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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璟制药-U（688266.SH）：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领航者 一、公司概况：深耕创新药领域的先锋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泽璟制药”）成立于2009年，总部位于江苏省昆山市，是一家专注于创新型小分子及生物制剂疗法研发、生产及商业化的科创板上市企业（股票代码：688266.SH）。公司以“编辑基因，解码生命”为使命，聚焦肿瘤、出血及血液疾病、免疫炎症性疾病和肝胆疾病等重大未满足临床需求的领域，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药研发与生产平台。 泽璟制药自成立以来，始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构建了覆盖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到商业化的全产业链能力。公司已成功实现多款创新药的商业化，并拥有丰富的在研管线，形成了“上市产品放量+在研管线储备”的双轮驱动模式。 二、重点产品：创新药矩阵覆盖全周期治疗 泽璟制药已构建了多元化的产品管线，涵盖肿瘤、出血及血液疾病、免疫炎症性疾病等多个领域。截至2025年，公司已上市的核心产品包括：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用于肝癌、甲状腺癌等实体瘤的治疗，是国内首个一线治疗肝细胞癌的单药靶向药物。重组人凝血酶（泽普凝®）：中国唯一采用重组DNA技术研发并上市的重组人凝血酶，用于外科手术止血，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盐酸吉卡昔替尼片（泽普平®）：国产首款JAK抑制剂，获批用于治疗骨髓纤维化，并拓展至重症斑秃、特发性肺纤维化等多个适应症。 重点产品聚焦：盐酸吉卡昔替尼片（泽普平®） 盐酸吉卡昔替尼片是泽璟制药自主研发的1类新药，也是国内首款获批的JAK抑制剂。该产品通过抑制JAK-STAT信号通路，阻断炎症因子的传递，从而改善脾肿大和症状，适用于中、高危原发性骨髓纤维化及继发性骨髓纤维化患者。 核心优势： 疗效显著：在III期临床研究中，吉卡昔替尼片治疗骨髓纤维化的SVR35（脾脏体积缩小≥35%的患者比例）达到72.3%，显著优于进口药物芦可替尼（27%）。安全性良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吉卡昔替尼片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患者耐受性良好。适应症广泛：除骨髓纤维化外，吉卡昔替尼片还在重症斑秃、特发性肺纤维化、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开展临床试验，市场潜力巨大。商业化前景广阔：吉卡昔替尼片于2025年5月获批上市后，迅速启动商业化销售，并纳入国家医保目录，预计未来几年将实现快速放量。 三、技术创新：双技术平台驱动研发突破 泽璟制药以技术创新为立身之本，构建了小分子药物和重组蛋白两大核心技术平台，并掌握了多项国际领先的技术： CRISPR/Cas基因编辑技术：用于基因功能研究和靶点发现，大幅提升新药研发效率。ES细胞打靶技术：结合现代基因编辑技术，构建具有复杂遗传背景的基因修饰动物模型，为药物评价提供精准工具。重组蛋白药物产业化技术：建成符合GMP标准的重组蛋白药物生产车间，满足重组人凝血酶等生物药的商业化生产需求。临床前及临床研究技术：拥有先进的血液生化检测仪、代谢笼、小鼠活体成像等设备，支持从表型分析到药效评价的全链条研究。 此外，公司还储备了DNA大片段组装系统开发技术、CHO细胞定点高表达系统开发技术、肿瘤免疫治疗靶标筛选系统开发技术等六项前沿技术，为未来研发突破奠定坚实基础。 四、服务体系：全周期支持助力客户成功 泽璟制药不仅提供高质量的创新药物，还构建了覆盖药物研发、生产、销售的全周期服务体系： 定制化研发服务：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研究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加速新药研发进程。专业化生产服务：拥有先进的生产设施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药物的高效、稳定生产。商业化推广服务：通过自营销售团队和战略合作伙伴，推动产品快速进入市场，提升患者可及性。全球化临床研究：推进创新药的全球化临床试验布局，已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开展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五、未来展望：创新引领，迈向全球 泽璟制药凭借其强大的研发实力、丰富的产品管线和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已成为国内创新药领域的领军企业。未来，公司将继续聚焦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加速在研管线的推进，拓展全球化布局，为全球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 随着重组人凝血酶、吉卡昔替尼片等产品的快速放量，以及ZG005、ZG006等在研产品的逐步上市，泽璟制药有望迎来业绩的持续增长和估值的进一步提升。公司将继续秉承“创新驱动，患者至上”的理念，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是一种费城染色体阴性的骨髓增殖性肿瘤，由获得性JAK2基因突变（V617F或外显子12）引起，导致JAK-STAT通路组成性激活和全髓增生。 《Mayo Clinic Proceedings》近日发表综述，对PV的流行病学、分子异常、铁代谢异常、诊断与治疗进行了全面描述。  = 点击文字下载原文Polycythemia vera.pdf 文章亮点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是一种由造血干细胞获得性JAK2突变引起的骨髓增殖性肿瘤。 微循环障碍（表现为头痛、视力障碍、头晕和全身乏力）常见且可能导致患者衰弱。 动脉和静脉血栓栓塞是最重要的并发症，需通过风险分层进行预防。 可能转化为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后骨髓纤维化或急性髓系白血病，但目前尚无法预防。 治疗目标是使用放血或降细胞药物（羟基脲、罗培干扰素或芦可替尼）联合低剂量阿司匹林，将血细胞比容维持在45%以下。近期临床试验明确了靶向和生物制剂的作用。 引言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是一种获得性克隆性骨髓增殖性肿瘤。该疾病的首次临床描述由法国医生Louis Henri Vaquez于130年前记录，而Sir William Osler在约十年后将其确立为医学经典实体。21世纪见证了该疾病理解的突破性进展，并促成了靶向治疗的发展。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由造血干细胞中JAK2基因的激活突变所驱动（基因符号扩展请使用www.genenames.org的搜索工具），导致骨髓髓系和红系祖细胞以及巨核细胞的增殖。血红蛋白或红细胞压积水平升高是诊断该疾病的必要条件，可能伴有白细胞增多和/或血小板增多。患者可能出现与微血管血流障碍相关的神经或眼科症状、与炎症介质相关的全身症状（如疲劳），或机制尚未明确的严重瘙痒。该疾病的主要可干预并发症为动脉或静脉血栓形成，出血较少见；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还可能进展为骨髓纤维化阶段或转化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最近在分子和细胞病理生理学理解、相关症状负担识别、风险分层系统开发以及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新型治疗引入方面出现了较大进展，本文概述了这些发展，并为该疾病的临床管理提供一个框架。本综述基于从建库至2025年6月使用"polycythemia vera"和"epidemiology"或"pathophysiology"或"molecular pathology"或"clinical trials"等检索词进行的PubMed检索所获相关文献，以及2023年和2024年美国血液学会年会提交的摘要回顾。 流行病学与临床特征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年发病率为每10万人3至5例，患病率为每10万人50例。该病可发生于所有人群，既往研究提示男性略多，但当前数据显示男女发病率相当。诊断时中位年龄为61岁，因此多见于老年人，但目前10%的患者诊断时年龄小于40岁。该病可能有家族倾向，但发病率极低。相关因素可能包括罕见的胚系易感基因、14q32染色体重复和46/1单倍型。 PV患者症状负担显著，这是该疾病的重要方面，但常被低估。PV的临床特征包括微循环障碍、全身性或体质性影响、铁缺乏以及血栓或出血并发症。部分患者诊断时无症状，但因其他原因行血常规检查时发现。微血管症状可出现在诊断时，包括伴或不伴先兆的偏头痛样头痛、视力障碍、耳鸣或非特异性神经系统症状（如头晕、精神模糊或步态不稳）。全身症状常见，如乏力和虚弱，但因非特异性可能未被识别为PV相关，而水源性瘙痒是相对特异于骨髓增殖性肿瘤的公认症状。铁缺乏在PV中常见，可能加重疲劳、乏力、头痛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为分类和量化症状，开发了症状评估工具，包括骨髓增殖性肿瘤症状评估表，有助于长期患者监测的统一性。 体格检查表现包括多血症，约20%的患者有脾肿大，通常为轻至中度。其他表现包括由全血黏度增加引起的高血压，以及出血或血栓（尤其是内脏静脉血栓）的体征，如布-加综合征中的肝静脉闭塞可导致黄疸、肝肿大和腹水。 分子与细胞异常 JAK2基因第14外显子的点突变（JAK2 V617F）可导致第617位缬氨酸被苯丙氨酸替换，见于95%的患者。另外3%的患者存在该基因第12外显子突变。约20%的患者存在异常核型，最常见的是9号染色体三体、Y染色体丢失、8号染色体三体和20q缺失。其他髓系突变（尤其是TET2和ASXL1）也有报道。 JAK2突变发生于造血干细胞，通过细胞内JAK-STAT通路导致不依赖配体的自主信号传导，引起全髓增生及外周血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增多（图1）。这些突变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在疾病临床表现前数十年即已存在。利用全基因组体细胞突变数据和系统发育推断，JAK2 V617F突变在某些病例中显示为子宫内或儿童早期获得的突变。一项丹麦大规模人群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说：潜在的炎症微环境可能是获得JAK2 V617F突变的先决条件，意味着该突变实际上是继发现象。研究者报告，IL6R基因的功能丧失性多态性与携带JAK2 V617F突变或发生骨髓增殖性肿瘤的风险降低相关。 虽然髓系克隆进展的因素尚待阐明，但Tet2突变小鼠模型提示白细胞介素1β信号传导在年龄相关克隆扩增中的作用，引起对低度慢性炎症在此过程中潜在作用的关注。此外，疾病表型可能取决于其他髓系突变的存在以及这些突变在造血干细胞中发生的顺序。具体而言，TET2突变先于JAK2 V617F突变时促进红细胞增多表型，而当突变发生顺序相反时，骨髓特征更符合骨髓纤维化样状态。 疾病表型和并发症与受影响的造血干细胞区室大小（通过突变等位基因负荷，即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测量）相关，VAF增加与更高的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以及血栓并发症相关。决定克隆扩增的因素可能包括突变JAK2基因赋予的内在竞争优势，或在旁分泌模型中，突变克隆对骨髓微环境的影响，进而促进克隆扩增。这种异常相互作用导致活性氧物质的产生和炎症通路的诱导，形成恶性循环，既加重症状又促进疾病进展。 Barbui等人最近发表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炎症与克隆发展之间的密切互惠关系。在对1508例PV患者的多变量分析中，他们首次显示炎症生物标志物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与JAK2 V617F VAF和更多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存在及较差的总生存期相关。尽管这些发现有待证实，但它们突显了新出现的概念：JAK2 VAF受炎症影响，反之炎症也受JAK2 VAF调节。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新型治疗的当代临床试验已将JAK2 V617F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的测量纳入反应评估，使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或二代测序技术进行检测。VAF降低对病程潜在影响的一个例子来自一项前瞻性研究，该研究对77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和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患者接受芦可替尼治疗中位8年。JAK2 V617F或CALR的降低与向骨髓纤维化转化率的降低以及更长的无骨髓纤维化生存期、无事件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相关。从概念上讲，VAF降低可能意味着疾病修饰治疗效果，但VAF降低与其他生物学参数（如细胞遗传学异常、未成熟骨髓前体细胞、巨核细胞在骨髓中的定位以及总生存期）的相关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铁代谢异常 PV中显著增加的红细胞质量由骨髓铁供应的相应增加所维持，这对于伴随的血红蛋白合成增加是必需的，并与铁吸收和代谢的复杂改变相关。铁调素（铁代谢的“主调节因子”）浓度在PV中通常降低，这有利于增加胃肠道铁吸收和从网状内皮细胞储存中释放铁。红细胞铁酮（一种由成红细胞分泌的激素）被报道对铁调素有直接抑制作用。PV中显著扩大的成红细胞池可增加红细胞铁酮水平，导致铁调素抑制。随着疾病进展，大多数患者出现铁缺乏，这是由于红细胞生成增强和治疗性放血的“靶向”效应所致。铁调素在此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成为该病治疗中一个可干预的靶点。 诊断 根据国际共识分类，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定义性特征为持续性血红蛋白或血细胞比容水平高于以下阈值：男性分别超过 16.5 g/dL 或 49%，女性分别超过 16.0 g/dL 或 48%（将血红蛋白值转换为 g/L，需乘以 10.0）。大多数具有这些实验室数值的个体并非患有该病，而是表现为其他形式的红细胞增多（可能为继发性、家族性或相对性；表1），因此PV的正式诊断需要满足额外的国际共识分类标准，即三个主要标准全部满足，或前两个主要标准与次要标准同时满足（表2）。对表现为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实用诊断方法见图1。 JAK2突变检测的广泛可用性可能导致在最终确定为非克隆性红细胞增多症的患者中检测到低VAF的JAK2 V617F突变。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估计的人群患病率可能高达3.1%（95% CI，2.8%-3.3%）。 病程与并发症 PV有一个漫长的亚临床期，从克隆增殖开始到出现症状或通过血常规检查诊断。患者在此期间无症状，但当直接询问特定症状（如瘙痒）或更一般的症状（如疲劳或头痛）时，他们常常在正式诊断前数年已有症状。约25%的患者疾病处于早期阶段，有时称为“隐匿性”PV。尽管后一种命名法尚未得到正式认可，但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框架，用于管理以下情况：由于与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相关或无关的铁缺乏限制了血红蛋白和血细胞比容水平的升高，使其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而血常规检查却特征性地表现为小细胞性红细胞增多症。在此阶段，最显著的表现可能是血小板增多，在存在JAK2 V617F突变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误诊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疾病的增殖期（可能持续数十年）的实验室标志是疾病定义性的血红蛋白和血细胞比容升高，可能伴有白细胞增多或血小板增多。该阶段在20年内有10%-20%的患者进展为PV后骨髓纤维化，或在相似时间内有5%-10%的患者进展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理解这些进行性PV形式的发病机制仍是一个重大挑战，鉴于这些疾病终末阶段预后不良，这一点其实相当重要（图2）。 预后评分系统 PV的临床病程多变，因此预测个体患者不良结局的工具对咨询和管理决策至关重要，目前已经开发了用于预测血栓、无白血病生存、无骨髓纤维化生存和总生存的模型。Tefferi等人确定了1545例符合WHO定义的PV患者的预后，中位总生存期为18.9年。多变量分析中确定的不良预后因素包括高龄、白细胞增多（白细胞计数≥15×10⁹/L）、既往静脉血栓史和异常核型。利用这些变量，可将患者分层为不同风险组，中位生存期从10.9年到27.8年不等（最高危组与最低危组的风险比为10.7；95% CI，7.7-15.0）。在该研究中，白血病转化的累积风险在10年为2.3%，在15年为5.5%，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异常核型和白细胞增多。重要的是，白血病转化与既往羟基脲或白消安暴露无关。 突变增强的国际预后系统（mutation-enhanced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system）是一种更新的方案，包括异常核型、剪接机制SRSF2突变、年龄大于67岁、白细胞计数≥15×10⁹/L以及血栓史。利用这些变量可以预测患者生存期，高危患者为2-3年，低危患者超过25年。 最近学者对先前报道的特定白细胞和突变组分的预后重要性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易于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的风险评分（称为AAA+A评分）。根据年龄（>70岁，4分；50-70岁，2分）、绝对中性粒细胞计数≥8×10⁹/L（1分）、绝对单核细胞计数≥0.8×10⁹/L（1分）和动脉血栓史（1分）分配分值，预测生存期从0分患者的37年到6-7分患者的6.3年不等。虽然预测PV的无白血病、无骨髓纤维化和总生存期对患者咨询和监测很重要，但目前不用于管理决策。 血栓风险评估基于患者年龄和既往血栓史。该评估将患者分为低危（年龄<60岁且无既往血栓）或高危（年龄>60岁或有既往血栓）两类。最近，改进此分类的尝试产生了更精细的风险预测。利用一个大型、注释良好的患者队列，一个包含血栓史、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年龄大于60岁以及TET2或DNMT3A突变的评分定义了动脉血栓的四个不同风险类别，而静脉血栓则由既往静脉血栓史和JAK2 V617F VAF大于50%预测。 治疗 PV目前无法治愈，尚无治疗方法能改变疾病自然史并预防骨髓纤维化或白血病转化，其治疗目标是预防静脉或动脉血栓和缓解症状。全球公认的治疗建议基础是使用阿司匹林和维持血细胞比容低于45%。虽然白细胞增多和血小板增多可能与疾病进展等不良事件相关，且即使在血细胞比容恢复正常的情况下血小板增多仍存在，但尚未发现它们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因此，尽管临床试验中治疗反应的定义包括血常规正常化，但实现正常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的临床获益仍需临床试验验证。已完成的重要随机临床试验总结于表3。 欧洲白血病网络在实现基于共识的治疗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血栓低危患者（即年龄小于60岁且无血栓栓塞并发症史）可接受放血治疗以维持目标血细胞比容（<45%），而高危患者则接受降细胞治疗以控制血细胞比容。 在随机对照ECLAP试验中，阿司匹林100 mg每日一次在预防动脉血栓和心血管死亡方面优于安慰剂，风险降低59%，确立了其在PV治疗中的地位。PV中血小板生成率增加，加上阿司匹林90分钟的血浆半衰期，导致任何给定时间点大部分循环血小板未暴露于阿司匹林，从而仅部分抑制血小板功能（通过血栓素B2产生测量）。这一观察结果促使一些学者建议每日两次阿司匹林给药，该策略正在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患者的一项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并取得了一些成功。有经验表明，更高剂量的阿司匹林（300 mg）也可能对治疗偏头痛等血管运动症状有效。 前瞻性随机CYTO-PV (Cytoreductive Therapy in Polycythemia Vera)研究比较了将血细胞比容维持在45%以下与45%-50%之间时心血管死亡或血栓事件（卒中、急性冠脉综合征、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肺栓塞、腹部血栓、深静脉血栓或外周动脉血栓）的发生率。高血细胞比容组与低血细胞比容组这些事件的风险比为3.91（95% CI，1.45-10.53；P=0.007），从而确立了45%作为推荐的血细胞比容阈值。 数十年来，羟基脲一直是高危PV中最常用的降细胞药物。这种RNA还原酶抑制剂有效且安全，但可能与长期皮肤黏膜毒性相关，表现为干燥、色素沉着、非特异性皮疹、疼痛性踝周溃疡以及基底细胞或鳞状细胞癌。这些并发症常被低估，常规随访中需密切关注皮肤护理。 最近，罗培干扰素α-2b（ropegylated interferon alfa-2b，一种脯氨酸残基修饰的聚乙二醇干扰素α，半衰期较长）已在高危和低危PV的一线治疗中进行了研究。在PROUD-PV研究及其扩展CONTINUATION-PV研究中，诊断3年内的高危患者接受该药或羟基脲治疗。12个月后，PROUD-PV未显示罗培干扰素α-2b在主要终点完全血液学缓解（血常规正常化和脾脏大小正常）方面非劣效于羟基脲（21% vs 28%，P=0.23）。然而，在CONTINUATION-PV研究的5年随访中，69%的干扰素治疗患者报告JAK2 V617F VAF降低，而羟基脲组为22%。干扰素治疗患者VAF中位数从37%降至8.5%，而羟基脲治疗患者从中位数38%增至44%。值得注意的是，54%的罗培干扰素α-2b患者在5年后达到JAK2 V617F VAF低于10%，20%达到VAF低于1%，而羟基脲组仅1例患者（1.4%）达到VAF低于1%。罗培干扰素α-2b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血细胞减少、关节痛、肝功能异常、疲劳和头痛。两组不良反应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以及治疗中止率无差异。这些结果必须与MPD-RC 112随机试验（比较羟基脲与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在168例既往未治疗患者中的疗效）相结合，该试验发现12个月时血液学缓解率相当（37% vs 35%）。此外，聚乙二醇干扰素的不良反应特征劣于羟基脲，因此考虑启动一线降细胞治疗时需谨慎。 罗培干扰素α-2b也在低血栓风险患者中进行了研究，这些患者的标准治疗为放血和阿司匹林。在II期LOW-PV研究中，新诊断患者随机接受罗培干扰素α-2b联合放血 vs 单纯放血。在实验组中，81%的患者达到维持血细胞比容低于45%且12个月内无疾病进展或血管并发症的主要终点，而单纯放血组为51%。有反应的患者额外维持反应12个月。干扰素治疗与白细胞、血小板计数以及铁蛋白水平正常化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罗培干扰素α-2b固定剂量100 μg每2周治疗24个月后，JAK2 V617F VAF较基线值下降约25%。 虽然这些结果支持在PV中考虑使用罗培干扰素α-2b，但对使用该药的热情必须有所节制，因为将该药与羟基脲或放血进行比较的随机临床试验数据有限。此外，VAF降低虽然可能对肿瘤克隆有抑制作用，但尚未证明与骨髓形态正常化相关，也未显示出对临床结局有显著影响。因此，监测VAF应仅在临床研究背景下进行，目前不作为治疗计划的考虑因素。 芦可替尼是一种JAK-STAT信号通路抑制剂，在针对羟基脲耐药或不耐受患者的RESPONSE和RESPONSE-2随机试验中，分别与最佳可用治疗作为二线治疗进行比较（无脾肿大和有脾肿大患者）。在RESPONSE研究中，接受芦可替尼治疗的患者在12个月时更有可能达到血细胞比容低于45%和脾脏体积减少35%，优于接受最佳可用治疗的患者（20.9% vs 0.9%，P<0.001）。芦可替尼在治疗112周后实现JAK2 V617F VAF平均最大降低35%。在RESPONSE-2研究中，62%的芦可替尼治疗患者在12周时达到血细胞比容低于45%的主要终点，而最佳可用治疗组为19%（P<0.0001）。这一结果与症状显著改善和需要“挽救性”放血的患者减少相关（分别为19% vs 60%）。两项试验中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头痛、便秘和体重增加。 最近发表的MAJIC研究为芦可替尼在PV一线治疗后的疗效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该随机试验证实了芦可替尼在血细胞比容控制和症状管理方面优于最佳可用治疗。该研究中芦可替尼治疗的患者也获得分子反应，48个月时56%的患者JAK2 V617F VAF降低超过50%。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显示芦可替尼在羟基脲失败后的作用前景，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需要该药在PV中长期治疗的数据，以恰当定义其在可能持续数十年的疾病治疗中的作用。 一些研究性药物正在临床试验中。Rusfertide是一种皮下注射的铁调素类似物，利用该激素限制骨髓铁可用性的作用，从而限制红细胞不受限制的血红蛋白化。正在进行的针对293例PV患者的III期随机安慰剂对照VERIFY试验结果已公布。与接受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周皮下注射rusfertide的放血依赖性患者在维持目标血细胞比容45%的同时，后续放血需求显著减少。此外，这些患者的铁蛋白水平、疲劳相关和骨髓增殖性肿瘤相关症状均有所改善，除注射部位反应外未记录到其他显著不良事件。 其他靶向铁调素介导的铁限制的药物正在研究中，包括使用小干扰RNA、反义寡核苷酸技术、人源化单克隆抗体（DISC 3405）抑制跨膜蛋白酶丝氨酸6（TMPRSS6），以及单克隆抗体抑制转铁蛋白受体TFR-1。虽然预计这些策略不会改变疾病，但它们提供了针对性治疗以限制红细胞生成，可避免反复放血带来的不适、不便和全身铁储备耗竭。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可抑制红细胞生成，目前正在利用这种效应控制PV中的血细胞比容水平，一项HDAC抑制剂givinostat的III期试验正在进行中。此外，赖氨酸特异性组蛋白去甲基化酶（LSD-1）抑制剂bomedemstat正在II期研究中进行测试，已显示出在鼠骨髓增殖性肿瘤模型中缩小脾脏体积和减轻骨髓纤维化的效果，并在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患者中降低JAK2 V617F VAF。 结论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主要基于放血治疗、半个多世纪的羟基脲降细胞治疗和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循证阿司匹林使用之后，基于严格临床研究的PV有效治疗方法正在涌现，这些药物有望改善临床结局并对疾病生物学产生有利影响。虽然接受罗培干扰素α-2b和芦可替尼治疗的患者所达到的分子反应的临床意义仍不确定，但实现PV关键分子驱动因子等位基因负荷显著降低的可能性引发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新型降细胞药物实现疾病修饰。然而，尽管对这些新兴药物的使用充满热情，当前大多数患者的治疗仍应分别为低危和高危患者使用放血和羟基脲。这一建议基于数十年来证实的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尽管PV领域的最新进展令人鼓舞，但仍有诸多挑战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在疾病早期阶段识别疾病，以便早期干预；可能靶向在疾病发病机制中重要的炎症通路；理解疾病进展和转化的机制，这些机制可能通过新型药物进行靶向治疗；确定可能导致长期无治疗缓解甚至治愈疾病的策略。 参考文献 Mayo Clin Proc . 2026 Mar 28:S0025-6196(26)04329-6. doi: 10.1016/j.mayocp.2026.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