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elumab

临床试验资讯研究交流群（点击） 晚期恶性肿瘤容易发生转移，如果转移的位置是软脑膜那就比较危险了，针对软脑膜转移的情况治疗办法包含全脑放疗、鞘内注射治疗等等。最近，美国莫菲特肿瘤研究所发布了一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杂志《Neuro-Oncology》，免疫治疗药物阿维木单抗（Avelumab）和全脑放疗（WBRT）联合使用，显示出初步的疗效和安全性，为脑膜转移的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本文参考文献刊例示意图 一、脑膜转移是癌症转移的“终点站” 当癌细胞穿过了血脑屏障，侵入包裹大脑和脊髓的脑膜时就会导致脑膜转移灶。 比较常见的恶性肿瘤如乳腺癌、肺癌、卵巢癌和胰腺癌都可能出现脑膜转移，大约2%-10%的患者出现脑膜转移。一旦确诊了脑膜转移则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仅为8到10周，即便是使用化疗、免疫治疗或放疗，也仅能延长3到6个月时间。 比较棘手的另一个问题是，脑膜转移比较难以诊断，目前的金标准是脑脊液细胞学检查，但这个金标准也有高达一半的假阴性率，患者通常会出现头痛、呕吐、视力或听力障碍、下肢无力等症状，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是晚期了。 尽管PD-1或PD-L1抑制剂等免疫治疗药物改变了很多实体瘤的治疗格局，但是对脑膜转移却治疗效果不理想，所以就有了下面的这个研究，将全脑放疗和免疫治疗药物搭配，利用全脑放疗激活免疫反应来提升疗效。 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全脑放疗改善疗效 这是一项1B期临床试验，共纳入了15名软脑膜转移的癌症患者，这些患者的原发灶包括乳腺癌、肺癌、鼻咽癌、卵巢癌和胰腺癌。患者在放疗两周之前接受了PD-L1抑制剂阿维木单抗（Avelumab）治疗，在放疗期间和放疗结束后继续使用阿维木单抗，最多使用5个疗程的免疫药物。全脑放疗方案为3000cGy × 10次。下面是主要的研究结果。 3个月生存率（OS3）为67%，部分病人生存时间超过1年以上； 中位总生存时间为3.85个月，相比以往治疗结果有改善； 治疗不良反应可控，未出现治疗相关的死亡事件； 免疫分析：治疗后脑脊液的调节性T细胞显著下降，CD8阳性T细胞和NK细胞活化增加，这表明治疗激发了适应性免疫反应。 有患者长期获益，如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后仍维持较好的免疫应答状态。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在治疗开始时脑脊液中有较多的肿瘤细胞，则可能预后比较差。 三、为无药可用的患者点亮希望 尽管该临床研究入组的患者人数不多，但是这个研究最初目标是为了确认安全，但是研究结论无疑让人振奋。 免疫治疗药物与全脑放疗不但安全可行，还为脑膜转移患者带来了生存获益，脑脊液观察到免疫被激活。研究团队准备开展二期临床试验，以更进一步确定治疗效果。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有不少的PD-1和PD-L1抑制剂批准上市，有国内和国外的，而脑膜转移使用全脑放疗也是一个常用的治疗办法。那么通过上面的信息则可以将免疫和全脑放疗搭配使用，也许患者能从中获益，免疫系统被适应性激活，成为一个生存期超长超长的幸运患者。 10月份福利 癌度联手吉因加，推出“吉爱3000”惠民检项目，最低2000+可及的基因检测专属福利，详情微信扫码联系下方小助手进行免费咨询。咨询全球新药临床试验、报告解读同样可以扫描下面二维码咨询！ 参考文献： Yolanda Piña et al, Phase IB Study of Avelumab and Whole Brain Radiotherapy (WBRT) in Patients with Leptomeningeal Disease (LMD) from Solid Tumors: Results and Molecular Analyses, Neuro-Oncology (2025)  往期推荐  别等到被提醒：关于乳腺癌，你该知道的那些真相 三联疗法显著延长晚期肠癌患者生存时间，特定基因突变人群迎来新希望！ 如果免疫治疗无效了，还有哪些新药和新治疗途径能用，这里有份路线图！ 别拿打酱油的“抑癌基因”不当回事，TP53和STK11突变影响免疫治疗、化疗的治疗效果！ 另外，由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机制调整，恳请各位粉丝朋友花一两秒钟帮我们点亮文章下方的【小手】和【爱心】，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大家！ 点亮小手爱心，送来温暖鼓励

时代为每一位参与者发放了角色牌。在中国市场深耕近百年的默克，希望用超350年积淀的系统能力，成为中国创新药国际化征程中的“首选合作伙伴”。而参与、见证中国医药产业从“跟随”到“引领”历程的周虹，顺理成章成为默克这一角色的重要代言人之一。  海归不再是中国医药创新的主流，本土科研机构孵化的初创公司已崭露头角；靶点扎堆的“内卷”态势渐退，多元疗法与技术路径成为行业新风向；资本寒冬的寒意逐渐消散，“春天感”正在产业中蔓延。 从数据到现象，从理性判断到感性认知，在这场超90分钟却仍意犹未尽的对话中，周虹勾勒出过去一年间，她观察到的中国创新药生态细微却影响深远的变化。 自2021年履新默克医药健康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及国际市场业务负责人以来，周虹观察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视角，从“聚焦局部”升级为“研判全局”。 与视角的跃迁相得益彰的是，当默克在全球明确推出“自主研发+外部引入”双翼驱动战略，且将核心领域的外部引入占比提升至50%，周虹对中国医药创新发展节奏与底蕴的洞见，更加深度融入了默克全球决策体系。 连续举办三年的“中国生物技术总裁圆桌会”（China Biotech CEO Roundtable），既是包括周虹在内默克全球管理层深度了解中国医药创新力量的契机，也是向中国市场传递默克开放合作诚意的重要窗口。 与前两年不同，默克今年更进一步，首次在中国举办开放创新日（Open Innovation Day）：一方面扩容在中国的“朋友圈”，另一方面贴合中国医药创新近年的变化，主动寻找代表下一阶段创新方向的潜力伙伴。 这些变化背后是行业心态与创新生态的双重进化。同所有看好中国医药创新潜力、斥重资引入产品的跨国药企一样，默克希望与进化中的中国医药产业“同频共舞”。 TONACEA 01 紧迫感与使命感 若说2024年中国药企完成超90笔海外授权交易、总金额突破500亿美元的数据，让全行业看清“借船出海”是创新药渡过“资本寒冬”、在国际市场实现价值的清晰路径。那么2025年上半年，超50笔海外授权交易、传统大药企身影频现、总金额达484.48亿美元的盛况，则标志着中国医药创新已深度嵌入全球医药创新价值链的塑造过程。 从辉瑞与三生、诺华与舶望等今年引发行业热议的BD案例可见，跨国药企对中国创新药的关注，已从前两年的“扫货”逻辑，蜕变为“押注下一代技术”。他们期望借助已积累的全球化能力，与中国药企在未来国际市场中实现价值共创。 严格来说，默克与中国药企的合作并非最早，数量也不是最多，但周虹认为，默克对每一个合作项目都极为珍视：将外部项目引入到自身体系中更要认真对待。“默克在对外合作上，更聚焦、更关注，且希望达到平等共赢。”  支撑这一理念的显性例证是与默克达成授权合作的恒瑞、和誉、泽璟，其在研项目均按节奏推进至关键阶段。以默克与和誉围绕针对腱鞘巨细胞瘤的Pimicotinib的合作为例，该产品的上市许可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正式受理，并计划在美国及其他全球市场同步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而外界较少知晓的是，默克对外部创新的决策速度也已悄然升级。2023年，默克与恒瑞仅用不足5个月便完成交易。今年，默克外部创新投资委员会的步伐加快，决策效率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默克还在逐步拉平外部创新项目与自研项目的评价标尺，实现资源均衡分配。 周虹表示，这些改变源于默克对全球医药创新格局的三个判断，以及由此推导的明确结论： 第一，历史上新药研发的重大突破，均根植于疾病治疗理念的革新。在治疗理念未出现重大突破的当下，由研发技术进步驱动的“组合式创新”仍将延续，而这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速度与效率。 第二，中国科学家一贯的勤勉所释放的“工程师红利”，让中国药企在生物医药组合式创新背景下，正从“跟随”蜕变为“引领”。这在ADC、双抗等细分技术赛道已经得到体现。 第三，过去10年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生态的完善，无论是本土培养的创新人才，还是新近归国的科研力量，都为中国医药创新注入了新动能。 这三个判断背后的结论已显而易见：中国创新药企的海外BD交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将呈现上升态势。 TONACEA 02 默克的角色 自1933年进入中国市场，默克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中，兼具“百年品牌”与“创新引擎”的双重身份——既用格华止、优甲乐、爱必妥等经典品牌药见证着行业变迁，也通过快速引入全球创新药，积极参与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构建。 众所周知，在制药领域，没有任何国家或企业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工。“内部创新与外部创新相结合，是跨国药企长期采用的模式。”周虹表示。 但默克“首选合作伙伴”的定位内涵，与传统BD合作有所不同。周虹用两个“转变”进一步阐释：从“交易型合作”向“利益共同体打造”转变，从“聚焦补益管线的单点合作”向“聚焦长期战略价值与全链条协同”转变。 当然，所有转变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助力包括中国药企在内的医药创新，借助默克卓越的全球商业化能力参与医药价值链重构。“默克与本土创新的合作，不仅在于产品，更在过程中，传递成熟的全球临床与运营经验。” 依托超350年的发展积淀，以及在全球65个国家的商业化布局，默克拥有对不同国家/地区复杂医疗体系的深刻理解、与各国监管机构的高效对接经验、结合全球视角与本地化洞察的市场动态适应力。周虹认为，这些能力支撑默克“在不同国家高效推进产品商业化，加速创新药物落地，提升患者可及性”。 以高度多元化的欧洲市场为例，它由32个细分市场组成，不同市场的发展节奏、准入体系差异显著。默克凭借系统能力，助力加速新药的审批和准入时间。“新药在欧洲平均获得医保的时间为531天，而我们的Bavencio（阿维鲁单抗）408天就获得准入，Tepotinib（特泊替尼）更是仅用305天就完成快速准入，还取得了良好的价格优势。”周虹分享道。 与默克“focused leadership strategy（做精做强、精准制胜）”一脉相承，其BD方向聚焦“自身擅长且具备丰富临床及商业化经验的领域”，同时对存在显著未满足临床需求的相邻赛道保持战略开放性。 基于不同的市场战略视角，周虹进一步分享了默克对合作方式与合作阶段的规划，即精准匹配不同市场需求与创新阶段，实现全球资源与区域价值的最优协同。 对于In China for Global，默克聚焦具备全球竞争力的First-in-class（首创新药）或Best-in-class（同类最优）药物，依托默克全球临床研发与商业化网络推动国际化。例如与和誉合作的Pimicotinib，正是通过这一路径将中国本土创新推向全球舞台，助力中国研发成果参与国际竞争。 对于In China for China，默克瞄准填补本土临床空白的晚期资产，快速响应国内患者的迫切需求。如与泽璟合作的注射用重组人促甲状腺激素（rhTSH），针对中国甲状腺癌术后管理的未满足需求，通过本地化合作缩短研发周期，让创新疗法更快惠及患者。 对于In China for Region，则更多挖掘适配新兴市场的“可支付性创新药物”，在医疗可及性与商业价值间寻找平衡点。这种“因地制宜”的思路，既拓展了创新产品的覆盖范围，也为默克在区域市场建立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在具体实施中，默克也会根据不同治疗领域的特性调整战略重心：肿瘤与神经领域覆盖“早期至晚期”全阶段项目，以捕捉前沿创新机会；内分泌、代谢与心血管领域则侧重晚期资产，利用现有商业化资源实现快速落地。 这种差异化的组合策略，让默克的BD战略既能深耕本土需求，又能放眼全球机遇。而这种深度融合的合作模式，也正是周虹，这位跨国药企中职位最高的华人高管希望完成的产业使命。 TONACEA 03 “虹”的世界 无论在罗氏还是默克，同事们都习惯称周虹为“虹”。某种层面上，带着桥梁意味的“虹”不仅是她的名字，更是她世界的底色：在跨国药企多元化管理团队中，她是中国创新与全球资源的“协调者”，联结起跨国药企与中国药企的深度化学反应。 她清晰地记得，2023年6月，默克关注到恒瑞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披露的PARP1抑制剂相关数据后，在她的搭线下，默克与恒瑞管理层的线下会面很快促成；4个月后，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召开期间，默克与恒瑞团队确定合作意向，ESMO会议结束，恒瑞直接转道默克德国总部，仅用时一周便合同谈判成功，默克德国团队被“中国速度”所激励，见证了中外团队深度融合带来的高效协同。 10年前，周虹为自己的“中国梦”列下一份任务清单：让全球创新药更快惠及中国患者、助力中国创新药走向世界、赋能中国人才登上全球舞台。10年后，她坦言：“前两项已基本实现，第三项也在稳步推进中。” 事实上，“中国梦”的第三项任务，也寄托着周虹对中国药企国际化的期许。她坚信，中国药企的名字未来必定会出现在全球制药TOP20榜单中，但仍需系统性构建“产品、企业、生态”三层出海能力：“创新产品的出海已实现突破，但企业乃至生态层面，还有很多‘内功’需要打磨。” 其中，至关重要的“内功”便是国际化人才储备。周虹认为，尽管如今已有不少中国高管在国际医药市场担任重要角色，但数量仍远远不够：“世界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唯有让中国声音融入全球战略决策，才能通过精准传递信息，让中国医药市场的形象更立体。” 出生于中国、成长于德国、求学于英国，在默克任职期间负责多国的国际市场业务，这些“沉浸式历练”，让周虹深刻理解不同市场的商业逻辑，也让她渴望将自己一路“趟”出来的经验，传递给更多同行。 基于自身经历，周虹认为，国际化人才最关键的能力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灵活调整沟通方式与领导风格”，“全球领导岗位的核心要求，是能适配文化差异。” “比如面对巴西市场，需以‘热情共情’建立信任；对接日本团队，需以‘细节严谨’传递尊重；而带领德国团队时，需要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和赋能。” 这种“换位思维”的本质，是“既懂全球规则，也懂本土逻辑”，避免因文化隔阂导致策略落地偏差。而这恰恰是中国医药创新以集成之势走向海外，面对目标市场国保守派对“竞争格局冲击”的担忧，中国药界人士需以“换位思考”传递真实信息的关键所在。 周虹希望通过助力更多中国人才突破“国际化能力瓶颈”，让中国医药创新真正在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力。为此，她笑言早已规划好退休后的角色：“我想在退休后做年轻管理者的辅导员”。这样，她就可以把自己带着温度的实战经验，传递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