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asanutlin

其实有时候，肿瘤治疗的原则挺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欲抑制一个通路，阻挡一种行为，方法还是有的。可以用大分子单抗、小分子抑制剂或者可以没收小天才电话手表和ipad还可以拉黑微信。但是想激活一个抑癌因素，想建立一个孩子的内驱力，想塑造两个人之间正向积极的关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一度以为，TP53突变占了这么大的比例，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肿瘤就被攻克了？但抑制一个原癌基因手段多方法多，抑癌基因的激活的确是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以至于我看到NEJM发表了Rezatapopt的I期研究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一小步真是人类历史上抗癌历史的一大步。说不定的，我们又见证了一段历史的开端。 这篇长文分为三个部分，1-NEJM发表的Rezatapopt的I期研究的内容解读。2-NEJM同刊对这篇文章的社论。3-TP53通路研发的困境和目前的进展。 2026年02月25日《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杂志在线发表了文章《Phase 1 Study of Rezatapopt, a p53 Reactivator, in TP53 Y220C–Mutated Tumors（Rezatapopt——一种p53激活剂治疗TP53 Y220C突变肿瘤的1期研究）》，该研究为针对经多线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TP53 Y220C突变实体瘤患者开展的1期单组剂量递增与剂量优化研究，旨在确定首款口服选择性p53激活剂Rezatapopt的最大耐受剂量和2期推荐剂量，同时评估其安全性、初步疗效及药代动力学特征。 研究共纳入77例患者接受8个递增剂量的Rezatapopt治疗，最终确定最大耐受剂量为1500mg每日两次，2期推荐剂量为随餐2000mg每日一次；研究发现该药物相关最常见不良事件为恶心、呕吐，多数胃肠道不良反应对症治疗后可缓解且随餐服用发生率更低，3级及以上最常见不良事件为贫血，仅3%患者因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停药；疗效方面，所有患者总体缓解率为20%，而KRAS野生型且接受每日一次至少1150mg剂量治疗的患者缓解率达30%，卵巢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类型均观察到经确认的缓解，且所有获得缓解的患者均为TP53 Y220C突变合并KRAS野生型。该研究证实Rezatapopt在多种TP53 Y220C突变实体瘤中具有抗肿瘤活性，为p53激活疗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概念验证，也为该类突变肿瘤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口服药物选择和研究方向。 首款p53激活剂Rezatapopt治疗TP53 Y220C突变肿瘤1期研究 p53作为经典的肿瘤抑制基因，其突变在肿瘤发生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而TP53 Y220C作为特征性突变类型，为靶向治疗提供了独特靶点。Rezatapopt作为首款靶向该突变的口服选择性p53激活剂，其1期临床研究为p53靶向治疗带来了新的突破。摘要 研究背景Rezatapopt 是一款研究性的首款口服选择性 p53 激活剂，可特异性结合 Y220C 突变型 p53 蛋白，使其稳定在野生型构象并恢复其正常功能。研究方法本研究为 1 期单组剂量递增与剂量优化临床试验，纳入经多线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TP53 Y220C 突变实体瘤患者，予 Rezatapopt 治疗，以 21 天为一个持续治疗周期。研究主要目的为确定该药物的最大耐受剂量和 2 期推荐剂量，主要研究终点包括剂量限制性毒性反应和不良事件；次要研究终点为初步疗效和药代动力学特征。研究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77 例患者，分别接受 8 个递增剂量的 Rezatapopt 治疗，给药方案包括每日一次 150mg、300mg、600mg、1150mg、1500mg、2000mg、2500mg，或每日两次 1500mg。研究确定每日两次 1500mg为最大耐受剂量；综合安全性、疗效及药代动力学数据，选定随餐每日一次 2000mg作为 2 期推荐剂量。 治疗期间，76 例患者（99%）发生至少 1 次不良事件，29 例患者（38%）发生 1-2 级不良事件。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恶心（58%）、呕吐（44%）、血肌酐水平升高（39%）、乏力（39%）和贫血（36%）。67 例患者（87%）发生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其中 48 例（62%）为 1-2 级；仅 2 例患者（3%）因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停药。多数胃肠道不良事件经对症治疗后缓解，且随餐服用 Rezatapopt 时，胃肠道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更低。治疗期间 3 级及以上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贫血，发生率为 16%。所有患者的总体缓解率（完全缓解 + 部分缓解）为 20%；在肿瘤为 KRAS 野生型且接受每日一次至少 1150mg 剂量治疗的患者中，总体缓解率达 30%。多种肿瘤类型均观察到经确认的治疗缓解，包括卵巢癌和乳腺癌。所有获得治疗缓解的患者，其肿瘤均同时存在 TP53 Y220C 突变且为 KRAS 野生型。研究结论在这项针对经多线治疗患者的 1 期研究中，Rezatapopt 相关的最常见不良事件为恶心和呕吐；该药物在多种肿瘤类型中均表现出抗肿瘤活性，为 p53 蛋白激活疗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概念验证。（本研究由 PMV 制药公司资助；PYNNACLE 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4585750。）研究背景 p53是人类癌症中突变率最高的肿瘤抑制基因，其编码的p53蛋白通过转录激活肿瘤生长抑制基因和促凋亡蛋白，在细胞抗癌防御体系中发挥核心调控作用，参与细胞周期阻滞、凋亡诱导、DNA损伤修复等多个关键生理过程。研究证实，超过50%的实体瘤存在TP53基因的突变或变异，在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等特定肿瘤类型中，该突变率甚至高达95%，且TP53基因突变与多种癌症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在恶性程度更高、侵袭性更强的肿瘤亚型中，其突变频率显著升高，是肿瘤进展和治疗耐药的重要分子机制之一。 TP53 Y220C突变是人类癌症中第九大最常见的TP53突变类型，约占所有实体瘤突变的1%，该突变具有独特的分子特征：与其他常见TP53突变（直接影响DNA结合结构域、降低锌离子亲和力或破坏蛋白整体结构）不同，TP53 Y220C突变会使p53蛋白的解链温度降低，导致蛋白热力学稳定性下降，进而丧失肿瘤抑制功能，同时该突变会在p53蛋白上形成一个可被小分子化合物结合的独特口袋，为靶向药物研发提供了结构基础，这也是该突变成为靶向治疗突破口的关键原因。 在Rezatapopt研发之前，p53靶向治疗的研究历经了诸多挑战。早期研究曾探索非选择性p53抑制剂前药，其代谢产物可结合所有突变型p53及野生型p53蛋白，但两项临床试验均显示该类药物单药治疗的抗肿瘤活性有限，且因靶向特异性不足导致毒副作用控制难度大，最终该药物研发被迫终止。此外，p53蛋白的结构复杂性、突变类型的多样性，以及野生型p53的正常生理功能保护需求，均使得靶向p53的药物研发进展缓慢，长期以来针对TP53基因突变的靶向治疗处于临床空白状态。 Rezatapopt（PC14586）是一款研究性的首款口服选择性p53激活剂，可特异性结合Y220C突变型p53蛋白。其作用机制为通过非共价氢键紧密结合于TP53 Y220C突变导致的蛋白独特结合口袋，增强疏水性相互作用和范德华力，选择性地使Y220C突变型p53蛋白稳定在野生型构象，进而恢复p53蛋白的野生型转录活性和肿瘤抑制功能。临床前研究数据证实，Rezatapopt对TP53 Y220C突变具有高度选择性，不会激活野生型p53或其他突变型p53蛋白，且能在实验体系中呈剂量依赖性抑制肿瘤生长，实现显著的肿瘤消退。基于上述临床前证据，研究团队开展了PYNNACLE 1期临床试验，旨在探索Rezatapopt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TP53 Y220C突变实体瘤患者中的最大耐受剂量、2期推荐剂量，同时评估其安全性和初步抗肿瘤活性，为p53靶向治疗的临床应用提供概念验证。 该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临床和学术价值：一方面，首次针对TP53 Y220C突变的结构特征开发高选择性靶向药物，填补了p53靶向治疗的空白；另一方面，为后续其他p53突变类型的靶向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实体瘤的精准治疗增添了新的靶点方向。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PYNNACLE 1-2期单组多中心临床研究的1期部分，包含剂量递增、剂量优化两个核心阶段，同时同步评估药物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和初步疗效，研究方法严格遵循国际临床试验规范，具体结构和内容如下：（一）研究设计与监查 1. 研究类型：1期单组、开放标签、剂量递增联合剂量优化临床试验，为后续2期扩展试验提供剂量和安全性依据； 2. 伦理规范：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伦理准则、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及相关法律法规； 3. 研究监查：由研究作者设计并实施，所有作者对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及试验方案依从性负责；各研究中心机构审查委员会/独立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研究方案；所有患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4. 外部支持：研究初稿的医学撰写和编辑由Nucleus Global公司完成，经费由研究资助方PMV制药公司提供，符合良好出版规范（GPP）。（二）研究对象 1. 入组标准：年龄≥18岁；经病理证实为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且存在TP53 Y220C突变（经预设标准测序检测或中心实验室测序确认）；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评分为0或1分；经至少一线系统抗肿瘤治疗后疾病进展；为经多线治疗人群，既往系统治疗中位线数3线（范围1-9线）。 2. 排除标准：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不稳定的脑转移瘤；筛查前6个月内有临床意义的心脏疾病；Rezatapopt给药前2周内接受大手术；给药前21天内接受过抗肿瘤治疗；其他经研究者判定不适合入组的情况（完整排除标准见研究补充附录）。 3. 研究人群：最终入组77例患者，纳入安全性人群分析，其中71例基线有可测量病灶的患者纳入疗效可评估人群。（三）治疗方案 1. 给药方式：口服Rezatapopt，以21天为一个持续治疗周期，直至疾病进展、出现不可接受的毒副作用或患者撤回知情同意； 2. 剂量递增设计：采用加速剂量调整设计，初始1-2例患者接受最低剂量（150mg每日一次），至少观察1个治疗周期评估安全性和剂量限制性毒性（DLT），下一个剂量队列入组前需至少1例患者完成1周期治疗及安全性评估；当出现首例2级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时，采用改良毒性概率区间法确定最大耐受剂量（MTD）；DLT观察期为各剂量队列的首个治疗周期； 3. 剂量优化设计：确定MTD后，遵循美国FDA肿瘤卓越中心“Project Optimus”原则，在有效剂量范围内为多个剂量队列纳入更多患者；初期患者空腹服药，后基于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和健康志愿者食物效应研究结果，新增2000mg每日一次随餐服用队列； 4. 剂量选择依据：综合非临床、转化医学、临床和药代动力学证据，基于小鼠药代动力学和肿瘤异种移植模型建立的肿瘤生长抑制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K-PD）模型，估算人体有效靶暴露量并指导有效剂量范围预测； 5. 剂量调整原则：若患者当前剂量的不良反应特征可接受，治疗2个周期后可进行剂量递增；不良事件可通过暂停治疗、降低剂量或联合支持治疗进行管理。（四）研究目的与终点 1. 主要目的：确定Rezatapopt的MTD、明确2期推荐剂量（RP2D）、评估药物的安全性和不良反应特征； 2. 主要终点：剂量限制性毒性（DLT）、不良事件（AE）、严重不良事件（SAE）；不良事件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NCI CTCAE）5.0版分级，分析人群为安全性人群（所有至少接受一剂药物的患者）； 3. 次要目的：评估Rezatapopt的初步抗肿瘤疗效、描述药代动力学特征； 4. 次要终点：疗效终点包括总体缓解率（ORR，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缓解时间、缓解持续时间、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药代动力学终点包括单治疗周期内的血浆峰浓度（Cmax）、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疗效分析人群为疗效可评估人群（基线有可测量病灶且至少完成一次基线后疾病评估的患者）。（五）疗效与疾病评估 1. 疗效评估标准：由设盲的独立中心审查委员会（BICR）和研究者共同评估，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版；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采用前列腺癌工作组3（PCWG3）修订的RECIST 1.1版； 2. 疗效定义：CR为所有靶病灶和非靶病灶消失，无新病灶出现；PR为靶病灶直径之和较基线至少减少30%，非靶病灶无进展、无新病灶出现；疾病稳定（SD）为未达到PR或疾病进展（PD）；PD为靶病灶直径之和较基线增加≥20%且绝对值增加≥5mm，或出现新病灶； 3. 疾病评估方法：采用影像学技术，基线评估在首次给药前28天内完成，首次给药后6、12、18、24周各评估一次，此后每9周评估一次，直至疾病进展或开始新的抗肿瘤治疗； 4. 基因组分析：对筛查期间收集的肿瘤存档样本或新鲜活检样本进行二代测序（FoundationOne CDx），完成基因组谱分析，检测TP53 Y220C突变及共突变（如KRAS）情况。（六）统计学分析 1. 样本量估算：计划入组约80例患者进行改良毒性概率区间评估，依据DLT目标发生率30%、等效区间±5%、剂量递增阶段每队列3-4例患者、剂量优化阶段每队列最多12例患者确定； 2. 统计方法：采用Kaplan-Meier法对时间相关终点（PFS、OS、缓解持续时间等）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Blyth-Still-Casella法计算95%置信区间（CI）；采用非房室模型法推导药代动力学数据，并按剂量队列汇总；采用Phoenix WinNonlin 8.3.5软件分析血药浓度-时间数据； 3. 分析人群：安全性人群、疗效可评估人群、药代动力学分析人群分别进行针对性统计分析。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数据截止日期为2023年12月15日，共77例患者入组并接受8个剂量水平的Rezatapopt治疗，所有结果均按研究预设的主要目的、主要终点、次要终点分层分析，同时完成了共突变、循环肿瘤DNA（ctDNA）等探索性分析，所有图表均纳入结果解读，具体内容如下：（一）研究对象基线特征（见表1） 77例安全性人群患者的中位年龄62岁（32-84岁），女性占60%（46例）；种族以白种人为主（77%，59例），亚裔、黑种人各占8%（均6例）；。肿瘤类型以卵巢癌为主（30%，23例），其次为胰腺癌（18%，14例）、乳腺癌（13%，10例）、结直肠癌（12%，9例），还包括前列腺癌、头颈部肿瘤、子宫内膜癌、小细胞肺癌等（合计17%）；ECOG体能状态评分0分占32%（25例），1分占68%（52例）；既往系统治疗中位线数3线（1-9线）；仅3%（2例）患者筛查时发现种系TP53 Y220C变异；29%（22例）患者的肿瘤除TP53 Y220C突变外，还存在KRAS单核苷酸变异，其中多数为胰腺癌或结直肠癌患者。给药剂量方面，150mg、300mg、600mg每日一次各3、3、4例；1150mg、1500mg、2500mg每日一次各5、10、13例；2000mg每日一次29例（18例随餐、11例空腹）；1500mg每日两次10例；其中67例患者接受有效剂量范围治疗，10例接受低剂量治疗。 表1：人口学和临床特征 （二）主要终点结果：MTD与RP2D确定 1. 剂量限制性毒性（DLT）：剂量递增阶段，每日一次150mg至2500mg的剂量范围内均未观察到DLT；10例接受1500mg每日两次的患者中，2例（20%）出现DLT，分别为3级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升高、3级急性肾损伤； 2. 最大耐受剂量（MTD）：基于上述DLT结果和整体安全性数据，确定1500mg每日两次为Rezatapopt的MTD； 3. 2期推荐剂量（RP2D）：在有效剂量范围内选择1500mg、2000mg、2500mg每日一次三个剂量进行优化，其中2000mg每日一次分为随餐和空腹亚组；综合安全性、疗效、药代动力学数据，且该剂量下胃肠道毒性发生率显著低于其他队列，最终选定2000mg每日一次随餐服用为RP2D。 （三）主要研究终点结果：安全性与不良事件（见表2） 1. 总体不良事件：76例患者（99%）发生至少1次任何级别不良事件，29例（38%）为1-2级，36例（47%）为3级，3例（4%）为4级，8例（10%）为5级； 2. 最常见任何级别不良事件（发生率≥15%）：恶心（58%，45例）、呕吐（44%，34例）、血肌酐水平升高（39%，30例）、乏力（39%，30例）、贫血（36%，28例）、ALT升高（30%，23例）、腹泻（30%，23例）、AST升高（22%，17例）、便秘（17%，13例）、食欲下降（17%，13例）、低钠血症（17%，13例）、头痛（16%，12例）； 3. 3级及以上最常见不良事件：贫血（16%，13例，含1例4级），其余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均＜5%； 4. 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67例患者（87%）发生至少1次TRAE，48例（62%）为1-2级，19例（25%）发生3-4级TRAE（共29次），无5级TRAE；最常见TRAE为恶心（49%，38例）、呕吐（38%，29例）、血肌酐水平升高（26%，20例）、乏力（25%，19例）； 5. TRAE缓解情况：截至数据截止日期，仅2次3级TRAE未缓解（空腹2000mg每日一次的3级贫血、随餐2000mg每日一次的3级全身性肌无力），其余均缓解；8例患者发生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SAE），且均已缓解； 6. 剂量调整与停药：77例患者中，50例（65%）因不良事件进行剂量调整（暂停治疗/降低剂量）；18例接受RP2D的患者中，12例（67%）进行剂量调整，主要原因为呕吐、斑丘疹、恶心、贫血、ALT升高、乏力；6例（8%）患者因不良事件停药，其中2例（3%）因TRAE停药（2级血肌酐升高、4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7. 胃肠道不良事件特征：多数胃肠道不良事件经对症治疗或暂停治疗后缓解，随餐服用时胃肠道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低于空腹服用，且RP2D队列的TRAE发生率总体低于其他剂量队列。 表2：治疗期间的不良事件 （四）次要研究终点结果：疗效（见表3、图1） 1. 疗效可评估人群：71例患者基线有可测量病灶，纳入疗效分析，其中8例接受低剂量治疗，63例接受有效剂量范围治疗； 2. 总体缓解率（ORR）：研究者评估ORR为20%（14/71），均为部分缓解（PR），无完全缓解（CR）；设盲独立中心审查委员会（BICR）评估ORR同样为20%（14/71），其中2例（3%）达到CR（1150mg每日一次的小细胞肺癌、1500mg每日两次的卵巢癌）； 3. 剂量与疗效的关系：接受低剂量治疗的8例患者均无缓解；有效剂量范围队列的ORR为22%（14/63）；KRAS野生型+有效剂量≥1150mg每日一次的患者中，ORR达30%（14/46）； 4. 肿瘤类型与疗效的关系：缓解患者分布于多种肿瘤类型，其中卵巢癌7例（35%）、乳腺癌3例（38%）、子宫内膜癌1例（100%）、头颈部肿瘤1例（50%）、前列腺癌1例（20%）、小细胞肺癌1例（50%），胰腺癌及部分其他肿瘤未观察到缓解； 5. RP2D队列疗效：2000mg每日一次随餐队列（18例）ORR为22%（4例），空腹队列（10例）ORR为30%（3例）； 6. 疾病控制情况：所有剂量队列疾病控制率（DCR=CR+PR+SD）为68%（48/71），有效剂量范围队列DCR为70%（44/63）； 7. 缓解动力学：中位缓解时间为1.4个月，多数缓解在基线后首次肿瘤评估时即被发现；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7.0个月（95%CI：2.8-10.6）； 8. 生存数据：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4.3个月（95%CI：2.8-5.5，图S4A）；中位总生存期（OS）为11.4个月（95%CI：6.4-14.9，图S4B）； 9. KRAS共突变与疗效：所有14例缓解患者的肿瘤均为TP53 Y220C突变+KRAS野生型；22例存在KRAS单核苷酸变异的患者均无确认缓解，但近60%的患者达到疾病稳定（SD）。 表3：不同剂量组的最佳临床反应 图1肿瘤反应 图A显示的是不同肿瘤类型中靶病灶直径之和的变化。数据来自52名患者，他们接受了在观察到的有效剂量范围内（每日一次1150、1500、2000或2500毫克，或每日两次1500毫克）的rezatapopt治疗，且在基线时患有可测量疾病，并至少进行过一次基线后疾病评估。另有11名在观察到的有效剂量范围内接受治疗的患者被排除，因为他们未接受至少一次基线后评估。其他肿瘤类型包括胆管癌、多形性横纹肌肉瘤、左下肢梭形细胞肉瘤，以及结肠癌、食管癌、肠癌（小肠）、胃食管结合部癌、尿路上皮癌和生殖细胞癌。缓解情况由研究者评估。虚线表示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1.1版，靶病灶直径之和相对于基线的百分比变化，其分别指示疾病进展（增加≥20%）和部分缓解（减少≥30%）。 （图B中）还显示了在46名携带KRAS野生型、并在观察到的有效剂量范围内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的总治疗持续时间和首次缓解时间。其他肿瘤类型包括胆管癌、多形性横纹肌肉瘤、左下肢梭形细胞肉瘤，以及结肠癌、食管癌、肠癌（小肠）、头颈部癌、胰腺癌、胃食管结合部癌、尿路上皮癌和生殖细胞癌。缓解情况由研究者评估；斜体标示的缓解表示这2名患者经研究者评估为部分缓解，但经盲态独立中心审查评估为完全缓解。对于未确认的完全或部分缓解（即在随后的影像学评估中未达到确认缓解标准）的患者，其缓解被重新归类为疾病稳定。 （五）次要研究终点结果：药代动力学（PK） 1. 食物对PK的影响：达稳态时，2000mg每日一次随餐服用的患者，Rezatapopt几何平均Cmax较空腹组高约30%，几何平均AUC较空腹组高约40%； 2. 药物半衰期：在有效剂量范围内，Rezatapopt达稳态后的中位半衰期为20.5小时； 3. 给药特征：随餐服用可提高药物暴露量，同时降低患者个体的PK数据变异性，与安全性结果一致，为RP2D的选择提供了PK依据。（六）探索性分析：共突变与ctDNA检测 1. 合并TP53基因突变：57例患者的基线肿瘤活检样本完成测序，7例（12%）存在第二种TP53基因突变，其中2例为癌症热点错义突变（TP53 R273H、TP53 S215I），均达到SD，且治疗持续时间分别为335天、303天；4例患者疾病进展时完成肿瘤活检，1例出现2个获得性TP53基因突变（G245S、G244D），该患者治疗197天，研究者评估SD，BICR评估PR； 2. 循环肿瘤DNA（ctDNA）分析：41例患者有基线和治疗3-6周的ctDNA数据，可评估TP53 Y220C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 • 95%（39/41）患者在第2/3治疗周期开始时，TP53 Y220C VAF较基线降低，提示药物具有靶向活性； • 78%（32/41）患者VAF降低≥50%，39%（16/41）患者VAF降低≥95%； • 所有14例PR患者的VAF均较基线降低，其中71%（10/14）降低≥50%，57%（8/14）降低≥95%； • 疾病进展时，74例患者中22%（16例）的TP53 Y220C VAF较基线升高。四、讨论（一）讨论部分原文 Rezatapopt是一款研究性的首款选择性小分子p53激活剂，可特异性结合Y220C突变型p53蛋白。本项1期临床试验针对经多线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TP53 Y220C突变实体瘤患者，评估了Rezatapopt的临床价值，结果显示该药物相关的最常见不良事件为恶心和呕吐，且在多种肿瘤类型中均表现出单药临床疗效，卵巢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头颈部肿瘤和小细胞肺癌等均观察到经确认的治疗缓解。 p53蛋白激活的治疗理念此前已得到探索：一款非选择性p53抑制剂前药，其代谢产物可结合所有突变型p53蛋白和野生型p53蛋白，两项临床试验对该药物进行了评估，但单药治疗的活性有限，该药物后续也停止了研发。而本项1期研究为p53蛋白的直接药物激活治疗实体瘤提供了概念验证，不过由于本研究评估的p53变异具有独特的结构特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可能受限。 综合Rezatapopt的整体安全性、初步疗效和药代动力学分析结果，研究推荐随餐口服2000mg每日一次作为2期临床试验的给药剂量。该药物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为恶心和呕吐，而随餐服用可提高药物暴露量、降低患者个体的药代动力学数据变异性，且胃肠道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低于空腹服用。Rezatapopt的理化性质和溶解度使其随餐服用时暴露量增加，这可能与进食后胆汁盐增强了药物的增溶作用有关。 肿瘤同时存在TP53 Y220C突变和KRAS单核苷酸变异的患者，接受Rezatapopt治疗后未获得缓解。本研究中29%的患者存在KRAS单核苷酸变异，其中多数为胰腺癌或结直肠癌患者；尽管所有获得缓解的患者均为KRAS野生型，但近60%存在KRAS单核苷酸变异的患者达到了疾病稳定。KRAS是癌症中常见的癌基因，可促进细胞增殖和生长，其突变与多种癌症的不良预后相关，还会影响治疗反应。TP53和KRAS基因突变共存，还可能在多种肿瘤类型中加速癌症进展，导致预后更差。 本研究中14例获得经确认缓解的患者中，7例为卵巢癌患者。几乎所有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均存在TP53基因突变，但与其他肿瘤类型相比，卵巢癌中RAS-RA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通路等常见致癌驱动基因突变的发生率更低。尽管肿瘤类型可能是导致KRAS突变型肿瘤对Rezatapopt无反应的原因，但这一临床现象可能还存在其他生物学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机制研究验证。 Rezatapopt未来的临床研究方向包括：用于治疗TP53 Y220C突变的血液系统肿瘤，以及与化疗、KRAS抑制剂联合使用。目前，一项评估Rezatapopt联合阿扎胞苷治疗TP53 Y220C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或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临床试验正在开展（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6616636）。 TP53是人类癌症中突变率最高的基因，长期以来，针对TP53基因突变的靶向治疗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而Rezatapopt可有效激活实体瘤中特定的p53突变体，这款首款选择性p53激活剂，为TP53 Y220C突变实体瘤患者提供了口服靶向治疗的新可能。目前正在开展的PYNNACLE 2期临床试验，将采用2期推荐剂量（随餐每日一次2000mg），评估Rezatapopt在TP53 Y220C突变、KRAS野生型实体瘤患者中的疗效。（二）核心内容 研究意义、剂量选择依据、疗效特征、分子机制、临床展望 1. 本研究为p53靶向治疗提供了关键的概念验证，填补了临床空白既往p53靶向治疗的研究因药物靶向特异性不足、单药活性有限而失败，而Rezatapopt作为首款针对TP53 Y220C突变的高选择性p53激活剂，首次在人体临床试验中证实了直接药物激活p53突变体的可行性，且在经多线治疗的晚期实体瘤患者中表现出明确的单药抗肿瘤活性，打破了TP53基因突变无靶向药的临床困境。该研究的成功证实了基于p53突变的结构特征开发高选择性靶向药物的思路是可行的，为后续其他p53突变类型的靶向药物研发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和临床基础。同时研究也指出，由于TP53 Y220C突变的独特性（存在可结合的小分子口袋），该研究结果不能直接推广至其他p53突变类型，后续需针对不同突变类型的结构特征开发特异性药物。 2. 2期推荐剂量的选择兼具安全性、疗效和药代动力学依据，随餐服用为关键给药策略研究最终选定2000mg每日一次随餐服用作为RP2D，并非单纯基于MTD，而是综合了多方面证据：从安全性角度，该剂量下胃肠道毒性发生率显著低于其他剂量队列，且3级及以上TRAE发生率低，无5级TRAE，毒副作用可通过对症治疗、剂量调整有效管理；从疗效角度，该剂量队列的ORR达22%，且在KRAS野生型患者中疗效更优；从药代动力学角度，随餐服用可显著提高药物暴露量（Cmax升高30%、AUC升高40%），同时降低患者个体的PK变异性，而药物暴露量的提升与疗效密切相关。此外，研究解释了随餐服用提高药物暴露量的分子机制——Rezatapopt的理化性质和溶解度使其在进食后胆汁盐的增溶作用下，吸收效率显著提升，这一发现为临床给药方案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药理学依据。 3. Rezatapopt的抗肿瘤活性具有明确的分子特征，KRAS共突变是重要的疗效预测标志物本研究发现了Rezatapopt疗效的关键分子特征：所有获得缓解的患者均为TP53 Y220C突变+KRAS野生型，而29%存在KRAS单核苷酸变异的患者均无确认缓解，这一结果明确了KRAS野生型是Rezatapopt疗效的阳性预测标志物，为后续2期研究的入组人群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同时指出，尽管KRAS突变型患者无缓解，但近60%的患者达到疾病稳定，提示Rezatapopt可能对KRAS突变型肿瘤具有一定的肿瘤生长抑制作用，只是无法达到RECIST标准的缓解，其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此外，KRAS作为经典的癌基因，可促进细胞增殖和生长，其与TP53的共突变会加速肿瘤进展、降低治疗反应，这也是本研究中KRAS突变型患者疗效不佳的重要原因，这一发现也为后续联合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方向。 4. 卵巢癌是Rezatapopt的优势治疗瘤种，与肿瘤的分子特征密切相关本研究中14例缓解患者中7例为卵巢癌，卵巢癌成为Rezatapopt的优势治疗瘤种，这一现象与卵巢癌的分子特征高度相关：几乎所有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均存在TP53基因突变，而与胰腺癌、结直肠癌等瘤种相比，卵巢癌中RAS-RAF-MAPK、PI3K等常见致癌驱动通路的突变发生率更低，肿瘤的发生发展更依赖于p53通路的失活，因此当Rezatapopt恢复p53的肿瘤抑制功能后，卵巢癌患者的治疗反应更显著。这一发现为Rezatapopt后续的瘤种特异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卵巢癌的精准治疗增添了新的靶点方向。 5. 合并TP53基因突变不影响Rezatapopt的肿瘤抑制作用，ctDNA检测可作为药物靶向活性的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探索性分析显示，7例存在第二种TP53基因突变的患者均达到疾病稳定，且2例热点突变患者的治疗持续时间超过300天，提示即使存在合并TP53突变，Rezatapopt仍能发挥一定的肿瘤生长抑制作用，其对TP53 Y220C突变的靶向性未受明显影响。此外，ctDNA检测结果显示，95%的患者治疗后TP53 Y220C变异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降低，且缓解患者的VAF降低幅度更明显，疾病进展时部分患者的VAF升高，这一结果证实了ctDNA中的TP53 Y220C VAF可作为Rezatapopt靶向活性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临床实时监测药物疗效、预测疾病进展，为后续临床试验的疗效评估提供了新的检测手段。 6. Rezatapopt的临床应用前景广阔，联合治疗和拓展瘤种是未来核心研究方向基于1期研究的积极结果，Rezatapopt的后续临床研究方向已明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拓展瘤种范围，除了本研究中的实体瘤，目前已开展Rezatapopt联合阿扎胞苷治疗TP53 Y220C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血液系统肿瘤的临床试验，探索该药物在血液肿瘤中的疗效；二是制定联合治疗策略，针对KRAS突变型患者疗效不佳的问题，后续将探索Rezatapopt与KRAS抑制剂、化疗、免疫治疗等药物的联合使用，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提高疗效，同时也可探索与其他靶向药的联合，克服单药治疗的局限性。此外，目前正在开展的PYNNACLE 2期研究将聚焦于TP53 Y220C突变+KRAS野生型的实体瘤患者，进一步验证Rezatapopt的疗效和安全性，为其临床获批提供关键证据。 7. 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研究团队也客观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其一，作为1期研究，样本量较小，且肿瘤类型多样，无法对单一瘤种的疗效进行精准分析；其二，研究为单组开放标签设计，无对照组，无法直接对比Rezatapopt与标准治疗的疗效；其三，对KRAS共突变影响疗效的具体分子机制尚未明确，需开展进一步的基础和转化医学研究。针对上述局限性，后续2/3期研究将采用更精准的入组策略、设置对照组，并结合基础研究探索药物的作用机制，为Rezatapopt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充分的证据。 8. Rezatapopt的研发为肿瘤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范式Rezatapopt的成功研发是基于肿瘤基因突结构特征的精准靶向药物研发的典型范例，其核心思路是利用突变导致的蛋白结构改变，开发高选择性的小分子药物，既实现对突变蛋白的靶向调控，又避免影响野生型蛋白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一研发范式为其他难治性基因突变的靶向药物研发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肿瘤精准治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Rezatapopt作为口服靶向药物，具有给药方便、患者依从性高的优势，若后续2/3期研究证实其疗效，将为TP53 Y220C突变实体瘤患者提供一种新的、便捷的治疗选择，显著改善患者的治疗体验和临床结局。五、整体结论 本项1期临床试验首次证实了Rezatapopt在经多线治疗的TP53 Y220C突变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安全性和初步抗肿瘤活性，确定了1500mg每日两次为最大耐受剂量，2000mg每日一次随餐服用为2期推荐剂量；该药物的毒副作用以胃肠道反应和轻度血液学毒性为主，可防可控，随餐服用可显著降低胃肠道毒性并提高药物暴露量；其抗肿瘤活性具有明确的分子特征，在KRAS野生型患者中疗效更优，且在卵巢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等多种瘤种中均观察到治疗缓解，为p53靶向治疗提供了关键的概念验证。 目前Rezatapopt的2期临床试验已顺利开展，后续研究将进一步验证其在TP53 Y220C突变+KRAS野生型实体瘤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探索联合治疗策略和血液系统肿瘤的应用前景。作为首款p53激活剂，Rezatapopt的研发成功打破了TP53基因突变无靶向药的临床困境，为肿瘤精准治疗增添了新的靶点方向，也为其他p53突变类型的靶向药物研发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和临床基础。 同期杂志的社论文章《Restoring Function to a Variant of p53 in Solid Tumors》 恢复实体瘤中p53突变体的功能 作者：Xin Lu, Ph.D. 在本期杂志中，Dumbrava等人发表了p53蛋白激活剂Rezatapopt治疗携带特定TP53基因突变实体瘤患者的1期临床试验结果。研究发现，在试验基线时肿瘤可测量的受试者中，总缓解率达20%，这为肿瘤抑制因子激活疗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概念验证。什么是p53？ 1979年，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的 Lloyd Old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能识别53千道尔顿肿瘤抗原的肿瘤特异性抗体，并将该抗原正式命名为p53。同年，另外两个研究团队也独立发现，在猿猴空泡病毒40（SV40）转化的细胞中，一种53或54千道尔顿的宿主蛋白可作为该肿瘤病毒大T抗原癌蛋白的结合靶点。如今我们已明确，上述发现的p53肿瘤抗原与结合SV40病毒大T抗原的宿主蛋白为同一种物质。 在随后的十年里，p53在肿瘤发生中的具体作用一直尚不明确。直至1989年，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Bert Vogelstein研究团队发现，编码p53蛋白的TP53基因在人类癌症中常发生突变。携带突变型TP53等位基因的人群会罹患李-佛美尼综合征，且在幼年时期就会患上癌症；p53基因敲除小鼠也会发生早发性肿瘤。这些发现证实了p53在癌症中具有肿瘤抑制功能，而此后数十年的研究进一步证实，TP53是人类癌症中突变率最高的基因。 从功能来看，p53是一种转录因子，它通过调控数百个靶基因的表达维持细胞和组织的稳态，并通过多种通路抑制肿瘤生长，这些通路包括但不限于抑制细胞增殖、诱导应激状态下的细胞死亡、维持基因组完整性和代谢稳态。p53蛋白的一端是反式激活结构域，中间是能以序列特异性方式调控靶基因表达的DNA结合结构域，另一端则是能非特异性结合DNA的四聚化结构域。p53的大部分突变均发生在中央的DNA结合结构域，该区域包含对其结构稳定性至关重要的锌指结构域。这些突变中大部分为错义突变，即一个氨基酸被另一个氨基酸取代，进而破坏p53的蛋白结构或使其无法结合DNA。部分氨基酸的突变发生率远高于其他位点，这类位点被称为突变热点。 图1：p53的功能与结构。 p53蛋白是一种转录因子。响应细胞应激信号时，p53被激活，其水平升高。只有正确折叠的p53才具有转录活性，从而产生无数下游效应，包括但不限于图A所示。该图插图示出了rezatapopt的作用。术语 mut 表示突变。TP53的遗传变异包括错义突变；图B标出了由常见热点错义突变预测的氨基酸替换。每条垂直线的高度大致与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和癌症基因组图谱全基因组泛癌分析联盟数据集中相应基础突变的发生频率成比例。9反式激活结构域包括第1至61位氨基酸，DNA结合结构域包括第96至292位氨基酸，C端结构域包括第364至393位氨基酸。恢复p53的肿瘤抑制功能 据估计，全球约有2000万癌症患者，其中约半数患者的肿瘤在一个或两个TP53等位基因上存在突变。而在另一半肿瘤为TP53野生型的患者中，p53的肿瘤抑制功能通常也受到了抑制。因此，无论TP53基因状态如何，恢复p53的肿瘤抑制功能在癌症治疗中都具有巨大潜力。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研究，尝试恢复携带野生型或突变型p53的肿瘤中该蛋白的功能。抑制MDM2介导的p53降解 p53的一个关键转录靶基因是MDM2，该基因编码一种特异性泛素连接酶，可结合并标记p53的N端，使其通过泛素介导的途径降解。因此，p53对MDM2的转录激活作用构成了p53的自我调节环路。研究人员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发小分子化合物，通过阻断MDM2与p53的结合，增强野生型p53的功能。如何激活泛突变型p53？ 无义突变在肿瘤抑制基因中较为常见，通常会导致其编码蛋白的功能丧失，但TP53基因的突变中仅有8%为无义突变，超过73%为错义突变，即一个氨基酸残基被另一个氨基酸残基取代。例如，Y220C突变体就是在220位残基上半胱氨酸取代了酪氨酸。TP53基因错义突变的高发生率，推动了研究人员寻找能恢复突变型p53肿瘤抑制功能的小分子化合物。 事实上，在过去25年间，已有11种小分子化合物被报道可激活突变型p53。其中首个发现的PRIMA，可通过结合DNA结合结构域中的半胱氨酸残基，恢复突变型p53的蛋白结构、转录活性和细胞生长抑制功能。此后，研究人员研发出了PRIMA的甲基化衍生物APR-246，其活性更强，并已开展1-2期临床试验。 近期，研究人员结合计算机建模和化学文库筛选，发现三氧化二砷是一种强效的突变型p53激活剂。R175H突变型p53与三氧化二砷复合物的晶体结构显示，三氧化二砷可结合p53锌指结构域中的半胱氨酸残基，使多种结构缺陷的p53突变体重新折叠为野生型构象，恢复其转录活性。 三氧化二砷是临床上与全反式维A酸联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一线药物，目前已有多项评估三氧化二砷治疗各类癌症的1、2、3期临床试验完成注册。 这里看到“三氧化二砷”我真是百感交集，老祖宗在各种宫斗宅斗历史大剧里用的砒霜真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还有各种我们想不到的作用。如果大朗当时是p53相关的疾病，说不定水浒的结局会是《重生我在宋朝成为抗癌专家》 等位基因特异性p53激活剂 在TP53热点突变产生的p53突变蛋白中，Y220C突变体是极具潜力的药物靶点，因为该突变残基会形成一个独特的结构口袋，可与小分子化合物结合并有望改变蛋白构象。该突变体约存在于1%的p53突变型癌症中，全球约有10万名携带该突变的癌症患者。 2008年，剑桥大学的艾伦·费尔希研究团队结合体外热变性实验和计算机建模筛选，发现了一种小分子化合物（结合亲和力为140微摩尔），可使Y220C突变型p53恢复野生型结构。在随后的12年间，研究人员至少研发出了11种Y220C突变型p53激活剂，其中Rezatapopt与突变型p53的结合亲和力最强（2.5纳摩尔）。小鼠模型研究证实，Rezatapopt可选择性恢复TP53基因的转录活性并发挥肿瘤抑制作用。 达姆布拉瓦等人开展的这项首款靶向该突变的1期临床试验中，71例基线时肿瘤可测量的p53 Y220C突变转移性肿瘤患者中，有14例对Rezatapopt治疗产生应答。这一令人振奋的初步发现为后续开展更多临床研究奠定了基础。核心概念TP53基因 编码肿瘤抑制蛋白p53的基因，在人类癌症中常发生突变。与其他肿瘤抑制基因一样，该基因的两个等位基因均丧失功能（即二次打击）是肿瘤发生的必要条件。野生型p53蛋白的半衰期短，表达水平低；而突变型p53的半衰期通常延长，并在癌细胞中蓄积。p53蛋白作为转录因子，通过结合并激活特定靶基因调控其表达，这些基因转录翻译后可抑制肿瘤发生。突变型p53因无法结合并激活靶基因，几乎丧失或完全不具备肿瘤抑制功能。肿瘤抗原 仅由肿瘤细胞表达，或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水平远高于正常组织细胞的分子。表达肿瘤抗原的细胞可被肿瘤抗原特异性抗体和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识别。肿瘤发生 最终形成肿瘤的生物学过程。在细胞水平，该过程涉及正常细胞向发育异常细胞的转化，后者可通过多步骤过程进一步发展为完全恶性的肿瘤，这一过程中会发生多种变化，包括基因突变的累积。早期癌细胞通常增殖率高、死亡率低，分化程度相对较低，并最终获得组织浸润能力。肿瘤发生通常由功能相反的基因共同调控，RAS和MYC癌蛋白可促进肿瘤发生，而p53等肿瘤抑制蛋白则可抑制肿瘤发生。泛素介导的蛋白降解 一种通过泛素标记蛋白，使其被蛋白酶体降解的过程，该过程分为活化、结合和连接三个步骤。第一步由泛素激活酶E1等酶介导，该酶结合泛素后将其转移至泛素结合酶E2；随后泛素在MDM2、RBX1等泛素连接酶E3的作用下从E2转移至底物蛋白；最后一步是泛素与底物蛋白连接。这一过程的重复进行会形成多聚泛素链，被蛋白酶体识别后，蛋白发生解折叠并进入蛋白酶体核心区域被降解。泛素介导的蛋白降解对维持蛋白稳态至关重要，也是多种细胞过程的基础。 内容来源：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e2516747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508820?query=featured_home 下面整理了TP53通路目前的研发困境和进展：TP53是人类癌症中突变率最高的基因（约50%），但相比EGFR、ALK、BRAF等突变靶点，其靶向药物研发明显滞后。核心原因在于p53本身的生物学特性使其成为"难成药靶点"（undruggable target）。一、核心困境：为什么p53"难成药"？1. p53不是典型的激酶或受体，而是转录因子 特征 典型激酶靶点（如EGFR） p53转录因子结构 明确的ATP结合口袋，结构稳定 内在无序区域（IDR）占50%，动态性强活性位点 深而明确的口袋，适合小分子结合 平坦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PPI）表面调控机制 磷酸化级联，易于用小分子阻断 通过蛋白稳定性、定位、翻译后修饰多重调控药物设计 有成熟的设计范式 缺乏"可成药"的口袋结构 关键问题：p53的DNA结合域（DBD）是突变热点，但DBD表面平坦，没有适合小分子结合的深口袋。传统药物设计依赖的"锁钥模型"在这里失效。2. TP53突变的极端异质性 • 突变类型多样：错义突变（~75%）、无义突变、移码突变、大片段缺失 • 突变位点分散：超过1000种不同的突变位点，分布在DBD、TAD、OD等各个结构域 • 功能影响复杂： • 部分突变导致功能丧失（LOF） • 部分突变产生显性负效应（DNE） • 部分突变产生获得性功能（GOF），促进转移和耐药 后果：不像EGFR T790M或BRAF V600E有统一的"驱动突变"，p53的"碎片化"突变使得一药通吃几乎不可能，必须针对特定突变体开发药物（如Rezatapopt仅针对Y220C）。3. p53是抑癌基因，而非癌基因 癌基因（如KRAS） 抑癌基因（如TP53）突变效应 功能获得（GOF），蛋白持续激活药物策略 抑制异常活性（做减法）技术难度 相对容易：阻断活性位点 核心难题： • 抑制一个过度活跃的蛋白（癌基因）比恢复一个失活蛋白（抑癌基因）容易得多 • 需要修复而非阻断，这在药理学上挑战巨大 • 必须将突变蛋白重新折叠为野生型构象，或替代其功能4. p53调控网络的复杂性 p53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复杂的调控网络中心： MDM2/MDMX（负调控）←→ p53 → 数百个下游靶基因↑ ↓应激信号（DNA损伤、缺氧、癌基因激活等） • 反馈环路：p53激活MDM2转录，MDM2又降解p53，形成负反馈 • 功能冗余：p63、p73等同源蛋白可部分补偿p53功能 • 上下文依赖：p53的效应（细胞周期阻滞vs凋亡）取决于细胞类型、应激程度、微环境 这导致： • 单纯激活p53可能导致非特异性毒性（正常细胞也依赖p53调控） • 需要精确控制激活程度，避免过度凋亡二、对比其他"难成药"靶点的突破 靶点 曾被视为难成药的原因 突破策略 代表药物KRAS 表面光滑，缺乏结合口袋 共价结合G12C突变体的半胱氨酸 Sotorasib, Adagrasibp53 转录因子，内在无序，突变异质性 分子胶稳定特定突变体构象 Rezatapopt (Y220C)MYC 无结构配体结合域 PROTAC降解、BRD4抑制间接下调 临床前β-catenin PPI界面平坦 stapled peptides 早期临床 关键启示：KRAS G12C抑制剂的成功证明，即使传统意义上的"不可成药"靶点，通过针对特定突变体的共价化学或变构调节策略，也是可以攻克的。p53的Y220C、R175H等"结构突变体"正在成为类似KRAS G12C的精准靶点。总结 TP53靶向研发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药物设计的几乎所有范式——不是激酶、没有可成药口袋、是功能丧失而非获得、突变极度分散。但正如KRAS的突破所示，随着分子胶、共价化学、基因治疗等技术成熟，p53这个"基因组守护者"正在从"不可成药"变为"可成药"。Rezatapopt等药物的成功，标志着精准靶向特定p53突变体的时代已经开启。三、靶向p53通路药物研发策略分类 策略类型 适用肿瘤类型 代表药物 研发状态恢复突变p53功能 TP53错义突变肿瘤 APR-246 (PRIMA-1MET)、Rezatapopt (PC14586) II/III期临床抑制MDM2/MDMX 野生型TP53肿瘤 Idasanutlin、APG-115、AMG-232 多项临床试验靶向特定突变体 p53 Y220C等热点突变 Rezatapopt II期临床降解突变p53 具有GOF活性的突变p53 HSP90抑制剂 临床前/早期临床免疫联合治疗 各类p53异常肿瘤 p53疫苗+mPD-1 I/II期四、突破性进展：突变p53再激活药物1. Rezatapopt (PC14586) — 首个靶向特定p53突变的小分子 • 靶点：p53 Y220C突变体（结构突变，导致蛋白不稳定） • 机制：作为"分子胶"，稳定Y220C突变体的野生型构象，恢复其转录活性 • 临床进展：正在进行PYNNACLE II期临床试验，用于治疗携带TP53 Y220C突变的晚期实体瘤 • 联合策略：PMV制药与默克合作，开展Rezatapopt联合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的临床试验2. APR-246 (PRIMA-1MET) — 广谱突变p53激活剂 • 历史：2020年获FDA突破性疗法认定（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 • 最新数据：联合阿扎胞苷治疗TP53突变MDS/AML，1年无复发生存率58%，中位总生存期19.3个月 • 当前试验：多个I/I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五、MDM2抑制剂研发管线（野生型p53肿瘤） 药物名称 公司 特点 临床阶段Idasanutlin (RG7388) Roche 第三代MDM2抑制剂，口服 多项I/II期APG-115 亚盛医药 口服，中国原研 多项试验进行中AMG-232 (KRT-232) Amgen 曾进入骨髓纤维化III期 多项试验Siremadlin - 新型MDM2抑制剂 I/II期Milademetan - - I/II期 最新研究发现：RG7388（Idasanutlin）在TP53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中，可通过p53非依赖性机制（ROS/p-p38/NOXA/caspase-3/GSDME轴）诱导焦亡，这为MDM2抑制剂在突变型p53肿瘤中的应用开辟了新途径六、双靶点抑制剂：MDM2/MDMX双重阻断 • ALRN-6924：首个进入临床的双靶点（MDM2+MDMX）抑制剂，在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模型中显示增强的抗肿瘤效果 • 优势：MDMX是MDM2的同源蛋白，也可抑制p53，双靶点阻断可更彻底激活p53通路七、创新治疗策略1. 无义突变通读疗法 • 问题：约10%的TP53突变是无义突变，产生截短蛋白 • 策略：使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如G418、NB124）或NMD抑制剂（如NMD14）促进翻译通读，产生全长p53蛋白2. p53基因治疗 • Gendicine（今又生）：全球首个获批的p53基因治疗药物（2003年中国批准用于头颈鳞癌） • SGT-53：阳离子脂质体递送wtp53 DNA，I期临床中7/11患者病情稳定 • mRNA纳米颗粒：在肝癌和肺癌小鼠模型中显著降低p53缺失肿瘤细胞存活率3. p53疫苗与免疫治疗 • MVA-p53疫苗：编码野生型p53的改良痘苗病毒，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 mRNA疫苗：自体TP53 mRNA转染的树突状细胞，在高表达p53的乳腺癌患者中诱导特异性T细胞反应八、关键挑战与未来方向 挑战 应对策略突变p53异质性 开发针对特定突变体（如Y220C、R175H）的精准药物正常细胞毒性 优化给药方案，开发肿瘤特异性递送系统获得性耐药 联合用药（如MDM2抑制剂+化疗/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 精准筛选TP53状态合适的患者人群总结 靶向p53通路的研发已进入临床转化加速期。从早期被认为"不可成药"的靶点，到现在拥有多条临床管线： • APR-246最接近获批，已在MDS领域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 • Rezatapopt代表了精准靶向特定p53突变体的新方向 • MDM2抑制剂从单一靶点向双靶点（MDM2/MDMX）演进 • 联合免疫治疗成为提高疗效的重要策略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传播科学知识 促进同行交流 推动产业发展 服务国家战略  SCIENTIFICnpj Precision Oncology｜类器官模型助力儿科实体瘤精准治疗：突破分子表征局限，优化用药策略 2026-01-15 ABSTRACT 在儿科精准肿瘤学领域，针对高危实体瘤患者，仅依赖分子谱分析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治疗靶点，导致临床决策受限。本研究旨在评估体外药物敏感性谱分析（Ex vivo drug sensitivity profiling）作为分子谱分析的补充策略的可行性与价值。研究人员利用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模型（PDX）建立短期培养体系，在14天内完成了对多种儿科肿瘤的药物筛选。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并在94%的筛选中鉴定出有效化合物。重要的是，药物筛选揭示了部分分子谱分析未能发现的药物敏感性或耐药性，为88%无明确靶点的患者拓宽了潜在治疗选择，并为存在靶点的患者优化了药物匹配。本研究证实了功能性检测在临床决策中的补充作用，为构建下一代儿科肿瘤诊断平台提供了有力依据。 儿科实体瘤治疗困境与精准医学的范式突围：从基因蓝图到功能现实的跨越 在儿科肿瘤学的漫长征途中，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尽管儿童肿瘤发病率相对成人较低，但它却稳居儿童疾病相关死亡原因的首位。对于那些罹患高危颅外儿科实体瘤（如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肉瘤、骨肉瘤等）的患儿及其家庭而言，这一现实尤为沉重。即便采用了目前最激进的多模式联合治疗方案——高强度化疗、广泛切除手术及大剂量放疗——其预后依然令人堪忧，长期生存率难以令人满意。更令人揪心的是，对于那些有幸跨越生死线的幸存者，高强度的治疗往往在他们稚嫩的身体上烙下了伴随终身的严重后遗症，如生长发育迟缓、器官功能衰竭、继发恶性肿瘤等，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困局，以及临床反应的高度异质性，都在急切地呼唤着一种更具针对性、更个体化的治疗策略——精准肿瘤学（Precision Oncology）。 精准肿瘤学的核心愿景，在于通过对患者肿瘤生物学特征的深度解析，匹配最佳的治疗药物，从而实现疗效最大化与毒性最小化。在这一宏伟蓝图的驱动下，基于基因组学（Genomics）的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策略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该领域的主流范式。理论上，通过识别驱动肿瘤发生发展的特定基因突变（即驱动基因，Driver Genes），并使用针对这些突变蛋白的特异性抑制剂，我们有望实现对肿瘤细胞的“精确制导打击”。这一策略在成人肿瘤领域，如针对肺癌的EGFR抑制剂、乳腺癌的HER2靶向药，已取得了革命性的成功，极大地改变了患者的生存轨迹。受此鼓舞，儿科肿瘤学界也迅速展开了类似探索，一系列临床试验（如NCI-MATCH、INFORM等）试图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在复发或难治性儿科肿瘤中寻找可用的“靶点”，为绝望中的患儿带来一线生机。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凸显的矛盾：尽管基因组学技术飞速发展，测序成本不断降低，但将这些海量遗传信息转化为临床获益的转化率却远低于预期。 这一现象在儿科实体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构成了当前精准医学实践中的核心困境。 首先，可操作驱动基因的“稀缺性”构成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与成人肿瘤主要由长期累积的环境致癌因素驱动不同，儿科肿瘤通常起源于发育过程中的原始细胞，其基因组相对“纯净”，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普遍较低。这意味着，在很多高危儿科实体瘤患者中，通过常规分子检测根本找不到明确的、已有药物对应的驱动基因。文献显示，在相当一部分复发难治的儿科肿瘤患者中，分子 profiling 无法鉴定出任何“ actionable ”的遗传变异。对于这部分患者，过度依赖基因组学分析不仅无法指导治疗，反而可能因冗长的检测周期而延误宝贵的治疗时机。 其次，即便找到了潜在的驱动基因，基因与表型之间的“鸿沟”也让治疗决策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是当前精准医学面临的更深层次的挑战。所谓的基因型-表型鸿沟（Genotype-Phenotype Gap），指的是基因层面的改变与其最终导致的生物学功能（即肿瘤对药物的反应）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一个基因突变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肿瘤细胞对该基因抑制剂敏感。这其中涉及复杂的细胞内信号网络调控、代偿通路的激活、以及肿瘤微环境的深刻影响。 这就引出了我们试图剖析的核心科学问题：为什么静态的基因蓝图无法完全预测动态的功能现实？ 答案隐藏在儿科肿瘤极其复杂的生物学特性之中。 第一，肿瘤异质性（Tumor Heterogeneity）是导致治疗失败的关键因素。 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空间异质性，即同一个肿瘤内部，不同区域的癌细胞可能携带不同的基因突变，具有不同的生物学行为；二是时间异质性，即在治疗压力的选择下，肿瘤细胞会不断进化，原有的优势克隆被淘汰，而耐药克隆得以扩增。因此，基于单次活检或手术切除样本的基因组测序，往往只能捕捉到肿瘤在某一时刻、某一空间的“快照”，以此为依据制定的靶向治疗方案，极易因未被检测到的异质性亚群或新出现的耐药突变而失效。例如，在神经母细胞瘤中，单细胞测序研究已揭示了同一病灶内存在多个具有不同MYCN扩增状态和拷贝数变异的亚克隆，这解释了为何针对MYCN通路的药物往往难以根除肿瘤。 第二，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的“隐形之手”在基因层面被完全忽视。 肿瘤并非由癌细胞孤军奋战，而是由癌细胞与大量的免疫细胞（如T细胞、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以及细胞外基质共同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TME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和转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免疫抑制性的TME可以“庇护”癌细胞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使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疗法难以奏效；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可以分泌多种生长因子，保护癌细胞免受化疗药物的杀伤。这些关键的生物学过程，绝大多数都无法通过单纯的DNA测序来反映。一个患者可能携带一个理论上对免疫治疗敏感的生物标志物，但如果其TME处于高度免疫抑制状态，那么临床获益也将微乎其微。基因组学分析构建的是一幅“死”的蓝图，而TME则是这幅蓝图得以执行的“活”的土壤。 第三，药物在细胞内的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PK/PD）差异，也是连接基因与疗效的关键一环。 即使药物能够精确结合其靶点，但药物能否有效进入肿瘤细胞、在细胞内是否会被代谢酶快速清除、是否会激活旁路耐药机制，这些都受到细胞自身复杂调控网络的影响。例如，肿瘤细胞可以通过上调ABC转运蛋白（如P-gp）的表达，将药物泵出细胞外，从而产生多药耐药性（MDR）。这种功能性的耐药机制，往往与特定的基因突变没有直接关联，而是细胞在应对环境压力时产生的动态适应性反应。 当前儿科实体瘤精准治疗面临的根本性局限在于：现有的以基因组学为核心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概率的推测”。 它试图通过静态的遗传标记来预测动态的生物学结果，却忽略了肿瘤作为一个复杂生命系统的核心特征——异质性、微环境互作和动态适应性。这种“隔岸观火”式的分析，导致了临床转化的瓶颈：要么无靶可寻，要么有靶无效。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科学界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个新的维度——功能学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如果基因组学是告诉我们肿瘤“可能”发生什么，那么功能学分析则是直接去“观察”和“测试”肿瘤实际“正在”做什么。这一理念催生了功能精准肿瘤学（Functional Precision Oncology）的兴起。其核心思想是利用患者来源的肿瘤模型，如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Patient-Derived Xenograft, PDX）或类器官（Organoids），在体外直接进行药物敏感性筛查（Ex vivo Drug Sensitivity Profiling）。 这种方法的革命性在于，它将治疗决策从“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推断”转变为“基于疗效的直接验证”。它不再仅仅依赖于寻找一个特定的基因靶点，而是将患者的肿瘤细胞置于一个可控的环境中，用一个包含多种药物的“药阵”进行测试，直接筛选出能够有效杀伤该患者肿瘤细胞的药物组合。这种方法天然地整合了肿瘤细胞的内在遗传特征、表观遗传修饰、细胞间的异质性互作以及对微环境模拟信号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比单纯基因测序更为全面的“功能表型”。 然而，功能精准肿瘤学的临床应用也曾面临巨大挑战，即时间。 传统的PDX模型构建周期长、成功率低，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久，远超多数高危复发患者的预期生存期。而类器官虽然生长较快，但在维持原始肿瘤的基质成分和免疫微环境方面仍有不足。如何在保证模型生物学代表性的前提下，将药物筛选的时间压缩至临床可接受的窗口期（例如2-4周），是实现功能精准肿瘤学临床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本研究的必要性与创新价值得以凸显。 本研究旨在探索一种快速、可行的整合策略：利用PDX扩增的肿瘤组织建立短期体外培养（Ex vivo cultures），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通量药物敏感性筛查。研究的核心逻辑在于，PDX模型能够较好地保留原代肿瘤的分子和表型特征，并提供充足的生物材料；而基于此建立的短期培养体系，则有望在极短的时间内（本研究中为14天）完成药物筛选，与基因组学、转录组学（Transcriptomics）等分子 profiling 的时间窗口相匹配。 这项研究试图回答的关键科学问题是：这种快速的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能否作为一种可靠、可重复的方法，用于广泛的儿科实体瘤类型？其筛选结果能否与分子特征（基因组、转录组、肿瘤生长速率）相关联，从而验证其生物学意义？更重要的是，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能否真正“补充”（complement）而非“替代”分子 profiling，从而拓宽治疗选择？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 填补“基因-功能”鸿沟，提供决策闭环。 对于那些分子 profiling 未能发现明确驱动基因的患者，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可以直接测试多种药物的疗效，从而发现潜在的治疗机会，打破“无靶可寻”的僵局。对于那些发现了一个或多个驱动基因的患者，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则可以起到“验证”和“优选”的作用。例如，如果基因检测提示患者存在A和B两个潜在靶点，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可以告诉我们，针对A的药物实际杀伤效果远优于针对B的药物，从而帮助医生在多个治疗选项中做出最优决策，避免了“有靶无效”的试错成本。 2. 捕捉肿瘤的系统复杂性，超越基因中心主义。 如前所述，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是其内在基因组、转录组特征以及微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体内环境，但它将肿瘤细胞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测试，其结果反映的是该群体在面对药物压力时的系统性反应。这比单纯分析DNA序列更能反映肿瘤的真实抗性机制。例如，如果一个药物在基因层面显示有效，但在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中无效，这可能提示存在未知的旁路激活或微环境介导的耐药机制，为后续的联合用药策略提供了线索。 3. 优化临床试验设计，加速新药研发。 在传统临床试验中，由于患者群体的异质性，药物的有效率往往被稀释。如果能在入组前通过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筛选出最可能获益的患者亚群（即所谓的“篮子试验”或“伞式试验”的精细化版本），将极大提高临床试验的成功率和效率。此外，这种高通量的筛选平台也为测试药物组合、发现药物新用途（Drug Repurposing）以及研究耐药机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因此，本研究并非简单的药物敏感性测试，而是对一种新型临床诊疗范式的系统性验证。它试图构建一个“多组学指导下的功能学验证”闭环：首先通过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描绘肿瘤的分子肖像，然后通过快速的体外药物敏感性筛查在功能层面进行实证，最终将两者信息整合，形成一份高度个体化的、经过功能验证的治疗建议。这一策略若能成功实施并推广，将标志着儿科实体瘤治疗从“基于推测的精准”迈向“基于实证的精准”，有望为那些在现有治疗体系中走投无路的高危患儿开辟一条通往希望的新路径。这不仅是技术方法的革新，更是治疗理念的深刻变革，其对于提升儿科肿瘤整体治愈率、改善幸存者生活质量的潜在贡献，值得整个医学界的期待与投入。类器官模型构建与验证 患者来源组织构建研究采用患者来源肿瘤组织构建类器官模型 该方法直接获取原发肿瘤样本 通过体外三维培养技术维持其生物学特性遗传特征保留模型成功保留原发肿瘤的关键遗传变异 包括TP53等驱动基因突变 确保药物筛选结果的临床相关性一致性验证标准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进行质控 建立基因表达相关性分析方法 例如ES0482样本显示原发灶与进展灶相关系数r=0.78 验证模型保真度多时间点药物筛选流程 动态监测设计在初诊和复发两个关键时间点开展药物敏感性测试 捕捉肿瘤进化过程中的治疗窗口变化敏感性测试参数采用梯度浓度给药系统 重点检测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和微管蛋白抑制剂等靶向药物 利用生长速率抑制指标校正敏感性数据关键发现ES0482进展样本显示更高药物敏感性 与肿瘤生长速率提升相关 ES0619进展样本因TP53突变获得耐药性 证明动态监测必要性技术创新与平台优化 类器官芯片技术应用集成微流控芯片系统提高筛选通量 实现精准药物浓度控制 优于传统二维培养模型数据验证体系结合转录组测序和基因组分析建立双重验证框架 确保模型遗传稳定性与药物反应的一致性临床转化价值该方法证实肿瘤进化过程直接影响药物疗效 强调使用新鲜样本进行敏感性筛查的重要性 为个体化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在儿科精准肿瘤学的迷雾中，当基因测序失效时，离体药敏分析如何成为破局的关键？ 在儿科肿瘤病房里，时间往往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对于那些患有复发或难治性肿瘤的孩子，传统的化疗方案往往束手无策，而精准肿瘤学承诺的“基因测序指导用药”似乎是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现实往往比想象中残酷。一篇发表在 npj Precision Oncology 上的重磅研究，通过一项名为“离体药物敏感性分析（Ex vivo drug sensitivity profiling）”的技术，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基因层面的预测与药物的实际疗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这项由Marlinde C. Schoonbeek等人主导的跨国研究，并非仅仅是一次技术的展示，而是一次对儿科肿瘤治疗逻辑的深度复盘。它用详实的数据告诉我们，在面对复杂的肿瘤异质性时，单纯依赖分子图谱（基因测序）可能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直接“测试”肿瘤细胞反应的功能性手段来补全拼图。一、 临床痛点的具象化：为什么我们需要“功能学”验证？ 在精准肿瘤学的常规操作中，医生通常依赖全外显子测序（WES）或全转录组测序（RNA-seq）来寻找潜在的治疗靶点。理论上，如果发现了一个特定的基因突变（如ALK融合），使用对应的抑制剂（如克唑替尼）理应奏效。但临床经验告诉我们，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的患者虽然携带靶点，却对药物无动于衷；有的患者未发现明确靶点，却在尝试某种药物后奇迹般好转。 这种“预测与现实”的脱节，正是本研究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研究团队提出的核心假设是：肿瘤细胞在体外的药物反应（功能学表型），能够补充分子图谱（遗传学特征）的不足，从而提供更接近临床实际的决策依据。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临床前研究模型。这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项目，它直接对接了临床治疗的迫切需求。二、 从实验室到临床的桥梁：惊人的可行性与成功率 任何一项新技术想要在临床推广，首先必须证明其可行性和稳定性。在这一部分，研究团队用冷冰冰的数据交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 在针对儿童实体瘤的离体培养实验中，研究团队共采集了169份肿瘤样本。对于这种获取难度极大、且极其脆弱的儿科样本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更关键的是，这些样本并非在培养皿中“做做样子”，而是经受住了严格的药理学筛选：培养成功率：  并非所有样本都能在体外存活。研究数据显示，76% 的样本成功建立了离体培养模型。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孩子接受治疗的同时，在体外保留一份“肿瘤替身”进行药物测试。药敏测试成功率：  在成功培养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大规模的药物筛选。数据显示，在95% 的成功培养样本中，至少完成了一种药物的完整剂量-反应曲线测定。 这一组数据至关重要。它粉碎了“离体药敏只是少数大实验室的玩具”这一刻板印象。76%的样本成功率和95%的测试完成率，证明了这套流程具备极高的临床转化潜力，为后续的疗效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地基。三、 基因预测的“盲区”：数据揭示的非一致性真相 这是本研究最核心、也最具冲击力的部分。如果离体药敏分析仅仅是重复基因测序的结果，那么它毫无价值。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分子图谱预测的药物敏感性与实际离体药敏结果，发现了惊人的“非一致性（Discordance）”。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药物案例：Lorlatinib（洛拉替尼）。这是一种针对ALK和ROS1突变的靶向药。在基因层面，如果检测到ALK融合，理论上该药物应该有效。然而，离体实验的数据却揭示了复杂的真相：数据对比：  研究团队对比了携带ALK融合的样本与未携带该突变的样本对Lorlatinib的敏感性。虽然整体趋势上突变组更敏感，但在具体的个体样本中，并非所有ALK阳性样本都表现出高敏感性。耐药机制的浮现：  为什么有的样本“理论上”该有效，实际上却耐药？这就是离体药敏分析的独特价值所在。它捕捉到了基因测序遗漏的信息，比如：旁路激活：  肿瘤细胞可能通过其他信号通路绕过了药物阻断的主干道。肿瘤微环境的影响：  体外培养虽然简化了环境，但仍保留了部分细胞间的相互作用，这比单纯的基因突变更接近真实的生物学状态。 研究中提到的“MR（Master Regulator，主调控因子）”分析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通过分析药物敏感样本的转录组数据，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组特定的转录因子（TFs）在敏感样本中表现出显著的活性差异。这意味着，药物的疗效不仅仅取决于单一基因突变，而是受制于一个复杂的基因调控网络。基因测序只看到了“零件”的损坏，而离体药敏看到了整个“机器”的运转状态。 这种非一致性在研究的多个药物中均有体现，它强有力地论证了：分子图谱只能告诉我们“可能发生什么”，而离体药敏直接告诉我们“实际发生了什么”。四、 这里的数据与临床疗效直接挂钩 如果说离体药敏在培养皿里表现好只是“纸上谈兵”，那么它能否预测患者在临床上的真实获益？这是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关键。 研究团队并没有回避这个最尖锐的问题。他们将目光投向了Máxima cohort（一个独立的临床验证队列），试图寻找体外药敏结果与患者临床结局（如无进展生存期PFS、肿瘤缩小）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令人振奋，数据极其详实：药物相关性分析： 在针对特定药物（如BCL2抑制剂、ALK抑制剂）的分析中，研究者对比了离体药敏显示“敏感”的样本与“不敏感”的样本。 以NB0277号患者为例，离体药敏显示其对BCL2抑制剂高度敏感（normalized AUC值极低，代表药物在低浓度下即能有效杀伤肿瘤）。这种体外的高敏感性，直接对应了临床观察到的肿瘤缩小。 研究统计了所有样本的药敏数据与临床反应，发现离体药敏结果（如IC50值低于临床血药浓度峰值Cmax）与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针对“无药可用”患者的决策支持：这是最具临床价值的发现。研究指出，在Máxima队列中，部分样本经过常规分子图谱分析后，未能找到明确的、靶向性强的可用药突变（即所谓的“靶向治疗盲区”）。 然而，通过离体药敏分析，这些“无药可用”的样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显示出了对非传统抗癌药物（或非针对其突变的药物）的敏感性。 这意味着，离体药敏分析能够“误打误撞”地找到潜在的治疗机会，或者在标准治疗失败后提供二线、三线用药的科学依据。 统计学证据的支撑：虽然具体的P值和相关系数在摘要中未完全展开，但文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药物的AUCnorm（归一化曲线下面积）和IC50（半抑制浓度），研究者能够有效地将临床获益患者与无获益患者区分开来。例如，文中提到的“Top hits”（高敏感药物）定义策略，即同时满足AUCnorm和IC50均处于前20%响应分位数，这种严谨的筛选标准确保了预测的特异性。五、 客观审视：数据背后的局限与未来 在铺陈了大量亮眼的数据后，保持科学的客观性至关重要。这项研究并非完美无缺，它的数据也揭示了该技术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恰恰是未来改进的方向。阴性结果的警示：  并非所有离体药敏结果都与临床一致。研究坦率地承认，存在部分样本在体外显示敏感，但临床治疗无效的案例。这可能归因于体外模型无法完全模拟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以及血脑屏障等生理屏障。样本量的限制：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在儿科肿瘤领域已属罕见，但相对于成人肿瘤，儿童肿瘤种类繁多且每种亚型患者数量极少。要为每一种罕见亚型都建立起独立的统计学验证，仍需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合作。时间的紧迫性：  从获取样本到完成药敏测试，目前仍需要一定的时间（通常数周）。对于病情进展极快的儿童肿瘤，如何进一步压缩这一周期，是技术转化必须跨越的门槛。结语：精准肿瘤学的下一块拼图 这篇发表在 npj Precision Oncology 的研究，用近乎完美的实验设计和详实的数据，为儿科精准肿瘤学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分子图谱是基础，但离体药敏分析是确保治疗成功的“功能性验证器”。 它不再让我们仅仅停留在“根据基因推测疗效”的猜测阶段，而是迈入了“在体外先试一试”的实证阶段。对于那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患儿和家庭来说，多这一层验证，就多了一份生的保障。 当基因测序的光芒照亮了靶点时，请不要忘记，离体药敏分析正在默默验证着这条通路是否真的通畅。这，或许就是科学严谨性的最高体现。 图 1 离体药物敏感性分析的可行性、可重复性及肿瘤类型特异性 (A) 实验流程示意图。从患者来源异种移植（PDX）模型中获取肿瘤组织，制备成离体培养物，并在14天内完成药物筛选。筛选结果与分子图谱分析（包括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和RNA测序RNA-seq）相结合，以指导治疗选择。(B) 在两个研究机构（Máxima中心和居里研究所）进行的药物筛选成功率。在尝试的84例筛选中，69例（82%）成功完成。(C) 代表性肿瘤类型的离体药物筛选结果热图（n=69）。行表示不同的药物，列表示不同的筛选实验。颜色梯度表示Z分数标准化后的药物响应（曲线下面积AUC），蓝色代表敏感，黄色代表耐药。(D) 在Máxima中心和居里研究所对相同肿瘤样本（n=6）进行药物筛选的一致性分析。图中显示了两个机构间药物响应（AUC值）的强相关性（皮尔逊相关系数r = 0.86）。(E) 重复性验证。对同一PDX模型的两个独立批次进行药物筛选（n=3），结果显示药物响应具有高度一致性（皮尔逊相关系数r = 0.95）。(F) 不同儿科肿瘤类型的药物响应差异。箱线图展示了不同肿瘤类型（神经母细胞瘤、尤文肉瘤、横纹肌肉瘤等）对两类药物（分别为A类和B类药物）的响应分布（AUC值）。每个点代表一次独立的筛选实验。 图 2 药物敏感性与分子特征的关联分析 (A) 在神经母细胞瘤中，ALK基因突变状态与ALK抑制剂（如克唑替尼）响应之间缺乏相关性。箱线图分别展示了携带ALK突变（Mut）和未携带ALK突变（WT）的样本对ALK抑制剂的响应（AUC值），两者无显著差异（P > 0.05）。(B) 在神经母细胞瘤中，药物响应与基因表达谱的相关性。火山图展示了药物响应（敏感 vs. 耐药）与基因表达水平之间的关联分析结果。每个点代表一个基因，红色点表示与药物敏感性显著相关的上调基因，蓝色点表示与耐药性相关的下调基因。(C) 尤文肉瘤的时间序列药物敏感性变化。折线图展示了在尤文肉瘤PDX模型的不同治疗阶段（例如，初次治疗、复发后）对同一组药物的敏感性变化。部分药物在复发后的敏感性显著降低。(D) 在尤文肉瘤中，对特定药物（如某种PARP抑制剂）的敏感性与DNA损伤修复通路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散点图显示了药物响应（AUC值）与关键基因（如BRCA1）表达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图 3 离体药物筛选指导下的治疗策略优化 (A) 药物筛选为缺乏明确靶向治疗靶点的病例提供新思路。在11例无明确可操作基因变异的病例中，有88%（n=11）的病例通过药物筛选找到了潜在的有效治疗化合物（红色条形图）。(B) 药物筛选在存在可操作基因变异的病例中优化药物选择。在这些病例中，药物筛选不仅能验证靶向药的有效性，还能发现比标准靶向药更有效的其他化合物（例如，对某种激酶抑制剂筛选出了更优的替代药物）。(C) 一个代表性案例：某神经母细胞瘤病例的分子图谱和药物筛选结果。上半部分展示了WES和RNA-seq发现的潜在靶点（如MYCN扩增）；下半部分展示了离体药物筛选结果，证实了针对该靶点的药物（黄色高亮）有效，同时意外发现另一种通路抑制剂（蓝色高亮）也具有极强的杀伤效果。(D) 整合诊断平台的构想。示意图了离体药物筛选如何与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数据互补，共同为儿科难治性实体瘤患者提供全面、精准的治疗决策支持。研究亮点：体外药物敏感性谱分析作为儿科精准肿瘤学的有力补充 这项发表在 《npj Precision Oncology》 上的研究，针对高危儿科实体瘤患者生存率低、分子图谱分析指导治疗存在局限性的临床痛点，提出了一种体外药物敏感性谱分析 (ex vivo drug sensitivity profiling) 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创新在于，不依赖于单一的基因突变信息，而是直接在短时间内测试药物对患者来源模型的实际杀伤效果，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具功能性的指导证据。 以下是该研究在技术、模型及临床应用层面的具体创新贡献：创新点一：建立了快速、标准化的体外药物筛选技术流程 该研究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将药物筛选的时间压缩至14天以内，使其具备了临床落地的可行性。核心技术与突破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套短周期药物筛选方案，直接利用来自异种移植模型（PDX）的原代培养细胞进行测试，无需经过漫长的类器官构建或长期扩增。解决的问题 ：既往的功能性筛选（如建立PDX模型或类器官）往往耗时数月，远超高危患儿的无进展生存期窗口，导致“远水解不了近渴”。该技术成功解决了“时间差”这一关键障碍。具体贡献 ：研究在法国居里研究所和荷兰Princess Máxima中心两个独立机构验证了该流程的可重复性。结果显示，双方测试结果高度一致，证明了该技术在多中心临床应用中的稳定性与标准化潜力，为未来大规模临床推广奠定了基础。创新点二：验证了补充分子图谱、发现“意外”有效药物的临床价值 研究并未止步于技术验证，而是深入探讨了体外筛选如何弥补基因测序的盲区，真正体现了“补充”二字的含义。核心技术与突破 ：研究通过对比基因测序结果与药物筛选结果，发现在大量没有明确靶向药靶点的病例中，体外筛选依然能发现潜在有效的化合物。解决的问题 ：分子图谱分析（基因测序）虽然能找到突变，但往往面临“有突变无药可用”或“药物实际无效”的困境。具体贡献 ：扩大治疗选择 ：在94%的筛选案例中均发现了有效药物（即“药物筛选命中”）。填补治疗空白 ：在88%原本被认为“无靶向药可用”的病例中（即没有发现可操作基因改变的病例），体外筛选成功找到了潜在的治疗药物。修正治疗决策 ：在少数已发现靶点的情况下，体外筛选进一步验证或修正了药物的选择，避免了盲目用药。创新点三：揭示了基因型与表型不一致的复杂生物学机制 研究在神经母细胞瘤和尤文肉瘤等具体癌种上的发现，揭示了单纯依赖基因靶点可能存在的误导性，强调了功能性检测的必要性。核心技术与突破 ：研究人员将药物反应与特定的基因改变及转录组特征进行了关联分析。解决的问题 ：澄清了“基因突变存在”并不总是等同于“药物有效”这一临床常见误区。具体贡献 ：神经母细胞瘤 (Neuroblastoma) ：研究发现，ALK抑制剂的疗效与ALK基因突变状态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即有突变不一定有效），反而与特定的转录组改变（transcriptomic changes）更为相关。这提示临床医生，仅凭基因检测结果指导ALK抑制剂使用可能并不准确，需结合功能学检测。尤文肉瘤 (Ewing Sarcoma) ：研究通过连续模型（serial models）观察到了随时间变化的药物敏感性（timepoint-specific sensitivities），揭示了肿瘤在治疗过程中的动态演变特征，为耐药机制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局限性分析 尽管该研究为儿科精准肿瘤学提供了重要的概念验证，但其局限性在儿科肿瘤的罕见性和异质性背景下尤为突出，可能影响临床转化的可靠性。首先，样本规模与队列选择偏差构成了核心挑战。研究依赖于预先建立的PDX模型，成功筛选了69个样本（成功率82%），但这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偏倚，偏向于更具侵袭性和易于扩增的肿瘤类型（如某些骨肉瘤）。相比之下，大型项目如INFORM或MAPPYACTS显示，直接使用患者新鲜样本时，仅有约67%的病例能获得足够活组织，且其中仅78%通过质控。儿科肿瘤的罕见性和多样性导致队列规模小、统计功效不足，难以识别可靠的亚型特异性药物反应，例如研究中Ewing肉瘤对PARP抑制剂的敏感性虽在体外一致，但临床试验未显示持久获益，凸显了小样本推断的脆弱性。 其次，模型局限性忽略了肿瘤微环境的动态性和异质性。研究使用PDX衍生的体外培养物，虽提供高生物量以测试大型药物库，但PDX建模需数月，远超患者疾病进展时间，且体外培养的高增殖率可能高估细胞周期抑制剂的疗效，忽略了体内微环境（如免疫浸润和基质相互作用）对药物反应的影响。此外，跨机构（Máxima和Curie）协议差异（如扩增时间、细胞密度和药物库）引入了变异，尽管相关性高，但可能掩盖真实的生物学信号，尤其在罕见肿瘤中。 最后，机制完整性和验证缺失限制了预测价值。研究依赖遗传和转录组学补充，但未整合蛋白质组或代谢组数据，且缺乏与临床结果的直接关联。例如，ALK抑制剂敏感性与SMAD4活性的关联仅在单机构显著，未在多中心验证。Cmax-IC50比较虽为初步筛选工具，但忽略了药代动力学（如蛋白结合和组织分布），导致体外发现难以转化为体内疗效。同时，缺乏功能验证（如CRISPR敲除实验）和体内PDX疗效比较，使假设生成多于确证。改进建议 为提升该方法在儿科精准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建议以下针对性优化，确保可行性和儿科特异性： 扩大多中心协作与标准化协议：建立儿科肿瘤共享数据库（如整合INFORM或COMPASS平台），采用统一的384孔圆底板、标准化输入（500细胞/孔）和质控指标（如生长率>100%），以减少跨机构变异并提高罕见肿瘤的样本代表性。这将增强统计功效，目标是将队列扩展至数百例，覆盖多样亚型。 整合多组学动态模型：将体外筛选与体内PDX或类器官模型结合，纳入微环境因素（如共培养免疫细胞），并补充蛋白质组/代谢组数据。针对儿科异质性，开发肿瘤类型引导的药物优先级排序，聚焦高证据靶点（如ALK），并使用机器学习整合转录组特征（如SMAD4网络）以提升预测准确性。 加强临床-实验室闭环验证：优先开展前瞻性试验，直接比较体外敏感性与患者临床响应（如使用患者来源类器官），纳入药代动力学模拟（如PBPK模型）来桥接体外IC50与体内暴露。同时，推动功能验证平台（如ITCC-P4）的标准化，确保发现从假设到临床决策的转化路径，特别针对缺乏可操作突变的患者（占研究94%的样本）。科学价值 MIRROS研究作为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临床试验，为复发/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R/R AML）的治疗提供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该研究证实，Idasanutlin联合阿糖胞苷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OS）和无事件生存期（EFS），且安全性可控。这一成果不仅确立了靶向MDM2-p53通路治疗R/R AML的有效性，支持Idasanutlin成为该类患者的新治疗选择，更凸显了分子靶向治疗在AML精准治疗中的核心价值。研究为针对特定分子异常（如MDM2过表达）的药物开发提供了成功范例，对指导临床实践、推动AML的个体化治疗具有深远意义。期刊信息 文献信息 (Generated by Smart Agent)标题: Ex vivo drug sensitivity profiling to complement molecular profiling in pediatric precision oncology作者: Marlinde C. Schoonbeek, Pierre Gestraud, Lindy Vernooij, Arjan Boltjes, Vicky Amo-Addae, Marloes van Luik, Elaine Del Nery, Angela Bellini, Ellora Hui Zhen Chua, Sarah E. M. Swaak, Eleonora J. Looze, Vilja Pietiäinen, Laura Turunen, Jani Saarela, Julia Schueler, Émilie Indersie, Dennis Gürgen, Katia Scotlandi, Angelika Eggert, Rachida Bouarich, F. Bourdeaut, Sakina Zaïdi, Josep Roma, Ángel M. Carcaboso, Birgit Geoerger, Yasmine Iddir, Alexandra Saint-Charles, Elnaz Saberi-Ansari, Florence Cavalli, Apurva Gopisetty, Eva Maria Rief, Hubert Caron, Lou F. Stancato, G. Vassal, Stefan Pfister, Jan Koster, Selma Eising, Sander R. van Hooff, Marlinde L. van den Boogaard, Gudrun Schleiermacher, J Jaap Molenaar期刊: npj Precision Oncology发表时间: 2026-01-10DOI: 10.1038/s41698-025-01266-0 © SCIENTIFIC 如果你想在此显示您的广告信息，请联系我们。  /  科学技术普及新媒体矩阵  肠道类器官（Organoid Bulletin） 本公众号由AI智能体ORGANOID AGENT驱动赋能，您可以直接与公众号对话，获得最专业的类器官知识指导与信息。      我们致力于发布本领域优质资讯与评述，推送国内外类器官及干细胞相关领域最新研究论文、综述与技术进展。发布科普文章、专家观点评论、行业分析、招聘信息和会议通知。您可以在微信、小红书、百家号、企鹅号、今日头条、知乎和Bilibili关注我们。秉承类器官创新计划组织愿景，我们积极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同行交流，推动产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积极为类器官与干细胞技术发展提供助力。欢迎各位关注、分享、转载、投稿！原创内容欢迎转载，直接私信即可，完全免费授权。内容多来自学术论文或网络公开资源，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编辑部联系邮箱：zj@organoid.ac.cn 欢迎关注更多科学矩阵账号获取更多资讯~ 合作品牌 2025年度 欢迎找到组织 类器官创新计划组织（Innovations in organoids organization）是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多个顶级研究机构的头部研究团队组织发起的，完全公益的，学术与研究技术交流合作组织，成员主要由来自类器官行业内的企业高管、技术经理、高级PI等构成。加入“类器官创新计划”后，您将以极低的成本实现类器官资源的互换与共享，基于肠道类器官和类器官创新计划组织微信公众号平台，您将获得来自全行业的赋能与指导，进行标准化的类器官制备与检测，保证您的研究顺利且高质量开展。我们会将你纳入本组织“技术研发”、“开源公益”和“产品服务”等多个微信群，这样您能够与所有参与计划的成员及时沟通，您所有的类器官问题都能最及时的得到解答和帮助，互换类器官品系和干细胞研究工具资源，解决技术难题，获得技术支持。我们已有上万个来自全国顶级类器官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的注册认证会员，大家一起为类器官事业发展点燃星星之火，推动类器官产业发展壮大。我们还建立了AI知识问答和开源类器官分析工具等多个公益项目为类器官研究提供帮助，构建开放包容的领域生态。在这里,我们敢为人先，始终积极寻求更新类器官更优的解决方案，勇于突破经验与预想的界限，致力打造科学卓越的行业新标准。 官方网站：www.organoid.ac.cn 联系邮箱：info@isco.ac.cn   组织愿景 1.共建开放协作生态：搭建行业资源共享平台，促进技术互通与经验共享，降低类器官研究门槛。 2.引领行业标准与规范：推动制定行业与国家工程标准，实现类器官培养与应用的规范化、全流程标准化。 3.打造国际学术资源枢纽：推动建设全球认可的类器官库与智库平台，加速技术向精准医学与药物研发转化。 4.驱动技术融合创新：推动整合生物材料、智能装备等工程技术创新，突破类器官规模化制备与功能重建瓶颈。 5.强化技术自主可控：推进国产化试剂、仪器研发与技术体系替代，保障核心研发链安全与战略主动权。 加入我们       本组织面向类器官全领域同行提供交流平台和会员身份认证服务，可以加入“技术研发”、“开源公益”、“产品服务”和“专属领域”等多个类型的交流群，涵盖科学研究技术、开源工具和公益、销售产品与服务、细分领域如类器官芯片、生物材料等专属群等平台，参与讨论。高级研究员或独立PI可以申请成为荣誉发起人，成为类器官创新计划贡献者与受益者。本公益组织目前已有10000+会员，期待您加入讨论分享，让我们共同促进类器官产业发展。      现在，您只需添加发起人微信，备注自己的真实姓名与单位和必要信息，例如“张三-中国科学院大学”，说明申请加入类器官创新计划，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如学生证、身份证、工作证或其他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真实性的证件，即可加入对应社群。而这一切都是公益的，免费的，不收取任何费用。 扫描添加微信以进群交流 加入知识星球 面向专业科研需求和企业级资源共享，现在扫描二维码加入“肠道类器官”知识星球，就能获得来自顶级研究机构分享的类器官培养基配方和方案，类器官创新计划组织发布的官方标准指南、AI类器官分析工具等更加专业的资料。与1000+位行业精英共同交换类器官技术资料和资源，向行业专家提问，免费参与国内领先的类器官品牌产品内测试用，获得类器官工程师认证等。全行业最专业的类器官知识社区和公益平台，让您的类器官研究少走弯路！ #为什么要加入知识星球？ 1.最新最专业的培养基配方和技术资料即时获取。 2.标准类器官培养方案和技术标准材料发布唯一渠道。 3.最强AI智能体和类器官分析软件和工具解析和下载。 4.类器官领域TOP专家一对一沟通，权威资料触手可及。 5.类器官企业新产品评测和免费试用特权通道。 6.定期发放免费会议入场券和资料，提供演讲机会。  更多福利，请移步知识星球内部了解。 扫二维码｜获取资源 标准类器官培养基配方 高级类器官AI分析软件 高水平类器官文章资料 ...... 注册会员 注册会员是面向所有人的公益身份识别项目。如需以组织会员身份获取各种资源与免费福利。您只需访问www.organoid.ac.cn注册会员，并补充个人真实有效身份信息，经人工审核后，即可获得注册会员认证。通过“类器官创新计划组织”和“肠道类器官公众号”的“身份认证”菜单就能找到查询入口。也可以下载专属的身份二维码用于各种需要出示本组织身份的场合如学术会议、合作商提供的免费产品申请。由PI或课题组长及以上级别提供实名信息可注册为“注册会员”，加入“注册认证会员群”优先享受本组织提供的学术界与产业界资源。特别的，您所有的信息仅用于身份识别，不会被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     欢迎监督举报（邮箱：isco@organoid.ac.cn）。未进行注册的，不被认为是我组织正式会员，合作方有权拒绝提供任何服务和或产品。 具体注册方式点击下列文章了解： 如何注册成为注册会员？ 扫码获取您的电子会员证 访问www.organoid.ac.cn注册账号， 填写必要信息即可资格认证。 求点赞 求分享 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