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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阈值表(2026年11月)
研究论文
● 期刊: iMeta (宏,IF 44.4, 双一区Top)
● 文章被引(Dimensions截至2026年11月15日):9
● 英文题目: Human biomarker navigator
● 中文题目: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
●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imt2.70157
● DOI: https://doi.org/10.1002/imt2.70157
● 2026年8月20日,南京医科大学毛文君、国防科技大学朱律韵、重庆市医学科学院罗阳、浙江中医药大学范骁辉和武汉大学袁荃等在iMeta在线发表了题为“Human biomarker navigator”的文章。
● 本综述初步全面阐明了跨不同系统、器官和疾病的生物标志物相互作用网络,并概述了构建“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的操作框架。这项工作的核心贡献在于将研究方法从“知识枚举”转向更综合的系统级方法。这为系统生物学理解合并症的共同病理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它为医学方向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从“治疗现有疾病”转向“预防干预”,从“单一疾病管理”转向综合性的系统方法。
● 第一作者:李梦尧、张谦、王子杰、桂泽平、刘静、李敬达、蒋茂军、常祖康
● 通讯作者:孙文龙(Wenlongsun0814@163.com)、毛文君(maowenjun1@njmu.edu.cn)、郑燕飞(yanfei_z@163.com)、朱律韵(zhulvyun@nudt.edu.cn)、罗阳(Luoy@cqu.edu.cn)、范骁辉(fanxh@zju.edu.cn)、李玲孺(lilingru912@163.com)、袁荃(yuanquan@whu.edu.cn)
● 合作作者:韩晴晴、杨本栋、Tariq Saeed、李君、贾靖涵、宋成虎、邵彤、彭天欢、张学颖、郭萍萍、罗骏、杨港澳、万源、Gökhan Zengin
● 主要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中心、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重庆市医学科学院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亮 点
● 首次构建了涵盖九大人体生理系统的综合生物标志物图谱,实现了从局部视角到整体视角的转变;
● 引入了创新的“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框架,使其从静态知识库发展成为动态的临床决策支持工具;
● 系统地阐述了不同系统、器官和疾病中生物标志物的复杂网络及其调控机制;
● 推出了名为“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http://www.hbiomarker.com)的网络平台,旨在提供便捷的工具,用于简化生物标志物与疾病关联的检索和深入分析。
摘 要
生物标志物在当代医学研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疾病的早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方面。尽管以往的研究已系统地回顾了不同疾病领域的生物标志物,但目前仍缺乏一个能够连接主要生理系统、涵盖多个器官并囊括广泛疾病谱的整合框架。在当今慢性病高发和合并症普遍存在的严峻健康挑战下,建立一个全景式的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势在必行。本综述初步全面阐明了跨不同系统、器官和疾病的生物标志物相互作用网络,并概述了构建“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的操作框架。这项工作的核心贡献在于将研究方法从“知识枚举”转向更综合的系统级方法。这为系统生物学理解合并症的共同病理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它为医学方向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从“治疗现有疾病”转向“预防干预”,从“单一疾病管理”转向综合性的系统方法。为了促进对这一系统-器官-疾病-生物标志物网络的探索和应用,我们开发了“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网络平台(http://www.hbiomarker.com),该平台使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能够高效地检索不同疾病背景下各种生物标志物的功能特征和临床意义。
视频解读
Bilibili: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U8X6LEZe/
Youtube:https://youtu.be/F5dSf0Gfp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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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解读
第一章 引言
在人的一生中,环境暴露、生活方式、感染、慢性炎症、代谢重塑和衰老都会持续影响人体。维持核心健康指标的能力,即屏障完整性、昼夜节律、免疫平衡、代谢灵活性和神经认知功能,决定了从健康到亚健康,最终发展为疾病的轨迹。传统医学依赖于以“疾病存在”或“症状出现”为重点的静态评估,这越来越不足以应对现代挑战,因为现代挑战的特征是慢性病高发、合并症广泛以及疾病谱不断扩大。大多数主要慢性病都处于无症状或轻度失衡的潜伏期。可量化的早期异常可能在临床事件发生前数年就已出现。因此,准确识别风险、评估健康韧性并在临床表现出现前实施积极干预已成为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挑战。
生物标志物将生物过程、健康状况和临床结果联系起来。广义上讲,生物标志物包括传统临床指标、组织学特征以及基因、表观遗传修饰、蛋白质、细胞因子、代谢物、微生物群、影像、电生理和数字行为信号等多维信息。为了提供清晰的概念框架,生物标志物可分为几个关键类型:影像标志物、蛋白质标志物、代谢物标志物、生化标志物、免疫标志物和遗传标志物。每一类标志物都服务于不同的临床目的,包括诊断、预后、治疗反应预测、疾病监测和风险分层。这种分类将生物标志物的概念理解与后续关于跨系统整合的讨论联系起来。然而,目前的生物标志物研究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疾病孤岛”将大多数研究局限于单一疾病或器官,缺乏跨系统常见病理节点的系统性整合。此外,“单模态偏倚”限制了其在真实世界多病共存背景下的普适性。衰老和多病共存已成为常态,其驱动因素包括炎症、代谢、免疫和神经内分泌网络,这些网络通过高度耦合的机制导致多器官链损伤。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更高维度、更系统的框架。
在此背景下,本综述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稳态和韧性的整体性“人类生物标志物”概念。它涵盖了九大系统和多个关键器官及组织,并综合分析了65种代表性疾病的生物标志物演化路径。这65种疾病的选择基于多项标准:高发病率或高死亡率、对全球疾病负担的显著贡献、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成熟度、涵盖多种器官系统和关键病理过程,以及在诊断、预后或治疗中的临床意义。这一精心挑选的疾病集为跨系统整合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并展示了在健康、亚健康和疾病阶段进行动态生物标志物导航的可行性。虽然现有的综述和单一疾病数据库为特定疾病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它们通常仅限于静态描述或孤立的分析。与此不同,本研究采用整体性的跨系统视角,整合了多个器官和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并强调在健康-亚健康-疾病连续体上进行动态导航。这种方法有助于识别共同的病理枢纽,加强跨疾病比较,并构建一个用于多维生物标志物知识的交互式框架,这代表着对以往单一疾病或系统导向资源的理念上的进步。
此外,通过整合各种疾病的生物标志物,我们开发了“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Human Biomarker Navigator)网站(http://www.hbiomarker.com)。该网站旨在描绘生物标志物-疾病-人类健康图谱,并构建生物标志物网络。与阿斯利康的生物标志物人工智能导航平台(该平台利用人工智能从大规模数据集中提取和组织生物标志物知识)不同,“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平台强调整合和跨系统导航已建立的跨器官和跨疾病生物标志物知识。这两个平台的结合使用表明,计算发现和结构化知识的整合可以协同增效,从而加深我们对健康-损伤-疾病连续体中生物标志物的理解。
这项工作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了首个“泛疾病模型”框架,实现了生物标志物的跨系统、跨器官和跨疾病整合。这种方法超越了传统的“一种疾病对应一个标志物”的还原论范式,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全景图,将健康连续体、合并症网络和多模态生物标志物联系起来。这种整合为构建可转化、可扩展的人群健康风险管理系统提供了基础平台(图1)。
图1. 整合多组学和生物标志物分类,用于精准健康和疾病监测
图A展示了一个放射状图,将包括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在内的关键系统与中心生物标志物网络连接起来。图B描绘了炎症复发的通路及其对肺、心脏和胰腺等各种器官的影响,重点突出了IL-6、miR-21和LDL-C作为关键介质的作用。图C将生物标志物分为化学类型和细胞类型,重点关注它们的组成以及在细胞行为和反应中的功能意义。图D概述了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未来,强调了空间多组学、人工智能辅助因果推断以及用于个性化健康管理的系统代理等方面的技术进步。
第二章 平台概述: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系统
近几十年来,生物标志物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已鉴定出众多具有诊断、预后或治疗意义的分子标志物。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分散在涉及不同疾病领域、器官系统和技术平台的各类文献和数据库中,导致“数据孤岛”现象。研究人员若要全面了解特定生物标志物在多种疾病中的表达模式及其临床意义,通常需要同时查阅大量文献,这一过程效率低下,且难以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时效性。同样,临床医生在处理患有复杂合并症的患者时,也难以从单一器官或单一疾病的视角快速获取所有相关生物标志物,从而难以做出系统性判断。这种碎片化的现状严重阻碍了精准医学从“单一疾病聚焦”向“全身系统评估”的转型。因此,亟需构建一个整合数据集成、智能检索和可视化分析功能的开放共享平台,以突破当前生物标志物研究与应用中的瓶颈。
平台定位与指导理念
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平台(http://www.hbiomarker.com/)正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开发的。该平台不仅是一个全面的生物标志物数据存储库,更是一个专为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设计的智能检索与分析平台。其核心理念可概括为三个关键要素:多维性、跨系统整合性和交互性。多维性指从分子特征、功能作用、疾病关联、器官定位、病理机制、临床应用价值及动态注释等多个维度对每个生物标志物进行描述;跨系统整合性旨在突破不同器官与疾病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从生物标志物到器官、再到疾病及其网络关联的双向追溯;交互性则通过多样化的搜索界面和输出格式展现,使用户能够与平台进行灵活互动,并将零散的知识点整合进系统化知识图谱中。最终,该平台致力于推动生物标志物研究从“静态知识列举”向“动态导航辅助”转型,为精准医学和系统医学提供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支持。
单一生物标志物的深度结构化分析
在《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工具》中,每个生物标志物均关联着一套高度标准化且全面的特征谱。该特征谱不仅包含各项参数列表,更从七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提供深入描述:第一维度提供标识信息,涵盖生物标志物的标准名称、常用缩写、分子类型(如蛋白质、核酸或代谢物)、分子式及分子量,从而确保精准识别与定位;第二维度阐述核心功能,明确该生物标志物主要应用于临床场景中的早期疾病诊断、预后评估、靶向治疗指导或治疗反应预测;第三维度通过列举所有相关疾病及其亚型来阐明疾病背景,帮助用户理解其病理学意义;第四维度提供器官与样本特异性细节,重点说明涉及或受累的主要器官、检测样本类型(如血清、尿液、脑脊液或组织切片)以及相关技术平台(如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聚合酶链反应或高通量测序)。第五维度阐述了病理生物学机制,简明扼要地描述了由异常生物标志物水平所反映的生物学功能障碍,例如不受控制的细胞增殖、免疫逃逸、代谢重编程或神经退行性改变。第六维度重点说明临床应用现状,概括了关键要素,包括是否被纳入临床指南、相关诊断试剂盒是否获批上市、是否参与药物研发管线或是否获得孤儿药认定资格。第七维度提供详细注释和动态更新信息,将最新研究进展融入特定治疗方案下生物标志物的行为特征及其联合疗法中的协同效应分析中。
三种核心检索模式与跨系统导航
为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使用习惯和独特需求,该平台开发了三种各具特色且相互补充的检索模式。这些模式分别以生物标志物、器官及疾病作为搜索入口,并可独立运行。
在生物标志物检索模式下,用户输入已知的生物标志物名称或缩写后,平台即可提供与该特定标志物相关的所有器官及疾病信息。该模式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够揭示单一生物标志物如何同时参与多种器官及不同疾病的病理过程,从而识别出不同疾病共有的核心分子。例如,某些炎症因子水平不仅在心血管疾病中升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和代谢综合征中也同样显著。这种检索方法直观展示了其“单一病因、多重效应”的网络特征,为理解全身性炎症及共病机制提供了深入的机制层面见解。
在器官检索模式下,用户输入特定器官名称后,平台会显示该器官相关的各类疾病及其对应的生物标志物列表。用户可点击任一生物标志物链接进行深入查询,即可查看包含详尽信息的完整资料页面。此外,系统支持用户选择同一器官相关的多个生物标志物,仅需一键操作即可轻松生成器官-生物标志物网络图。该可视化界面以器官为核心节点,向相互关联的生物标志物节点延伸分支,清晰展现局部器官病变与整体系统性生物标志物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此类可视化图表为理解器官特异性疾病中多种生物标志物间的协同变化、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组合以及促进多学科诊疗协作提供了宝贵参考。
在疾病检索模式下,用户输入特定疾病名称后,平台会显示该疾病主要影响的器官,并根据疾病进展阶段、病理亚型或功能标志物将相关生物标志物归类整理。用户还可选择多个生物标志物,生成疾病-生物标志物网络图。这种可视化呈现方式聚焦疾病本身,将不同阶段具有多种功能的生物标志物有机关联起来,凸显疾病的内在异质性以及生物标志物在整个临床病程中的动态变化规律。这些信息为分子疾病分类、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以及评估预后提供了宝贵指导。
网络可视化与系统关联分析
上述三种检索模式的核心输出结果均可以动态生成的系统-器官-疾病-生物标志物网络形式呈现。该关系图并非静态预设图像,而是一个根据用户查询实时构建的交互式网络。用户可通过拖拽、缩放、高亮等操作探索网络中节点间连接的强度与方向性。此外,该平台支持将网络图导出为高分辨率图像,可直接用于学术论文、会议报告或教学材料。这种网络可视化功能的价值在于能够将文本文献中原本隐含的多维关联转化为易于直观理解的空间拓扑结构。这一能力使研究人员能够快速发现先前被忽视的跨系统关联,提出可验证的科学假设,并为跨学科协作研究建立统一的语言体系和坐标系。从系统生物学视角来看,这种基于网络的分析方法体现了本综述所倡导的“跨系统、跨器官、跨疾病整合”理念,从而将理论框架转化为可实际应用的解决方案。
数据更新机制、质量控制及长期维护
为确保平台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可持续性,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系统建立了全面的数据更新机制和质量控制体系。在数据更新方面,该平台采用定期批量更新与持续增量更新相结合的策略:每季度开展全文献检索并同步数据库,确保及时收录最新发布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对于已收录的生物标志物条目,平台会持续追踪新兴疾病关联、临床指南修订及药物审批进展,并根据优先级在数周内完成信息更新。在质量控制方面,所有新增数据均需经过双重审核:自动化格式验证与专家人工审查——自动化验证可确保数据完整性、格式标准化及跨条目一致性,人工审查则由领域专家对核心信息进行核查修正;对于存在争议或证据不足的信息,系统会在相应字段标注置信度指标供用户评估;此外,平台设有开放的用户反馈渠道,研究人员可提交修正意见、补充数据或新的整合方案,所有提交内容均经相同审核流程并在确认后及时更新。为实现长期维护,该平台依托稳定的学术机构支持及持续的研究项目资金,制定了涵盖五年以上的技术发展路线图。维护工作包括优化底层数据库结构、升级数据检索算法、提升用户界面的易用性以及新增多种数据类型。通过这一系统化的更新与维护框架,Human Biomarker Navigator致力于成为一套值得信赖、具备迭代更新能力且可持续发展的生物标志物知识基础设施。
平台应用程序的当前状态
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平台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众多科研团队利用该平台识别各类疾病的诊断性生物标志物、筛选新型治疗靶点并验证预后指标。该平台高度结构化的数据与灵活的可视化工具显著促进了跨领域信息整合,推动研究视角从“单一疾病”向“全身系统评估”转变。本综述系统阐述了生物标志物跨系统导航的理论框架,并以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平台作为该框架的实际应用范例。这两个要素相辅相成:综述提供概念指导,而平台则提供数据资源和技术工具。我们诚邀全球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借助该平台(http://www.hbiomarker.com)及其丰富的数据库和智能搜索功能,开展系统的生物标志物探索工作,为精准医疗和系统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章 神经系统
利用布尔逻辑(Boolean logic)在 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检索,并采用字段限定的检索式,所有检索均限定在标题/摘要字段。针对各疾病的具体布尔检索式如下:阿尔茨海默病 (AD):("Alzheimer's Disease" OR "AD") AND ("Aβ42/40 ratio" OR "phospho-tau 181" OR "p-tau181" OR "phospho-tau 217" OR "p-tau217" OR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OR "NfL" OR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OR "GFAP");帕金森病 (PD):("Parkinson's disease" OR "PD") AND ("alpha-synuclein seed amplification assay" OR "α-syn SAA" OR "CSF oligomers" OR "GBA1 gene mutation");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OR "ALS") AND ("plasma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OR "plasma NfL" OR "TDP-43 protein aggregation");额颞叶痴呆 (FTD):("frontotemporal dementia" OR "FTD") AND ("plasma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OR "plasma NfL" OR "MAPT gene mutation" OR "GRN gene mutation" OR "C9orf72 gene mutation");重度抑郁症 (MDD):("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OR "MDD" OR "depression") AND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OR "BDNF" OR "BDNF levels" OR "C-reactive protein" OR "CRP" OR "interleukin-6" OR "IL-6" OR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OR "HPA axis" OR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activity");针对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OR "schizophrenic disorder" OR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AND ("neurodevelopment-related genes" OR "neurodevelopmental risk genes" OR "STAG1 gene" OR "ZNF136 gene" OR "SLC6A1 gene" OR "KLC1 gene" OR "PCLO gene" OR "ZMYND11 gene" OR "BSCL2 gene" OR "CGREF1 gene" OR "NDEL1 gene" OR "inflammatory cytokine profile" OR "inflammatory markers" OR "Interleukin-1β" OR "IL-1β" OR "interleukin-6" OR "IL-6" OR "interleukin-4" OR "IL-4" OR "interleukin-10" OR "IL-10" OR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OR "TNF-α" OR "interferon-γ" OR "IFN-γ" OR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OR "NLR" OR "C-reactive protein" OR "CRP" OR "homocysteine" OR "HCY");针对胶质母细胞瘤 (GBM):("glioblastoma" OR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OR "GBM") AND ("IDH1 mutation status" OR "IDH2 mutation status" OR "IDH1/2 mutation status" OR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OR "MGMT met" OR "O6-methylguanine DNA methyltransferase promoter methylation" OR "1p19q codeletion" OR "1p/19q co-deletion" OR "1p and 19q codeletion");针对脑膜瘤:("meningioma" OR "sporadic meningioma" OR "intracranial meningioma" OR "ectopic meningioma") AND ("NF2 gene mutation" OR "neurofibromatosis type 2 gene mutation" OR "NF2 pathogenic mutation" OR "NF2 germline mutation" OR "NF2 somatic mutation" OR "NF2 loss of heterozygosity" OR "NF2 LOH" OR "22q12 NF2 mutation");针对多发性硬化症(MS):("multiple sclerosis" OR "MS") AND ("CSF oligoclonal bands" OR "cerebrospinal fluid oligoclonal bands" OR "OCB" OR "CSF OCB" OR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OR "NfL" OR "CSF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OR "CSF NfL" OR "serum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OR "serum NfL");针对癫痫:("epilepsy" OR "epileptic seizures" OR "refractory epilepsy") AND ("anti-NMDAR antibodies" OR "anti-LGI1 antibodies" OR "anti-CASPR2 antibodies" OR "anti-GABAA receptor antibodies" OR "anti-AMPAR antibodies" OR "anti-DPPX antibodies" OR "anti-IgLON5 antibodies" OR "anti-mGluR1 antibodies" OR "anti-mGluR5 antibodies" OR "neuronal autoantibodies" OR "specific neuronal antibodies" OR "electroencephalogram patterns" OR "EEG patterns" OR "electroencephalography findings" OR "EEG features")。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仅纳入英文发表的文献。文献类型包括原创研究论文以及系统综述或叙述性综述,其中优先纳入系统阐明病理机制的经典里程碑式综述。对于研究论文,仅纳入人类临床研究(包括队列研究、观察性研究和验证性研究)。采用两步筛选法:首先,筛选检索结果以保留关注神经系统疾病生物标志物的高质量综述;随后,基于这些综述的发表日期,进一步识别此后发表的高质量临床研究。仅纳入对核心生物标志物进行临床验证并提供明确诊断或预后指标的研究,而排除体外实验、动物研究、会议摘要及重复报道。最终涵盖的疾病类别包括主要的神经系统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疾病、神经精神疾病、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及癫痫相关疾病;这些疾病均具有高发病率、沉重的疾病负担、成熟的生物标志物体系、典型的病理特征以及显著的临床转化价值。
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AD)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痴呆症,其特征为认知功能进行性衰退,并伴有淀粉样蛋白-β(Aβ)斑块和Tau蛋白神经原纤维缠结等标志性病理改变。鉴于目前的临床诊断主要依赖认知评估和影像学检查——这些方法易导致误诊或干预延误——生物标志物已成为实现早期发现、准确诊断及疗效评估的关键工具。近年来,液体活检和多组学技术的进步有力推动了AD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发展:检测样本已从脑脊液分析转向血液和尿液等非侵入性样本,分析模式也从单一病理指标演变为综合性的多维度分析。
AD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历程
早期阶段主要涵盖传统的病理学和影像学生物标志物。AD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始于对死后脑组织病理的观察,其中Aβ斑块和神经原纤维缠结被视为诊断的“金标准”。随着影像技术的进步,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逐渐应用于临床实践;通过量化海马和内侧颞叶等关键区域的萎缩程度,这些技术为AD的诊断和分期提供了结构性证据。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影像学生物标志物的发展。淀粉样蛋白PET能够直观显示脑内Aβ的沉积情况,而Tau蛋白PET则能精确描绘神经原纤维缠结的分布;两者共同成为在体确认AD病理改变的核心工具。尽管影像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该阶段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仍依赖于有创病理检查或昂贵的影像学手段,难以在大规模早期筛查和人群普查中广泛应用。
体液生物标志物的探索得益于多组学技术的进步。随着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和表观基因组学等技术的蓬勃发展,AD生物标志物研究已进入非侵入性与精准研究的新阶段。脑脊液因直接与脑部微环境接触,成为研究的核心焦点;Aβ42/40比值、总Tau蛋白(t-tau)及磷酸化Tau蛋白(p-tau181、p-tau217、p-tau231)等指标已被证实能准确反映AD的病理过程。与此同时,血液因其无创且易于获取的优势,也成为研究的热点。超灵敏检测技术的突破,使得精确量化血浆中低丰度生物标志物(如Aβ、p-tau和神经丝轻链)成为可能。此外,表观遗传标志物、非编码RNA及神经炎症相关蛋白等新型生物标志物的不断涌现,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AD复杂病理机制的认知边界。这一阶段的进展成功克服了传统生物标志物的局限性,为阿尔茨海默病(AD)的早期筛查和精准诊断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近期,该领域已向组学整合与临床转化方向发展。当前,AD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入了既强调多维整合又重视临床转化的新阶段,研究重心已从验证单一生物标志物转向构建多生物标志物联合模型。通过整合Aβ沉积、tau蛋白病理、神经炎症及突触功能障碍等多维信息,研究人员显著提升了诊断准确性与预后预测能力。例如,利用血浆Aβ42/40比值与p-tau217的联合检测模型,其诊断特异性超过了90%。在临床转化方面,血液生物标志物检测系统日趋成熟;诸如PrecivityAD2等检测试剂已进入临床验证阶段,为基层医疗机构开展AD筛查提供了实用工具。与此同时,生物标志物在临床试验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受试者分层及疗效评估的关键依据,从而有效推动了疾病修饰疗法的研发进程。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核心进展在于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生物标志物临床应用的系统性跨越,为AD精准医疗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AD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与典型实例
这些用于诊断和筛查的生物标志物主要用于AD的早期识别及病理学确认。核心指标侧重于异常的Aβ代谢及tau相关分子。Aβ42/40比值是最具代表性的诊断标志物之一。脑脊液(CSF)Aβ42/40比值检测通过测量Aβ40水平相对稳定时Aβ42的选择性降低来反映脑内Aβ病理改变,是AD的核心诊断生物标志物;该检测于2022年获得FDA De Novo批准,用于伴有认知障碍的55岁及以上成人。由于Aβ42在脑内异常沉积,其在脑脊液和血浆中的水平相应降低,而Aβ40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因此,该比值的降低能可靠地反映Aβ病理负荷。CSF Aβ42/40比值诊断AD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7%和88.2%,血浆检测的准确率也可达82%–97%,与淀粉样蛋白PET成像结果高度一致 。在tau病理方面,磷酸化tau蛋白是神经原纤维缠结的直接表现。其中,p-tau217表现最佳,不仅能有效区分AD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且特异性优于p-tau181。值得注意的是,血浆p-tau217水平在AD临床前阶段即已升高,在家族性AD中甚至早在发病前24年就已出现异常,使其成为临床前筛查的首选指标 。
在遗传学层面,APOEε4是AD最重要的遗传易感性标志物。它通过影响Aβ清除和脂质代谢显著增加患病风险。ε4纯合携带者的患病风险约为非携带者的34倍。基于全血的APOE基因分型可用于风险分层,但不能作为独立的诊断依据,因为它仅反映遗传易感性。此外,诸如APP和PSEN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异常等表观遗传标志物,能够调控基因表达并影响Aβ的产生。外周血中这些标志物的变化可间接反映脑内的病理状况,尤其是在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AD)中,这种效应更为显著。
这些预后和监测生物标志物旨在评估疾病进展速度及治疗反应,重点关注神经元损伤和神经炎症的进展。神经丝轻链(NfL)是一种与轴突损伤相关的分子。在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的脑脊液和血浆中,NfL 水平显著升高,并与认知能力下降速度及脑萎缩程度呈正相关。尽管NfL也存在于多发性硬化症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等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中,缺乏疾病特异性,但它已被探索作为AD临床试验中的药效学指标,用于评估神经保护疗法的潜在疗效。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是星形胶质细胞活化的标志物。其水平在AD症状出现前即已升高,并与Aβ病理改变密切相关。GFAP可预测轻度认知障碍向AD的转化,其动态变化甚至早于某些tau蛋白标志物。
在神经炎症方面,YKL-40主要由活化的星形胶质细胞分泌,在AD患者的脑脊液和血浆中水平均显著升高。该蛋白被认为参与了可能受Aβ影响的tau病理过程,可用作评估神经炎症程度的辅助指标。髓系细胞触发受体2的可溶性形式(sTREM2)是小胶质细胞活化的关键标志物。其脑脊液浓度在轻度认知障碍阶段达到峰值,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动态变化模式。携带TREM2 R47H变异的个体患AD的风险增3至4倍,这使得该受体成为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
突触功能障碍是AD认知障碍的核心机制之一。相关标志物能有效反映突触完整性受损的程度。SNAP-25作为突触小泡融合的关键蛋白,在突触损伤后可释放入脑脊液和血浆中。其水平在 AD 临床前阶段即已升高,并与Aβ病理改变呈正相关,是反映突触变性的早期敏感指标。神经颗粒素(Ng)主要在树突棘中表达,参与调节突触可塑性。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脑脊液中的Ng水平升高,且与Tau病理的严重程度及记忆力衰退速度密切相关。此外,通过针对突触小泡糖蛋白2A(SV2A)的PET成像,可以直接评估脑内突触密度。AD患者海马及颞叶皮层中SV2A的结合率通常降低,并与认知功能呈正相关。
除上述指标外,GAP-43和突触结合蛋白-1(synaptotagmin-1)也与AD引起的突触损伤有关;它们在脑脊液中水平的变化可作为疾病进展的辅助标志物。
在影像学生物标志物与数字生物标志物中,淀粉样蛋白PET和tau蛋白PET是确认阿尔茨海默病(AD)体内病理变化的核心影像学指标。淀粉样蛋白PET可显示Aβ沉积情况,而tau蛋白PET能精确描绘神经原纤维缠结的分布模式。二者共同成为临床诊断及筛选抗 Aβ 治疗患者不可或缺的工具。结构磁共振成像通过量化海马体和内侧颞叶的萎缩程度,为疾病诊断和分期提供了关键的结构学依据。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尽管阿尔茨海默病(AD)生物标志物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AD具有高度异质性,可分为家族性和散发性类型,以及以Aβ为主导和以Tau蛋白为主导的亚型;单一生物标志物难以全面涵盖各亚型的病理特征。例如,部分散发性AD患者的Aβ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呈阴性,仅表现出Tau蛋白病理异常,这导致传统的基于Aβ的诊断模型效能降低。其次,现有的体液生物标志物普遍缺乏疾病特异性,在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中也可能出现水平升高,从而限制了其在鉴别诊断中的独立应用。第三,临床转化仍存在障碍。大多数新型生物标志物尚处于研究阶段,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和参考阈值,且血液生物标志物的稳定性及跨平台一致性也有待提升。最后,早期诊断仍面临瓶颈。处于AD临床前期的患者往往无明显症状,且目前尚缺乏高灵敏度的生物标志物组合,无法在脑功能发生严重受损之前识别出高风险人群。
未来关于阿尔茨海默病(AD)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将聚焦于以下方向。首先是精准分型:利用多组学技术识别亚型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并针对不同AD亚型(如β-淀粉样蛋白阴性AD、Tau蛋白主导型AD及家族性AD)开发相应的诊断模型。其次是技术驱动创新:结合空间组学、人工智能及其他前沿方法,整合临床、影像、分子等多维数据,构建高灵敏度与高特异性的复合生物标志物体系;同时,呼出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及外泌体生物标志物分析等新技术,也有望进一步拓展无创检测的应用边界。第三是整合与动态监测:建立涵盖“风险筛查-确诊-预后评估-疗效监测”全周期的生物标志物体系,推动开发能够动态反映疾病活动度及治疗反应的标志物;例如,通过联合检测血浆p-tau217、GFAP及NfL的动态变化,评估抗Aβ药物的治疗反应。第四是靶向应用与转化:优先推进早期筛查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转化,开发低成本、易操作的检测试剂盒,以实现社区层面的大规模筛查;同时,加强针对神经炎症、突触修复等病理机制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为下一代靶向药物的研发提供关键支撑。
帕金森氏症
帕金森病(PD)是第二大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特征是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进行性丢失以及α-突触核蛋白聚集成路易小体。由于临床症状仅在神经元大量丢失后才会显现,且目前的诊断仍依赖于临床表现,因此迫切需要生物标志物来实现早期诊断、疾病监测及指导靶向治疗。近年来,代谢组学、基因组学和影像学等技术的整合与应用,推动了PD生物标志物研究从单一指标检测向多维度、综合性生物标志物系统这一新阶段发展。
PD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历程
早期阶段属于传统检测与初步探索时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PD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常规影像学检查和基础实验室检测。在影像学方面,PET技术最初被用于可视化大脑中的神经炎症。第一代靶向转位蛋白(TSPO)的示踪剂PK11195能够标记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但存在分辨率低和特异性不足等局限性。实验室检测主要利用脑脊液和血液样本。研究发现,脑脊液中总α-突触核蛋白(α-syn)水平的降低可区分PD患者与健康个体,而血清炎症因子(如IL-6和TNF-α)的水平则与疾病活动度相关。在这一阶段,生物标志物多为单一指标,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有限,尚未实现常规临床应用。
随后进入了由多组学技术驱动的时代。随着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基因组学等多组学技术的兴起,PD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入了系统性筛选阶段。蛋白质组学发现了磷酸化α-syn(pS129)及α-syn种子聚集体形式,其检测效能显著优于总α-syn;代谢组学揭示了尿酸、吲哚乳酸和卡奴林(canuline)等异常代谢物,反映了氧化应激和肠-脑轴紊乱等病理状态;基因组学识别出LRRK2、GBA1和SNCA等致病基因突变,为遗传风险研究提供了依据;转录组学发现miR-124等非编码RNA参与调节α-syn的代谢过程。这一阶段突破了单一指标的局限性,从多个维度揭示了PD的发病机制,为开发联合生物标志物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组学整合与临床转化阶段。目前,帕金森病(PD)生物标志物研究已进入多组学整合与临床转化的新阶段。通过整合蛋白质、代谢物、核酸及影像等多维数据,构建复合生物标志物模型,可显著提高诊断准确性。例如,联合检测α-突触核蛋白(α-syn)种子与血浆神经丝轻链(NfL)可实现早期诊断及疾病进展监测;而[18F]-FEPPA PET成像与脑脊液炎症因子检测相结合,则可评估神经炎症状态。人工智能与类器官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加速了临床转化进程,例如基于机器学习的代谢谱诊断灵敏度高达83%,以及外泌体α-syn检测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生物标志物从实验研究向临床常规应用的转化,从而支持精准医学体系的建立。
PD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与典型案例
PD相关的蛋白质生物标志物主要集中在α-突触核蛋白(α-synuclein)及其衍生物上。利用ELISA、SIMOA等技术,可检测脑脊液和血浆中的总α-syn。PD患者脑脊液中的α-syn水平降低了约30%;而在家族性PD患者中,血浆α-syn的异常变化可能早于临床症状出现15年。磷酸化α-syn(pS129)是α-syn聚集过程中的关键修饰形式,可通过IP-MS技术在血浆和红细胞中检测;在区分PD与多系统萎缩(MSA)时,其特异性高达89%。经RT-QuIC技术扩增并检测的α-syn“种子”(seed)在脑脊液样本中的诊断敏感性为92%,特异性为90%,且临床研究显示其与疾病转化风险相关。α-突触核蛋白种子扩增检测(αSyn-SAA)于2023年4月经“帕金森病进展标志物倡议”(PPMI)验证,并于2024年9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支持信,鼓励将其用于帕金森病及相关突触核蛋白病的临床试验。神经丝轻链(NfL)是与轴突损伤相关的指标,与运动症状的进展呈正相关,已被用作该病疾病修饰疗法临床试验中的疗效评估指标;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反映了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状态,研究发现其血浆水平升高30%可预测认知功能下降。
在酶类和细胞因子类生物标志物中,葡萄糖神经酰胺酶(glucosylceramidase)是一项关键的酶类标志物;GBA1基因突变会导致其活性降低,进而阻碍α-突触核蛋白(α-syn)的清除。相关研究已将酶活性测定和基因测序用于风险评估,并在小分子激活剂氨溴索(ambroxol)的临床试验中将其作为探索性药效学标志物进行考察。细胞因子类标志物主要反映神经炎症状态。IL-6被认为参与了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损伤过程(可能通过JAK/STAT途径),且在帕金森病(PD)合并痴呆患者的脑脊液中水平显著升高;TNF-α与小胶质细胞活化相关,可能参与神经元凋亡过程,其脑脊液水平与黑质神经元丢失呈正相关;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是全身性炎症的指标,其水平升高(> 3 mg/L)与PD发病风险增加1.8倍相关,因此适用于高危人群的初步筛查。
代谢类生物标志物主要通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技术进行检测。尿酸具有抗氧化作用;血浆尿酸水平低于260 μmol/L的个体,其 PD 发病风险增加2.1倍,这使其成为一种潜在的非侵入性筛查指标。吲哚乳酸(indole lactic acid)是一种源自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在PD患者血浆中水平降低40%,且与肠-脑轴功能障碍相关;益生菌干预可调节其浓度。喹啉酸(quinolinic acid)是犬尿氨酸途径失衡的产物,具有神经毒性,其与犬尿氨酸的比值可反映炎症程度。在核酸类生物标志物方面,LRRK2突变通过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增加PD风险,并已被纳入家族性PD的遗传学研究中。SNCA突变促进α-syn聚集,导致携带者发病时间提前10–15年。miR-124通过抑制BACE1调节α-syn的代谢;在帕金森病(PD)患者中,其血浆水平降低了40%,且外源性补充可在动物模型中减轻α-突触核蛋白(α-syn)的聚集。
影像学标志物能够实现对帕金森病(PD)病理改变的无创可视化。作为一种靶向TSPO的第二代PET示踪剂,[18F]-FEPPA能够特异性定位纹状体内的神经炎症,以88%的准确率区分PD与多系统萎缩,并可动态监测抗炎治疗的疗效;通过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测得的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在PD患者中较健康人群减少了10%,该指标与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丢失相关,且适用于纵向随访。外泌体相关标志物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外泌体α-突触核蛋白参与病理性的细胞间传递,其血浆检测水平与疾病分期呈正相关;针对该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技术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帕金森病(PD)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面临诸多瓶颈。该病具有高度异质性,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综合征,单一生物标志物难以涵盖所有亚型;特异性不足,例如hs-CRP和IL-6等候选标志物多为全身性指标,也存在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或炎症性疾病中;转化困难,因为大多数标志物仍处于研究阶段,缺乏大规模多中心验证及标准化的检测流程;早期诊断敏感性有限,尚缺乏能在症状出现前识别高危人群的敏感生物标志物,现有指标大多仅在疾病中期显示出显著变化。
未来的研究将向精准化、技术驱动及整合化方向发展。在精准化方面,将基于遗传背景、病理亚型和临床表型开发标志物组合,例如针对GBA1相关PD联合检测葡萄糖脑苷脂酶活性与外泌体α-突触核蛋白(α-syn);在技术驱动方面,多组学技术、人工智能及呼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将推动新型标志物的发现,如基于机器学习的代谢物-蛋白质联合模型;在整合与动态监测方面,将通过整合临床、影像及分子数据构建多维模型,并利用可穿戴设备或无创检测工具实现疾病的动态监测;在针对性应用方面,将重点关注早期筛查、急性加重预测及靶向治疗指导,例如利用α-syn种子检测评估抗α-syn药物临床试验的疗效。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PD生物标志物有望在精准医疗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为早期干预和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
肌萎缩侧索硬化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特征为上下运动神经元的选择性退化、病情进展迅速且中位生存期仅为3至5年。早期症状表现高度异质性且常被误诊,导致诊断延迟达8至15个月,这凸显了亟需生物标志物以辅助早期识别和疾病追踪的重要性。目前ALS尚无治愈方法,因此生物标志物对于早期识别、预后评估、疾病监测及指导靶向治疗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及神经影像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推动了ALS生物标志物研究从单一指标检测向多维度整合系统的发展。
ALS生物标志物的研发历程
第一阶段为传统检测与初步探索期。在此期间,研究重点在于常规实验室检查和基础影像学检查。在实验室检测方面,研究发现约53.8%的ALS患者血清中肌酸激酶及其同工酶CK-MB水平升高(反映肌肉损伤),且脊髓起病组患者的水平尤高;神经丝蛋白被发现与轴突损伤有关,其中脑脊液中的pNfH水平有助于鉴别ALS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在影像学方面,常规MRI可在T2WI和FLAIR序列上显示皮质脊髓束沿线的信号增高,提示上运动神经元受损。该阶段的标志物多为单一指标,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有限,虽未直接应用于临床,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下一阶段是由多组学技术驱动的时期。随着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等技术的涌现,ALS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入了系统性筛选阶段。蛋白质组学研究确定TDP-43蛋白聚集是ALS的核心病理标志物,存在于95%的患者体内;YKL-40和GFAP等与神经炎症相关的蛋白则与疾病进展密切相关。基因组学研究明确了C9orf72基因六核苷酸重复扩增和SOD1突变是家族性ALS的关键遗传标志物,且C9orf72突变携带者的脑脊液中poly-GP水平显著升高。转录组学研究发现,miR-206等非编码RNA在患者骨骼肌和血浆中异常表达,并参与调节肌细胞分化。在影像学方面,弥散张量成像(DTI)可通过量化各向异性分数(FA)的降低,准确评估皮质脊髓束的微观结构损伤;[18F]-FDG PET则可追踪脑部葡萄糖代谢异常,辅助进行病理定位。
下一阶段是组学整合与临床转化时期。当前研究已进入多维整合与临床转化阶段。通过整合蛋白质、核酸及影像学数据构建复合生物标志物模型,诊断准确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例如,联合检测NfL和cTnT在区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与类ALS疾病(pseudodiseases)时,准确率达到了86%。DTI参数与ALSFRS-R评分相结合,可预测疾病进展速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加速了生物标志物的转化进程,例如基于FDG-PET数据的SVM分类器能有效区分ALS患者与健康对照组;RT-QuIC技术将脑脊液中TDP-43聚集体的检测灵敏度提高至89%,并已进入临床验证阶段。此外,无创检测技术发展迅速,尿液p75ECD和血浆microRNA 正成为研究热点,旨在推动生物标志物从实验室研究向常规临床应用的系统性转化。
ALS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及典型案例
在蛋白质标志物中,神经丝轻链(NfL)是一种广谱神经退行性病变标志物,其在ALS患者血浆和脑脊液中的水平显著升高,且与疾病进展及生存期密切相关;它已被作为药效学指标用于临床试验研究。其磷酸化亚型pNfH具有更高的特异性,脑脊液中的水平可高达健康人的14倍,并能区分脊髓起病型和延髓起病型ALS。TDP-43蛋白聚集被视为ALS的核心病理特征;通过免疫印迹法和RT-QuIC技术,可在脑脊液、血清及皮肤样本中检测到该蛋白,其水平与RNA代谢紊乱程度呈正相关。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反映了肌肉的去神经性萎缩,约53.8%的患者血清中该酶水平升高;将其与心肌肌钙蛋白T(cTnT)联合检测,可提高鉴别肌病类型的准确性。此外,YKL-40由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分泌,其脑脊液水平与神经炎症程度呈正相关;GFAP反映了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与散发性病例相比,C9orf72突变型患者的血浆GFAP水平更高。
在核酸标志物中,C9orf72基因六核苷酸重复扩增是家族性ALS最常见的致病原因,可通过长读长测序技术在全血样本中进行检测。突变携带者脑脊液中的poly-GP水平升高至正常值的3.2倍,这可能为疾病发作提供长达十年的预警。SOD1突变会加剧氧化应激并诱导神经元凋亡,在Tofersen药物的临床试验中被用作探索性标志物。在非编码RNA中,miR-206在患者骨骼肌和血浆中的表达均升高,在神经肌肉接头修复过程中发挥作用;动物模型研究显示,外源性补充miR-206可增强肌纤维功能。此外,hsa_circ_0007099及其他环状RNA在肌肉组织中呈现异常表达模式,并与疾病进展相关。在结构MRI方面,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分析(VBM)可量化运动皮层的灰质萎缩,而弥散张量成像(DTI)显示皮质脊髓束的分数各向异性(FA)降低、径向扩散系数(RD)升高,提示存在轴突和髓鞘损伤;定量磁化转移成像可检测运动皮层的铁沉积,且沉积程度与神经炎症呈正相关。在功能成像方面,[18F]-FDG PET显示运动皮层和前额叶存在代谢减低,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靶向TSPO的PET可定位小胶质细胞的活化,为监测针对神经炎症的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此外,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可检测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其变化与脊髓运动神经元的丢失同步,因此适用于纵向随访。
弥散张量成像(DTI)通过各向异性分数(FA)的降低来量化皮质脊髓束的微观结构损伤,从而辅助病理评估。[^18F]-FDG PET 可追踪脑部异常葡萄糖代谢,并辅助病变定位。在常规MRI上,“运动带征”(即T2WI和FLAIR序列上沿皮质脊髓束分布的高信号)提示存在上运动神经元损伤。
机器学习算法(例如基于FDG-PET的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能有效区分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患者与健康对照者。将DTI参数与ALSFRS-R评分相结合可预测疾病进展速度,这体现了一种数字生物标志物的整合应用。
其他类型的标志物
在细胞标志物中,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是一种全身性炎症标志物。NLR > 3 的患者生存期缩短了42%,且该指标可通过常规血液检查轻松检测;调节性T细胞(Tregs)数量的减少及其功能障碍与疾病进展呈正相关,使其成为免疫治疗的潜在靶点。在代谢物方面,丙酮酸脱氢酶激酶4(PDK4)表达升高反映了肌肉线粒体功能障碍,而在模型动物中抑制其活性可改善肌肉功能;尿酸水平降低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风险增加相关,具有作为非侵入性筛查指标的潜力。尿液中神经生长因子受体p75胞外域水平的显著升高可反映疾病严重程度,并为非侵入性监测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ALS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面临诸多瓶颈。该疾病具有高度异质性,遗传和环境因素导致了不同的亚型,使得单一生物标志物难以全面涵盖所有病理特征;特异性不足,例如NfL和YKL-40等标志物也见于额颞叶痴呆和多发性硬化症等其他疾病中;临床转化面临挑战,因为大多数标志物缺乏大规模多中心验证及标准化的检测流程;早期诊断敏感性较低,且尚缺乏能在症状出现前识别高危人群的敏感标志物组合;部分检测具有侵入性,且脑脊液采集的不便性限制了其常规应用。
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精准化、技术驱动的方法以及多维度整合。在精准化方面,将开发基于遗传背景和临床亚型的标志物组合,例如针对C9orf72相关ALS的poly-GP与NfL联合检测。在技术驱动方面,空间转录组学、单细胞蛋白质组学和人工智能将推动新型标志物的发现及多模态数据融合建模;呼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和非侵入性核酸检测有望促进微创检测的应用。在整合与动态监测方面,可穿戴设备与液体活检技术将实现有机结合,从而实时追踪疾病进展并同步分析多种标志物。在靶点层面,重点将放在早期筛查、病情恶化预测及靶向治疗指导上,例如基于TDP-43的疗效评估。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ALS生物标志物有望在精准医疗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为早期干预和个体化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额颞叶痴呆
额颞叶痴呆(FTD)是一组以进行性额叶和颞叶萎缩为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临床表现包括行为异常和语言障碍等多种类型。作为第二常见的早发性痴呆疾病,FTD具有高度遗传性,但常被误诊为精神疾病,导致诊断延误严重,凸显了开发可靠生物标志物的必要性。传统诊断依赖于临床表现和结构影像学检查,难以实现早期识别和病理分类。生物标志物作为反映疾病病理过程的客观生物学指标,在FTD的早期鉴别、亚型划分及预后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分子生物学与影像技术的结合显著推动了FTD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但其临床转化仍面临诸多挑战。
FTD生物标志物的研发历程
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进步,关于额颞叶痴呆(FTD)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不断深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起初,研究重点在于病理学和遗传学标志物。鉴于FTD病理表现具有高度异质性——其中Tau蛋白病变约占45%,TDP-43蛋白病变约占50%,FUS蛋白病变约占5%——早期的诊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尸检结果。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MAPT、GRN和C9orf72等基因的突变被确认为家族性FTD的核心遗传基础,从而实现了活体遗传学诊断及风险分层。
第二阶段侧重于体液和影像学生物标志物的研发。研究表明,脑脊液中的神经丝轻链(NfL)和TDP-43等蛋白能有效反映神经元损伤及病理性聚集情况;血浆检测技术的突破使得对神经丝轻链和颗粒蛋白前体(progranulin)等生物标志物的无创定量检测成为可能。在功能影像学方面,[18F]-FDG PET通过识别额叶和颞叶的代谢减低,有助于区分FTD与阿尔茨海默病(AD);而Tau PET示踪剂则能特异性地显示MAPT突变携带者脑内的Tau蛋白沉积情况。
第三阶段强调多模态整合与精准研究。研究人员整合基因组学、体液及影像学等多组学标志物,构建诊断与预后模型;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疾病分类与预测能力。无创检测技术与前沿组学技术的融合,为FTD的早期筛查及发病机制解析开辟了新途径。
FTD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及典型案例
核酸标志物主要基于基因突变,用于风险分层、亚型识别及病因确认。C9orf72基因中的六核苷酸重复扩增是家族性FTD最常见的遗传病因,占家族性病例的40%。该突变通过RAN翻译产生毒性二肽重复蛋白,进而导致TDP-43蛋白积聚;可通过长读长测序或PCR检测,并已应用于遗传咨询。MAPT突变导致Tau蛋白异常磷酸化及神经原纤维缠结形成,常与行为变异型或非流利性失语型表型相关,尤其是在早发型FTD中。GRN突变导致颗粒蛋白前体(progranulin)单倍剂量不足;血浆颗粒蛋白前体水平低于15 ng/mL提示存在该突变,且该突变与语义变异型及右侧颞叶变异型密切相关。此外,TARDBP和FUS基因是诊断罕见FTD亚型的关键依据。
在蛋白标志物中,神经丝轻链(NfL)是神经元轴突损伤的标志物,其水平在所有FTD亚型中均升高。当血浆或脑脊液中NfL水平超过25 pg/mL时,往往预示着疾病进展迅速;若结合MRI检查,诊断准确率可提高至89%。TDP-43蛋白聚集体是FTD-TDP亚型的核心病理标志物;利用脑脊液或皮肤活检样本,结合免疫印迹(immunoblotting)和RT-QuIC技术,可分别达到89%的敏感度和98%的特异度,目前该技术正处于临床转化阶段。Poly(GP)作为C9orf72突变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在有症状携带者的脑脊液中水平升高约2.8倍,有望作为评估反义寡核苷酸疗法疗效的监测指标。此外,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也有助于区分FTD与阿尔茨海默病(AD);磷酸化Tau181在阿尔茨海默病(AD)中水平升高,而在额颞叶痴呆(FTD)中无显著变化,这使其成为区分这两种疾病的关键指标。
在影像学和数字生物标志物中,[18F]-flortaucipir tau PET 能够特异性地对脑内 tau 蛋白聚集物进行成像。该检查在 MAPT 突变携带者中的阳性率为95%,在散发性FTD-tau患者中约为60%,且能预测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18F]-FDG PET 结果显示,行为变异型FTD患者的眶额叶皮层代谢活性降低了40%,而语义变异型FTD患者的左侧颞叶代谢活性降低了约35%。该代谢水平与血浆神经丝轻链(NfL)浓度呈负相关,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鉴别诊断。弥散张量成像(DTI)可评估白质纤维束的完整性;行为变异型FTD患者常在楔额束(fasciculus cuneofrontalis)和胼胝体处出现弥散异常;动脉自旋标记(ASL)技术通过检测脑灌注变化,能有效区分 FTD 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
在其他类型的标志物方面,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作为一种全身性炎症指标,因小胶质细胞活化而在FTD患者体内升高。该比值超过3.5的患者,其生存期缩短了42%。目前,该指标已被常规用于预后评估。MicroRNA-124在神经发生及突触功能调节中发挥作用。FTD患者血浆中的MicroRNA-124水平降低,在区分FTD与阿尔茨海默病时,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达到0.87。目前,该生物标志物仍处于研究阶段。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FTD(额颞叶痴呆)生物标志物研究仍面临诸多瓶颈。首先,神经丝轻链(NfL)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等血清生物标志物在阿尔茨海默病(AD)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患者体内也会升高,其特异性不足,限制了它们的独立诊断价值;其次,长读长测序和RT-QuIC技术复杂且成本高昂,难以在基层医疗机构广泛应用;同时,大多数新型生物标志物仍处于验证阶段,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和参考阈值;最后,现有研究多基于欧洲人群,不同种族间生物标志物表现的差异尚不明确,这限制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精准化、技术驱动和整合应用三大方向。在精准化方面,将开发基于遗传背景、病理亚型和临床表型的分层生物标志物组合,例如针对C9orf72突变携带者联合检测多聚谷氨酰胺-脯氨酸(poly-GP)和神经丝轻链。在技术驱动方面,单细胞蛋白质组学、空间转录组学和人工智能将共同推动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及多模态数据的整合;眼底成像和呼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等无创技术有望优化早期筛查流程。在整合应用与动态监测方面,可穿戴设备与液体活检技术的结合将实现对疾病进展的实时追踪。此外,针对无症状突变携带者的预警生物标志物、急性加重预测指标以及靶向治疗监测工具将成为研究热点。建立跨种族队列和统一的检测标准,是推动FTD生物标志物临床转化及全球应用的关键。
重度抑郁症
重度抑郁症(MDD)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精神障碍,其特征为持续性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常伴有认知功能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该病终生患病率为17%,且发病年龄呈提前趋势,已成为全球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诊断仍主要依赖主观临床量表。现有诊断方法主要基于主观临床症状量表,这不仅可能导致与焦虑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混淆,还阻碍了疾病的早期识别、预后评估及治疗反应预测。生物标志物作为能够客观反映病理生理过程的可量化指标,为抑郁症的精准分类和治疗提供了关键依据。分子生物学、多组学技术和神经影像学的快速发展,已推动抑郁症生物标志物研究从传统的炎症和激素指标扩展至多维度、多模态整合的新阶段。
MDD生物标志物的研发历程
抑郁症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与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可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早期研究聚焦于炎症反应和神经内分泌异常,揭示了抑郁症患者存在显著的外周炎症激活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障碍。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和皮质醇等生物标志物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此阶段,主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等传统技术,明确了炎症和应激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的关键作用。
第二阶段是流体标志物与核酸标志物的快速发展期。随着单分子阵列技术、实时荧光定量PCR等方法的普及,血浆神经丝轻链、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微小RNA等新型标志物相继被发现。代谢组学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色氨酸-多巴胺代谢通路中的异常变化,其中色氨酸/多巴胺比值已成为反映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重要指标。在此阶段,多分子层面的研究深化了对抑郁症病理机制的理解,并为亚型鉴别奠定了基础。
当前研究已进入多模态整合与精准化阶段。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代谢组学与人工智能算法的联合应用,实现了生物标志物的系统性筛选与验证。神经影像学与体液生物标志物的整合分析加深了对疾病机制的理解,而针对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及细胞外囊泡等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探索,则为无创诊断及靶向治疗监测开辟了新途径。
MDD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与典型案例
基于蛋白质的标志物是抑郁症研究中最广泛应用的一类,涵盖了神经保护、炎症反应和神经损伤等多个方面。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参与神经可塑性过程;抑郁症患者血浆/血清中的BDNF水平显著降低,治疗后水平回升,且其水平与治疗反应呈正相关,目前正处于临床验证阶段。神经丝轻链(NfL)作为轴突损伤的标志物,在伴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抑郁症患者中水平显著升高;利用单分子阵列技术可检测该指标,从而为疾病评估提供参考。C-反应蛋白(CRP)作为全身性炎症的经典指标,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并已被用于预后探索研究。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反映了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状态,患者脑脊液中的GFAP水平升高,这有助于将抑郁症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区分开来,目前该指标正处于研究阶段。
在激素和神经递质类标志物中,激素与神经递质的失调是抑郁症的核心病理特征之一。皮质醇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分泌的主要激素,其昼夜节律紊乱与海马神经可塑性受损密切相关,因此可用于疾病监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通过调节皮质醇的分解释放而在应激反应中发挥作用;联合检测ACTH与皮质醇有助于区分抑郁症的不同亚型。5-羟色胺(5-HT)作为一种关键神经递质,其在突触间隙的浓度降低,这不仅影响边缘系统-额叶皮层通路的功能,也是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发挥作用的机制基础。褪黑素分泌减少与睡眠障碍密切相关,并被视为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
在核酸类标志物中,基于核酸的标志物(包括microRNA和DNA甲基化)为理解抑郁症的病因及其亚型区分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见解。具体而言,microRNA-146a通过调节促炎因子的表达在神经炎症中发挥作用;其在外周血外泌体中的水平变化可作为预测治疗转归的指标。异常的DNA甲基化(尤其是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的甲基化)会破坏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调节,并与早期风险因素相关联。此外,C9orf72和GRN等基因的多态性已被证实与抑郁症易感性有关,这为遗传风险评估的新方法奠定了基础。
代谢生物标志物反映了抑郁症患者体内代谢通路的失调,具有巨大的临床应用潜力。色氨酸与犬尿氨酸比值的降低以及喹啉酸的积累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酰基肉碱水平异常反映了脂肪酸代谢紊乱,可作为区分代谢亚型的指标。内源性大麻素参与应激调节和情绪处理,其水平变化与焦虑症状密切相关。
在炎症相关标志物中,炎症反应在抑郁症的发病中起着关键作用,相关标志物包括细胞因子和细胞比率等。白细胞介素-6通过影响神经发生和HPA轴功能参与病理过程。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升高与血脑屏障破坏及神经递质失衡有关,为难治性抑郁症的治疗提供了新靶点。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作为一种简便的全身性炎症指标,已被用于预后探索的研究中。
当前挑战与未来趋势
针对抑郁症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生物标志物的特异性不足,因为许多标志物在其他精神障碍中也会呈现异常结果。检测技术复杂且成本高昂,阻碍了其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广泛应用。由于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和参考阈值,临床转化进程滞后。此外,该疾病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不同亚型间生物标志物的表达谱存在显著差异。其他限制因素包括样本量不足、种族差异以及共病干扰,这些因素制约了生物标志物的推广与验证。
未来的研究将继续朝着精准化、技术驱动和多模态整合的方向发展。在精准化方面,将开发基于遗传背景和病理亚型的特定生物标志物组合;在技术驱动方面,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人工智能将助力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与验证;在多模态整合方面,将结合血清生物标志物、神经影像、临床量表及可穿戴设备数据,构建更全面的评估体系。同时,针对炎症通路和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将为靶向治疗提供关键证据。加强跨种族队列研究并建立标准化的检测流程,将加速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转化与全球应用。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SCZ)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表现为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认知症状,全球约有1%的人口受其影响。目前诊断完全依赖临床评估,缺乏客观的生物标志物,这不仅增加了鉴别诊断的难度,也阻碍了早期干预。生物标志物正逐渐成为精神分裂症精准诊断与治疗的核心要素。多组学技术、神经影像学及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进展,已使生物标志物研究从传统的炎症标志物和神经生理学检测扩展至包括无创基质检测及外周囊泡核酸分析在内的新型方法。
SCZ生物标志物的研发历程
精神分裂症生物标志物的研发伴随着生命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研究侧重于炎症激活及神经生理功能异常,发现患者存在全身性炎症反应并伴有脑电活动改变;因此,C-反应蛋白和听觉P300电位成为该阶段的代表性生物标志物。这些发现主要基于免疫比浊法和脑电图等常规技术,凸显了神经免疫异常在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中的关键作用。
第二阶段见证了多组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随着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实时荧光定量PCR等技术的普及,炎症因子谱、神经营养因子、神经生理指标及代谢物等多个维度的标志物得到了系统验证。神经影像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揭示了视网膜结构改变与疾病之间的关联,为无创检测提供了新方向。在此阶段,多分子层面的研究加深了对疾病机制的理解,并为临床亚型区分奠定了基础。
当前研究已进入多模态整合与临床转化阶段。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神经影像学与人工智能算法的交叉融合,实现了生物标志物的系统性筛选与验证。无创检测技术的创新及细胞外囊泡核酸分析等新方法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生物标志物的临床适用性,为早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SCZ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与典型案例
在炎症相关标志物中,炎症反应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相关标志物包括细胞因子和急性期蛋白等。C-反应蛋白在疾病的急性期和稳定期均显著升高,且与症状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目前已被常规用于预后评估。白细胞介素-6参与神经发生过程(可能通过影响小胶质细胞活性实现),其水平在难治性患者中显著升高,这为抗炎辅助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肿瘤坏死因子-α促成血脑屏障的破坏,其基因多态性与治疗反应相关,凸显了靶向干预的潜力。
基于蛋白质的标志物涵盖了神经保护和神经元损伤等多个方面。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的降低与神经可塑性受损密切相关;治疗后该水平的恢复可作为评估疗效的重要指标。胶质纤维酸性蛋白水平升高标志着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状态,有助于精神分裂症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鉴别诊断。毛囊内脂肪酸结合蛋白4的表达模式提供了一种非侵入性基因评估的新方法。
神经生理学指标直接反映了神经环路的功能障碍,且具有良好的临床可操作性。失匹配负波(MMN)异常反映了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的受损,并与认知障碍程度相关,可作为研究环境中监测疗效的探索性指标。40-Hz 听觉稳态反应(ASSR)异常表明作为核心神经环路功能障碍基础的伽马频段神经振荡调节失常。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变薄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并兼具状态和特质属性。
在代谢物和微量元素方面,其水平异常反映了疾病中的代谢通路紊乱。作为NMDA受体的共激动剂,D-丝氨酸水平降低与阴性症状相关,补充治疗可改善临床症状。毛发中铜/锌比值的失衡反映了长期的氧化应激状态,并为评估疾病进展提供了参考。色氨酸/肉碱比值异常与神经毒性代谢产物的积累有关,是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生物学基础。
基于核酸的标志物为探索疾病病因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证据。MicroRNA-146a 通过调节炎症因子的表达参与疾病发病机制,其水平变化可预测治疗反应。源自细胞外囊泡的游离DNA水平升高反映了组织损伤程度,具有重要的无创诊断价值。DNA 甲基化异常会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失调,这与疾病的早期风险密切相关。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该领域的研究仍面临多重挑战。疾病异质性高,现有标志物无法涵盖所有临床亚型;特异性不足,许多指标在其他精神障碍中也会出现异常结果;检测技术复杂,难以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临床转化滞后,且缺乏标准化的检测体系;混杂因素干扰大,影响结果准确性。此外,样本代表性差及种族差异等问题也限制了标志物的应用与推广。
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三个方向。在精准化方面,将基于遗传背景和临床亚型开发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组合;在技术驱动方面,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人工智能将助力新型标志物的发现及方法学创新;在综合应用方面,多模态数据整合与动态监测系统的建立将实现疾病全病程的综合管理。同时,加强跨学科合作、建立标准化检测规程并推进多中心验证研究,将加速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转化与全球推广应用。
胶质母细胞瘤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侵袭性最强的原发性脑肿瘤,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侵袭性和高复发率等特征。尽管采取了最大程度的治疗措施,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仍仅为14至16个月,这凸显了开发生物标志物以改善早期诊断和指导治疗的迫切需求。目前的诊断主要依赖影像学检查和组织活检,但这些方法存在主观性强、难以早期识别以及疗效预测能力不足等局限性。生物标志物作为能够客观量化肿瘤生物学行为的指标,在GBM的早期检测、分型鉴定、疗效评估及预后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液体活检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GBM生物标志物研究从单一分子指标向多组学整合的新阶段迈进。
GBM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历程
GBM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历程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早期研究侧重于传统的病理学和生化标志物,重点关注胶质细胞活化及其相关的炎症反应。在此阶段,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癌胚抗原(CEA)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生物标志物。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免疫组化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初步确立了胶质细胞活性与肿瘤进展之间的关联。
随着二代测序(NGS)和实时荧光定量PCR等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进入了由多组学驱动的快速发展期。IDH1/2突变、MGMT启动子甲基化和1p/19q共缺失等遗传学标志物已被证实与患者预后及治疗反应密切相关;BDNF和FABP4等蛋白标志物,以及miR-21和MALAT1等核酸标志物也得到了系统性验证。与此同时,神经影像技术的进步揭示了视网膜结构变化与肿瘤侵袭之间的潜在联系,为无创评估提供了新视角。
当前研究已进入综合应用与临床转化阶段。多组学平台与液体活检技术的结合,实现了生物标志物的无创获取与动态监测。人工智能进一步优化了多生物标志物联合模型的构建,显著提高了诊断与预后判断的准确性;EVs-cfDNA和POFUT1等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为早期筛查和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GBM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及典型案例
在分子遗传学标志物中,IDH1/2突变是继发性GBM的分子标志物,被认为通过2-羟基戊二酸(2-hydroxyglutarate)的积累及干扰组蛋白去甲基化过程促进肿瘤发展。携带突变的患者预后显著优于野生型患者,可通过二代测序或Sanger测序进行检测 。MGMT启动子甲基化通过沉默DNA修复机制增强了对替莫唑胺化疗的敏感性,使阳性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至15-18个月。BRAFV600E突变可激活MAPK/ERK信号通路,联合使用其抑制剂可达到27%的客观缓解率。1p/19q共缺失在GBM中虽较少见,但预示着更佳的治疗反应和预后。
在蛋白质标志物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水平与神经认知功能相关,治疗后其水平升高可能反映了治疗反应。胶质纤维酸性蛋白δ(GFAP-δ)在肿瘤浸润前沿呈现特异性表达,这可能有助于手术切缘评估的研究。载脂蛋白E(ApoE)通过调节脂质代谢和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疾病进展,其中APOE4亚型与较差的临床预后相关。Syntenin-1可能有助于维持肿瘤干细胞特性(可能通过激活PI3K/AKT通路实现),提示其抑制剂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治疗策略。
在核酸标志物中,长链非编码RNA MALAT1通过表观遗传调控促进血管生成和上皮-间质转化,其血浆水平与复发风险相关。miR-21通过抑制PTEN等抑癌基因的表达促进肿瘤增殖,而靶向miR-21的寡核苷酸疗法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抗肿瘤效应。LINC00467通过竞争性结合miR-145上调SOX9,从而增强癌干细胞的特性。源自细胞外囊泡的cfDNA可携带IDH1和EGFR等驱动突变,为无创监测肿瘤负荷及进展提供了途径。
在炎症与代谢相关标志物方面,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通过激活NF-κB通路促进微环境重塑及血管生成,其抑制剂与替莫唑胺联合使用时显示出增强的疗效。作为肿瘤微环境中的关键炎症介质,IL-6与治疗耐药性相关,是联合治疗的重要靶点。葡萄糖转运蛋白1的高表达反映了活跃的肿瘤糖酵解,提示肿瘤可能对代谢靶向治疗策略敏感。头发中铜/锌比值的变化可作为一种无创生物标志物,用于评估长期暴露情况及氧化应激水平。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针对胶质母细胞瘤(GBM)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持续面临严峻挑战。肿瘤的高度异质性以及不同分子亚型间机制的显著差异,使得单一生物标志物难以全面反映疾病特征。此外,许多候选生物标志物缺乏疾病特异性,在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中也可能发生改变。技术与实际应用层面的局限性进一步阻碍了研究进展。现有的检测方法往往复杂且成本高昂,难以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同时,缺乏标准化的检测规程及新型生物标志物的确立阈值,也限制了其纳入标准诊疗流程。患者个体差异及合并症等因素,进一步增加了对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进行解读的复杂性。最后,样本获取受限、队列种族多样性不足以及缺乏多中心验证研究等问题,削弱了所提出生物标志物的外部效度与普适性。
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精准化、技术融合及系统整合。在精准化方面,将基于分子分型与遗传背景构建个体化的生物标志物组合。技术层面,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与人工智能将协同推动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及多组学数据建模,而液体活检技术的优化则将促进无创筛查的普及。在整合方面,临床、影像及分子数据的多维融合将实现疾病的动态监测与治疗反应的实时评估。与此同时,加强跨中心协作并建立标准化的检测体系,将加速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转化与全球应用。
脑膜瘤
脑膜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占病例总数的36%以上;虽然其中80%为良性(世界卫生组织I级),但其余20%具有显著侵袭性且复发风险较高。由于该病发病隐匿、诊断主要依赖影像学检查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因此亟需生物标志物用于分子分型及预后预测。基因组学、表观遗传学及液体活检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脑膜瘤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方向转变——从单一分子指标转向多组学整合研究方法。
脑膜瘤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历程
脑膜瘤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历程与生命科学及技术的进步紧密相关,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早期研究主要依赖传统的病理学和细胞遗传学技术,识别出了诸如22q染色体缺失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异常表达等遗传与分子事件。这些发现确立了遗传变异与肿瘤发生之间的初步关联,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二代测序和甲基化芯片等高通量技术的应用,研究进入了由多组学驱动的快速发展期。NF2基因突变被证实是脑膜瘤中的核心遗传事件,其发生率高达60%~70%;而TRAF7、AKT1、KLF4等非NF2相关突变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脑膜瘤的分子异质性。此外,H3K27me3缺失和MGMT启动子甲基化等表观遗传标志物也被证实与患者预后相关。miR-219-5p和LINC00460等基于RNA的标志物也逐渐进入验证阶段,拓展了标志物研究的维度。
当前研究已进入综合应用与临床转化阶段。液体活检技术的突破,特别是对血浆外泌体和循环肿瘤DNA(ctDNA)的分析,推动了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的发展。DNA甲基化分类系统的建立实现了对脑膜瘤复发风险的精准预测,显示出优于传统WHO分级系统的效能。人工智能算法进一步整合多组学数据,构建了高精度的诊断与预后模型。TXNDC16自身抗体和EVs-MMP-9等新型生物标志物,为早期筛查提供了极具前景的途径。
脑膜瘤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及典型案例
在基因突变生物标志物中,NF2基因突变是脑膜瘤中最常见的遗传改变,被认为通过Merlin蛋白缺失及随后激活PI3K/AKT和Hippo信号通路,促进肿瘤增殖与侵袭。携带该突变的患者2年内复发率为16.77%,该指标已应用于临床分子分型及预后评估。TRAF7突变常与AKT1/KLF4突变共存,参与NF-κB通路的调控,多见于WHO I级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超过90%。TERT启动子突变是不依赖于WHO分级的独立不良预后标志物,携带该突变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为10.1个月。CDKN2A/B纯合缺失见于超过50%的WHO III级肿瘤,预示着早期复发风险,并为CDK4/6抑制剂治疗提供了潜在靶点。
在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中,H3K27me3缺失与恶性肿瘤进展相关,这可能通过沉默抑癌基因实现;该缺失在WHO III级肿瘤中的发生率达37%,且与复发风险显著相关。MGMT启动子甲基化可增强对替莫唑胺化疗的敏感性,使甲基化患者的治疗应答率提高40%。TIMP3甲基化与肿瘤侵袭性相关,在高级别脑膜瘤中的发生率超过60%。DNA甲基化分型系统在研究队列中显示出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其中MC mal亚型的五年生存率接近于零。
在RNA生物标志物中,miR-219-5p通过调节SOX9来调控干性特征,其表达水平与肿瘤分级呈负相关,可作为潜在的非侵入性监测标志物。LINC00460通过吸附miR-539上调MMP-9表达,从而促进肿瘤侵袭。高表达患者发生转移的风险增加了三倍。源自细胞外囊泡的 cfDNA 可携带NF2和TERT等基因突变,检测灵敏度达82%,且能比影像学检查提前2-3个月预测复发。miR-497在WHO III级肿瘤中显著下调,并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
在蛋白质及炎症相关生物标志物中,PD-L1的表达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相关;在高表达患者中,客观缓解率为27%。APOE基因多态性通过调节脂质代谢影响肿瘤行为,其中APOE4亚型与较差的预后相关。IL-6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及瘤周水肿形成,且与肿瘤分级及复发风险呈正相关。此外,TXNDC16自身抗体表现出良好的诊断性能,灵敏度为83.7%,特异度为90%。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脑膜瘤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该肿瘤具有高度异质性,不同分子亚型的生物学行为差异显著;部分生物标志物缺乏疾病特异性;检测技术要求高且成本昂贵,限制了其临床应用;针对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标准化检测流程和验证体系尚显不足;多数研究基于单中心回顾性数据,导致了样本偏差。此外,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治疗措施对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影响,也增加了研究难度。
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完善分类体系、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实现多模态整合。基于分子特征的分类体系将进一步细化,从而支持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单细胞测序和空间转录组学等新兴技术有望发现新型生物标志物,而人工智能算法将助力多组学数据的深度整合与模型优化。液体活检技术的进步将推动无创筛查的广泛应用。建立整合临床、影像及分子特征的动态监测系统,有望实现对疾病进展的实时评估。同时,加强多中心协作并建立标准化检测规范,将加速这些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转化与全球应用。
多发性硬化症
多发性硬化症(MS)是一种由慢性炎症性脱髓鞘和神经退行性变驱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导致年轻成人非创伤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由于该病临床表现高度异质性,诊断与治疗均面临挑战,因此生物标志物对于早期鉴别诊断和治疗监测至关重要。MS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主要临床亚型包括复发缓解型(RRMS,占85%)、继发进展型(SPMS)、原发进展型(PPMS,占10%-15%),以及临床前阶段如临床孤立综合征(CIS)和影像学孤立综合征(RIS)。
MS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历程
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和对疾病机制理解的加深,MS生物标志物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奠定了传统生物标志物的基础,主要以脑脊液寡克隆带(OCB)和神经丝轻链(NfL)为核心,初步建立了MS的诊断与监测体系。OCB作为鞘内免疫球蛋白合成的特异性标志物,是诊断MS的关键,其阴性结果可显著降低转化为临床确诊MS的风险;NfL作为轴突损伤的指标,最初主要在脑脊液中检测,其水平与疾病活动度密切相关。此外,激素水平测定和常规MRI病灶评估也为疾病分型提供了初步依据。
中期阶段的特征是组学和影像学技术的突破。随着免疫组化和多组学技术的发展,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入了精准医学时代。转录因子辅助了亚型识别;非编码RNA成为研究热点,其中血清外泌体miR-126水平降低与血脑屏障受损有关,而环状RNA(circRNA)则参与炎症调节;表观遗传标记(如MEG3甲基化)与疾病进展相关。在影像学方面,顺磁性边缘病灶(PRL)和缓慢扩大病灶(SEL)等MRI标志物的发现,为评估慢性炎症和神经轴突损伤提供了新工具。
当代阶段的特征是多维度生物标志物的整合,液体活检和分子影像技术推动了这些标志物向临床实践的转化。利用SIMOA技术检测NfL具有高灵敏度,已成为一种关键的非侵入性监测工具。源自肠道菌群的生物标志物(特别是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丰度降低)与免疫失调表现出显著关联。此外,短链脂肪酸水平与疾病活动度呈负相关。TSPO-PET成像实现了小胶质细胞活化的可视化,从而能够对慢性炎症进行定量评估。此外,诸如MMP1等外泌体蛋白以及循环肿瘤 DNA (ctDNA)为早期诊断和实时监测提供了有前景的途径。
MS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及典型案例
诊断性生物标志物用于MS的分型、早期筛查及鉴别诊断。在传统标志物中,脑脊液寡克隆带(OCB)的诊断敏感性高达85%,且联合kappa游离轻链指数可提高诊断效能;通过基于细胞的检测方法,血清MOG-IgG可有效区分MOG抗体相关疾病与MS;AQP4-IgG是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的特异性标志物,其阳性结果可排除MS。在影像学标志物方面,3T MRI上的顺磁性边缘病变(PRL)特异性超过90%,有助于区分MS与其他神经免疫疾病;缓慢扩张性病变(SEL)需经多次纵向MRI确认,对放射学孤立综合征(RIS)向临床确诊MS的转化具有显著预测价值。在分子标志物方面,血清神经丝轻链(NfL)在诊断复发缓解型MS(RRMS)时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2,且与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联合使用可提高临床孤立综合征(CIS)向MS转化的预测准确性;HLA-DRB1*15:01等位基因是欧洲人群中最主要的遗传易感因素。
预后评估生物标志物用于预测疾病的侵袭性、复发风险及长期转归。在蛋白质生物标志物中,原发进展型MS(PPMS)患者体内的几丁质酶3样蛋白1(CHI3L1)水平显著高于RRMS患者,该指标可预测疾病进展速度,并与灰质(GM)萎缩程度呈正相关;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与星形胶质细胞活化相关,血清GFAP水平升高与慢性活动性病变及残疾进展相关。在影像学和遗传学标志物方面,联合评估SEL和PRL可全面反映慢性病变的活动性,并预测长达9年的残疾进展风险;Ki-67增殖指数≥3%提示为高风险RRMS,且复发风险显著增加;HLA-DRB1*15:01阳性患者由RRMS进展为继发进展型MS(SPMS)的风险较高。在肠道菌群和代谢标志物方面,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丰度降低且与Th17/Treg免疫失衡相关,缺乏该菌的患者其5年复发率更高;血清短链脂肪酸(SCFA)水平与神经退行性病变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用于监测疗效的生物标志物可实时评估治疗反应并指导调整治疗方案。在核心标志物中,有效治疗后3至6个月内血清NfL水平下降≥30%表明疾病活动得到控制;其持续升高则预示着复发和残疾进展;GFAP水平随抗炎治疗而降低,有望作为神经保护治疗研究的标志物。在影像学和免疫学标志物方面,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症(RRMS)患者治疗后PRL(副室周病灶)计数下降且SEL(缓慢扩张病灶)扩张速度减缓,提示慢性炎症得到缓解;OCB(寡克隆带)转阴或滴度降低与免疫调节治疗的疗效相关;外周血Th17/Treg比值恢复至正常水平与疾病的稳定性呈正相关。在新兴标志物中,有效治疗后外泌体miR-126水平升高≥15%,这与血脑屏障的修复有关;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丰度恢复至健康水平,表明益生菌或饮食干预有效。
在影像学和数字生物标志物方面,有研究提出构建整合血清NfL、MRI-PRL、肠道菌群及免疫指标的多标志物联合模型,以将早期诊断准确率提升至92%。此外,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影像组学与生物标志物数据,也有望提高病灶检测的效率。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MS生物标志物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缺乏特异性。例如,C反应蛋白(CRP)水平在感染或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期间也会升高。此外,当MOG-IgG滴度较低时,需结合临床表现和MRI特征才能实现准确鉴别诊断。检测标准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例如,针对PRL(周边增强病灶)和SEL(缓慢扩大病灶)的MRI评估依赖于高场强设备,且实验室操作流程的差异常导致结果不一致。该疾病具有高度异质性,不同MS亚型间的生物标志物表达谱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原发进展型MS(PPMS)患者体内的CHI3L1水平高于复发缓解型MS(RRMS)患者,且目前尚未发现普适性的指标。同时,标志物在疾病前驱期(如RIS或CIS阶段)的敏感性不足,难以实现超早期干预。
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几个关键领域。首先,开发整合血清NfL、MRI-PRL、肠道菌群及免疫指标的多标志物联合模型,旨在将早期诊断准确率提升至92%,并降低预后预测误差。其次,需发掘新型生物标志物以拓展液体活检的靶点范围;潜在候选标志物包括作为氧化应激与神经变性交叉指标的脂褐素、外泌体环状RNA(circRNA)以及ctDNA甲基化位点。第三,应推广个性化干预策略,即根据疾病亚型、遗传背景及肠道菌群特征制定精准治疗方案,例如通过补充膳食纤维提高短链脂肪酸水平,或应用靶向小胶质细胞的免疫调节剂[139,147]。最后,应推动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影像组学与生物标志物数据,以提高病灶检测效率;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NfL、MOG-IgG和AQP4-IgG的同步快速检测,从而促进床旁诊断系统的建立。
癫痫
癫痫全球患者约达7000万人,患病率约为1%-2%,且在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中发病率均较高。该疾病以反复发作的无诱因癫痫发作为特征,并常伴有认知障碍和精神共病,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凸显了开发生物标志物以实现早期诊断、亚型分类及治疗监测的重要性。近年来,基因组学、表观遗传学及液体活检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物标志物研究方向从单一参数指标分析向整合性多组学分析转变。
癫痫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历程
癫痫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历程与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紧密相关,大致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早期探索阶段主要关注传统的电生理和生化指标。脑电图(EEG)模式(如3Hz棘慢波复合波和周期性放电)成为失神癫痫和癫痫持续状态的核心诊断指标。与此同时,血清S100B蛋白与脑损伤的关联性被初步发现,为后续的分子标志物研究奠定了基础。该阶段主要依赖脑电图监测和基础生化检测,采用的技术相对简单。
第二阶段是分子标志物的快速发现期。随着二代测序(NGS)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等技术的应用,大量分子水平的标志物被识别出来。IL-1β、IL-6和HMGB1等炎症相关标志物被证实参与了癫痫的发生与发展;LGI1抗体和GABA-B受体抗体等自身免疫性癫痫相关自身抗体被成功识别;在脑肿瘤相关癫痫(BTRE)中发挥作用的BRAFV600E和IDH1 R132H等基因突变标志物得以明确;miR-128和miR-146a等微小RNA(miRNA)的异常表达也进入了验证阶段。同时,H3K27me3缺失和MGMT启动子甲基化等与预后相关的表观遗传标志物也被揭示出来。
第三阶段为多组学整合与临床转化阶段。包括血浆外泌体囊泡、循环肿瘤DNA和唾液检测在内的液体活检技术取得突破,推动了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多组学技术(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的综合应用揭示了癫痫发生背后的复杂分子网络;整合脑电图(EEG)与分子数据的人工智能算法提高了诊断及预后模型的准确性;P2X7R 及肠道菌群丰度异常等新型生物标志物,为耐药性癫痫的诊断及病因诊断提供了新方向;监测唾液中抗癫痫药物浓度已成为治疗药物监测(TDM)的一种创新替代方案。
癫痫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与典型案例
基因突变标志物是癫痫分子分型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脑肿瘤相关癫痫(BTRE)中。BRAF V600E突变被认为能激活MAPK/mTOR通路,可能同时促进神经元癫痫发生和胶质细胞肿瘤增殖;目前,针对该突变的肿瘤组织检测(采用 NGS或ARMS-PCR技术)正处于临床验证阶段。该突变在儿童低级别脑肿瘤中高发,而BRAF抑制剂既能抑制肿瘤生长,又能抑制癫痫发作。R132H突变会导致异柠檬酸脱氢酶功能异常、D-2-羟基戊二酸(D2HG)过量产生以及神经元兴奋性增强;目前,针对该突变的肿瘤组织检测(采用NGS或免疫组化技术)正处于临床验证阶段。该突变见于超过70%的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且携带者的术前癫痫风险是野生型个体的3倍。TERT启动子突变可增强端粒酶活性,无论根据何种WHO分级标准,均属于独立的预后不良指标;目前,针对该突变的肿瘤组织检测(采用焦磷酸测序技术)正处于临床验证阶段。携带者的疾病进展中位时间仅为10个月。这些标志物的发现为BTRE的精准诊疗提供了分子学依据。
在表观遗传学和 RNA 生物标志物中,基于表观遗传学和RNA的标志物对于理解癫痫发病机制及进行病情监测具有重要价值。H3K27me3缺失可通过沉默抑癌基因促进恶性进展;研究发现,该缺失的发生率随癫痫相关肿瘤级别的升高而增加,在III级肿瘤中高达37%,且该缺失使患者的复发风险增加了1.7倍。MGMT启动子甲基化可导致DNA修复基因沉默,并增强肿瘤对替莫唑胺的敏感性。在研究验证阶段,利用甲基化特异性PCR检测肿瘤组织发现,对于该甲基化检测呈阳性的患者,化疗联合抗癫痫治疗的有效率提高了40%。miR-128被认为靶向并调节与神经元兴奋性相关的基因(如 SOX9),其表达下调与海马硬化及癫痫复发有关。在该研究的验证阶段,利用qRT-PCR检测血浆/脑脊液发现,miR-128水平与颞叶癫痫(TLE)患者术后复发风险呈正相关,提示其有望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监测指标。miR-146a 可调节TLR4/NF-κB通路,其表达上调会加剧神经炎症。该研究验证阶段的一项荟萃分析(基于qRT-PCR检测血浆/脑脊液)显示,TLE患者脑脊液中的miR-146a水平升高了1.8倍,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在各类蛋白质及炎症相关生物标志物中,与炎症相关的蛋白质和炎症因子参与了神经炎症的调节及癫痫的病理过程。P2X7R作为一种免疫检查点相关蛋白,可激活NLRP3炎性小体,促进IL-1β释放,并介导抗癫痫药物(ASMs)的外排,从而导致耐药性。其特异性拮抗剂JNJ-47965567已进入II期临床试验,该药物可逆转部分患者的耐药性。IL-1β可激活NF-κB/MAPK通路,增强海马内谷氨酸的释放,抑制GABA受体功能,并加剧神经元的过度兴奋。在临床验证阶段,研究人员利用ELISA或qPCR技术检测了血清及脑组织样本。临床验证结果显示,难治性颞叶癫痫(TLE)患者脑脊液中的IL-1β水平是药物敏感型患者的2.1倍;Caspase-1抑制剂可降低癫痫发作频率。IL-6可激活JAK/STAT通路,促进神经炎症,并降低对ASMs的敏感性。在临床验证阶段,研究人员利用ELISA或qPCR技术检测了血清及脑脊液样本。临床验证结果显示,耐药性癫痫患者脑脊液中的IL-6水平是药物敏感型患者的2.3倍;IL-6受体拮抗剂可改善部分患者的癫痫发作情况。S100B在被星形胶质细胞激活后参与神经炎症及血脑屏障的破坏,可反映脑损伤程度。在临床验证阶段,研究人员利用ELISA技术检测了血清样本。临床验证结果显示,TLE患者血清中的S100B水平在癫痫发作后24小时内达到峰值,且与海马硬化程度呈正相关。
自身抗体和电生理模式标志物是诊断癫痫的重要工具。LGI1抗体靶向神经元表面的LGI1蛋白,破坏电压门控钾通道复合物,并诱发边缘叶脑炎相关的癫痫。利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或ELISA可在血清或脑脊液中检测到该抗体,其临床特异性为92%,敏感性为88%,且对免疫球蛋白治疗的有效率超过70%。GABA-B受体抗体与GABA-B受体结合,抑制抑制性神经传递,导致神经元网络过度兴奋。利用ELISA或基于细胞的检测方法,可在血清或脑脊液中检测到这些抗体;临床研究证实,其常伴随边缘叶脑炎,并与难治性癫痫相关。脑电图上出现的3 Hz棘慢波复合波源于丘脑-皮层回路的异常同步放电,是失神癫痫诊断的金标准指标。临床上常采用头皮视频脑电图(video-EEG)进行监测;人工智能(AI)辅助分析可将识别准确率提高至95%以上。脑电图上的高频振荡(HFOs,80–500 Hz)是癫痫病灶特有的电活动,反映了神经元的异常同步化。目前主要采用长程颅内或头皮脑电图监测;术中监测尚处于研究阶段,有望在研究环境中提高准确性并降低术后复发率。
临床影像学生物标志物常用于癫痫的无创病灶检测、致痫区定位及术前评估。结构性MRI可识别常见的结构性病因,包括海马硬化、皮层发育不良和肿瘤。先进的MRI技术、18F-FDG PET及功能性MRI(fMRI)能进一步表征与致痫网络相关的微观结构、代谢及功能异常,从而辅助手术规划与预后评估。
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
癫痫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面临诸多困难。该疾病具有高度异质性,亚型繁多,且不同亚型的病理机制迥异。单一生物标志物难以涵盖所有患者群体;部分标志物缺乏特异性,例如炎症指标 IL-6 和 CRP,它们在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中也会升高,因而缺乏针对癫痫的特异性;检测技术存在局限性,如二代测序(NGS)和甲基化芯片技术操作复杂且成本高昂,难以在基层医疗机构广泛开展,且部分标志物的检测标准化程度不高;临床转化滞后,大多数新型标志物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和参考阈值,尚未纳入常规诊疗流程,例如临床应用中的液体活检标志物缺乏相关指南支持;存在样本偏差,多数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分析,样本量小且缺乏种族多样性,影响了结果的推广应用;此外,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治疗手段对标志物水平的干扰等因素,也增加了研究难度。
未来的研究将朝着精准化、技术驱动和多模态整合的方向发展。在精准化方面,基于分子亚型的分层研究有望成为主流,例如针对脑肿瘤相关癫痫(BTRE)中 BRAF突变与IDH1突变标志物差异的分析,这将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性并预测治疗反应。在技术创新层面,单细胞测序和空间转录组学有望发现新型标志物;整合基因组、表观基因组及影像学数据的人工智能算法将推动多维评估模型的构建;而液体活检技术的优化(如唾液药物浓度监测及尿液miRNA检测)将促进早期筛查的广泛应用。关于多模态整合与动态监测,研究重点将在于结合临床、影像及分子数据建立风险评分系统,并开发用于动态监测疾病活动性的标志物;在靶向治疗监测方面,炎症标志物将指导联合抗炎治疗,而免疫标志物则用于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与此同时,加强多中心队列研究并建立统一的检测标准与参考区间,对于推动这些标志物的全球临床应用至关重要。
尽管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各异,但它们往往具有共同的潜在病理生理机制。通过对阿尔茨海默病(AD)、帕金森病(PD)、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和多发性硬化症(MS)等主要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生物标志物谱进行系统分析,我们确定了一个由共有生物标志物构成的核心网络;这些标志物通过复杂的调控关系相互关联,并汇聚于衰老、神经炎症、轴突损伤及蛋白质错误折叠等核心机制。
衰老是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共同的主要风险因素。越来越多的临床及临床前证据表明,联合生物标志物检测组合在针对衰老相关疾病的风险分层、早期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估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针对早期PD患者的纵向队列研究中,联合检测脑脊液(CSF)中的α-突触核蛋白(αSyn)、神经丝轻链(NfL)、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可溶性TREM2,能够更准确地预测疾病进展过程中的认知功能衰退。此外,一项针对突触和溶酶体功能障碍标志物(如VGF、神经元正五聚蛋白受体[NPTXR]、分泌颗粒蛋白-2[secretogranin-2]和突触融合蛋白-7[syntaxin-7])的多重检测组合,在长期随访研究中能有效将新发PD患者及孤立性快速眼球运动睡眠行为障碍(iRBD)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区分开来。在针对衰老相关痴呆症的跨疾病鉴别诊断方面,整合了NfL、磷酸化Tau蛋白(p-tau)亚型、CD276及炎症特征指标的血清蛋白质组学检测组合,在区分AD、路易体痴呆(LBD)、额颞叶痴呆(FTD)和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时表现出极佳的效能。针对AD,基于机器学习构建的CSF蛋白检测组合,以及包含Aβ40/42、p-tau181、p-tau217和NfL的血浆标志物组合,即便在不同的检测平台上,也能在识别临床前期及显性AD方面实现高诊断准确率。与单一标志物检测相比,这些联合生物标志物检测组合具有多项显著优势:它们提高了诊断准确率(特别是在衰老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前期),并能更有效地鉴别表型相似的疾病。此外,多重检测策略还支持动态风险分层和纵向监测,使其非常适合应用于临床试验及人群筛查。
NfL 是神经元轴突细胞骨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参与维持轴突结构的稳定性及信号传导。当发生轴突损伤或神经元凋亡时,NfL会大量释放至脑脊液和血液中。凭借其高特异性和高敏感性,NfL 已成为评估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程度及进展的关键动态生物标志物。在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中,血清NfL水平与Tau蛋白沉积及脑萎缩速率呈显著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NfL水平在临床症状出现前即已异常升高,提示其在早期筛查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在帕金森病(PD)中,NfL 水平升高与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受损程度密切相关,可有效预测运动功能衰退的加速及认知障碍风险的增加。在多发性硬化症(MS)中,NfL 是反映疾病活动性的敏感标志物,并能预测治疗反应。这种跨疾病的适用性使 NfL 成为连接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核心生物标志物;作为轴突损伤这一共同病理终点的反映指标,它为机制比较研究、患者分层及临床研究提供了客观、标准化的定量评估手段。
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是星形胶质细胞特有的一种中间丝蛋白,被视为神经炎症的核心生物标志物,其水平与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及增殖密切相关。体液中GFAP水平的变化能够准确反映炎症反应的时间特征与强度。在AD早期,GFAP表达的上调甚至早于Aβ肽的沉积,这提示由星形胶质细胞活化介导的神经炎症在疾病起始阶段发挥了促进作用。在MS急性期,GFAP水平与血脑屏障破坏、活动性炎症病灶以及脱髓鞘程度显著相关,可用于快速评估疾病活动性。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中,GFAP 表达的动态变化与运动神经元受损速率同步,能够有效预测疾病进展。值得注意的是,GFAP的表达不仅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中升高,在急性脑损伤及全身性炎症性疾病患者中也呈高表达,这进一步证实了神经炎症作为神经系统疾病共同病理基础的普遍性。
除了蛋白质标志物外,在分子调控层面,miRNA网络是另一种重要的共同调控机制。miRNA通过靶向并调控基因表达,密切参与疾病的病理过程。例如,miR-146a作为参与炎症反馈调节的核心分子,在阿尔茨海默病(AD)、帕金森病(PD)和多发性硬化症(MS)中均存在异常表达;它被认为通过负向调节NF-κB信号通路来抑制促炎因子的释放,而其表达失衡可能助长神经炎症的恶性循环。miR-124是一种神经元特异性miRNA,其表达在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中下调,可导致与突触可塑性相关的基因表达异常,进而破坏突触的形成与功能维持,加剧神经元损伤。这些共有的miRNA调控网络揭示了神经系统疾病在表观遗传层面的深刻共性。
就核心病理机制而言,蛋白质错误折叠与异常聚集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另一关键共同特征。尽管Aβ肽、α-突触核蛋白(α-synuclein)和TDP-43等异常蛋白在分布上具有疾病特异性,但它们具有高度相似的类朊病毒(prion-like)传播特性;即它们能诱导正常同源蛋白发生构象改变、形成聚集体并在细胞间扩散,从而逐渐扩大病理损伤范围。此外,这些异常蛋白可能激活固有免疫反应,潜在地涉及小胶质细胞上的Toll样受体4(TLR4)信号通路,进而启动下游NF-κB级联反应并促进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促炎因子的释放,增强神经炎症的级联效应 [190]。这种跨疾病的共同病理模式,为开发针对蛋白质折叠调控、异常蛋白传播或TLR4通路的广谱神经保护药物提供了明确的靶点。
从临床转化角度看,上述共同标志物相互补充,构成了神经系统疾病的“生物标志物矩阵”。对神经丝轻链(NfL)进行纵向动态监测,能够准确追踪轴突损伤过程并量化疾病进展速率,从而为评估干预效果提供客观依据。监测GFAP水平能够实时反映神经炎症的活动状态,有助于区分急性炎症与慢性持续性病程,从而指导抗炎治疗的时机与强度;与此同时,检测Aβ和α-突触核蛋白(α-synuclein)等疾病特异性蛋白,则为疾病亚型识别及病因诊断提供了核心依据。这种多维综合策略不仅提高了早期鉴别诊断的准确性,还为个体化靶向治疗提供了指导。例如,持续升高的 NfL 水平提示神经损伤进展迅速,并可能为神经保护或抗炎策略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孟德尔随机化(MR)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遗传学证据,旨在阐明生物标志物与衰老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确切的因果关系,而非仅仅是相关性。针对阿尔茨海默病(AD),双样本蛋白质组范围MR研究证实,包括BLNK、CD2AP、GRN、PILRA和PILRB在内的血浆蛋白与AD风险存在因果关联,且这种关联独立于混杂因素。进一步的线粒体相关MR研究也证实了DMPK和LACTB2与AD发病机制存在因果联系,支持它们作为真正的病理驱动因素而非仅仅是诊断指标的作用。针对帕金森病(PD),双向MR研究揭示了体重指数(BMI)与PD风险之间存在因果性的负相关关系,即具有较高BMI遗传倾向的人群其患PD的风险较低。此外,线粒体MR研究证实了NDUFAF2、BCKDK、MALSU1和TTC19在PD发病及进展中具有因果作用,从而强化了线粒体功能障碍和代谢失衡在PD发病机制中的因果关联。这些MR研究结果证实,关键生物标志物不仅与疾病相关,还很可能参与了致病的因果通路,这凸显了它们作为具有明确机制意义的靶点,在风险评估和干预方面的价值。
空间组学技术通过保留生物标志物的解剖学分布和细胞微环境特征,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局部驻留生物标志物的理解。高分辨率空间转录组学技术(如CosMx和Stereo-seq)已被用于表征AD中的淀粉样蛋白斑块微环境(niche),揭示了区域特异性的胶质细胞反应及局部富集的信号网络(包括斑块诱导基因,即PIGs),这些特征反映了Aβ沉积邻近区域小胶质细胞与星形胶质细胞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多发性硬化症(MS)研究中,单细胞空间转录组分析揭示了慢性活动性病灶中的致病性炎症微环境,并确定了局部聚集的CD8+ T细胞及富含脂质的功能障碍小胶质细胞(GPNMB+泡沫状小胶质细胞)是与持续性神经炎症及髓鞘再生受损相关的核心局部驻留特征。这些空间分辨技术能够精确绘制区域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的表达图谱,并提高了局部驻留特征在疾病分层中的特异性。
此外,种族和族裔的异质性也是考量生物标志物参考区间普适性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中,即便校正了年龄、APOEε4 基因型及认知水平,核心生物标志物(包括 p-tau181、p-tau217、Aβ42/40 比值及 NfL)的血浆浓度在不同族裔群体(涵盖非洲裔、美洲裔、西班牙裔及非西班牙裔白人)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居住社区的社会经济劣势与种族差异相互交织,并与脑脊液(CSF)中YKL-40和tau水平的升高相关联;这凸显了社会与人口学因素会进一步改变代表性不足群体的生物标志物特征。上述发现强调,当前大多数参考阈值均源自以欧洲血统为主的队列研究,因此,必须在多元种族和族裔群体中进行验证,以确保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神经学评估能够在临床实践中实现公平且准确的应用。
神经系统作为跨系统网络枢纽的深入分析
神经系统通过多种生物学轴线,与机体各系统建立起复杂的双向通讯网络。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神经系统的生物标志物不仅能指示脑部疾病,还能作为监测整体健康的“哨兵”。
肠-脑轴是研究最为广泛的跨系统通讯通路。作为神经系统中的关键枢纽,它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这三条相互关联的途径,促进肠道与大脑之间的双向调节,并显著影响神经稳态及疾病进程。迷走神经作为直接的神经连接,能够感知来自肠道的机械刺激以及细菌代谢产物等化学信号,并将这些信号传递至脑干的孤束核。这一过程调节大脑功能,进而影响高级皮层控制的认知、情绪及运动活动。临床研究表明,帕金森病(PD)患者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的长达十年间,往往伴有慢性便秘。其肠道菌群呈现出明显的失调特征,例如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减少而肠球菌(Enterococcus)过度增殖。这种菌群失调与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及肠道通透性增加有关,并可能促使肠神经系统内的α-突触核蛋白发生错误折叠与聚集。这些聚集体随后可能经由迷走神经传播至大脑,从而可能成为PD病理发展的一个诱因。在内分泌途径中,源自肠道菌群代谢的短链脂肪酸(尤其是丁酸)不仅能加固血脑屏障,还能通过表观遗传改变影响小胶质细胞的成熟与功能。在免疫系统方面,因菌群失调而进入血液循环的脂多糖可引发全身性炎症,损害血脑屏障,并促进炎症因子向中枢神经系统的渗透,从而加剧神经炎症,形成跨系统的病理反馈回路。
神经-免疫轴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交互界面,它与肠道-脑轴协同作用,共同支撑神经系统作为跨系统枢纽的功能。两者间双向调节的失衡是神经系统疾病的关键病理环节。中枢神经系统通过多种机制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血脑屏障表面的趋化因子受体选择性地调节免疫细胞进入大脑;脑内固有免疫细胞及小胶质细胞通过突触修剪参与神经网络重塑,并分泌细胞因子以双向调节神经功能;此外,脑内的异常抗原可渗漏至外周,激活特异性免疫反应,从而形成中枢-外周免疫联系。多发性硬化症(MS)是神经-免疫轴功能紊乱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在外周被激活的自身反应性T细胞穿过血脑屏障,识别髓鞘抗原,进而导致炎症性脱髓鞘损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免疫失调并非MS所特有;在阿尔茨海默病(AD)和帕金森病(PD)中也观察到了小胶质细胞的异常激活及外周免疫细胞的浸润,这表明神经-免疫轴失衡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共同特征。
神经-血管轴通过血脑屏障这一独特结构,在大脑与体循环之间架起了一座通讯桥梁。血脑屏障是一个具有主动调节功能的动态界面;内皮细胞上的转运蛋白、紧密连接蛋白和代谢酶协同作用,精确调控着物质的跨膜运输。在阿尔茨海默病(AD)的早期阶段,血脑屏障的完整性会发生隐匿性受损,导致纤维蛋白原等血浆蛋白异常渗漏进入脑内,进而激活小胶质细胞并加剧神经炎症。反之,源自大脑的Aβ肽和Tau蛋白也可经由受损屏障渗漏至外周循环。这种双向物质交换将神经系统与循环系统紧密耦合,解释了为何高血压和糖尿病等血管性危险因素会通过损伤血脑屏障来增加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患病风险。
神经-代谢轴与上述轴系协同作用,通过多种激素和代谢产物构成精密的调节网络,实现大脑与外周器官之间的动态能量协调。下丘脑作为代谢调节的中枢,接收瘦素(leptin)和胰岛素等关键代谢信号,从而调节食欲与能量稳态。这种调节机制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常发生紊乱:AD患者表现出显著的脑胰岛素抵抗(即所谓的“3型糖尿病”),这与Aβ沉积增加及Tau蛋白磷酸化有关,并可能加速认知功能衰退;PD患者常出现进行性体重减轻和代谢紊乱,这归因于黑质神经元受损导致的下丘脑功能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外周代谢标志物可预测认知衰退的速度,提示代谢失调是神经病理过程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
这些跨系统轴系相互交织、协同调节,使神经系统成为整合全身生理功能的核心网络枢纽。在临床上,异常的神经生物标志物往往先于特异性症状出现,具有重要的早期预警价值。例如,在家族性AD患者出现认知症状前十年,即可检测到血清NfL水平升高;心脏自主神经功能异常也常早于PD的运动症状出现。这种“症状出现前”的特性,确立了神经生物标志物作为监测整体健康状况“哨兵”的地位。通过动态追踪NfL和GFAP等核心生物标志物,不仅有望在早期识别神经系统疾病风险,还能深入了解跨系统轴的功能稳定性;这可能为全面健康筛查提供定量依据,并支持医疗模式从“治疗疾病”向“疾病预防中的早期发现与风险分层”转变,从而充分彰显神经系统作为跨系统枢纽的临床转化价值。
第四章 心血管系统
我们在PubMed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了系统性文献检索,利用布尔逻辑构建针对标题/摘要字段的限定检索式。针对每种目标心血管疾病,构建了如下布尔检索式:冠心病与心肌梗死为 ("coronary disease" 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hs-cTnT/I" OR "CK-MB") AND ("biomarkers");心力衰竭为 ("heart failure") AND ("BNP" OR "sST2" OR "galectin-3") AND ("biomarkers");高血压为 ("hypertension") AND ("renin" OR "aldosterone" OR "endothelin-1") AND ("biomarkers");心肌炎为 ("myocarditis") AND ("cardiac autoantibodies" OR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AND ("biomarkers");血管肉瘤为 ("angiosarcoma") AND ("TP53" OR "POT1" OR "MYC" OR "PTPRB" OR "NF1" OR "ARID1A") AND ("biomarkers")。检索时段设定为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仅纳入英文发表的文献。纳入类型包括原创研究论文以及系统综述或叙述性综述。随后实施了分层筛选策略:优先考虑高影响力、高引用率的综述文章,并人工查阅这些综述的参考文献列表以获取其他高质量研究。接着根据标题和摘要对检索到的记录进行筛选,剔除与心血管生物标志物研究无关、无法获取全文或数据不可靠的文章。最后,对剩余的全文进行深入评估,以确定最终纳入资格。选定的疾病谱涵盖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肌炎和血管肉瘤;这些疾病均具有高患病率、沉重的疾病负担、成熟的生物标志物体系以及显著的临床转化意义。
冠心病/心肌梗死
从传统的酶标记物到非编码RNA和代谢物等现代分子生物标志物,相关研究持续推动了冠心病诊断与治疗手段的进步。
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历程
冠心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以传统酶学和基于蛋白质的生物标志物为特征,典型代表包括肌酸激酶同工酶和肌红蛋白。在此期间,诊断主要依赖于检测心肌损伤后释放的酶或结构蛋白;然而,这些早期生物标志物存在特异性相对较低以及在梗死早期敏感性不足的局限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心肌肌钙蛋白因其卓越的心肌组织特异性而成为一项关键进展,最终确立了其作为急性心肌梗死诊断“金标准”的地位,标志着这一初始发展阶段的成熟。
第二阶段是由多组学技术驱动的探索期。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和代谢组学技术的兴起,推动了研究从单一生物标志物向系统性筛查的转变。在这一阶段,微小RNA(microRNA)、氧化三甲胺(TMAO)和载脂蛋白Eε4(ApoEε4)等新型生物标志物相继涌现,揭示了冠心病在炎症、代谢和遗传等多个维度的病理机制。例如,研究发现KLRD1和FOSL2等基因为评估斑块稳定性提供了新的靶点。
第三阶段是组学整合与临床转化期。当前研究聚焦于多维数据整合,利用人工智能、空间组学和大规模队列验证,构建融合传统与新型生物标志物的精准诊断及预后模型。生物传感器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床旁快速检测的实现,显著加速了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
生物标志物的主要类型与典型案例
心肌肌钙蛋白是诊断急性心肌梗死的主要指标。高灵敏度检测方法可在症状出现后3小时内有效筛查该病,并具有极高的阴性预测值。肌酸激酶同工酶作为辅助标志物,有助于评估梗死范围的大小。肌红蛋白因其分子量小,在急性心肌梗死发作后1小时内即可升高,成为超早期排除诊断的关键工具;然而,鉴于其特异性有限,必须联合心肌肌钙蛋白进行检测。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的释放时间比心肌肌钙蛋白早2-3小时,从而填补了超早期诊断窗口期的空白。
在新型生物标志物中,诸如miR-208a/b等心脏特异性非编码RNA表现出了卓越的性能。值得注意的是,miR-208a在发病后4小时内的检出率高达100%,且特异性极高,被视为一种极具前景的早期诊断指标。此外,糖原磷酸化酶BB在心肌缺血期间会迅速释放;在发病后1-4小时内,其诊断灵敏度优于肌红蛋白,为疑难病例提供了有价值的替代检测手段。
B型脑钠肽及其前体受心室压力负荷增加的诱导而产生,能准确反映心肌重构及心功能障碍的程度。因此,它们已成为心力衰竭分层及急性冠脉综合征风险评估的核心指标。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具有极佳的稳定性,适用于长期随访监测。作为一种炎症标志物,C反应蛋白(CRP)可促进斑块脂质沉积并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进程。高灵敏度CRP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联合应用,可优化风险分层模型。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能特异性反映血管壁炎症并预测斑块稳定性,显示出纳入高危人群筛查体系的潜力。冠心病/心肌梗死的核心病理机制在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与破裂,而炎症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孟德尔随机化研究为高敏C反应蛋白(hs-CRP)与冠心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该研究通过选取调控hs-CRP表达的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排除了吸烟、高血脂等混杂因素的干扰,证实hs-CRP水平升高并非冠心病继发的炎症应激反应,而是驱动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致病因素。这一结论与文献中提到的hs-CRP“促进斑块内脂质沉积并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的病理机制相吻合;孟德尔随机化分析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关联的因果性质,而非单纯的相关性,从而为将hs-CRP作为冠心病风险分层及抗炎治疗的靶点提供了核心证据。
在代谢物标志物中,氧化三甲胺(TMAO)已被证实可通过促进巨噬细胞泡沫化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值得注意的是,当该标志物水平超过5 μmol/L时,其水平会升高62%。此外,KLRD1、LILRB3和FOSL2的表达变化可作为斑块进展及复发风险的有效预测指标;联合检测这三种标志物所得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38。
载脂蛋白Eε4(ApoEε4)通过调节血管舒张及水钠排泄,在维持心血管稳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该蛋白与冠心病的遗传易感性显著相关。此外,炎症相关基因SOCS3通过调控血小板活性及炎症反应,参与了斑块的进展过程,且其表达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溶血磷脂酰胆碱和神经酰胺等脂质代谢标志物,通过促进脂质过氧化和损害内皮功能,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的神经酰胺谱可有效预测一年内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卒中的风险。酰基肉碱作为脂肪酸代谢的中间产物,其水平异常反映了心肌能量代谢的紊乱,并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尽管常规及组学衍生的循环生物标志物提供了冠状动脉疾病的系统性视角,但它们往往缺乏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局部病理事件的分辨能力。新兴的空间组学技术(包括空间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实现了对斑块不同区域内局部标志物的精准定位与图谱绘制。例如,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在缺血区受损心肌细胞中呈现特异性的局部高表达,其空间分布与心肌坏死范围一致,而非仅仅反映整体缺血状态。此外,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有力地证实了炎症标志物(特别是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和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 [Lp-PLA2])与冠心病进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空间组学通过揭示这些局部标志物的异常激活及其空间分布是导致斑块不稳定及继发性心肌损伤的直接驱动因素,从而补充了上述因果推断。空间生物学与因果遗传学的这种结合,为开发旨在调节局部斑块炎症及增强心肌保护的治疗策略提供了精确的分子靶点。
现有证据强调,心肌梗死生物标志物在诊断和预后评估效能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最佳阈值设定方面。一项纳入1941例疑似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前瞻性研究表明,采用性别特异性的高敏心肌肌钙蛋白I阈值(女性 >16 ng/L,男性 >34 ng/L)与统一阈值法相比,女性1型心肌梗死的诊断率相对增加了30%,而男性的增幅仅为4.9%。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性别特异性阈值重新归类的女性患者中,74%表现出典型的缺血症状(包括放射至左臂或背部的胸痛以及伴随的恶心),这一临床特征与最初确诊的患者高度一致。从定量角度来看,确诊为1型心肌梗死的女性患者,其高敏心肌肌钙蛋白I的基线中位浓度和峰值中位浓度均显著低于男性,但女性患者出现典型症状的比例及其预测价值均更高。女性患者典型症状的发生率为77%(阳性似然比为1.18),而男性患者为59%(阳性似然比为1.09)。在校正年龄和合并症后,女性患者每增加一项典型症状,其心肌梗死诊断的优势比(OR值)均呈阶梯式上升(两种症状:4.0;三种症状:5.9;四种症状:6.9);相比之下,男性患者的症状数量与诊断可能性之间未见显著关联。这些发现共同表明,生物标志物的表达谱及其临床相关特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采用性别特异性诊断阈值并结合症状群特征分析,可显著提高诊断准确性,并为针对不同患者群体的个体化管理策略奠定基础。
当前挑战与未来趋势
冠心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该疾病的高度异质性使得单一生物标志物难以全面反映不同临床表型的病理特征;特异性不足也是一大难题,因为许多炎症相关生物标志物在感染及其他病理状况下也会升高;新生物标志物缺乏大规模验证及标准化的检测流程,阻碍了其临床转化;此外,早期诊断效能有限,现有指标往往无法在器官功能出现严重受损之前识别出高危人群。
未来的研究将朝着精准化、技术驱动及多维整合的方向发展。精准医学将从“一刀切”的模式转变为基于生物标志物谱的分子分型;在技术层面,多组学整合与人工智能将助力优化生物标志物组合模型。此外,诸如呼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等无创检测技术的应用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未来的研究重点将在于整合与动态监测,旨在构建一个融合临床、影像及分子数据的综合评估体系。开发用于早期筛查、急性风险预测及指导靶向治疗的生物标志物,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核心任务。
代码和数据可用性:
本综述收集的相关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可以在“人类生物标志物导航仪”网站搜索(http://www.hbiomarker.com)。更详细的数据信息可联系通讯作者获取。补充材料(文本、图、表、中文翻译版本或视频)也可从线上(http://www.imeta.science/)获取。
引文格式:
Meng-Yao Li, Qian Zhang, Zijie Wang, Zeping Gui, Jing Liu, Jingda Li, Maojun Jiang, Zukang Chang, Qingqing Han, Bendong Yang, Tariq Saeed, Jun Li, Jinghan Jia, Chenghu Song, Tong Shao, Tianhuan Peng, Xueying Zhang, Pingping Guo, Jun Luo, Gangao Yang, Yuan Wan, Gokhan Zengin, Quan Yuan, Lingru Li, Xiaohui Fan, Yang Luo, Lvyun Zhu, Yanfei Zheng, Wenjun Mao, Wenlong Sun. 2026. “Human biomarker navigator.” iMeta 5: e70157. https://doi.org/10.1002/imt2.70157.
作者简介
李梦尧(第一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肿瘤研究所/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助理教授。
● 长期围绕药食同源资源开发、药食同源抗肿瘤活性及机制研究、肿瘤低毒治疗、抗肿瘤活性化合物合成及应用等领域开展研究,近三年第一或通讯作者在N. Engl. J. Med., Aggregate, Interdiscip. Med., Sci. China Chem., Green Chem., BMC Medicine, J. Future Foods, MedComm, Food Med. Homol., Food Sci. Human Wellness, Mol. Biomed.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张谦(第一作者)
●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 研究方向:(1)传统中药/药食同源中药抗炎与免疫药理;(2)益生菌与人体健康效应机制研究。主持包括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项目共计17项;在iMeta、Interdiscip. Med、iMetaMed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任iMetaOmics执行副主编、Journal of Future Foods编委、iMeta及多个国际期刊青年编委。
王子杰(第一作者)
●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疾病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泌尿外科相关临床及基础研究。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访问学者,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对象,入选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入选首批江苏青年科技人才“U35培育”对象,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免疫治疗工程分会移植免疫专业委员会(I-CS BME)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厅级课题5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二十余篇,累计影响因子大于120分。任iMetaOmics执行副主编,iMeta青年编委,BMC Nephrology执行编辑。
桂泽平(第一作者)
● 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博士后,融格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 主要从事泌尿外科相关临床及基础研究。国家留学基金委高层次培养人才,美国执业医师资格,美国医师协会、移植及肾脏病协会成员。获得美国移植协会与肾脏病协会Fellowship Grant项目资助。现任江苏省健康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面上项目等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二十余项。
刘静(第一作者)
●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助理研究员。
● 研究方向为于中蒙药药效物质基础、抗肿瘤中蒙药药理研究、心血管中蒙药药理研究。于中蒙药药效物质基础、抗肿瘤中蒙药药理研究、心血管中蒙药药理研究。
李敬达(第一作者)
● 长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代谢类疾病发病机制和中药活性成分开发的基础研究及转化应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及企业横向项目各一项。共发表论文35篇,SCI 收录21篇,总他引732次,单篇最高被引388次,综合H指数12;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授权国际发明专利4项。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入选长江大学“菁英人才”项目。
蒋茂军(第一作者)
●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在站博士后。
● 研究方向为化学生物学与药物化学,致力于药物分子结构优化与功能分子设计。累计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发表2篇,共同第一作者在 Weed Science 发表1篇。
常祖康(第一作者)
●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中药内分泌及代谢药理学。累计发表SCI论文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发表1篇。
袁荃(通讯作者)
●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复杂生物样品分析、生物传感新方法、纳米功能材料合成及生物医学应用。相关研究以第一/通讯作者在Sci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Advanced Materials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获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2020年教育部青年科学奖,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17年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重点专项青年科学家项目,2015年获得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2015年入选第二批中组部青年BJ人才支持计划,2015年入选教育部CJ学者青年学者,201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资助,2011年获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奖。
范骁辉(通讯作者)
● 浙江大学药学院教授,求是特聘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药物信息学研究所副所长。
● 研究方向为中药系统生物学及网络药理学研究。开展了系统的中药转录组应用方法学研究,创建了基于转录组学的中成药化学组成与机体生物网络间相关性研究策略,为回答“中药效应物质如何起效”提供了新思路。先后主持“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十余项,发表SCI收录论文6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30余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项。
罗阳(通讯作者)
● 重庆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医学科学院执行院长、重庆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
● 研究方向为重要疾病智慧预警与数字化诊疗研究,包括柔性可穿戴研究、合成生物学研究、重要疾病早期标志物筛选与检测、疾病现场快速检测、生物传感、微生物防控以及肿瘤诊疗一体化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等。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The Lancet Microbe,Nature Communications等CNS子刊和行业顶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100余篇,5篇ESI高被引。申报国际PCT专利6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36件。先后主持国家杰青、重点专项、面上等课题,国家科技创新2030“四大慢病”重大专项、“主动健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云南省重点研发项目、重庆市杰青等科研项目30余项。
朱律韵(通讯作者)
● 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兼职教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病毒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 研究方向为基因编辑、特殊环境生理学和免疫学研究,重点开展基于高通量基因编辑、系统生物学、人工智能等前沿方法的免疫稳态维持和分子监测预警相关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学术成果。主持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Cancer Discovery, iMeta, Cell Reports, Cell, Nature Immunology等期刊发表SCI论文30余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20余篇)。
毛文君(通讯作者)
●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肿瘤多组学、医学人工智能、肿瘤生物材料等。2024年入选全球胸外科研究最活跃专家学者、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太湖人才计划卫生高端人才。现任美国科学研究荣誉学会(SIGMA XI) 会员,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士(Fellow), 美国胸外科协会(STS)会员,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会员,在Cell Host Microbe,Molecular Cancer, 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 Nature Communications, Cell Reports, Trends Cancer, Trends in Molecular Medicine, Bioactive Materials, Theranostics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篇。
共同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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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iMeta(宏)是由威立、宏科学和本领域数千名华人科学家合作出版的开放获取期刊,主编由中科院微生物所刘双江研究员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傅静远教授担任。目的是发表生物、医学及前沿交叉学科高影响力(IF>30)的研究、方法和综述。期刊特色包括中英双语图文、双语视频、可重复分析、图片打磨、6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宣传等。2022年2月正式创刊!相继被Google Scholar、PubMed、SCIE、ESI、DOAJ、Scopus等数据库收录!2026年6月影响因子44.4,一区Top,位列全球SCI期刊千分之二(47/22643),中国期刊4/819!
iMetaOmics(宏组学)主编由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赵方庆研究员和香港中文大学于君教授担任。iMetaOmics(宏组学)相继被PubMed、ESCI、DOAJ、Crossref和EZB等数据库收录,目标是成为IF>15的高水平生物医学综合期刊,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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