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otrectinib Sulfate

编者按：2025年，药明康德迎来创立2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值此契机，我们向所有与我们共同书写产业变革篇章的科学家、医药人和投资者致以衷心感谢与诚挚敬意，也特别推出“致敬时代”系列，回顾全球同仁如何借助科学与合作的力量，不断拓展治疗边界、改善患者命运。 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坚守，只为加速每一款新药的诞生。下一个25年，我们将继续心怀感恩与敬畏，依托独特的CRDMO模式，与全球伙伴携手同行，共赴健康未来。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统计数据，2022年因结直肠癌而去世的患者超过90万例，在癌症相关死亡中高居第二位。值得警惕的是，近年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结直肠癌正呈现显著的“年轻化”趋势——年轻成人群体（确诊时年龄低于50岁）的结直肠癌发病率正以每年1%–4%的速度攀升，这一现象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挑战。 面对严峻的疾病形势，结直肠癌的治疗领域历经数十年探索，实现了从单一手段到多手段综合治疗的深刻变革，每一步突破都凝聚着医药界的心血。在这一进程中，药明康德依托25年的行业深耕，不仅见证了结直肠癌治疗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转化应用的突破历程，同时凭借其独特的CRDMO业务模式，助力全球合作伙伴加速包括结直肠癌在内的多种疾病创新疗法的研发进程，造福广大病患。 图片来源：123RF 跨越千年的古老疾病 目前可考的最早结直肠癌病例，来自一具生活于公元200-400年的古埃及木乃伊。1977年，美国病理学家迈克尔·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rman）教授借助现代检测技术对其进行分析，最终确诊该病例为直肠癌。 事实上，人类对结直肠癌的探索可追溯至更为久远的古代。早在公元10世纪的医学文献中，就已出现对结直肠癌相关症状的生动描述。其中一段记载明确提及“患者频繁产生排便欲望，却因肠道阻塞无法排出，只能长时间困在厕所里”，结合现代医学认知，这极可能是人类对肿瘤导致肠梗阻这一状况的最早临床观察之一。约四百年后的14世纪，英国外科医生约翰·阿德恩（John Arderne）在著作中详细记录了直肠癌的病理特征、临床表现及预后。这些零散的观察，为后世结直肠癌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 19世纪显微技术的普及，成为推动肿瘤学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的重要转折点，也让结直肠癌的认知进入细胞层面。1838年，德国生理学家西奥多·施旺（Theodor Schwann）与植物学家马蒂亚斯·施莱登（Matthias Schleiden）共同提出细胞学说，首次明确“细胞是生物体的基本结构单元”——这一理论不仅重塑了生物学认知框架，更为理解癌症的“细胞起源”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同年，德国生理学家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 Mülle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癌症的细胞病因学说，该学说认为癌症源于病变器官内异常新生细胞的增殖，且这些细胞可能通过血管扩散至全身（即转移）。至19世纪末，“癌症细胞起源理论”逐渐被学界接受，这不仅深化了人类对癌症本质的理解，更为后续结直肠癌等实体瘤的机制探索与治疗创新铺平了道路。 尽管早期对癌症的认知已触及细胞层面，但结直肠癌的治疗仍长期依赖外科手术。对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病例，单纯手术难以彻底清除病灶，术后复发率高、患者长期生存状况不理想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一困境直到化疗的出现才被打破，而化疗的诞生也真正开启了结直肠癌“全身治疗”的新纪元。 结直肠癌化疗七十年进化史 结直肠癌化疗的关键突破始于1957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查尔斯·海德尔伯格（Charles Heidelberger）博士团队基于“肿瘤细胞对尿嘧啶消耗远高于正常细胞”的发现，提出了“设计尿嘧啶结构类似物干扰肿瘤代谢”的创新思路。随后，研究团队进一步锁定DNA合成的核心环节——脱氧尿嘧啶核苷酸（dUMP）向脱氧胸苷酸的转化过程，最终成功研发出5-氟尿嘧啶（5-FU）。 不过，早期单用5-FU时疗效有限：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mOS）仅7.7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仅10%。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床中加用增强5-FU效力的调节剂亚叶酸后，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才被大幅提升至12.2个月，客观缓解率达到26%，这一联合方案也为后续结直肠癌化疗的“联合治疗时代”奠定了基础。 随着化疗药物研发的不断进展，更多化疗药物的涌现推动结直肠癌化疗进入“联合治疗时代”，进一步突破疗效瓶颈。 图片来源：123RF 1976年奥沙利铂（oxaliplatin）、1983年伊立替康（irinotecan）相继问世，催生了两大经典联合方案：5-FU/亚叶酸+奥沙利铂、5-FU/亚叶酸+伊立替康；而在此基础上优化的三药联合方案——5-FU/亚叶酸+奥沙利铂+伊立替康，更是将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进一步提升至22.6个月，较早期单药5-FU时代实现了近3倍的生存期突破。 此后，化疗药物的突破仍在持续：2001年口服卡培他滨（capecitabine）获FDA批准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一线治疗，其疗效与静脉输注5-FU/亚叶酸相当，但使用更便捷，显著提升了患者治疗依从性；2015年曲氟尿苷/替匹嘧啶复方制剂被FDA批准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三线治疗，将难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从5.3个月延长至7.1个月。 不过，化疗“无差别杀伤”机制的固有局限性，往往导致患者耐受性不佳，也推动科研人员将目光转向更精准的治疗方向——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 精准破局：靶向治疗的探索与征程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结直肠癌的分子驱动机制逐渐清晰，靶向治疗应运而生。这类疗法通过特异性阻断肿瘤生长、转移相关的信号通路或分子靶点，实现“精准打击”，不仅成为传统化疗的重要补充，更显著改善了特定分子亚型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其中，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等方向的探索尤为关键，其对应的靶点异常在结直肠癌患者中具有较高发生率。针对这两大靶点的深入探索与药物研发，也逐步构建起结直肠癌精准治疗的核心框架。 图片来源：123RF 抗血管生成靶向疗法的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1971年哈佛大学犹大·福克曼（Judah Folkman）教授提出的“肿瘤血管生成”假说。福克曼教授认为，肿瘤的生长依赖于新生血管的形成，以获取氧气和养分。若能抑制血管生成，即可“饿死”肿瘤，这有望成为一种全新的抗癌策略。尽管这一理论最初备受质疑，但经过后续数十年的基础研究，其科学性得到了充分验证，最终为后续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4年，首个靶向VEGF的单克隆抗体Avastin（bevacizumab，贝伐珠单抗）获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正式开启结直肠癌抗血管生成治疗的新纪元。此后，该领域药物持续丰富：抗VEGF-A重组融合蛋白Zaltrap（aflibercept，阿柏西普）、抗VEGFR2抗体Cyramza（ramucirumab，雷莫西尤单抗）先后获FDA批准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二线治疗；口服VEGFR-1/2/3小分子抑制剂爱优特（呋喹替尼）也先后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和美国FDA批准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这些药物的成功，不仅充分验证了“抑制血管生成”理论的临床价值，更让靶向治疗成为转移性结直肠癌综合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也为后续其他靶点的探索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肿瘤细胞生长信号通路的靶向探索中，EGFR是另一核心靶点。EGFR在多种癌细胞表面过度表达，可通过持续接收并传导生长信号，导致肿瘤细胞无限增殖，因此抑制EGFR信号通路可直接阻断癌细胞的“生长指令”。2004年，抗EGFR抗体Erbitux（cetuximab，西妥昔单抗）获FDA批准，用于伊立替康化疗失败后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2006年，全人源化抗EGFR抗体Vectibix（panitumumab，帕尼单抗）获批同类适应症，其更低的免疫原性进一步提升了临床应用安全性。 然而，尽管EGFR靶向治疗为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益处，但多项研究却证实，携带KRAS基因突变的肿瘤患者无法从中获益。这一发现推动临床建立了EGFR靶向治疗的适用人群筛选标准，让治疗的精准度显著提升。 图片来源：123RF 值得关注的是，曾长期被认为是“不可成药”靶点的KRAS，近年来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两款KRAS G12C抑制剂Krazati（adagrasib）和Lumakras（sotorasib）在近两年先后获FDA批准，分别联合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用于治疗携带KRAS G12C突变的经治转移性结直肠癌成人患者，成功填补了这一结直肠癌难治亚型的治疗空白。 除KRAS外，BRAF靶点同样是结直肠癌靶向治疗的重要探索方向。BRAF蛋白是细胞生长信号通路中的关键分子，通过向细胞内传递促进分裂等信号参与细胞生长调控；一旦BRAF发生突变，其蛋白会持续处于活性状态，导致细胞持续接收分裂信号却无法停止，最终引发肿瘤。目前已发现多种BRAF突变类型，其中BRAF V600E是最为常见的突变类型之一，携带该突变的结直肠癌约占全部病例的8%，且患者预后普遍较差。2020年，西妥昔单抗联合口服BRAF V600E抑制剂Braftovi（encorafenib，恩考芬尼）的方案获FDA批准，用于治疗携带BRAF V600E突变且至少接受过一次前期治疗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为特定突变亚型患者带来了针对性治疗方案。 此外，多激酶抑制剂的出现为结直肠癌治疗提供了“多靶点协同抑制”的新思路，进一步丰富了现有治疗体系。2012年，多激酶抑制剂Stivarga（regorafenib，瑞戈非尼）获FDA批准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三线治疗，其可同时抑制BRAF、VEGFR1/2/3等多个与肿瘤生长、血管生成相关的靶蛋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与安慰剂相比，瑞戈非尼可使经多线治疗后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延长1.4个月（6.4个月对比5.0个月），为转移性结直肠癌后线治疗提供了重要补充选择。 填补“罕见”分子亚型的治疗空白 除上述常见靶点外，针对其他相对罕见的分子亚型的靶向治疗也逐步落地。 图片来源：123RF HER2基因扩增/过表达是转移性结直肠癌中一类罕见分子亚型，其发生率仅约为3%，但这类患者往往面临预后不良的困境：此类分子亚型与侵袭性肿瘤表型、疾病复发风险增加和化疗获益有限相关，并且这类患者对传统化疗及抗EGFR治疗响应有限，长期面临治疗选择匮乏的难题。这一局面在近几年迎来关键突破： 2022年，HER2抗体Perjeta（pertuzumab，帕妥珠单抗）与Herceptin（trastuzumab，曲妥珠单抗）组成的联合方案在日本获批，用于治疗化疗后疾病进展、无法进行根治性切除的晚期或复发性HER2阳性结肠癌或直肠癌，其临床试验中报告的客观缓解率达到29.6%。 2023年，美国FDA批准了首款针对HER2阳性转移性结直肠癌的疗法Tukysa（tukatinib，图卡替尼），该疗法可与曲妥珠单抗联用治疗RAS野生型HER2阳性、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结直肠癌，这些患者在接受化疗后出现疾病进展。该联合方案在上述结直肠癌患者群体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其客观缓解率高达38.1%，中位总生存期达24.1个月。随后，抗体偶联药物（ADC）Enhertu（trastuzumab deruxtecan，德曲妥珠单抗）作为首款具有不限癌种适应症的HER2靶向ADC疗法获FDA批准，为包括结直肠癌在内的HER2阳性实体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除HER2这一靶点之外，其他罕见基因变异也在转移性结直肠癌的靶向治疗中逐渐受到关注。例如，涉及RET、NTRK1、ALK、ROS1、FGFR2及NRG1等酪氨酸激酶基因的融合事件，在结直肠癌中的总体发生率约为1.4%。针对这些靶点，多款“不限癌种”的高效抑制剂已陆续获批。 图片来源：123RF 自2018年起，美国FDA批准了多款TRK抑制剂，包括Vitrakvi（larotrectinib，拉罗替尼）、Rozlytrek（entrectinib，恩曲替尼）和Augtyro（repotrectinib，瑞普替尼），适用于NTRK融合突变实体瘤，丰富了NTRK融合突变相关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选项。此外，2022年FDA批准选择性RET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Retsevmo（selpercatinib，塞普替尼），用于治疗携带RET基因融合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成人患者，也为RET基因融合亚型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提供了针对性治疗方案。 解锁免疫系统的抗癌潜能 在靶向治疗取得突破的同时，免疫治疗也为结直肠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免疫疗法通过调动自身T细胞攻击肿瘤，其核心机制之一在于调控免疫检查点——如PD-1/PD-L1、CTLA-4等，这些分子原本是免疫系统的“刹车装置”，却常被肿瘤利用以逃避免疫攻击，而免疫治疗正是通过阻断这些通路，恢复免疫系统的抗肿瘤能力。 在结直肠癌患者中，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与错配修复缺陷（dMMR）是两类常见的遗传异常。这类变异会影响细胞内的DNA修复机制，导致肿瘤细胞积累大量突变，形成极高的肿瘤突变负荷，使肿瘤具备更强的免疫原性。也正因如此，MSI-H/dMMR型肿瘤对免疫治疗的响应潜力良好。目前，已有多款免疫疗法获批用于携带此类突变的结直肠癌患者。 图片来源：123RF 2017年，PD-1抑制剂Opdivo（nivolumab，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获FDA加速批准用于MSI-H/dMMR型转移性结直肠癌化疗后的二线治疗。此后，另一款同类药物Keytruda（pembrolizumab，帕博利珠单抗）的单药方案在2020年也获得了FDA的批准，用于上述结直肠癌分子亚型的一线治疗。在临床研究中，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将MSI-H/dMMR型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40%，并且实现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翻倍——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6.5个月，是标准疗法化疗组（8.2个月）的两倍多；同时，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组的两年无进展生存率也远高于化疗组（48%对比19%）。 其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也在MSI-H/dMMR型结直肠癌治疗中展现出价值。Jemperli（dostarlimab）于2021年获得了FDA的加速批准，用于dMMR型复发性或晚期实体瘤（包括结直肠癌）患者化疗后的二线治疗。中国NMPA也先后批准了多款PD-1/PD-L1抑制剂——恩维达（恩沃利单抗）、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以及普佑恒（普特利单抗），用于MSI-H/dMMR型实体瘤。 此外，科学家们还在积极探索联合用药策略，以提升免疫治疗的疗效，目前该策略已在临床研究中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纳武利尤单抗联合Yervoy（ipilimumab，伊匹木单抗）一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客观缓解率达69%，28个月随访期间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与中位总生存期均尚未达到。今年4月，纳武利尤单抗及其与伊匹木单抗联用方案获FDA批准用于MSI-H/dMMR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 图片来源：123RF 一体化CRDMO平台铺就希望之路 尽管目前结直肠癌患者已经有了丰富的治疗手段，但仍面临耐药性频发、肿瘤异质性造成的个体疗效差异等关键挑战亟待解决。近年来，得益于医学科技的进步，分子生物学、蛋白质功能研究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进展极大增进了我们对结直肠癌病理基础的理解；与此同时，全球医药行业也在持续聚焦结直肠癌治疗领域的未满足需求，致力于开发更多创新疗法。根据公开资料，目前有超过1000种结直肠癌疗法已进入临床开发阶段，针对上百种不同的靶点，疗法类型涵盖小分子、单抗、ADC、多特异性抗体、寡核苷酸疗法、多肽、靶向蛋白降解、溶瘤病毒等多种类型。 新药研发的加速离不开强大的技术平台支撑。药明康德多年以来通过其一体化、端到端的CRDMO平台，为包括结直肠癌在内的广泛疾病新药研发提供从药物研究（R）、开发（D）到商业化生产（M）各个阶段的支持，助力全球合作伙伴加速突破性疗法面世，早日造福病患。在全球监管机构批准的数十款结直肠癌治疗药物中，就有多款得到了药明康德的支持。 在科学力量的推动下，我们坚信，更多突破性疗法将不断涌现，为患者带来更光明的未来。展望未来，药明康德也将继续秉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治的病”的愿景，助力合作伙伴加速更多好药新药问世。 参考资料： [1] Cervantes, A et al.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follow-up.” Annals of oncology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vol. 34,1 (2023): 10-32. doi:10.1016/j.annonc.2022.10.003 [2] Colo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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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王”——胰腺癌背景介绍     胰腺癌是消化系统中侵袭性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临床挑战集中在三个方面：早期多无特异症状、进展迅速且倾向早期转移、以及整体预后极差。     最新统计显示总体 5 年生存率不足 13%。因而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属局部晚期或远处转移，能够进行根治性手术的比例较低，系统治疗成为主要手段。     然而，胰腺癌长期被认为对现有药物（包括化疗、靶向治疗和单药免疫治疗）“总体不敏感”，有着“癌王”之称。这与其特殊的肿瘤免疫微环境、低免疫浸润与高度免疫抑制状态密切相关，导致 PD-1/PD-L1 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未分层的胰腺癌群体中效果有限，称之为“冷肿瘤”。 BRCA突变胰腺癌病例分享     一位 40 岁男性确诊了胰腺癌，发现时即处于晚期状态，初步治疗方案是常规的系统性化疗，但此前做了基因检测，发现该患者携带生殖系 BRCA1 突变。     基于这一分子信息，临床团队在其对铂类化疗出现良好反应后，将其纳入奥拉帕利（PARP 抑制剂）维持治疗——随访显示疾病稳定期明显延长。     这并非孤例：越来越多的指南和研究建议将生殖系检测与肿瘤分子分析作为胰腺癌诊疗路径的一部分，因为检测能把“是否存在可用靶点或入组试验的资格”这一关键信息直接交给医生，从而改变后续治疗选择和患者预期。     因此，基因/分子检测在胰腺癌中的价值越来越重要，且具有及其重要的临床价值：它能筛出那部分“少数但关键”的患者，使他们获得本来不会被考虑的、却有可能改变生存或生活质量的治疗机会。 那除了BRCA1 突变，还有其他的基因突变吗？ 胰腺癌基因突变靶向治疗 一小部分胰腺癌患者携带可以靶向治疗的分子特征，列举如下： BRCA 突变：     如果胰腺癌患者在铂类化疗中出现响应，可考虑 PARP 抑制剂作为维持治疗或纳入相关试验——POLO 试验显示，olaparib 维持组的无进展生存（PFS）显著优于安慰剂。对少数患者而言，这是足以影响生存与生活质量的重要选择。 KRAS 亚型：     KRAS 突变在胰腺癌极为常见（总体占比高），但亚型不同（如 G12D、G12V、G12C 等）决定了是否有可及的抑制剂或临床试验可选。近年针对 KRAS G12C 的抑制剂在少数胰腺癌患者中显示抗肿瘤活性，且针对 G12D 的抑制剂/降解剂正进入临床试验，未来几年相关进展值得关注。 MSI-H / dMMR ：     胰腺导管腺癌中极少见，常见报道约 0.8%–1.3%（不同队列有小幅波动）。MSI-H/dMMR 肿瘤对 PD-1 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可产生明显反应；FDA 的“肿瘤不分组织来源”适应证即基于此类证据。胰腺癌中若为 MSI-H，免疫治疗获益概率明显高于未分层的胰腺癌总体。 其他罕见基因突变： NTRK、BRAF（尤指 V600E）与 HER2 在胰腺癌中虽均为低频事件，但一旦检出往往具有明确的治疗意义： ·    NTRK 融合可用拉罗替尼/恩曲替尼（ larotrectinib/entrectinib 等 TRK 抑制剂获得高缓解）率； ·    BRAF V600E 可考虑 BRAF+MEK 联合抑制并优先纳入相应篮式试验； ·    高幅度 HER2 扩增/IHC3+ 患者在个体化抗-HER2 策略或试验中亦有获益报道。         总体而言，这些改变证据多来自篮式研究或小样本系列，若阳性，应尽快与多学科团队讨论靶向治疗或试验入组的可行性。 总结与展望     胰腺癌被称为“癌王”和“冷肿瘤”并非危言耸听：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传统治疗受限，预后仍然严峻。     但正因为总体基线很差，任何能把“少数可攻克”患者识别出来的工具都显得极为珍贵——这正是基因与分子检测的现实价值所在。         通过系统化的生殖系与肿瘤体细胞检测，我们可以找到那些真正能从 PARP 抑制剂、免疫治疗或特定靶向药（如拉罗替尼/恩曲替尼、BRAF/MEK 抑制剂、抗-HER2 策略）获益的患者，把“无药可治”的结论转化为“有针对性方案可尝试”。     因此，确诊后主动与主治医师讨论并尽早完成扩展 NGS（含融合检测）、MSI/TMB 与必要的生殖系检测，不只是“多做一项检查”，而是为患者争取每一条可能的治疗路径与临床试验机会。把检测结果作为多学科会诊（MDT）的一部分，让分子信息真正落地到治疗决策上——这可能就是改变个体结局的那一步。 💡 关注Biotech视野 了解自己，关爱家人，健康并非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