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patinib Ditosylate Hydrate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编者按：目前临床中抗HER2 ADC药物众多，按载荷机制主要可分为TOP1抑制剂（TOP1i）类和微管抑制剂类，二者在作用机制、耐药特征及交叉耐药风险方面存在差异。微管抑制剂类ADC博度曲妥珠单抗凭借新型载荷Duostatin-5和独特作用机制，在TKI失败及TOP1i类ADC经治/耐药人群中展现出差异化优势；KL166-III-06研究中博度曲妥珠单抗头对头对比T-DM1也显示出了PFS和ORR显著获益，且不良事件可防、可控、可恢复。基于此，肿瘤瞭望特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甘露教授、山东省肿瘤医院李慧慧教授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黄建教授，围绕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ADC治疗选择、博度曲妥珠单抗临床定位、耐药后序贯策略与安全性管理展开深入解读，并展望其未来探索方向。 01 《肿瘤瞭望》：目前抗HER2 ADC药物众多，从载药机制上大致可分为微管抑制剂类和TOP1i类。已上市的微管抑制剂类ADC仅有三款，而在研产品多为TOP1i类。请您从药物作用机制和临床角度谈谈，这两类药物存在哪些差异？在三款已上市的微管抑制剂类ADC中，博度曲妥珠单抗存在哪些差异化优势？ 甘露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ADC药物由抗体、连接子和载荷三部分构成，目前抗HER2 ADC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管抑制剂类ADC，另一类是TOP1i类ADC，这两类药物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载荷。TOP1i类ADC，包括德曲妥珠单抗（T-DXd）、瑞康曲妥珠单抗等，以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为载荷；微管抑制剂类ADC，包括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维迪西妥单抗（RC48）和博度曲妥珠单抗（A166），以微管抑制剂为载荷。 具体到已上市的微管抑制剂类抗HER2 ADC，目前主要有三款。第一款是T-DM1，它是首个应用于乳腺癌治疗领域的ADC，EMILIA研究确立了它在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治疗中的地位。第二款是RC48，RC48-C006研究探索了维迪西妥单抗对比拉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在HER2阳性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基于这项研究，它获批的乳腺癌适应症是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或其生物类似药）和紫杉类药物治疗的HER2阳性且存在肝转移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从适应症看，其治疗患者较为局限，主要集中在肝转移患者中。第三款是博度曲妥珠单抗，KL166-III-06研究评估了博度曲妥珠单抗对比T-DM1在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和紫杉类药物治疗的HER2阳性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基于该研究的积极结果，博度曲妥珠单抗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一种或一种以上抗HER2药物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ER2阳性成人乳腺癌患者。 博度曲妥珠单抗的关键研究KL166-III-06对比了博度曲妥珠单抗与经典标准二线治疗T-DM1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显示，博度曲妥珠单抗相较于T-DM1显示出了良好疗效和安全性，BICR评估中位PFS分别为11.1个月 vs 4.4个月，HR 0.39（95% CI：0.30-0.51），ORR为76.9% vs 53.0%。安全性方面，博度曲妥珠单抗在血液学、肝脏、肺和胃肠道毒性方面均低于T-DM1，间质性肺病（ILD）/肺炎发生率只有1.1%，也没有患者因为不良反应停药。 △KL166-III-06研究BICR评估的PFS结果 博度曲妥珠单抗之所以能在二线及后线治疗中取得这样的疗效，主要在于其载荷是Duostatin-5。Duostatin-5是MMAF的衍生物，属于新型微管抑制剂，疗效较既往微管抑制剂更好；同时它的DAR约为2，均一性高、血浆稳定性好、游离载荷低，因此能够取得较好的治疗疗效和较低的不良反应。 基于博度曲妥珠单抗的适应症和疗效数据，博度曲妥珠单抗已获得2026年《CSCO BC诊疗指南》以及《2026年CBCS&CSOBO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精要本》的推荐。因此，总体来看，博度曲妥珠单抗在适应症覆盖、疗效数据、安全性和指南推荐等方面，与另外两款已上市微管抑制剂类ADC相比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化优势。 02 《肿瘤瞭望》：KL166-III-06研究显示，博度曲妥珠单抗对比T-DM1，BICR评估中位PFS为11.1个月 vs 4.4个月，HR 0.39（95% CI：0.30-0.51），ORR为76.9% vs 53.0%，中位DOR为12.2个月 vs 5.7个月。作为继DESTINY-Breast03（DB-03）研究之后再次头对头对比T-DM1的III期研究，您如何解读该研究数据？它对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有何重要意义？ 李慧慧 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 刚才甘露教授从机制和药物结构上，把博度曲妥珠单抗的差异化优势讲得很清楚。接下来我将重点解读KL166-III-06研究的数据，以及它对乳腺癌患者治疗的意义。 KL166-III-06研究是继DB-03研究之后，再次头对头对比T-DM1的III期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经治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博度曲妥珠单抗相较于T-DM1有明显生存改善：BICR评估中位PFS为11.1个月 vs 4.4个月，HR 0.39（95% CI：0.30-0.51）；ORR为76.9% vs 53.0%，中位DOR为12.2个月 vs 5.7个月，也得到显著提升。OS数据虽尚不成熟，但HR为0.62，12个月OS率为90.6% vs 85.0%，获益趋势有利。 亚组分析中，TKI经治亚组HR为0.36，低于未经治亚组的0.41，提示TKI经治患者同样能够获益，且在数值上获益幅度更大；≥2线、内脏转移、帕妥珠单抗经治亚组也都显示一致获益。安全性方面，博度曲妥珠单抗的血液学毒性和肝毒性低于T-DM1，ILD /肺炎发生率为1.1%，且均为≤2级，交叉使用未见不良反应叠加。 △KL166-III-06研究亚组分析 这项研究的临床意义，我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读：第一，它是继DB-03研究之后再次头对头对比T-DM1的III期研究。DB-03研究设计是T-DXd对比T-DM1，而KL166-III-06研究设计则是微管抑制剂类ADC博度曲妥珠单抗对比T-DM1，这说明微管抑制剂类ADC也可以超越T-DM1。第二，它入组的人群非常贴近中国临床实践：53.4%既往接受过至少2线抗HER2治疗，59.5%用过TKI药物治疗，46.0%用过帕妥珠单抗，73.4%伴有内脏转移。在既往经治的人群中，博度曲妥珠单抗仍能取得11.1个月的中位PFS，疗效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也为中国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及以上治疗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效的选择。尤其在TKI治疗失败的人群中，它的价值会更加突出。安全性方面，它的血液学、肝脏、肺和胃肠道毒性都比较低，眼部事件虽然突出，但整体可控。 03 《肿瘤瞭望》：吡咯替尼已成为中国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主流治疗之一。TKI失败后如何进行药物选择，现有研究入组人群和临床实践差异较大。在KL166-III-06研究中，53.4%患者既往接受过≥2线抗HER2治疗，55.9%既往用过吡咯替尼，且两组各有1例患者既往接受过T-DXd。这些患者应用博度曲妥珠单抗治疗后也显示了较好疗效。请您结合同类研究，评价博度曲妥珠单抗的临床定位，并分享下您在临床中会如何根据患者既往药物暴露、耐药机制进行药物治疗选择？ 黄建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经过TKI或大分子单抗治疗产生耐药后如何进一步治疗，是一个临床难题，也是需要大家共同探讨的问题。已有证据认为，新型ADC药物是这部分患者新的治疗选择。目前新型ADC药物根据靶点不同，可分为靶向HER2的ADC、靶向TROP2的ADC等；抗HER2 ADC根据载荷不同又可分为TOP1抑制剂类和微管抑制剂类。对比微管抑制剂类ADC的相关研究，EMILIA研究开展时对照组采用的治疗方案就是拉帕替尼+卡培他滨，因此研究中TKI经治比例为0；而RC48-C006研究主要针对HER2阳性肝转移患者，未入组TKI经治患者，因此，在已经上市的微管抑制剂类抗HER2 ADC中，博度曲妥珠单抗针对TKI耐药人群的证据是最强的。基于KL166-III-06研究，微管抑制剂类ADC博度曲妥珠单抗显示出较好的治疗效果，尤其对TKI耐药患者而言，是一个较好的治疗选择。 在临床中，我会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综合判断，为患者进行药物治疗选择。第一是既往药物暴露情况，包括用药时间、用药种类以及是否耐药，如果患者未发生耐药，且用药很久后才出现复发，或许仍可继续使用原来药物进行治疗。第二是耐药机制，比如存在HER2突变、BRCA突变的患者，在治疗药物选择上会有所不同。第三是载荷，应避免同载荷药物序贯，尽量优选“相同靶点、不同载荷”或“不同靶点、不同载荷”的策略，以提高患者治疗疗效。第四是转移部位和患者耐受性。对于存在转移或耐受性较差的患者，应选择安全性较好的ADC药物；如有眼部疾病，应选用眼部不良反应较少的ADC药物，以减少眼部疾病风险。当然，肝毒性、肺毒性以及对脑功能的影响等，也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ADC药物的不良反应管理、疗效与安全性管理同等重要。 总结来说，如果TKI治疗失败，大分子单抗治疗也失败，后续可选择ADC药物进行治疗，比如博度曲妥珠单抗等。 04 《肿瘤瞭望》：随着T-DXd等TOP1i载荷的HER2 ADC治疗不断前移，临床会有越来越多患者面对TOP1i ADC耐药后的治疗选择难题。请您从“相同靶点、不同载荷”的序贯策略谈谈，博度曲妥珠单抗这类微管抑制剂类HER2 ADC在TOP1i ADC经治/耐药患者中可能有哪些克服耐药的优势？ 甘露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随着T-DXd这类TOP1i为载荷的抗HER2 ADC治疗不断前移，临床上确实会有越来越多患者面对这类药物耐药后的治疗选择难题。从机制上看，TOP1i类ADC的耐药因素主要包括抗体丢失和载荷相关耐药，其中载荷相关的耐药机制可能更占主导。因此，后续用药时，如果继续采用相同载荷、不同靶点的ADC序贯，交叉耐药风险相对较高。此时，“相同靶点、不同载荷”的序贯策略就非常重要，而博度曲妥珠单抗正是“相同靶点、不同载荷”治疗选择的药物代表：它的抗体仍然是曲妥珠单抗，但载荷换成了微管抑制剂Duostatin-5。 微管抑制剂与TOP1i的作用机制不同，TOP1突变也不会直接影响微管抑制剂类载荷的疗效，因此交叉耐药风险较低。所以从临床策略上讲，对于仍然为HER2阳性的患者，在TOP1i类ADC耐药后，后续治疗应优先考虑选择不同载荷的ADC，微管抑制剂类抗HER2 ADC都可以作为其治疗选择，其中博度曲妥珠单抗在PFS、ORR及不良反应方面均显示出较好的数据，并已获得指南推荐，因此可作为优选。 05 《肿瘤瞭望》：KL166-III-06研究安全性数据显示，博度曲妥珠单抗的不良反应谱以眼部事件较突出，但KL166-III-06中多数患者眼部不良事件经方案管理后恢复，且无患者因不良反应停药。请结合临床经验分享下，您会如何建立筛查、预防、分级处理和眼科转诊路径？哪些患者需要慎用或提前进行干预？ 李慧慧 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 博度曲妥珠单抗的不良反应谱中，眼部事件确实比较突出，常见的是角膜疾病、干眼症和视物模糊。≥3级不良事件的中位起病时间大约在46～47天，因此，前4个周期我们尤其需要关注。但经过方案管理后，大部分患者可以恢复到2级或以下，中位恢复时间约16天，而且没有患者因为不良反应停药，也没有患者因为眼部不良反应导致治疗中止或严重不良事件。因此整体来看，眼部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但可防、可控、可恢复。 临床管理我会分四步。第一步是筛查：基线进行最佳矫正视力、角膜荧光素染色、裂隙灯检查和干眼症检查；前4个周期密切监测，每周期或每2个周期进行一次眼科随访。第二步是预防：提前使用润滑眼液、眼膏，避免佩戴隐形眼镜，保持用眼卫生，做好患者教育，出现眼干、异物感、畏光、视物模糊要及时报告。第三步是分级处理：1级不良反应使用人工泪液、润滑眼液，继续治疗并密切观察；2级加强润滑眼液、眼膏的使用，考虑剂量调整或暂停，并请眼科会诊；3级暂停给药，转诊眼科，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生素或角膜修复治疗，待恢复到2级或以下再恢复博度曲妥珠单抗治疗，必要时减量。第四步是眼科转诊：建立眼科绿色转诊通道，严重或持续不缓解的患者要及时转诊。 临床中，需要慎用或提前干预的患者包括：既往有严重角膜上皮疾病、干眼症、角膜手术史、自身免疫性疾病、糖尿病、高龄患者，以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不能配合眼科随访的患者。 06 《肿瘤瞭望》：KL166-III-06研究数据显示，博度曲妥珠单抗组与T-DM1组新发脑转移发生率分别为9.2%和11.7%，这些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13.8个月和7.6个月；同时研究入组了约73%的内脏转移患者。对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伴脑转移或肝肺转移的患者，这一数据会如何影响您的临床选择？您如何看待博度曲妥珠单抗在脑转移和内脏转移患者中的治疗潜力？ 黄建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乳腺癌患者在病程中确实可能出现内脏器官转移和脑转移，这对治疗提出了新的挑战。既往研究中，T-DM1在内脏转移和脑转移方面已显示一定疗效；新型ADC药物出现后，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治疗格局。从现有数据看，包括T-DXd、博度曲妥珠单抗在内的新型ADC药物，相较于T-DM1，在降低新发脑转移发生率和延长PFS方面都显示出了优势。因此，对于内脏转移和脑转移患者，我们也有了更多治疗选择。 具体来讲，KL166-III-06研究允许经过治疗且临床稳定的脑转移患者入组，但排除了活动性脑转移患者。因此，临床上对于活动性脑转移患者，仍应先进行局部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再考虑系统治疗。对于稳定的脑转移患者，博度曲妥珠单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因为该研究显示，博度曲妥珠单抗在新发脑转移发生率以及PFS延长方面均具有优势。如果单药ADC效果不佳，也可探索ADC联合TKI治疗效果。HER2CLIMB-02研究证实，T-DM1联合图卡替尼较T-DM1单药延长了PFS，这提示ADC联合TKI可能是一个治疗方向，有助于减少或控制脑转移，从而提高治疗疗效。KL166-III-06研究中内脏转移亚组获益一致，因此对于肝转移、肺转移患者，博度曲妥珠单抗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选择。 总体而言，我认为博度曲妥珠单抗在脑转移和内脏转移患者中都有较好的治疗潜力，当然未来还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07 《肿瘤瞭望》：博度曲妥珠单抗已在中国获批既往接受过一种或一种以上抗HER2药物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您认为其未来最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是什么？对该药物未来发展您还有哪些期待？ 甘露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在博度曲妥珠单抗已经获批适应症的情况下，首先应在较大范围的真实世界应用，进一步观察其疗效和不良反应。后续探索可考虑联合治疗方案，比如与TKI联合或与帕妥珠单抗联合；同时也可考虑与免疫治疗、PARP抑制剂联合。对于三阳性乳腺癌患者，CDK4/6抑制剂联合治疗也可作为探索方向；对于存在PAM通路突变的患者，也可参考INAVO122研究，探索联合PI3K抑制剂。通过以上这些联合策略，有望克服耐药、延长患者用药时间、推迟疾病进展。当然，我们也期待博度曲妥珠单抗早日进入医保，提高可及性，让更多患者能够用上这一药物，惠及更多患者。 黄建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以博度曲妥珠单抗为代表的微管抑制剂类ADC在耐药后如何选择后续治疗，以及耐药机制中还会出现哪些新靶点，都是接下来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可采用的策略包括改变载荷或改变靶点，或许能够克服对原有ADC的耐药，提高治疗敏感性，这就需要我们对靶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HER2阳性乳腺癌中脑转移、内脏转移（肝转移和肺转移）患者等均占一定比例。在治疗过程中，ADC药物一定会产生疗效，但其安全性也值得进一步考虑。如何评估好疗效与安全性、选择合适的患者，使治疗效果更明显、安全性管理更可靠，也是我们值得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对于博度曲妥珠单抗，我希望其能够早日进入医保，提高可及性，让更多患者用得起该药物。 李慧慧 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 我赞同两位教授的观点。ADC类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日益广泛，伴随的问题也很多。目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ADC治疗失败后如何选择，这涉及耐药机制研究。如果我们能结合样本开展转化研究，探讨ADC疗效的预测因素以及耐药机制，可能对将来指导个体化治疗、指导ADC选择以及ADC耐药后的选择有很大帮助。 另外，ADC药物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独特的不良反应，因此，对患者管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需要在真实世界中，针对ADC类药物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建立一套可推广的筛查、预防、分级管理体系，以及出现问题后及时转诊的路径，实现对患者多学科、全方位的管理，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这样才能让患者从治疗中真正获益。 甘露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研究管理学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科普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科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重庆市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重庆市医学会乳腺病分会常委 李慧慧 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临床教授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齐鲁卫生与健康杰青人才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访问学者（国家公派） 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山大博士后 乳腺癌MDT专家组网络组长 主持国自然面上及青年、中国博士后、省重点等课题10多项 承担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50多项 山东抗癌协会肿瘤异质性与个体化治疗分会主任委员 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乳腺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山东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异质性与个体化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转化医学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临床科研创新发展专委会常务委员 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乳腺病精准诊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青年学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JCO中文版乳腺肿瘤专刊、Cancer Innovation、中华肿瘤防治杂志等青年编委、多个国际杂志审稿人 黄建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肿瘤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导 浙大求是特聘医师；乳腺外科学科带头人 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浙江省特级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专委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与循证医学专委会常委 浙江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与循证医学专委会主委 浙江省乳腺癌筛查培训指导和质控中心主任 浙江省肿瘤微环境及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 临床擅长： 乳腺癌筛查、早诊与功能外科手术；乳腺癌临床转化研究与临床试验 科研业绩：主持国家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重大新药创制、国家基金重点和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 排名第一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主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以通讯作者在Cell系列Immunity (封面论文)，NC 等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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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总结 本回顾性真实世界研究纳入18种FGFR改变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的230例患者，描述耗尽标准治疗后的生存和治疗模式。按RAGNAR癌种分布加权并考虑延迟入组后，主要分析中位真实世界总生存期为183天，中位真实世界无进展生存期为87天。融合与突变患者可重叠，占比分别为68.3%和37.0%；相应中位总生存期为161和236天。大多数患者耗尽标准治疗后仍接受挽救性系统治疗，但总体结局较差。研究为RAGNAR厄达替尼单臂试验提供真实世界背景，强调识别FGFR改变及探索新治疗的需求；两研究患者、起算日期、进展评价和设计不同，不能直接比较疗效或据此推算治疗获益。 摘要 对于携带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基因改变的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患者，耗尽标准治疗（SOC）后的真实世界结局数据仍缺乏。本回顾性、非干预性观察研究使用定制整理的Flatiron Health–Foundation Medicine临床基因组数据库去标识资料。符合条件者为≥18岁、携带FGFR改变的晚期/转移性患者，并已耗尽SOC。评价真实世界总生存期（rwOS）、无进展生存期（rwPFS）和治疗模式。主要分析按RAGNAR临床试验（NCT04083976）的肿瘤类型加权，并考虑延迟入组。 分析包含18种肿瘤类型的230例患者资料，FGFR融合占68.3%，FGFR突变占37.0%。主要分析中，中位rwOS为183.0天（95% CI：148.0～236.0），中位rwPFS为87天（95% CI：63.0～196.0）。不同肿瘤类型中位rwOS范围为86.0天（95% CI：41～不可得）至356天（95% CI：299～不可得）；FGFR融合患者为161天（95% CI：106～212），FGFR突变患者为236天（95% CI：82～538）。大多数患者耗尽SOC时已接受1线（67.4%）或2线（18.2%）治疗/治疗区段。从一线治疗至SOC耗尽，最常使用化疗（100.0%）及免疫治疗（17.4%）；从SOC耗尽后的最佳支持治疗至死亡，最常使用化疗（65.2%）、免疫治疗（16.1%）及临床试验药物（15.5%）。这些真实世界生存及治疗模式结果，强调FGFR改变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患者耗尽SOC后预后不良，并存在高度未满足医疗需求。 研究意义 本真实世界研究发现，FGFR改变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患者耗尽SOC后预后不良，为RAGNAR试验结果提供背景，并提示厄达替尼治疗可能改善结局。FGFR改变的罕见性及较差预后，凸显这一人群随机对照试验可能难以实施的原因。 引言 FGFR是一类高度保守、广泛分布的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在细胞增殖、迁移、分化及存活中发挥关键作用。FGFR基因改变（FGFRalt），如基因融合、扩增、重排及突变，可导致FGFR信号及下游细胞信号通路异常激活，包括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脂酰肌醇3激酶和Janus激酶–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通路。FGFR信号失调参与癌症发生和进展，并与不良预后和治疗耐药相关。 FGFR改变的发生率和类型随癌种而异。例如，结直肠癌最常见FGFR改变为FGFR1扩增，可能与侵袭性临床行为和较差预后相关。此外，一项分析超过30种癌症、超过10 000份肿瘤标本的研究中，总体FGFR2突变率较低，为3.3%；但胆管癌频率最高，为19.4%，其中融合13.9%、突变5.6%。FGFR2融合在胆管癌中尤其常见，可能持续激活FGFR2，驱动后续肿瘤生长和存活。最后，致病性、激活性FGFR3异常的频率具有分期依赖性，激活突变最常见于低级别尿路上皮癌。 FGFR改变的预后意义也随癌种不同。例如，FGFR2表达及遗传异常在数种癌症中被证实临床上与更好结局相关；一项超过1500例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显示，FGFR3异常与更好的PFS和OS显著相关。但其他尿路上皮癌研究结果不一致；另一项回顾性、观察性比较队列分析中，FGFR改变不影响接受SOC的晚期实体瘤患者预后。胆管癌中，FGFR改变患者有生存改善趋势。总体而言，跨癌种的FGFR改变肿瘤患者预后，以及FGFR改变对疾病自然史的影响，仍了解不足。 第二代FGFR抑制剂，如FGFR1/2/3抑制剂佩米替尼、泛FGFR抑制剂福巴替尼及厄达替尼，已获美国FDA及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某些携带FGFR改变的晚期癌症。佩米替尼获批用于FGFR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胆管癌，以及FGFR1重排的髓系/淋巴系肿瘤；福巴替尼获批用于FGFR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胆管癌。厄达替尼是唯一获批的口服FGFR抑制剂，用于携带敏感FGFR3遗传改变/突变、既往至少一线系统治疗期间或之后进展的成年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 厄达替尼批准由随机、对照、开放、多中心、验证性Ⅲ期THOR试验（NCT03390504）支持；该试验显示，相比化疗，厄达替尼显著延长转移性或不可切除尿路上皮癌患者OS，改善PFS并提高ORR。国际单臂Ⅱ期RAGNAR试验（NCT04083976）评价厄达替尼在任何组织学类型、尿路上皮癌除外的FGFR改变晚期实体瘤中的作用；患者既往至少接受一线治疗，并已耗尽SOC。广泛面板队列（BPC）的合并分析中，ORR为30%（95% CI：24.00%～36.00%），中位OS为18.1个月（95% CI：13.40～24.28），中位PFS为8.5个月（95% CI：6.83～9.72），证实厄达替尼对多种预设FGFR改变肿瘤类型的疗效。但单臂设计使这些结局难以置于比较背景中解释。 为更好描述FGFR改变疾病真实世界治疗格局及结局、评价晚期实体瘤患者未满足医疗需求，并帮助解释RAGNAR结果，我们评价FGFR改变晚期实体瘤患者耗尽SOC后接受最佳支持治疗（BSC）的rwOS；跨癌种及按具体癌种的SOC耗尽后治疗线数及类型；以及所有癌种SOC耗尽后的rwPFS。 方法 数据来源 资料提取自定制整理的Flatiron Health–Foundation Medicine, Inc临床基因组数据库（FH-FMI CGDB）。该数据库将FMI去标识的全面、研究级标本、基因组及其他生物标志物资料，与FH去标识的纵向临床、治疗和真实世界结局直接关联。包括治疗、真实世界结局、疾病特异生物标志物及预后因素在内的临床资料，来自美国超过280家社区癌症中心（75%）及学术医疗中心（25%）的超过500万患者电子病历。纵向患者层面真实世界临床资料主要来自电子病历，也可能补充其他资料，如讣告和社会保障死亡索引，包含结构化资料（预先识别，如性别、出生日期）及非结构化资料（自由文本，如医师记录）。 FH-FMI CGDB包括疾病特异性CGDB及增强泛肿瘤CGDB两个子集。若患者不满足疾病特异性CGDB纳入标准，可进入增强泛肿瘤CGDB。按此层级，一名患者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子集中。疾病特异性CGDB患者有治疗线次（LOT）资料，而泛肿瘤CGDB患者有治疗区段（TB）资料，分别为疾病特异及不依赖疾病的定义。 研究设计 本回顾性、非干预性、观察性队列研究，对常规医疗收集资料作二次分析。研究时期为2011年1月至2021年9月，包含基线期、索引日（最后一线或最后一个SOC治疗区段中停止治疗的日期）及随访期；随访自索引日至研究结局或删失事件，取先发生者（图1A）。rwOS自索引日随访至死亡或删失事件，后者包括可用资料结束、末次结构化临床活动日期、使用选择性FGFR抑制剂、可获得时的最后提取治疗阶段或末次FMI报告。如发生死亡，以死亡结束随访。 rwPFS自索引日随访至进展/死亡、可用资料结束、使用选择性FGFR抑制剂、末次门诊记录日期，或连续90天无结构化临床活动。如死亡发生于末次临床活动或末次门诊记录之后，以这些事件中先发生者结束随访。BSC定义为索引日后任何疾病管理形式，如镇痛药、系统性抗癌挽救治疗（即索引日后任何抗肿瘤治疗，不包括放疗和手术），或不治疗。基线临床活动定义为索引日前90天内的临床活动证据，如末次就诊、末次生命体征记录、给药或实验室检查/结果报告。要求基线临床活动，是为确保患者在索引日前持续在数据贡献机构接受诊疗，从而具有可观察性。Sterling IRB依据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保护研究参与者政策45 C.F.R. §46.104(d)，判定本研究豁免审查。 图1｜研究设计。FGFR，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LOT，治疗线次；SOC，标准治疗；TB，治疗区段。基线期从索引日前12个月开始，至索引日前1天结束。rwOS索引日定义为按癌种预设的最后SOC治疗线次（疾病特异性CGDB）或区段（泛肿瘤CGDB）中停止治疗的日期；rwPFS索引日为启动挽救治疗日期。如停止日期缺失，使用最后SOC线次或区段内末次治疗使用日期，如给药、医嘱或口服日期。 患者 纳入患者须在2011年1月1日或之后诊断晚期/转移性疾病时≥18岁，任何时候至少1份实体瘤标本存在FGFR改变，并有任一治疗线次或区段耗尽SOC的证据。FGFR改变定义为81种预设潜在FGFR驱动突变中至少1种，或保留完整激酶结构域的任意FGFR融合，或融合伴侣基因已命名且非FGFR、功能状态为已知或可能的FGFR重排，即与RAGNAR分析相同的突变/融合。SOC耗尽标准按癌种制定，在收集数据前依据临床合理性预设，反映研究开展时美国临床实践指南（补充表S1）。为与RAGNAR临床资料提供背景，仅纳入RAGNAR出现过的癌种（补充表S2）。 关键排除标准为任何时候出现FGFR耐药突变（补充表S3）；索引日前后5年内存在多原发肿瘤、膀胱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或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索引日及之前任何时候接受过厄达替尼（erdafitinib）、佩米替尼（pemigatinib）、英菲格拉替尼（infigratinib）、福巴替尼（futibatinib）或罗加替尼（rogaratinib）；或癌种未纳入RAGNAR。rwPFS分析排除标准为无挽救治疗证据、SOC耗尽至挽救治疗启动之间临床活动间隔＞90天、该间隔内接受FGFR抑制剂、末次门诊记录早于挽救治疗启动，或该癌种无FH进展评价。RAGNAR数据集包括主要BPC队列217例及胆管癌扩展队列35例。 结局 主要临床结局为rwOS及rwPFS。其他结局为晚期/转移性场景下SOC耗尽后至死亡的BSC系统治疗类型、SOC耗尽前的治疗线数和治疗区段数，以及索引日至挽救治疗启动的天数。探索性结局为SOC耗尽后的rwPFS。 分析 研究为描述性，不进行假设检验，因此未要求最小样本量，也未开展统计检验。使用Aetion Evidence Platform®及RStudio 4.1.2。连续变量用均值±标准差（SD）及中位数、四分位距（IQR）汇总，分类变量用频数及百分比汇总。 跨癌种及按具体癌种评价rwOS和rwPFS，使用Kaplan–Meier曲线汇总，采用等精度法的对数方法计算95% CI。rwPFS分析被视为探索性，因为真实世界进展评价时机及频率随诊疗者和患者症状不同，数据库未记录所有癌种的进展，而临床试验按固定间隔评价。也并非所有患者均评价进展，例如仅接受支持治疗而非挽救治疗者，预计不会进行进展评价；将其纳入PFS分析会造成偏倚。 若中位时间可估计，采用Kaplan–Meier估计量计算中位事件时间及95% CI。系统治疗类型分析仅使用疾病特异性CGDB患者资料；由于FH中治疗区段的探索性质，未使用泛肿瘤CGDB资料。 主要生存分析纳入延迟入组（图1B），因为部分患者在索引日后才满足条件，并从满足全部纳入标准的最晚日期开始随访。采用延迟入组模型减少不死时间偏倚：进入分析者必须生存足够长，才能满足全部条件且至少就诊2次；这段期间患者不可能死亡，因而称“不死”。延迟入组确保入队列前有足够基线临床活动及数据记录，改善基线特征可观察性及与纳入标准的一致性。 敏感性“界标”分析用于在不满足独立延迟入组时估计生存概率：排除索引日至第30天之间发生结局或删失者，处理左截断数据，而无需延迟入组建模有效性所需的入组时间与生存时间条件独立假设。该方法从索引日后第30天开始随访。测序前已发生目标事件或失访者，未被分析队列捕获。在延迟入组分析中，不能对测序前患者生存得出结论。 本真实世界研究反映FH-FMI CGDB中接受FGFR检测并具有FGFR改变患者的肿瘤类型分布。RAGNAR BPC每种癌种入组上限约30例，避免单一组织学占主导。因此，对真实世界数据加权，使其接近RAGNAR总人群，即BPC加胆管癌扩展队列的癌种分布。保留两数据集共有且两者样本数均≥5的癌种，任一数据集中＜5者排除。每个观察值权重为预期目标人群比例除以相应层中实际观察比例。加权Kaplan–Meier结果CI采用自助法或适当替代方法，如稳健方差估计。另开展不加权分析，纳入所有癌种全部合格患者，评价主要结果对权重选择的敏感性。 ECOG体能状态评分广泛用于肿瘤试验，但真实世界数据库较少收集。此外，本真实世界肿瘤电子病历主要并非为研究建立，故某些变量如ECOG评分可能缺失。ECOG缺失率高是肿瘤真实世界数据公认局限，体能状态常记录不完整或仅存在于非结构化病历中。因此，主要真实世界数据未限制ECOG评分。敏感性分析排除索引日前90天内最近一次ECOG评分非0或1者，评价更接近临床试验如RAGNAR的人群结局，以支持背景解释；同时承认该人群可能与真实世界队列存在系统性差异。 对＞10例的组，按预定疾病特异性CGDB分层，如肿瘤类型及FGFR改变类型，并采用主要方法分析。事后分析包括在最大癌种亚组胆管癌中，按FGFR改变类型（融合与突变）分层评价rwPFS。 结果 患者 分析人群数据集纳入18种癌症的230例患者，其中疾病特异性CGDB为161例、泛肿瘤CGDB为69例，用于除rwPFS以外的全部分析（补充图S1）。rwPFS数据集112例。平均年龄60.7岁（SD 11.9），女性62.2%，56.5%的ECOG评分为0或1（表1）。最常见转移部位为远处淋巴结33.0%、肺30.0%、肝27.4%、骨22.6%及腹膜17.8%。总体上，耗尽SOC时接受1、2、3、4、5及6线/区段者分别为163例（67.4%）、42例（18.2%）、11例（4.8%）、7例（3.0%）、5例（2.2%）及1例（0.4%）。 表1｜基线人口学及临床特征，第1部分。 表1（续）｜基线人口学及临床特征，第2部分。 表1（续）｜基线人口学及临床特征，第3部分。 表1（续）｜基线人口学及临床特征，第4部分。 表1（续）｜基线人口学及临床特征，第5部分。 表1（续）｜基线人口学及临床特征，第6部分。BPC，广泛面板队列；CCA，胆管癌；ECOG-OS，ECOG体能状态量表；FGFR，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IQR，四分位距；LOT，治疗线次；NA，资料不可得；SD，标准差；SOC，标准治疗；TMB，肿瘤突变负荷；tTMB，组织肿瘤突变负荷。 表1（续）｜表注。a：类别并非互斥，患者可同时存在融合和突变，或多个FGFR突变。b：仅供研究的tTMB值，使用FMI最新研究用算法及当前参考注释，按各变异功能状态和属于体细胞而非胚系的可能性，回顾性为全部组织标本生成，包括医师报告未提供组织TMB者。该评分通常近似于全部标本使用同版本分析流程所得到的tTMB。c：组织标本检测时分析流程计算的tTMB浮点值，表示每Mb测序基因组中检出的非驱动体细胞编码突变数。医师报告完成前偶尔对分析流程生成评分作整理，但评分中未捕获这一整理。d：包括肾上腺、肾、肝、肺、卵巢、胰腺及脾转移。 各数据集癌种比例及相应权重见表2。总体68.3%存在FGFR融合，37.0%存在FGFR突变（表1）。各癌种融合与突变比例分别为：乳腺癌70.6%与29.4%，胆管癌84.5%与20.2%，子宫内膜癌8.3%与91.7%，胃癌、食管癌及胃食管癌75.0%与33.3%，胶质瘤90.0%与15.0%，非小细胞肺癌50.0%与55.0%。最常见改变为FGFR3-TACC3，45例（19.6%），其次为FGFR2-BICC1，30例（13.0%）。 表2｜肿瘤类型频率及分析加权，第1部分。 表2（续）｜第2部分及表注。BPC，广泛面板队列；NA，不适用。a：“其他”指RAGNAR中存在、但Flatiron Health中未出现或不足5例的癌种，包括腺样囊性癌1例、基底细胞癌1例、结膜表皮样癌1例、胃肠道间质瘤1例、生殖细胞肿瘤1例、间皮瘤1例、甲状旁腺癌1例、唾液腺癌5例、睾丸癌1例、胸腺癌1例及甲状腺癌1例。权重为RAGNAR数据集比例除以真实世界数据集比例。加权使分布接近RAGNAR，包括索引日后才满足纳入条件、并从满足全部条件的最晚日期开始随访的真实世界患者。 表2（续）｜续表注。Flatiron Health中不足5例的癌种未纳入加权。Flatiron Health数据集中合并膀胱及十二指肠肿瘤；由于各癌种均不足5例，未纳入加权。 真实世界总生存期 主要分析（n＝203）跨癌种中位rwOS为183天（95% CI：148～236；IQR：75～432）（图2A）。按癌种分层，中位rwOS从胃癌及食管癌患者（n＝20）的86.0天（95% CI：41～不可得），至子宫内膜癌患者（n＝12）的365天（95% CI：299～不可得）（补充图S2）。按入组时FGFR改变分层，融合患者（n＝152）中位rwOS为161天（95% CI：106～212），突变患者（n＝82）为236天（95% CI：149～372）（补充图S3）。 图2｜真实世界总生存期。CI，置信区间；ECOG-PS，ECOG体能状态量表；延迟入组，患者索引日后满足条件，并从满足全部纳入标准的最晚日期开始随访；加权，按RAGNAR目标人群分布对真实世界数据加权；rwOS，真实世界总生存期。主要分析为加权且延迟入组，任一数据集不足5例的癌种不纳入加权。不加权分析不按RAGNAR分布加权。界标分析排除索引日至第30天出现结局或删失者，以处理左截断数据，无需入组与生存时间条件独立假设。ECOG分析排除索引日前90天内最近一次评分非0或1者。样本量不同，是因为事件时间分析中部分患者因加权排除小样本癌种、在索引日或之前死亡/删失，和/或延迟入组日位于删失事件之后而被删除。由于采用延迟入组模型，患者在延迟入组日才进入风险集，因此0时点风险人数可能与总n不同，反映部分患者当时尚未进入风险集。 不加权敏感性分析（n＝223）中，中位rwOS为173天（95% CI：148～226；IQR：70～437）（图2B）。敏感性界标分析中位rwOS为191.0天（95% CI：154～266）（图2C）；排除索引日前90天内最近一次ECOG评分非0或1者后，为232.0天（95% CI：183～414）（图2D）。 真实世界治疗模式 疾病特异性CGDB的161例中，从晚期/转移性一线治疗至SOC耗尽，全部接受化疗，17.4%接受免疫治疗，分别不足10%接受激素治疗或临床试验药物，不足1.5%接受抗体偶联药物或α/β发射治疗（表3）。生物及非生物靶向治疗比例分别为11.8%和6.8%。从BSC至死亡，65.2%接受化疗，16.1%免疫治疗，15.5%临床试验药物，分别不足6%激素治疗或抗体偶联药物，无人接受α/β发射治疗。生物及非生物靶向治疗分别为9.3%及21.7%。182例接受挽救治疗者，自索引日至启动挽救治疗中位25天，原文报告范围10.50～50.25天。按癌种的治疗模式见补充表S4。 表3｜真实世界系统治疗模式，第1部分。 表3（续）｜第2部分及表注。IQR，四分位距；LOT，治疗线次；SD，标准差；SOC，标准治疗；TB，治疗区段。a：由于Flatiron Health数据中治疗区段具有探索性，仅纳入疾病特异性CGDB。b：类别非互斥，患者可在同一线或多线间接受多种治疗。c：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awwb、bevacizumab-bvzr、西妥昔单抗、olaratumab、帕尼单抗、帕妥珠单抗、雷莫西尤单抗、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anns或trastuzumab-dkst。d：阿贝西利、阿法替尼、阿培利司、阿伐替尼、达拉非尼、达沙替尼、厄达替尼、厄洛替尼、依维莫司、拉帕替尼、仑伐替尼、奥拉帕利、奥希替尼、哌柏西利、帕唑帕尼、佩米替尼、瑞戈非尼、瑞派替尼、索拉非尼、舒尼替尼或替西罗莫司。 真实世界无进展生存期 主要分析采用加权及延迟入组，n＝83，中位rwPFS为87天（95% CI：63～196；IQR：43～238）（图3A）。按癌种的不加权、延迟入组敏感性分析中，胆管癌（n＝49）为87天（95% CI：60～196；IQR：37～198）（图3B），胶质瘤（n＝11）为59.5天（95% CI：41～不可得；IQR：41～200）（图3C）。事后分析进一步按FGFR改变类型分层，不加权并采用延迟入组；融合（n＝65）中位rwPFS为193.0天（95% CI：148～327），突变（n＝13）为685天（95% CI：236.0～不可得）（图3D）。 图3｜真实世界无进展生存期。CI，置信区间；FGFR，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rwPFS，真实世界无进展生存期。主要分析为加权、延迟入组，使分布接近RAGNAR；包括索引日后满足条件，并从满足全部条件的最晚日期开始随访者；任一数据集中不足5例的癌种不纳入加权。不加权分析不按RAGNAR分布加权。界标分析排除索引日至第30天出现结局或删失者，处理左截断数据，无需入组与生存时间条件独立假设。ECOG分析排除索引日前90天内最近一次评分非0或1者。 讨论 多数非尿路上皮癌中FGFR改变罕见，支持不限癌种研究设计。本研究描述230例FGFR改变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患者耗尽SOC后的治疗及结局，凸显预后不良，以及改善治疗的高度未满足医疗需求。此外，将结局与RAGNAR临床试验结果放在背景中解释，提示选择性FGFR抑制剂厄达替尼可能改善结局，该试验中位OS为18.1个月。较差结局凸显对耗尽全部SOC人群实施随机分组的困难。我们既往已在真实世界数据集中评价FGFR改变的预后相关性，包括跨癌种比较有无FGFR改变患者的结局。本研究关注耗尽SOC后FGFR改变疾病的自然史。已有研究利用真实世界临床基因组数据库，考察特定疾病背景的FGFR改变，包括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至少一项分析探索了识别可能从FGFR靶向治疗获益患者的替代方法，进一步强调真实世界数据在理解FGFR生物学及治疗反应中的潜力。 本研究使用真实世界数据旨在补充RAGNAR前瞻性临床试验。结果还强调，在未满足需求显著、尤其是罕见生物标志物定义人群难以开展前瞻性随机研究时，真实世界证据可为单臂试验结果提供背景。 本真实世界研究68.3%患者为FGFR融合，37.0%为突变，与RAGNAR BPC的66%及35%相似。真实世界融合患者结局较突变差，总体rwOS为161比236天，胆管癌中rwOS也为161比236天、rwPFS为193比685天。相反，临床试验中融合患者的结局与突变相似或更好。Ⅱ期剂量递增/扩展FIGHT-101试验，在分子未筛选的晚期恶性肿瘤患者（N＝128）中评价佩米替尼，融合/重排20例ORR为25.0%，突变13例为23.1%，中位PFS分别为5.7及5.0个月。RAGNAR中，融合ORR为32.6%，突变为25.3%。此外，英国单一机构FGFR靶向Ⅰ期和/或Ⅱ期试验54例中，重排患者ORR为38%，优于扩增或突变的各25%。由于患者人群及研究开展不同，包括设计、时间、地区、癌种及FGFR改变类型，应谨慎解释。 鉴于不同癌种FGFR改变的自然史及预后影响具有异质性，合并OS估计应谨慎解读。因此报告了癌种特异结局，不同组织学间变异显著。采用组织学加权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减少异质性影响，结果一致。广泛纳入是捕获罕见恶性肿瘤FGFR改变病例，并与RAGNAR不限癌种设计一致所必需的。 本研究约三分之二合格患者耗尽SOC时接受1线/区段，近五分之一接受2线，约十分之一接受≥3线。疾病特异性CGDB全部161例从晚期/转移性一线治疗至SOC耗尽均接受化疗，17.4%及11.8%还接受免疫治疗及生物制剂。分别不足十分之一接受激素、非生物制剂或临床试验药物。抗体偶联药物或α/β发射治疗罕见。从BSC至死亡，近三分之二接受化疗，约五分之一非生物制剂，较少使用免疫、临床试验药物、生物制剂、激素或抗体偶联药物，无人接受α/β发射治疗。这反映研究期间相应癌种可用的各种SOC方案。耗尽SOC后诊疗模式提示，多数患者获提供某种挽救性系统治疗，最常为化疗。但疗效有限、结局较差，强调耗尽SOC后改善治疗的需求、挽救系统治疗获益有限，以及向这些患者提供新药临床试验选择的重要性。 虽然某些癌种FGFR改变更常见，但总体仍罕见，或因缺乏检测而未知。本研究的优势是能检索大型数据库，识别较多患者进行评价。本研究癌种分布反映FGFR改变晚期/转移性实体瘤真实世界人群。 除优势外，也必须承认局限。患者可能失访，尽管采用外部来源补充死亡信息，仍可能低估死亡率。与所有电子病历真实世界来源一样，FH-FMI CGDB存在关键变量捕获不完整或缺失、机构间记录差异，以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资料提取中的错误分类或测量误差。延迟入组排除了部分患者索引日后早期人时，可能影响估计，使OS较短。另外，真实世界进展评价频率较低，可能人为抬高rwPFS，不能直接比较rwPFS和PFS，因此本研究仅用于为RAGNAR BPC提供背景。虽然部分基线特征相近，如融合比例各约69%、突变比例31%比37%，其他特征（表1）及研究开展（补充表S5）不同。但许多差异已在真实世界分析中处理、通过敏感性分析评价，或两者兼有。 RAGNAR要求ECOG 0分（32%）或1分（67%），而本主要真实世界队列不限制基线评分，0分22%、≥1分50%、缺失28%。限于基线ECOG 0～1分后，rwOS为232.0天，提示基线预后更差的ECOG≥2患者结局更差。两研究癌种类型和分布也不同，部分RAGNAR癌种未包含于FH-FMI CGDB，反之亦然。为处理此问题，真实世界研究仅纳入RAGNAR癌种，并加权使癌种分布接近RAGNAR。不加权敏感性分析中位rwOS为173天，主要加权分析183天，提示主要发现不一定依赖RAGNAR的精确癌种分布。 此外，RAGNAR索引日为启动厄达替尼日期，本真实世界为最后SOC线次或区段中停药日期，因此真实世界索引日至后续治疗启动存在额外“间隔时间”，增加真实世界生存结局时间，可能使其更好。RAGNAR患者在接受厄达替尼时入组，而真实世界在SOC耗尽日入组。RAGNAR患者选择参加试验，并在SOC后生存足够长以符合入组条件，因此两人群BSC治疗数量和/或至挽救治疗启动时间可能不同。最后，真实世界研究纳入延迟入组模型；在不满足独立延迟入组情况下估计生存概率的敏感性分析中，中位rwOS为191.0天，提示主要分析中潜在违反延迟入组假设的影响较小。 总之，这些真实世界生存及治疗模式结果强调，FGFR改变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患者耗尽SOC后预后不良，改善治疗的未满足医疗需求高。将真实世界结局与RAGNAR结果置于背景中解释，提示接受选择性FGFR抑制剂厄达替尼的试验患者结局可能更好。此外，耗尽SOC后的真实世界结局，也可能解释为何这一人群随机对照试验难以实施。 我司实体瘤1299基因检测覆盖FGFR1-4基因全编码区（CDS），以及FGFR1-3关键内含子，可在DNA层面检测FGFR1-3相关融合，可助力临床诊疗；实体瘤272基因检测PLUS覆盖FGFR2基因全编码区（CDS），FGFR1/3/4基因热点区域，以及FGFR1-3关键内含子，可在DNA层面检测FGFR1-3相关融合，也可辅助临床诊疗。 若关注RNA层面融合检测，可在上述项目基础上增选实体瘤1560基因融合RNA检测项目，基于RNA-based NGS测序+杂交捕获建库技术，检测含FGFR1-4相关融合在内超过1560种已知融合和数百个基因相关的未知融合，能够满足几乎所有实体瘤患者的靶向用药、预后评估和辅助诊断相关的基因融合变异检测需求。 文献来源 Demirdjian L, Sweiti H, Harvey R, et al. A real-world study of patients with FGFR-altered advanced solid tumors after exhaustion of standard-of-care treatment. Cancer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26. doi:10.1158/2767-9764.CRC-26-0233. 本文仅供医学专业人士参考，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原文下载链接：A real-world study of patients with FGFR-altered advanced solid tumors after exhaustion of standard-of-care treatment.pdf 往期推荐 ●会议回顾 | 绘真医学助力“妇科肿瘤精准治疗新进展学术会议——济南站”圆满落幕 ●警惕“摄碘但进展”！国内首例RET融合放射性碘难治分化型甲状腺癌17岁患者，塞普替尼治疗后再分化重获摄碘，剂量降至2/3 PR仍维持15个月 ●局晚和转移性前列腺癌瘤内HPV DNA检出率14.6%和18.5%，亚洲人更常见，与更具侵袭性病理表型相关，仅检出不能证明转录活跃感染或驱动癌变 ●基因重排检出率78.9% vs. 45.7%！BRAF野生型甲状腺乳头状癌病理预筛选引导RNA测序，富集NTRK、RET、ALK等潜在治疗靶点 绘真医学坐落于美丽的金鸡湖畔，处于被称为中国“生物硅谷”的中国-新加坡合作苏州工业园区中心，依托国外顶尖学府归国科学家团队建立起先进的检测与研发平台，配备有国际顶级的软硬件设施、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先进的大数据分析处理系统。 绘真医学在苏州和北京分别拥有2700平米和1200平米的临床检测与研发大楼、百余名检测研发人员及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全面开展肿瘤、感染性疾病、遗传及代谢性疾病检测,与卫生、疾控部门及各大医院开展广泛合作。 我司具有临床基因扩增资质、Ⅱ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资质、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认证证书；拥有国内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软件著作权23项，合计国内授权专利54项，申请受理中专利64项，并以满分成绩通过2026年卫健委临检中心组织的室间质评和2026年美国CAP权威室间质评（NEO-A 2026、NEO-A/B 2025、RNA-A 2025、NGSST-A/B 2025）。 使命：“智慧赋予希望”！ 愿景：“描绘本真，健康护航”！ 本文仅供相关专业人员学习参考之用，文中的所有信息均不作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依据。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