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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与共识 男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25版）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引用：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男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 （ ２０２５ 版）[J].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2025，18(6）：647-668. 基金项目：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项目（2021-I2M-1-05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571026）；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22-PUMCH-D-006） 通信作者单位：1.章振林: 200233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质疏松和骨病专科,上海市骨疾病临床研究中心；2.谢忠建：410011 长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湖南省代谢性骨病重点实验室,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3.李梅: 100730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分泌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章振林,E-mail:zhangzl@ sjtu.edu.cn；谢忠建,E-mail:zhongjian.xie@csu.edu.cn；李梅,E-mail:limeilzh@sina.com 正 文 前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快速攀升，严重威胁公众健康。骨质疏松症是以骨量减低、骨组织微结构损坏，导致骨强度下降、骨折风险增加为特征的全身性骨骼疾病。由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明显低于女性，疾病防治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男性骨质疏松症是我国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疾病，40岁及80岁以上男性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分别为5.0%及21.9%［1-2］。提高对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认知，加强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长期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在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基于2020年颁布的《男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3］和最新研究进展，对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流行趋势、危险因素、骨折风险评估、疾病诊断、药物治疗和长期管理等进行更新。本指南的颁布，旨在提高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规范化诊疗水平。 流行病学和危害 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居世界首位［4］，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31.2%，骨质疏松症患病人数将增至1.2亿［1-2］。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男性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6.0%~6.5%，需要进行防治的男性低骨量患者占比达46.9%［1-2］，可见骨质疏松症是我国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不容忽视。 骨质疏松症最严重的后果是引发脆性骨折，即轻微外力下或日常活动中发生的骨折。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折风险亟待重视，50岁以上男性有1/5会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近1/3髋部骨折发生于男性［5-6］。我国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呈明显增加趋势，1988—1992年间，北京地区50岁以上男性髋部骨折发生率为97/10万；而至2002—2006年间，男性髋部骨折发生率升至129/10万，增加了1.33倍。预计在未来几十年，我国男性髋部骨折发生率仍将快速增长［7］。椎体骨折同样不容忽视，上海椎体压缩性骨折横断面调查纳入研究对象14 075名，其中男性6 313名，结果显示60岁以上男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患病率约为17.0%，女性为17.2%，两者类似［8］。COPS研究也表明，我国40岁以上男女性椎体骨折的患病率分别为10.5%及9.7%，80岁以上男女性椎体骨折患病率分别为36.0%和38.1%，男女性椎体骨折患病率接近［1］。 骨质疏松性骨折引发沉重医疗花费，其中约1/4到1/3由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所致［9］。我国多省市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数据显示，每例椎体骨折患者的医疗总花费从2013年的2.478万元增至2017年的3.745万元［10］。2015年我国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腕部、椎体和髋部)发生约269万例次，预计2035年及2050年男性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将发生约98.1万及125.5万例次，其引发的医疗花费将达330.3亿及428.9亿元［11］。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还明显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12］、缩短预期寿命。研究显示，髋部骨折后1年内男性累积死亡率达20%~40%，显著高于女性［6］，其他部位脆性骨折也导致男性患者预期生存率明显低于女性［13-17］。 由此可见，我国男性骨质疏松症及其引发的髋部和椎体骨折处于高位流行趋势，而男性骨质疏松症未被充分重视，患者就诊率明显低于女性，男性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后药物治疗的停药率约为女性2倍，治疗依从性欠佳［18］，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治疗及长期管理亟需重视。 发病机制 骨组织由钙磷镁等无机质、Ⅰ型胶原蛋白等有机质及多种细胞构成［19］，通过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骨细胞和骨衬细胞实施的骨转换过程保持骨结构完整性［20］。男女性骨骼具有不同特点：由于雄激素对膜性成骨的促进作用，男性骨骼横截面积较大，男性峰值骨量较女性约高8%~10%，男性骨强度较女性具有优势；男性中老年阶段骨量逐渐减少，无女性更年期的快速骨丢失现象［21］。 骨质疏松症受遗传、衰老、内分泌、慢性炎症、肠道菌群等多因素影响。男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主要为多因素导致骨转换失衡，骨吸收加快，骨形成相对不足，引发骨量进行性丢失，骨质疏松，甚至骨折。多种遗传因素参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与发展，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显示数百个基因座与男性峰值骨量、骨密度和骨折风险相关［22-23］。男性骨质疏松症因性别差异具有独特机制，睾酮通过影响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活性调控骨转换。中老年男性随增龄血清睾酮浓度下降，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升高，导致血清游离睾酮浓度明显下降［24］，引发骨吸收增加、骨密度下降及骨折风险增高［25-27］。雌激素对男性骨转换也具有一定调节作用，中老年男性常伴有雌激素水平降低，也加快男性骨量丢失［28］。此外，中老年男性常伴有维生素D缺乏，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分泌不足，多种炎症因子、肌源性因子和脂肪因子分泌异常等内分泌改变，导致负钙平衡、骨吸收加快、骨形成不足［29-32］。糖脂代谢异常、氧化应激、肠道菌群失衡，使骨组织糖基化终末产物和活性氧堆积，触发骨免疫调节紊乱，血管生成异常，骨基质蛋白性能改变、骨转换失衡，骨强度下降［33-37］。中老年男性还可能伴有肌肉量减少、肌功能下降、容易跌倒，增加骨折风险［38］（图1）。 图1男性骨质疏松症发病机制 男性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及评估 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分为不可控因素与可控因素。不可控因素包括种族（男性骨质疏松风险白种人＞黑人＞黄种人）、高龄（＞70岁）、既往脆性骨折史（尤其髋部、椎体和腕部）、父亲或母亲有髋部脆性骨折史。 可控因素包括不健康生活方式：过量吸烟、饮酒、缺乏锻炼，低体重（BMI＜20 kg/m2），短期内体重快速下降；合并影响骨代谢的疾病：性腺功能减退症、糖尿病、库欣综合征、肌肉减少症、影响机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接受影响骨代谢的药物治疗：糖皮质激素、抗雄激素药物等。 男性骨质疏松症风险评估 男性骨质疏松症起病隐匿，患者常出现明显骨痛，甚至发生骨折后才诊治疾病。重视男性骨质疏松症风险评估，促进疾病早期诊断，给予有效治疗，具有重要临床意义。骨质疏松症风险评估：建议采用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IOF）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39］进行初步评估，评估结果有一项阳性的患者，应尽早完成骨密度测量，以明确骨质疏松症诊断。 骨折风险评估 建议选择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骨折风险预测工具（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 FRAX）来评估未来骨折风险［40-41］，FRAX主要用于预测无脆性骨折史的低骨量患者未来10年的骨折风险，帮助决策是否需给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目前FRAX软件计算的国人骨折风险是基于早年流行病学资料，低估了国人骨折风险［42］，建议参考韩国或香港地区人群FRAX软件预测的骨折风险结果［43-44］。 男性骨质疏松症相关检查 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及鉴别诊断需建立在相关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基础上。 实验室检查 基本检测项目：建议对存在骨质疏松风险的男性进行基本生化项目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钙、血磷、碱性磷酸酶、白蛋白、血清25羟维生素D（25-hydroxyvitamin D，25OHD）、甲状旁腺激素、骨转换生化指标、24小时尿钙磷水平等。血清25OHD水平主要反映维生素D的营养状况，碱性磷酸酶可作为无肝胆疾病患者的骨形成标志物之一。由于性腺功能减退是导致男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原因［45］，对于疑诊性腺功能减退症者，建议常规完成垂体-性腺轴激素检测，包括血清总睾酮、雌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水平。 骨转换标志物：骨转换标志物（bone turnover biomarkers, BTMs）简称骨标志物，是骨转换过程的中间代谢产物或酶类，分为骨形成和骨吸收标志物，分别反映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活性（表1）。建议首选血清Ⅰ型原胶原氨基端前肽（procollagen type 1 N-peptide, P1NP）及血清Ⅰ型胶原交联羧基端肽（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Ⅰ collagen, CTX）分别作为敏感而特异的骨形成和骨吸收指标。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不同年龄段男性主要BTMs的正常参考范围［46-48］，可供临床应用（表2）。 推荐BTMs主要用于分析骨质疏松症发病机制、疾病早期筛查与鉴别诊断、预测骨折风险、判断治疗药物的早期疗效与依从性等，不能用于骨质疏松症诊断［49］。BTMs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骨质疏松症治疗药物、肝肾功能、昼夜节律、进食、运动、季节、不同检测平台等，建议采集清晨空腹血尿样本进行BTMs检测，注意分析多种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建议评估药物疗效及依从性时，比较相同检测平台及药盒测得的治疗前后BTMs水平变化。 酌情检测项目：对于起病早、病情重、药物疗效欠佳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影像学有特殊改变或BTMs结果超过正常上限2倍以上者，建议完成骨骼疾病鉴别诊断相关检查，包括血尿免疫固定电泳、血清游离及总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甲状腺功能、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血气分析等，必要时完成骨扫描、核磁、CT等影像检查，甚至骨活检等，以明确是否有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或其他骨骼疾病的可能。 影像学检查 影像学检查对骨质疏松症的诊断、鉴别诊断、病情严重度评估、预测骨折风险及判断药物疗效具有重要作用。 双能X线吸收测量法（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操作简便、辐射量低，是最常用的骨密度测量方法，国内外公认的骨质疏松症诊断依据［50-52］。还可用于骨质疏松症的筛查、骨折风险和药物疗效评估［53］。推荐DXA检测部位为腰椎（L1-L4）、股骨颈及全髋，当上述部位因疾病、术后改变等因素难以测量或结果不能准确判读时，可测量非优势侧桡骨远端1/3部位。50岁以上男性DXA测量的骨密度通过公式计算T值(T-score）用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Ｔ值=（骨密度实测值-同种族同性别正常青年人峰值骨密度）／同种族同性别正常青年人峰值骨密度的标准差，T值反映患者骨密度与健康青年人群的差异。若腰椎和髋部检测结果存在差异，以骨密度T值更低的部位作为诊断依据［52］。Z值=（实测骨密度值-同种族同龄同性别人群骨密度均值）/同种族同性别同龄人骨密度标准差，Z值体现患者骨密度与同龄人的差异，用于50岁以下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断［52］。 腰椎骨密度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最为敏感，是评估骨质疏松症药物疗效的首选部位［53］。由于腰椎骨密度受腹主动脉钙化、腹部脂肪堆积、骨质增生等干扰，建议结果判断时注意分析上述情况。评估骨质疏松治疗药物效果时，治疗初期每6~12个月测量DXA骨密度，若疗效稳定，可每1~2年测量一次骨密度，根据骨密度变化，帮助判断药物疗效及依从性。由于不同型号DXA仪测量的骨密度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在评估骨质疏松症病情变化及药物疗效时，建议比较同一台DXA仪所测的骨密度［54］。 骨小梁评分：骨小梁评分（trabecular bone score, TBS）是基于DXA测量腰椎骨密度图像像素灰度纹理变化衍生的新型影像参数，与骨微结构相关，可用于评估骨折风险。TBS与骨密度和临床风险因素结合，可显著提高骨折风险的预测能力，适用于骨量减少男性患者的骨折风险预测［55］，TBS校正后的FRAX模型，具有更高的骨折风险预测能力［56］。 X线检查：X线显示骨骼连续性及解剖结构改变，可及性高，是判断骨质疏松性骨折、骨骼畸形等的重要方法。由于X线检查诊断骨质疏松症的敏感性不足，不能用于骨质疏松症的早期诊断及定量分析。 定量CT和高分辨外周定量CT：定量CT（quantitative computer tomography，QCT）和高分辨外周定量CT（high-resolution peripheral quantitative CT，HR-pQCT）优势在于能分别测量松质骨与皮质骨的体积骨密度和骨微结构，可避免骨赘、血管钙化及关节退变等因素的干扰，敏感性较高［57-58］。目前推荐QCT及HR-pQCT作为DXA的补充测量，主要用于评估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折风险及药物疗效［54］。 QCT可在完成胸腹部等CT扫描的同时进行骨骼测量，主要测量部位为腰椎及股骨近端。QCT可分别测量松质骨和皮质骨的体积密度（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vBMD），对松质骨的变化尤为敏感，不受肥胖、腹主动脉钙化、腰椎退行性变的影响。美国放射学会提出腰椎QCT骨密度＞120 mg/cm3、80~120 mg/cm3、＜80 mg/cm3分别相当于WHO推荐的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中的骨量正常、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59］。然而，研究表明不同种族QCT诊断骨质疏松症的阈值可能存在明显差异［60］，我国学者采用QCT对国人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进行了有益探索［61］，但尚需开展大样本研究，明确QCT在我国男性骨质疏松症诊断及骨折风险预测中的准确阈值。 HR-pQCT测量部位为桡骨或胫骨远端，辐射量低于QCT［62］。采用HR-pQCT的研究显示，胫骨微结构与DXA测量的股骨近端面积骨密度密切相关，男性松质骨和皮质骨的体积密度随增龄明显下降，皮质骨孔隙率增加［62］。目前我国已建立HR-pQCT不同年龄段的正常参考值［63］，可供临床使用。由于HR-pQCT主要测量外周骨，难以完全反映髋部与脊柱等关键部位的骨骼特征。 椎体压缩性骨折评估（vertebral fracture assessment, VFA）：椎体压缩性骨折是最常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常隐匿发生，容易漏诊。对于身高明显缩短，有慢性腰背疼痛或脊柱变形的男性，建议完成胸、腰椎正侧位X线检查，采用Genant半定量法判断椎体压缩性骨折及其严重度［64］。也有基于DXA完成脊柱侧位成像辅助判断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方法，辐射量低、操作便捷［65］。 骨定量超声（quantitative ultrasound，QUS）：易于携带、无辐射，检测部位主要为跟骨和桡骨，适用于缺乏DXA的医疗机构初步筛查骨质疏松症风险。QUS不能用于诊断骨质疏松症，对于结果异常的男性，建议行DXA骨密度检测，以明确骨质疏松症诊断［66］。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辅助诊断技术是将相关算法嵌入X线或DXA影像系统、通过深度机器学习和批量数据处理，自动识别骨骼关键特征，生成标准化报告。AI辅助诊断技术可减少主观误差，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和基层医疗机构。我国已建立椎体压缩性骨折的AI辅助诊断系统，灵敏度和特异性较高，有助于快速、简便诊断椎体压缩性骨折［67］。AI辅助诊断技术在男性骨质疏松症的高通量筛查、多部位图像评估、骨折风险预警及辅助决策等方面具有应用潜力。 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断 诊断男性骨质疏松症需进行综合评估：完成细致病史采集、全面体格检查、骨密度等影像学及实验室生化指标检查，进行骨折风险评估。建议参考《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22）》［52］，主要依据DXA所测骨密度结果及有无脆性骨折进行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断（表3）。DXA测量的面积骨密度用于诊断骨质疏松症时，建议采用中国男性人群骨密度的参考数据库计算T值和Z值［68-69］。50岁以下男性骨密度Z值≤-2.0为低骨量，此年龄段男性需特别注意排查引发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原因［70-71］。 脆性骨折是诊断骨质疏松症的另一重要标准，通过病史、X线检查或其他影像检查可判定骨折。当患者轻微外力下发生髋部或椎体骨折时，即使骨密度未达到诊断阈值，也可确诊骨质疏松症；肱骨近端、骨盆或前臂远端骨折，骨密度需至少符合骨量减少的诊断标准，方可诊断骨质疏松症；当骨密度T值≤-2.5，且伴有轻微外力下骨折史时，诊断为严重骨质疏松症［52］。 男性骨质疏松症的鉴别诊断 根据病因，男性骨质疏松症分为原发性、继发性和特发性骨质疏松症［71］：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多见于60岁以上男性；特发性骨质疏松症较少见，是原因未明的青壮年骨质疏松症，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特发性骨质疏松症中相当一部分是遗传缺陷所致［72］；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是指由疾病或药物引发的骨质疏松症（表4）。 不同于女性，男性骨质疏松症中继发性占比较高［73］，40%~65%由明确病因引发，常见原因包括：性腺功能减低、糖皮质激素治疗、垂体前叶功能减退、帕金森病、过量饮酒等［45］。建议对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尤其首诊时，完成详细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及鉴别诊断相关生化及影像检查，以排查引发骨质疏松症的继发因素［73］，给予针对性治疗。 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 男性骨质疏松症需进行综合治疗，包括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制定药物治疗策略时，建议依据骨折风险进行个体化治疗［52］（图2）。如患者为继发性骨质疏松症，应重视针对病因进行有效治疗［45］。 本指南依据以下临床治疗研究的证据质量，采用GRADE（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GRADE）分级系统［74］，列出男性骨质疏松症药物治疗的证据级别，以指导临床用药（表5）。 非药物治疗 建议均衡膳食：摄入充足蛋白质［75］；重视钙及维生素D的补充：建议每日通过膳食或钙补充剂摄入元素钙1 000~1 200 mg；参考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颁布的《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临床应用共识（2025版）》，补充适宜剂量的维生素D，使血清25OHD水平至少达20 ng/mL，最好达到30 ng/mL［76-77］。加强体育锻炼:包括抗阻/力量训练、平衡训练等。保持匀称体型，避免过胖或过瘦［78-79］。改变不良生活嗜好:戒烟、限酒、减少咖啡及碳酸饮料的饮用［80］。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适应证：男性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具有以下情况之一，建议积极给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表6）。继发性骨质疏松症（如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等）建议参考相应指南进行治疗，并积极治疗原发病。 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药物：按照不同作用机制，骨质疏松症治疗药物主要分为骨吸收抑制剂、骨形成促进剂、双重作用药物及其他机制药物［81］（表7）。 双膦酸盐类（bisphosphonates, BPs）:是焦磷酸盐类似物，可特异性与骨骼羟基磷灰石结合，显著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增加其凋亡，明显减少骨丢失，有效增加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腰椎和髋部骨密度，降低椎体、髋部和其他非椎体骨折风险［82-88］（证据等级A），减轻骨痛［88］（证据等级B），提高生活质量［89］（证据等级B）。BPs主要包括阿仑膦酸钠、唑来膦酸、利塞膦酸钠等，均已被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用法详见表8。 BPs类药物在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中的总体安全性较好。伴有低钙血症者，需补充适宜剂量钙及维生素D制剂纠正低钙血症后，方可使用BPs；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35 mL/min）禁忌使用BPs类药物；伴有吞咽困难、食管排空障碍、反流性食管炎或不能保持直立体位至少30 min者，禁忌使用口服BPs制剂。长期应用BPs可能有引发颌骨坏死及非典型股骨骨折等罕见严重不良事件风险［90-91］，建议计划进行侵入性口腔治疗者慎用，且BPs治疗期间，注意避免侵入性口腔治疗。 地舒单抗（denosumab）:特异性靶向核因子κB受体配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 ligand，RANKL）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通过调控护骨素-RANK-RANKL信号通路，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及活性，显著减少骨丢失，明显增加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腰椎及髋部骨密度［92-93］（证据等级A），有效降低椎体、髋部和其他非椎体骨折风险［94-95］（证据等级A），被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骨折高风险的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地舒单抗主要通过网状内皮系统清除，肾功能损害、老年患者不需要调整剂量（表8）。治疗期间，尤其是治疗5年以上，应评估治疗的风险获益比及骨密度是否达标，调整后续治疗方案［96］。地舒单抗停药后破骨细胞活性可出现反跳性增加，引发快速骨丢失，骨密度显著降低，椎体骨折风险明显增加，因此，如停用地舒单抗，需序贯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以维持治疗获益，持续降低骨折风险［97-98］（证据等级A）。地舒单抗治疗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总体安全性较好［99-100］。伴有低钙血症者，需补充适宜剂量的钙和维生素D制剂纠正低钙血症后，方可予以地舒单抗治疗。地舒单抗治疗期间，建议监测血钙水平，尤其是合并肾功能不全者。地舒单抗可引发罕见但严重的不良事件，包括非典型股骨骨折、颌骨坏死，多见于长期（≥5 年）使用地舒单抗、接受牙科手术或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等的患者［99-100］，建议计划行口腔侵入性治疗者慎用地舒单抗治疗，且地舒单抗治疗期间避免侵入性口腔治疗［101-103］。 特立帕肽（PTH1-34）：人甲状旁腺激素氨基端1-34片段，小剂量间歇使用明显增加成骨细胞活性，促进骨形成，有效增加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骨密度，降低椎体及髋部骨折风险［104-105］（证据等级A）。特立帕肽尚未被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但其在国外获批用于治疗具有骨折高风险的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治疗总疗程为24个月。由于特立帕肽半衰期较短，停药后建议序贯BPs或地舒单抗等骨质疏松治疗药物，以维持骨密度获益，持续降低骨折风险［106-107］（证据等级A）。特立帕肽主要禁忌证为高钙血症、重度肾功能不全、骨骼恶性肿瘤或恶性肿瘤骨转移、Paget骨病、不明原因碱性磷酸酶升高的患者、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108］；慎用于中度肾功能不全患者，用法详见表8。 雄激素替代治疗（androgen replacement therapy，ART）：雄激素具有促进骨骼合成代谢的作用，有助于维持中老年男性的骨稳态［109］（证据等级B）。男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继发性原因是性腺功能减退，雄激素替代治疗能有效增加这些患者的腰椎及髋部骨密度、改善骨微结构［110-111］(证据等级A)，是否能降低骨折风险尚存争议［112］。目前十一酸睾酮等雄激素制剂被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此类药物适用于性腺功能减退且无治疗禁忌的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禁用于确诊或疑诊前列腺癌、伴有严重心力衰竭或红细胞增多症者［113］，用法见表8。如发生与雄激素相关的不良反应，应立即停药。对于睾酮水平正常的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不建议予雄激素替代治疗，因无确切疗效，且不良事件风险增加。由于ART改善骨质疏松症起效相对较慢，对于有骨折高风险及极高风险的性腺功能减退男性患者，建议首选BPs、地舒单抗、特立帕肽等强效骨质疏松治疗药物［114］（证据等级B），必要时联合使用ART，以改善性腺功能减退相关症状。 罗莫索珠单抗（romosozumab）:特异性靶向硬骨抑素(sclerostin)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通过与硬骨抑素结合，激活骨骼Wnt-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增加成骨细胞活性，有效促进骨形成，并通过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间的偶联间接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发挥对骨转换的双重调控作用，显著增加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腰椎和全髋骨密度，有效降低椎体与非椎体骨折发生率［115-116］ (证据等级A)。罗莫索珠单抗尚未被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但其在国外获批用于治疗具有骨折高风险的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疗程为12个月。罗莫索珠单抗治疗期间，应充分补充钙和维生素D。由于罗莫索珠单抗属于短效药物，停药后会出现骨密度下降，骨折风险明显增加，建议停用罗莫索珠单抗后，序贯其他骨质疏松治疗药物（如双膦酸盐或地舒单抗等），以维持骨骼获益［117-119］（证据等级A）。罗莫索珠单抗在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中的安全性总体较好，不良反应与女性类似。由于该药物具有潜在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不建议用于一年内有心肌梗死或脑卒中患者［120］，也不建议用于有低钙血症、严重肾功能不全及对药物过敏者。罗莫索珠单抗治疗期间，如发生心肌梗死、脑卒中、过敏反应，应立即停药。注意监测皮肤注射部位的反应，观察极罕见的颌骨坏死、非典型股骨骨折等不良反应。严重肾功能不全或正在接受透析治疗者，应注意监测血钙浓度，并充分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制剂。用法见表8。 阿巴洛肽（abaloparatide）：人工合成的甲状旁腺激素相关蛋白（PTH related protein, PTH-rP）氨基端片段类似物，可与甲状旁腺素受体结合，有效促进骨形成，明显增加腰椎及髋部骨密度［121-122］（证据等级A）。阿巴洛肽尚未被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但其在国外获批用于治疗具有骨折高风险的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疗程为24个月。由于阿巴洛肽的半衰期较短，如停药，需序贯其他骨质疏松治疗药物，以维持骨骼获益［122］（证据等级B）。目前该药在我国尚未获批上市，用法见表8。 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包括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降钙素类、四烯甲萘醌及中药等。 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主要包括骨化三醇、阿法骨化醇及艾地骨化醇，可促进正钙平衡，减少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丢失，还有助于改善肌肉功能，减少跌倒风险［123］（证据等级B）。目前阿法骨化醇被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骨化三醇获批用于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及老年骨质疏松症，艾地骨化醇尚未获批用于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此类药物的使用建议参考《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临床应用共识(2025版）》［76］，用法见表8。 降钙素类（calcitonin）：可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减少骨丢失，提高腰椎骨密度，且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由于降钙素降低非椎体骨折风险的作用有限，目前主要用于其他骨质疏松治疗药物使用受限或不耐受者。降钙素类药物尤其适用于伴有骨痛或急性骨丢失的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124-125］（证据等级A）。降钙素总体安全性较好，用法见表8。 四烯甲萘醌（menatetrenone）：是维生素K2制剂，可促进骨钙素羧基化，改善骨基质蛋白性能，轻度增加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腰椎骨密度，联合钙剂与活性维生素D有助于降低骨折风险［126-127］（证据等级B）。目前四烯甲萘醌被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未限定性别。四烯甲萘醌系脂溶性药物，建议饭后服用，以促进药物吸收，该药禁用于使用华法林抗凝治疗者，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用法见表8。 中药：按照主要临床症状，祖国医学与骨质疏松症相近的病症有骨痿、骨痹症。中药治疗男性骨质疏松症以 “肾主骨生髓” 为核心，强调辨证论治与整体调节，通过滋补肾精、强健筋骨（常用补骨脂、杜仲、淫羊藿和人工虎骨粉等）、活血化瘀（如丹参、川芎）及健脾益气（如黄芪）等方法，缓解腰背疼痛症状。研究显示人工虎骨粉可有效提高骨质疏松症患者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128］（证据等级A）。中药治疗男性骨质疏松症主要作为改善症状的辅助治疗。 治疗药物选择：随着强效抗骨质疏松药物，尤其是新型双重作用药物的研发，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已逐步转为依据骨折风险分层的精准治疗策略［129-130］。现有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绝大部分是先在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中完成以骨折风险为主要结局的临床研究，随后按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管理规定［131-132］，在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中行小样本随机对照研究验证其有效性而获批，这些研究多以骨密度变化为主要终点，以骨折为终点的临床研究较为缺乏。系统综述及荟萃分析显示，由于骨量与骨强度呈正相关，骨密度可作为预测抗骨质疏松药物降低骨折风险疗效的替代指标［133］。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男性和女性患者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比未见明显差异［134］。因此，对于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可参照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女性，采用基于骨折风险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图2）。 参照《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22）》［52］，符合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者均属于骨折高风险，由于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中BPs药物的临床研究数量最多，推荐其为一线治疗药物；RCT研究证实唑来膦酸可显著降低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椎体骨折风险［84］，系统综述显示地舒单抗较安慰剂组增加腰椎骨密度约5.8%，可用于男性高骨折风险患者；研究显示，特立帕肽、阿巴洛肽或罗莫索珠单抗可较安慰剂组增加腰椎骨密度8%~11%［133］，骨质疏松症患者如有极高骨折风险［52］，尤其合并多发椎体骨折者，上述药物均可考虑应用，其中短效治疗药物停药后需予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序贯治疗（证据等级A）。性腺功能减退的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如无禁忌证，可考虑接受ART以改善激素缺乏症状，增加腰椎骨密度，在合并骨质疏松症的性腺功能减退患者中，建议联合应用抗骨质疏松药物［135-136］（证据等级A）。 男性骨质疏松症药物疗程：骨质疏松症药物治疗的最终目的在于减少脆性骨折发生率。建议启动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后，保证药物疗程至少1年，后续根据骨折风险，决定药物疗程。 BPs：由于BPs与骨骼羟基磷灰石结合后，在骨骼中的半衰期长达数年，停药后仍能持续释放，发挥抑制骨吸收的作用，停药后短期内骨密度不会明显下降；BPs长时间（口服5年或静脉3年）治疗后，骨密度达到平台期，继续治疗可能获益有限；长期使用BPs还可能增加罕见严重不良事件的风险，如颌骨坏死及非典型股骨骨折，因此，建议长期使用BPs后，根据患者骨密度、BTMs和骨折风险，决定是否进入药物假期。口服BPs治疗5年或静脉BPs治疗3年后，若骨折风险明显降低（如全髋或腰椎骨密度T值＞-2.5，且治疗期间未发生新骨折），可考虑进入药物假期；若仍存在高骨折风险，建议口服BPs疗程可延长至10年，静脉BPs疗程可延长至6年；若仍处于极高骨折风险，建议个体化评估，适当延长药物疗程，或改用其他强效治疗药物。BPs药物假期并不等于停止抗骨质疏松治疗，停药期间，需监测患者是否有骨密度下降、BTMs水平升高及新发脆性骨折，一旦骨密度降幅超过DXA检测的最小有意义变化值或股骨颈T值降至-2.5以下、BTMs显著升高或出现新发脆性骨折，建议结束药物假期，重启骨质疏松药物治疗。 地舒单抗：建议对接受地舒单抗治疗5年的患者，评估治疗是否达标，并重新评估骨折风险［95］。若患者仍处于骨折高风险，可继续地舒单抗治疗或考虑序贯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 特立帕肽：在我国获批治疗骨质疏松症的疗程只有2年，如停药，需序贯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如地舒单抗或BPs等，证据等级A），以维持骨骼获益。 罗莫索珠单抗：目前国内外获批疗程不超过12个月，如停药，建议序贯其他抗骨吸收药物治疗（证据等级A），以减少停药后的骨折风险增加，维持治疗获益［137］。 序贯治疗：由于单一骨质疏松治疗药物可能存在疗程限制或长期治疗的安全性顾虑，建议采用长程序贯治疗策略以持续降低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折风险［138］。建议在制定初始治疗方案时，规划好后续治疗策略。目前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药物序贯治疗研究不足，由于男女性患者接受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后的骨密度变化相近，可考虑采用桥接策略，将女性骨质疏松症序贯治疗策略拓展至男性患者。 骨形成促进剂序贯骨吸收抑制剂：具有极高骨折风险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可先选择骨形成促进剂，再序贯骨吸收抑制剂，以显著增加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139］。由于促骨形成或双重作用药物停用后会出现骨密度快速下降［140-141］、骨折风险明显增加，推荐序贯抗骨吸收药物（BPs或地舒单抗）继续治疗，以保持骨骼获益（证据等级A）［142］。 骨吸收抑制剂序贯骨形成促进剂：骨质疏松症患者接受地舒单抗序贯特立帕肽序贯治疗时，腰椎骨密度在序贯治疗前6个月下降，髋部骨密度在序贯治疗第1年明显下降，骨折风险，尤其是多发性椎体骨折风险明显增加，因此不推荐地舒单抗序贯特立帕肽治疗［97，142］（证据等级A）。阿仑膦酸钠或利塞膦酸钠序贯特立帕肽治疗，能进一步增加患者骨密度［143］（证据等级B），有病例报告显示严重骨质疏松症患者，地舒单抗序贯罗莫索珠单抗有助于进一步增加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144］（证据等级C）。 骨吸收抑制剂序贯骨吸收抑制剂：地舒单抗治疗较长时间停药后，多次序贯唑来膦酸治疗，可维持骨密度获益，持续降低骨折风险［145］（证据等级A）。阿仑膦酸钠、伊班膦酸钠序贯地舒单抗治疗，可更有效地增加骨密度［146］，而唑来膦酸序贯地舒单抗，骨密度变化幅度相似［147］（证据等级B）。 联合治疗：钙剂和维生素D是骨质疏松症的基础治疗，可与不同种类的骨质疏松治疗药物联合使用；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也可与骨形成促进剂及骨吸收抑制剂等药物合用。如患者骨痛明显，或存在骨折、制动导致的快速骨丢失，可短期联合降钙素治疗。 BPs与特立帕肽合用：阿仑膦酸钠与特立帕肽联合使用后，腰椎和全髋骨密度增加并不优于特立帕肽单药治疗，不推荐合用［148］（证据等级A）。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接受唑来膦酸与特立帕肽联合治疗，全髋和股骨颈骨密度升高优于特立帕肽单药治疗，临床骨折风险低于唑来膦酸单药治疗，极高骨折风险的患者可酌情考虑该治疗方案［149］（证据等级A）；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利塞膦酸钠与特立帕肽联合治疗明显增加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腰椎、全髋和股骨颈骨密度，全髋骨密度增加优于单药治疗［150］，极高骨折风险患者可酌情考虑该方案（证据等级A）。 地舒单抗与特立帕肽联合治疗：可增加绝经后女性腰椎、全髋、股骨颈骨密度，联合治疗优于单药治疗［151-152］（证据等级A），在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中尚未见类似研究，但极高骨折风险患者可酌情试用该方案。 药物治疗监测：男性骨质疏松症需要长期治疗，期间需行药物依从性、疗效及安全性评估，研究显示男性骨质疏松症患者接受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的比例明显低于女性［153］，且依从性欠佳，这与不良药物疗效及再骨折风险增加密切相关［154-155］，建议尽可能采用简便的治疗方案，应加强医患沟通、密切监测以提高治疗依从性。男性骨质疏松症的疗效评估可参考《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22）》［52］。 目前推荐最多的骨质疏松药物疗效监测指标是DXA测量的骨密度，推荐在启动治疗或改变治疗后每年重复骨密度测定，建议采用同一台DXA仪器进行测量随访，可参考骨密度最小有意义变化值判断治疗效果。治疗期间BTMs的变化早于骨密度，可在开始治疗后1~3个月，此后每3~6个月进行BTMs检测，帮助判断药物依从性及疗效［49，52］。对于骨吸收抑制剂，骨吸收标志物下降幅度与骨密度改善、骨折风险降低相关，对于骨形成促进剂，骨形成标志物升高幅度与骨密度增加相关，BTMs的变化也需结合检验的最小有意义变化值进行判断［156］。 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围术期处理：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基本治疗原则包括复位、固定、康复和抗骨质疏松治疗，需建立多学科参与的骨折联络服务体系（fracture liaison service, FLS），行围术期风险评估-急性干预-抗骨质疏松治疗-功能康复［157］，规范的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应贯穿骨折治疗全程，以降低再骨折风险、改善预后（证据等级A）。 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特点包括骨折部位骨骼质量差、粉碎性骨折多见、复位固定困难；内外固定物稳定性差、容易松动或发生植骨吸收、骨折愈合延迟或不愈合；卧床制动引发急性骨丢失，形成“骨质疏松-骨折-骨量再丢失”恶性循环；再骨折风险高；老年患者常合并多系统疾病，手术耐受性差等［158-161］。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后的并发症风险和死亡率高于女性。 建议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复位和固定遵循简便、安全有效原则，加强功能恢复，以尽早恢复生活质量［162］。根据骨折部位、类型、骨质疏松程度、全身状况等进行个性化分析，合理选择非手术或手术治疗。存在手术适应证时，应考虑骨质疏松性骨折特点，术前全面评估健康状况及手术风险，选择适宜手术时机及方案，酌情使用特殊固定器材及局部强化技术［163-166］。围术期应行科学的疼痛管理，术后注意防治坠积性肺炎、下肢深静脉血栓、泌尿系感染、压疮等并发症，强化早期活动、功能训练的快速康复原则［167］。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应尽早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帮助增加内植物的稳定性，提高全身骨强度，降低再骨折风险［168］。 总结与展望 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其骨折后的致残与致死率明显高于女性，我们应重视男性骨质疏松症的危害，提高疾病的诊治水平。本指南系统梳理了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风险评估、诊断治疗策略；更新了疾病诊疗流程，强调早筛查、早诊断，建议加强对男性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病因的排查与干预；推荐依据骨折风险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补充了不同治疗药物在男性骨质疏松症中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增加了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后的处理策略；建议多学科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共同诊治男性骨质疏松症；这为男性骨质疏松症的科学防治提供了明晰路径。 囿于临床研究的不足，未来男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仍需完善。我们应加强对男性骨质疏松症特有病因及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探索适合国人的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分层评估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新型影像技术及生物标志物在疾病风险预测和疗效评估中的应用；开展针对我国男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新药研发，包括新型硬骨抑素核酸适配子、Wnt通路双靶点单克隆抗体等［169-171］。同时，我们应提高公众对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认识，提升基层医务人员对疾病的决策能力，促进疾病尽早诊断、有效治疗及科学管理，全面提升我国男性骨质疏松症的诊疗水平。 参考文献略 《男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编写组名单 顾问:徐苓、廖二元、夏维波、刘建民、程晓光、余卫 组长:李梅 副组长:章振林、谢忠建、王鸥、徐又佳、岳华、陈林、陈德才、侯建明 执行组长：谢忠建、王鸥 秘书组:袁凌青、庞倩倩、李响 执笔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悦、王鸥、邢小平、朱亦堃、李伟栩、朱梅、宋纯理、陈林、杨茂伟、李梅、李蓬秋、陈德才、岳华、侯建明、徐又佳、徐进、郭晓东、袁凌清、夏维波、章振林、曾玉红、谢忠建、程群、薛庆云、霍亚南 参编成员及单位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悦（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王鸥（北京协和医院）、邢小平（北京协和医院）、朱亦堃（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刘宏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伟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朱梅（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宋纯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陈林（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杨茂伟（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梅（北京协和医院）、李蓬秋（四川省人民医院）、陈德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岳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侯建明（福建省立医院）、徐又佳（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徐进（山东省立医院）、郭晓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袁凌青（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夏维波（北京协和医院）、章振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曾玉红（西安市红会医院）、谢忠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程群（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薛庆云（北京医院）、霍亚南（江西省人民医院） 通讯作者 章振林 医学博士、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骨质疏松和骨病科主任，上海市骨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 ，六院临床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前任主任委员，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80 多篇，发表在 Am J Hum Genetics、JBMR、JCEM、Bone Res等权威杂志，2016 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 年获得上海市领军人才、2011 年获得上海市卫生系统优秀学科带头人、2008 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以第一完成人于2023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2012 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25年牵头国家四大慢病重大专项。 通讯作者 谢忠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盐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主编，《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副主编，《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副总编，长期从事维生素D和钙的代谢与作用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诊治各种内分泌代谢疾病。 通讯作者 李梅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导师，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罕见病分会理事，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担任《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副主编及编辑部主任，任the Journal of Orthopaedic Translation、JCEM杂志编委。擅长多种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尤其是骨质疏松症等代谢性、遗传性骨骼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及科学普及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JCSM、eLIFE、JOT、JCEM等杂志发表论著200余篇，牵头或参与制定国内外骨骼疾病相关指南20部。研究成果获得华夏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分享让更多人看看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中华骨质疏松和 骨矿盐疾病杂志 微信号 : CJOBMR 第214期总第320期 编辑｜何芳  审阅｜李梅 刘亦男 监制｜夏维波 CJOBMR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为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专业学术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生物医学核心期刊 版权声明 本公众号是《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唯一官方认可微信公众号平台，本平台仅供学习、参考，不以盈利为目的。所发表内容版权均属原创，欢迎阅读、引用，但需经本平台授权，如需使用敬请留言 点击 阅读原文 了解更多

摘要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低下和骨微结构破坏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补钙作为其基础预防和治疗的基石，其具体的有效性、潜在安全性以及如何实现优化补充策略，始终是学术界与临床实践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和综述补钙在骨质疏松症防治中的核心作用机制，比较不同钙剂类型的特性与适用性，探讨最佳补充剂量、时机及其与维生素D等关键营养素的协同效应。同时，分析补钙干预对不同高危人群（如绝经后女性和老年人）的疗效差异，评估长期应用可能带来的心血管事件及肾结石等安全性风险，并整合基于循证医学的最新临床指南推荐。通过系统整合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现有证据，本综述期望为骨质疏松症的精准化、个体化营养干预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与切实的临床实践指导。关键词：骨质疏松症；钙补充；骨密度；维生素D；安全性；临床指南前言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导致的骨折并发症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1][2]。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与高发病率、死亡率和医疗成本密切相关[3]。值得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症在男性中常被低估和诊断不足，尽管男性骨折后的死亡率和并发症风险可能更高[4][5]。此外，骨质疏松症是多种慢性疾病的常见并发症，例如创伤性脊髓损伤[6]、肝移植后[7]、强直性脊柱炎[8]以及糖皮质激素治疗[9]等，这进一步凸显了其防治的广泛重要性。 钙是骨骼矿物质的主要成分，充足的钙摄入对获得峰值骨量和维持骨健康至关重要[10]。峰值骨量的积累主要发生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受遗传、种族、性别以及体力活动、钙和蛋白质摄入等环境因素共同影响[11]。研究表明，儿童期和青春期的钙摄入不足会损害骨量积累，导致骨密度和骨微结构下降，即使在没有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2]。因此，优化生命早期阶段的钙摄入是预防晚年骨质疏松的关键策略[13]。然而，在资源有限或饮食模式特殊的人群中，如严格素食者[14]或贫困老年人[15]，钙摄入不足的风险显著增加。 尽管补钙被广泛推荐，但其在骨质疏松症防治中的确切角色、最佳实践方案及潜在风险仍存在争议和不断演进的认识。传统的口服钙补充剂，如碳酸钙，虽然常用，但其疗效和安全性受到质疑。例如，在老年骨质疏松小鼠模型中，补充碳酸钙可能破坏肠道屏障和微生物生态系统，加剧全身炎症反应，从而削弱其治疗效果[16]。此外，补钙的心血管风险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一项基于韩国人群的全国性队列研究发现，单独补充钙（不含维生素D）与复合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而钙与维生素D联合补充则未显示出这种危害[17]。最近的荟萃分析也提示，在健康的绝经后妇女中，钙补充剂可能使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约15%[18]。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补钙时需考虑维生素D的协同作用以及个体化的风险评估。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临床试验和荟萃分析结果的公布，对补钙的获益与风险平衡有了更深入的评估。例如，一项系统评价发现，在接受抗骨吸收药物治疗的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中，维生素D补充与较低的胃肠道不良事件和死亡率相关，而钙补充则未显示与任何终点显著相关[19]。另一项针对老年人群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钙和/或维生素D补充在降低骨折风险方面并未显示出优于安慰剂或未治疗的明确益处[20]。这些证据促使临床实践更加审慎，倾向于通过膳食来源优先满足钙需求，并对补充剂的使用采取个性化策略[21]。 同时，个性化补钙策略，包括考虑个体吸收差异、膳食基线摄入量及合并用药等，成为新的研究方向。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如Cdx2多态性可能影响膳食钙摄入与峰值骨量之间的关系[22]。此外，肠道微生物群在钙吸收和骨代谢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益生菌和益生元（如可溶性玉米纤维）可能通过调节肠道环境来增强钙的生物利用度[23][24]。新型的钙递送系统也在开发中，例如基于纳米技术的靶向递送平台，旨在提高钙的靶向性和吸收效率，同时降低所需剂量和潜在副作用[25][26]。这些进展预示着骨质疏松症的补钙干预正朝着更精准、更有效的方向发展。1. 钙在骨代谢中的生理学基础与骨质疏松病理机制1.1 钙稳态的调节与骨重塑循环 钙稳态的精密调节是维持骨骼健康的核心，这一过程主要依赖于甲状旁腺激素（PTH）、降钙素和活性维生素D（1,25-(OH)2D3）的协同作用。PTH是调节血钙浓度的关键激素，当血钙降低时，PTH分泌增加，通过促进肾脏对钙的重吸收、刺激骨吸收以及增强肾脏合成1,25-(OH)2D3来提升血钙水平[27]。活性维生素D则主要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是维持钙平衡不可或缺的环节[28]。降钙素则在血钙过高时发挥拮抗作用，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来降低血钙。这些激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细的反馈环路，确保血钙浓度在一个狭窄的生理范围内波动[29]。血钙水平的波动直接影响骨重塑循环。在骨重塑区室（BRC）附近，细胞外钙浓度局部升高，钙敏感受体（CaSR）能够感知这种变化，并调节骨形成细胞（成骨细胞）和骨吸收细胞（破骨细胞）的活性[30]。细胞内钙信号对于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分化与功能至关重要，是连接全身钙稳态与局部骨重塑的关键分子[31]。例如，线粒体钙单向转运体（MCU）通过调节线粒体钙稳态和氧化应激，直接影响成骨细胞的分化能力，从而参与骨重塑的调控[32]。因此，钙稳态的激素调节与局部骨细胞对钙离子的响应，共同构成了骨重塑的生理基础。 在衰老和雌激素缺乏等病理状态下，上述钙稳态调节系统失衡，导致骨重塑负平衡，即骨吸收大于骨形成，这是骨质疏松症发生的关键机制。衰老伴随着肠道钙吸收效率的下降，这与维生素D受体敏感性降低以及肠上皮细胞钙转运蛋白功能减退有关[33]。活性维生素D水平的不足或作用减弱，直接影响了钙的肠源性供应。与此同时，PTH的生理节律可能发生改变，慢性PTH水平升高（如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会持续刺激骨转换，偏向于骨吸收，导致骨量丢失和骨微结构破坏[27]。在雌激素缺乏状态下，如绝经后妇女，其对破骨细胞的抑制作用减弱，进一步加剧了骨吸收的亢进。这种钙稳态的长期失衡，使得骨重塑循环无法维持骨形成与骨吸收的平衡。研究表明，骨重塑是一个动态的、由破骨细胞启动、成骨细胞跟进的连续过程，其根本目的之一是维持钙磷稳态[34]。当钙吸收不足或激素调节紊乱时，机体为维持血钙稳定，会过度动员骨骼中的钙库，加速骨吸收，而骨形成却无法同步补偿，最终导致净骨量丢失[35]。这种负平衡状态是骨质疏松症进行性骨量减少和骨折风险增加的核心病理生理过程。 肠道钙吸收效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是加剧钙负平衡和骨质疏松风险的重要因素，其机制涉及多个层面。首先，活性维生素D（1,25-(OH)2D3）的合成与效能降低是关键。随着年龄增长，肾脏1α-羟化酶活性可能下降，导致1,25-(OH)2D3生成减少[33]。更重要的是，肠道维生素D受体（VDR）的表达和敏感性可能随年龄增长而减退，这使得即使循环中1,25-(OH)2D3水平正常，其促进肠钙吸收的生物效应也会大打折扣[28]。其次，肠上皮细胞上负责钙主动转运的蛋白质功能发生改变。钙通过肠上皮细胞的跨细胞转运主要依赖于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6（TRPV6）通道、钙结合蛋白D9k（Calbindin-D9k）和质膜钙ATP酶（PMCA1b）。研究表明，衰老可能下调这些转运蛋白的表达或功能。例如，在动物模型中，衰老相关的VDR信号通路减弱会直接导致TRPV6和Calbindin-D9k表达下降[33]。此外，衰老还可能伴随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食物中钙盐的溶解和离子化，从而减少被动扩散吸收的钙量。这些变化共同导致饮食钙的吸收率显著降低。为了代偿肠道吸收的不足，PTH分泌可能代偿性增加，以通过增强骨吸收来维持血钙，但这进一步加速了骨丢失[27]。因此，年龄相关的肠钙吸收障碍不仅是钙摄入不足的问题，更是触发和加剧骨重塑负平衡、导致骨质疏松的重要环节。1.2 钙缺乏在骨质疏松发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长期膳食钙摄入不足是导致骨质疏松症发生发展的核心病理生理环节之一。当机体长期处于钙负平衡状态时，血清钙离子浓度下降，这会刺激甲状旁腺分泌更多的甲状旁腺激素（PTH），引发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36]。PTH水平的持续升高会通过作用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显著增加骨转换率，即同时加速骨形成与骨吸收过程。然而，在钙持续缺乏的情况下，骨吸收的速率往往超过骨形成，导致净骨量丢失[37]。这一过程对骨骼的微结构造成双重损害：一方面，PTH促进破骨细胞对骨小梁的侵蚀，使原本致密的网状结构变得稀疏、断裂，骨小梁数量和厚度下降，分离度增加；另一方面，它也作用于皮质骨，导致皮质骨孔隙率增加、厚度变薄[38]。动物模型研究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例如，通过低钙饮食诱导的骨质疏松大鼠模型显示，其股骨骨钙含量和骨密度显著降低，同时伴随骨小梁体积减少、厚度变薄以及分离度增大的微观结构恶化[38]。这种由钙缺乏驱动的、经PTH介导的高转换型骨丢失，是骨质疏松症，特别是老年性骨质疏松的重要机制。 临床研究数据有力地支持了膳食钙摄入量与骨骼健康之间的密切关联。充足的钙摄入对于在青少年期和青年期达成理想的峰值骨量至关重要，而峰值骨量是决定个体一生中骨折风险的关键因素之一[36]。一项针对印度武装部队士兵的横断面研究发现，牛奶及奶制品的消费量与血清钙水平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正相关，提示充足的膳食钙摄入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钙水平，从而可能对骨骼健康产生积极影响[39]。相反，长期钙摄入不足的人群，其峰值骨量可能低于理想水平，为日后骨质疏松埋下隐患。随年龄增长，尤其是女性绝经后和男性老年期，骨量会生理性丢失。此时，充足的钙摄入可以减缓这一丢失速率。研究表明，补充钙剂（如碳酸钙）与维生素D联合使用，能够有效增加骨密度（BMD），而单独补充维生素D则效果不显著[40]。这凸显了钙在维持老年期骨量中的基础作用。对钙缺乏小鼠的研究也证实，长期钙缺乏会导致钙吸收率和骨钙含量显著降低，并伴有骨小梁结构的恶化；而通过膳食补充（如含有益生菌和益生元的合生元奶粉）可以显著改善表观钙吸收率，提高血清钙磷水平，并增加骨矿物质密度和骨小梁数量[41]。这些证据共同表明，无论是生命早期还是衰老过程中，充足的钙摄入对于优化骨量积累和减缓骨量丢失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钙缺乏并非孤立地损害骨骼健康，它常与其他膳食风险因素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加剧骨质疏松的风险。其中，蛋白质摄入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协同因素。蛋白质是骨基质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基础，其摄入不足会影响骨基质的形成和修复。在钙缺乏的背景下，骨转换加速，对蛋白质的需求增加，若此时蛋白质供应不足，新骨的形成质量将大打折扣，进一步削弱骨骼的机械强度[38]。研究显示，补充羊骨蛋白水解物与氯化钙，不仅能促进钙吸收，还能显著增强骨骼的机械强度，改善骨的微观结构，使骨小梁网络更连续、完整和粗壮[38]。这提示蛋白质与钙在维持骨质量方面具有协同作用。另一个关键交互因素是钠摄入过高。高钠饮食会增加尿钙的排泄，导致钙的负平衡加剧[36]。当膳食钙本身摄入不足时，高尿钙排泄无异于雪上加霜，使机体更难维持钙稳态，从而加速骨钙的动员和丢失。此外，严格的植物性饮食模式也值得关注。系统性综述表明，规划不当的纯素食或素食饮食，由于可能缺乏钙、维生素B12和铁，与贫血风险增加和骨矿物质密度降低相关[42]。对于炎症性肠病患者，由于疾病本身导致的吸收障碍以及对乳制品（传统钙源）的回避，钙和维生素D缺乏非常普遍，这显著增加了其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43]。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钙磷代谢和骨重建的复杂网络，放大了钙缺乏对骨骼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评估和干预骨质疏松风险时，必须综合考虑钙摄入与这些相关膳食因素的交互作用。2. 不同钙补充剂的药理学特性与生物利用度比较2.1 无机钙盐：碳酸钙与柠檬酸钙 在骨质疏松症的补钙干预策略中，无机钙盐，尤其是碳酸钙和柠檬酸钙，是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种补充剂，它们在理化性质、吸收机制和适用人群上存在显著差异。碳酸钙是含钙量最高的钙盐形式之一，其元素钙含量约为40%，这意味着较小的剂量即可提供较多的钙元素[44]。然而，碳酸钙的吸收高度依赖于胃酸环境，其需要在酸性条件下解离为可溶性的钙离子才能被有效吸收，因此通常建议随餐或餐后服用，以利用食物刺激产生的胃酸[45]。相比之下，柠檬酸钙的元素钙含量较低，约为21%，但其优势在于其溶解不依赖于胃酸，即使在胃酸缺乏或空腹状态下也能被良好吸收[46]。这使得柠檬酸钙成为胃酸分泌不足患者（如萎缩性胃炎患者、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者）以及需要空腹服药人群的更优选择。一项针对老年骨量减少患者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柠檬酸钙补充剂具有良好的依从性和耐受性，为这类人群提供了安全有效的补钙方案[46]。 影响碳酸钙与柠檬酸钙生物利用度的具体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胃酸状态是关键。对于胃酸缺乏的患者，如萎缩性胃炎或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者，服用碳酸钙的吸收率会显著下降，因为其无法在胃内被充分解离[45]。而柠檬酸钙的吸收则受此影响较小，其生物利用度相对稳定。此外，剂型也是影响患者依从性和吸收效率的重要因素。常见的剂型包括咀嚼片、泡腾片和液体剂等。咀嚼片和泡腾片可以提高服用的便利性和口感，可能改善老年患者的依从性。液体剂型中的钙通常已处于溶解状态，可能更易于吸收，尤其适用于吞咽困难或胃肠道功能较弱的患者[44]。然而，不同剂型对最终钙吸收效率的影响还需结合个体胃肠道环境和服用方式综合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单纯补充钙剂的效果可能有限。研究显示，在老年性骨质疏松小鼠模型中，长期补充碳酸钙虽能轻微缓解年龄相关的骨量丢失，但同时也可能破坏肠道微生物生态、损害肠黏膜屏障功能并加剧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其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的疗效甚微[16]。这提示我们，在选择钙剂时，需综合考虑其吸收特性、潜在副作用以及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除了传统的补充剂形式，新型的钙递送系统也在不断探索中，旨在提高钙的靶向性和生物利用度。例如，有研究构建了以无定形碳酸钙为核心的纳米平台，该平台能够响应骨质疏松微环境，实现钙的靶向递送和原位补充，从而在极低钙剂量下（仅为商业碳酸钙片剂的十分之一）实现协同治疗，并显著减轻副作用[26]。另一项研究则开发了掺杂葡萄糖酸钙的抗氧化碳点，该复合物具有抗氧化和补钙双重功能，能有效提高钙的生物利用度，实现超低浓度钙补充治疗铁过载诱导的骨质疏松[47]。这些前沿研究为克服传统无机钙盐的局限性提供了新思路。在临床联合用药方面，碳酸钙常作为基础治疗。例如，在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后的骨质疏松患者中，唑来膦酸联合碳酸钙和维生素D3治疗，能更有效地改善骨代谢指标和骨密度，提升患者生活质量[48]。另一项针对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的研究也证实，在碳酸钙D3和骨化三醇基础上加用唑来膦酸，能显著提高骨密度、改善骨代谢并提升临床疗效[49]。然而，长期钙补充也需关注潜在风险，如一项横断面研究指出，有复发性肾结石病史的骨质疏松患者在接受钙和维生素D补充期间，发生肾结石的风险独立增加，这可能与尿钙排泄增多有关[50]。因此，临床实践中需对患者进行个体化评估，权衡补钙的获益与风险。2.2 有机钙及其他新型钙剂 有机钙盐，如氨基酸螯合钙、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因其在胃肠道中通常具有更好的溶解度而受到关注，这有助于提高钙离子的生物利用度。然而，这类钙剂的一个普遍局限性是其元素钙含量相对较低，这意味着要达到相同的钙补充量，可能需要摄入更大的剂量或体积。研究表明，肽-钙螯合物相较于氨基酸-钙螯合物、有机钙及无机钙，能激发更高的钙吸收率[51]。例如，从大豆酸奶中纯化鉴定出的一种新型肽DEDEQIPSHPPR（CBP），其钙结合活性可达36.64 ± 0.04 mg g-1，并且能够显著增加斑马鱼骨质疏松模型的骨量[51]。这提示，通过特定的肽或氨基酸进行螯合，可以改善钙在消化道的稳定性，从而可能为临床骨质疏松治疗提供有用的载体[51]。此外，发酵乳制品，如酸奶，不仅含有生物可利用的钙，还可能含有其他生物活性成分，如肽、寡糖和有机酸，这些成分共同作用可能进一步促进钙的吸收和骨骼健康[52]。因此，尽管有机钙盐的元素钙含量偏低，但其通过改善溶解度和利用特殊载体（如特定肽段）的策略，为高效补钙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天然生物质中提取的钙源，如海藻和红藻，正成为传统钙补充剂的有益替代或补充。这些天然来源的钙通常并非以单一成分存在，而是可能伴随有其他对骨骼健康有益的矿物质，如镁和锶，从而产生潜在的协同效应。例如，蛋壳膜（ESM）作为一种天然生物材料，其有机化学成分与人类骨骼相似，主要包含I型胶原、硫酸软骨素、硫酸皮肤素、透明质酸和弹性蛋白[53]。研究表明，补充蛋壳膜可以改善人体细胞的钙摄取，并在骨质疏松患者中观察到疼痛减轻和成骨细胞活性增加[53]。这种效应可能部分归因于蛋壳膜中含有的多种成分共同促进了骨组织的矿化。此外，牛奶及其组分在改善钙吸收和支持骨骼健康方面的作用已被广泛讨论，其中含有的益生元如低聚半乳糖（GOS）不仅能改善矿物质平衡和骨骼特性，还能增加肠道中的双歧杆菌，产生益生元效应，这可能间接促进了包括钙在内的矿物质吸收[52]。这些发现表明，天然复合钙源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钙元素，更在于其可能通过所含的其他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从多个层面协同维护骨骼稳态。 新型制剂技术，如纳米钙和微球化钙，旨在通过提高钙的溶解度和实现靶向递送来克服传统钙剂的局限性。纳米技术可以显著增加钙剂的比表面积，从而改善其在水性环境中的溶解性和生物可及性。例如，研究开发了具有核壳结构的纳米颗粒药物系统，其核心是由甘草酸和钙离子合成的金属有机框架（MOF），外部包裹血小板膜囊泡，这种设计旨在实现向肾脏炎症部位的非特异性靶向，并在酸性炎症环境下缓慢降解释放药物，同时甘草酸还能缓解由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引起的骨质疏松[54]。在钙补充领域，有研究构建了由四环素修饰的单硬脂酸甘油酯包被的无定形碳酸钙（ACC）平台，作为口服骨靶向且对骨质疏松微环境（水/pH）响应的载体，用于原位钙补充[26]。这种系统能够在低钙剂量下实现协同的成骨促进疗法，并显著减轻副作用[26]。此外，基于两性离子羧酸配体的钙金属有机框架（MOF）被证明具有良好的水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在体外能调节成骨细胞分化，在体内能显著缓解卵巢切除小鼠的骨丢失，且对主要器官无毒性作用[55]。这些创新制剂技术通过提高钙的递送效率和靶向性，为开发更安全有效的骨质疏松治疗策略开辟了新途径。3. 补钙的剂量、时机与疗程优化策略3.1 基于年龄与生理状态的个性化剂量推荐 骨质疏松症的补钙干预策略强调个性化原则，其核心在于根据个体的年龄、生理状态及潜在病理状况制定精准的钙摄入推荐。国内外主要指南，如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NOF）及中华医学会的相关共识，均对不同人群的每日总钙摄入量（膳食与补充剂之和）提供了具体指导。一般而言，对于19-50岁的健康成人，推荐每日摄入约1000毫克钙以维持骨骼健康[56]。对于50-70岁的男性，推荐摄入量通常维持在1000毫克/日，而绝经后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丢失加速，其钙需求增加，指南多推荐每日摄入1200毫克[57]。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人，无论性别，由于肠道钙吸收效率下降和肾脏钙保留能力减弱，每日钙摄入推荐值通常提高至1200毫克[58]。这些推荐值是基于维持骨骼稳态和最大化峰值骨量的流行病学证据制定的。 确定个体化补充剂量的关键在于准确评估膳食钙摄入。临床实践中常通过食物频率问卷（FFQ）等工具进行估算。例如，一项针对澳大利亚18-30岁年轻人的横断面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女性和近半数的男性每日钙摄入量低于估计平均需要量（EAR），其主要原因是奶制品摄入不足[56]。因此，补充剂量应计算为推荐总摄入量减去通过膳食评估获得的实际摄入量之差，旨在填补“钙缺口”，而非盲目补充。过量补钙（尤其是通过补充剂形式）可能带来肾结石、血管钙化等风险，因此避免过量至关重要[59]。一项针对中国香港中老年人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通过强化牛奶补充钙质（每日约600毫克）并结合运动，能有效改善骨转换标志物，而未报告高钙血症，这体现了在评估基础上进行补充的安全性[60]。 在特殊病理状态下，钙剂量的调整需格外谨慎。对于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由于肾脏1α-羟化酶活性受损及高磷血症风险，钙的补充需综合考虑血清钙、磷及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通常建议使用非钙磷结合剂并限制钙摄入，以避免转移性钙化[61]。在甲状旁腺功能异常的情况下，如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PHPT），其特征是高钙血症和PTH不适当升高。此时，首要目标是控制高钙血症，通常需要限制膳食钙摄入，并积极处理原发病。一项关于妊娠期PHPT的病例报告指出，通过低钙饮食、充分水化等保守治疗，可以在严密监测下管理高钙血症，保障母婴安全[62]。相反，对于因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并伴有低钙血症的患者，则需要在治疗原发病的同时补充钙和活性维生素D[63]。此外，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指南建议在开始长期（≥3个月）糖皮质激素治疗时即评估骨折风险，并确保充足的钙（通常与维生素D联合）摄入作为基础措施，但具体剂量需结合抗骨质疏松药物使用及个体风险分层来确定[64]。总之，基于病理状态的钙剂量调整是一个动态、综合的过程，必须由临床医生在全面评估后个体化实施。3.2 服用时机、频率与吸收效率的关系 钙剂的服用时机、频率与剂量是影响其肠道吸收效率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影响肠道转运蛋白的饱和动力学及内环境而发挥作用。从生理学原理上看，肠道对钙的吸收主要依赖于主动转运和被动扩散两种方式，其中主动转运过程涉及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6（TRPV6）通道、钙结合蛋白（Calbindin-D28k）以及基底膜侧的质膜钙泵（PMCA1b）等关键蛋白[65][66]。这些转运蛋白的容量有限，遵循饱和动力学原理。当单次摄入大剂量钙（如超过500毫克）时，肠道上皮细胞上的转运蛋白会迅速达到饱和状态，多余的钙离子无法被有效吸收，只能通过被动扩散或随粪便排出，导致净吸收率下降。相反，采用分次补充策略（如每次剂量≤500毫克），可以使每次摄入的钙量处于肠道主动转运系统的有效处理范围内，避免了转运蛋白的过早饱和，从而显著提高钙的净吸收率[67]。这种策略优化了钙离子与肠道转运蛋白的接触时间和效率，是提高钙补充剂生物利用度的基础生理学依据。 随餐服用是提高某些钙剂，尤其是碳酸钙吸收率的常用策略。餐后胃酸分泌增加，有助于将不溶性的碳酸钙转化为可溶的氯化钙，从而促进其在十二指肠和空肠上段的吸收[16]。此外，食物中的某些成分，如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可能通过暂时改变肠道局部pH值或提供能量而间接促进钙的主动转运过程。然而，随餐服用也需注意食物种类的选择。某些食物中富含的草酸（如菠菜、甜菜叶）和植酸（如全谷物、豆类）会与钙离子在肠道内结合，形成难溶性的草酸钙或植酸钙盐，从而显著降低钙的生物可利用度[68]。一项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的序列横断面分析显示，1999年至2023年间，美国成年人膳食中草酸和植酸摄入量呈上升趋势，而钙摄入量和牛奶消费量下降，这与钙吸收率降低及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增加显著相关[68]。因此，建议在服用钙补充剂时，应避免与富含草酸或植酸的食物同服，以最大化其吸收效益。 探讨睡前补钙的理论优势主要基于对钙代谢昼夜节律的调节。夜间，尤其是后半夜，血钙水平有生理性下降趋势，这会刺激甲状旁腺激素（PTH）分泌增加。PTH通过促进骨吸收来动员骨钙入血以维持血钙稳定，长期而言这一过程会加剧骨量丢失[66]。理论上，在睡前补充钙剂可以提高夜间血钙水平，从而抑制PTH的过度分泌，减少夜间骨吸收的激活。尽管这一假说在生理学上具有合理性，但直接的临床研究证据仍需进一步充实。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钙吸收的分子机制和长期补充效果。例如，研究表明雌激素通过ERβ上调十二指肠黏膜细胞PMCA1b的表达和功能，从而促进钙吸收并改善绝经后骨质疏松[66]。另一项研究则发现，脱氢表雄酮（DHEA）虽然能改善去卵巢大鼠的骨密度，但其作用并不涉及对肠道钙吸收的影响[69]。这些研究提示，不同干预措施对骨代谢的影响途径各异。虽然专门针对“睡前服用”时机的高质量临床对照试验有限，但基于钙代谢的昼夜节律理论，在晚间（如晚餐后或睡前）分次补充一天中的部分钙剂量，可能是一种合理的、旨在平抑夜间PTH波动的辅助策略，但其临床净收益仍需更多设计严谨的研究来验证。4. 钙与维生素D的协同作用及联合补充证据4.1 维生素D对钙吸收和骨代谢的关键作用机制 维生素D是钙稳态和骨代谢的关键调节因子，其经典功能在于促进肠道对钙和磷的吸收[70]。维生素D本身无生物活性，需在肝脏经25-羟化酶（CYP2R1）羟化为25-羟基维生素D [25(OH)D]，再在肾脏经1α-羟化酶（CYP27B1）转化为具有激素活性的1,25-二羟基维生素D [1,25(OH)2D3，即骨化三醇][[71]](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365463/)。骨化三醇通过与肠道上皮细胞内的维生素D受体（VDR）结合，形成复合物并转运至细胞核，与维生素D反应元件（VDRE）结合，从而启动下游靶基因的转录[70]。其中，上调肠道钙结合蛋白（如Calbindin-D9k）的表达是其促进钙吸收的核心分子机制之一。当膳食钙摄入量较低时，钙吸收主要依赖于这种维生素D调节的、可饱和的主动转运途径[70]。动物模型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敲除介导维生素D作用的基因（如VDR）或维生素D生成的关键酶（如CYP27B1），会消除基础钙吸收能力，并阻止小鼠适应低钙饮食[72]。这表明，1,25(OH)2D3/VDR信号通路在肠道钙的主动吸收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生理功能[72]。 维生素D缺乏会直接导致肠道钙吸收效率下降，即使膳食钙摄入充足，也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的病理生理反应[73]。钙吸收不足导致血清离子钙水平降低，这会刺激甲状旁腺分泌更多的甲状旁腺激素（PTH），引发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73]。PTH通过增强骨吸收（即破骨细胞活性）来动员骨骼中的钙进入血液，以维持血钙稳定，其代价是持续的骨丢失[74]。此外，PTH还能促进肾脏对钙的重吸收，并刺激肾脏合成更多的骨化三醇，形成代偿性反馈调节[74]。然而，在长期维生素D缺乏的状态下，这种代偿机制不足以纠正钙吸收的根本缺陷，最终导致骨矿化不足和骨量减少。这在儿童中表现为佝偻病，在成人中则表现为骨软化症或加剧骨质疏松风险[75]。研究证实，维生素D缺乏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76]。在老年人中，维生素D的产生减少、膳食摄入不足、肾脏1α-羟化能力下降以及肠道VDR水平降低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钙吸收减少，成为老年性骨丢失的重要诱因[74]。 除了通过调节血钙间接影响骨骼，维生素D对骨骼也具有直接作用。它参与调节成骨细胞的分化、功能以及骨基质的矿化过程[77]。维生素D可以影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谱系的分化，并调节成骨细胞特异性基因的表达，从而影响骨形成[28]。例如，在鱼类模型中的研究发现，适宜的维生素D3与维生素K3组合能上调与骨形成、骨重塑和钙稳态相关基因在椎骨等组织中的表达[28]。同时，维生素D也参与调节骨转换的平衡。足够的维生素D状态对于维持正常的骨矿化至关重要，它能确保有充足的钙和磷被输送到骨骼矿化前沿[77]。维生素D缺乏时，即使成骨细胞产生了足够的骨胶原基质（类骨质），也会因矿物质沉积障碍而导致矿化延迟或缺陷，即骨软化[75]。因此，维持充足的维生素D水平，对于保障骨骼的正常矿化、维持骨密度和骨强度具有基础性作用[73]。4.2 联合补充 versus 单独补钙的临床疗效对比 大型随机对照试验（RCT）和荟萃分析的系统回顾表明，在维生素D充足的背景下，联合补充钙和维生素D对于提高骨密度（BMD）至关重要。一项针对健康绝经前女性的Cochrane系统评价发现，单独补充钙或维生素D，或者两者联合补充，均未能显著改善腰椎或髋部的骨密度[78]。这一结果强调了在评估补钙效果时，必须考虑维生素D的营养状况。相反，在维生素D水平充足或得到纠正的情况下，补钙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骨骼效应。例如，一项针对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研究显示，在联合使用钙剂（碳酸钙D3片）和活性维生素D（骨化三醇软胶囊）的基础上，加用唑来膦酸能显著提高腰椎（L1~L4节段）、股骨颈和髋部的骨密度[49]。这间接印证了充足的维生素D是钙剂发挥骨骼保护作用的基础。意大利的一个多学科工作组专家意见也明确指出，钙和维生素D的联合补充对于实现抗骨折效应和支持抗骨质疏松药物的疗效至关重要[79]。因此，临床证据强烈支持，只有在确保维生素D充足的前提下，补钙才能对提高腰椎和髋部骨密度产生显著影响。 关于骨折风险的降低，联合补充钙和维生素D显示出比单独补钙更明确的协同效应，尤其是在维生素D严重缺乏的脆弱老年人群中。大量试验证据表明，在社区居住的成年人中，单独补充钙剂并不能预防骨折[80]。同样，一篇综述指出，补充钙、维生素D或其组合并不能预防社区居住成年人的骨折，但一项针对维生素D缺乏的疗养院居民的大型研究确实证明了联合补充具有骨折预防作用[81]。这清晰地指出了目标人群维生素D基线水平的关键性：在维生素D严重缺乏（如25-羟基维生素D水平<25 nmol/L）的老年人群中，单独补钙几乎没有任何抗骨折效果。联合补充的协同机制在于，维生素D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并抑制甲状旁腺激素（PTH），从而减少骨吸收。专家意见强调，钙和维生素D的联合补充对于达到能够抑制PTH和骨吸收的充足水平是必要的[79]。这种协同作用对于降低椎体和非椎体骨折风险均有益处。例如，在糖皮质激素诱导的骨质疏松症（GIOP）的治疗中，虽然研究重点在药物对比，但常规基础治疗均包含钙和维生素D的补充，以优化骨骼环境[82]。因此，临床决策应优先考虑对高风险、尤其是维生素D缺乏的老年个体进行联合补充，而非普遍推广单独补钙。 为了优化钙的利用和骨骼获益，探讨并确定最佳的维生素D补充剂量至关重要。国际上的共识倾向于使用营养性维生素D（胆钙化醇或麦角钙化醇）进行补充。证据表明，维生素D缺乏通常可通过每日补充400-800 IU的钙化醇来纠正[81]。对于更严重的缺乏或特定人群，可能需要更高的剂量。例如，在一项针对接受辅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的II期试验中，采用每3周10万IU（相当于每日约4760 IU）的高剂量25-羟基维生素D口服方案，成功使近半数患者在化疗期间实现了维生素D水平的正常化，且安全性良好[83]。然而，剂量也需谨慎，因为剂量超过4000 IU/天的维生素D补充与更多的跌倒和骨折风险相关[81]。因此，每日800-2000 IU的剂量范围被广泛认为是优化钙稳态和骨骼健康的安全有效区间。在特殊人群如慢性肾病（CKD）患者中，为确保地舒单抗治疗的安全性，需要维持高剂量的维生素D（如1000 IU/天）和钙剂补充，以预防低钙血症[84]。值得注意的是，应区分营养性维生素D与活性维生素D类似物（如骨化三醇）。后者因其增加高钙血症、血管钙化等风险，在国际上并不被视为骨质疏松症的标准疗法，其使用应严格限于特定的内分泌适应症[85]。综上所述，对于大多数骨质疏松症患者，每日补充800-2000 IU的营养性维生素D，结合适量的钙摄入，是平衡疗效与安全性的合理策略。5. 补钙对不同骨质疏松症人群的疗效差异5.1 绝经后女性 绝经后女性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其骨量丢失呈现阶段性特征。在绝经早期，由于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骨转换加速，导致骨吸收超过骨形成，出现快速骨丢失。在这一阶段，补钙干预对于减缓骨量丢失具有重要作用。一项针对约旦绝经后女性的全国性横断面研究显示，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的摄入与骨质疏松症患病率显著相关[86]。这表明，在骨丢失的快速期，确保充足的钙摄入是基础性干预措施。然而，单纯补钙的效果可能有限，尤其是在骨转换率极高的状态下。因此，补钙常需与其他抗骨吸收疗法联用以增强效果。例如，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作为非激素类抗骨吸收药物，与钙剂联用可协同作用。有文献综述指出，对于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应是个体化的，需确保SERMs和补钙等治疗的益处大于潜在风险，特别是心血管事件风险[87]。这提示在绝经早期，将补钙作为SERMs或激素替代疗法（HRT）的辅助手段，有助于在控制骨丢失的同时，综合评估和管理患者的整体健康风险。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绝经后女性（通常指年龄>75岁）面临更为复杂的生理挑战，其肠钙吸收能力因年龄增长和维生素D合成减少而进一步下降，同时肾脏保钙功能减退，导致钙负平衡风险显著增加。因此，在这一人群中，补钙联合充足维生素D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一项系统综述专门探讨了在接受抗骨吸收药物治疗的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中，补充维生素D和钙剂的效果。该综述发现，维生素D补充与较低的胃肠道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死亡率相关，而钙补充则未显示出与任何主要终点（如骨密度、骨折率）的显著关联[19]。这一结果可能部分反映了高龄女性肠道钙吸收效率低下，单纯补钙难以有效提升血钙水平并促进骨矿化，凸显了维生素D在促进肠钙吸收中的关键作用。此外，针对肾功能正常但使用狄诺塞麦（一种强效抗骨吸收药物）的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的研究发现，尽管所有患者均接受了钙和维生素D补充，仍有高达23%的患者出现低钙血症，其中严重低钙血症者占30.4%[88]。这一数据强烈提示，对于高龄女性，尤其是接受强效抗骨吸收治疗者，不仅需要补充钙和维生素D，还需密切监测血钙水平，并可能需要更高剂量或更生物可利用的钙剂形式，以确保充足的钙供应，预防因治疗引发的严重低钙血症及其并发症，如急性心力衰竭[89]。 绝经后女性对补钙干预的反应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与基线骨密度状态和膳食钙摄入水平有关。研究数据表明，不同骨密度状态的女性对干预措施的反应不同。例如，一项大型队列研究显示，在1669名接受DXA筛查的绝经后女性中，45.0%患有骨质疏松症，43.5%为骨量减少。尽管患病率高，但超过一半的骨质疏松女性未接受任何积极的药物治疗，而补充钙/维生素D的比例为20.6%[90]。这反映了治疗缺口，也暗示了不同基线骨密度人群的干预需求未被均等满足。对于基线骨密度较低（骨质疏松）的女性，补钙联合抗骨吸收药物的益处可能更为明显。另一方面，膳食钙摄入水平是决定补钙干预必要性和反应性的关键因素。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发现，强化了钙和维生素D的乳制品对绝经后女性的总骨密度和腰椎骨密度有显著有利影响，而单纯的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则未显示出对总骨密度和腰椎骨密度的显著影响[91]。这提示，对于膳食钙摄入不足的女性，通过强化食品或补充剂增加钙摄入可能带来骨密度获益；而对于膳食钙摄入已充足的女性，额外补充的边际效益可能较小。此外，一项针对中国绝经后女性的横断面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与骨质疏松风险的相关性，教育水平低、个人年收入低的女性患病率更高[92]。这些因素往往与营养知识、膳食质量和补充剂使用率相关，间接影响了不同膳食钙摄入水平女性对补钙干预的可及性和反应性。因此，临床实践中，评估绝经后女性的基线骨密度和膳食钙摄入情况，对于制定个体化、精准的补钙策略至关重要。5.2 老年男性 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症具有其独特的病理生理特点，其中与年龄相关的性腺功能减退，即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是影响钙代谢和骨稳态的关键因素。随着年龄增长，男性血清睾酮水平逐渐下降，这不仅直接削弱了成骨细胞的活性，还间接通过影响维生素D代谢和肠道钙吸收，加剧了骨量丢失[93]。一项针对老年男性2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研究发现，低睾酮水平是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之一，强调了性腺功能在维持骨健康中的核心作用[93]。这种激素水平的改变导致骨转换失衡，骨吸收超过骨形成，使得老年男性成为骨质疏松及脆性骨折的高危人群。此外，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临床表现常较隐匿，骨折发生前往往缺乏典型症状，导致诊断和治疗延迟。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尽管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低于同年龄段女性，但其导致的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伴随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却可能更高[94]。因此，深入理解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对钙代谢的负面影响，对于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针对老年男性的临床试验为补钙联合维生素D的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证据。尽管单纯补钙和维生素D在健康老年男性中对骨骼的益处可能有限，但在特定人群和联合其他干预措施时显示出积极效果[95]。例如，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在低睾酮水平且存在行动问题的老年男性中，联合使用睾酮、钙、维生素D、蛋白质补充剂及渐进性抗阻训练的效果，结果显示该联合方案显著改善了肌肉力量和身体功能，并提高了生活质量[96]。这提示补钙和维生素D作为基础营养支持，在与抗阻训练和激素替代等综合方案结合时，能更有效地改善骨骼肌肉健康。然而，证据强度需要辩证看待。大规模观察性研究指出，在老年男性中，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特别是休闲性体育活动，与较低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独立相关，这种保护作用独立于遗传易感性[97]。这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包括确保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摄入以支持运动带来的骨骼负荷，是改善骨密度和降低非椎体骨折风险的综合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证据支持其基础地位，但补钙和维生素D的干预效果可能因个体营养状况、基线水平及是否联合其他疗法而异。 在老年男性中实施补钙干预时，必须审慎考虑前列腺健康问题，特别是与抗雄激素药物治疗之间的潜在关联。许多老年男性因前列腺增生或前列腺癌需要接受抗雄激素治疗，这类药物会进一步降低体内雄激素水平，从而可能加剧骨量丢失和骨质疏松风险[93]。在这种情况下，补充钙剂和维生素D成为支持骨骼健康、预防治疗相关骨丢失的重要辅助手段。然而，临床决策需权衡利弊。一方面，确保足够的钙和维生素D营养状态有助于维持骨矿物质密度；另一方面，对于存在或高风险前列腺癌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已发生骨转移者，不恰当的钙补充理论上可能带来风险，尽管此关联在骨质疏松预防的常规剂量下通常不是主要顾虑。更值得关注的是，老年男性常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其营养状况复杂。研究显示，老年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的骨质疏松风险与营养状况密切相关，较低的老年营养风险指数评分与较低的骨密度显著相关[98]。因此，在考虑补钙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营养评估，并监测血清钙水平，以避免高钙血症等潜在风险。总之，针对服用抗雄激素药物的老年男性，补钙应个体化，在评估前列腺疾病状态、总体营养及肾功能的基础上，作为综合骨骼健康管理方案的一部分来实施。6. 长期补钙的安全性争议与风险评估6.1 心血管事件风险：争议与最新共识 关于钙补充剂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关联的争议，主要源于一些关键研究的发现。例如，对妇女健康倡议（WHI）钙剂研究的事后分析以及Bolland等人的荟萃分析提示，补充钙剂可能与心肌梗死风险的轻微增加有关[80]。这些分析指出，钙补充剂可能使心肌梗死的风险增加10-20%，而膳食钙摄入似乎并非心脏风险因素[80]。这种风险的潜在机制可能与摄入钙剂后引起的急性血钙浓度升高有关，这种升高可持续约8小时，并伴随血液凝固性和钙化倾向的急性增加，同时血压也可能比安慰剂组高出5 mmHg以上[80]。孟德尔随机化研究也表明，循环钙水平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因此补充剂引起的急性血钙升高效应可能促进了心血管风险的增加[80]。此外，有研究指出，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与使用钙补充剂有关[87]。这些发现引发了学界对钙补充剂安全性的广泛关注和重新评估。 然而，反对观点和后续研究对上述风险提出了质疑，并提供了更细致的解读。许多引发争议的研究并未明确区分膳食钙与补充钙的影响[80]。有观点认为，补充钙可能仅在特定情况下存在风险，例如单独使用（未与维生素D联用）或采用大剂量冲击疗法时[99]。一项关于钙、镁和锶心血管安全性的综述指出，尽管钙补充剂与胃肠道副作用和肾结石风险小幅增加有关，但其与心血管结局的所谓关联仍缺乏说服力；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尚未阐明其关联机制，且剂量反应和时间关系等其他考虑因素也不支持存在因果关系[99]。该综述总结认为，钙补充剂（用于骨骼健康）最适宜与维生素D补充剂联合使用，并针对这些营养素缺乏的人群，或与抗骨质疏松药物联用[99]。此外，一项针对终末期肾病透析患者的研究发现，使用钙基磷酸盐结合剂的患者，其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降低，且与未使用者相比，并未增加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等风险[100]。这些证据表明，风险可能具有情境依赖性，而非普遍存在。 基于现有证据，当前主流学术组织采取了审慎而平衡的立场。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和欧洲骨质疏松和骨关节炎学会等机构普遍认为，在推荐剂量下，补钙对骨骼的益处大于其潜在的心血管风险[99]。这种立场强调了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即确保某些治疗（如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和钙补充）的益处大于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绝经后女性的心血管事件风险[87]。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治疗，尤其是在绝经后女性中，需要精心设计以预防和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87]。尽管钙补充剂在预防社区居住成人骨折方面的效果受到质疑[80]，且证据平衡提示其在骨质疏松防治中作用有限[80]，但针对特定人群（如营养素缺乏者）或在特定方案（如联合维生素D或抗骨吸收药物）下，钙的补充仍被视为整体管理策略的一部分。因此，临床决策应基于全面的风险评估，权衡已知的骨骼获益与可能的心血管风险，并优先推荐通过膳食途径获取充足的钙。6.2 肾结石与高钙血症风险 补钙干预与肾结石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双向的。一方面，补充钙剂会增加尿钙的排泄，这是形成含钙肾结石（主要是草酸钙结石）的重要风险因素[101]。尿钙排泄的增加直接提升了尿液中草酸钙过饱和的风险，从而可能促进结石的形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钙剂随餐服用时，其与食物中的草酸盐在肠道内结合，形成不溶性的草酸钙复合物并随粪便排出，这反而减少了肠道对草酸的吸收，从而降低了尿液中草酸的浓度[101]。这种机制意味着，对于预防草酸钙结石而言，随餐补充钙剂可能通过降低尿草酸而带来益处，部分抵消了因尿钙升高带来的风险。因此，补钙对肾结石风险的净效应高度依赖于补充的时机和个体的整体代谢状况。 对于存在特定风险因素的易感人群，如既往有肾结石病史或患有特发性高尿钙症的患者，在进行补钙时需要格外谨慎并实施严密监测。对这些个体而言，定期评估24小时尿钙排泄量是至关重要的监测指标，有助于判断钙补充是否导致了病理性高尿钙[101]。除了监测，积极的预防措施必不可少。保证充足的液体摄入以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成石物质的浓度，是预防所有类型肾结石的基石。同时，应避免使用高剂量的钙补充剂，因为剂量越高，导致高尿钙的风险也相应增加[101]。对于这些高危人群，补钙决策应基于对骨健康益处与结石风险增加的个体化权衡，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高钙血症作为补钙的一种严重但相对罕见的不良反应，其发生通常并非单纯由膳食或常规剂量钙补充引起。临床上显著的高钙血症多见于钙剂过量补充、维生素D中毒或合并存在如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PHPT）或结节病等基础疾病的情况[102][103]。在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中，甲状旁腺激素（PTH）的不适当分泌导致骨钙动员和肾钙重吸收增加，是引起高钙血症的常见内分泌原因，其严重程度可以很高[103]。结节病患者则由于肉芽肿内巨噬细胞中1α-羟化酶活性增加，产生过多的活性维生素D（骨化三醇），进而促进肠道钙吸收，也可导致高钙血症和高尿钙[102]。高钙血症的早期症状可能非特异，但常包括胃肠道表现如恶心、便秘、厌食，以及因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导致的烦渴、多尿等[104][101]。严重的高钙血症可影响神经精神系统，甚至引发如精神病性症状等严重表现，即使血钙水平仅为轻度升高时也可能发生[104]。因此，识别这些早期症状对于及时诊断和处理潜在的高钙血症至关重要。7. 补钙与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的联合应用7.1 与骨吸收抑制剂（双膦酸盐、地舒单抗）的联用 钙和维生素D作为所有抗骨吸收药物基础治疗的必然性，源于这些药物在强力抑制破骨细胞活性的同时，必须为骨矿化提供充足的原料和吸收保障。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等骨吸收抑制剂通过不同的机制有效抑制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例如双膦酸盐通过整合骨骼中的钙离子靶向骨组织并抑制破骨细胞功能[105]，而地舒单抗则是一种靶向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的单克隆抗体[106]。然而，强力抑制骨吸收后，新骨的形成和矿化过程需要持续供应钙和磷。钙是骨骼矿物质的主要成分，而维生素D对于肠道钙的吸收至关重要，缺乏维生素D会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增加骨转换，从而削弱抗骨吸收药物的疗效[107]。因此，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是确保抗骨吸收药物发挥最佳疗效、支持骨矿化、并预防因药物引起的低钙血症等不良反应的基石。临床指南普遍建议，在使用双膦酸盐或地舒单抗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应同时补充钙剂和维生素D[108]。一项针对养老院居民的横断面研究显示，在双膦酸盐使用者中，仅约三分之一同时服用了维生素D和钙的联合补充剂，这突显了临床实践中对这一基础治疗原则的遵循仍需加强[109]。 临床研究数据明确显示，联用基础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能显著增强双膦酸盐或地舒单抗提升骨密度和降低骨折的疗效。一项关于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的荟萃分析表明，双膦酸盐治疗能显著提高患者的腰椎、股骨颈等部位的骨密度，并改善骨代谢标志物[110]。然而，这些疗效的取得通常以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背景治疗为前提。对于地舒单抗，尽管有回顾性研究表明，在治疗两年期间，无论是否补充钙和维生素D，患者的骨密度均有相似程度的改善[111]，但这并不能否定在治疗起始和整个过程中确保充足钙营养状态的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地舒单抗有诱发低钙血症的风险。事实上，多项研究强调，对于肾功能不全等高风险患者，在使用地舒单抗时必须密切监测血钙水平并给予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补充，以预防严重低钙血症的发生[89][112]。一项针对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补充钙和维生素D的基础上使用地舒单抗，治疗初期（3个月内）仍可能出现血钙下降和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升高，但随着治疗延长，这些指标可恢复至基线水平，这进一步说明了持续监测和补充的必要性[113]。此外，一项网络荟萃分析比较了不同骨保护干预措施对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的乳腺癌患者骨密度的效果，发现所有活性干预措施（包括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在改善骨密度方面均显著优于单纯的钙加维生素D补充，这间接证实了在抗骨吸收治疗基础上，钙和维生素D作为辅助而非替代的关键角色[114]。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服用口服双膦酸盐时，钙剂需在不同时间服用（通常间隔至少30-60分钟），以避免在胃肠道中形成不溶性复合物而影响药物吸收。双膦酸盐分子结构中的P-C-P基团使其对钙离子具有高亲和力，能够与骨骼中的羟基磷灰石结合[105]。若与钙剂同时服用，双膦酸盐会在肠道内与钙离子结合，形成难以吸收的螯合物，从而大幅降低其生物利用度，减弱其抑制骨吸收的疗效。因此，临床用药指导明确建议，口服双膦酸盐（如阿仑膦酸钠、利塞膦酸钠等）应在清晨空腹以足量白水送服，并保持上身直立至少30分钟，在此期间避免进食、饮用其他饮料或服用其他药物，包括钙剂和抗酸药。钙剂和维生素D的补充应安排在全天其他时间，例如午餐或晚餐时。这一服药间隔对于确保双膦酸盐的有效吸收至关重要。相比之下，静脉注射的双膦酸盐（如唑来膦酸）和皮下注射的地舒单抗则不存在口服吸收的问题，但钙剂的补充时间安排仍应遵循常规建议，以维持稳定的血钙水平。不遵守服药间隔是导致口服双膦酸盐治疗失败或疗效不佳的常见原因之一。一项旨在通过针对性指导提高骨质疏松治疗依从性的研究发现，在教练指导下，口服双膦酸盐的12个月依从率可达77.3%[115]，这提示患者教育在确保正确服药、包括错开钙剂服用时间方面的重要性。总之，钙和维生素D的补充是抗骨吸收药物治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具体的给药方案需根据药物剂型和患者具体情况个体化制定，以最大化疗效并最小化风险。7.2 与骨形成促进剂（特立帕肽、罗莫索单抗）的联用详细说明特立帕肽（PTH类似物）通过促进骨形成和增加肠道钙吸收来发挥作用，但仍强调保证充足钙摄入对优化其合成代谢效果的重要性。 特立帕肽作为甲状旁腺激素（PTH）的N端片段，是一种重要的骨合成代谢药物，其作用机制复杂且多效。它通过间歇性给药，能够直接刺激成骨细胞和骨细胞，从而显著促进骨形成[116]。这种刺激作用不仅体现在增加骨量上，还通过激活RANK/RANKL系统，在促进骨形成的同时也适度激活骨吸收，最终实现骨重建的净正平衡[116]。除了对骨骼的直接作用，特立帕肽在调节钙磷稳态中也扮演关键角色。它作用于肾脏，促进钙的重吸收，并刺激肾脏合成活性维生素D（1,25-二羟维生素D），后者能显著增强肠道对钙的吸收[116]。因此，特立帕肽通过“开源”——增加肠道钙吸收，与“节流”——减少肾脏钙排泄，共同提升血清钙水平，为骨骼的矿化提供充足的原料基础。然而，正是这种强大的骨形成刺激作用，使得机体对钙的需求急剧增加。如果钙和维生素D的摄入不足，新形成的骨基质将无法得到充分的矿化，从而削弱特立帕肽的合成代谢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治疗失败[117]。临床实践和指南均强调，在启动特立帕肽治疗前及治疗期间，必须确保患者有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摄入，这被认为是优化其疗效、实现骨折风险降低这一根本治疗目标的基石[117][118]。对于接受特立帕肽治疗的患者，每日钙摄入量通常建议维持在1000至1200毫克，维生素D摄入量建议为600至800国际单位，以支持其强大的成骨活性[118]。此外，研究也提示，蛋白质营养支持可能通过增强钙吸收等机制，对改善骨健康产生协同作用[119]。因此，将特立帕肽与充足的钙、维生素D及合理的营养支持相结合，是最大化其抗骨质疏松疗效、实现骨质量实质性改善的关键临床策略。分析罗莫索单抗（硬骨抑素单抗）的作用机制下，补充钙和维生素D对于预防其引起的低钙血症（尤其是治疗初期）的至关重要性，并引用相关黑框警告和临床管理建议。 罗莫索单抗是一种针对硬骨抑素（sclerostin）的单克隆抗体，通过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强效抗骨质疏松效果：一方面抑制硬骨抑素以解除其对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抑制，从而强力促进骨形成；另一方面，它也能适度降低骨吸收[120][121]。这种独特的“先促形成、后抑吸收”的序贯作用，使其在治疗初期能快速、显著地增加骨密度[122]。然而，正是这种强大的、快速的骨形成刺激，导致大量钙离子从血液循环中被迅速整合到新形成的骨基质中，从而在治疗初期（特别是前几剂后）显著增加了发生低钙血症的风险[121]。低钙血症可能引发感觉异常、肌肉痉挛、抽搐甚至更严重的不良事件。鉴于这一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罗莫索单抗发出了黑框警告，明确指出在开始治疗前必须纠正已存在的低钙血症，并在整个治疗期间确保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摄入，以预防治疗引起的低钙血症[121]。这一警告强调了钙和维生素D补充在罗莫索单抗治疗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不是辅助而是必需。临床管理建议通常要求，在启动罗莫索单抗治疗前，患者的25-羟维生素D水平应充足（通常建议>30 nmol/L），并应开始补充钙剂（每日1000-1200 mg）和维生素D（每日至少600-800 IU）[118][121]。一项前瞻性研究也观察到，在罗莫索单抗治疗期间联合使用活性维生素D类似物，相较于不联合使用组，能显著减小血清校正钙水平的下降幅度，这进一步证实了补充维生素D对于稳定血钙、支持治疗安全性的积极作用[123]。因此，对于所有考虑使用罗莫索单抗的患者，临床医生必须严格评估其基线钙和维生素D状态，并进行充分的补充教育。将罗莫索单抗与足量的钙和维生素D联用，是确保这一强效骨形成促进剂能够安全、有效地发挥其降低骨折风险作用的前提，任何对基础补充的忽视都可能使患者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8. 膳食钙源与补充剂的比较及综合摄入策略8.1 高生物利用度膳食钙源评估 膳食钙的生物利用度是决定其营养效能的关键因素，不同食物来源的钙含量和吸收率存在显著差异。乳制品，如牛奶、酸奶和奶酪，因其高钙含量和良好的吸收率（约30%）而被广泛认为是优质的钙源[124]。研究表明，牛奶来源的钙具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和吸收率，优于其他合成或天然矿物来源的钙[124]。然而，某些蔬菜也提供了生物可利用的钙。例如，仙人掌（Opuntia ficus-indica）的嫩茎可溶性纤维中的钙具有良好的生物利用度，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改善骨骼特性的潜力[125]。同样，从仙人掌嫩茎中提取的可溶性纤维也被证明是幼年大鼠体内生物可利用钙的宝贵来源，有助于改善骨骼的物理、密度、生物力学和微结构特性[126]。相比之下，菠菜等富含草酸的蔬菜，其钙的吸收率则因草酸与钙结合形成不溶性盐而显著降低[68]。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的系列横断面分析显示，膳食中草酸盐摄入量的增加与钙吸收减少和不利的骨骼健康结果相关[68]。此外，植物性食物中的植酸也是影响钙生物利用度的重要因素。例如，在Terminalia ferdinandiana植物组织中，植酸含量与钙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但其对钙生物利用度的具体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127]。在莫桑比克儿童中的研究发现，膳食中植酸与钙的摩尔比普遍超过推荐值，表明植酸可能抑制钙的吸收[128]。因此，评估膳食钙源时，必须综合考虑食物的钙含量、吸收率以及其中存在的抑制因子（如草酸和植酸）的综合影响。 强化钙食品在增加特定人群膳食钙摄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乳制品摄入不足或存在饮食限制的人群，钙强化果汁、豆奶和谷物等产品是有效的补充途径。研究表明，强化食品中的钙盐形式会影响其生物利用度。例如，在动物模型中，与矿物钙盐相比，以乳制品基质形式提供的钙在对抗肉类消费引起的结肠有害副作用方面表现出更好的预防效果[129]。这提示了食物基质本身对钙生物利用度的积极影响。此外，天然富钙矿泉水也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可利用的膳食钙来源，尤其适用于乳糖不耐受或坚持植物性饮食的人群[130]。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饮用水常被忽视作为钙的来源，但计算表明，考虑饮用水中的钙可以平均每人每天增加49毫克的钙供应量，是改善钙摄入的一个潜在策略[131]。除了直接强化，通过食品加工技术也能提升钙的生物利用度。例如，从发酵豆酸奶中分离出的特定肽段（如DEDEQIPSHPPR）能与钙离子螯合，在胃肠道中保持稳定，并在斑马鱼骨质疏松模型中增加骨量，显示出作为钙载体的潜力[51]。同样，通过高能球磨技术将鱼骨加工成纳米颗粒，可以保留其高钙磷比和矿物质成分，成为一种有前景的天然补钙剂[132]。这些创新方法为开发高生物利用度的功能性钙强化食品提供了新思路。 针对不同饮食习惯的人群，优化食物选择是满足钙需求的关键。对于乳糖不耐受者，除了选择无乳糖乳制品外，还可以转向其他高生物利用度的钙源。研究表明，发酵乳制品如益生菌羊奶冰淇淋，其中的钙生物利用度可达40.63%至54.40%，并且添加的益生菌对钙、镁、磷的生物利用度有积极影响[133]。此外，天然富钙矿泉水、强化钙的植物奶（如豆奶）以及某些低草酸含量的蔬菜（如西兰花、甘蓝）都是良好的替代选择。对于素食者，尤其是严格素食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植物性食物中植酸和草酸对钙吸收的抑制。因此，需要通过食物搭配和加工方法来提高钙的生物利用度。例如，阿育吠陀中提到的使用酪乳（Buttermilk）作为佐剂，可以显著提高绿豆中钙、铁和锌的生物可及性与生物利用度[134]。这为改善植物性饮食中的矿物质吸收提供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结合的依据。此外，选择特定植物部位也很重要，如仙人掌嫩茎的可溶性纤维是生物可利用钙的良好来源[125]。对于普通人群，确保膳食中包含生物可利用钙高的食物，如乳制品，与降低非传染性疾病风险相关[124]。在制定最低成本且营养充足的膳食模式时，考虑到营养素的生物可利用单位后，动物源性食物（包括牛肉）因其能提供生物可利用的蛋白质、维生素B12、钙、磷、硒和锌而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35]。综上所述，通过了解各类食物的钙生物利用度特性，并结合个体的饮食习惯进行个性化选择，是有效预防钙缺乏和促进骨骼健康的核心策略。8.2 “食物优先”原则与补充剂的合理定位 在骨质疏松症的防治策略中，“食物优先”原则是获取钙质的基石。通过膳食途径摄入钙不仅能够满足机体对钙的基本需求，还能同时获取一系列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的协同营养素，如蛋白质、磷、镁和维生素K等，从而形成更为全面和自然的骨骼保护网络[136]。例如，乳制品作为主要的膳食钙来源，通常也富含蛋白质和磷，这些营养素共同参与骨骼基质的构建与矿化[137]。此外，植物性食物来源的钙，如绿叶蔬菜和豆类，往往伴随着镁和维生素K的摄入，镁是骨矿物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维生素K则参与骨钙素的羧化，对维持骨强度至关重要[138]。从安全性角度看，通过食物获取钙通常剂量适中，且生物利用度在食物基质中与其他成分相互作用下可能更佳，避免了单一高剂量补充剂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如胃肠道不适或与其他营养素吸收的相互干扰[139]。一项针对意大利女性的研究也发现，无论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其膳食钙的来源构成（主要为乳制品）并无显著差异，这强调了均衡膳食作为基础干预的普适性[137]。因此，优先通过多样化、均衡的膳食来满足钙需求，是实现骨骼长期健康最安全、最有效的策略。 尽管膳食是首选，但在特定临床情况下，钙补充剂的应用具有明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补充剂的适用情况主要涵盖以下几类：首先，当膳食无法满足每日钙需求时，例如老年人因食欲普遍下降、咀嚼困难或乳制品摄入不足（如乳糖不耐受或饮食偏好）而导致钙摄入量持续低于推荐水平[140][141]。研究表明，在许多地区，老年人群和女性的膳食钙摄入量长期低于推荐值，仅达到推荐水平的40-80%[142]。其次，存在影响钙吸收的病理状态时，如胃肠道吸收障碍、慢性肾脏疾病或某些药物（如质子泵抑制剂）的长期使用，此时补充剂有助于确保足量的钙被机体利用[143]。再者，在骨质疏松的疾病治疗过程中，为确保抗骨吸收药物或促骨形成药物发挥最佳疗效，通常需要确保每日钙摄入量达到治疗阈值（如1200毫克）[144]。例如，对于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钙和维生素D的补充是预防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核心措施之一[9]。此外，对于存在食物不安全或贫困状况的人群，膳食来源的钙获取受限，补充剂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干预手段[15]。明确这些适用情况有助于避免补充剂的滥用，并将其精准应用于最需要的人群。 为实现从“食物优先”到“必要补充”的无缝衔接，建立一套从膳食评估到补充剂选择的标准化临床实践路径至关重要。该路径的第一步是系统性的膳食钙摄入评估。临床中可使用经过验证的简短食物频率问卷（钙筛查工具）快速评估患者的日常钙摄入量，这类工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临床可行性，能有效识别出摄入不足（如低于1200毫克/天）的个体[144]。评估时应涵盖所有膳食来源，特别是乳制品、强化食品、深绿色蔬菜等，并注意不同文化背景下主要钙来源的差异，例如在亚洲部分地区，植物性食物是膳食钙的主要贡献者[142]。第二步是基于评估结果进行分层管理。对于膳食摄入充足者，应给予强化和鼓励，并教育其维持均衡饮食，特别是保证富含钙、蛋白质及其他骨骼营养素的食物的摄入[145]。对于摄入不足者，则进入第三步：个体化干预。首先尝试通过膳食咨询与教育来改善饮食，例如增加低脂乳制品、钙强化食品或特定蔬菜的摄入，并提供具体的、符合患者饮食习惯的建议[146]。若通过膳食调整仍无法达到目标摄入量，或患者存在前述的适用情况（如吸收障碍、治疗需要等），则进入第四步：补充剂的选择与使用。选择补充剂时需考虑剂型（如碳酸钙、柠檬酸钙）、元素钙含量、服用时间（随餐或空腹）以及与其它药物（如双膦酸盐）或食物的相互作用[147]。例如，碳酸钙需随餐服用以利吸收，而柠檬酸钙则在空腹状态下吸收更好，且对胃酸缺乏者更适宜。最后，路径应包含第五步：监测与随访。定期复查患者的钙摄入情况（包括膳食和补充剂）、血清钙水平、维生素D状态以及肾功能，并根据情况调整方案，确保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预防高钙血症或肾结石等潜在风险[50]。这套结构化路径有助于临床医生做出循证、个体化的决策，优化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钙营养管理。9. 未来研究方向与个性化补钙展望9.1 钙代谢的遗传学与个体反应差异 钙代谢的稳态受到复杂遗传网络的精密调控，个体间对钙摄入的骨密度反应和尿钙排泄存在显著差异，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关键基因的多态性。维生素D受体（VDR）基因和钙敏感受体（CaSR）基因的变异是影响钙稳态和骨代谢的核心遗传因素。VDR作为核受体，介导了维生素D的绝大部分生物学效应，包括调节肠道钙吸收和骨矿化。研究表明，VDR基因的多态性（如FokI、BsmI、ApaI和TaqI）与血清维生素D水平、骨密度（BMD）以及骨质疏松风险密切相关[148]。例如，在系统性硬化症患者中，VDR FokI基因型的纯合子与较低的轴性骨密度显著相关[149]。同样，在阿拉伯绝经后妇女中，PTHR1（甲状旁腺激素1型受体，与钙信号传导密切相关）的rs1138518多态性是骨质疏松的潜在风险因素，并与25-羟基维生素D的调节有关[150]。另一方面，CaSR基因多态性在调节尿钙排泄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CaSR通过感知细胞外钙离子浓度来调节甲状旁腺激素（PTH）的分泌和肾小管对钙的重吸收。多项研究证实，特定的CaSR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如rs1801725（A986S）和rs1042636，与高尿钙症和肾结石病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151][152]。在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中，CaSR基因的变异（如rs10190）被发现与血清磷酸盐和I型前胶原α1水平的变化相关，表明其影响钙磷代谢的生物标志物[153]。这些遗传变异通过改变受体功能或表达水平，导致个体在相同钙摄入下出现不同的骨密度增益或尿钙流失，构成了补钙干预反应差异的分子基础。 “营养基因组学”在骨质疏松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其核心在于通过基因检测来指导个性化的钙和维生素D补充方案。随着对钙代谢相关基因（如VDR、CaSR、CYP24A1、CYP27B1等）多态性功能的深入理解，实现基于遗传背景的精准营养干预成为可能。例如，携带特定VDR基因型（如FokI ff基因型）的个体，其维生素D代谢和钙吸收效率可能不同，因此所需的维生素D补充剂量也应个体化[154]。一项针对韩国成年人的研究显示，苦味受体基因TAS2R38的遗传变异（rs10246939）与女性膳食钙、磷等微量营养素的摄入量相关，提示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影响食物偏好间接调控钙的摄入[155]。在慢性肾病（CKD）人群中，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识别出与矿物质代谢标志物（如磷酸盐、钙、FGF23）相关的遗传位点，例如RGS14和CASR基因附近的SNPs[156]。这些发现为开发针对CKD患者骨矿物质紊乱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了遗传学依据。未来，通过整合个体的基因型信息（如VDR、CaSR的多态性）、代谢表型（如血钙、尿钙、PTH水平）及临床状况，可以构建预测模型，以确定最有效的钙和维生素D补充剂量与形式，从而最大化骨骼获益并最小化高钙血症或肾结石等不良反应风险[157]。这种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精准干预策略，有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一刀切”的补充建议，提升骨质疏松症预防和管理的效率与安全性。 肠道菌群作为影响钙吸收和骨代谢的新兴因素，其作为干预靶点的潜力日益受到关注。肠道微生物通过多种机制参与宿主的钙稳态调节。首先，某些益生菌（如乳酸杆菌属）可以发酵膳食纤维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降低肠道pH值，从而增加钙的可溶性和被动扩散吸收[158]。其次，肠道菌群能影响肠上皮屏障功能和紧密连接蛋白（如claudin-1, occludin）的表达，调节钙的跨细胞转运。一项对蛋鸡的研究发现，空肠中乳酸杆菌的高丰度与总蛋壳重量（反映钙代谢强度）呈负相关，其机制可能是通过上调肠上皮紧密连接蛋白来抑制钙的吸收[159]。此外，肠道菌群参与维生素K和B族维生素的合成，这些维生素对骨基质蛋白（如骨钙素）的羧化至关重要，从而影响骨矿化[160]。菌群失调可能引发慢性低度炎症，促进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 IL-6）的释放，这些因子可刺激破骨细胞生成并抑制成骨细胞活性，导致骨丢失[161]。因此，通过益生菌、益生元或膳食干预调控肠道菌群组成，成为改善钙吸收和骨骼健康的新策略。例如，补充特定的益生菌株可能增强钙的生物利用度，并产生有益代谢物以抗炎和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从而对骨密度产生积极影响[158]。然而，宿主遗传与肠道菌群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微生物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mb-GWAS）已发现宿主基因组变异与特定肠道菌属丰度之间的关联，表明遗传背景可能塑造了个体独特的肠道微生态，进而影响其对钙干预的反应[159]。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阐明“基因-菌群-骨骼”轴的具体机制，并探索靶向肠道菌群的个性化营养或微生物疗法，为骨质疏松的防治开辟新途径。9.2 新型钙基复合制剂与智能递送系统 在骨质疏松症的干预策略中，新型钙基复合制剂与智能递送系统的研发正成为提升钙补充效率和靶向性的关键方向。一方面，研究者致力于开发能够同时改善骨基质有机成分和促进钙吸收的复合制剂。例如，基于β-磷酸三钙（β-TCP）和硫酸钙的复合骨水泥材料，通过引入聚乙烯醇（PVA）和聚乙烯吡咯烷酮（PVP）等聚合物成分，不仅调控了材料的溶解度和钙离子释放动力学，还展现出良好的细胞相容性，为骨再生提供了新的材料选择[162]。此外，将钙与生物活性分子结合的尝试也在进行中，如利用南极磷虾来源的七肽（QEELISK）组装钙递送系统，该肽段通过其连续的谷氨酸残基与钙离子以1:1的化学计量比结合，形成的复合物在胃肠道消化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解聚和自组装行为，并能在十二指肠和回肠显著增强钙的吸收，提示其具有作为口服钙载体的潜力[163]。另一项研究则探索了脱盐鸭蛋清肽与壳寡糖通过阿马多里型连接或转谷氨酰胺酶反应形成的共聚物作为钙递送系统，其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均显示出能够逆转植酸对钙转运的抑制作用，促进钙的生物利用度并改善肠道健康[164]。这些复合制剂的设计超越了单纯的钙盐补充，旨在通过多组分协同作用优化骨代谢的微环境。 另一方面，基于生物材料的缓控释及响应型靶向递送系统为实现肠道高效吸收并减少不良反应提供了创新思路。钙磷酸盐（CaP）纳米颗粒因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骨诱导性和与核酸的高亲和力，被广泛研究作为骨组织工程中的非病毒基因递送载体[165]。为了提高其转染效率，表面功能化修饰被证明可以增强纳米颗粒的稳定性、细胞摄取和递送效率[165]。在药物递送领域，研究者开发了多种智能系统。例如，一种基于无定形碳酸钙（ACC）并包覆谷氨酸六肽修饰磷脂的纳米颗粒（OAPLG），能够响应破骨细胞微环境的酸性条件，瞬时中和酸并释放负载的药物（如Oroxylin A），从而协同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与活性，在动物模型中有效逆转系统性骨丢失[166]。此外，pH响应型的壳聚糖-铜(II)/钙磷酸盐微球被开发用于骨癌的靶向治疗，该体系在酸性微环境中（如肿瘤部位）能增强阿霉素的释放，实现局部药物浓度的精准调控[167]。对于抗生素的局部递送，将蒙脱石-庆大霉素复合物作为药物释放通道整合到磷酸钙骨水泥中，可以避免药物的突释，实现长达504小时的缓释周期，其释放动力学符合多阶段模型，并具有良好的体外长效抗菌性能和体内组织相容性[168]。这些系统通过响应生理或病理信号（如pH值），实现了钙或治疗药物在特定部位（如骨缺损处或肿瘤微环境）的按需释放，提高了治疗的靶向性和安全性。 展望未来，将钙补充与数字化健康管理工具相结合，实现摄入监测、提醒和效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是提升患者依从性和干预效果的重要趋势。虽然当前提供的参考文献主要集中于材料科学与递送系统本身，但其中蕴含的“智能化”和“可控释放”理念为数字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例如，基于电纺纳米纤维技术制备的快速溶解纳米纤维膜，可作为口腔黏膜给药系统，用于尼非地平和阿托伐他汀钙的联合递送，其崩解时间短（≤12秒），能促进药物快速释放和渗透，这种剂型革新为开发便于患者使用、并能通过可穿戴设备监测摄入的剂型提供了思路[169]。更进一步的智能系统，如一种钙响应性的模块化磷脂酶系统，被设计用于增强DNA递送过程中的内体逃逸，该系统通过非共价捕获并在内体酸性环境中释放磷脂酶，实现了在血清环境中高效转染[170]。这提示，未来的钙补充策略可能整合类似的生物传感与反馈机制。例如，可开发集成生物传感器的口服钙制剂或贴片，实时监测血钙波动或骨转换标志物，并通过移动应用提醒患者服药、提供个性化剂量调整建议，甚至与临床数据库联动，为医生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动态数据支持。通过融合材料科学、药剂学与数字健康技术，构建从精准递送到智能管理的全链条干预体系，将是骨质疏松症补钙策略发展的前沿方向。结论 从现有证据来看，补钙作为骨质疏松症防治的基石，其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其临床效益的实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维生素D水平、补充策略及个体状况紧密交织。充足的钙与维生素D联合干预，对于改善骨密度、降低特定高危人群（如膳食摄入不足的老年及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具有明确意义。然而，这并非一个“一刀切”的方案。长期补钙，尤其是高剂量补充，与潜在心血管风险之间的关联，提示我们需要在临床决策中审慎权衡获益与风险。当前共识认为，在推荐剂量范围内，补钙的总体获益风险比是积极的，但关键在于避免盲目和过量的补充，这凸显了“个性化”原则的核心地位。 在临床实践中，应始终坚持“膳食优先”的基本原则，将营养评估作为首要步骤。对于确需补充剂干预的个体，制定方案时必须综合考虑其年龄、性别、基础膳食摄入、维生素D状态、肾功能以及合并用药（特别是抗骨质疏松药物）情况，以实现协同增效，并最大限度规避潜在风险。补钙不应被视为孤立的治疗手段，而是整合性骨质疏松症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展望未来，研究需向更深层次和更精准的方向迈进。首要任务是阐明个体对钙剂反应存在显著差异的生物学机制，这涉及遗传背景、肠道吸收效率、激素调节网络等多方面因素。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开发新型钙剂或复合制剂，以提高生物利用度、减少不良反应，并探索更优化的补充时机与剂量策略。最终目标是将基于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理念的补钙策略，无缝嵌入到涵盖生活方式干预、药物疗法及跌倒预防在内的全面骨质疏松症防控网络中，从而为患者带来更安全、更有效的长期健康收益。参考文献 [1] Cha YH, Ha YC, Lim JY, Kim 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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