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asanutlin

-01- 引言：从“不可成药”困境到临床突破 p53肿瘤抑制蛋白是阻止癌症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屏障。p53主要作为一种序列特异性转录因子发挥作用，能够与基因组内特定的DNA序列（称为p53反应元件）结合，并激活相邻基因的转录，以及由具有p53结合位点的增强子调控的远端基因的转录。此外，p53还可以通过间接机制抑制很多基因的转录。 TP53基因的突变使其编码蛋白p53的肿瘤抑制活性消失，是人类癌症中最常见的单基因改变，被认为是多种肿瘤的驱动因素。因此，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尝试将p53在肿瘤中的功能恢复作为一种治疗策略。然而，这些努力未能取得成功，很少有p53药物开发进入到临床后期阶段，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获得FDA或EMA批准。这可能是因为，作为一种核转录因子，p53不具有典型的药物靶点特征，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成药的。 然而，近年来出现了几种基于p53的治疗新策略和新方法，针对特定类型p53突变的药物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人们对基因治疗策略和基于p53的免疫治疗方法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获得靶向p53的肿瘤治疗药物指日可待。 -02- p53的肿瘤生物学基础 自1979年首次发现p53以来，人们对p53蛋白的功能及其与癌症的关系有了广泛的了解。毫无疑问，p53是一种强大的肿瘤抑制因子，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抑制肿瘤生长。作为一种转录因子，p53调控靶基因的表达，这些靶基因可以促进细胞周期阻滞、凋亡、DNA修复等。此外，p53还可以通过独立转录机制发挥抗增殖作用。事实上，据报道，p53几乎影响所有细胞室和细胞器，包括线粒体、溶酶体、，内质网等。 重要的是，当TP53突变时，p53的这些活性受到影响。与其他肿瘤抑制基因的观察结果不同，肿瘤相关的TP53突变主要是错义突变，导致单个氨基酸替换。大量研究的综合数据显示，在30%-50%的人类肿瘤中都存在p53基因的突变。 实际上，在迄今所以人类肿瘤细胞基因组中，p53是发生突变频率最高的基因，在几乎1/3的人类肿瘤中都以突变的形式存在。 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除了wtp53的抑癌活性丧失外，一些p53突变体还可以获得新的功能活性，从而进一步促进癌症。与wtp53类似，mutp53可以影响多种细胞进程。虽然失去了与DNA中p53结合位点直接相互作用的能力，但mutp53仍然可以依赖其他转录因子来驱动促肿瘤基因转录。除了自身的直接活性外，mutp53还可以调节肿瘤微环境（TME）。例如， mutp53可以通过调节外泌体含量来支持肿瘤的进展，从而导致巨噬细胞重新编程为M2型，产生更有利肿瘤进展的TME。 -03- 靶向p53的小分子药物：突破与挑战 不同TP53状态的肿瘤需要非常不同的小分子靶向策略。对于含有TP53错义突变的肿瘤，小分子药物开发主要侧重于恢复mutp53蛋白野生型构象和活性。相反，对于保持wtp53的癌症，主要的策略将p53从其负调控因子的抑制中释放出来，从而释放出p53的全部活性。 靶向TP53错义突变 TP53错义突变在人类癌症中异常常见，约占所有TP53突变的70%。由此产生的结构或构象突变体被视为小分子的潜在靶点，可以恢复mutp53的正确折叠和功能。1999年，辉瑞公司筛选出了第一个具有mutp53再激活能力的化合物CP31398。从机理上，CP31398稳定了p53的野生型构象，并通过抑制其泛素化防止其降解。然而，后来的研究揭示了更复杂的作用，包括药物嵌入DNA引起的非特异性毒性和p53非依赖性上调促凋亡蛋白BAX。因此，CP31398未被纳入临床研究。尽管如此，这个药物标志着靶向mutp53的小分子时代的开始。 多年来，人们发现了许多mutp53的激活药物。包括MIRA-1，其含有可参与亲核加成反应的马来酰亚胺基团，以及STIMA-1，一种2-苯乙烯基喹唑啉-4（3H）-酮相关衍生物。尽管这两种化合物在体外和体内均表现出p53依赖性效应，但由于溶解度问题和对正常细胞的毒性，这两种药物均未进入临床试验。 在报道的mutp53激活小分子中，只有少数被纳入临床试验。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是PRIMA-1 MET，它是PRIMA-1的甲基化衍生物，也称为APR-246。在体外和临床前研究中，APR-244表现出比PRIMA-1更好的活性，在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细胞系和患者的原代细胞中增强了凋亡作用。目前正在进行APR-246的两个I/II期临床试验，与阿扎胞苷联合治疗携带p53突变的MDS或AML患者，均显示出实质性疗效。2020年1月，FDA授予APR-246治疗MDS的突破性疗法。最近，一项评估APR-246联合阿扎胞苷的II期试验宣布了令人鼓舞的结果。APR-246和阿扎胞苷的联合治疗实现了58%的1年无复发生存率（RFS），中位OS为19.3个月。目前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更多以APR-246为单药或联合用药的临床试验。 靶向wtp53的肿瘤 在保持wtp53表达的肿瘤中，最广泛采用的p53靶向治疗方法是抑制p53的降解。p53降解的机制涉及E3泛素连接酶MDM2对p53的泛素化，导致p53的蛋白酶体降解。MDM2介导的泛素化依赖于其与p53的直接结合，促使人们寻找抑制MDM2–p53结合的小分子，作为稳定p53并使其恢复效力的手段。 第一类抑制剂是Nutlins，可诱导wtp53癌细胞中的p53激活，但对mutp53细胞无影响。Nutlins的衍生物RG7112是临床试验中测试的第一个MDM2抑制剂。在难治性复发性AML和CML患者中，RG7112可触发wtp53激活，并提高许多p53靶基因的表达，在许多患者中观察到RG7112的抗白血病活性。然而，需要大剂量的RG7112才能达到疗效，导致不良事件发生，如胃肠道不耐受和血小板生成抑制。随后，RG7112被第三代衍生产品idasanutlin（RG7388）取代。目前，有几项临床试验正在测试idasanutlin对各种癌症的安全性和疗效。 除了Nutlins衍生物，许多其他干扰MDM2–p53结合的分子也在开发和测试中。例如，APG-115是一种口服的MDM2抑制剂，在AML临床前模型和放射治疗致敏的胃癌异种移植物中显示出强大的抗肿瘤作用。APG-115目前正在几个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如NCT02935907、NCT03611868、NCT04785196、NCT0037816），单药或联合化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AMG-232是另一种口服的MDM2抑制剂，显示可促进骨肉瘤细胞的wtp53功能和肿瘤消退。目前，已经启动了十多项AMG-232（后更名为KRT-232）的临床试验，包括JNK抑制剂失效后骨髓纤维化的III期试验以及其他癌症的早期试验。其他MDM2抑制剂，包括siremadlin和milademetan，也在临床试验中（NCT03634228、NCT04116541）。 靶向截短的p53 大约10%的TP53变异肿瘤携带无义突变，产生截短蛋白，通常很快降解。由于这些蛋白质的寿命很短，并且通常缺乏大部分p53蛋白序列，因此通过上述方法重新激活可能毫无意义。 因此，人们提出了两种替代方法来激活含有p53截短突变癌细胞中的p53信号通路。第一种方法是基于促进翻译通读的分子，使翻译机制绕过RNA终止密码子，产生全长p53蛋白。这些化合物包括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及其衍生物，如G418和新一代合成衍生物NB124。用这些氨基糖苷治疗可挽救完整p53的合成，促进癌细胞凋亡。另一种替代方法是抑制无义介导的mRNA降解（NMD）过程。例如，NMD14靶向SMG7的结构口袋，SMG7是NMD机制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类似的药物，如ataluren，已经进入囊性纤维化的III期临床试验。 靶向mutp53 GOF 尽管大多数基于p53的药物开发都是为了恢复癌细胞中野生型p53的活性，但也有人试图通过靶向mutp53快速降解来消除mutp53-GOF（gain-of-function）活性。鉴于HSP90热休克蛋白可以减弱mutp53的降解，研究表明，长时间抑制HSP90可以提高携带mutp53表达肿瘤小鼠的存活率。 -04- 基于p53的肿瘤免疫治疗创新 近年来，癌症免疫治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也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基于p53免疫治疗策略的兴趣，主要是提高免疫系统识别和根除含有不受调控的p53癌细胞的策略。 基于p53的疫苗 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尝试旨在提高对含有过量p53的癌细胞免疫力的疫苗。一种合成长肽（SLP）疫苗由来自wtp53序列的十个重叠肽组成，其在转移性结直肠癌中引发了以CD4+T细胞为主的T细胞反应，不良反应相对较轻。然而，临床试验未能显示SLP疫苗相对于历史对照的益处。 此外，编码wtp53的改良痘苗病毒ankara（MVA）疫苗也在难治性胃肠道癌和卵巢癌患者的早期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测试，在总共11名患者中，分别有6名和5名患者能诱导CD8+和CD4+T细胞反应。目前正在进行MVAp53疫苗和抗PD1抗体pembrolizumab的进一步临床试验（NCT03113487，NCT02432963）。 mRNA疫苗的成功也为p53 mRNA疫苗带来了新的希望。将自体TP53 mRNA转染的DC导入乳腺癌患者体内后，在18例高表达p53的肿瘤患者中，有13例在体外表现出p53特异性T细胞反应，这健康志愿者（1/10）和p53低表达乳腺癌患者（2/18）形成鲜明对比。 p53特异性抗体 其他基于p53的免疫治疗方法也正在出现。T细胞受体模拟物（TCRm）抗体，也称为TCR样抗体，是一种潜在的靶向细胞内蛋白质的策略。这些抗体识别MHC在细胞表面显示的表位，类似于TCR识别，从而能够识别来自细胞内蛋白质的肽。 双特异性抗体是另一种非常有前途的癌症免疫治疗方法。最近开发了一种基于mutp53的双特异性抗体，可以识别来自p53（R175H）热点突变和TCR–CD3复合物的新抗原。通过与癌细胞上的p53（R175H）肽-HLA复合物以及T细胞上的TCR-CD3复合物高亲和力结合，这种双特异性抗体可以克服新抗原提呈的缺乏，并选择性地重定向T细胞以识别展示突变肽的癌细胞。 p53与肿瘤微环境 最近的研究显示p53与癌症免疫治疗之间存在更广泛的联系。癌细胞中的p53状态会影响TME的免疫状态。 癌细胞中的功能性wtp53倾向于支持癌症限制性TME，而wtp53的缺失则使平衡朝着支持癌症的TME倾斜。此外，作为GOF活性的一部分，一些错义mutp53蛋白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的能力。例如，wtp53可以通过上调miR-34a间接降低PD-L1的水平，并诱导自然杀伤（NK）细胞激活性配体UL16结合蛋白1（ULBP1）和ULBP2的表达，使癌细胞更容易受到细胞毒性T细胞和NK细胞的攻击。 此外，通过调节细胞因子表达，wtp53可以通过改变TIME的组成来发挥抗肿瘤作用。因此，肿瘤的TP53状态可能对与免疫治疗相关的患者用药非常重要。此外，恢复或增强癌细胞中p53功能的药物也可考虑与免疫治疗方案联合用药，以增加其成功的可能性。2022年7月，PMV制药公司宣布与默克公司合作进行PC14586与pembrolizumab的临床试验，以治疗携带p53（Y220C）突变的晚期实体瘤患者。 -05- 基于p53的基因治疗：改写p53基因缺陷 第一个被批准用于临床的基因治疗就是基于p53的。Gendicine是深圳赛百诺公司开发的一种重组人p53腺病毒，于2003年被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批准用于HNSCC。据报道，当与化疗或放疗结合时，Gendicine的响应率明显高于标准护理。其他基于腺病毒的p53基因治疗，包括advexin和SCH-58500，也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结果。 纳米颗粒也被探索用于p53基因治疗载体。与病毒不同，纳米颗粒具有低免疫原性，因此对抑制性抗体不敏感，从而延长其循环时间，同时减少免疫相关的副作用。此外，通过静脉注射，纳米颗粒比肿瘤内注射更适合治疗远处转移。SGT-53是一种由SynerGene Therapeutics开发的阳离子脂质体，携带wtp53编码的DNA，通过抗转铁蛋白单链抗体片段选择性地归巢肿瘤细胞。在对11名患有不同类型晚期实体瘤的患者进行的一期临床试验中， 11名患者中有7名在6周评估时病情稳定。 p53 mRNA纳米颗粒也在开发中。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在HCC和NSCLC小鼠模型中，通过纳米颗粒递送p53 mRNA使p53缺失的肺癌细胞存活率显著降低，肿瘤大小显著减小。此外，与单独的治疗相比，p53 mRNA纳米颗粒与免疫治疗相结合可提高抗癌效果。 -06- 结语：p53靶向治疗临床转化的新纪元 开发基于p53的治疗方法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尽管目前还没有基于p53的癌症药物获批，但是基于p53基因在人类癌症中的中心地位，如果取得成功，则有可能彻底改变癌症治疗。近年来，一系列所取得的进展逐渐摒弃了p53不可成药的观点，最近KRAS抑制剂的成功也给我们带来了鼓舞。与p53一样，由于反复失败，KRAS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可成药的靶标。相信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对p53更加深入的研究，靶向p53的癌症治疗药物将很快应用于临床，从而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参考文献：1.Drugging p53 in cancer: one protein, many targets.Nat Rev Drug Discov. 2022 Oct 10 : 1–18. 公众号已建立“小药说药专业交流群”微信行业交流群以及读者交流群，扫描下方小编二维码加入，入行业群请主动告知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导语：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曾是血液科医生眼中最棘手的“硬骨头”之一。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缓解”，而是追求更深层次的“治愈”。为什么有些AML容易复发？为什么常规化疗难以彻底清除病灶？答案往往隐藏在白血病干细胞的顽固特性与复杂的基因驱动网络之中。本文将沿着"起源—演变—逃逸—破局"的脉络，解析AML从造血干细胞恶性转化到临床精准治疗的完整科学叙事。 Section.01 白血病不是“一种病” 白血病分类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成人急性白血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在白血病亚型中致死率最高。尽管三分之二的AML患者对诱导化疗有反应并实现完全缓解，但大多数患者最终会复发[1] Section.02 根源——白血病干细胞（LSC) AML是造血干细胞（HSC）中一系列突变事件的结果，这些突变事件包括遗传和表观遗传的改变，从而改变了改变正常的造血过程[2] 正常状态：HSC 位于造血金字塔的顶端，负责维持终身的血液生成。核心功能是：自我更新（复制自己）和多向分化（产生所有类型的血细胞）。 癌变瞬间：当 HSC（有时也可能是早期的祖细胞）积累了特定的基因突变（如DNMT3A、TET2、NPM1、FLT3-ITD等），它就会发生“恶性转化”，成为白血病干细胞（LSC）前体。 白血病干细胞（LSC）与正常造血干细胞（HSC）类似，通过异种移植实验，在免疫缺陷的小鼠体内植入可引发白血病。LSC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白血病母细胞的潜力。此外，它们还具有介导化疗耐药性和免疫监测的机制。因此，LSC负责白血病的发生、维持和复发[3] 早期检测这些LSC有助于在AML明显复发前将患者分配至挽救性治疗或纳入临床试验。 图1.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的演变与复发[2,3] Section.03 演变——AML的克隆进化与复发 "克隆进化":白血病细胞从一个原始的、携带驱动突变的始祖克隆开始，在疾病进展和治疗压力下，不断产生新的亚克隆（分支），并通过自然选择（如耐药克隆的扩增）导致疾病复发或恶化的动态过程。 复发: 诊断时存在的主克隆可能对化疗敏感而被清除，但一个原本微小的、携带耐药突变的亚克隆（如FLT3-ITD突变亚克隆）在化疗压力下获得了生存优势，进而扩增成为复发时的主导克隆。 化疗和靶向药（如FLT3抑制剂）会杀死敏感细胞，但会筛选出耐药细胞。这就好比抗生素滥用导致细菌耐药，治疗本身重塑了白血病的基因图谱。 克隆进化(CE)是白细胞生成、药物耐药性发展以及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疾病复发的驱动力。AML的演化过程，包括正常造血、克隆造血（一种年龄依赖的前白血病状态）和克隆生长（明显的AML）。与LSC不同，前-LSC保持分化能力，能够产生成熟血液和免疫细胞。这些携带突变的祖体偏好炎症环境，从而促成心血管疾病，也可能促进克隆进化。前LSC或突变的多能祖细胞发生额外突变，导致LSC推动克隆生长[3,4] Section.04 驱动——关键突变与信号通路 AML的发病机制由细胞中的基因改变驱动，这些改变可能影响信号传导、表观遗传修饰、DNA修复和凋亡[5] 突变的IDH1（细胞质）和IDH2（线粒体）酶产生升高的致癌代谢物2-羟基谷二酸（2-HG），该酶抑制染色质修饰酶如组蛋白和DNA脱甲基化酶，导致细胞分化受阻，促进致癌。 FLT3-ITD突变导致FLT3受体的本质性激活，触发包括RAF/MEK/ERK、PI3K/AKT和STAT通路在内的下游信号通路。这种连续的信号传递促进细胞增殖、存活和分化阻断，促进白细胞生成。  AML中的TP53突变损害p53的肿瘤抑制功能，p53在DNA损伤刺激下被激活，导致细胞凋亡、衰老、DNA修复和细胞周期停止。这导致细胞增殖不受控制，基因组不稳定，白细胞生成增强。 在携带突变NPM1基因的AML中，由于核输出量超过核输入，NPM1在细胞质中异常表达。突变NPM1无法稳定核质中的TP53，而TP53通常调节应激反应和生长抑制。 AML发病机制中的关键驱动突变与细胞通路[5] Section.05 逃逸——免疫检查点与LSC免疫微环境 AML由致癌突变驱动，这些突变受表观遗传变化影响，导致增殖和存活。癌症的进展和克隆扩增依赖于免疫逃避策略以维持生存。T细胞耗尽、NK细胞功能障碍和复杂的微环境变化促进了支持白血病进展和治疗耐药性的环境。AML生态位通过允许囊胚、基质和免疫细胞之间的串扰，推动免疫监测缺陷[6] 免疫逃逸机制 PD-1/PD-L1轴：AML细胞表面高表达PD-L1，与T细胞上的PD-1结合，向免疫系统发送“别杀我”的抑制信号，导致T细胞耗竭。 TIM-3与LAG-3：在LSC上特异性高表达，不仅是免疫逃逸的关键，更是LSC生存的依赖通路。 最新Science研究发现在AML中，逃避巨噬细胞吞噬的“别吃我”的信号是CD43而不是CD47。在人体内CD47对巨噬细胞的抑制作用可能较弱，真正的免疫屏蔽机制或由CD43修饰形成的“糖盾”主导。CD43是AML逃避巨噬细胞吞噬的关键分子[7] 临床启示：阻断这些检查点（如使用单抗），可以撕开癌细胞的伪装，重新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 调控AML和急性髓系白血病干细胞(LSC)功能的免疫检查点（ICs）[8] Section.06 破局——精准医疗的治疗靶点 随着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在理解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分子发病机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从而揭示了其巨大的遗传和克隆异质性，并为精准医疗方法铺平了道路。免疫疗法的发展因白血病细胞和非恶性造血祖细胞均表达的抗原而受到阻碍；尽管如此，多种多样的免疫疗法目前正在进入临床开发阶段[9,10] 免疫治疗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双特异性抗体、单克隆抗体、检查点抑制剂，以及细胞疗法（供者淋巴细胞输注、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嵌合抗原受体疗法、自然杀伤细胞、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 靶向药物 FLT3抑制剂:如吉瑞替尼(Gilteritinib)、米哚妥林(Midostaurin)，精准阻断增殖信号。 IDH1/2抑制剂:针对代谢异常，诱导细胞分化。 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被称为“靶向药中的化疗”，通过破坏线粒体功能诱导凋亡，尤其适合老年或不耐受化疗患者。 联合治疗策略 “靶向+去甲基化”：如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已成为许多不适合强化疗患者的标准方案。 “免疫+靶向”：探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靶向药的协同作用。 AML中精准医疗的治疗靶点[9,10] Section.07 结语：从“对抗”到“共存”再到“清除” 愿景：AML的治疗已进入分子水平的精准时代。通过深入理解LSC和驱动机制，我们将白血病从一种“绝症”转变为一种可防、可控、甚至可治愈的疾病。 📚 参考文献 1.NPJ Precis Oncol. 2025;9(1):396. 2.J Exp Clin Cancer Res. 2023;42(1):259.3.Haematologica. 2023;108(2):353-366.4.Blood.2023;142 (Supplement 1): 4310.5.Cells. 2024;13(16):1392.6.Cancers (Basel). 2024;16(15):2615. 7.Science. 2026;392(6794):eady5196.8.Leukemia. 2025;39(6):1277-1293.9.Nat Rev Clin Oncol. 2021;18(9):577-590.10.Leukemia. 2025;39(10):2313-2328. AmBeed产品推荐 AML明星小分子 更多查询官网 Ivosidenib Ivosidenib 是一种选择性的 IDH1(异柠檬酸脱氢酶 1)抑制剂, 对 IDH1 R132H 突变体具有高亲和力. Ivosidenib 主要用于治疗具有 IDH1 突变的急性髓性白血病 (AML) 和其他相关肿瘤. A153326 IDH1 Enasidenib Enasidenib是一种选择性的突变型IDH2酶抑制剂, IC50为12 nM. A257789 IDH2 Midostaurin Midostaurin (PKC412; CGP 41251) 是一种口服活性、可逆的多靶点蛋白激酶抑制剂, 抑制PKCα/β/γ、Syk、Flk-1、Akt、PKA、c-Kit、c-Fgr、c-Src、FLT3、PDGFRβ和VEGFR1/2的IC50值范围为22到500 nM. A297057 FLT3 Sorafenib Sorafenib是一种多靶点激酶抑制剂, 能够抑制 Raf-1 和 B-RAF(IC50 分别为 6 和 22 µM), 以及受体酪氨酸激酶 VEGFR2、VEGFR3、PDGFRβ、FLT3 和 c-Kit(IC50 分别为 90、15、20、57 和 58 nM). A316727 FLT3 Gilteritinib Gilteritinib (ASP2215) 是一种强效和 ATP 竞争性的 FLT3/AXL 抑制剂, IC50 值分别为 0.29 nM 和 0.73 nM. A425350 FLT3 Quizartinib Quizartinib (AC220) 是一种口服活性、高选择性和强效的第二代 II 型 FLT3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Kd 为 1.6 nM. Quizartinib 抑制 MV4-11 细胞中野生型 FLT3 和 FLT3-ITD 自磷酸化的 IC50 值分别为 4.2 nM 和 1.1 nM. A475775 FLT3 Glasdegib Glasdegib是一种强效且口服生物可用的 smoothened (Smo)抑制剂, 其对人类Smo(氨基酸181-787)的IC50值为 4 nM. A575113 SMO Ziftomenib Ziftomenib是一种口服活性的 menin-MLL 相互作用抑制剂, 展示出抗肿瘤活性, 特别是在MLL融合相关的白血病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潜力. A1550156 Menin-MLL Revumenib Revumenib (SNDX-5613) 是一种有效且特异的 Menin-MLL 抑制剂, 结合 Ki 为 0.149 nM. Revumenib 可用于 MLL 基因重排的急性白血病研究, 包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和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AML). A1365567 Menin-MLL Azacitidine 5-Azacytidine 是胞苷的核苷类似物, 能够特异性抑制DNA甲基化, 捕获DNA甲基转移酶. 5-Azacytidine (5-AZA) 通过其抑制 DNA 甲基转移酶的表观遗传作用, 激活了关键转录因子 TFEB, 从而强烈诱导了保护性的自噬途径. A386837 DNMT Decitabine Decitabine是一种强效的 DNA 甲基转移酶抑制剂, 其在 HL-60 和 KG1a 细胞中的 IC50 值分别为 438 nM 和 4.38 nM. A156645 DNMT 6-Thioguanine 6-Thioguanine 是一种抗白血病化合物, 抑制 SARS 和 MERS 病毒木瓜样蛋白酶 (PLpro), IC50 为 25 μM, 并作为 DNA 去甲基化剂. A393548 DNMT Navitoclax Navitoclax (ABT-263) 是一种口服有效的 Bcl-2 抑制剂, 可与多种 Bcl-2 家族蛋白结合, Ki 值小于 1 nM. A204180 Bcl-2 Idasanutlin Idasanutlin (RG7388) 是一种强效且选择性的 MDM2 拮抗剂, IC50 为 6 nM, 能抑制 p53-MDM2 结合. A124368 MDM2 Bortezomib Bortezomib是一种可逆性和选择性的蛋白酶体 (proteasome) 抑制剂, 通过靶向苏氨酸残基有效抑制 20S 蛋白酶体 (Ki=0.6 nM). Bortezomib 主要用于多发性骨髓瘤和其他血液癌症的治疗研究. A385479 Proteasome AML热门抗体 更多查询官网 Gemtuzumab ozogamicin Gemtuzumab ozogamicin是一种靶向CD33的抗体偶联物(ADC), 通过将细胞毒性药物奥佐米星递送至CD33阳性的髓系细胞, 用于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A1544288 CD33 Cusatuzumab Cusatuzumab是一种靶向CD70的单克隆抗体, 通过与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干细胞上表达的CD70结合, 介导ADCC等免疫杀伤效应. A1603395 CD70 Magrolimab Magrolimab是一种人源化IgG4单克隆抗体, 通过与CD47结合来阻止其与信号调节蛋白α(SIRPα)结合. Magrolimab具有用于多种癌症研究的潜力. A1556695 CD47 Monalizumab Monalizumab是一种靶向NKG2A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通过阻断NK细胞和部分T细胞上的抑制性受体NKG2A, 来增强其抗肿瘤能力, 用于头颈癌等癌症. A1678587 NKG2A Sabatolimab Sabatolimab是一种人源化IgG4单克隆抗体, 通过与TIM-3结合来阻止其与配体结合. Sabatolimab具有用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急性髓系白血病研究的潜力. A1603393 TIM3 北京拜尔迪生物是Ambeed授权代理商，更多活动及产品，欢迎咨询订购！ 北京拜尔迪 热线：010-62960866 网址：www.biodee.net 北京拜尔迪生物(BioDee)，成立于2003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个进口品牌和优秀国产品牌的一级代理商，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为客户提供试剂、耗材、仪器等产品，涵盖了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植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免疫学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