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2026)11:444;https://doi.org/10.1038/s41392-026-02931-x
疼痛是一种多维度的感觉与情感体验,深刻影响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疼痛如同一把双刃剑:急性疼痛作为保护性警示信号发挥功能,而慢性疼痛则损害生理与心理健康。疼痛目前被广泛视为"第五大生命体征",鉴于其不断上升的患病率和巨大的全球疾病负担,慢性疼痛亦可被视为一种主要的慢性疾病实体。因此,阐明疼痛的神经与分子基础并开发有效的镇痛策略仍是当务之急。本综述对调控疼痛的分子机制与神经环路机制进行了全面概述。在分子层面,离子通道、多种受体系统以及复杂的信号通路在伤害性感受信号的转导与调制中发挥核心作用。在环路层面,疼痛处理涉及上行通路、下行调制系统以及分布式脑区,它们共同编码疼痛的感觉与情感维度。在此机制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当前的治疗策略,包括药物与非药物干预手段,以及基因治疗、干细胞疗法和神经调控等新兴方法。尽管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现有镇痛药物的不良反应及对内脏疼痛机制认识的不完善。未来研究应优先整合多组学方法、先进的神经环路映射技术和人工智能,以深化机制认识并推动更精准、更有效的疼痛管理策略的开发。引言
本综述的首要目标是对不同疼痛状态下的分子与神经环路机制以及当前治疗策略进行系统性梳理,为更有效的疼痛管理提供依据。在分子层面,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基因编辑等先进方法已使调控疼痛处理的关键基因和蛋白质得以鉴定。阐明这些分子在伤害性感受通路中的功能可为疼痛病理生理学提供关键认识。在环路层面,光遗传学等技术能够对特定神经元群体进行精确的时空操控,从而解析其在疼痛感知与调制中的作用。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疼痛管理仍是重大的临床挑战。传统镇痛药物,尤其是阿片类药物,虽有效但受限于成瘾性、呼吸抑制和胃肠道不良反应,且许多神经病理性或内脏疼痛患者对现有治疗反应不佳。1-3 与既往疼痛综述不同,本综述突出一个跨层面的信号整合框架,将分子事件(如基因表达、翻译后修饰)与神经环路动力学联系起来,避免对单一层面或机制的孤立讨论。该框架能够系统阐明疼痛信号如何从分子开关传递并转化为环路层面的编码,从而填补既往综述中分子层面与环路层面之间缺乏明确级联联系的空白。
疼痛,根据国际疼痛研究学会(IASP,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的正式定义,是"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或类似的不愉快感觉与情感体验"。4 疼痛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心理社会现象,超越躯体感觉范畴,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维度。5-7 疼痛感知具有内在的主观性,受个体经历、心理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8,9 临床上,疼痛被视为"第五大生命体征",10-13 由于其日益增长的患病率和疾病负担,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第五大慢性疾病"。14-17(图1)疼痛常是患者就医的首要原因,其特征——如强度、部位和持续时间——为诊断提供重要信息。18,19 准确评估有助于及时干预,而持续监测则有助于评估治疗效果和发现并发症。20-22 在急性情况下,有效的疼痛控制有助于康复并预防不良结局,23-25 而未经治疗的疼痛可干扰睡眠、免疫功能和愈合等生理过程。26,27 在慢性疾病中,疼痛管理对于改善功能和减少抑郁、焦虑等精神共病至关重要。9,28,29
疼痛可被描述为一把"双刃剑",通常按持续时间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30,31(图1)急性疼痛通常与组织损伤相关,作为保护性警示信号发挥功能,32-34 常随愈合而消退。相比之下,慢性疼痛持续超过正常恢复期,通常超过三个月。6,35-39 慢性疼痛对身心健康具有长期有害影响,40-42 因而被视为"有害疼痛或坏疼痛"。在机制上,疼痛可进一步分为伤害感受性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炎症性疼痛和伤害可塑性疼痛。43-48 伤害感受性疼痛由伤害性感受器激活引起,49,50 包括躯体疼痛和内脏疼痛。51 躯体疼痛起源于皮肤、肌肉、骨骼或关节,通常定位明确,可被描述为锐痛、酸痛或搏动性疼痛。相比之下,内脏疼痛起源于内脏器官,具有若干区别于躯体疼痛的特征。首先,内脏疼痛定位不清,这源于内脏器官中伤害性感受器密度较低以及内脏传入纤维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复杂而弥散的投射模式。37,52 其次,内脏疼痛常被描述为钝痛、痉挛性疼痛或酸痛。第三,内脏疼痛常伴有牵涉痛,即疼痛感觉出现在不同于病变器官的部位——这反映了躯体传入与内脏传入之间共享的神经通路。53,54 最后,内脏疼痛常伴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如恶心、呕吐、出汗及心率或血压改变。55,56 这些反应源于内脏感觉通路与脑干和下丘脑自主调节中枢的密切整合。57-59
内脏疼痛由于其复杂的神经支配、弥散的定位和有限的治疗效果,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仍尤为棘手。60 传统镇痛药物常显不足,促使针对特定分子和环路机制的靶向治疗不断发展。36,61-67 神经病理性疼痛由神经系统的损伤或功能障碍引起,68-71 常难以治疗,而伤害可塑性疼痛涉及无明确组织损伤的中枢处理改变。72,73 分子和环路层面的机制认识有望推动靶向和个体化治疗的发展。这些进展可支持药物创新和新型神经调控策略。因此,本综述旨在将分子与环路层面的机制与治疗视角相整合,增强转化相关性并促进更精准的疼痛管理策略的开发。
图1 疼痛视觉图谱:从伤害感受到疼痛缓解的映射、分类及治疗路径。疼痛是一把双刃剑,可分为生理性的“良性疼痛”和病理性的“恶性疼痛”。疼痛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离子通道及多种受体表达的改变。此外,神经环路的功能失衡是引发疼痛的一个关键因素。疼痛已被视为第五个生命体征;随着慢性疼痛状况的患病率不断上升,疼痛日益被视为第五种慢性疾病。疼痛治疗面临重大挑战,这凸显了开发有效、个性化的镇痛策略的紧迫性,这些策略应依托精准医学和人工智能技术。
疼痛的分子机制
疼痛感知涉及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中离子通道与受体的复杂相互作用(图2)。电压门控钠通道、钙通道和钾通道调节神经元兴奋性和动作电位动力学。N-甲基-D-天冬氨酸(NMDA, N-methyl-D-aspartate)受体和瞬时受体电位(TRP,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通道分别介导突触可塑性和伤害性刺激的转导。阿片受体和嘌呤能受体通过内源性配体和炎症介质在多个层面调制疼痛。这些通路的失调导致慢性疼痛状态,为镇痛干预提供了多个靶点。
图2:疼痛分子机制的综合示意图,其中包括离子通道、受体及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疼痛的分子机制涉及多种离子通道和多种受体,包括钠通道、钙通道、钾通道、NMDA受体、TRP受体以及嘌呤能受体。此外,多种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包括 NF -κB通路,在疼痛调节中起关键作用。VGSCs:电压门控钠通道;VGCCs:电压门控钙通道;VGKCs:电压门控钾通道;TRP:瞬时受体电位通道;NMDA: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SP:P物质;NK1R:神经激肽-1受体。
疼痛信号中的离子通道
离子通道在伤害性感受信号的产生和传导中发挥基础作用。74-76 这些整合膜蛋白形成选择性孔道,调节离子(如Na⁺、Ca²⁺、K⁺)跨细胞膜的流动。通过这些通道的离子流是动作电位起始和传播的基础,构成了将伤害性感受信息从外周感觉末梢传导至中枢神经系统的电生理基础(图2)。离子通道活性的精确调控至关重要,因为失调可能导致病理性疼痛敏化,这是许多慢性疼痛状态的标志。
钠通道。 电压门控钠通道(VGSCs, vo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s)是神经元兴奋性的核心,在动作电位的起始和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77-81 NaV1家族(NaV1.1–NaV1.9)在伤害性感受神经元中尤为重要,多个亚型参与外周疼痛信号传导。82-84 其中,NaV1.7已成为疼痛病理生理学中的关键角色。85-88 NaV1.7在伤害性感受器中高表达,其生物物理特性使其能够对伤害性刺激快速产生动作电位。在功能上,它作为"阈值通道":受到刺激时,NaV1.7通道开放,允许Na⁺内流,导致阈下去极化。一旦达到激活阈值,即可引发完整的动作电位放电,信号沿传入轴突传播至脊髓的疼痛处理中枢。编码NaV1.7的基因SCN9A的突变与多种遗传性疼痛疾病相关,凸显其在伤害性感受中的关键作用。89,90 SCN9A的功能缺失性突变导致先天性疼痛不敏感,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无法感知疼痛,常导致频繁受伤和保护性反射减弱。91-93 相反,功能获得性突变与遗传性红斑肢痛症(EM, erythromelalgia)和阵发性极度疼痛障碍(PEPD, paroxysmal extreme pain disorder)等疼痛综合征相关。94-96 在EM中,NaV1.7突变降低激活阈值,导致神经元兴奋性增高和伤害性感受器自发放电。患者经历严重的烧灼痛,尤以四肢为甚,常由轻微热刺激或体力活动诱发。在PEPD中,突变损害NaV1.7的失活,导致持续性钠电流和高频神经元放电,表现为发作性剧痛——常见于直肠、骶部或下颌区域。
VGSCs是伤害性感受器兴奋性的中枢调节因子,其中NaV1.8已成为外周疼痛信号传导的特别重要决定因素。97,98 NaV1.8优先表达于小直径和中直径背根神经节(DRG, dorsal root ganglion)神经元,表现出河豚毒素抗性、缓慢失活和在相对去极化膜电位下激活的特性。这些生物物理特性使NaV1.8能够在持续或强烈刺激期间支持重复动作电位放电,使其成为炎症性和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关键贡献因素。遗传学和药理学研究表明,NaV1.8功能增强通过降低放电阈值和增加伤害性感受器反应性促进外周敏化,而NaV1.8的缺失或抑制则显著减轻疼痛行为,同时基本保留非伤害性感觉和中枢功能。这种外周富集特性使得亚型选择性治疗药物的开发成为可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suzetrigine(VX-548),一种口服的高选择性NaV1.8抑制剂。99 VX-548通过选择性抑制NaV1.8介导的电流和伤害性感受器放电,在临床前模型和急性术后疼痛临床试验中产生显著镇痛效果,且不激活阿片通路或引起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或心血管不良反应。这些发现为NaV1.8作为非阿片类镇痛靶点提供了有力的临床验证。
与NaV1.7和NaV1.8在动作电位产生中的主导作用不同,NaV1.3和NaV1.9主要在疼痛处理中发挥调节功能。97 NaV1.3在发育期间高表达,但在成年感觉神经元中基本下调;然而,神经损伤后可重新诱导其表达。其快速复活和增强的持续电流被认为有助于异位放电和神经元过度兴奋,从而参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展和维持,而非基线伤害性感受。NaV1.9是另一种选择性表达于伤害性感受器的河豚毒素抗性通道,产生在静息膜电位附近活跃的持续性低阈值钠电流。NaV1.9不驱动动作电位上升支,而是调制阈下兴奋性并放大对炎症介质的反应。与此调节作用一致,NaV1.9的功能获得性突变可产生疼痛性神经病变或痛觉减退,取决于整体兴奋性如何改变。总之,这些通道形成一个协调系统,其中NaV1.8作为伤害性感受放电的主要效应器,而NaV1.3和NaV1.9在损伤和炎症状态下精细调节疼痛信号,为靶向镇痛干预提供多个机制切入点。
钙通道。 VGCCs是伤害性感受信号通路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0-102 这些通道大致分为高电压激活(HVA, high-voltage-activated)型103,104 和低电压激活(LVA, low-voltage-activated)型。105 HVA通道包括L型、N型、P/Q型和R型通道,而LVA组主要由T型通道组成。106,107 其中,CaV1.2108,109 和CaV2.2110,111 通过介导突触前Ca²⁺内流触发初级传入神经元与脊髓背角神经元之间突触的兴奋性神经递质(包括谷氨酸和P物质)释放,在疼痛处理中发挥关键且重叠的作用,从而放大伤害性感受信号的传递。CaV1.2参与中枢疼痛通路中活动依赖性的神经递质释放,而CaV2.2在背根神经节神经元和脊髓突触前末梢高度富集,112-114 是伤害性感受突触信号的关键调节因子。因此,抑制CaV2.2可显著抑制神经递质释放并减弱疼痛传递,这一机制被齐考诺肽所利用——齐考诺肽是一种源自魔法芋螺毒素的肽类,选择性阻断CaV2.2的成孔α1亚基,阻止钙离子内流,为严重、难治性疼痛患者提供强效镇痛。115,116
钾通道。 钾(K⁺)通道构成一类多样化的离子通道家族,在调节神经元兴奋性和静息膜电位中发挥基础作用。117-120 通过促进K⁺离子外流,这些通道帮助维持负性静息膜电位并参与动作电位后的膜复极化。在疼痛背景下,钾通道已成为伤害性感受处理的关键调节因子。121,122 其中,双孔域钾(K2P, two-pore domain potassium)通道因其在设定感觉神经元基线兴奋性中的作用而尤为突出。K2P通道的失调或基因突变可改变静息膜电位,使神经元过度兴奋。123,124 在疼痛背景下,伤害性感受神经元中TREK-1的激活可抑制疼痛信号的产生和传导,提示靶向并激活TREK-1的药物可被开发为新型镇痛药。125,126 除K2P通道外,电压门控钾通道(KV或VGKCs, voltage-gated potassium channels)也对疼痛调制有重要贡献。117,127,128 值得注意的是,KCNQ编码的M型钾通道通过产生缓慢激活、不失活的M电流来稳定膜电位和限制重复放电,作为伤害性感受兴奋性的关键内源性制动器。在炎症性和癌性疼痛状态下,这些通道通过信号依赖性抑制和转录下调而被功能抑制,导致膜去极化和疼痛过敏。129 通道开放剂如瑞替加滨则可恢复兴奋性控制并减轻疼痛行为。130
瞬时受体电位(TRP)通道。 TRP通道构成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非选择性阳离子通道家族,广泛表达于各种组织中,尤其在感觉神经元中发挥关键作用。131-133(图2)在TRP家族中,TRPV1(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1,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1)135,136 和TRPA1(瞬时受体电位锚蛋白亚型1,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ankyrin 1)137,138 在疼痛领域研究最为广泛。TRPV1又称辣椒素受体,在伤害性感受神经元中高表达。TRPV1被伤害性热刺激(≥43°C)、低pH和辣椒素等化学物质激活。炎症介质如前列腺素、139 缓激肽140,141 和细胞因子142 可通过降低TRPV1的激活阈值使其敏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I型(CRPS-I,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type-I)等慢性疼痛状态下,浸润的巨噬细胞释放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作用于背根神经节神经元上表达的TNF受体1(TNFR1, TNF receptor 1),通过SYK/STAT3信号轴上调TRPV1通道的表达和功能,导致神经元过度兴奋和持续性机械异常性疼痛。143
TRPA1是另一个参与炎症性和寒冷诱发疼痛的关键TRP通道。它被化学刺激物激活,包括异硫氰酸烯丙酯(芥子油)、肉桂醛(肉桂)和丙烯醛。TRPA1还对寒冷温度(<17°C)有反应,在冷觉过敏中发挥作用。例如,在实验性痛风性关节炎中,趋化因子CXCL5与伤害性感觉神经元上的受体CXCR2结合,通过Gβγ依赖性信号触发TRPA1激活,驱动膜去极化和疼痛。147 TRPV1和TRPA1均为机体伤害性感受信号通路的组成部分,已成为新型镇痛药物开发的有前景靶点。参与疼痛的受体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 NMDA受体是离子型谷氨酸受体的一个亚型,在中枢敏化的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而中枢敏化是慢性疼痛状态的关键病理机制。150-154(图2)作为配体门控离子通道,NMDA受体被谷氨酸和甘氨酸的结合激活,导致钙(Ca²⁺)和钠(Na⁺)内流及突触后神经元去极化。119,151 在结构上,NMDA受体是由NR1、NR2(NR2A–NR2D)和NR3(NR3A和NR3B)亚基组合构成的异四聚体复合物。在疼痛背景下,NMDA受体主要表达于脊髓和脑。158,159 其持续激活与中枢敏化密切相关,中枢伤害性感受神经元兴奋性增高导致从急性疼痛向慢性疼痛的转化。152,160,161 此外,NMDA受体激活参与突触的长时程增强(LTP, long-term potentiation)。164 这种形式的突触可塑性增强伤害性感受信号的传递,在慢性疼痛的持续中发挥关键作用。165-168 例如,氯胺酮作为一种非竞争性NMDA受体拮抗剂,在治疗难治性疼痛中显示出疗效。169,170 然而,氯胺酮的临床应用受限于其拟精神病样不良反应,包括分离感、幻觉和认知障碍。
此外,外周NMDA受体越来越多地被认识到是病理条件下伤害性感受处理的调节因子。150 大量动物研究表明,局部阻断外周NMDA受体可减轻甲醛和卡拉胶等模型中的炎症性疼痛行为。人体实验数据进一步凸显了模式特异性效应:外周给予氯胺酮可减轻谷氨酸诱发的肌肉疼痛,171 但对辣椒素诱发的疼痛效果有限。172 总之,外周NMDA受体作为情境依赖的疼痛敏化放大器,其在炎症状态下的相关性最强。
阿片受体。 阿片受体是一类G蛋白偶联受体(GPCRs,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在机体天然疼痛调制系统中发挥核心作用,并作为外源性阿片类镇痛药的主要药理学靶点。173-175(图2)阿片受体有三个主要亚型:μ(mu)、δ(delta)和κ(kappa)受体。176,177 这些受体广泛表达于中枢神经系统(CNS, central nervous system)和外周组织。参与阿片介导镇痛的关键解剖部位包括导水管周围灰质(PAG, periaqueductal gray)178-180 和脊髓背角。181,182 PAG的激活启动下行抑制通路,释放脑啡肽,后者随后激活背角中的μ-阿片受体。δ-阿片受体主要位于大脑皮层、海马和杏仁核,不仅参与镇痛,还参与抗抑郁183-186 和神经保护作用。187 κ-阿片受体在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中均有表达,也介导镇痛。180,188,189 然而,由于镇静、烦躁不安和利尿等不良反应,其临床应用受限。
内源性阿片系统由三族神经肽组成:脑啡肽、内啡肽和强啡肽。脑啡肽是对μ和δ受体具有高亲和力的五肽,负责快速起效、短时程的镇痛。190,191 β-内啡肽参与应激或损伤条件下的持续镇痛。192-194 强啡肽优先激活κ受体,调制疼痛,尤其是在应激诱导的镇痛和伤害性感受适应中。188,195,196 外源性阿片类药物在中至重度疼痛的管理中仍然不可或缺。然而,其使用伴随重大的临床挑战,包括耐受性的发展、197-199 躯体依赖200,201 和成瘾。202 阿片类药物的广泛使用和滥用已导致全球阿片危机,过量用药相关的呼吸抑制驱动死亡率持续上升。便秘、镇静和认知障碍等额外不良反应进一步限制了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尤其是在老年人或伴有呼吸或胃肠道共病的易感人群中。
嘌呤能受体。 嘌呤能受体构成一类细胞表面受体,在疼痛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203-205(图2)根据配体特异性,它们分为两个主要家族:被腺苷激活的P1受体和被细胞外核苷酸如三磷酸腺苷(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激活的P2受体。P2家族进一步分为配体门控离子通道型P2X受体206 和G蛋白偶联受体型P2Y受体。207,208 组织损伤、炎症或暴露于伤害性刺激时,ATP从受损或应激的细胞中释放。细胞外ATP作为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 danger-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激活初级传入伤害性感受神经元上的P2X和P2Y受体。在P2X受体中,P2X3和P2X2/3异聚体在疼痛感知中尤为重要。67,212,213 P2X3受体在小直径感觉神经元中大量表达。其被ATP激活后引起Na⁺和Ca²⁺内流,导致膜去极化和动作电位的产生。214,215 P2Y受体也参与外周疼痛信号传导。216-219 激活后,P2Y受体启动细胞内信号级联反应,尤其是磷脂酶C(PLC, phospholipase C)–三磷酸肌醇(IP₃, inositol trisphosphate)–Ca²⁺通路。220-222
在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脊髓内,嘌呤能受体进一步调制疼痛处理。203,223-226 在慢性疼痛状态下,脊髓P2X受体(尤其是P2X4227-229 和P2X7230,231)的表达常上调。重要的是,近期研究揭示,GATA结合蛋白1(GATA1, GATA binding protein 1)介导的P2X7受体基因座的DNA去甲基化可能在慢性内脏疼痛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232 这一表观遗传修饰涉及GATA1与十-十一易位甲基胞嘧啶双加氧酶3(TET3, ten-eleven translocation methylcytosine dioxygenase 3)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图3)。由此导致的低甲基化引起P2X7受体表达上调,从而增强神经元对细胞外ATP的敏感性,参与中枢敏化和内脏疼痛的持续。
图3 生理及病理状态下DNA甲基化与去甲基化过程的示意图。在P2X7受体位点,由GATA1介导的DNA去甲基化可能在慢性内脏疼痛的发病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过程涉及GATA1与TET3酶通过该表观遗传修饰发生的直接相互作用。GATA1:GATA结合蛋白1;TET3:十-十一易位3;CpG:胞嘧啶-磷酸-鸟嘌呤。
神经肽在疼痛中的作用。 P物质(SP, substance P)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等神经肽在疼痛的调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在肠道炎症条件下。233-237 SP从初级传入神经元末梢释放,通过结合神经激肽-1受体(NK-1R, neurokinin-1 receptor)发挥其生物学效应。免疫细胞上的NK-1R激活促进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 interleukin-1 beta)和白细胞介素-6(IL-6, interleukin-6)的释放(图2)。CGRP在伤害性刺激或炎症状态下常与SP共同释放。238,239 给予CGRP受体拮抗剂已被证明可减轻疼痛相关行为。241-244 总之,SP和CGRP的协调释放通过促进炎症反应和敏化疼痛通路,参与了疼痛的复杂病理生理学。疼痛的神经环路机制上行疼痛通路
脊髓-丘脑通路。 脊髓-丘脑通路构成上行伤害性感受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将疼痛信号从外周传递至更高级脑中枢。245-247 这一过程可类比为"4×100米接力"(图4),每一级神经元站将疼痛信号传递至下一级。该通路中的一级神经元是初级传入神经元,其胞体位于DRG。DRG神经元在伤害性感受传递中履行三项关键功能:外部刺激的转导、电信号的传导和疼痛冲动向中枢神经系统的传递。在背角完成突触传递后,二级神经元的轴突经白质前连合交叉,然后在对侧脊髓前外侧象限上行,作为脊髓丘脑束(STT, spinothalamic tract)的一部分。253
外侧脊髓丘脑束在疼痛传递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254,255 当脊髓丘脑束上行经过延髓、脑桥和中脑时,它将疼痛信息传向丘脑。256-258 丘脑是感觉和运动信息的主要中继中心。在伤害性感受处理中,关键的丘脑核团包括腹后外侧核(VPL)、腹后内侧核(VPM)和板内核群。261-263 从丘脑出发,三级神经元轴突投射至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这些皮层靶区包括初级和次级体感皮层,以及前扣带回皮层(ACC,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267-272 前额叶皮层(PFC, prefrontal cortex)273,274 和岛叶皮层(IC, insular cortex),275 它们介导疼痛的情感、情绪和认知维度。总之,脊髓-丘脑-皮层通路对于伤害性感受信号的中继至关重要(图4)。
脊髓-脑干通路。 脊髓-脑干通路构成上行伤害性感受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在疼痛传递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在疼痛调制和疼痛相关自主及行为反应的整合中具有重要意义。278,279 该通路中的一个主要投射是脊髓网状束。位于脑桥背外侧的臂旁核(PBN, parabrachial nucleus)构成脊髓-脑干上行疼痛通路中的关键枢纽。288,289 它通过脊髓臂旁束直接接收来自脊髓板层I的伤害性感受输入,并广泛投射至边缘系统和前脑区域,包括中央杏仁核(CeA, central amygdala)。288 PBN-CeA通路已被证明在损伤诱导的敏化中发挥关键作用:化学遗传学激活投射至CeA的PBN神经元可在未损伤小鼠中诱发双侧过敏。289
图4:上行和下行疼痛信号通路的概览图,包括从外周到中枢的以及中枢神经环路机制。疼痛信号的上行通路类似于4×100米接力赛,其中 DRG 神经元承担三项关键功能:转导、传导和传递。疼痛信号到达脑干后,会通过多个神经环路传递至皮层。在下行疼痛通路中,PAG和 RVM 通过释放神经递质至脊髓,从而对疼痛进行关键调节,发挥核心镇痛功能。 DRG :背根神经节;P2XR:P2X嘌呤能受体;TRPV1:瞬时受体电位香草素1; RVM :延髓前腹内侧区;PAG:导水管周围灰质;LA:杏仁核外侧部;ACC:前扣状皮层;ATP:三磷酸腺苷;LC:蓝斑;IC:岛叶皮层;PFC:前额叶皮层; HPC :海马;S1:初级体感皮层。
下行疼痛调制通路
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介导的通路。 PAG位于中脑导水管周围,是下行疼痛调制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293-295(图4)它在机体内源性镇痛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主要通过启动下行抑制通路在脊髓层面抑制疼痛传递。296,297 PAG含有高密度的阿片受体,其刺激可诱发强效镇痛。179,298 PAG的主要输出之一是其向嘴端腹内侧延髓(RVM, rostral ventromedial medulla)的投射。301,302 PAG的激活导致脑啡肽等神经调节物质的释放,后者作用于RVM内的阿片受体。这反过来触发5-羟色胺(5-HT, serotonin)的释放。在背角中,5-羟色胺通过作用于多种5-羟色胺受体亚型来调制突触传递,从而抑制疼痛传递。
除了通过RVM的间接作用外,PAG还可对脊髓伤害性感受环路施加直接的下行控制。305 PAG向脊髓背角的直接投射释放脑啡肽等神经调节物质,与初级传入神经元突触前末梢和二级神经元上的阿片受体结合。306,307 在神经病理性疼痛等病理性疼痛状态下,PAG介导抑制的效能常受损。神经损伤可能导致PAG神经元活动降低,削弱下行抑制性控制,从而导致痛觉过敏或异常性疼痛。
蓝斑(LC)介导的通路。 LC位于脑桥脑干,是下行疼痛调制系统中的关键节点。310 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去甲肾上腺素能核团,广泛投射至众多脑区和脊髓背角。311,312 通过释放去甲肾上腺素(NE, norepinephrine),LC对疼痛传递施加强大的调制作用。313,314 LC主要由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组成,激活后向脊髓背角释放NE。314-316 NE通过作用于肾上腺素能受体发挥调制作用,其中α2-肾上腺素能受体在抑制伤害性感受信号中尤为重要。317,318 当NE与α2-肾上腺素能受体结合时,它抑制初级传入神经元突触前末梢释放兴奋性神经递质——尤其是谷氨酸和P物质。应激是LC的强效激活因素,急性应激期间LC的激活导致脊髓背角NE释放增加,参与应激诱导的镇痛。322,323参与疼痛处理的脑区
初级体感皮层(S1)。 S1是大脑皮层中负责处理和解释伤害性感受输入的关键区域。326,327(图4)它在实现疼痛的定位、强度感知和性质辨别中发挥核心作用。该皮层区域以躯体定位方式组织,不同区域代表身体的特定部位——这种组织常被称为感觉小人。S1还编码疼痛强度。329,330 S1的损伤或功能障碍可导致定位障碍、强度感知扭曲或难以区分疼痛性质。
前扣带回皮层(ACC)。 ACC位于内侧前额叶皮层内,是处理疼痛情感和认知维度的关键脑区。它在介导疼痛相关的不愉快感331-333 和疼痛认知评估中发挥核心作用。336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一致表明,ACC的激活随疼痛刺激而增加,且与自我报告的疼痛不愉快感密切相关。337-339 ACC还参与慢性疼痛常伴随的情感障碍。慢性腰背痛、纤维肌痛和神经病理性疼痛等疾病的患者常表现出ACC激活的异常模式,与抑郁346,347 和焦虑348,349 症状相关。
岛叶皮层(IC)。 IC在疼痛处理中发挥多方面作用,尤其是在整合疼痛体验的感觉、情感和自主成分方面。275,350,351 IC还是内感受——即对内部身体状态的感知——的关键结构。它将疼痛相关输入与心率354,355 和血压356 等生理参数整合。在纤维肌痛等慢性疼痛状态下,IC常表现出失调的活动。357,358
室旁下丘脑(PVH)。 近期研究揭示了源自PVH的不同神经环路在疼痛传递和调控中的关键作用。213,359,360(图5)PVH是参与调控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轴活动和疼痛调制的中枢枢纽。内脏疼痛激活的PVH神经元密集投射至腹外侧隔核(LSV, ventral lateral septal nucleus),形成PVH-LSV通路。相比之下,躯体疼痛激活的PVH神经元主要投射至尾侧未定带(ZIC, caudal zona incerta),形成PVH-ZIC通路。在分子层面,PVH-LSV通路通过嘌呤能信号机制运作,投射至LSV的PVH神经元高表达P2X3嘌呤能受体。359
图5. PVH 作为疼痛分类中心的示意图,该中心能够明确处理内脏疼痛和躯体疼痛。 PVH 中的P2X3R⁺和VIPR2⁺神经元分别对 CRD 和 VFF 刺激产生特异性反应。具体而言,由 CRD 激活的 PVH 神经元密集投射至LSV,形成 PVH -LSV通路。相比之下,由 VFF 激活的 PVH 神经元主要投射至 ZIC ,从而建立 PVH - ZIC 通路。在功能方面, PVH -LSV环路在内脏疼痛信号的传递和调控中起关键作用,而 PVH - ZIC 通路则对躯体疼痛至关重要。 PVH –LSV和 PVH – ZIC 通路的鉴定为理解大脑如何区分并处理内脏疼痛与躯体疼痛提供了新的见解。 PVH :下丘脑室旁核; CRD :结肠直肠扩张; VFF :冯·弗雷丝丝; DRG :背根神经节;P2X3R:P2X3嘌呤能受体;VIPR2:血管活性肠肽受体2;LSV:腹侧外侧隔核; ZIC :尾侧不明确区。
杏仁核。 杏仁核是一个核心边缘枢纽,通过为伤害性感受信号赋予情感显著性并将疼痛与恐惧365,366 和焦虑29 联系起来,关键性地塑造疼痛的情感-动机维度。杏仁核在疼痛调控中的核心功能是其参与联合学习,即中性线索与疼痛体验联系,产生预期性焦虑和过度警觉。慢性疼痛状态伴随杏仁核兴奋性增高和前额叶皮层自上而下调控受损。
前额叶皮层(PFC)。 PFC在疼痛的认知和自上而下调制中发挥核心作用。374-376 功能神经影像学研究一致表明,PFC在安慰剂镇痛377,378 和注意分散379,380 期间被激活。在慢性疼痛中,PFC存在显著功能障碍,包括灰质体积减少和功能连接受损。PFC还在疼痛预测和预期中发挥关键作用。
次级体感皮层(S2)。 S2在皮层疼痛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支持超越基本感觉辨别的伤害性感受信息的高阶整合。327,385 在慢性疼痛中,S2激活和连接的改变很常见,与皮层层面的中枢敏化一致。
伏隔核(NAc)。 NAc是中脑边缘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调节疼痛的动机和情感维度。388,389 功能影像学研究已证明NAc在疼痛缓解390 和安慰剂镇痛391,392 期间被激活。在慢性疼痛中,NAc功能紊乱和多巴胺能信号受损与奖赏处理障碍和快感缺失相关。
海马(HPC)。 HPC通过多种机制参与疼痛调控。398,399 疼痛体验在HPC环路中被编码。在慢性疼痛中,HPC的结构和功能改变——包括体积减少和神经发生受损——被一致报道。
纹状体。 纹状体整合感觉运动、认知和动机信息,以指导与疼痛相关的动作选择和强化学习。404,405 在慢性疼痛中,纹状体功能改变和多巴胺能信号受损与决策障碍和适应不良应对相关。疼痛的干预与治疗措施
有效的疼痛管理需要一种全面、多因素的方法,精心量身定制以适应所经历疼痛的具体类型、起源和慢性化程度(图6)。尽管在推进对疼痛机制的理解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将这一机制知识转化为持续有效的治疗策略仍是一个正在进行且艰巨的挑战,尤其是在内脏疼痛方面。
图6 疼痛干预与治疗概况,包括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及基因治疗。当前主流的镇痛策略涵盖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在药物治疗方面,阿片类药物和麻醉剂均具有强效镇痛作用。在非药物治疗方面,神经阻滞和心理治疗均能带来良好的治疗效果。此外,基因治疗和干细胞治疗也日益显示出令人鼓舞的镇痛效果。MSCs:间充质干细胞;siRNA:小干扰RNA;rTMS:重复经颅磁刺激;tDCS:经颅直流电刺激;SCS:脊髓刺激。
药物治疗
镇痛药物。 传统镇痛药物仍是疼痛管理的基础。非甾体抗炎药(NSAIDs,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通常作为伤害感受性疼痛的一线药物,尤其是源于炎症过程的疼痛。407,408(图6)尽管NSAIDs在急性炎症性疼痛中有效,但其在治疗神经病理性或慢性内脏疼痛方面的作用有限。长期使用与胃肠道溃疡409 和肾毒性410 相关。阿片类药物主要通过作用于μ-阿片受体(MORs, μ-opioid receptors)发挥镇痛作用,仍是中至重度急性疼痛的有效镇痛药。411,412 然而,其临床应用受呼吸抑制、镇静、恶心、便秘、耐受、阿片诱导的痛觉过敏以及依赖和滥用风险等剂量限制性不良反应的显著制约。413,414 其他药物,如抗惊厥药(加巴喷丁、普瑞巴林)和抗抑郁药——包括三环类抗抑郁药(阿米替林)和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度洛西汀)——在管理神经病理性疼痛中发挥核心作用。
新兴治疗策略中,SBI-810415 是一种β-抑制蛋白-2(βarr2, β-arrestin-2)偏向性神经降压素受体1(NTSR1, neurotensin receptor 1)变构调节剂。与传统正构激动剂不同,SBI-810变构调节NTSR1以选择性促进βarr2募集而非G蛋白信号,转化为跨多种疼痛状态的强效镇痛,且无典型阿片相关负担。临床前研究表明,SBI-810可有效减轻术后疼痛、炎症性疼痛和神经病理性疼痛。它不损害运动协调、触觉或认知功能,且不引起低血压或低体温。415 此外,SBI-810增强急性阿片镇痛,延缓吗啡耐受的发展,减轻阿片诱导的便秘,并减少纳洛酮诱发的戒断症状。415 SBI-810本身在条件性位置偏爱实验中缺乏奖赏特性,提示其滥用风险较低。
疼痛管理中的麻醉。 麻醉是现代疼痛管理的基石。416-418(图6)DRG作为外周神经系统中的关键接口,已成为多种麻醉方式的重要靶点。在局部麻醉中,利多卡因和布比卡因等药物通过阻断VGSCs(尤其是NaV1.7和NaV1.8)实现镇痛。422-424 在椎管内麻醉中,麻醉药物被注入蛛网膜下腔或硬膜外腔,可扩散至邻近的DRG。425,426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某些全身麻醉药也通过调节DRG功能发挥外周作用。429,430 临床前研究已证明DRG敏化在术后疼痛状态中发挥重要作用。431,432
神经阻滞治疗。 神经阻滞治疗旨在抑制特定神经部位的伤害性感受信号传递。433,434(图6)交感神经阻滞(包括腹腔神经丛阻滞)已被证明在缓解严重持续性内脏疼痛方面有效。435,436 这些阻滞在胰腺癌和慢性胰腺炎等疾病中尤为有益。该操作涉及在交感神经节附近靶向注射局部麻醉药和/或神经破坏剂(如酒精、苯酚)。尽管存在出血、感染和神经损伤等固有风险,神经阻滞仍是管理慢性、难治性内脏疼痛的非药物治疗策略的基石。非药物治疗
疼痛管理中的神经调控。 神经调控涵盖广泛的技术谱系,旨在改变神经系统活动以实现镇痛,尤其是在难治性疼痛综合征患者中。437-439(图6)在非侵入式中枢神经调控技术中,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因其镇痛效果而受到越来越多关注。444,445 当应用于初级运动皮层(M1)、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或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等区域时,rTMS已显示出显著的镇痛效果。446,447 迷走神经刺激(VNS, vagus nerve stimulation),尤其是经皮耳迷走神经刺激(taVNS, transcutaneous auricular VNS),通过刺激迷走神经耳支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非侵入式激活肠-脑轴的手段。448,449
在脊髓层面,脊髓电刺激(SCS, spinal cord stimulation)是一种成熟的侵入性技术,向脊髓背柱传递电脉冲,根据疼痛的闸门控制理论 disrupted 上行伤害性感受传递。450-452 DRG刺激在盆腔疼痛和IBS等局灶性内脏疼痛综合征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453,454 经皮神经电刺激(TENS,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提供了一种非侵入式刺激外周感觉纤维的方法。455-457
电针(EA, electroacupuncture)代表了一种传统而机制丰富的神经调控技术,通过调制脊髓和脑干神经递质、减轻神经炎症和抑制中枢敏化产生镇痛效果。458-460 鉴于EA314,440,461 和rTMS446 的镇痛效果,将EA治疗与rTMS结合可能通过激活疼痛矩阵内的互补靶点产生更强的镇痛效果。在功能性胃肠疾病中,EA+rTMS联合方案有望实现更全面和持续的症状缓解。466
疼痛管理中的运动疗法。 运动疗法被广泛认为是急性和慢性疼痛的核心非药物干预手段。467,468 急性运动可引起运动诱导的低痛觉,反映涉及内源性阿片能、内源性大麻素能和单胺能信号的下行抑制通路的激活。持续体力活动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的表达。471,472 除疼痛强度外,运动持续改善功能能力、情绪、睡眠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疼痛管理中的疼痛教育。 疼痛教育,尤其是疼痛神经科学教育,473,474 已成为疼痛管理生物心理社会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稳健且一致的发现是,疼痛教育改善心理结局,473,476 包括减少疼痛灾难化、恐惧回避信念和疼痛相关焦虑。新兴治疗策略
疼痛的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通过靶向伤害性感受处理的分子机制,代表了疼痛管理的前沿方法(图6)。利用病毒载体介导的递送系统,该策略旨在上调关键疼痛处理区域内源性抑制性神经调节物质的表达。477-479 同时,RNA干扰技术——包括小干扰RNA(siRNA, small interfering RNA)、短发夹RNA(shRNA, short hairpin RNA)和CRISPR-Cas9基因编辑——提供精确的基因沉默能力,靶向VGSCs(NaV1.7、NaV1.8、NaV1.9)、P2X3受体和促炎细胞因子等分子。359,480,481
疼痛的干细胞治疗。 干细胞治疗,尤其是使用间充质干细胞(MSCs, mesenchymal stem cells)及其细胞外囊泡(EVs, extracellular vesicles)(包括外泌体)的治疗,已成为再生疼痛医学中有前景的途径。482,483(图6)MSCs以其强大的免疫调节、抗炎和组织再生特性而闻名。484,485 MSC来源的外泌体提供了一种无细胞替代方案,保留了MSCs的许多治疗益处,同时减轻了免疫排斥和肿瘤发生等风险。486,487 临床前研究在各种疼痛模型中一致证明了基于MSC的干预的有效性。
总之,在阐明疼痛相关神经环路方面的进展——从外周伤害性感受器和DRG枢纽到脊髓中继系统和脊髓上网络——正在重塑疼痛管理的治疗格局。这些通路层面的认识为合理靶点选择提供了统一框架,使基于机制的干预措施的发展成为可能。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疼痛研究和治疗领域仍面临严峻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新策略和向精准医学的范式转变。当前挑战
有效疼痛治疗的发展受到几个独特而复杂的挑战的阻碍(图7)。最突出的障碍之一是存在解剖和生理屏障,限制了药物向相关外周和中枢伤害性感受通路的有效递送。特殊的血-组织屏障和血脑屏障显著限制镇痛化合物向靶神经环路的渗透。488,489 功能性疼痛疾病(如纤维肌痛)的诊断主要依赖于基于症状的标准,缺乏客观、可量化的生物标志物。另一个关键挑战在于临床前模型与人类疼痛病理生理学之间的转化鸿沟。许多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疗效的治疗靶点未能成功转化为人体临床试验。
治疗局限性仍是主要问题。阿片类药物携带耐受、依赖、呼吸抑制和阿片诱导的痛觉过敏等重大风险。非神经元细胞——包括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卫星胶质细胞和外周免疫群体——对慢性疼痛起始、维持和放大的贡献需要更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图7 疼痛研究及精准治疗中的未解决挑战与未来前沿。疼痛研究面临重大挑战,包括转化效率较低、机制层面的知识空白尚未填补,以及新型镇痛靶点开发持续遭遇失败。未来的努力应优先推动疼痛研究范式的转变:建立大规模的疼痛相关影像学及神经回路数据数据库,并开发个性化疼痛管理策略,以构建疼痛领域的全新理论与治疗框架。
未来方向
疼痛研究的范式转变对于克服当前镇痛药物开发和机制框架的局限性势在必行。新兴证据强调,疼痛不仅是神经元现象,还是一个动态的神经免疫过程。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肥大细胞、中性粒细胞、T细胞和胶质细胞)通过释放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脂质介质和生长因子积极参与伤害性感受信号。促炎介质如TNF、IL-1β、IL-6、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和前列腺素通过调制离子通道使外周伤害性感受器敏化。这些免疫来源的信号汇聚于经典细胞内级联通路——包括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NF-κB和钙信号通路。免疫来源的抗炎介质,包括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和专门的促消退脂质介质,有助于疼痛消退和韧性。
对免疫机制的认识已直接促进了生物制剂作为新型镇痛策略的发展。靶向细胞因子或免疫受体的生物制剂——如抗TNF、抗IL-6、抗IL-17和抗NGF抗体——已证明具有镇痛效果。超高场9T fMRI能够动态映射疼痛相关环路。493,494 多组学方法将描绘跨生理和病理疼痛状态的细胞类型特异性免疫-神经元信号网络。
最后,疼痛治疗的未来在于精准医学(图7),将免疫分析与神经环路分析和临床表型分型整合。下一代治疗药物可将生物制剂与选择性离子通道调节剂、神经调控或再生策略结合,以恢复平衡的神经免疫通信。结论
本综述对疼痛的分子和神经环路机制进行了系统综合,并突出了新兴治疗策略。它通过五个关键特征概念化疼痛:
(1) 疼痛充当双刃剑;
(2) 它包含两种对立形式——适应性("好")疼痛和适应不良("坏")疼痛;
(3) 伤害性感受器,尤其是背根神经节(DRG)神经元——通过三个基本过程——转导、传导和传递——启动疼痛信号;
(4) 疼痛的传播类似于"4×100米接力",强调信号在相互连接的神经通路间的顺序传递;
(5) 疼痛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主要慢性疾病实体,常被称为"第五大生命体征"。
在分子层面,本综述强调了驱动疼痛起始和敏化的关键离子通道、受体系统和细胞内信号级联通路。在环路层面,它描绘了内脏疼痛通路的独特组织,包括迷走神经传入系统和PVH-LSV轴。这些机制认识为开发靶向、非阿片类治疗药物提供了基础,包括NaV1.7和NaV1.8通道抑制剂、miRNA调节剂和环路特异性神经调控干预。此外,基因治疗和干细胞治疗等新兴方法为持久和个体化疼痛管理提供了有前景的途径。通过整合分子、环路层面和治疗视角,本综述建立了推进精准疼痛医学和改善临床结局的综合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