企业因为内部斗争导致财报可信度受疑、审计师辞职，这在严格监管的美股市场是难以容忍的。科兴案例表明，境内外审计体系的磨合不畅和跨境监管障碍，也是中概股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中美审计监管矛盾一度紧张的背景下（例如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中概股接受美方审计监管），科兴生物自身审计混乱更是加剧了退市风险。 3. 研发断档与发展乏力： 除了人为治理和财务问题，科兴生物面临的另一个隐患在于核心业务发展后劲不足。公司赖以成名的明星产品——克尔来福疫苗在2021-2022年带来巨额收入后，到了2023年底已逐步停产。一方面，疫情进入尾声，全球疫苗需求下滑；另一方面，新技术路线（如mRNA疫苗）的兴起令科兴这种传统灭活疫苗面临替代压力。然而，科兴生物并未及时推出新的扛鼎产品。实际上，公司早在2018年就声称要利用增发资金研发新疫苗，但多年过去相关资金竟未动用。2023年年报显示，当年公司甚至出现1亿美元亏损，直到2024年才勉强扭亏。这与科兴疫情年前厚积的资金实力极不相称，说明公司在研发投入和新品推出上明显滞后。正如有媒体评论所言：“明星产品已停产，后续产品乏力，市场正在流失”。巨额现金没有转化为研发产出，反而用于异常高额的股息分配，使公司失去大量发展资金。这种战略断档使投资者质疑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对于一家医药企业来说，技术与产品管线的中断无异于釜底抽薪。科兴生物在疫苗技术革新方面未能持续跟进，其竞争力恐难长久维系。在2025年第三季度，公司财务数据显示近12个月EBITDA为负、每股收益微亏。显然，曾经的“疫苗之王”正面临增长瓶颈。如果说治理和审计问题击中了科兴的外在“信用”，那么研发断档则反映了其内在“造血”功能的不足。两者叠加，最终使科兴生物失去了留在资本市场上的最后机会。 四 启示与反思：中国医药企业出海的教训 科兴生物从辉煌走向困局的经历，既是一家公司的个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行业警示意义。对于有志走向国际的中国医药企业来说，此中教训发人深省： 公司治理为本：成熟稳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海外发展的基石。科兴生物的内斗表明，如果内部权力纷争失控，企业将失去基本决策能力，触发监管介入乃至停牌退市。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应建立明晰的治理规则和股东权利保障机制，董事会决策应透明合规，避免大股东一意孤行或管理层挟持公司。特别是创始人和投资人应以公司长远利益为重，及时化解矛盾，而非让内部矛盾演变为“生死决斗”。 资本结构优化：引入外部资本要注重战略协同和股权平衡。科兴生物的股权之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多股势力犬牙交错、持股比例接近，谁都没有绝对控股权。这样的结构在公司平稳发展时问题不显，但一旦遇到私有化等重大事项，极易诱发控制权争夺。医药企业在融资和上市过程中，应审慎选择投资方，防止股权过度分散或势均力敌而无人能够定鼎。必要时可考虑双重股权架构等方式保持创始团队对核心决策的控制力，以减少被恶意收购或内斗撕裂的风险。当然，任何架构都需兼顾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否则将失去市场信任。 信息透明与合规：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就必须遵循国际最高标准的信息披露和合规要求。科兴生物因信息披露瑕疵和内部交易纠纷受到SEC调查罚款，其对抗收购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如迟延公布投票结果、突击增发等）也饱受批评。中国药企应充分认识到，在美上市意味着面对全球投资者，任何不透明操作都会引发法律诉讼和声誉损害。及时、准确地披露经营情况，尤其在重大事项上尊重市场规则，是建立国际投资人信任的前提。企业还应培养内部合规文化，确保董事会决策流程符合法律和交易所规则，避免因一时疏漏招致退市风险。 审计制度接轨：财务审计与内控体系的国际接轨是中企出海的硬性要求。科兴生物因审计师辞职导致无法按时提交年报，触发退市危机。这一教训表明，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财务透明度和跨境审计监管问题。在美上市的中企应配合美国PCAOB的审计底稿检查要求，选聘经验丰富的国际审计师事务所，建立符合上市地法规的内控体系。特别是在医药行业，更要确保研发投入、关联交易等敏感财务信息真实可靠，经得起审计推敲。唯有如此，才能打消海外投资者和监管者的疑虑，为企业长期发展保驾护航。 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科兴生物巨额分红背后的争议提醒我们，企业管理层在分配利润时应慎思长远。慷慨回报股东固然重要，但不可因一时之争过度透支公司的现金资源。医药企业属于科研驱动型行业，高额利润理应主要用于新药研发布局、产能提升和全球市场拓展。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将资金大比例分给股东，会削弱公司未来竞争力。科兴的股息率创纪录却引来质疑，就是因为大家担心公司“分完这次就没下次”——没有后续产品，今日分光家财，明日何以为继？因此，中国药企在海外上市后，更需权衡股东回报和再投入的平衡，向投资者传递长期价值创造的信心，而非急功近利地将企业视为提款机。 跨境法律风险：科兴生物的案例还暴露了跨境法律架构的复杂性。公司注册在加勒比海、上市在美国、主要资产在中国，涉及多国法律管辖。争端过程中，各方不得不在安提瓜、香港、纽约等多地同时打官司。这对企业和投资者都是巨大的耗费和考验。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一般通过离岸架构实现，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应尽量保证法律结构简洁清晰，遇到纠纷时有明确的解决机制。否则，一旦出现内部矛盾，复杂的结构会使问题更加棘手，也使投资者维权难上加难。监管层和企业都应从中思考如何优化中概股法律结构，降低跨境执法和管辖冲突的风险，让企业专注主业而非深陷诉讼泥潭。 五 结语：兴衰浮沉的启迪 科兴生物从高光到黯然退市，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透过这起极端案例，可以看到中国医药企业在走向世界舞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内部治理经受人性与利益的考验，外部合规需跨越制度与文化的门槛，战略抉择则要平衡当下与未来的取舍。科兴生物的经历警示我们，企业要基业长青，既要能在重大公共危机中挺身而出，也要能在资本市场的规则下稳健前行。它的疫苗曾帮助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它的财务闹剧则为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对于中国医药行业而言，科兴的故事既是前车之鉴，也是宝贵经验。唯有吸取教训、深化改革，在公司治理、透明度、国际接轨等方面不断完善，中国的医药企业才能真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走得更远、站得更稳。科兴生物沉浮录所蕴含的深意，值得所有怀抱全球抱负的中国企业长思细悟。大历史由无数具体细节构成。科兴的细节已经写就，希望未来的中国药企能书写出更加稳健而精彩的新篇章。 ——END——

重磅消息：科兴退市！胳膊上的疫苗疤仍在，初心不该褪色 2025年11月，一则退市公告让科兴生物再次站在舆论风口——纳斯达克正式发出退市函，理由直白到刺眼：未能在宽限期内提交2024年年度报告。这家曾在疫情中撑起全球免疫屏障的"疫苗之王"，如今却要面对从美股摘牌的结局，消息一出，全网哗然。 退市的直接导火索看似是审计风波：2025年4月原审计机构突然辞任，直言无法依赖公司财务陈述，即便紧急聘请新机构接手，短短两周时间也难以完成全年审计，最终没能赶上11月11日的最后期限。但熟悉科兴的人都清楚，这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病灶，是持续十年的内部内斗与治理乱象。 回溯科兴的过往，曾有过无比耀眼的高光时刻。2001年成立，2009年成为首家赴美上市的中国疫苗企业，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其研发的克尔来福疫苗供应超100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营收狂飙至193.75亿美元，净利润高达144.58亿美元，凭一己之力撑起全球20%的疫苗供应，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抗疫功臣"。直到今天，很多人的胳膊上还留着接种科兴疫苗的疤痕，那是疫情年代共同的记忆烙印，也是公众对这家企业曾有的信任见证。 可巅峰之下，裂痕早已深种。从2016年创始人因私有化计划决裂开始，科兴就陷入了无休止的控制权争夺战：资本阵营与管理团队互相厮杀，抢公章、占厂房、断生产线的荒诞戏码轮番上演，甚至导致600万剂疫苗报废，正常生产经营几近停摆。2019年，纳斯达克忍无可忍对其强制停牌，这一停便是6年，股价定格在6.47美元，市值从巅峰一路缩水至仅3.9亿美元。即便后来一方创始人获刑，内斗仍未终结，新资本入局后上演的"两个董事会对峙"，让治理僵局雪上加霜。 更让公众寒心的是退市前夜的"资本狂欢"。2025年短短数月内，科兴密集推出三轮分红计划，总分红规模高达530亿元人民币，几乎掏空公司七成以上的现金储备，而此时公司市值仅28亿元，股息率竟高达1900%。一边是年报难产、研发投入持续缩水，研发人员数量不断减少，核心疫苗管线进展停滞；一边是资本方忙着分光现金，这种"清盘式分红"被网友痛斥为"吃相难看"，彻底透支了疫情期间积累的公众信任。 网友的争论恰恰折射出复杂的公众心态：有人感慨"疫苗帮咱们扛过疫情，怎么说退就退"，怀念其曾有的贡献；有人愤怒于"赚足国民信任，却忙着资本分赃"，质疑其社会责任的缺失；也有人担忧"退市会不会影响后续疫苗供应"，毕竟甲肝、流感等常规疫苗的供应仍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科兴方面虽强调疫苗研发、生产不受影响，但内斗消耗的不仅是企业元气，更是公众心中的安全感——当一家关乎国民健康的药企，核心精力都耗在权力争夺而非技术研发上，信任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间。 其实公众的期待从来简单：不管是上市还是退市，不管是资本博弈还是内部整顿，科兴的根始终是疫苗，守住疫苗质量、扛起公共卫生责任，才是对曾经信任它的人最实在的交代。疫情年代排队接种疫苗的场景历历在目，胳膊上的疤痕不会消失，公众对药企的初心期待也不该褪色。 如今，科兴虽可申请听证暂缓摘牌，但元气大伤的企业早已回天乏术。这场从行业标杆到退市边缘的坠落，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悲剧，更是给整个生物医药行业敲响的警钟：疫苗关乎生命健康，容不得资本任性妄为；企业想要长久发展，不能丢了"救死扶伤"的初心，更不能忘了规则底线与社会责任。 科兴的结局尚未完全落幕，但它留下的拷问值得每个人深思：当资本逐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当内部内斗取代技术研发，再辉煌的企业也终将走向陨落。而那些胳膊上的疫苗疤痕，那些共同的抗疫记忆，终究该成为药企坚守初心的提醒，而非被资本遗忘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