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line Fenofibrate

引言在孩子出生前，我们能否像编辑文档一样，“修正”掉那些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的基因“错字”？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但在当下，植入前单基因病基因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for Monogenic conditions, PGT-M）的技术，正在将这幅蓝图的一部分变为现实。它并非天马行空的基因编辑，而是一种在生命最初的胚胎阶段进行的“筛选”，旨在帮助那些有遗传病风险的家庭，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然而，这项技术远比听上去要复杂得多。它像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一端是治愈家族遗传伤痛的希望，另一端则交织着伦理、技术和情感上的重重考验。当我们可以选择时，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项技术？它的边界又在哪里？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ASRM）的实践委员会与遗传咨询专业小组，在国际顶尖期刊《生育与不孕》（Fertility and Sterility）有一篇重要的委员会意见，“Indications and management of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for monogenic conditions: a committee opinion”，系统性地梳理了PGT-M技术的临床应用、技术挑战和伦理考量，为我们深入理解这项技术提供了一个权威的视角。让我们一起看看，这项技术如何运作，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在“定制”健康的道路上，准父母、医生和研究人员面临着怎样的抉择与困惑。PGT-M是什么？要理解PGT-M，我们首先得从它的“前身”说起。你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PGD（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植入前基因诊断）。2008年，美国生殖医学会首次就这项技术发布意见，旨在解决其“安全性、准确性和整体效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技术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我们用一个更精确的术语——PGT-M，来特指针对单基因病（monogenic conditions）的检测。单基因病，顾名思义，是由单个基因的突变（现在更常称为“变异”）引起的遗传性疾病，比如地中海贫血、血友病、亨廷顿舞蹈症等。PGT-M的核心流程可以概括为三步曲：1. 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首先，准父母需要通过IVF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试管婴儿”，在体外培育出若干个胚胎。2. 胚胎活检（Embryo Biopsy）：当胚胎发育到囊胚阶段（大约是第5-7天），研究人员会用一根极细的针，从胚胎的滋养外胚层（trophectoderm）——未来会发育成胎盘的部分——取出几个细胞作为检测样本。这个过程对胚胎本身的影响被控制在最小。3. 基因检测（Genetic Testing）：对取出的细胞进行基因分析，判断这个胚胎是否携带了致病的基因变异。最后，医生会选择那些未携带致病基因的、健康的胚胎植入母亲的子宫，从而大大降低孩子患上特定遗传病的风险。近年来，PGT-M的应用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来自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Human Reproduction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Consortium）的数据显示，每年进行的IVF/PGT-M周期数持续增加。这种增长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是筛查的普及：随着携带者筛查（carrier screening）和儿科、肿瘤科、心脏科等领域基因诊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潜在PGT-M候选人被识别出来。其次是认知度提高：患者和医生对这项技术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此外，IVF利用率增加和部分地区保险覆盖扩大也极大地推动了其发展。然而，报告特别强调，PGT-M是所有植入前基因检测（PGT）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形式”（by far the most complex form of PGT）。它的复杂性在于，每一个案例都是“定制”的。在IVF周期开始前，实验室就需要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对患者进行特定的遗传咨询、确认致病基因变异、审核病例，以及为这个家庭“量身定制”一套独特的检测方案。这个过程不仅技术挑战重重，结果的解读和管理也极其复杂。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等国家，PGT-M并不像药品那样受到严格的政府监管。这意味着，临床和实验室在实践中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医生和患者而言，一个核心问题始终萦绕不去：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使用PGT-M？“我该用吗？”——PGT-M的“适应症菜单”决定是否使用PGT-M，需要同时考虑临床指征和技术因素。这份报告巧妙地将PGT-M的适应症分为了四大类，从“无可争议”到“不推荐使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决策地图。无可争议的选择：为严重的儿童期疾病“站岗”这是PGT-M最初也是最核心的应用领域。当一个家庭面临着生育患有儿童期发病、致命或缺乏有效治疗的严重疾病的孩子时，几乎所有专业人士都认为，PGT-M是一个合理且值得提供的选项。这些疾病往往在孩子生命的早期就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典型的例子：例如泰-萨克斯病（Tay-Sachs disease），由HEXA基因变异引起，是一种致命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患儿通常在幼儿期夭折。还有镰状细胞病（sickle cell disease），由HBB基因变异导致，会引起慢性疼痛、器官损伤和严重贫血。以及由SMN1基因变异引起的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N1），它会导致运动神经元死亡和肌肉进行性萎缩。此外，还有经典的囊性纤维化（classic cystic fibrosis），如由CFTR基因的p.F508del变异引起，会严重影响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功能。对于这些情况，PGT-M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为这些家庭提供了一个避免悲剧重演的机会，让他们有可能拥抱一个健康的未来。定时炸弹？直面“迟来”的严重疾病PGT-M的应用早已不局限于儿童期疾病。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约有四分之一的PGT-M周期是为成人期发病的严重疾病（serious adult-onset conditions）而进行的。这些疾病的特点是，患者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完全健康，但到了成年后的某个阶段，疾病的“定时炸弹”才会被引爆。美国生殖医学会对此类情况的态度是普遍支持的，特别是“当这些疾病是严重的，且没有已知的干预措施，或者现有的干预措施效果不佳或负担沉重时”。典型的例子包括：由HTT基因变异引起的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ton disease），这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在30-50岁发病。以及由BRCA1或BRCA2基因变异引起的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syndrome），它会显著增高一生中患癌的风险。还有遗传性肥厚型心肌病（hereditary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这是导致年轻运动员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的伦理考量更为复杂。孩子出生时是健康的，他们将拥有数十年的正常生活。然而，父母知道，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孩子的未来之上。PGT-M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拆除这枚未来的“定时炸弹”。踏入灰色地带：当风险降低有限，收益变得模糊这是PGT-M应用中最具争议、最考验智慧的领域。当一个基因变异带来的风险并不确定，或者疾病本身并不严重时，PGT-M的价值就变得模糊起来。这一类别包括几种情况。首先是低外显率（Low penetrance）或易感基因（susceptibility genes）。外显率指携带变异后表现出症状的比例，低外显率意味着即使携带变异也只有少数人会发病。典型例子是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易感基因（APOE-e4），它只增加风险，不等于必然患病。其次是轻度遗传变异（Mild genetic variants），例如与囊性纤维化相关的“5T等位基因”（5T allele），它只会导致非常轻微的症状。最后是意义不明确的变异（Variants of Uncertain Significance, VUSs），即目前的科学证据不足以判断一个基因改变是“致病的”还是“良性的”。当家庭中有人患病且检测出相关VUS时，可能会请求进行PGT-M，但其有效性存疑。报告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大多数VUS最终被重新分类为良性变异。对于这些“灰色地带”的情况，报告强调了患者自主权（patient autonomy）的重要性。一项2021年的调查显示，所有参与的实验室遗传咨询师都认为，即使是针对低外显率的疾病，也应该允许进行PGT-M，而患者的自主选择是首要考虑因素。红灯停！这些情况，PGT-M帮不上忙在某些情况下，PGT-M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临床效用，此时进行检测不仅浪费资源，还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报告明确指出了一些不推荐进行PGT-M的情形。最典型的是无症状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携带者。如果夫妇中只有一方是携带者，孩子患病的风险极低（通常小于1%）。此时PGT-M只能检测来自携带方父母的变异，无法确认胚胎是否患病，最多只能提供其携带状态，绝对风险的降低微乎其微。此外，还有与疾病无关的变异组合、假性缺陷等位基因（Pseudodeficiency alleles）以及仅在肿瘤组织中发现的体细胞变异（Somatic-only variants）等情况，这些都不需要进行PGT-M。PGT-M的“特殊任务”除了直接预防疾病，PGT-M还在一些特殊场景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这些应用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生命选择的想象边界。为了手足，我愿“配型”而来：HLA配型的双重使命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是人体的“免疫身份证”。当一个家庭中已有孩子患有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的遗传病时，一个HLA相合的同胞是最佳捐赠者。这时，PGT-M可以执行双重任务：筛选出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与患儿HLA完全匹配的胚胎。这就是所谓的“救助性手足”（savior sibling）。理论上，任何一个同胞胚胎与患儿完全HLA匹配的概率是1/4（25%）。然而，由于还要同时排除致病基因，最终能用于移植的合格胚胎数量会进一步减少，这无疑增加了挑战。我“有权不知”：穿行于“非告知”测试的迷宫这是PGT-M技术中最具挑战性、最微妙的应用之一——非告知测试（Nondisclosure testing）。想象一下，一个有亨廷顿舞蹈症家族史的年轻人，他有50%的几率携带致病基因，但他不想知道自己的命运——这被称为“不知情的权利”（right not to know），同时又希望孩子健康。非告知测试就是为此设计的巧妙方案。一种是非告知/直接测试（Nondisclosure/direct），实验室知道准父亲的基因状态但对所有人保密，只选择“不受影响”的胚胎。这需要极其复杂的信息隔离。另一种更常用的是排除法/间接测试（Exclusion-based/indirect），实验室不检测准父亲，而是通过连锁分析追踪其染色体来源，直接排除所有继承了来自“患病祖父”那条染色体的胚胎。这种方法的代价是可能淘汰掉一半健康的胚胎，但完美保护了准父亲的“不知情权”。未来的序曲：多基因评分与知识的边界报告还简要提及了多基因（polygenic）和多因素（multifactorial）疾病的检测。这类疾病由多个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针对胚胎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GT-P）。但报告明确指出，目前用于推导多基因疾病风险的数据集尚不充分，因此当前针对这些疾病的基因检测仍然是不准确和不可靠的（inaccurate and unreliable）。这为我们指出了未来发展和争议的一个重要方向。旅程开启：从咨询室到实验室一个PGT-M的成功案例，绝非仅仅是实验室里的一次精准检测。它是一段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始于咨询室，终于新生命的啼哭。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领航员：遗传咨询师的关键角色报告反复强调，任何对PGT-M感兴趣的患者，都应该首先接受遗传咨询师（genetic counselor）的咨询。他们是连接患者与复杂基因科技的桥梁。理想的模式是，患者首先由诊所遗传咨询师（Clinic-based genetic counselor）进行中立的初步咨询，讨论各种生育选择；然后再与实验室遗传咨询师（Laboratory-based genetic counselor）对接技术细节，后者是特定实验室的技术专家，负责解释技术可行性、周转时间，并在测试过程中担任患者的主要联系人。这种协作能够为患者提供最全面、最有效的支持。起飞前检查清单：开始前你必须知道的事进行PGT-M是一个重大决定，患者需要在此之前对整个过程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报告列出了一系列必须沟通清楚的关键点，包括：测试的时间线与风险；通常需要亲属提供DNA样本的“全家总动员”；可能发现非亲生关系等意外发现；测试失败的可能性；结果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或准确性降低的局限性；对单个周期后可获得健康胚胎数量的合理预期。最重要的是，PGT-M的准确性并非100%，因此强烈建议在怀孕后通过绒毛膜穿刺术或羊膜腔穿刺术进行产前诊断，以最终确认胎儿的基因状态。探秘“黑箱”：实验室如何检测胚胎当胚胎活检样本被送到实验室后，真正的技术大戏才拉开帷幕。这个过程的核心是DNA分析，主要依赖两种互补的技术：1. 连锁分析（Linkage Analysis）：这是PGT-M的“金标准”（gold standard）。它不直接检测致病变异，而是通过分析其“左邻右舍”的DNA标记来间接追踪与致病基因连锁遗传的单倍型（遗传标记组合）。这需要分析患者及其亲属的DNA样本来确定哪个单倍型是“致病的”。2. 直接变异分析（Direct Variant Analysis）：这种方法直接检测胚胎DNA中是否存在已知的致病变异。然而，由于样本DNA量极微，在扩增中可能发生等位基因脱扣（Allele Dropout, ADO）——即携带致病变异的等位基因扩增失败，从而导致假阴性结果。为了克服这一风险，标准的PGT-M流程通常会同时进行连锁分析和直接变异分析，互相验证，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意想不到的障碍与艰难的决定尽管技术日新月异，PGT-M的道路上依然布满了挑战和荆棘。当“地图”缺失：建立连锁分析的挑战连锁分析虽然可靠，但它依赖于一张清晰的“遗传地图”，而这张地图有时是缺失或错误的。报告列举了几种难以建立连锁分析的情形：新生突变（De novo variant），即变异在患者这一代新出现；患者是嵌合体（Mosaic patient）或接受过骨髓移植；家庭存在近亲婚配（Consanguineous）关系；或存在错误的生物学关系。在这些情况下，PGT-M只能依赖于风险更高的直接变异分析，或者需要更复杂的策略。最难破解的基因密码：实验室里的特殊案例有些类型的基因和变异，由于其自身结构的特殊性，给PGT-M带来了巨大的技术挑战。例如三联体重复疾病（如亨廷顿舞蹈症），直接精确计数重复数难度极高；大片段缺失和基因倒位（如甲型血友病）也难以直接检测。此外，基因组中的“冒牌货”——假基因（Pseudogenes）可能会干扰对真正功能基因的判断，在Gaucher病、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PKD1）和脊髓性肌萎缩症（SMN1）等疾病的检测中都构成了挑战。这些情况大多需要依赖连锁分析。真相时刻与之后：解读结果与移植抉择当检测结果出来后，患者和医生将面临最后的，也可能是最艰难的抉择。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果所有的胚胎都检测出携带致病变异，该怎么办？报告援引研究指出，一些患者会选择移植那些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胚胎。这种情况在晚发性疾病或表型可变的疾病中更为常见。他们可能认为，相比于没有孩子，拥有一个未来可能患病、但能享受数十年健康生命的孩子，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这个选择将PGT-M从一个纯粹的“筛选工具”变成了一个“排序工具”，也给临床医生带来了巨大的伦理压力。规划家庭的未来：一柄名为“选择”的双刃剑通读美国生殖医学会这份详尽的报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核心结论：PGT-M是一项强大、复杂且充满人文关怀的技术，但它绝非“定制完美宝宝”的魔杖。它为无数有遗传病风险的家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让他们有机会打破世代相传的宿命，拥抱健康的下一代。从预防致命的儿童期疾病，到拆除成人期疾病的“定时炸弹”，再到为患病手足寻找“救命稻草”，PGT-M的应用场景展现了科技向善的巨大潜力。然而，这股强大的力量也伴随着沉甸甸的责任和深刻的困惑。当技术踏入低风险、轻度疾病和“意义不明确”的灰色地带时，我们如何在过度医疗和患者自主权之间寻找平衡？当我们可以通过非告知测试来尊重个体“不知情”的权利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其中复杂的伦理和操作挑战？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它始终将知情选择和患者自主权置于核心地位。PGT-M应该是一个选项（optional），而不是一个要求（requirement）。即使确认存在生殖风险，患者也有权了解所有可能性（包括产前诊断、领养或坦然接受风险），并在非指导性的、充分的咨询支持下，做出最适合自己家庭价值观的决定。PGT-M的世界里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一系列艰难的权衡。它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希望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生命的开端？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我们愿意接受多大的不确定性？最终，这项技术如何塑造我们对家庭、对后代、对生命本身的理解，答案或许就蕴藏在每一个家庭，在咨询室里和实验室外，所做出的那些深思熟虑的选择之中。这柄名为“选择”的双刃剑，正在我们手中，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人性。参考文献Practice Committee and Genetic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Group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Washington, D.C.. Electronic address: asrm@asrm.org. Indications and management of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for monogenic conditions: a committee opinion. Fertil Steril. 2023 Jul;120(1):61-71. doi: 10.1016/j.fertnstert.2023.03.003. Epub 2023 May 10. PMID: 37162432.责编|探索君排版|探索君转载请注明来源于【生物探索】声明：本文仅用于分享，不代表平台立场，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尽快联系我们，我们第一时间更正，谢谢！End往期精选围观Nature | 刷新认知：早期妊娠流产的55%有明确基因原因，不只染色体异常那么简单！热文Nature Medicine | 多囊女性子宫内膜藏着什么秘密？——全球首份单细胞图谱揭示治疗新方向热文一个基因的“魔咒”——67个孩子，10人患癌，谁来为生命的“起跑线”负责？热文Cell | 颠覆认知！染色体形成并非依赖“骨架”，自组织模型重塑教科书热文Science | 为什么我们回想不起三岁前的经历?

酰胺键广泛存在于天然产物和药物分子中，经典的构建方法是羧酸和胺在缩合剂的作用下进行缩合，目前缩合剂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如HATU，DCC，T3P，PyBOP，HBTU，DPPA等。 1.Coupling via acid chloride SOCl2 and (COCl)2, the two are most widely employed reagents in process chemistry. A drawback of these methods is that HCl is a byproduct of acid chloride generation, which can lead to incompatibility with acid-sensitive functional groups. Amide Bond Formation with SOCl2:  Amide Bond Formation with POCl3:  Amide Bond Formation with POCl3:   Amidation via Vilsmeier Reagent:  2.Coupling via acid anhydride 2.1 Carboxylic/ Carbonic Acid Anhydrides Amide bond formation via mixed anhydride is one of the oldest approaches. Carbon-based mixed anhydrides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activating reagent. Activation with Acetic Anhydride: PivCl-Mediated Coupling: Ethyl Chloroformate-Mediated Coupling:Amidation via IBCF: Boc2O-Mediated Amide Coupling: EEDQ as the Activating Agent:  2.2 Sulfonate-Based Mixed Anhydrides Sulfonate-based mixed anhydrides derived from either reagent display excellent selectivity in which amines add preferentially to the activated carbonyl instead of the sulfonate ester. Amide Couplings via MsCl Activation: Amide Coupling via TsCl Activation:  2.3 Phosphorus-Based Mixed Anhydrides T3P and EMPA have been applied by process chemistry groups for the synthesis of drug candidates. However, EMPA relatively high toxicity (LD50=7 mg/kg) and the need for its low level purging from drug substances have limited use of this reagent on industrial scale.  T3P as the Activating Agent: Amide Forming  via Ethylmethylphosphinic Anhydride: Amide Coupling via Imidazolide: 3.Coupling via Activated Ester 3.1 Carbodiimide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when selecting a carbodiimide is the preferred workup since the method for removal of the urea byproduct can vary widely. 1-hydroxybenzotriazole (HOBt) is by far the most commonly used for carbodiimide-mediated reactions in either stoichiometric or catalytic fashion. DCC-Mediated Coupling: DIC/HOBt-Mediated Amidation: EDC/HOBt-Mediated Amidation: 3.2 Phosphonium Salts BOP was the first reagent of the HOBt-basedonium salts to be introduced for amide bond formation to avoid epimerization and other side reactions that can take place with carbodiimide reagents.  Amide Bond Formation with BOP:  3.3 Guanidinium and Uronium Salts These reagents afford fast amide bond formations and can be very useful for the coupling of sterically hindered amino acids in peptide synthesis. Amide Coupling with HBTU: HATU-Mediated Amide Bond Formation: Amide Bond Formation via TBTU: Amide Bond Formation with TBTU: TOTU as a Coupling Agent: 4.Triazine-Based Coupling Reagents Cyanuric chloride is a highly reactive coupling reagent produced on the industrial scale by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etric tons per year via trimerization of cyanogen chloride. Cyanuric Chloride-Mediated Amide Bond Formation: CDMT-Promoted Amide Formation: DMTMM as Coupling Reagent:  5.Coupling via Boron Species Boric acid clearly stands out as a very desirable reagent since it is inexpensive and displays excellent atom economy. In addition, after reaction completion, the water-soluble reagent can be extracted into an aqueous workup. ABBREVIATIONS (缩写): BOP:(benzotriazol-1-yloxy)tris(dimethylamino)phosphoniumhexafluorophospha -te  CDI: 1,1′-carbonyldiimidazole  CDMT: 2-chloro-4,6-dimethoxy-1,3,5-triazine  DCC: N,N′-dicyclohexylcarbodiimide  DCU: N,N′-dicyclohexylurea  DIC: N,N′-diisopropylcarbodiimide   DMTMM: 4-(4,6-dimethoxy-1,3,5-triazin-2-yl)-4-methylmorpholinium chloride  ECF: ethyl chloroformate  EDAC: 1-ethyl-3-(3′-dimethylaminopropyl)carbodiimide  EDC or EDCI: 1-ethyl-3-(3′-dimethylaminopropyl)carbodiimide  EEDQ: 2-ethoxy-1-ethoxycarbonyl-1,2-dihydroquinoline  EMPA: ethylmethylphosphinic anhydride  HATU:N-[(dimethylamino)-1H-1,2,3-triazolo[4,5-b]pyridin-1-ylmethylene]-N-methylmethanaminium hexafluorophosphate N-oxide  HBTU:N-[(1H-benzotriazol-1-yl)(dimethylamino)methylene]-N-methylmethanaminium hexafluorophosphate N-oxide  HOAt: 1-hydroxy-7-azabenzotriazole  HOBt: N-hydroxybenzotriazole  HONB: N-hydroxy-5-norbornene-endo-2,3-dicarboxylic acid imide  HOOBt: 3,4-dihydro-3-hydroxy-4-oxo-(1,2,3)-benzotriazine  IBCF: isobutyl chloroformate  MsCl: methanesulfonyl chloride  PPA: n-propanephosphonic acid anhydride  Piv: pivaloyl py: pyridine  PyBOP:(benzotriazol-1-yloxy)tris(pyrrolidine)phosphonium hexafluorophosphate  PyBrop: bromotripyrrolidinophosphonium hexafluorophosphate  T3P: n-propanephosphonic acid anhydride  TBTU:N-[(1H-benzotriazol-1-yl)(dimethylamino)methylene]-N-methylmethanaminium tetrafluoroborate Noxide  TMP: 2,2,6,6-tetramethylpiperidine  TOTU:O-[(cyano(ethoxycarbonyl)methyleneamino]N,N,N′,N′-tetramethyluronium tetrafluoroborate  TPTU: 2-(2-oxo-1(2H)-pyridyl-1,1,3,3-tetramethyluronium tetrafluoroborate  TsCl: p-toluenesulfonyl chloride  内容来源：Org. Process Res. Dev. 2016, 20, 14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