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yethylene glycol 33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组合靶标药物研究资助概况与展望 郑楠1,2     汤江江1,3     韩立炜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医学科学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化学与药学院 主要作者简介 韩立炜   博士，教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副主任。长期从事医学科研管理工作。  郑   楠   博士，主任药师。现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要从事临床药理学研究工作。 摘  要 2025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召开第399期双清论坛“组合靶标与原创药物”，为组合靶标药物基础研究的前瞻性布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本文系统梳理了2015—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药物学（H34）、药理学（H35）领域组合靶标药物研究的申请和资助情况。研究显示，十年间组合靶标药物相关项目资助数量与经费整体呈不断增长趋势，研究方向聚焦药物联合应用、多组分药物、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三大类型，覆盖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复杂疾病，主要分布在药剂学、合成药物化学、抗肿瘤药物药理等研究领域。文章指出了当前组合靶标药物研究在靶标发现、分子设计、制剂递送、临床转化与监管评价等环节面临的关键瓶颈，结合我国临床资源优势、人工智能与高通量筛选等前沿技术变革、中医药与天然药物多靶标特色，从临床价值导向、创新技术赋能、天然药物研发经验借鉴等维度提出未来发展方向，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化组合靶标药物领域资助布局、助力我国原创药物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药物学；药理学；组合靶标药物   在过去几十年中，药物发现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设计或寻找作用于单一靶标的高选择性的药物分子，但一些多病因疾病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等，是由复杂的病理网络和环节调控，干预其中一个靶标或环节往往不能改变疾病的整体状态[1，2]。当疾病的一条通路被抑制时，机体可能会激活另一条相关途径，以维持疾病的稳定，按照单靶标药物“一种疾病，一个靶标，一种治疗药物”的常规模式则难以奏效。因此，对于复杂病因的疾病，单靶标药物常常难以调控疾病的整体网络且可能产生毒性，而组合靶标药物则有望解决这一问题。 组合靶标药物是指针对特定疾病，通过调控组合靶标（包括两个及以上不同靶标的组合）而产生增效减毒等协同效应的药物组合[3]。组合靶标药物可以来源于已上市药物和候选化合物等，包括化学合成药物、天然药物、中药、人体及细菌活性物质等，成药形式可以是两个及以上不同化学实体的组合[4]，也可以是作用于多个靶标的单一药物分子（如不同药效团组合、双特异性抗体等）[5]。目前已有组合靶标药物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并被广泛应用：如抗心衰药物Entresto是沙库巴曲（一种脑啡肽酶抑制剂）和缬沙坦（一种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断剂）的组合复方，一方面抑制脑啡肽酶、减少利钠肽的降解，另一方面阻断血管紧张素 II 对心血管的不良作用，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共同作用，以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功能[6]；抗精神分裂症药物KarXT（Cobenfy）由占诺美林（M1/M4选择性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和曲司氯铵（非中枢神经系统渗透性、非选择性毒蕈碱拮抗剂）组成，在激活大脑中的毒蕈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的同时，减少对外周毒蕈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的作用[7]；抗肿瘤药物卡度尼利单抗（PD-1/CTLA-4 双特异性抗体）双重阻断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4，CTLA-4）作用于T细胞活化的不同阶段，协同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8]。可见，相比单靶标药物，组合靶标药物可以作用于疾病中具有内在联系的多个靶标，从而发挥协同作用，产生更好的疗效和更小的不良反应。 近年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情况可以看出，国内的药学科研人员越来越关注多靶标及组合靶标药物的研究。本文总结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十年（2015—2024年度）药物学（学科代码H34）和药理学（学科代码H35）领域对组合靶标药物研究项目的资助情况，分析获资助项目的整体情况、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以期为组合靶标药物研究提供参考。 1   药物学和药理学领域对组合靶标药物研究项目的资助概况 1.1  药物学领域对组合靶标药物研究项目的资助概况 2015—2024年的十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药物学领域共资助组合靶标药物相关研究项目471项，占药物学科资助项目总数（3 695项）的12.7％；累计资助直接经费19 320.08万元，占药物学科资助项目总经费（198 459.7万元）的9.74％。在二级代码分布方面，相关资助项目在药剂学（H3408）领域有295项，合成药物化学（H3401）领域有104项，天然药物化学（H3402）领域有22项，其他领域有50项，分别占十年间相应领域申请数量的6.7%、2.0%、0.5%和0.7%。相关研究项目涵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部分项目类型（图1）。其中，面上项目169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251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29项，资助经费16 529.08万元（占比85.6%）；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项（2017年和2019年），资助经费750万元；重点项目1项（2021年），资助经费291万元；应急管理项目2项、专项项目6项，资助经费328万元；联合基金项目3项，资助经费770万元；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7项，资助经费634万元；以及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1项，资助经费18万元。上述项目分布于137家依托单位。从项目数量变化趋势看，除个别年份（2022年和2023年）波动外，组合靶标药物研究项目的资助数量基本呈现逐年增加趋势，2024年获资助项目数量（66项）与2015年（38项）相比增加了73.7%。与之相对应，组合靶标药物研究项目的资助经费除个别年份（2022年和2023年）波动外，亦呈现逐年增加趋势，2024年获资助项目经费（2 589万元）是2015年（1 454.4万元）的1.78倍；其中2021年资助经费为2 850万元，与该年度1项重点项目、1项专项项目和1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获得资助有关。 1.2  药理学领域对组合靶标药物研究项目的资助概况 2015—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药理学领域共资助组合靶标药物相关研究项目410项，占药理学科资助项目总数（3 455项）的11.9％；累计资助直接经费16 344.6万元，占药理学科资助项目总经费的10.1％。在二级代码分布方面，相关资助项目在抗肿瘤药物药理（H3505）领域有240项，临床药理（H3511）领域有61项，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H3510）领域有36项，抗感染药物药理（H3506）领域有24项，其他领域有49项，分别占十年间相应领域申请数量的4.6%、3.0%、2.3%、2.3%和0.5%。相关研究项目涵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部分项目类型（图2）。其中，面上项目158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218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22项，资助经费14 733.6万元；重点项目4项，资助经费1 117.0万元；应急管理项目及专项项目4项，资助经费60万元；联合基金项目1项，资助经费260万元；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3项，资助经费174万元。上述项目分布于111家依托单位。从项目数量变化趋势看，除个别年份（2019年和2023年）波动，组合靶标药物研究项目的资助数量基本呈现逐年增加趋势，2024年获资助项目数量（55项）是2015年（18项）的三倍多。与之相对应，组合靶标药物研究项目的资助经费除个别年份（2018年和2019年）波动外，亦呈现逐年增加趋势，2024年获资助项目经费（2 482万元）是2015年（601.9万元）的四倍多；其中2018年资助经费为2 088.5万元，与该年度2项重点项目获得资助有关。 2   药物学和药理学领域组合靶标药物研究资助项目的主要研究方向 组合靶标药物按照药物组成特点大致可划分为三类：药物联合应用、多组分药物和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2015—2024年药物学（H34）和药理学（H35）领域在药物联合应用方向资助项目359项，多组分药物方向资助项目289项，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方向资助项目233项，分别占十年获资助项目总数（7 150项）的5.0%、4.0%和3.3%。 2.1  药物联合应用 药物联合应用被广泛用于多种复杂疾病的治疗，是为了达到治疗目的而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同时或先后应用，通过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提高治疗效果，降低不良反应，减少耐药性，或针对复杂疾病的不同病理机制进行综合治疗[9]。申请项目的研究对象通常来源于已上市药物、候选化合物等。联合用药研究是药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研究内容涉及药物相互作用、临床疗效提高以及不良反应减少等方面，药理学相关研究（346项）占该方向获资助项目总数（359项）的96.4%。从项目的申请代码看，抗肿瘤药物药理（H3505，206项）、临床药理（H3511，58项）、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H3510，33项）和抗感染药物药理（H3506，18项）获资助项目较多，分别占该方向获资助项目数的57.4%、16.2%、9.2%和5.0%（图3A），这与联合用药方案在抗肿瘤和抗感染治疗中被广泛应用，临床药理学科和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学科较多涉及药物相互作用、个体化用药、药物不良反应研究有关。从项目研究的疾病类型看，联合用药相关获资助项目主要集中于恶性肿瘤和感染性疾病，分别占该方向获资助项目数的81.9%和8.1%（图3B）。肿瘤发病机制复杂，具有异质性且耐药问题严重，有研究发现约8.9%的恶性肿瘤病例可能从联合治疗中获益，尤其是具有高突变负荷的肿瘤[10]；另一方面，肿瘤治疗方式多样，涵盖了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因此如何通过优化设计联合用药策略发挥多靶标协同作用，一直是抗肿瘤新药研发、临床用药的热点与难点。对于感染性疾病，由于其发病率高，常涉及多种病原体的混合感染，且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耐药性病原体不断增加，因此，面对复杂感染的治疗需求，随着抗感染新药不断涌现，联合用药研究成为感染性疾病治疗的重要方向[11]。 联合用药的药理学研究基于对药物作用机制、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及疾病发展规律的深入解析，设计科学的联用方案，达到减少治疗抵抗、提高疗效以及减少毒副反应等目的。 （1）通过联合使用不同机制的药物组合，延缓或降低病原体或肿瘤细胞对单一药物产生治疗抵抗的风险。近十年，减少治疗抵抗是药物联用研究获资助最多的方向，共获资助200项，占总资助项数的55.7%。有些项目通过多靶标协同抑制阻断耐药通路，如项目“PARPi联合PD-1抑制剂通过cGAS信号通路逆转放疗抵抗的机制研究”发现激活环鸟苷酸—腺苷酸合成酶（cyclic GMP-AMP Synthase，cGAS）可以增强直肠癌的放疗敏感性，而持续激活cGAS又可能通过上调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表达，抑制肿瘤免疫，促进放疗抵抗发生，因此提出通过同时抑制DNA损伤修复和激活抗肿瘤免疫，逆转直肠癌放疗抵抗的新策略。有些项目通过分析造成耐药的药代动力学过程（吸收、分布、代谢、排泄），选择可调节药代过程的联用药物，提升目标部位的药物浓度，如项目“缺氧介导肾细胞癌中有机阳离子转运体OCT2表达抑制的机制及逆转耐药研究”围绕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 DMT)等相关因子探究缺氧对肾细胞癌中有机阳离子转运体2（Organic Cation Transporter 2，OCT2)表达抑制的作用，获得能逆转低氧条件下肾细胞癌化疗耐药的“HIF抑制剂—DNMT抑制剂—OCT2底物类抗癌药物（Oxa）”三元联合用药新方案。 （2）通过发挥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协同治疗作用以增加药物敏感性，提高治疗效果。药物联用研究获资助项目中共有127项围绕药物增效或增敏展开，占总资助项数的35.3%。有些项目通过作用于同一靶标的不同环节、不同靶标或互补通路，实现协同放大的治疗效应，如项目“EZH2与NSD2介导的组蛋白多位点修饰异常在肝癌中的作用机制及联合用药研究”发现表观遗传修饰酶Zeste基因增强子人类同源物（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EZH2）与组蛋白赖氨酸甲基转移酶2（Nuclear receptor-binding SET Domain-containing 2，NSD2）在控制H3K27甲基化和H3K36甲基化方面存在相互关联，共同影响肝癌转录，提出EZH2抑制剂与NSD2抑制剂联合用药策略。有些项目通过药物联用对药代动力学过程进行优化，增加靶部位药物浓度，保障疗效发挥，如项目“基于PKC/NF-κB-PXR通路调控P-gp的桑皮苷A与紫杉醇联用抗NSCLC增效作用研究”通过阐明桑皮苷A增强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light-chain-enhancer of activated B cells，NF-κB）和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活性、下调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细胞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表达水平和外排转运功能的机制，提高紫杉醇的药物利用率，增强抗NSCLC作用。 （3）通过一种药物拮抗另一种药物的效应或减少另一种药物剂量，减轻药物的不良反应或毒副作用。共有18项研究围绕减少不良反应或毒副作用开展，占总资助项数的5.0%。有些项目通过阐明药物—靶标结合特异性不足导致不良反应，从药效动力学相互作用角度指导临床选择联用方案，如项目“Metformin与T0901317联用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机理研究”发现肝X受体（Liver X Receptor，LXR）包括α和β两个亚型，配体（T0901317，T317）激活的LXRβ可有效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但同时被激活的LXRα诱发脂肪肝等副作用，metformin通过激活AMPKα选择性抑制LXRα但不影响LXRβ功能，因此提出metformin与T317联用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并通过对LXR两个亚型的差别性调控阻断T317诱导的脂肪肝。有些项目通过阐明药物代谢相关的毒性机制，避免药物联用的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如项目“‘代谢—转运互作’介导槲皮素及其活性代谢物Q3GA调控CsA药动学的分子机制”阐明槲皮素（Que）及其代谢物（Q3GA）可抑制代谢酶和转运体，与环孢素（Cyclosporin A，CsA）彼此关键处置靶标蛋白有诸多重叠，通过代谢—转运互作调控CsA药动学行为，进而发挥防治CsA肝肾毒性和增强疗效的作用。 另外，药物联合应用也被称为非固定剂量药物联用，通过灵活调控药物组合可实现个体化治疗，因此还有一部分研究项目关注临床联合用药方案的优化与个体化治疗，通过患者的个体特征（如基因多态性、疾病状态、生理特征等）优化药物组合和剂量，开发个体化的药物组合治疗方案。近十年这部分研究共获资助14项，占联合用药获资助总项数的4.0%，如“基于PBPK/PD模型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利伐沙班与ALK抑制剂的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发现作为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药物，ALK抑制剂对代谢酶和药物转运体存在不同程度的诱导或抑制作用，可影响利伐沙班的药动学/药效学，因此采用生理药动学/药效学的研究方法，建立利伐沙班与七种ALK抑制剂的药物相互作用的机制性模型，定量考察药物相互作用的程度，结合患者个体特征，可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利伐沙班的精准联合用药提供依据。 2.2  多组分药物 多组分药物也称为固定剂量复方制剂，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不同药理作用的活性成分形成固定配比的标准化剂型。相较于药物联合应用，除了能提升药物协同疗效和降低毒副作用以外，多组分药物在精准剂量控制、减少给药频次、提高用药便捷性、改善患者依从性等方面更具有优势[12]。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已有2 000多个多组分药物获批上市，用于降压、降脂、抗感染、抗肿瘤等。由于传统的多组分药物面临不同理化性质生物活性成分的共同荷载较困难、载体设计较复杂，且存在不同作用机制及靶标的组合靶标药物难以在时空上高效协同等亟待解决的问题[13]，因此近十年药物学和药理学领域在多组分药物研究方面获资助项目的学科代码明显集中在药剂学研究方向（H3408，275项），占获资助总项目数的95.2%，其余分布在药物材料（H3409，11项）和抗肿瘤药物药理（H3505，3项）研究方向（图4A）。从针对的疾病类型看，多组分药物相关获资助项目主要集中于恶性肿瘤、慢性炎症与免疫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精神疾病等，其中恶性肿瘤相关研究获资助204项，占该方向获资助项目总数的70.6%（图4B）。恶性肿瘤患病率高、发病机制复杂，是我国居民的第二大死因，一直是新药研发、临床用药的热点与难点。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内外已获批上市的多组分药物常用于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精神疾病、感染性疾病等，如恒格列净瑞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片是由钠—葡萄糖协同转运体2抑制剂（Sodium-dependent Glucose Transporters 2 inhibitor，SGLT2i）恒格列净、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Dipeptidyl Peptidase-4 inhibitor，DPP-4i）磷酸瑞格列汀和二甲双胍组成的固定剂量复方缓释制剂；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缓释片是含沙坦类（阿利沙坦酯）与噻嗪样利尿剂（吲达帕胺）复方缓释制剂。但是，在恶性肿瘤方面尚缺少上市的多组分药物，提示抗肿瘤多组分药物的临床转化研究亟待加强。 药剂学作为研究药物制剂设计、制备工艺、质量控制及合理应用的学科，通过对多功能载体材料的研发、主动响应/自适应递送系统的构建，为多组分药物递送提供了核心支撑，推动多药递送从粗放式联合向精准化协同升级。因此，药剂学领域有较多项目聚焦多组分药物研究，为多组分药物的基础科学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1）解决药物理化性质不匹配难题，提升多药共载效率。多组分药物共载的核心障碍源于药物分子自身性质的差异，导致包载效率低、载药量不均、释放行为紊乱等，药剂学通过载体结构分区，为不同性质药物提供独立的储存空间，避免药物间直接相互作用，从而解决理化不匹配问题。脂质体具有磷脂双分子层结构，可同时高效包裹亲水及疏水药物，实现溶解度互补药物的协同递送，如项目“基于序贯式给药策略的共载ATIs和阿霉素胶束的iRGD肽修饰纳米脂质体多重逆转肝癌干细胞多药耐药研究”将疏水性ATP结合盒转运蛋白抑制剂（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Inhibitors，ATIs）和亲水性D-α-生育酚聚乙二醇琥珀酸酯(D-α-Tocopheryl Polyethylene Glycol Succinate，TPGS)阿霉素胶束分别包载于脂质双层和亲水内核，可实现序贯式释药，即先释放ATIs抑制ABC转运蛋白，后释放阿霉素可避免被泵出而有效杀伤肝癌干细胞。聚合物胶束的疏水内核可以包载疏水性药物，亲水壳层通过静电作用结合带电药物，如项目“药物相互作用对共包载盐霉素和siRNA纳米给药系统抗肿瘤效应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两亲性阳离子嵌段聚合物PCL-S-S-PDMAEMA自组装形成胶束纳米载体，该系统的阳离子聚合物正电荷片段PDMAEMA静电结合靶向肿瘤相关基因的负电性siRNA，胶束的疏水核区包载抗肿瘤干细胞的药物盐霉素，从而实现多靶标协同效应。 （2）实现药物时空精准释放，优化协同治疗窗口。药剂学利用体内微环境（如pH、温度、酶、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或外源性刺激（如光照、超声），使载体在特定部位发生结构变化，实现药物的空间可控释放，如项目“PDC纳米前药调控脑周细胞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研究”设计兼具靶向和治疗功能的VLC肽，以ROS敏感型苯硼酸酯键为连接体，共价偶联姜黄素（Cur），构建ROS响应型的PDC纳米前药VLC-CBA-Cur，自聚形成前药纳米粒，在周细胞及其微环境高ROS条件响应解散，实现对病变周细胞多环节干预，延缓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病理进程。针对不同药物的作用机制，药剂学采用多层结构载体，通过调控各层载体材料的降解速率，实现药物的时间可控释放，最大化协同效应，如项目“基于代谢重编程策略的多药异步释药系统的研究”采用具有温敏效应的脂质凝胶为载体制备双层凝胶，通过调节脂质凝胶比例，调整药物释放速率和相转变温度，达到即使外层包载的黑磷纳米颗粒组合物在光照条件下迅速释放转化，包载二甲双胍的内层仍保持凝胶状态缓慢释放药物，这样黑磷纳米粒率先促进白色脂肪褐变超过一定比例后，“异步递送”的二甲双胍促进棕色脂肪外泌体分泌，最终调节全身脂质代谢逆转胰岛素抵抗。 （3）降低多组分药物毒性，提高临床用药安全性。传统多药给药易因药物在正常组织分布过多引发毒性，药剂学利用微球、微针、凝胶等载体的缓释特性，延长药物在血液循环中的半衰期，降低给药频率，如项目“低毒高响应的载抗原捕获纳米粒的缓释凝胶用于原位肿瘤疫苗的研究”将佐剂咪喹莫特和免疫抑制逆转剂indoximod载入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oly(lactic-co-glycolic acid)，PLGA）制备的抗原捕获纳米粒中，再将载药纳米粒与阿霉素混入磷脂凝胶中制备多功能共递药系统，利用阿霉素诱导肿瘤细胞免疫原性死亡而产生肿瘤抗原，缓释可降低化疗药的全身毒性和免疫细胞毒性，随后纳米粒吸附肿瘤抗原后促进树突状细胞摄取抗原，进而释放药物激活树突状细胞并逆转免疫抑制。有些项目通过靶向递送减少药物在肝、肾等代谢器官的蓄积，从而降低多药给药毒性，如项目“仿生凝聚体介导的分级靶向和增效减毒策略在肺炎治疗中的研究”针对多黏菌素单药疗效欠佳且肾毒性较大等问题，构建pH和脂多糖双重响应的多黏菌素凝聚体，同时包载免疫调节剂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以肺表面活性物质修饰达到对肺泡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的双重靶向，有效提高感染部位与靶细胞的药物浓度，减少肾脏蓄积，实现增效减毒目标。 2.3  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 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是指可以同时选择性地作用于两个或多个分子靶标的单一组分的药物。相比于联合用药和多组分药物，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有着明显的优势[14]：由于是单一组分，具有可预测的药效学和药物代谢动力学性质；克服了各组分之间因相互作用导致的不良反应；用药方便，不存在组合用药的剂量或比例问题；在相同疗效的前提下，由于协同作用，可使药物给药剂量降低，从而减少高选择性单靶标药物的不良反应；减缓耐药性的发生；鉴于证明联合用药的活性和安全性的法规要求比单一药物复杂，因此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在药物开发中可能具有成本优势等。近十年药物学和药理学领域在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研究方向资助项目（237项）的学科代码排在前三位的是合成药物化学（H3401，104项）、抗肿瘤药物药理（H3505，31项）、天然药物化学（H3402，22项），占该研究方向获资助总项目数的66.2%（图5A）。从疾病类型看，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相关获资助项目主要集中于肿瘤、感染性疾病、神经精神疾病等，其中肿瘤相关研究获资助124项，占该方向获资助项目总数的53.2%，神经精神疾病42项（18.0%），感染性疾病35项（15.0%）（图5B）。 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研究一般遵循“系统认知、精准设计、协同验证”的核心思路。首先基于系统生物学与病理网络特征，深度解析疾病的多靶标调控网络，识别出可被单一分子同步作用的优势靶标组合（如上下游信号蛋白或功能互补的受体）；进而借助多靶标定向设计、表型筛选及靶标反卷积等策略，通过结构优化调控分子对各靶标的抑制/激活效力（即配比），获得能均衡调控多个靶标且具有适宜药代动力学特性的先导化合物；最终通过多维药效学与机制研究，在细胞、组织及整体动物水平验证其协同增效、降低毒副作用的优势。与单靶标药物追求的“高度选择性”不同，该策略强调“可控的多功能性”，其优点在于更全面干预疾病网络、协同增效、减少耐药性和简化用药方案；难点则在于设计难度高（需平衡多靶标活性与药代性质）、优化过程复杂，并可能因脱靶效应带来多重毒副作用风险，对安全性评价提出更大挑战。近十年来，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研究主要集中在2个靶标（196项，84.2%），此外还有少量的3个靶标（20项，8.5%）和3个以上靶标（17项，7.3%）的研究。 从涉及的药物类型看，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包括小分子化合物和大分子化合物。小分子化合物具有相对分子质量小、易于合成修饰和透膜性好等特点，是最常见的多靶标药物，约87.1%的获资助多靶标药物研究为小分子化合物（203项）。其中合成小分子化合物（145项）因临床广泛使用和易于合成优化，较多地应用于多个靶标，包括双靶标的合成小分子，如项目“新型FGFR/EGFR双靶标不可逆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及生物活性研究”，以及三个及以上靶标的合成小分子，如项目“选择性SSRI/5-HT1A/5-HT7多靶点活性分子设计合成及抗抑郁作用研究”和“异噻唑类新型铁死亡抑制剂的发现及多靶点抗阿尔茨海默病的机制研究”。天然小分子化合物（58项）因生物相容性好和成药潜力大，不仅是药物先导结构发现的重要来源，而且可作为药物靶标发现的分子探针，如项目“多靶点抗阿尔茨海默病桑属Diels-Alder型加合物的发现、合成及作用机制研究”；临床疗效明确的中药来源天然小分子，如项目“中药砂仁和草豆蔻作用于多靶标的降血糖活性成分及分子机制研究”和“基于D2R、5-HT2AR及H1R多靶点的抗精神病中药活性成分筛选研究”等；基于天然产物骨架的结构修饰，如项目“基于天然产物mornaphthoate E的tubulin/HDAC双靶点抑制剂的设计合成与抗肿瘤活性研究”；利用点击化学等技术的筛选，如项目“运用点击化学优势片段组合及原位筛选技术发现HIV双靶点抑制剂”等。大分子化合物具有选择性高、亲和力强、给药剂量低、易在体内降解等特点，近年来发展迅速。约26项受资助的相关研究是大分子化合物，包括：多肽类，如“具有口服镇痛活性的阿片/神经肽FF受体多靶点环肽分子的设计和合成及其药理学鉴定”；抗体类，如“以DLL4及VEGF为双靶点的双特异性抗体的抗肿瘤活性及机制研究”；偶联药物类，如“针对T315I突变的Ph+白血病靶向Bcr/Abl多聚结构域与p53蛋白的双靶点蛋白药物设计与临床前研究”和“双靶向BCMA/TACI的新型APRIL偶联药物设计及其活性机制研究”等。 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的设计或发现获资助项目主要集中于药物学学科的多靶标分子设计合成（123项，51.9%）和天然分子发现（39项，16.5%），其设计或发现策略主要分为“表型筛选”和基于结构的“理性设计”。表型筛选不依赖预先明确的靶标信息，而是通过在疾病模型（如细胞或动物）中观察化合物对表型的整体改善效果，反向推断其可能的多靶标作用机制[15]。如项目“唐松草属新颖生物碱二聚体发现及抗肿瘤作用机制研究”，先快速定向获取结构多样的生物碱二聚体，通过表型筛选鉴定出具有显著抗肿瘤活性且结构新颖的化合物；进而系统研究其构效关系，并利用核酸与蛋白靶标库筛选潜在作用靶标，从而发掘新型多靶标抗肿瘤先导化合物。理性设计则建立在对疾病通路和靶标结构的深入认知基础上，依托多个靶标蛋白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采用计算化学与生物信息学方法，有目的地设计可同时作用于多个预定靶标且具有理想结合模式与亲和力的单一分子[16]。该策略主要包括药效团设计和分子杂交等方法。药效团设计通过计算结构生物学手段比对和叠合多个靶标的结合口袋，识别其共有的关键残基、空间形状或保守相互作用（即“共同表位”），以此指导构建可与该保守区域高效作用的分子骨架（即“共享药效团”），并进一步通过可变侧链或基团的引入精细调整其对各靶标的亲和力和选择性。如项目“硫代α-萘黄酮类CYP1B1/ABCB1双靶点抑制剂及其偶联药物的设计、合成与抗肿瘤细胞耐药研究”中，基于细胞色素P450 1B1（Cytochrome P450 family 1 subfamily B member 1，CYP1B1）与ATP结合盒转运体B亚家族成员1(ATP-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B member 1，ABCB1）在肿瘤耐药中的关键作用及已有抑制剂的结构重叠性，研究者识别出硫代α-萘黄酮母核具备双重抑制潜力，并采用基于片段的药物设计策略，通过取代基修饰、骨架拓展、连接链调变及生物电子等排等策略对该类分子进行系统优化。分子杂交是指将分别作用于不同靶标的已知活性分子的药效团片段，通过合理的连接链（linker）进行整合，构建兼具多靶标作用能力的单一化合物。如项目“基于药效团融合策略的2-芳胺基嘧啶类EGFR/c-Met多靶点抑制剂的分子构建、活性评价与抗肿瘤耐药机制研究”中，研究者将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抑制剂奥希替尼的活性骨架与细胞间质上皮转化因子（cellular-Mesenchymal 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c-Met)药效团通过理性融合，结合晶体结构分析、生物电子等排和骨架跃迁等手段构建分子库，并通过虚拟筛选与活性评价优选候选分子。此外，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辅助的虚拟筛选与多靶标活性结构优化已成为多靶标药物研发中的重要技术手段，如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激酶药物发现和多重药理学分析方法研究”，通过构建基于图神经网络的高可信度小分子激酶活性预测模型，建立了基于元学习的大规模激酶谱分析流程，并开发了可定制化的小分子激酶谱多重药理学预测分析云平台，在盘状结构域受体1（Discoidin Domain Receptor 1，DDR1）、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FGFR）等重要激酶靶标中开展了系统性应用研究，显著提升了多靶标抑制剂的发现效率与设计准确性。 3   关于组合靶标药物研究的思考 我国生物医药领域面临着核心挑战——原创药物缺乏。目前采用的单基因—单靶标—单个药物（Single Gene-Target-Drug，SGTD）研发理论与技术体系具有一定局限性，存在靶标枯竭、研发成本攀升、临床需求难以满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向多基因、多靶标、组合靶标药物的研究范式转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国内团队在药物联合应用研究方向取得了初步进展，如项目“AKR1C3介导肿瘤耐药的新机制并发展先导化合物”发现醛酮还原酶AKR1C3作为I相药物代谢酶的一种，能够通过直接代谢转化化疗药物或调控膜转运蛋白、P450酶家族等途径使化疗药物失去或降低毒性，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耐受。基于此发现，该团队开发了天然产物来源的创新药物（CPU-118），可显著抑制醛酮还原酶家族1成员C3（Aldo-Keto Reductase family 1 member C3，AKR1C3）活性并克服肿瘤耐药，构建CPU-118与阿霉素、顺铂等抗肿瘤药物的联合用药方案。CPU-118于2020年获批临床试验批件并实现成果转化。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多组分药物及单一组分多靶标药物在从基础向临床转化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针对重大慢病多因致病机制的系统性靶标识别及组合靶标药物开发，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成熟的科学路径，这要求研究人员加强多学科交叉合作，整合医学、药学、生物学、监管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力量，形成协同创新的研究模式。 3.1  充分利用临床资源，加强临床价值导向的组合靶标药物研发与转化研究 药物上市的根本目的是解决患者的需求。药物研发应该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已经成为普遍共识。201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出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指南发布计划[17]。2021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为我国落实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为核心的研发理念提供依据[18]。因此，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临床资源，构建贴近临床复杂表型的组合靶标药物筛选体系，建立组合靶标药物监管科学范式，开展组合靶标药物临床精准治疗，将有助于加快推动我国组合靶标药物转化应用。 （1）合理利用临床资源，探索符合中国人群特点的新组合靶标，加快原创新药研发。对于多数重大慢病，我国患者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包括不同的基因组学分子特征、特异性感染、饮食习惯及环境因素等。此外，我国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疾病谱广泛，效应靶标直接组合可能具有一定临床收益，但难以获得符合中国人群特征和疾病网络调控需求的组合靶标药物。因此，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临床样本资源，结合多模态组学技术，寻找中国人特有的疾病相关基因，开展高水平的组合靶标发现与确证研究，将有助于开发符合中国人群特征的组合靶标药物。 （2）构建更贴近临床复杂表型的组合靶标药物筛选体系，提高研发效率。传统的单一靶标药物筛选方法难以满足复杂疾病的临床需求，而与临床复杂表型相匹配的多维仿生药物筛选体系能够更好地反映疾病的多元病理机制，有利于推进临床转化，减少新药研发风险与成本。例如，通过微流控技术、微加工技术和3D打印技术等手段，将人心肌细胞培养在微型芯片上，模拟心脏三维结构和生理、病理过程，构建高仿生工程化器官芯片，用于组合靶标药物心脏毒性评估；患者来源的类器官模型和异种移植模型不仅能够模拟肿瘤的生长环境，而且能够保留肿瘤细胞的遗传异质性，从而为肿瘤组合靶标药物研究提供更为真实的体外、体内生物学背景和实验平台。通过这些高度模拟临床特征的药物筛选体系，将临床样本与研究模型紧密结合，不仅可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深度，而且可以极大地提升新型组合靶标药物向临床应用转化的潜力。 （3）建立组合靶标药物药品注册和监管科学范式，加快临床转化。组合靶标药物的研发与监管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特征，传统药品注册和监管手段不适用于组合靶标药物多靶标、多机制的复杂评估，需要从组合靶标的判定要素与判定标准、药物协同作用机理、药物的疗效评价与预测、临床试验设计等多方面构建适应组合靶标药物复杂性的药品注册和监管体系，完善组合靶标药物药品注册和监管科学范式。同时开展国际组合靶标药物监管标准的差异分析与协调策略、国际合作机制在组合靶标药物创新中的促进作用与模式等研究，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从而促进组合靶标药物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与应用。 （4）提高组合靶标药物精准化治疗水平，推动临床应用。随着生物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快速发展，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已向精准医学转化。在多靶标药物研发过程中，应该关注并且持续改进患者与药物的匹配程度，不断提升治疗的精准性，使患者用药更安全、更有效。例如，通过药物基因组学，结合患者的个体特征（疾病状态、生理特征等）优化药物组合和剂量，开发个体化的药物组合治疗方案；通过功能性药物测试，利用患者自身活组织构建2D/3D体外模型、人源性组织异种移植、器官芯片等，在体外或微生理体系直接评估药物效应，给出“动态”的个体化用药证据，减少患者无效暴露，提高用药安全性与有效性。 3.2  积极顺应研究范式变革，推动创新技术驱动的组合靶标发现与药物研发 药物研发传统上依赖研究者的经验和反复试验，由于药物研发与应用效果的影响因素繁杂，且各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因此该领域存在周期长、成本高、成功率低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依托计算机系统对输入数据或历史经验进行自主学习、模式识别与知识迁移的能力，在提升药物研发效率与效果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19]。高通量筛选技术依托自动化设备、微型化实验体系和高效检测方法，在短时间内对大规模化合物库进行快速、平行检测，筛选出具有特定生物活性的目标活性分子，大幅提升筛选效率并降低实验成本[20]。3D打印技术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型，将药物活性成分（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API）与药用辅料按预设结构逐层堆积，精准构建具有特定形状、尺寸、释药性能或剂量的个性化制剂的新型制药技术，为解决复方制剂相容性问题提供了革命性方案[21]。深入推进人工智能、高通量筛选、3D打印等先进技术与组合靶标药物研发的融合，强化其在疾病靶标挖掘、药物设计、制剂开发等各环节的应用，有助于提高组合靶标药物研发效率与精准度，增加药物研发成功率。 （1）人工智能赋能的疾病靶标挖掘与组合靶标药物设计。在组合靶标的发现与确证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整合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数据，预测疾病网络、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和药物—靶标关系的总体拓扑和动力学，开发计算框架和算法来挖掘新靶标，能够预测组合靶标的协同作用，确定基因—疾病关联、药物—靶标关联和分子途径，提高复杂疾病的多靶标协同机制解析效率，实现从单靶标向靶标组研究的跨越。在多靶标协同配体生成与候选药物筛选方面，人工智能基于深度生成模型，结合多靶标结合口袋的结构信息与动态构象变化，高效生成具有多靶标高亲和力的先导化合物库；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迭代优化分子结构，平衡各靶标抑制效价，规避潜在脱靶风险。在成药性评价方面，人工智能集成分子动力学模拟、量子化学计算与图神经网络构建“结构—多靶标活性—ADMET性质”多维预测模型，精准预判组合靶标药物在人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Absorption，Distribution，Metabolism，Excretion；ADME）特性及器官特异性毒性，显著降低临床前失败率。在药效优化与耐药防控方面，人工智能利用基于细胞/动物模型的实时药效数据训练动态网络模型，模拟组合靶标药物对疾病信号网络的扰动效应，量化靶标协同指数，并预测耐药突变演化路径，通过自适应优化算法动态调整剂量比例或给药时序，实现治疗窗口最大化。因此，人工智能驱动的组合靶标药物研发范式实现了从经验导向向计算驱动、从单维度优化向系统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不仅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成功率，更为建立符合中国人群疾病特征的多靶标精准治疗体系提供核心驱动力。 （2）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 Screening，HTS）技术加速的组合靶标药物筛选与评价。HTS技术是药物研发领域从海量化合物库中快速筛选出具有潜在生物活性分子的核心技术，能够大幅提升药物发现的效率，尤其适合作用机制复杂的组合靶标药物，在药物研发的多个关键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药物发现阶段，HTS通过酶活性抑制/激活模型、受体结合/功能模型、细胞水平表型模型、类器官模型等，针对激酶、蛋白酶、G蛋白偶联受体、离子通道等靶标或直接观察化合物库对细胞表型的影响，快速从化合物库中筛选苗头化合物。在药物优化阶段，合成苗头化合物数十至数百种衍生物构建小型衍生物库，通过HTS对该库进行快速筛选，分析结构变化与活性变化的关联，明确构效关系，从而指导后续结构优化，逐步获得活性高、毒性低的先导化合物。在安全性评价阶段，HTS快速检测候选化合物对多种细胞系（如肝细胞、心肌细胞）或类器官的增殖抑制率，以及对药物代谢相关的酶（如CYP450酶家族，包括CYP3A4、CYP2D6）的抑制作用，与肝微粒体共孵育快速检测化合物的降解速率，最终获得化合物的潜在毒性和代谢稳定性。 （3）3D打印技术推动的多组分药物精准隔离与个体化定制。多组分药物存在剂量精准控制、理化性质兼容性、释药行为协同性以及患者个体化需求匹配等多方面的挑战，3D打印技术通过独特的精准构建能力，针对性解决了传统多组分药物研发生产的诸多痛点。在解决多组分药物成分相容性问题方面，3D打印通过空间隔离设计从物理结构上避免API直接接触，如采用层间分区设计，将不同API分别加载到相邻的打印层中，层间通过惰性辅料形成隔离层，阻断API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光固化3D打印或熔融沉积成型的精准控制，将不同API分别包裹在独立的微腔或微球结构中，再将这些功能单元组装成复方制剂，这种结构不仅避免了API之间直接接触，还能保护易降解API免受外界环境影响。在调控多组分药物协同释药行为方面，多组分药物中不同API常需按特定释药规律发挥作用，3D打印技术采用速释—缓释复合结构的设计，将需速释的成分加载到速释层，需缓释的成分加载到缓释层，通过调整两层的厚度比例或孔隙率，实现多组分释药速率的匹配。通过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将不同API分别加载到具有时间依赖性降解的高分子材料（如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LGA）中，设计成多层嵌套结构。随着材料的逐步降解，不同成分按预设时间依次释放，满足多组分药物序贯治疗的需求。在实现多组分药物剂量个体化方面，不同患者（如儿童、老年人、肝肾功能异常者）对多组分药物中各成分的剂量需求存在差异，3D打印技术能够结合临床诊疗数据（如患者体重、肝肾功能指标），通过软件直接生成个性化复方药物的数字模型，由3D打印机现场打印，实现一人一剂量。 3.3  发挥天然药物传统优势，为全球组合靶标药物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我国在组合靶标药物领域具有传统优势，中医药“整体观”治疗思想和复方配伍智慧与复杂疾病多基因、多通路的发病机制高度契合，而天然药物由于自身的结构多样性、生物相容性以及多靶标协同优势，不仅可以作为组合靶标药物先导结构发现的重要来源，还可作为组合靶标发现的分子探针，正在成为药物研发的重要战略资源。 （1）天然药物结构多样丰富，为组合靶标提供差异化分子骨架。天然产物是地球上结构最丰富的分子库之一，已发现的天然药物涵盖生物碱、黄酮、萜类、大环内酯等数万种结构类型，且常带有独特的官能团（如异戊烯基、糖链、内酯环），这些结构为组合靶标药物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分子骨架——既可突破化学合成药物的结构局限，也可作为探针分子用于新靶标的发现研究。 （2）天然药物多靶标作用特性，适配复杂疾病的网络调控需求。天然药物的有效成分（如生物碱、黄酮类、皂苷、萜类等）往往不是单一分子，而是一组成分群，这些成分可分别作用于组合靶标的不同靶标，通过协同机制增强疗效，避免单一靶标药物的疗效局限性。而天然药物进化中形成的复杂结构（如多环、多官能团），具备一药多靶的潜力，无需额外设计即可同步调控网络中的多个关键节点。 （3）天然药物生物相容性高，降低组合用药的毒副作用风险。组合靶标药物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多药联用的毒性叠加，而天然药物多源于动植物、微生物等生命体，其化学结构与人体生物分子（如酶、受体）的适配性更强，并且经长期自然选择或传统药用验证，很多已通过长期临床应用验证了安全性和初步有效性，为其参与组合靶标药物的研发提供了前期数据支撑，能显著提升组合方案的安全性。 4   结 语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加快前沿创新药等产业发展”，“创新药”一词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创新药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紧扣生命健康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全球生物医药科技前沿，成功举办第399期双清论坛“组合靶标与原创药物”，组织专家深入研讨，凝聚共识，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原创药物发展前沿，全面分析组合靶标药物靶标发现、分子设计、临床转化应用等领域的关键瓶颈问题，凝练重大临床科学问题和重要发展方向，为科学基金前瞻性布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未来，医学科学部药物学和药理学学科将继续深入调研，广泛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药物药理学科资助布局，不断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积极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略） 关于《中国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基金》（双月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政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发展战略和资助政策，报道中国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传播优秀创新成果，交流科学基金管理经验，弘扬科学家精神，促进人才培养，为支撑国家基础研究战略决策，推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科学基金》已被北大中文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库、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以及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JST）等国内外知名检索系统收录。2021—2025年连续五年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BRUSSELS, Belgium and CAMBRIDGE, Mass. — June 4, 2026, 07:00 (CEST) 比利时布鲁塞尔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 — 2026年6月4日，07:00（中欧夏令时）— UCB (Euronext Brussels: UCB) and Biogen Inc. (Nasdaq: BIIB) today announced data, comprising two posters and three abstracts, at the European Alliance of Associations for Rheumatology (EULAR) 2026 Congress, demonstrating the clinical profile of dapirolizumab pegol (DZP), an investigational biologic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 UCB（泛欧交易所布鲁塞尔：UCB）与渤健公司（纳斯达克：BIIB）今日在2026年欧洲风湿病联盟（EULAR）大会上公布了包括两张海报和三项摘要在内的数据，展示了在研生物制剂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DZP）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中的临床特征。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s a chronic autoimmune disease affecting multiple organs, including skin, joints and kidneys, often requiring long-term treatment to control disease activity.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影响皮肤、关节和肾脏等多个器官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通常需要长期治疗以控制疾病活动。1 1Patients with SLE frequently experience flares, transient worsening of disease activity that can lead to permanent organ damage, increased morbidity, and even early mortality.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常经历病情 flare，即疾病活动度的暂时性加重，可能导致永久性器官损伤、发病率增加，甚至早逝。2 2Many patients rely on steroid-based therapy to manage flares; however, prolonged steroid use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cumulative toxicity, making steroid tapering while maintaining disease control a key goal in SLE management. 许多患者依赖类固醇治疗来控制病情发作；然而，长期使用类固醇与显著的累积毒性相关，因此在维持疾病控制的同时逐步减少类固醇用量成为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管理的关键目标。3,4 3,4“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durable disease control while reducing glucocorticoid exposure is one of the central challenges in managing SLE,” said Megan E. B. Clowse, M.D., MPH,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Rheumatology and Immunology, Duke University, and primary author of the PHOENYCS GO primary results. “在减少糖皮质激素暴露的同时实现并维持持久的疾病控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管理中的核心挑战之一，”杜克大学风湿免疫科主任、PHOENYCS GO主要结果的第一作者Megan E. B. Clowse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表示。“The Phase 3 PHOENYCS GO data showed patients receiving dapirolizumab pegol were more likely to maintain disease control while tapering steroids – an important finding given strong evidence that cumulative steroid exposure and uncontrolled disease activity are major drivers of organ damage accru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SLE.”. “III期PHOENYCS GO研究数据显示，接受培戈达匹罗珠单抗治疗的患者在逐步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的同时更有可能维持疾病控制——鉴于有充分证据表明，累积的糖皮质激素暴露和未控制的疾病活动性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器官损伤累积、 morbidity 和死亡率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Post hoc analyses displayed in one of the posters from the PHOENYCS GO program showed that, in patients with baseline glucocorticoid dose >7.5 mg/day prednisone equivalent, treatment with DZP plus standard of care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patients achieving control of disease activity while enabling glucocorticoid tapering to ≤7.5 mg/day through Week 48, compared with placebo plus standard of care.. PHOENYCS GO 项目的一张海报中展示的事后分析显示，在基线糖皮质激素剂量大于每日 7.5 mg 泼尼松等效剂量的患者中，与安慰剂联合标准治疗相比，DZP 联合标准治疗可使更多患者实现疾病活动控制，并在第 48 周前将糖皮质激素减量至 ≤7.5 mg/天。5 5Importantl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higher proportions of patients receiving DZP plus standard of care versus placebo plus standard of care achieved sustained glucocorticoid tapering while also achieving BICLA response, achieving SRI-4 response, or remaining free from moderate or severe BILAG-2004 flares through Week 48.. 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与接受安慰剂加标准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地西泮（DZP）加标准治疗的患者中有更高比例者在第48周时实现了持续的糖皮质激素减量，同时达到了BICLA反应、SRI-4反应，或无中度或重度BILAG-2004复发。5 5“At UCB, our mission is to help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living with serious inflammatory diseases by advancing therapies that address unmet needs,” said Donatello Crocetta, Chief Medical Officer and Head of Global Medical Affairs at UCB. “These data showed the potential of dapirolizumab pegol to reduce long-term glucocorticoid use while maintaining disease control, an important goal for people living with SLE and the clinicians who care for them.”. “在UCB，我们的使命是通过推进满足未竟医疗需求的治疗方案，帮助改善严重炎症性疾病患者的生活，”UCB首席医学官兼全球医学事务负责人Donatello Crocetta表示。“这些数据展示了dapirolizumab pegol在维持疾病控制的同时减少长期糖皮质激素使用的潜力，这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及其临床医生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目标。”Additional EULAR 2026 presentations highlighted the breadth of data from the PHOENYCS GO program, including: EULAR 2026 会议上的其他报告突显了 PHOENYCS GO 项目数据的广泛性，包括：Improvements in key immunological markers, including reduced anti-dsDNA antibodies and increased complement proteins C3 and C4 i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levels at baseline (Poster POS1364). 关键免疫学指标的改善，包括基线水平异常的患者中抗双链DNA抗体减少以及补体蛋白C3和C4升高（海报POS1364）。6 6Lower rates of moderate or moderate/severe BILAG-2004 flares with DZP plus standard of care versus placebo plus standard of care through Week 48, using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flares to increase measurement sensitivity (Abstract AB1163). 至第48周，与安慰剂联合标准治疗相比，DZP联合标准治疗在采用替代性复发定义以提高测量敏感性的情况下，中度或中重度BILAG-2004复发率更低（摘要AB1163）。7 7Insights into how symptoms and flares are assessed in SLE, including fatigue as a burdensome patient-reported symptom that can be difficult to capture in clinical trials (Abstracts AB1184 and AB1125). 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中症状和病情发作评估方式的见解，包括疲劳作为一种令患者负担沉重的主观报告症状，在临床试验中可能难以准确捕捉（摘要 AB1184 和 AB1125）。8,9 8,9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importance of tools that can measure patient experience and help inform more meaningful assessment of disease impact in both clinic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总之，这些发现支持了以下观点：能够衡量患者体验的工具至关重要，有助于在临床实践和研究中提供信息，从而对疾病影响进行更有意义的评估。8,9 8,9“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s a biologically complex disease, and these EULAR data further characterize dapirolizumab pegol’s impact across clinical, biological and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said Diana Gallagher, MD, Head of Immunology, MS and Alzheimer’s Development Units at Biogen. “Delivering this data reflects the strength of the UCB and Biogen collaboration and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evidence that may help address the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needs of people living with SLE.”.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生物学上复杂的疾病，这些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LAR）的数据进一步表征了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dapirolizumab pegol）在临床、生物学和患者报告结局方面的影响。”渤健（Biogen）免疫学、多发性硬化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研发部门主管 Diana Gallagher 医学博士表示。“发布这些数据体现了优时比（UCB）与渤健合作的实力，以及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证据开发，以帮助满足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复杂且多方面的需求。”The EULAR data follow the recent publication of the Phase 3 PHOENYCS GO study in The Lancet, reporting clinically meaningful improvements in disease activity with dapirolizumab pegol at Week 48. 继《柳叶刀》近期发表III期PHOENYCS GO研究结果之后，EULAR数据也相继公布，该研究报告显示，在第48周时，聚乙二醇化达匹罗珠单抗（dapirolizumab pegol）可使疾病活动度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10 10In the Phase 3 PHOENYCS GO study, DZP demonstrated a generally favorable safety profile, with safety finding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DZP studies. 在3期PHOENYCS GO研究中，DZP表现出总体良好的安全性特征，其安全性结果与此前DZP研究的结果一致。10,11 10,11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s were more common with DZP plus standard of care versus placebo plus standard of care, while serious 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s were less frequent in the DZP plus standard of care arm, and discontinuations due to 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s were low in both groups.. 与安慰剂联合标准治疗相比，地西泮（DZP）联合标准治疗的治疗期不良事件更为常见，而地西泮联合标准治疗组的严重治疗期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且两组因治疗期不良事件导致的停药率均较低。10 十About Dapirolizumab Pegol 关于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Dapirolizumab pegol is a novel investigational humanized Fc-free polyethylene glycol (PEG)-conjugated antigen-binding (Fab’) fragment. 达匹珠单抗聚乙二醇是一种新型在研的人源化无Fc段聚乙二醇（PEG）偶联抗原结合（Fab’）片段。11 十一Dapirolizumab pegol inhibits CD40L signaling, which has been shown to reduce B-cell activation and autoantibody production, mitigate type 1 interferon (IFN) secretion and attenuate T-cell and antigen-presenting cell (APC) activation. Dapirolizumab pegol 抑制 CD40L 信号传导，已证明其可减少 B 细胞活化和自身抗体产生，减轻 I 型干扰素（IFN）分泌，并减弱 T 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APC）的活化。11 十一Dapirolizumab pegol is presently in Phase 3 clinical develop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under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UCB and Biogen. 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Dapirolizumab pegol）目前正处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III期临床开发阶段，该开发项目由优时比（UCB）与渤健（Biogen）合作开展。12,13 12,13Dapirolizumab pegol is an investigational biologic currently in clinical development.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it is not approved by any health authority worldwide. 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是一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在研生物制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立，且未获得全球任何卫生监管机构的批准。About UCB 关于 UCBUCB, Brussels, Belgium (www.ucb.com), is a global biopharmaceutical company focused on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medicines and solutions to transform the lives of people living with severe diseases of the immune system or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With approximately 9,000 people in approximately 40 countries, the company generated revenue of €7.7 billion in 2025. 优时比（UCB），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www.ucb.com），是一家全球性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于发现和开发创新药物及解决方案，以改善患有严重免疫系统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生活。公司在约40个国家拥有约9,000名员工，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77亿欧元。UCB is listed on Euronext Brussels (symbol: UCB).. UCB 在布鲁塞尔泛欧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UCB）。About Biogen 关于渤健Founded in 1978, Biogen is a leading biotechnology company that pioneers innovative science to deliver new medicines to transform patient’s lives and to create value for shareholder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apply deep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iology and leverage different modalities to advance first-in-class treatments or therapies that deliver superior outcomes. 渤健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通过开拓创新科学，提供新药以改变患者生活，并为股东和社区创造价值。我们运用对人类生物学的深刻理解，并利用不同技术平台，推进首创疗法或治疗方案，以实现更优的治疗效果。Our approach is to take bold risks, balanced with return on investment to deliver long-term growth.. 我们的策略是大胆承担风险，同时兼顾投资回报，以实现长期增长。We routinely post information that may be important to investors on our website at www.biogen.com. Follow us on social media - Facebook, LinkedIn, X, YouTube. 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网站www.biogen.com上发布可能对投资者重要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 Facebook、LinkedIn、X、YouTube。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 UCB 前瞻性陈述 - UCBThis document contain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statements containing the words “potential”, “believes”, “anticipates”, “expects”, “intends”, “plans”, “seeks”, “estimates”, “may”, “will”, “continue” and similar expressions.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based on current plans, estimates and beliefs of management. 本文件包含前瞻性陈述，包括但不限于含有“潜在”、“相信”、“预期”、“期望”、“打算”、“计划”、“寻求”、“估计”、“可能”、“将”、“继续”及类似表述的陈述。这些前瞻性陈述基于管理层当前的计划、估计和信念。All statements, other than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facts, are statements that could be deemed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cluding estimates of revenues, operating margins, capital expenditures, cash, other financial information, expected legal, arbitration, political, regulatory or clinical results or practices and other such estimates and results. 除历史事实陈述外，所有陈述均可能被视为前瞻性陈述，包括对收入、营业利润率、资本支出、现金及其他财务信息的估计，以及对法律、仲裁、政治、监管或临床试验结果或实践的预期，以及其他此类估计和结果。By their nature,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not guaranteeing future performance and are subject to known and unknown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assumptions which might cause the actual results, financial condition,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of UCB, or industry results, to be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any future results,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expressed or implied by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就其性质而言，此类前瞻性陈述并不保证未来表现，且受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假设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优时比（UCB）的实际业绩、财务状况、表现或成就，或行业结果，与本文件中所载前瞻性陈述所明示或暗示的任何未来结果、表现或成就存在重大差异。Important factors that could result in such differenc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global spread and impacts of wars, pandemics and terrorism, the general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changes in general economic, business and competitive conditions, the inability to obtain necessary regulatory approvals or to obtain them on acceptable terms or within expected timing, costs associated wi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hanges in the prospects for products in the pipeline or under development by UCB, effects of future judicial decisions or governmental investigations, safety, quality, data integrity or manufacturing issue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and business continuity risks; potential or actual data security and data privacy breaches, or disruptions of UCB’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product liability claims, challenges to patent protection for products or product candidates, competition from other products including biosimilars or disruptive technologies/business models, changes in laws or regulations,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changes or uncertainties in laws and/or rules pertaining to tax and duties 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uch laws and/or rules, and hiring, retention and compliance of employees. 可能导致此类差异的重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流行病和恐怖主义的全球蔓延及其影响；总体地缘政治环境；气候变化；总体经济、商业和竞争状况的变化；无法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或无法以可接受的条款或在预期的时间内获得此类批准；与研发相关的成本；优时比（UCB）管线中或正在开发的产品前景变化；未来司法判决或政府调查的影响；安全、质量、数据完整性或生产问题；供应链中断和业务连续性风险；潜在或实际的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泄露，或优时比信息技术系统的中断；产品责任索赔；对产品或候选产品的专利保护提出的挑战；来自其他产品（包括生物类似药）或颠覆性技术/商业模式竞争；法律或法规的变化；汇率波动；与税收和关税相关的法律和/或规则或其执行方面的变化或不确定性；以及员工的招聘、留任和合规问题。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new product candidates will be discovered or identified in the pipeline, or that new indications for existing products will be developed and approved. Movement from concept to commercial product is uncertain; preclinical results do not guarante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product candidates in humans. 无法保证在研发管线中发现或确定新的候选产品，也无法保证现有产品的新适应症会得到开发和批准。从概念到商业化产品的过程存在不确定性；临床前研究结果并不能保证候选产品在人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So far, the complexity of the human body cannot be reproduced in computer models, cell culture systems or animal models. The length of the timing to complete clinical trials and to get regulatory approval for product marketing has. 迄今为止，人体的复杂性尚无法在计算机模型、细胞培养系统或动物模型中重现。完成临床试验并获得产品上市监管批准所需的时间长度也是如此。Given these uncertainties, the public is cautioned not to place any undue reliance on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made only as of the date of this document, and do not reflect any potential impacts from the evolving event or risk as mentioned above as well as any other adversity, unless indicated otherwise. 鉴于存在上述不确定性，提醒公众不要过度依赖此类前瞻性陈述。这些前瞻性陈述仅反映截至本文件发布之日的情况，并未体现上述不断演变的事件或风险以及其他不利因素可能产生的任何潜在影响，除非另有说明。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diligently to assess the financi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events, as the case may be, to UCB.. 公司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以评估这些事件对UCB的财务影响（如适用）。UCB expressly disclaims any obligation to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 this document, either to confirm the actual results or to report or reflect any change in it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ith regard thereto or any change in events, conditions or circumstances on which any such statement is based, unless such statement is required pursuant to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优时比（UCB）明确声明，除非适用法律和法规另有要求，否则其无任何义务更新本文件中的任何前瞻性陈述，无论是为了确认实际结果，还是为了报告或反映其前瞻性陈述的任何变化，或反映此类陈述所依据的事件、条件或情况的任何变化。Biogen Safe Harbor 渤健安全港声明This news release contain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cluding, among others, relating to: the potential benefits, safety and efficacy of dapirolizumab pegol (DZP); the potential of dapirolizumab pegol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people living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to help patients maintain disease control while tapering steroids; the anticipated benefits, risks and potential of Biogen's collaboration arrangements with UCB; the potential of Biogen's commercial business and pipeline programs, including dapirolizumab pegol; potential regulatory discussions, submissions and approvals and the timing thereof; and th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drug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本新闻稿包含前瞻性陈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DZP）的潜在益处、安全性和有效性；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满足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需求的潜力，包括帮助患者在逐步减少类固醇用量的同时维持疾病控制的潜力；Biogen与UCB合作安排的预期益处、风险和潜力；Biogen商业业务和管线项目（包括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的潜力；潜在的监管讨论、提交和批准及其时间安排；以及与药物开发和商业化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may be accompanied by such words as “aim,” “anticipate,” “assume,” “believe,” “contemplate,” “continue,” “could,” “estimate,” “expect,” “forecast,” “goal,” “guidance,” “hope,” “intend,” “may,” “objective,” “outlook,” “plan,” “possible,” “potential,” “predict,” “project,” “prospect,” “should,” “target,” “will,” “would,” and other words and terms of similar meaning. 这些前瞻性陈述可能伴随使用“旨在”、“预期”、“假设”、“相信”、“考虑”、“继续”、“可能”、“估计”、“期望”、“预测”、“目标”、“指引”、“希望”、“打算”、“可以”、“目的”、“展望”、“计划”、“可能的”、“潜在的”、“预言”、“规划”、“前景”、“应当”、“指标”、“将”、“将会”等词语以及具有类似含义的其他词汇和术语。Drug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volve a high degree of risk, and only a small number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result in commercialization of a product. Results in early-stage clinical trials may not be indicative of full results or results from later stage or larger scale clinical trials and do not ensure regulatory approval. 药物开发和商业化涉及高度风险，只有少数研发项目最终实现产品的商业化。早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可能无法反映完整结果或后期及更大规模临床试验的结果，也不能确保获得监管批准。You should not place undue reliance on these statements. Given their forward-looking nature, these statements involve substantial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hat may be based on inaccurate assumptions and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reflected in such statements.. 您不应过度依赖这些陈述。鉴于其前瞻性性质，这些陈述涉及重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基于不准确的假设，并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这些陈述中反映的结果存在重大差异。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based on management's current beliefs and assumptions and on information currently available to management. Given their nature, we cannot assure that any outcome expressed in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ill be realized in whole or in part. We caution that these statements are subject to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many of which are outside of our control and could cause future events or results to be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stated or implied in this document, including, among others, factors relating to: uncertainty of our long-term success in developing, licensing, or acquiring other product candidates or additional indications for existing products; expectations, plans, prospects and timing of actions relating to product approvals, approvals of additional indications for our existing products, sales, pricing, growth, reimbursement and launch of our marketed and pipeline product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creased product competition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care industry, as well as any other markets in which we compete, including increased competition from new originator therapies, generics, prodrugs and biosimilars of existing products and products approved under abbreviated regulatory pathways; our ability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our corporate strategy;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and maintaining adequate coverage, pricing, and reimbursement for our products; the drivers for growing our business, including our dependence on collaborators and other third par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regulatory approval,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products and other aspects of our business, which are outside of our full control; risks related to commercialization of biosimilars, which is subject to such risks related to our relia. 这些前瞻性陈述基于管理层当前的信念和假设，以及管理层目前可获得的信息。鉴于其性质，我们无法保证这些前瞻性陈述中表达的任何结果会全部或部分实现。我们提醒，这些陈述受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其中许多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并可能导致未来事件或结果与本文件中陈述或暗示的内容存在重大差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我们在开发、许可或收购其他候选产品或现有产品的额外适应症方面长期成功的不确定性；与产品批准、现有产品额外适应症的批准、销售、定价、增长、报销以及已上市产品和在研产品的推出相关的行动的预期、计划、前景和时间安排；生物制药和医疗保健行业以及我们参与竞争的任何其他市场中产品竞争加剧的潜在影响，包括来自新原研疗法、仿制药、前药和现有产品的生物类似药以及通过简化监管途径批准的产品的竞争加剧；我们有效实施公司战略的能力；在获得和维持我们产品的充分覆盖、定价和报销方面存在的困难；推动我们业务增长的因素，包括我们在产品开发、监管批准和商业化以及业务其他方面对合作者和其他第三方的依赖，这些因素不完全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与生物类似药商业化相关的风险，此类风险涉及我们的可靠性。These statements speak only as of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and the discussions during this conference call and are based on information and estimates available to us at this time. Should known or unknown risks or uncertainties materialize or should underlying assumptions prove inaccurate, actual results could vary materially from past results and those anticipated, estimated or projected. 这些陈述仅反映本演示文稿及本次电话会议讨论之日的情况，并基于我们目前可获得的信息和估计。如果已知或未知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成为现实，或者基本假设被证明不准确，实际结果可能与过往结果以及预期、估计或预测的结果存在重大差异。Investors are cautioned not to put undue reliance on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 further list and description of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other matters can be found in our Annual Report on Form 10-K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25 and in our subsequent reports on Form 10-Q. Except as required by law, we do not undertake any obligation to publicly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hether as a result of any new information, future events, changed circumstances or otherwise.. 投资者被提醒不要过度依赖前瞻性陈述。有关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事项的进一步列表和描述，可在我们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的10-K表格年度报告以及后续的10-Q表格报告中找到。除非法律要求，我们没有义务因任何新信息、未来事件、情况变化或其他原因而公开更新任何前瞻性陈述。Biogen Digital Media Disclosure 渤健数字媒体披露From time to time, we have used, or expect in the future to use, our investor relations website (investors.biogen.com), the Biogen LinkedIn account (linkedin.com/company/biogen-) and the Biogen X account (https://x.com/biogen) as a means of disclosing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in a broad, non-exclusionary manner, including for purposes of the SEC’s 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 (Reg FD). 我们不时使用或预计未来将使用我们的投资者关系网站（investors.biogen.com）、Biogen 的 LinkedIn 账户（linkedin.com/company/biogen-）以及 Biogen 的 X 账户（https://x.com/biogen），作为以广泛、非排他性的方式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手段，包括用于满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平披露条例》（Reg FD）的目的。Accordingly, investors should monitor our investor relations website and these social media channels in addition to our press releases, SEC filings, public conference calls and websites, as the information posted on them could be material to investors.. 因此，投资者除了关注我们的新闻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文件、公开电话会议和网站外，还应监控我们的投资者关系网站及这些社交媒体渠道，因为发布在这些平台上的信息可能对投资者具有重大影响。References: 参考文献：Pons-Estel GJ, Alarcón GS, Scofield L,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epidemiology and progression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emin Arthritis Rheum. 2010;39(4):257-68. Pons-Estel GJ，Alarcón GS，Scofield L，等.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流行病学与进展. 《关节炎与风湿病研讨会》. 2010;39(4):257-68.Thanou A, Jupe E, Purushothaman M, et al. Clinical disease activity and flare in SLE: current concepts and novel biomarkers. J Autoimmun. 2021;119:102615. doi:10.1016/j.jaut.2021.102615. Thanou A, Jupe E, Purushothaman M, 等.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疾病活动度与复发：当前概念与新型生物标志物. 《自身免疫杂志》. 2021;119:102615. doi:10.1016/j.jaut.2021.102615.Palmowski A, Pankow A, Terziyska K, et al. Continuing versus tapering low-dose glucocorticoid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states of low disease activity or remi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trials. Semin Arthritis Rheum. 2024;64:152349. Palmowski A, Pankow A, Terziyska K, 等. 在低疾病活动度或缓解期的类风湿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持续使用与逐渐减量低剂量糖皮质激素的对比：随机试验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Seminars in Arthritis and Rheumatism》. 2024;64:152349.doi:10.1016/j.semarthrit.2023.152349.. doi:10.1016/j.semarthrit.2023.152349Fanouriakis A, Kostopoulou M, Alunno A, et al. 2019 update of the EULA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n Rheum Dis. 2019;78(6):736–45. doi:10.1136/annrheumdis-2019-215089. Fanouriakis A, Kostopoulou M, Alunno A, 等. 2019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LAR）系统性红斑狼疮管理建议更新. 《风湿病年鉴》. 2019;78(6):736–45. doi:10.1136/annrheumdis-2019-215089.Morand EF, Bertsias G, Carter LM, et al. Glucocorticoid-sparing maintenance of disease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48 week results from a phase 3 trial of dapirolizumab pegol. Ann Rheum Dis. 2026;85(Suppl 1):POS0730. Morand EF，Bertsias G，Carter LM，等。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减少糖皮质激素使用的疾病控制维持治疗：达匹珠单抗聚乙二醇化制剂III期临床试验的48周结果。《风湿病年鉴》. 2026;85(增刊1):POS0730.Dörner T, Pisetsky DS, Fava A, et al. Dapirolizumab pegol treatment and improvement in laboratory markers of disease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48-week results from a phase 3 trial. Ann Rheum Dis. 2026;85(Suppl 1):POS1364. Dörner T, Pisetsky DS, Fava A, 等. Dapirolizumab pegol治疗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疾病活动度实验室指标的改善：一项3期试验的48周结果. 《风湿病年鉴》. 2026;85(增刊1):POS1364.Furie RA, Bertsias G, Carter LM, et al. Dapirolizumab pegol and flare reduction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a 48-week phase 3 trial: an updated post hoc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flares that reflect clinical practice. Ann Rheum Dis. 2026;85(Suppl 1):AB1163. Furie RA, Bertsias G, Carter LM, 等. Dapirolizumab pegol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减少疾病复发的48周3期临床试验：对反映临床实践的替代复发定义的更新事后分析. 《风湿病年鉴》. 2026;85(增刊1):AB1163.de la Loge C, Touma Z, Gordon C, et al. Measuring fatigue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measurement properties of the FATIGUE-PRO total score using data from a phase 3 trial of dapirolizumab pegol. Ann Rheum Dis. 2026;85(Suppl 1):AB1184. de la Loge C，Touma Z，Gordon C，等。测量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疲劳：使用达匹罗珠单抗聚乙二醇（dapirolizumab pegol）III期临床试验数据评估FATIGUE-PRO总分的测量特性。《风湿病年鉴》. 2026;85(增刊1):AB1184.Mosca M, Anjohrin S, Rawlings A, et al. Physicians’ perspectives on recognition of flares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the clinic: real world insigh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n Rheum Dis. 2026;85(Suppl 1):AB1125. Mosca M, Anjohrin S, Rawlings A, 等. 临床医生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病情发作识别的看法：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真实世界见解. 《风湿病年鉴》. 2026;85(增刊1):AB1125.Clowse MEB, Isenberg DA, Merrill JT,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CD40 ligand inhibitor dapirolizumab pegol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PHOENYCS GO):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Published online May 29, 2026. doi:10.1016/S0140-6736(26)00691-4. Clowse MEB，Isenberg DA，Merrill JT，等。CD40配体抑制剂dapirolizumab pegol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疗效和安全性（PHOENYCS GO）：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3期临床试验。《柳叶刀》。2026年5月29日在线发表。doi:10.1016/S0140-6736(26)00691-4。Furie RA, Bruce IN, Dörner T, et al. Phase 2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of dapirolizumab pegol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activ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Rheumatology (Oxford). 2021;60(11): 5397-407. Furie RA, Bruce IN, Dörner T, 等. 聚乙二醇化达匹珠单抗治疗中度至重度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的II期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 《风湿病学》（牛津）. 2021;60(11): 5397-407.ClinicalTrials.gov. NCT04294667. ClinicalTrials.gov. NCT04294667。https://clinicaltrials.gov/study/NCT04294667 https://clinicaltrials.gov/study/NCT04294667. Accessed May 29, 2026. 访问日期：2026年5月29日。ClinicalTrials.gov. NCT06617325. ClinicalTrials.gov. NCT06617325。https://clinicaltrials.gov/study/NCT06617325 https://clinicaltrials.gov/study/NCT06617325. Accessed May 29, 2026. 访问于2026年5月29日。### ###MEDIA CONTACT: 媒体联系人：UCB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Laurent Schots 洛朗·肖茨+32 2 559 92 6 +32 2 559 92 6Laurent.schots@ucb.com Laurent.schots@ucb.comUCB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driaan Snauwaert 阿德里安·斯瑙沃特+32 497 70 23 46 +32 497 70 23 46Adriaan.snauwaert@ucb.com Adriaan.snauwaert@ucb.comBiogen 渤健Madeleine Shin 玛德琳·申+ 1 781 464 3260 +1 781 464 3260public.affairs@biogen.com public.affairs@biogen.comINVESTOR CONTACT: 投资者联系：UCB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Yvonne Naughton 伊冯·诺顿+44 175 344 7521 +44 175 344 7521Yvonne.Naughton@ucb.com Yvonne.Naughton@ucb.comBiogen 渤健Tim Power 蒂姆·鲍尔+ 1 781 464 2442 +1 781 464 2442IR@biogen.com IR@biog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