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tlimab

一、公司定位与战略选择：实体瘤TCE治疗的差异化突围 浙江时迈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专注于T细胞衔接器（TCE）疗法开发的临床阶段生物科技企业。公司于2025年9月完成股份制改造，现正申请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独家保荐人为华泰国际。与多数选择在血液肿瘤领域建立先发优势的生物技术公司不同，时迈药业自成立之初即将战略重心锁定于实体瘤TCE治疗这一高壁垒、高潜力的细分赛道，试图通过技术平台的差异化设计解决实体瘤免疫治疗中的核心痛点。 从治疗范式演进的角度审视，TCE疗法已从早期的1+1双特异性结构逐步发展为遮蔽型、多功能型、逻辑门控等复杂形态，适应症也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向实体瘤大幅拓展。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全球TCE市场规模于2024年达到约30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以40.0%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至1,211亿美元；中国TCE市场于2024年约为人民币7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以63.8%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至人民币1,596亿元。时迈药业选择在这一高速增长行业的关键转折期切入，其战略意图在于抢占实体瘤TCE治疗的先发优势——毕竟实体瘤占癌症总病例的90%以上，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仅占10%以下，前者才是真正的临床未满足需求主战场。 二、核心技术平台：四大引擎支撑管线迭代 时迈药业的技术护城河建立在四大专有研发平台之上，分别是多通道抗体发现平台、H型双特异性TCE平台（H-BiTE平台）、蛋白酶激活型双特异性TCE平台（Pro-BiTE平台）以及多功能/逻辑门控TCE平台。这四大平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从早期发现到临床转化的完整技术闭环。 H-BiTE平台是公司双特异性TCE分子的核心构建基础，其设计原理在于通过优化T细胞亲和力并应用遮蔽技术，提升T细胞激活的精准度，从而更好地控制免疫相关副作用，降低肿瘤脱靶毒性。Pro-BiTE平台则代表了公司在条件激活型TCE领域的技术深度，通过蛋白酶激活的遮蔽技术实现肿瘤微环境特异性释放，最大限度地降低全身免疫毒性。多功能/逻辑门控TCE平台进一步提升了识别的精准性，采用"或门"门控双靶点设计，可通过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一种或两种肿瘤相关抗原（TAA）来激活T细胞，从而提高肿瘤识别能力并有助于预防肿瘤复发。 值得关注的是，公司强调其TCE疗法具备"零级免疫细胞毒性"的潜力——即无论肿瘤细胞或肿瘤抗原与TCE的结合数量多少，被激活的T细胞都能以稳定速率杀灭肿瘤细胞。这一特性若能在临床中得到持续验证，将构成相对于传统TCE产品的显著安全性优势，因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一直是制约TCE类药物临床应用的剂量限制性瓶颈。 三、管线布局与核心产品：四款临床候选药物的竞速逻辑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时迈药业拥有四款自主研发的临床阶段创新候选药物，包括一款T细胞调节器（TCM）及三款TCE，另有处于临床前阶段的多功能/逻辑门控TCE候选药物CMDE101及CMDE102。这一管线组合体现了公司在靶点选择上的深思熟虑：既覆盖了免疫检查点调节（LAG-3），又涵盖了实体瘤高表达靶点（EGFR、GPC3），同时通过遮蔽技术探索更安全的给药策略。 核心产品DNV3是一款靶向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AG-3）的先进TCM。LAG-3作为TME中由耗竭T细胞高度表达的抑制性受体，是肿瘤免疫逃逸的关键节点。DNV3验证了公司专有的高容量全人源IgM噬菌体展示抗体文库技术，在临床试验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特征及广泛的联合治疗潜力，未记录到3级或以上CRS。该产品正在开展联合抗PD-1抗体（特瑞普利单抗）及化疗（白蛋白结合紫杉醇、顺铂或卡铂）的II期临床试验，用于治疗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资料，在抗LAG-3抗体候选药物中，DNV3按临床开发阶段计在全球及中国均排名第二，具备明确的差异化竞争位势。 核心产品SMET12是一款创新的静脉注射用EGFR×CD3 TCE，用于治疗EGFR阳性晚期实体瘤（包括食管癌）。该产品于2021年11月获得美国FDA的IND批准，已在中国完成I期临床试验并开展IIa期临床试验。在EGFR×CD3 TCE候选药物中，SMET12按临床开发阶段计在全球及中国均排名第一。EGFR作为癌症治疗的有效药物靶点，传统单特异性抗体（如西妥昔单抗及帕尼单抗）在ESCC及TNBC的临床开发中曾遭遇挫折，未能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TCE通过CD3介导的T细胞募集及重定向，可能诱导更直接且更强效的肿瘤细胞杀伤作用，SMET12正是这一机制创新的代表。 CMD011是一款先进的GPC3×CD3 TCE，用于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已在中国开展I期临床试验，并于2025年2月获得美国FDA的IND批准。在GPC3×CD3 TCE候选药物中，CMD011按临床开发阶段排名全球前二。CMDE005则是一款创新的EGFR×CD3遮蔽型TCE，是中国首款且唯一、全球前二采用遮蔽肽技术并已进入临床阶段的EGFR×CD3 TCE候选药物，于2025年4月获得FDA的IND批准，旨在通过减少CRS最大限度地降低免疫疗法相关的安全风险。 从管线进度观察，时迈药业采取了"中美双报"的全球化注册策略，四款临床阶段产品中已有三款获得FDA IND批准，这种布局不仅提升了管线的全球估值天花板，也为未来潜在的对外授权（out-licensing）交易奠定了监管基础。 四、研发体系与人才架构：中美双中心的协同效应 时迈药业建立了多层次的研发团队，涵盖从早期发现到临床转化的整个创新路径。早期研究团队在孝作祥博士和周束文博士的带领下，已成为公司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临床开发团队在孝作祥博士和WANG Yanping女士的领导下，将深厚的医学专业知识与强大的营运能力相结合。公司在美国和中国设立双重研发中心，通过不同时区的一体化运作模式，支持不间断的研发周期和高效的平台整合。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公司内部研发团队由33名雇员组成，其中超过97%的雇员至少持有学士学位，超过70%的研发团队成员持有硕士或以上学位。这一学历结构在同类规模的生物技术企业中处于较高水平，反映了公司对研发人才密度的高度重视。在化学、制造及控制（CMC）方面，公司团队由六名专业人员组成，由拥有20多年经验的周束文博士领导，成员大多来自知名生物制药及医药公司。 然而，公司目前并无内部制造能力，所有候选产品均依赖CDMO进行生产。2024年及2025年，公司就CDMO服务分别产生开支人民币510万元及人民币320万元。这种轻资产模式在研发早期阶段有助于控制资本支出，但也意味着未来商业化生产将面临产能保障和成本控制的双重挑战。 五、财务透视：高研发投入下的现金消耗与资本续航 作为一家处于临床阶段的生物科技公司，时迈药业目前尚无产品获批上市，因此无营业收入，财务状况呈现出典型的研发驱动型亏损特征。理解其财务数据的关键不在于盈利指标，而在于现金储备的续航能力、研发投入的效率以及资本结构的稳健性。 2024年，公司录得净亏损人民币5,989.9万元；2025年，净亏损扩大至人民币8,096.0万元。 亏损扩大主要源于行政开支从2024年的人民币1,218.8万元激增至2025年的人民币4,310.7万元，以及研发费用的持续投入。2024年及2025年，研发费用分别为人民币5,338.2万元及人民币4,658.9万元，其中核心产品相关研发费用分别为人民币2,320万元及人民币2,670万元，占同期研发费用总额的43.5%及57.4%，显示出研发资源向核心管线集中的趋势。 从资产负债表来看，2024年末公司资产净值为人民币17,573.3万元，2025年末下降至人民币11,522.9万元，减少主要由于年度亏损人民币8,096万元所致。流动资产净值由2024年末的人民币14,400万元减少至2025年末的人民币10,265.4万元，主要归因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人民币7,700万元，以及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增加人民币1,090万元。 现金流方面，2024年经营活动所用现金净额为人民币5,335.3万元，2025年为人民币5,048.0万元。2025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人民币3,391.3万元，较2024年末的人民币2,390.7万元有所增加，主要得益于投资活动所得现金净额人民币7,769.1万元（可能来自理财产品赎回或金融资产处置）。流动比率从2024年的3.9下降至2025年的3.2，速动比率同样从3.9下降至3.2，杠杆比率维持在0.2的低位，显示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尚可，但现金储备的绝对规模并不充裕。 公司已进行四轮前投资，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90.1百万元，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已动用约73.82%。资深投资者包括贝达生物医药及杭州泰鲲，这些产业资本的背书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也在战略层面形成了协同效应。公司董事认为，考虑到可用财务资源及估计募资净额，以及现金消耗率，公司有足够的营运资金支付自文件日期起至少未来12个月内的至少125%费用。然而，假设未来平均现金消耗率为2024年及2025年平均支出水平的2.5倍，不计及募资估计净额，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及金融资产将能够在10个月内维持财务可行性。这意味着上市募资的及时性和规模对公司生存具有决定性意义。 六、供应链与商业化前瞻：从零到一的跨越挑战 于往绩记录期间，公司概无客户，亦无从客户处获得收入，这一状态预计将持续至首款产品获批上市。公司主要向第三方供应商采购研发及临床相关服务，与供应商维持稳定的关系以确保材料供应及交付的稳定性。2024年及2025年，公司向五大供应商作出的采购额合计分别为人民币1,820万元及人民币1,560万元，分别占采购总额的53.7%及58.1%；最大供应商采购额分别为人民币740万元及人民币410万元，分别占采购总额的21.7%及15.3%。主要供应商包括杭州泰格医药及迈百瑞，其中非执行董事王延兵于迈百瑞持有不足1%的股权，除此外公司董事、控股股东于五大供应商中概无任何权益。 在商业化策略方面，鉴于候选产品的开发状况，公司尚未组建销售及营销团队。随着候选产品的临床开发推进到后期阶段，公司将根据市场状况、竞争格局以及关键时间的可用资源后评估其各自的商业化形式。未来，公司打算建立自己的销售团队及网络，为候选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化做准备；对于海外市场的商业化，公司计划物色具有显著全球或本地影响力的顶尖制药公司并与之合作。这一"自建+合作"的混合商业化模式符合生物技术公司的常规路径，但也意味着未来两到三年内公司将面临从纯研发组织向商业化组织转型的管理挑战。 七、知识产权与竞争格局：专利壁垒的构建与突破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公司就处于临床阶段的候选产品持有21项专利及5项专利申请，包括四项与DNV3相关的专利，以及与SMET12相关的十一项专利和一项专利申请。这一专利组合虽然规模不大，但覆盖了核心产品的分子结构、制备工艺及适应症等关键维度。在生物技术领域，专利的"质"往往比"量"更为重要，尤其是针对TCE这类结构复杂的生物制品，专利保护的广度和稳定性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市场独占期。 从竞争格局审视，时迈药业面临来自大型制药公司、专业制药公司及生物技术公司、学术机构以及公共及私人研究机构的多维度竞争。在EGFR×CD3 TCE领域，SMET12的全球排名第一的临床进度为其赢得了宝贵的先发优势，但需警惕跨国药企同类管线的追赶；在LAG-3靶点，DNV3排名第二，前方已有百时美施贵宝等巨头的Opdualag（ relatlimab + nivolumab）获批上市，后方亦有众多追随者，公司需要通过联合用药策略和差异化适应症选择建立护城河。GPC3靶点虽在肝细胞癌中表达特异性较高，但既往多款单抗和CAR-T产品临床疗效未达预期，CMD011的TCE机制能否突破这一靶点的成药瓶颈，仍需临床数据验证。 八、控制权与公司治理：创始人主导的集中架构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创始人孝作祥博士（以下简称"孝博士"）。孝博士通过其全资拥有的公司杭州吴迈、由杭州吴迈管理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杭州缔迈，以及由孝博士管理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杭州时迈（员工激励平台），于上市后控制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合计达到控股比例。这种通过多层有限合伙架构实现控制权的设计，在境内生物技术企业中较为常见，既保证了创始人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力，也为后续股权激励预留了灵活空间。 资深投资者贝达生物医药及杭州泰鲲于上市后（假设并无行使超额配售权）将分别持有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一定比例。贝达药业作为国内创新药的标杆企业，其投资不仅带来资金，更可能在新药开发、临床资源、监管沟通等方面提供战略支持。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董事会下设审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符合香港上市规则的企业管治常规要求。 九、风险因素：临床失败、资金断裂与商业化不确定性 时迈药业面临的风险具有临床阶段生物技术公司的典型特征，但部分风险因公司特定情况而显得尤为突出。 首要风险在于候选药物开发失败的不确定性。公司的业务及财务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候选药物能否成功完成临床开发、获得监管批准及实现商业化。生物制药产品的临床开发具有风险性、耗时长且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候选药物可能无法证明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从而无法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特别是，公司的核心产品DNV3与SMET12均处于II期临床阶段，这是药物开发过程中失败率最高的阶段之一，若关键临床终点未达预期，将对公司估值造成毁灭性打击。 其次，持续亏损与现金流压力构成实质性威胁。自成立以来，公司已蒙受重大经营亏损，往绩记录期间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为负数。公司预计短期内将继续亏损，并预期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度将录得净亏损。若公司无法及时完成上市募资或获得其他融资来源，现有现金储备可能在10个月内耗尽（不计及募资净额），这将迫使公司削减研发开支、推迟临床试验甚至寻求低价并购出路。 第三，商业化生产经验的缺失是另一重大短板。公司目前并无内部生产设施，所有候选产品均依赖CDMO制造。若候选药物进入商业化阶段，公司在生物制药产品的商业化生产方面缺乏经验，可能在生产工艺放大、质量成本控制、供应链稳定性等方面遭遇困难。此外，公司有意与第三方合作将候选药物商业化，但可能无法物色到合资格的第三方合作伙伴，或无法实现对临床研发合作伙伴预期协同效应。 第四，对关键人员的依赖风险不容忽视。公司的创新能力和临床推进效率高度依赖于孝作祥博士、周束文博士等核心管理团队。在生物技术行业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若关键人员流失，将对公司研发进度和技术保密造成不利影响。 十、投资价值与前景展望：高风险与高回报的博弈 评估时迈药业的投资价值，需要将其置于香港联交所生物科技板块（18A章）的估值框架中审视。该板块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投资者的核心关注点在于管线的临床价值、技术平台的延展性以及管理团队的执行力，而非短期财务表现。 从管线价值角度，时迈药业拥有四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候选药物，且靶点选择具有明确的临床需求基础。SMET12在EGFR×CD3 TCE中的全球第一临床进度、CMDE005作为中国唯一进入临床的遮蔽型EGFR×CD3 TCE，均为公司提供了独特的估值锚点。若DNV3在黑色素瘤的II期联合治疗中展现出优于现有PD-1单药的疗效数据，或SMET12在食管癌等EGFR高表达实体瘤中证实TCE机制的优势，公司管线的风险调整后净现值（rNPV）将显著提升。 从技术平台角度，四大平台不仅支撑现有管线，还具备持续产出新候选药物的能力。CMDE101及CMDE102作为临床前阶段的三特异性遮蔽型TCE，分别靶向FOLR1×PD-L1×CD3及PSMA×PD-L1×CD3，代表了TCE技术向更复杂、更精准方向的演进。若公司能成功将Pro-BiTE平台的遮蔽技术应用于更多靶点，将形成"技术平台+产品管线"的双重估值支撑。 然而，投资者必须清醒认识到，时迈药业距离商业化盈利仍有漫长道路。按照当前现金消耗速度，即使成功上市募资，资金也将主要用于推进核心产品的III期临床试验及注册申请，这一过程通常需要3-5年时间和数亿元额外投入。在此期间，公司将继续保持亏损状态，且面临临床试验失败、监管政策变化、竞争对手技术进步等多重不确定性。 结语 时迈药业是一家技术特色鲜明、管线布局聚焦、但财务基础相对脆弱的临床阶段生物技术公司。其在TCE实体瘤治疗领域的差异化定位、四大专有技术平台的协同效应、以及"中美双报"的全球化视野，构成了吸引专业投资者的核心亮点。然而，高研发风险、持续现金流压力、缺乏商业化经验等短板，也意味着公司正处于"生死时速"的关键阶段。未来12-24个月，SMET12和DNV3的临床数据读出、上市募资的完成度、以及潜在的对外授权交易，将成为决定公司命运的三重关键变量。对于能够承受高风险的长期投资者而言，时迈药业代表了对下一代肿瘤免疫疗法的一次前瞻性押注；但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公司的现金消耗速度和临床不确定性仍需保持高度警惕。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免疫治疗正在改善局部晚期宫颈癌（LACC）的结局，带来持久缓解和长期生存，尤其在免疫活化即“热”肿瘤患者中更为突出。诱导免疫治疗可通过远隔效应与放化疗协同作用，实现对全身疾病的控制。在2026年6月17日至19日于哥本哈根召开的ESMO妇科癌症大会上，COLIBRI-1研究公布的最终生存数据及免疫亚组探索性分析表明，诱导免疫治疗有助于在局部晚期宫颈癌中激发强烈的免疫应答（摘要27O）。此外，ATOMICC试验也报告了令人鼓舞的结果（摘要26O）。 COLIBRI研究长期生存结局与免疫亚组分析：局部晚期宫颈癌放化疗（RT-CT）前后诱导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及免疫维持治疗（ICB） 此前，III期KEYNOTE-A18试验已证实，在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中将免疫治疗加入放化疗可带来获益。该研究显示，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放化疗可显著改善生存结局，因此已获批用于更高风险的III–IVA期患者（Lancet. 2024;403:1341–1350; Lancet. 2024;404:1321–1332）。 II期COLIBRI-1研究的既往数据提示，局部晚期宫颈癌的诱导免疫治疗能够“启动”肿瘤，从而提高对标准放化疗的应答（Nat Commun. 2026;17:922）。 COLIBRI-1研究纳入40例FIGO 2018分期为IB3–IVA期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给予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诱导治疗，继以标准放化疗及6个月纳武利尤单抗维持治疗。根据基线免疫特征（包括转录组“热”状态和CD8+/FOXP3+比值）进行了探索性亚组分析。共40例患者接受治疗，其中95%为鳞状细胞癌，93%的患者经SP263检测显示PD-L1表达≥1。 中位随访40.3个月后，3年无进展生存（PFS）率和总生存（OS）率分别为83%和90%。在FIGO I–II期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中，3年时无死亡事件发生（OS率100%），第2年至第4年PFS率为93%。在FIGO III–IV期疾病患者中，3年OS率和PFS率分别为85%和77%。 诱导免疫治疗后出现免疫反应（“热”评分）的患者，其生存优于持续性“冷-冷”肿瘤患者。免疫亚组分析提示，基线时为免疫活化肿瘤的患者PFS和OS均更优，而基线为免疫冷肿瘤特征的患者生存事件更多。关于无进展生存，基线即为“热”肿瘤的患者3年PFS率达到100%，免疫检查点阻断（ICB）后转为“热”肿瘤者为95%；而基线为“冷”肿瘤的患者PFS率为76%，ICB后仍为“冷”肿瘤者仅60%。关于总生存，无论是基线“热”肿瘤还是ICB后“热”肿瘤，3年OS率均为100%；基线“冷”肿瘤患者OS率为86%，ICB后仍为“冷”肿瘤者则为73%。 40例受试者中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新辅助治疗期间，1例患者（2.5%）报告了可能与治疗相关的3–4级不良事件；放化疗期间为12例（30.0%），纳武利尤单抗维持治疗期间为8例（20.0%）。 图. II期COLIBRI-1研究中按基线和免疫检查点阻断后免疫特征（“热”/“冷”）划分的无进展生存期（2026年ESMO妇科癌症大会，摘要27O） 本最终分析表明，在局部晚期宫颈癌中，诱导及维持免疫检查点阻断（ICB）联合放化疗可带来持久的长期生存。探索性免疫亚组分析支持，基线免疫活化状态可能识别出最有可能从基于免疫治疗的强化策略中获益的患者。 意大利米兰Humanitas医院San Pio X分院的Domenica Lorusso医生在评论这些COLIBRI-1研究数据时指出：“免疫亚组分析清楚显示，免疫活化肿瘤患者的应答更优，而40个月随访时较高的OS率和PFS率提示许多患者已获得治愈。当前数据表明，在这项小型研究中，免疫治疗的远期获益并未被显著毒性所抵消。” 高危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放化疗（CRT）后多塔利单抗维持治疗：GEICO 78-C/ATOMICC 随机II期试验 此次大会还报告了另一项II期试验（ATOMICC）中期分析的鼓舞人心的结果，这项正在进行的开放标签、随机II期试验，旨在研究在标准同步放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的高危局部晚期宫颈癌（FIGO 2009定义）患者中，多塔利单抗维持治疗的疗效。患者被随机分配至观察组或多塔利单抗最长2年治疗组（摘要26O）。ATOMICC试验设计时（2018年），放化疗是局部晚期宫颈癌的标准治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影响尚不明确。 在2019年8月至2023年6月期间随机分组的134例患者中，诊断时FIGO 2009分期为IB–IIB期/III期/IVA期者分别占58%/37%/5%，69%存在盆腔淋巴结阳性，28%存在腹主动脉旁淋巴结阳性，69%达到完全缓解。患者接受了当前标准放化疗，79%接受了三维高剂量率临床靶体积近距离放疗。顺铂中位用药时长为4.3周（IQR 4.1–5.1）。多塔利单抗中位治疗时间为24.7个月（IQR 8.4–25.1）。至数据截止日期（2025年9月17日；中位随访3.4年[95% CI 3.0–3.8]），所有患者均已停止多塔利单抗治疗（56%完成2年治疗，18%因疾病进展停药，13%因治疗相关毒性停药）。多塔利单抗中位治疗时间为24.7个月（IQR 8.4–25.1）。 在134例高危疾病患者中，中位随访40.6个月时，多塔利单抗维持治疗组的3年PFS率为77%（观察组为67%）。最终分析所需的74例患者中，已有34例（46%）发生PFS事件；PFS获益在数值上倾向于多塔利单抗组，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HR=0.64；95%CI: 0.31–1.31）。多塔利单抗组与观察组的3年总生存率相似，分别为86%和88%，OS风险比为0.94（95% CI: 0.34–2.58），未显示生存获益。 多塔利单抗组的≥3级不良事件最常见的是腹泻（5%）和乏力（3%）。在安全性方面，多塔利单抗组≥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发生率为18%，而观察组为0%。多塔利单抗组有1例患者死于十二指肠穿孔，但判断与治疗无关。 Lorusso医生指出：“虽然中期分析时两组的PFS差异不显著，但中期分析中出现了提示辅助免疫治疗在此情境下具有活性的信号，看到更长期监测的更新数据将会很有意义。” 虽然当前证据表明，并非所有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都需要强化免疫治疗，但部分患者可能并不需要长期维持免疫治疗。Lorusso医生补充道：“COLIBRI-1研究数据显示，I–II期患者在12个月时达到100%的OS率，并维持至3年，提示这些预后良好的患者可能无需2年维持治疗，甚至仅接受放化疗可能就足够了。” 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索局部晚期宫颈癌中免疫治疗联合放化疗的最佳组合。正在进行的II期COLIBRI-2试验（比较诱导及维持纳武利尤单抗联合抗LAG-3药物瑞拉利单抗vs纳武利尤单抗在FIGO IIB–IVA期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中的疗效，NCT06715241）将提供更多洞见。 参考文献 （上下滑动可查看） 1. Joly Lobbedez F, et al. Long-term survival outcomes and immune subgroup analyses in the COLIBRI study: Induction nivolumab plus ipilimumab with immunotherapy maintenance (ICB) prior to and following chemoradiation (RT-CT) in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LACC). ESMO Gynaecological Cancers 2026 - Abstract 27O 2. Oaknin A, et al. Maintenance dostarlimab after chemoradiation (CRT) for patients (pts) with high-risk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LACC): GEICO 78-C/ATOMICC randomised phase 2 trial. ESMO Gynaecological Cancers 2026 - Abstract 26O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