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elumab

T细胞衔接器（TCEs）代表了一类新兴的免疫疗法，它们利用T细胞的细胞毒性效应来清除病变细胞，使其成为未来治疗格局中的变革性策略。TCEs通过衔接T细胞形成免疫突触，触发强大的免疫应答，在血液癌症中疗效已得到证实。得益于创新的分子设计和改善的安全性，研究正将其应用扩展至实体瘤。除了肿瘤学领域，TCEs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通过选择性清除自身反应性B细胞或浆细胞，也展现出前景，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全身型重症肌无力等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途径。然而，在不破坏免疫稳态的情况下实现最佳治疗效果仍是一个关键挑战。包括在靶脱瘤毒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肿瘤相关抗原丢失以及在失调的免疫微环境中的T细胞耗竭等关键障碍，限制了其更广泛的应用。当前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增强靶标特异性、优化分子设计、改善成药性以及探索与其他疗法的协同组合等策略来应对这些局限。 近期，Nanjing Leads Biolabs（维立志博）的科学家在杂志《Antibody Therapeutics》发表了题为""的综述性文章，全面分析了TCEs的分子机制、安全性挑战、技术创新和临床应用，同时概述了未来的研究方向。该文还重点介绍了维立志博公司在推进基于TCE的研发管线方面的努力，强调了靶点选择、创新分子设计和提升安全性特征。通过强调TCEs在免疫疗法中的变革潜力，该文主张持续创新以克服现有障碍，并扩大其在从癌症到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各类疾病中的适用性。 1 引言 治疗性抗体的格局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大演变，从传统的单克隆抗体发展到能够引发精确免疫应答的高度工程化构建分子。单克隆抗体最初因其抗原特异性靶向而备受推崇，为免疫疗法奠定了基础，相比小分子药物具有更高的特异性。然而，其对单一靶点结合的依赖以及在复杂疾病（如癌症）中疗效有限，促使了先进抗体形式的开发。双特异性抗体（bsAbs）可结合两个不同的抗原或表位，而多特异性抗体（msAbs）则可靶向三个或更多，已成为应对未满足临床需求的通用解决方案。 在这些创新中，TCE抗体代表了一项重大进步。TCEs被设计为双特异性或多特异性抗体，将T细胞——免疫系统的关键细胞毒性效应器——与病理靶标（如肿瘤相关抗原或自身反应性抗原）连接起来，从而重定向T细胞活性以对抗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通过结合T细胞上的CD3受体和疾病相关抗原，TCEs实现了高效且特异性的细胞清除，超越了传统单克隆抗体的间接机制（如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这种方法在肿瘤学领域显示出特别的前景，TCEs增强了对耐药性恶性肿瘤的免疫应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它们实现了靶向免疫调节。 该综述对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TCE抗体进行了全面分析，涵盖其机制、关键挑战、设计策略和临床应用。此外，该综述还讨论了维立志博公司在该领域的努力，重点在于优化TCE的特异性和T细胞活化，多个项目正在临床前和临床评估中推进。虽然TCEs具有改变免疫疗法的巨大潜力，但其发展面临着靶向肿瘤外效应和免疫相关毒性等障碍。该文旨在阐明这些动态变化，并强调持续创新对于扩大TCE在不同疾病领域应用的重要性。 2 TCE抗体的机制 TCE功能的核心在于其桥接T细胞和病变细胞的能力，重定向细胞毒性活性以攻击靶细胞。其主要机制涉及同时结合T细胞受体复合物的CD3ε亚基和肿瘤相关抗原，如白血病细胞上的CD19或骨髓瘤细胞上的GPRC5D。这种物理连接形成了免疫突触，模拟了自然的T细胞活化，同时绕过了通过MHC分子呈递抗原的需求。突触形成后，T细胞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诱导靶细胞坏死，同时分泌细胞因子（如IFN-γ、TNF-α）以放大免疫反应。对于多特异性TCEs，额外的结合结构域可以调节这一过程。共刺激靶点，如CD28、CD2和4-1BB，可增强T细胞增殖和活化，而结合检查点抑制剂（如抗PD-1/PD-L1）则可以抵消T细胞耗竭，进一步优化治疗效果。 这一机制的效率取决于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CD3结合臂的亲和力（亲和力过高可能引发脱靶活化和CRS，而亲和力不足则限制疗效）、抗原结合臂的表位特异性以及免疫突触的空间取向。维立志博公司一直专注于调整CD3结合亲和力，开发具有可调亲和力的TCE构建分子，以优化疗效同时最小化安全风险。鉴于临床环境中可能出现CRS，这种方法至关重要。 3 TCE抗体开发中的挑战 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TCE抗体的临床成功凸显了其变革潜力，但其发展充满挑战，必须加以解决才能充分实现其治疗前景。这些障碍包括靶向肿瘤外毒性、CRS，以及TAA丢失和T细胞功能障碍，每个问题都需要创新解决方案以确保疗效、可扩展性和患者耐受性。 3.1 靶向肿瘤外毒性 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TCE抗体主要的安全问题是靶向肿瘤外毒性，即TCEs与健康细胞上的抗原结合，导致非预期的组织损伤。例如，像CD19或BCMA这样的抗原在正常组织上低水平表达——例如健康B细胞前体上的CD19或非恶性浆细胞上的BCMA——可能引发T细胞介导的针对这些细胞的细胞毒性，导致剂量限制性毒性。在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贝林妥尤单抗（一种CD3×CD19双特异性抗体）可引起短暂的B细胞发育不全，增加感染风险；而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BCMA靶向TCEs则会导致低丙种球蛋白血症，损害免疫功能。 这个问题在实体瘤中尤为突出，因为抗原通常存在于重要器官或正常组织上。例如，在一项涉及65名EpCAM阳性实体瘤（如卵巢癌、肺癌、胃癌）患者的研究中，患者接受solitomab（一种CD3×EpCAM双特异性抗体）治疗，剂量为1–96 μg/天，疗程≥28天，15名患者出现了剂量限制性毒性，包括8名出现短暂肝功能异常，1名出现3级室上性心动过速，6名出现腹泻（3级，n=3；4级，n=1；一名患者在停药后进展为5级）。这些效应与正常上皮组织（如胃肠道和肝脏）上的EpCAM表达有关，将最大耐受剂量限制在24 μg/天。类似地，针对CEA阳性实体瘤（如结直肠癌）的CEA TCB（一种CD3×CEA双特异性抗体）由于CEA在正常肠上皮上的表达，导致了严重的胃肠道毒性，包括腹泻和结肠炎，限制了剂量递增。HER2靶向的TCEs也因HER2在心脏组织上的表达而存在心脏毒性风险，凸显了当抗原缺乏肿瘤特异性表达时平衡疗效和安全性的挑战。这些例子强调了TCE开发中的一个关键挑战：在抗原缺乏肿瘤特异性表达时平衡疗效和毒性。在实体瘤中，由于靶抗原在健康组织中分布更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使得靶向肿瘤外毒性成为成功的重要障碍。 为了降低这些风险，正在研究几种策略，包括关键性地选择在肿瘤中高表达、在正常组织中低表达或不表达的TAA以增强特异性。以CLDN18.2和新兴靶点CDH17为例，两者在肿瘤中高表达，同时在正常组织中仅表达于紧密连接部位，显示出其特异性表达模式。CLDN18.2/CD3双特异性抗体，如IB1389和QLS31905，在临床试验中已显示出优异的疗效和安全性。其他方法包括调整CD3结合亲和力以减少过度的T细胞活化、使用蛋白酶可切割连接子实现条件性激活以使TCE在肿瘤微环境中活化、需要两个TAA共表达的双抗原靶向，以及允许免疫适应的递增式给药。维立志博公司在该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拥有两种创新的TCEs：LBL-034和LBL-043。 LBL-034是一种靶向GPRC5D和CD3的双特异性TCE。GPRC5D在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上高表达，仅在毛囊中低水平表达，这使其成为最小化脱瘤效应的理想靶点。LBL-043是一种靶向LILRB4和CD3的双特异性TCE。LILRB4在MM细胞、M4-M5 AML细胞（按FAB分类）和MDSCs上高表达，但在造血干细胞上表达极少。这种特性使得LBL-043成为治疗MM和AML的有希望的候选药物，满足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它通过增强肿瘤特异性和优化T细胞衔接，降低了靶向肿瘤外毒性和免疫毒性风险。 3.2 CRS和ICANS TCE疗法虽然前景广阔，但由于T细胞过度刺激而面临重大的安全性挑战，导致严重不良事件，如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CRS由促炎细胞因子（如IL-6和TNF-α）的过度释放驱动，通常表现为高热、低血压和呼吸窘迫，并且在针对血液恶性肿瘤的CD3靶向TCE试验中一直是剂量限制性毒性。管理通常涉及托珠单抗（一种IL-6受体拮抗剂）或皮质类固醇以防止危及生命的后果。ICANS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激活有关，症状从意识模糊、震颤到严重癫痫发作和脑病，对患者的安全性和生活质量构成进一步风险。此外，由安进公司开发的DLL3/CD3双特异性抗体Tarlatamab已获批用于小细胞肺癌，但它附带一个黑框警告，提示其可能导致严重或危及生命的CRS和ICANS。这表明TCE疗法在CRS和ICANS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为解决这些问题，正在探索创新策略，包括微调CD3结合亲和力以缓和T细胞活化、选择高度肿瘤特异性的TAA以减少脱靶效应，以及实施递增式给药以允许免疫适应。维立志博公司在该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拥有两种新型TCEs：LBL-034和LBL-043。LBL-034采用2:1分子设计，具有两个靶向GPRC5D的高亲和力臂和一个低亲和力CD3臂（亲和力约低100倍），在优化T细胞细胞毒性的同时，最小化了CRS和脱靶效应。2024年美国血液学会会议上的1期数据证实了其安全性，报告无≥3级CRS或ICANS。同样，LBL-043是使用专有的LeadsBody平台开发的，具有两个靶向LILRB4的高亲和力VHH臂和一个针对CD3的低亲和力scFv臂，旨在提高疗效同时降低免疫毒性风险。这些进展反映了在改善TCE疗法安全性和疗效方面的平衡策略。 3.3 TAA丢失 TAA丢失是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TCE抗体持续疗效的重大障碍，削弱了其维持治疗反应的能力。当癌细胞作为对TCE介导的T细胞细胞毒性的反应而下调或丢失靶抗原（如CD19、BCMA或GPRC5D）的表达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导致抗原逃逸和疾病复发。临床证据凸显了这一挑战。例如，在接受贝林妥尤单抗治疗的B-ALL患者中，不同研究中观察到CD19阴性复发的比例在5%到15%之间，在特定的CAR-T治疗背景下比例高达20%，尽管单独使用贝林妥尤单抗时较少见。类似地，在接受Teclistamab的MM患者中，BCMA丢失已被确定为关键耐药机制，新出现的数据将复发与BCMA表达降低或缺失联系起来。为了解决TAA丢失问题，正在探索使用多特异性TCE同时靶向多个TAA等策略，以最小化抗原逃逸的可能性并增强治疗的持久性。 3.4 T细胞功能障碍与耗竭 T细胞功能障碍和耗竭对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TCE抗体的开发构成了重大挑战。在肿瘤微环境中，T细胞常因慢性抗原暴露而变得耗竭，导致抑制性受体（如PD-1、TIM-3和LAG-3）上调。这种耗竭降低了T细胞的活化、功能以及对基于抗体的治疗的反应性。 T细胞异质性进一步使抗体靶向复杂化。肿瘤浸润性T细胞是多样化的，只有一小部分是肿瘤特异性的。确保双特异性或三特异性抗体靶向并活化肿瘤特异性T细胞亚群具有挑战性。此外，肿瘤微环境扰乱了T细胞代谢。肿瘤细胞消耗营养物质，剥夺了T细胞的必需资源。肿瘤微环境中的抑制性代谢物进一步抑制了T细胞活性。为了克服这些挑战，采用了多模式策略。工程化带有共刺激信号（例如靶向CD28或4-1BB）的三特异性抗体可以选择性增强肿瘤特异性T细胞的增殖和效应功能，同时最小化脱靶效应。同时进行检查点阻断（例如抗PD-1/PD-L1）可以抵消由慢性抗原暴露和肿瘤微环境抑制诱导的T细胞耗竭，恢复强大的T细胞活性。此外，vδ-T细胞衔接器（例如EGFR-Vδ2和PSMA-Vδ2双特异性TCEs）绕过了αβ T细胞的异质性和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EGFR-Vδ2双特异性TCEs显示出对EGFR+肿瘤细胞的特异性细胞毒性，并诱导了CD4+和CD8+ T细胞及NK细胞的下游活化，而未见EGFR-CD3双特异性TCEs中观察到的抑制性调节性T细胞的伴随活化。 4 TCE双特异性或多特异性抗体的设计与工程 TCE双特异性或多特异性抗体的治疗潜力源于其先进的设计和工程。不同于依赖单一靶点结合和间接效应功能的传统单克隆抗体，TCEs结合多个靶点——T细胞上的CD3和肿瘤细胞上的TAA，以精确重定向T细胞的细胞毒性。其功效取决于多样的结构形式、优化的作用机制以及抗体工程技术的创新。 TCE的分子设计已显著发展。早期构建分子，如贝林妥尤单抗（安进）和Mosunetuzumab（罗氏），采用1:1结合形式。贝林妥尤单抗包含由柔性肽连接的两个scFv，靶向CD19和CD3，而Mosunetuzumab则采用两个Fab臂——一个用于CD20，另一个用于CD3。为了提高肿瘤选择性，后续的TCEs转变为2:1形式（两个TAA结合臂，一个CD3结合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Glofitamab（罗氏），它以2:1配置靶向CD20和CD3。它已被批准与吉西他滨和奥沙利铂联合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成年患者。 一些TCEs也被设计成2:2形式以进一步增强选择性。例如，Givastomig是一种四价双特异性抗体，靶向肿瘤细胞上的CLDN18.2和免疫细胞上的4-1BB，采用融合了两个scFv的IgG骨架。这种设计确保4-1BB的交联和活化仅在同时结合到CLDN18.2+肿瘤细胞和4-1BB+免疫细胞时发生，从而最小化外周组织（如肝脏）中的非特异性4-1BB活化。在一项单药治疗的I期试验中，Givastomig在45名晚期胃癌和食管癌患者中显示出有前景的活性：客观缓解率为18%（8/45），疾病控制率为49%，≥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在33%的患者中。值得注意的是，ALT升高、AST升高和CRS的发生率较低（分别为2%、4%和0%）。总体而言，2:1和2:2 TCE形式仍然是利用亲合力效应的首选设计，因为它们能增强肿瘤选择性，而不会增加非特异性T细胞交联的风险。 三特异性TCEs代表了TCE技术的高级演进，旨在通过靶向三个不同的分子实体来克服双特异性构建分子的局限性。这些分子分为两个功能类别：增强肿瘤特异性和放大T细胞活化。第一类通过靶向两个TAA或单个TAA的双表位以及CD3，提高了肿瘤选择性和敏感性。例如，一种IgG样三特异性TCE靶向CD3、Ly6E和B7-H4，利用它们在肿瘤中频繁共表达（78% Ly6E， 71% B7-H4， 54%两者），而正常组织中表达微弱至中等，从而优化了特异性。类似地，一种靶向CD3、P-cadherin和间皮素的BiTE分子解决了靶向肿瘤外毒性风险，利用了它们在实体瘤中的共表达以及正常组织中重叠较少的特性，这已通过免疫组织化学证实。这些设计增强了肿瘤识别精度，并减少了对表达单一抗原的健康组织的脱靶效应。 相比之下，第二类侧重于通过靶向CD3、单个TAA（例如Her2、CD38或CLDN6）和共刺激分子（例如CD28、CD2或4-1BB）来放大T细胞效应功能并对抗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共刺激信号增强了T细胞增殖、细胞因子产生（例如IL-2、IFN-γ）和存活。例如，SAI166（CLDN6/CD3/4-1BB）在临床前研究中通过CD3活化和4-1BB共刺激，显示出比传统TCEs更高的特异性和更优的抗肿瘤活性。类似地，SAR443216（CD28/CD3/HER2）能够活化原代人CD4和CD8 T细胞，导致T细胞增殖以及细胞因子和颗粒酶B的分泌。然而，其临床试验因缺乏疗效（客观缓解率=0%）和安全问题而中止，出现了三例剂量限制性毒性：一例心力衰竭（180 µg剂量下）和两例转氨酶升高（720 µg剂量下）。另一个新兴的免疫共刺激信号是CD2。值得注意的是，CD2在CD4+和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优先表达，其比例显著超过CD28和4-1BB，这表明它可能成为肿瘤中更有效的免疫治疗靶点。PIT565是最先进地利用此生物学的治疗项目，同时靶向CD19/CD2/CD3，并已进入1期临床试验。这些结果凸显了TAA选择和三特异性设计在平衡疗效和安全性方面的关键作用。 早期的TCEs血浆半衰期短，旨在延长半衰期的TCE平台正在不断改进。BiTEs，如贝林妥尤单抗，结构紧凑且不含Fc，可实现有效的组织渗透和快速的T细胞活化。然而，它们短的血清半衰期（约2小时）需要在临床环境中持续静脉输注以维持有效暴露。延长半衰期的策略之一是在TCE构建分子中引入Fc结构域。例如，Tarlatamab是一种半衰期延长的BiTE分子，结合DLL3和CD3。它在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中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临床疗效，关键研究中的客观缓解率为40%，每2周给药一次。除了HLE-BiTE，其他延长半衰期的策略包括增强与人血清白蛋白的结合，例如Harpoon Therapeutics开发的TriTAC™平台。TriTAC抗体含有一个结合人血清白蛋白的结构域以延长抗体半衰期。食蟹猴研究显示TriTAC的半衰期约为80-90小时，而对照BiTE抗体的半衰期仅约2小时。增强FcRn结合通过改善pH依赖性回收来延长抗体半衰期。例如，YTE突变（M252Y/S254T/T256E）修饰了Fc区以增加其在低pH（约6.0）下与FcRn的结合亲和力，显著延长了半衰期。类似地，Xencor的Xtend平台使用Fc突变（例如M428L/M434S， LS）来增强低pH下与FcRn的结合并延长治疗性抗体的半衰期；这两个氨基酸变化将与人/食蟹猴FcRn在pH 6下的亲和力提高了约11倍，给予食蟹猴（4 mg/kg）静脉注射基于Xtend的抗VEGF单抗，其血清半衰期从9.7天延长至31.1天。 5 TCE抗体的临床应用 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TCE抗体已从实验性构建分子发展为经过临床验证的治疗药物，在包括血液恶性肿瘤和实体瘤在内的多种疾病中显示出显著疗效。除了癌症，TCEs正通过靶向免疫调节成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工具。截至2025年，全球获批用于癌症治疗的双特异性抗体中超过60%是TCEs，这反映了它们在双特异性治疗药物中的主导地位。除了全球已批准的12个TCE项目外，还有5个TCE项目已进入3期临床试验。值得注意的是，STEAP1是前列腺癌中一个新兴的TAA，与PSMA等传统靶点相比，在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显示出更高的同质性和更丰富的表达。由安进公司开发的抗STEAP1/CD3 TCE AMG 509，在1.5 mg Q2W的3期剂量下显示出28.6%的客观缓解率，目前正处于关键的3期试验中。同时，研发管线依然强劲，全球有许多多特异性TCEs正在临床试验中研究，靶向广泛的疾病，包括癌症、感染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这种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的进展凸显了TCEs在精准医学中的变革潜力。 5.1 TCE抗体在肿瘤学中的应用 TCE抗体已成为肿瘤学中关键的治疗策略，在血液恶性肿瘤中取得了显著成功，并日益在实体瘤中取得进展。截至2025年5月，自2014年以来，已有12种TCEs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其中9种针对血液恶性肿瘤，如多发性骨髓瘤、滤泡性淋巴瘤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这些药物体现了TCEs以临床精度重定向T细胞细胞毒性的能力。 在血液恶性肿瘤中，贝林妥尤单抗（一种CD19/CD3 BiTE）于2014年成为首个被FDA批准用于复发/难治性B-ALL的TCE双抗。通过将T细胞与表达CD19的白血病母细胞连接，它诱导快速的肿瘤细胞裂解，在重度预处理的患者中产生40-50%的完全缓解率。它的成功催化了进一步的TCE开发，导致了针对CD19、CD20、BCMA和GPRC5D的药物的批准。例如，Elranatamab是一种BCMA/CD3双抗，于2023年获批用于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总体缓解率超过60%，在对先前疗法耐药的疾病中实现了持续缓解。这些结果突显了TCEs在液体肿瘤中的效力，那里可及的抗原和支持性的免疫微环境增强了疗效。 实体瘤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包括物理性基质屏障、免疫抑制性微环境和抗原异质性，但TCEs正在取得进展。Tebentafusp是一种靶向HLA-A*02:01阳性葡萄膜黑色素瘤中gp100的TCR/CD3双特异性融合蛋白，于2022年成为首个获批用于实体瘤的TCE，将1年生存率提高至73%，而检查点抑制剂为59%。同样，Tarlatamab（一种DLL3/CD3双抗）于2024年加速获批用于小细胞肺癌，在治疗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获得了40%的客观缓解率。这些进展展示了TCEs的适应性，尽管渗透和免疫抑制仍是关键障碍。 在这些成功的基础上，TCEs的临床管线依然强劲，截至2025年5月，有数十个候选药物处于I-III期。下一代TCEs正在解决诸如半衰期短、脱靶效应、CRS和TAA丢失等局限性。例如，MK-6070（DLL3/CD3/HSA）针对小细胞肺癌和神经内分泌肿瘤处于II期研究，其整合了Fc结构域以延长药代动力学。类似地，SIM0500是一种靶向GPRC5D和BCMA的三特异性TCE，用于对抗抗原丢失和肿瘤异质性，在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中处于I期研究，反映了完善TCE技术的持续努力。 5.2 TCE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应用 除了肿瘤学，TCE抗体因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潜力而备受关注，那里精确的免疫调节可以解决未满足的需求。传统疗法，如皮质类固醇或靶向广泛免疫途径的生物制剂（如TNF-α），通常缺乏特异性，导致全身免疫抑制和副作用。TCEs通过清除致病性免疫细胞或重定向T细胞活性以恢复免疫稳态，提供了一种靶向替代方案。 使用TCEs的B细胞清除疗法是治疗自身抗体驱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种极有前景的方法。通过靶向B细胞和浆细胞上的抗原，如CD19、CD20、BAFF-R和BCMA，TCEs有效清除这些细胞，为自身抗体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疗。贝林妥尤单抗（一种CD19/CD3 TCE）成功治疗了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和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T细胞细胞毒性清除CD19阳性B细胞，降低了疾病活动度和自身抗体水平。Teclistamab（一种CD3/BCMA TCE）在治疗系统性硬化症、特发性炎性肌病和IgG4相关疾病方面显示出有希望的临床结果，证实了靶向浆细胞的TCEs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种有价值的方法。这些发现证实了TCEs作为B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有前景的选择，扩大了其在肿瘤学之外的范围。行业报告指出，全球许多TCE双抗正在针对自身免疫适应症进行研究，主要靶向CD3×CD19、CD3×CD20和CD3×BCMA组合。此外，三特异性TCEs，如靶向CD3×CD19×BCMA、CD3×CD19×CD20和CD3×CD28×CD19的TCEs，正在被开发以更广泛地有效清除致病性B细胞。此外，一些研究团队设计了新型双特异性分子，即双特异性自身抗原-T细胞衔接器：一臂靶向T细胞上的CD3，另一臂靶向疾病特异性的致病性自身抗原（例如膜性肾病中的PLA2R的CysR结构域），以精确清除自身反应性B细胞。实验表明，BiAATEs在体外清除了来自膜性肾病患者的PLA2R特异性B细胞，并在人CD3转基因小鼠中减少了抗PLA2R抗体，对于具有已知致病性自身抗原的抗体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广阔前景。 6 维立志博在TCE开发中的工作概述 维立志博在推进TCE疗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创新候选药物以满足肿瘤学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利用其专有的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抗体平台LeadsBody™，公司已开发出强大的TCE项目组合，多个候选药物已进入针对癌症和自身免疫适应症的临床阶段。LeadsBody的TCEs采用2:1非对称结构，整合了低亲和力的CD3结合和高亲和力的TAA结合。这种配置降低了脱瘤CD3交联风险，减轻了T细胞耗竭和凋亡（这是TCE开发中的普遍障碍），并显著改善了治疗安全性特征。 6.1 LBL-024 LBL-024是全球首批进入关键或晚期临床试验的PD-L1/4-1BB靶向治疗候选药物之一。其设计具有高度差异化的结合亲和力，对PD-L1的亲和力比对4-1BB的亲和力高出300倍以上。这种设计使LBL-024优先定位于富含PD-L1的肿瘤微环境，最小化全身性的4-1BB激活——特别是在外周循环和肝脏中——从而在优化T细胞介导的疗效的同时，降低潜在毒性。LBL-024对4-1BB的共刺激活性依赖于同时结合PD-L1，这在一个人源4-1BB报告基因系统中得到证实。在该系统中，LBL-024在存在表达PD-L1的靶细胞时激活4-1BB信号通路，优于Urelumab类似物，其激活水平与PD-L1表达密切相关。具体而言，LBL-024在具有高PD-L1表达的HCC827和MDA-MB-231细胞中有效激活4-1BB报告基因，而在PD-L1表达较低的HT29细胞中，仅在较高浓度下显示出效力，这突出了其PD-L1依赖的特异性。 在临床前研究中，在MC38-PD-L1同系小鼠模型中，LBL-024（5 mg/kg剂量下）显示出优于PD-L1或4-1BB单药治疗的抗肿瘤疗效，同时增加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CD8+ T细胞的比例，突显了其免疫调节潜力。临床上，LBL-024在治疗肺外神经内分泌癌方面显示出显著疗效。在一项涉及45名既往接受过治疗的肺外神经内分泌癌患者的I/II期研究中，其客观缓解率达到33.3%。在一项评估其作为肺外神经内分泌癌和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化疗联合疗法的临床试验中，客观缓解率分别为75%和86.5%。在安全性方面，≥3级AST和ALT升高发生率各<4%，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特征。 图1. LBL-024的临床前研究. 6.2 LBL-034 LBL-034是一种人源化、IgG1样双特异性抗体，靶向GPRC5D和CD3，目前正在一项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1/2期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在一项针对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I期临床研究中，在400-800 µg/kg剂量下，客观缓解率达到82.1%（23/28）。在1200 µg/kg剂量下，客观缓解率为83.3%（5/6）。在安全性方面，CRS、ICANS和血液学毒性均安全可控。在非头对头的临床研究中，LBL-034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优于Talquetamab。在400-800 µg/kg剂量下，LBL-034的客观缓解率为82.1%，而Talquetamab——唯一获批的GPRC5D双特异性抗体——在相同的800 µg/kg剂量下，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仅达到64%的客观缓解率。在安全性方面，LBL-034诱导的CRS和血液学毒性水平低于Talquetamab，这表明其可能具有更优的安全性特征。 在临床前研究中，LBL-034针对多种表达GPRC5D的肿瘤细胞表现出强大的T细胞依赖性细胞毒性活性，优于基准治疗。值得注意的是，LBL-034仅在存在表达GPRC5D的靶细胞时才有条件地激活CD3+ T细胞，从而增强了特异性。它还表现出显著的旁观者杀伤效应，这通过其在与高表达GPRC5D的MM.1R细胞共培养时，对GPRC5D阴性的Raji细胞和低表达GPRC5D的RPMI-8226细胞的活性得以证明。在临床前研究中，LBL-034在表达GPRC5D的小鼠肿瘤模型中显示出强大的抗肿瘤功效。 图2. LBL-034的临床前研究. 6.3 LBL-043 LBL-043是一种使用LeadsBody™平台设计的靶向CD3和LILRB4的TCE，被设计为2:1双特异性抗体。它包含两个高亲和力结合LILRB4的VHH臂和一个经过精心校准的低亲和力靶向CD3的scFv臂。引入了特定的突变以消除FcγR结合并废除ADCC和CDC效应，同时保留了FcRn结合能力。LBL-043以依赖LILRB4结合的方式激活Jurkat-CD3/NFAT报告细胞。值得注意的是，它仅在存在LILRB4+细胞时才显著增强Jurkat-CD3/NFAT报告细胞的激活，即使是在测试的最高浓度下，在没有这些细胞的情况下也表现出可忽略的活性。LBL-043在各种多发性骨髓瘤和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系中表现出强大的细胞毒性效应。此外，它对CD34+造血干细胞或其他LILRB4阴性细胞没有毒性。在临床前研究中，LBL-043在NCI-H929异种移植PBMC人源化小鼠模型（多发性骨髓瘤）和Molm-13异种移植PBMC人源化小鼠模型（急性髓系白血病）中展示了强大的抗肿瘤功效。此外，LBL-043在食蟹猴中耐受性良好，显示出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图3. LBL-043的临床前研究. 6.4 LBL-051 LBL-051是一种使用LeadsBody™平台开发的、针对B细胞驱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首创CD19/BCMA/CD3三特异性TCE抗体。这种设计通过微调每个靶向结构域的相对效力来增强安全性，同时优化抗肿瘤效力。通过同时靶向CD19和BCMA，LBL-051有潜力引发更强效和更持久的反应。这是通过清除更广泛的致病性B细胞群来实现的，使其适用于多种B细胞驱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7 未来方向与展望 随着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TCE抗体在免疫疗法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其未来取决于扩大治疗范围、增强靶向细胞清除能力，并将其整合到综合治疗策略中。在靶点选择、联合方法和递送技术方面的进步，有潜力解锁新的应用，特别是针对实体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复杂疾病。 7.1 新靶点与靶点组合 扩大抗原谱仍然是一个关键前沿。虽然目前的TCEs主要靶向CD19、CD20或BCMA，但新兴的新抗原和TAA（如CDH17、LY6G6D、ENPP3）为在肿瘤学中提高特异性提供了机会。结合多个TAA或共刺激分子（如4-1BB、CD28、CD2）的多特异性TCEs可以克服耐药性并增强T细胞持久性，例如JNJ-79635322，一种正在临床试验中研究的三特异性TCE。具体而言，其分子设计通过结合两个骨髓瘤抗原实现了"双重锁定"效应，从而增强了骨髓瘤细胞的靶向性，能够更全面地靶向骨髓瘤细胞——包括BCMA-/GPRC5D+、BCMA+/GPRC5D-以及双阳性BCMA+/GPRC5D+亚群——从而防止抗原逃逸。在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上，报告了JNJ-79635322的I期临床数据：在100 mg Q4W的推荐II期剂量下，在未接受过BCMA/GPRC5D靶向治疗的三类药物暴露的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客观缓解率达到100%（27/27），12个月无进展生存率为95%。EVOLVE104代表了另一种创新的TCE设计，它是一种针对实体瘤的首创三特异性分子，独特地靶向ULBP2/5/6，同时通过EVOLVE平台衔接CD2（用于共刺激）和CD3。使用同一平台开发的EVOLVE-105（抗-CD20/CD2/CD3），体外研究表明，EVOLVE-105的肿瘤杀伤效力是Glofitamab活性的两倍以内，同时诱导更低的细胞因子释放。CD2的共刺激作用需要在临床数据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以确认其疗效和安全性。 将免疫检查点调节纳入TCE设计已成为一项变革性策略。HY05350，一种PD-L1/MSLN/CD3三特异性TCE，同时通过CD3募集T细胞，通过MSLN/PD-L1靶向肿瘤细胞，并解除PD-L1介导的免疫抑制，引发更强的T细胞活化，目前已进入1期阶段。 除了TAA靶向外，通过替代性T细胞受体优化T细胞衔接特异性可以提高安全性。SAR444200是首个基于NANOBODY®的TCE临床候选药物，结合TCRαβ和GPC3以共同衔接T细胞和GPC3+肿瘤细胞，诱导T细胞依赖性细胞毒性，同时减少CRS并扩大治疗窗口。然而，在I期临床研究中，客观缓解率为0%，表明TCR结合并未产生明显的临床获益。此外，AZD9793是一种新型CD8导向的TCE，是一种不对称的三特异性IgG1单克隆抗体，具有两个结合人GPC3的Fab结构域、一个结合人TCR的VHH结构域以及一个靶向CD8的VHH结构域。与广泛激活CD3+ T细胞的传统TCEs不同，AZD9793通过CD8/TCR结合优先衔接CD8+ T细胞，驱动强大的肿瘤杀伤作用，同时CD4+ T细胞活化最小化，细胞因子分泌减少。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未来探索的一个关键方向是识别致病性细胞上（除B细胞和浆细胞外的）特异性抗原，并开发靶向TCEs进行治疗。此外，靶向双种致病性细胞类型（如B细胞和浆细胞）或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整合CD28等共刺激信号，可能实现更全面的免疫调节。例如，CC312——一种靶向CD19/CD28/CD3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的三特异性TCE——整合了CD28共刺激信号以防止T细胞耗竭并增强T细胞衔接效力。在一项涉及五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I期临床试验中，CC312给药导致SLEDAI-2K评分显著降低，外周血CD19+ B细胞明显清除。进一步的疗效验证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 目前，TCE技术已从最初的"单一靶点、广泛激活"模式，发展到以"多靶点协同、精准调控、跨领域应用"为特征的新阶段：在肿瘤学领域，通过抗原组合、T细胞亚群偏好性激活、免疫检查点整合等设计，包括抗原逃逸、CRS毒性、T细胞耗竭在内的核心挑战正逐步得到解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将TCE技术转化为临床应用仍需克服三个关键障碍："靶点验证的准确性"、"临床剂量窗口的控制"和"长期安全性的评估"。 7.2 基于TCR的TCE抗体 基于TCR模拟抗体的TCEs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发展，利用类TCR的特异性来靶向由MHC分子呈递的细胞内抗原。不同于结合表面抗原的传统TCEs，TCRm-TCEs（如Tebentafusp）结合肽-MHC复合物，从而能够作用于更广泛的肿瘤特异性靶点。这种方法在实体瘤如葡萄膜黑色素瘤中取得了成功，Tebentafusp提高了生存率。 开发TCRm抗体面临着重大挑战，包括选择高度肿瘤特异性的pMHC复合物以最小化脱瘤毒性、实现高亲和力和肽选择性以避免交叉反应、解决超过20，000种HLA等位基因的巨大多样性（这限制了患者的适用性）、对抗肿瘤逃逸机制（如MHC-I下调），以及克服技术平台限制（难以协调抗体与TCR在结构和能量上的差异）。展望未来，AI驱动工具（如RFdiffusion、AlphaFold）在新抗原-pMHC结构预测和高通量筛选方面的进步将增强靶点识别。新兴的三特异性形式（例如WT1/CD3/4-1BB三特异性抗体，即使在MHC低表达的情况下也能维持T细胞功能）有望扩大患者覆盖范围，提高治疗精度，并对抗肿瘤逃逸。将这些技术与联合疗法（例如将TCRm-TCEs或基于TCRm的三特异性抗体与检查点抑制剂配对）相结合，可能显著提高对实体瘤的疗效，为可扩展的、现成的免疫疗法铺平道路，从而改变癌症治疗效果。 7.3 条件性激活的TCE 条件性激活抗体被设计用来利用肿瘤微环境的特征——如升高的金属蛋白酶水平、低pH值和高ATP浓度——以增强特异性并最小化脱靶效应。例如，可以用金属蛋白酶可切割的多肽掩蔽抗体，在正常组织中阻止表位结合，直到被肿瘤特异性蛋白酶激活。类似地，pH敏感的设计在酸性肿瘤环境中表现出高亲和力，但在中性条件下亲和力低或无亲和力，从而将活性限制在肿瘤内。中外制药的ATP介导的Switch抗体需要ATP结合才能进行抗原结合，利用肿瘤中高水平的ATP进行选择性激活。 Janux Therapeutics（使用TRACTr平台，例如针对PSMA的JANX007和针对EGFR的JANX008）、武田（COBRA平台，例如针对EGFR的TAK-186和针对B7-H3的TAK-280）、Vir（PRO-XTEN平台，例如针对HER2的Vir-5818和针对PSMA的Vir-5500）、Harpoon Therapeutics（针对TROP2和整合素-β6的ProTriTAC）、Revitope Oncology（TwoGATE，例如针对EGFRxPD-L1的REV-403）以及Zymeworks（针对多特异性的PROTECT）等公司正在引领这一领域。此外，像KGX105这样的候选药物——一种EGFRxCD3双特异性抗体的前药——整合了双掩蔽和一个人血清白蛋白结合结构域以延长体内半衰期。 条件性激活的TCEs面临重大的临床瓶颈，大多数候选药物未经过临床验证。核心问题是肿瘤微环境激活的不可控性：肿瘤微环境的异质性（例如金属蛋白酶表达的可变性）导致一些患者激活不足，而非肿瘤组织中低水平的肿瘤微环境特异性分子则可能引发过早的全身性激活（如CRS）。CytomX的掩蔽EGFRxCD3 TCE CX-904因疗效不佳而终止，凸显了平衡激活效率和特异性的挑战。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JANX007，这是一种在Janux的肿瘤激活T细胞衔接器平台上开发的TCE，靶向PSMA和CD3，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在一项1a期研究中，JANX007在16名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中显示出强劲疗效：达到100%的PSA50下降率，63%的PSA90下降率，31%的PSA99下降率；持久应答（≥12周时，75%的PSA50下降率和50%的PSA90下降率）；50%的客观缓解率；63%的疾病控制率。安全性特征可耐受。高剂量下和在更大患者群体中的疗效仍需进一步关注。 总体而言，条件性激活的TCEs，凭借其肿瘤微环境靶向激活的特性，已成为肿瘤免疫疗法领域的一个关键方向。然而，它们仍需克服两大障碍：激活精度和临床转化。随着开发平台的不断优化和成熟，以及更多临床数据的积累，这些药物有望成为实体瘤治疗的核心工具，为难治性肿瘤患者带来益处。 8 结论 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TCE抗体已成为一类变革性的治疗药物，在治疗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通过精确桥接T细胞和靶细胞，这些抗体推动了免疫疗法的重大进步，尤其在淋巴瘤和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等血液恶性肿瘤中取得了临床突破。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尽管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TCEs已取得有前景的临床前和临床结果，预示着未来在管理慢性、难治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作用。 然而，跨疾病领域的关键挑战依然存在。在实体瘤中，诸如CRS、脱靶抗原效应以及T细胞浸润肿瘤微环境受限等障碍仍然是重大挑战。在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深层组织清除、持续疗效和长期安全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性，持续致力于优先创新策略，包括新型靶点组合、优化分子设计以及开发联合疗法（例如将TCEs与检查点抑制剂或细胞因子调节剂配对），必将推动这一领域向前发展。随着这些创新的推进，TCE抗体有望成为现代免疫疗法的基石。通过实现高度靶向的免疫调节，TCEs有潜力提供个性化、有效的疗法，从而改善从癌症到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不同疾病领域的患者预后和生活质量。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93/abt/tbaf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