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rutinib

站在2026年初回望过去三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国际舞台上呈现出一种极度分裂的“双面人”特征。一面是创新药（Innovative Drugs）的License-out（对外授权）交易额屡创新高，中国药企俨然成为跨国制药巨头（MNC）眼中的“创新军火库”；另一面，曾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疫苗（Vaccines）在后疫情时代遭遇出口断崖，不仅在mRNA技术迭代战中未能抢占身位，更在常规疫苗的国际采购体系中步履维艰。 这种“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差异性究竟源于何处？是技术路线的优劣之分，是商业模式的降维打击，还是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与监管信任危机？本文将以辩证的视角，通过正反对比分析，试图拨开迷雾，还原中国生物医药出海的真实逻辑。 第一章大分流：繁荣的假象与真实的困境 如果仅看数据，中国医药行业的国际化似乎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也处于最坏的时期。这种矛盾的体感，取决于你身处哪一个细分赛道。 正方视角：创新药的“大航海时代” 2023年至2025年，中国创新药企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卖身”热潮，但这并非贬义，而是价值兑现。以ADC（抗体偶联药物）为例，中国企业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全球ADC研发管线的半壁江山。默沙东、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等MNC挥舞着数以十亿计美元的首付款，争抢科伦博泰、百利天恒、恒瑞医药等中国Biotech管线中的分子。 数据显示，仅2024年全年，中国药企License-out交易总额突破500亿美元，首付款总额超过50亿美元。传奇生物的Carvykti（西达基奥仑赛）在美国销售额突破重磅炸弹（Blockbuster）门槛，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在“头对头”试验中击败伊布替尼并在全球攻城略地。这是一种基于“硬核产品力”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从“仿制药大国”向“原始创新输出国”的跨越。 反方视角：疫苗出口的“倒春寒” 与此同时，中国疫苗产业却在经历一场严酷的寒冬。随着新冠大流行结束，曾经凭借灭活疫苗快速铺开全球市场的科兴、国药等巨头，出口数据呈断崖式下跌。这不仅仅是需求的自然回落，更关键的是，在流感、HPV、肺炎结合疫苗等常规品种上，中国疫苗未能通过WHO PQ（预认证）的数量远低于预期，未能有效承接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公卫缺口。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mRNA这一革命性技术路线上，尽管国内多家企业布局，但在海外三期临床、EUA（紧急使用授权）获取以及最终商业化落地方面，全面落后于Moderna和BioNTech。曾经的“疫苗外交”红利消退后，裸露出来的是技术代差和国际监管互认的巨大鸿沟。 第二章辩论焦点一：技术实力的“降维”与“代差” 正方论点：创新药出海是“工程化红利”的极致释放 中国创新药之所以能成功出海，并非因为我们做出了大量First-in-Class（同类首创）的全新靶点，而是因为我们将Fast-Follow（快速跟随）做到了Best-in-Class（同类最佳）。 尤其在ADC、双抗等领域，中国企业展现了惊人的“工程化能力”。我们也许不是第一个发现靶点的人，但在药物化学结构修饰、连接子技术、毒素Payload的筛选上，中国科学家展现了极高的效率和试错能力。加上中国庞大的临床患者资源和高效的CRO（合同研究组织）体系，使得中国药企能以欧美同行1/3的成本、1/2的时间完成同等质量的临床前及早期临床研究。 对于MNC而言，这是一种极致的性价比。他们购买的不是颠覆性的科学发现，而是成熟、高效、可立即填补管线空缺的优质资产。这种基于“工程师红利”和“临床效率”的优势，构成了创新药出海的核心竞争力。 反方论点：疫苗受阻暴露了“源头创新”与“工艺稳定性”的短板 反观疫苗，其逻辑与小分子或单抗截然不同。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的，对安全性的容忍度极低，且对生产工艺的均一性、稳定性要求极高。 中国疫苗在新冠期间的出口主要依赖灭活技术，这是一种成熟但“陈旧”的技术。当全球转向mRNA及重组蛋白技术以追求更高保护率时，我们的技术储备显得捉襟见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疫苗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生物过程，涉及发酵、纯化等无数Know-how。 许多国产疫苗在实验室阶段数据尚可，但一旦放大到工业级量产，批间差（Batch-to-batch consistency）控制往往难以达到FDA或EMA的严苛标准。这种“工艺黑箱”的未完全破解，导致我们在高端疫苗的全球竞争中缺乏底气。创新药可以卖分子结构（License-out），由买方解决生产问题；但疫苗出海往往是卖最终产品，必须自己解决生产质量问题，这一环节的短板被暴露无遗。 第三章辩论焦点二：商业模式的“B2B”与“B2G”差异 正方论点：创新药走的是纯粹的市场化B2B路径 分析中国创新药的成功，必须看到其商业模式的灵活性。目前的出海潮，绝大多数是License-out模式，即“借船出海”。 这是一种典型的B2B（企业对企业）生意。中国Biotech只需搞定MNC的BD（商务拓展）部门和研发高管，只要数据过硬（Data talks），交易就能达成。MNC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临床注册团队和商业化网络，他们会负责搞定FDA，负责搞定支付方。 这种模式极大地规避了中国药企在海外商业化经验不足、缺乏销售团队的弱点。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MNC之所以买单，是因为他们算得过账——买中国药企的管线，比自己从头研发更便宜、成功率更高。这是一种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理性选择，受政治干扰相对较小（虽然也在增加，下文详述）。 反方论点：疫苗出海深陷B2G与公共卫生的泥潭 疫苗出海，尤其是纳入各国免疫规划（EPI），本质上是一门B2G（企业对政府）或B2O（企业对国际组织）的生意。 无论是通过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采购，还是通过泛美卫生组织（PAHO）招标，前提都是获得WHO PQ认证。这是一套极其繁琐且带有半政治色彩的准入体系。而且，疫苗采购往往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主权，各国政府在决策时，除了考虑价格和疗效，还会考量地缘政治站队。 在后疫情时代，随着欧美对华脱钩断链的杂音增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接受中国疫苗时变得犹豫。此外，跨国疫苗巨头（默沙东、辉瑞、GSK、赛诺菲）在这一领域深耕数十年，构建了极高的准入壁垒和政商关系网。中国疫苗企业试图以“单打独斗”的方式（直接出口成品）冲击这一体系，缺乏像创新药那样“借船出海”的灵活性，因此在失去疫情紧急状态的庇护后，迅速碰壁。 第四章深层原因分析：监管信任与标准之争 1. 监管趋同度的差异 这是最为核心的深层原因。 中国药监局（NMPA）自2015年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以来，在化学药和生物药的审评审批标准上，正以惊人的速度向FDA/EMA靠拢。现在的中国创新药企，从立项开始就按照国际标准设计临床试验（MRCT），数据采集、统计分析都符合国际规范。这使得MNC在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时，能够认可中国的数据。 然而，在疫苗领域，中外监管体系仍存在显著的“互操作性”隔阂。中国疫苗的批签发制度、药典标准与WHO或欧美标准在某些细微但关键的指标上仍有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国产疫苗在申请WHO PQ时，往往需要补充大量数据，甚至重新进行临床试验，时间成本极高。 2. “临床数据完整性”的历史包袱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在国际舆论场和监管机构眼中，中国医药行业仍背负着一定的信任赤字。创新药通过与MNC的深度绑定，实际上是利用MNC的品牌信用为中国数据做了“背书”——如果阿斯利康愿意买，说明他们核查过数据是真实的。 疫苗则不同，尤其是直接出口成品时，完全依赖企业自身的信用。过去个别疫苗企业的质量丑闻，以及新冠期间关于临床数据透明度的争议（无论是否被西方媒体妖魔化），客观上增加了中国疫苗获取国际信任的难度。在信任稀缺的年代，数据只要有一丝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成为拒绝准入的理由。 第五章辩证看待地缘政治：也是双刃剑 正方：创新药的“漏网之鱼”效应 尽管美国推行《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ity Act），试图在CXO（医药研发外包）和基因数据领域遏制中国，但在创新药License-out领域，交易反而更加活跃。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背后的逻辑是：美国需要药。美国患者对降低药价有着强烈的呼声，而医保控费压力也迫使美国需要更具成本优势的疗法。中国创新药恰好提供了“高质量+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对于MNC来说，只要知识产权转移过来，这就是美国药企的资产，可以规避大部分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创新药的出海目前享受着一种“资本避险”的红利。 反方：疫苗的“安全泛化”困境 疫苗则不幸位于地缘政治冲突的锋面。疫苗被许多国家视为“战略物资”和“生物安全防线”。在当前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欧美市场对中国疫苗几乎是封闭的。 即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欧美通过援助项目（如PEPFAR）掌握了大量公卫话语权，中国疫苗要想进入常规采购清单，不仅要面对商业竞争，还要面对“甚至不给你入场券”的政治压力。这导致中国疫苗企业只能在非正规市场或紧急市场中寻找机会，难以建立长效的商业造血机制。 第六章批判性反思：可持续性与未来路径 在欢呼创新药出海、叹息疫苗受阻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性思维。 1. 创新药出海：是“借船出海”还是“割肉饲虎” 虽然License-out带来了巨额现金流，但这是否会导致中国药企沦为MNC的“代工厂”或“早研中心”？ 我们将最具潜力的管线在早期阶段卖给MNC，虽然回笼了资金，但也失去了未来产品上市后最大的利润蛋糕。长期来看，如果中国药企始终停留在“卖分子”阶段，而无法建立自己在海外的临床开发、生产和商业化销售能力，那么我们永远只能处于生物医药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干最累的活（研发试错），赚一次性的钱。 真正的出海，最终必须是从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进化为Biopharma（生物制药公司），像日本武田（Takeda）那样，拥有全球化的销售网络。目前看，只有百济神州等极少数企业走到了这一步，大多数企业仍处于“卖青苗”的阶段。 2. 疫苗出海：困境中的破局可能 疫苗的受阻并非死局。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企业提供了试错和迭代的资金支持。 破局的关键在于三点： 技术升级：必须在mRNA、新型佐剂、重组蛋白等下一代技术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不能抱着灭活技术吃老本。 标准接轨：头部疫苗企业应主动对标FDA标准建立质量体系，即使不进军美国市场，FDA级别的质量体系也是进入WHO和任何高端市场的通行证。 本地化生产：既然直接出口成品受阻，不如输出技术和产能，在印尼、巴西、阿联酋等地合资建厂。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技术+本地制造”，不仅能规避贸易壁垒，还能加深政治互信。 第七章结语：在撕裂中重构 中国创新药出海的“火”与疫苗出口的“冰”，本质上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阶段错位与全球产业分工重构的缩影。 创新药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在微观层面的技术积累已经溢出，能够被全球资本体系接纳；疫苗的受阻，则提醒我们在宏观层面的质量标准、品牌信任和国际政治博弈能力上，仍需补课。 未来十年，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化之路，注定不会是一条坦途。我们需要警惕创新药繁荣下的“管道化”风险——即成为西方的原材料供应地；也要避免疫苗产业因一时受挫而陷入“内卷化”——只在存量市场低价互搏。 真正的强者，是在辩证的撕裂中寻找弥合之道。是在卖出分子的同时学习如何卖药，是在技术受阻的时刻倒逼标准的升级。这不仅关乎几家企业的股价，更关乎中国能否真正拿到全球生物经济牌桌的“话事权”。 这是一个漫长的征途，冰火洗礼之后，留下的才是真金。

“先发”还是“最优”？这是创新药研发策略中永恒的辩题。之前我一直认为，对于后来者，如果能够避免先发药物的一些缺点，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完美，后续肯定能在市场迎头赶上甚至实现反超，但是最近看到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篇统计文献打破了我以往的认知。 2020年，两款RET抑制剂几乎同时问世：礼来的Selpercatinib（Retevmo）凭借三项癌种的强劲应答率率先上市，三个月后，罗氏的Pralsetinib（Gavreto）紧随其后，疗效相当。然而分析师仍预测Retevmo峰值销售额略高（7.86亿美元 vs 7.3亿美元）。这微小的差距背后，究竟是先发 timing 的胜利，还是商业运作的精准？ 十年前，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曾发表一项经典研究（1990-2010年数据），指出“首发”虽总体占优，但疗效显著更优的“快速跟随者”（2年内上市）仍能斩获可观市场份额。 然而十年过去，生物医药生态已剧变：靶点竞争白热化、疗法模态多样化、审评审批加速、市场准入与药价政策收紧……在此背景下，BCG近期更新了其分析框架，覆盖2010年后上市的29个创新机制类别、104款产品，试图重新回答：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首发”与“最优”究竟孰重孰轻？总体趋势：速度优势扩大，但第三名以后的机会反而增加 BCG沿用其十二宫格分析矩阵，以“首发+最优”产品捕获的现值（present value）为基准（100%），比较不同上市顺序与疗效优势组合产品的商业价值占比。分析发现 次发但最优” 产品仅能捕获 38% 的价值，远低于 “首发但疗效中等” 产品的 82%——后者价值是前者的两倍以上！ 甚至 “首发但疗效最低” 的产品也能捕获 54% 的价值，较2013年分析提升14个百分点。 这说明：“先发优势”在过去十年显著强化。 然而有趣的是，第三名及以后上市的产品，价值捕获反而比十年前更好。例如“第三名但最优”的产品现值占比提升14%。BCG指出，这些后来者往往凭借疗效或适用人群的显著突破，不仅抢占了份额，更做大了整个可及市场。 再来看一下不同领域的差异：肿瘤领域“强者恒强”，非肿瘤领域“群雄逐鹿” BCG将肿瘤与非肿瘤领域分开看，发现两个领域策略逻辑截然不同。对于肿瘤类药物：首发即王道，除非后来者疗效碾压。  在肿瘤领域，只要首发产品具备中等以上疗效优势，其市场地位极难被撼动。原因包括： 长时间领先窗口：例如伊布替尼（Imbruvica）比竞争对手早上市近4年； 随时间积累的疗效证据护城河：例如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通过后续临床数据巩固了其对纳武利珠单抗（Opdivo）的领先地位。 对于非肿瘤领域：后来者更易逆袭 在偏慢性病管理、患者会轮换多种疗法的领域（如偏头痛、银屑病等炎症性疾病），产品差异化更难，单一产品难以通吃。后来者有机会通过推广策略、准入优势或给药便利性等方式破局。 不同市场动态下价值捕获的差异（a.肿瘤领域；b.非肿瘤领域；c.多适应症产品）关键变量：多适应症布局成最大放大器 下图揭示了另一重要维度：多适应症布局对先发优势的放大效应。 在覆盖多适应症的机制类别中，“首发且疗效最优”产品价值占比极高，而“次发但最优”产品仅能捕获 20% 的价值——远低于整体分析的38%与肿瘤领域的比例。 BCG指出，这背后是 “适应症拓展速度” 的竞争：首发产品往往能凭借先发地位，更快地开展新适应症临床，抢占更多患者群体，形成“滚雪球”效应。 政策与开发模式的影响：BCG研究还发现其他影响变量： 突破性疗法/孤儿药认定类别：首创新药在67%的情况下能捕获最大价值（例如帕博西利（Ibrance）在HR+/HER2-乳腺癌中率先上市，即便后续产品疗效更优，其市场地位仍难被撼动）； 同步开发类别（前两款产品上市间隔<2年）：若快速跟随者能带来显著疗效提升或覆盖更大人群，仍有可能反超。那对于后来者的真的没有破局方法？BCG的统计发现，对于后来者，也有一些方法实现对先发者的逆袭 1）.疗效碾压，或极速跟随 大多数能反超的“次发最优”产品，上市时间与首发的间隔在2年以内。若疗效、安全性或给药方式有显著优势，甚至能颠覆已建立市场地位的产品。如失眠药双重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达利雷生（Quviviq），凭借更低的日间嗜睡副作用，成功挑战已上市产品。 2. 开辟新适应症，重构市场边界 后来者可通过聚焦新适应症或亚人群，在局部市场成为“首发”。第三款上市的SGLT2抑制剂恩格列净（Jardiance），通过证明其对非糖尿病心衰患者的获益，开辟了全新市场。 3. 疗法模态创新，重塑产品定位 通过不同模态（如细胞治疗 vs 双抗）实现更优疗效或便利性。后来上市的CD19 CAR-T疗法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Tecartus），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领域替代了双特异性抗体blinatumomab（Blincyto）。 此外，后来者还可通过创新的市场准入策略、差异化给药方案（如更便利的给药频率）竞争。 总结：速度至上，但差异化是后来者的唯一通行证 BCG最终结论十分明确：“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尤其在肿瘤、多适应症、可能实现重大疗效突破、或可能面临同步竞争的机制类别中。对于计划进入已成熟市场的企业，BCG也给出了三大建议策略：1)聚焦更适合自身产品的替代适应症；2)建立具有关键差异化的产品定位（不仅是疗效）；3)尽可能在首发产品上市2年内实现跟随上市。 我们已经建立抗体密码读者交流群，有兴趣的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进群，请主动备注姓名-公司-职位（高校-专业），非诚勿扰！ 因为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足足的精气神儿！ 声明 本公众号所发表文章以宣传知识为目的，因此不构成投资，病人用药等建议。如果文章侵您的权益及时联系小编进行删除！ 参考文献 https://doi.org/10.1038/d41573-023-000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