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药物研发中,临床试验设计搭建起整套评价框架,用于评估治疗效应,并甄别哪些疗效宣称和临床结论能够得到试验数据支持。有两类试验目标需要明确区分:证实试验药物优于对照药物(优效性);证实试验药物的疗效降幅不超过预设界值(非劣效性)。两种设计回答的临床问题不同,能够支撑的结论也不一样[1]。理解二者差异,对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湿性 AMD)的药物研发十分关键。现代注册临床试验常选用其中一种设计,将在研新药与疗效确切、已上市的抗‑VEGF 药物头对头比较。想要解读新疗法相较于成熟方案的临床获益,临床试验设计是核心。
药物的临床开发通常遵循下述路径:Ⅰ期试验评估安全性、耐受性与给药方案;Ⅱ期试验探索疗效并优选剂量;样本量更大的Ⅲ期试验确认疗效与安全性,为监管审批上市提供依据[2]。
理解优效性与非劣效性临床试验
一项临床研究的效度,取决于其在临床证据层级中的位置以及统计学结果[3]。随机对照试验(RCT)能够提供实验研究中证据等级最高的临床证据。
优效性试验与非劣效性试验都可采用随机对照设计,但二者回答不同临床问题,解读结论所依赖的假设也不一样。阳性优效试验可证实:在预设终点上,试验药物优于对照药物;阳性非劣效试验则证实:试验药物相较于对照药物,劣效幅度未超过预设界值[4]。P 值用于判断统计学显著性;效应估计值(如标准化均数差、比值比、风险比)反映效应大小;置信区间则体现效应估计的不确定性。结合上述指标综合解读结果,远优于单独依靠P 值判断[5]。
非劣效设计依托阳性对照药物在目标人群中已确立的疗效,因此无需设置假对照或安慰剂对照组,即可验证新在研药物是否有效[1]。针对 nAMD,若受试人群与既往证实 ranibizumab(雷珠单抗)、aflibercept(阿柏西普)有效的研究入组人群具备可比性,预设的试验药物相对阳性对照(ranibizumab 或 aflibercept)的非劣效界值为−4.5个 ETDRS 视力字母[6]。该数值并非两组实测最佳矫正视力的平均差值,而是用于和双侧95%置信区间下限比较的判定阈值。当置信区间下限高于−4.5个字母,即可判定达到非劣效;若整个置信区间均大于0、结果偏向试验药物,并且统计分析方案预先设定,该结果也可支持优效结论。
图1 展示了数种常见的结果模式。核心要点:未能证实非劣效,不能证明试验药物劣效。CATT 研究是典型示例:随访1年,对比 ranibizumab 与 bevacizumab(贝伐单抗)的每月给药方案与按需给药方案。同一给药方案下的组间比较均达到非劣效标准;但“每月 bevacizumab 对比按需 bevacizumab”、“每月 ranibizumab 对比按需 bevacizumab”两项两两比较结果无定论,原因为95%置信区间下限跨过非劣效界值[7]。该结果不代表按需给药方案劣效,仅说明现有数据尚不足以证实其非劣效。
图1 非劣效试验的各类可能结局及解读。圆点为试验药物相较于阳性对照药物的最佳矫正视力平均差值;水平线为双侧95%置信区间。正值提示结果更有利于试验药物。当置信区间下限高于预设−4.5个 ETDRS 字母界值,即可证实非劣效。若整个置信区间均大于0,且统计分析方案预先设定优效检验,则该结果可进一步得出优效结论。若置信区间跨越非劣效界值,说明未能证实非劣效;该结果本身并不证明试验药物的劣效幅度超出预设界值。图中数值仅作示例,不代表某项真实临床试验的结果[1,8,35]
虽然在预设的非劣效试验中也可以评估优效终点,但解读时必须锚定预先设定的试验设计,结合试验灵敏度、样本量、对照药物、研究人群与研究终点,方可得到可靠结论[1,8]。
试验设计为何至关重要
优效性试验与非劣效性试验回答本质不同的研究问题(见表1)。阳性优效试验可直接证明:在预设终点上试验药物优于对照药物。这类结果的解读逻辑更为简洁,无需非劣效分析所依托的一整套附加假设[1]。与之相对,非劣效试验有额外前提条件:阳性对照的疗效已得到确证、研究入组人群适宜、预设的非劣效界值具备临床合理性。
表1 优效性与非劣效性试验设计对比
维度
优效性
非劣效性
主要研究问题
试验药物在预设终点上是否优于对照药物?
试验药物相较于阳性对照药物,劣效幅度是否未超过预设的非劣效界值?
常用对照
安慰剂或阳性对照药;当前 nAMD 临床试验一般选用已获批阳性治疗药物
在对应临床场景中疗效已确证的阳性对照药物
阳性结果判定标准
预设统计分析证实存在有利于试验药物的组间差异
置信区间不包含预设非劣效界值。该结果不能证明两种治疗等效
阳性结果解读
支持结论:在受试终点上,试验药物优于对照药物;效应估计值与置信区间有助于判断临床价值
支持结论:相较于对照药物,试验药物的疗效损失未超过预设可接受界值;该结果不能证实疗效更优
核心解读前提
合适的对照、终点、研究实施、结局测量与统计分析
包含上述全部基础要求,同时需满足试验灵敏度、恒定性假设、经临床论证的非劣效界值
分析考量
意向性治疗分析通常作为主要分析;可缩小组间差异的方案偏离、依从性不足,会增加优效证实难度
意向性治疗分析、符合方案分析均重要;缩小组间差异的方案偏离易产生偏向非劣效的偏倚,两种分析结果一致时结论可信度更高
监管与说明书潜在意义
若结果统计学可靠、具备临床意义且被 FDA 认可,可支持对比性或差异化疗效声明
可证实试验药物在预设界值范围内疗效不劣于阳性对照;但仅凭该结果,无法支持疗效更优的声明
药品获批并不以证实优效为必要条件。倘若在预设、有临床意义的终点上证实优效,即可直接证明该疗法在该终点上优于对照,经监管审评后可支持差异化药品说明书。自里程碑研究 ANCHOR 证实 ranibizumab 优于光动力治疗(Photodynamic Therapy,PDT)后,nAMD 领域还没有新疗法证实优于 FDA 已获批的治疗方案。因此在当前 nAMD 研发格局中,若能在主要终点取得优效结论,临床价值极高[9]。
单项关键临床试验能否支持药物获批
FDA 的药品审批路径已发生重大演变。1962年之前,药物只需证明安全性即可获批;自1962年起,必须同时证实安全性与有效性[10]。传统上,至少两项充分且严格对照的临床试验,是确立疗效与安全性实质性证据最清晰的途径。但 FDA 早已认可特定情形:审批可仅依托一项关键临床试验,并辅以佐证证据[11,12]。
2026年,FDA 发布修订版指导原则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阐明:一项充分且严格对照的临床研究,搭配确证性证据,即可达到“实质性证据”标准[13,14]。
既往要求开展两项临床试验,初衷是降低Ⅰ类错误,也就是误判不存在的治疗效应为阳性。既往,两项独立阳性试验可大幅降低阳性结果源于随机机遇的可能性。当下生物医学进展使作用机制、靶点识别更为精准,候选药物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就具备更高的可信基础;现代临床试验设计也更加严谨,重视严格的假设检验标准、统计效能、盲法、独立审核以及关键设计要素的遴选。自2009年起,眼科与其他治疗领域临床试验成功率持续提升,得益于候选药物筛选标准收紧、生物标志物融入研发、突破性疗法转化提速;但临床试验仍常常无法达到预设研究假说[15]。
确证性证据可为审批决策提供进一步支撑,来源包括:其他适应症或同一药理类别药物的数据;机制研究、药效学研究;动物模型;疾病自然史研究、真实世界研究、扩大可及性项目的相关证据[16]。
若采用单试验审批路径,该关键临床试验需要满足两项条件:随机机遇导致阳性结果的概率极低(P<0.001);目标研究人群稀缺,第二项试验不具备实施条件。FDA 建议,若计划采用单试验路径,应提前与相关审评部门沟通,研讨试验设计、确证性证据以及整套证据体系[16]。
单试验路径能够节约多项研究所需的时间与资源、提高研发效率,但试验样本量必须足够大,满足严苛的统计学要求。出于安全性评价对样本量和随访时长的考量,部分情况下仍需要开展第二项Ⅲ期临床试验。
早在2026年该草案出台之前,单试验获批的趋势就已出现。纵观全部治疗领域,依靠两项关键试验获批新药的占比,从1995–1997年的80.6%下降至2015–2017年的52.8%[17]。该趋势并非仅见于特殊监管通道和孤儿药;2024–2025年,超过一半的获批新药、40%以上的非孤儿药,均采用单关键试验获批[18]。
眼科领域单试验获批案例依旧少见,但 FDA 近期明确,单试验审批路径可用于新兴眼科疗法[19‑21]。Xipere(Clearside Biomedical;曲安奈德混悬液)是典型案例:2021年获批用于葡萄膜炎性黄斑水肿,主要基于 PEACHTREE 试验达到主要疗效终点(P<0.001),安全性数据来自开放标签 AZALEA 研究[22‑24]。另一较新案例为 aflibercept 8 mg(Eylea HD;Regeneron),它的各个适应症分别依托独立的一项关键 Ⅲ 期试验获批:PULSAR 试验用于 nAMD,PHOTON 试验用于糖尿病黄斑水肿。值得注意的是,该产品是已成熟药物的新剂型,这一背景支撑监管机构接纳单试验审批框架[25]。
这些实例反映出 FDA 2026修订版指导原则草案的监管理念:在合适条件下,一项设计科学严谨、充分且严格对照的研究,辅以确证性证据,就能够满足法定的实质性证据标准[13]。确证性证据的类型与强度因研发项目而异,需要结合整套证据综合判断,同时纳入关键试验本身的设计、实施、统计分析以及证据强度。
特殊试验方案评估
申办方可向 FDA 提交特殊试验方案评估(Special Protocol Assessment ,SPA)申请,与监管方研讨临床试验的核心设计要素[18]。SPA 书面协议代表申办方与 FDA 就研究关键内容达成一致,包括入排标准、给药剂量、研究终点、样本量、预设统计分析方案等,全部符合 FDA 规范。SPA 协议并不会决定获批所需的临床试验数量(一项或多项)。就试验核心内容取得书面共识,可降低监管风险,规避成本高昂的方案设计缺陷。例如,预先定义的主要/次要终点、分析数据集、统计检验方法,是确证性推断的基础,需要满足 FDA 的预期[18]。没有在方案或统计分析计划中预先规定的事后、临时分析,通常仅作为探索性分析;即使主要终点未达标,该类分析本身不足以支撑疗效声明[19,20]。在试验启动前达成共识,有助于明确哪些分析结果可以合理支持疗效结论。
SPA 协议无法保证新药上市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NDA)获批;SPA 仅针对单个临床试验的设计,不过研发期间 FDA 给出的反馈能够帮助申办方优化研发策略。FDA 对外公布了 SPA 申请流程以及达成协议的条件[18]。标准流程为 FDA 审阅方案核心内容、答复申办方疑问并给出审评考量意见。申办方也可在该阶段初步规划药品说明书表述,明确方案中哪些证据能够支撑对应的疗效宣称。若首轮沟通未能达成共识,申办方修改方案后可重新提交。
SPA 协议生效后,经申办方与 FDA 双方认可,可对协议内容进行修订;如果试验方案偏离已达成共识的内容,该问题将在 NDA 正式审评阶段进行评估[18]。在临床试验日趋复杂的当下,SPA 有助于减少监管不确定性。
FDA 获批 nAMD 疗法的关键试验设计
nAMD 药物研发的重心逐步转向:在维持疗效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疾病控制、延长给药间隔。这种情况下,临床试验整体设计与整套证据体系至关重要。目前大量临床试验都设置多针抗‑VEGF 负荷给药阶段,评估受试药物的治疗负担时,必须将该设计纳入考量(见表2)。疗效持久性可通过预设支持性终点进行表征,包括无需补救注射的受试者占比、首次补救注射的发生时间[21]。上述指标可体现疗效持续时间,但不能独立证明药物有效;解读结果时,需要联合预设的视力终点、解剖学终点、安全性数据以及全部药物暴露情况(包含负荷给药、补救给药)。仅依靠注射频次减少,无法证实药物具备疗效[6]。
表2 部分FDA获批nAMD疗法的关键临床试验设计
药物(通用名)
生产企业
获批年份
关键试验
主要终点
对照设置
研究设计类型
Pegaptanib(哌加他尼)
Eyetech/Pfizer
2004
VISION 1, 2[22]
54周时视力下降<15个字母的受试者占比
假治疗(Sham)
优效性
Ranibizumab(雷珠单抗)
Genentech/Roche
2006
ANCHOR[9]、MARINA[23]
12个月时视力下降<15个字母的受试者占比
ANCHOR:PDT;MARINA:假治疗(Sham)
优效性
Aflibercept 2 mg(阿柏西普 2mg)
Regeneron and Bayer AG
2011
VIEW 1, 2[24]
12个月时视力下降<15个字母的受试者占比
Ranibizumab(雷珠单抗)
非劣效性
Brolucizumab(布罗芦单抗)
Novartis
2019
HAWK、HARRIER[25]
第48周平均最佳矫正视力较基线变化值
Aflibercept(阿柏西普)
非劣效性
Port Delivery System (PDS) with ranibizumab(雷珠单抗端口递送系统)
Genentech/Roche
2021
ARCHWAY[26]
第36/40周(取平均值)平均最佳矫正视力较基线变化值
Ranibizumab(雷珠单抗)
非劣效性+等效性
Faricimab(法瑞西单抗)
Genentech/Roche
2022
TENAYA、LUCERNE[27]
第40/44周、48周(取平均值)平均最佳矫正视力较基线变化值
Aflibercept(阿柏西普)
非劣效性
Aflibercept 8 mg(阿柏西普 8mg)
Regeneron and Bayer AG
2023
PULSAR[28]
第48周平均最佳矫正视力较基线变化值
Aflibercept(阿柏西普)
非劣效性
FDA nAMD 治疗药物行业指导原则草案
2023年2月,FDA 发布面向行业的指导原则草案,用以明确 nAMD 治疗药物的研发与疗效评价相关建议(见表3)[6]。同其他指导原则草案,该文件开放公众意见征集,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代表 FDA 当前的监管思路。
表3 FDA 2023年2月发布的 nAMD 药物行业指导原则草案要点汇总
项目
内容
试验设计
・优效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设置对照组
・非劣效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采用阳性对照药(雷珠单抗或阿柏西普)
对照设置
・各对比组给药频率、给药调整与干预的预设标准,需与受试药物组保持一致
・对照药可选用受试药物的溶媒,或其他已获批上市药物
受试者
・50岁以上 nAMD 患者
・优效性试验应纳入存在视力下降或预期会发生视力下降的患者
・非劣效性试验应纳入已经出现视力下降的患者
疗效终点
・两项设计良好、质控充分的多中心临床试验
・满足以下4项主要终点之一,评估时间≥9个月:
1. 视力下降≥15个 ETDRS 字母的受试者占比(优效性)
2. 视力提升≥15个 ETDRS 字母的受试者占比(优效性)
3. 平均最佳矫正视力差值≥15个ETDRS 字母(优效性)
4. 9个月及以后,受试药与对照药平均最佳矫正视力差值的双侧95%置信区间下限达到预设的-4.5个字母非劣效界值*
安全性
・接受试验药物的受试者≥400例
・在提交 NDA 前,≥300例受试者完成≥9个月随访
・至少1项对照安全性研究,随访时长≥2年
临床评估项目
・每次访视均检测最佳矫正视力
・每6个月拍摄7视野眼底照相
・首年每3个月散瞳行眼前节裂隙灯检查,之后每6个月检查一次
・每3个月采用压平式眼压计测量眼压
・基线时、以及≥9个月时各检测一次角膜内皮细胞计数
・根据全身暴露风险,安排全身临床评估与实验室检验
*:-4.5个字母这一数值适用于置信区间下限,而非观测得到的平均治疗差值。FDA 草案规定:对照雷珠单抗时,界值≥-4.5个字母;对照阿柏西普时,界值>-4.5个字母。
备注:这份2023年 nAMD 指导原则草案为征求意见稿,要求开展两项充分且质控良好的多中心临床试验。而 FDA 更广范围的实质性证据指导原则提出:在合适条件下,1项充分质控的研究联合确证性证据,也可构成疗效的实质性证据,前提是与对应审评科室沟通确认。
👉 试验设计与对照方案考量
优效性研究与非劣效性研究均推荐采用随机、双盲设计。不推荐假注射作为对照:受试者与临床医师可区分假注射与真注射,会对视力这类主观终点引入偏倚、造成破盲,干扰疗效终点判定[26]。此外,玻璃体内注射本身存在固有风险(严重不良事件少见)[27];注射无活性溶媒无法带来治疗获益,同时使受试者承担眼部并发症风险。优先方案为在研药物与已上市药物阳性对照,对照组与试验组的给药频率、剂量调整规则、补救干预标准完全保持一致。每一个受试药物研究臂,都必须配套给药节奏一致的对照臂[6]。
在 FDA 2023年 nAMD 指导原则草案出台之前,aflibercept 2 mg(Eylea;Regeneron)、brolucizumab(Beovu;Novartis)、faricimab(Vabysmo;Genentech)、aflibercept 8 mg(Eylea HD;Regeneron)的Ⅲ期试验设计,均仅在试验组使用延长给药间隔方案,对照组沿用说明书标准给药方案[28‑31]。这项新要求给以证实“疗效持久性”为目标的 nAMD 临床试验带来设计困境:如果对照组必须和试验组保持相同给药节奏,就不能采用“仅试验组延长给药间隔”的经典设计;如果人为拉长对照组给药间隔,则对照药的给药方案会背离其获批说明书。
👉 补救治疗
旨在评估疗效持久性的临床试验会预先设定补救治疗的启动标准,用以保障受试者安全。但如果使用第二种补救药物,将难以区分疗效来源于分配的研究药物,还是来源于补救治疗[32]。根据预设分析方案,多次接受补救注射的受试者将判定为治疗失败。因此,补救注射的次数与发生时间必须完整上报。
仅纳入全程未接受补救治疗的受试者进行预设分析,能够为药物持久性提供重要支持证据;但该类子集分析不可替代全部随机入组人群的主要终点分析。发生在主要终点时间点之前与之后的补救注射,对视力结局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疗效统计分析中需要谨慎处理[32]。
👉 研究终点
视力指标一般推荐作为主要疗效终点[6]。OCT 检测的视网膜积液、黄斑中心凹厚度等解剖学指标多设置为次要终点,解剖学改变往往与视功能变化不具备相关性。需要重点关注:仅在试验组允许延长或缩短给药间隔的非劣效试验设计,无法支持在实现给药间隔延长的亚组中作出优效宣称。同理,仅注射频次降低不能证实药物有效[6]。次要终点体现治疗负担减轻,同样不能证明视功能优效[32]。该情形下不允许优效宣称,会削弱疗法的临床差异化优势,进而影响临床应用以及支付方的评价。
FDA 规定,想要支持优效宣称,至少满足下述条件之一:①视力下降≥15个 ETDRS 字母的患眼占比更低;②视力提升≥15个 ETDRS 字母的患眼占比更高;③组间最佳矫正视力平均差值≥15个 ETDRS 字母[6]。15字母阈值可保证检出有临床意义的视力变化;幅度更小的视力波动,可能落在多次最佳矫正视力复测的正常变异区间内[33]。
👉 统计学分析统计分析计划需在破盲前预先设定,以控制偏倚[13]。方案违背、受试者交叉换药、依从性不佳等情况,均会缩小组间治疗疗效差异。在优效试验中,该类偏倚容易得到“组间无差异”的结果;在非劣效试验中,则更容易得出“满足非劣效标准”的结论。因此,优效性与非劣效性试验均建议采用多重估计目标开展分析;不同估计目标下的分析结果相互吻合,可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1]。
若同时评估多个药物、多个终点或多个时间节点,需要使用多重性控制、层级检验方法,控制Ⅰ类错误率[34]。Ⅰ类错误即假阳性,也就是错误拒绝原假设;检验项目越多,出现假阳性结果的概率越高。层级检验的规则为:只有前一项终点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后方可宣称后续次要终点存在统计学意义;否则对应的 P 值仅为名义 P 值,不能作为确证性结论,除非预先设定的多重性控制方案允许正式统计推断[34]。解读研究结果时,需要结合效应估计值、置信区间与 P 值综合判读[1,6]。
对未来药物研发的启示
监管预期与临床认知不断发展,持续影响 nAMD 后续研发项目。非劣效研究能够证明新药疗效落在预设界值之内、与已上市药物疗效相近;优效研究则评估在预设终点下,在研药物可否提供更优的临床获益。在有效治疗药物众多的现状下,优效结论更有助于实现疗法的临床差异化定位[1,4]。当前研发越来越聚焦疗效持久性,严谨的试验设计与结局报告,是客观评价长期疗效的基础。持久性指标与解剖学终点的解读,必须遵循其在终点层级中预先划定的位置,且与主要视功能终点联合判读;安全性数据共同构成整体获益‑风险评估[6,34]。
FDA 针对 nAMD 临床试验的指导原则仍在持续迭代,研究者应当持续关注预设终点、统计分析方案、安全性评价以及完整证据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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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ejla Vajzovic, MD, FASRS,杜克人工与再生视觉中心主任、杜克玻璃体视网膜外科专科培训项目主任、杜克眼科中心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主任;杜克儿科视网膜与视神经中心联合主任;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眼科中心教授。
Arshad M. Khanani, MD, MA, FASRS,内华达州里诺市 Sierra Eye Associates 管理合伙人,临床研究部主任、专科培训项目主任;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临床副教授。
Jeffrey S. Heier, MD,Ocular Therapeutix 首席科学官;波士顿眼科顾问医院玻璃体视网膜专科与视网膜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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