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nitol

随着年纪增长，很多人开始被腰疼困扰，去医院一查，报告单上写着“腰椎退行性病变”。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腰椎老化，包括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骨质增生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有没有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样的“靶向药”能治好它？ 一、 目前有没有真正的“靶向药”？ 首先要给大家泼盆冷水：目前临床上并没有一种专门针对腰椎退行性病变的“特效靶向药”或“逆转药”。 腰椎退变是一个复杂的机械性磨损+炎症过程，不像癌症那样有明确的单一基因靶点。因此，所谓的“靶向”，更多是指针对疼痛机制和炎症因子的生物制剂，这些药物主要处于临床研究阶段或用于特定类型的难治性疼痛，并未成为常规一线治疗手段。 1. 正在研发中的生物制剂（仅供参考，非上市标准疗法） 近年来，科学家发现腰椎退变过程中，一些炎症因子（如TNF-α、IL-1β、NGF神经生长因子）起着关键作用。针对这些因子的药物正在研究中： 抗NGF抗体（如Tanezumab）：* 这是目前研究较多的一个方向。NGF与疼痛信号传导密切相关，抑制它可以减轻慢性腰痛。但这类药物在部分国家因可能加速关节损伤而受限，需严格评估风险。 抗TNF-α抑制剂：* 原本用于类风湿关节炎，对于合并强直性脊柱炎等免疫性腰椎病患者有一定效果，但对普通退行性腰痛效果有限。 间充质干细胞注射：* 属于“细胞靶向”治疗，旨在修复椎间盘组织，目前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尚未普及。 重要提醒： 以上药物均需在专业医生评估下使用，严禁自行购药注射或服用。目前医院常规开具的药物多为对症治疗。 二、 临床常用的“对症”药物有哪些？ 虽然没有“根治性靶向药”，但医生会根据症状，使用以下几类药物来缓解疼痛、消除炎症、保护神经。这些是目前的“主力军”： 1. 非甾体抗炎药（NSAIDs）这是治疗腰椎退变伴疼痛的一线首选药物。 代表药物：* 塞来昔布、依托考昔、双氯芬酸钠、布洛芬等。 作用：* 消除神经根周围的无菌性炎症，从而缓解疼痛。 注意：* 长期服用需注意胃肠道和心血管风险，建议饭后服用，有胃病史者优选选择性COX-2抑制剂（如塞来昔布）。 2. 营养神经药物当退变压迫神经根，导致下肢麻木、刺痛时，需要使用此类药物。 代表药物：* 甲钴胺（活性维生素B12）、维生素B1。 作用：* 促进神经髓鞘修复，改善神经功能。 注意：* 这类药物安全性较高，但起效较慢，需按疗程服用。 3. 肌肉松弛剂腰椎退变常伴随腰部肌肉痉挛，导致“腰僵”、“动不了”。 代表药物：* 盐酸乙哌立松、氯唑沙宗。 作用：* 缓解肌肉紧张，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注意：* 可能出现嗜睡、乏力等副作用，建议睡前服用，避免高空作业或驾驶。 4. 脱水消肿药（急性期）在急性发作期，神经根水肿严重，医生可能会短期使用。 代表药物：* 甘露醇（静脉滴注）、七叶皂苷钠。 作用：* 快速减轻神经根水肿，缓解剧烈疼痛。 注意：* 需在医院内由护士操作，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三、 除了吃药，这些方法更重要 腰椎退行性病变的本质是“老化”和“劳损”，单纯靠吃药无法逆转结构改变。“三分治，七分养” 才是核心策略。 1. 生活方式调整（基础中的基础） 避免久坐：* 每坐45分钟起来活动5分钟，减少腰椎压力。 正确姿势：* 避免葛优躺、弯腰搬重物。搬东西时应先蹲下，保持腰部挺直。 床垫选择：* 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过软会导致腰椎缺乏支撑，过硬会压迫软组织。 2. 科学康复锻炼（增强脊柱稳定性） 小燕飞：* 俯卧位，头胸腿同时抬起，每次坚持5-10秒，重复10-15次。适合腰肌力量较弱者，但急性疼痛期禁用。 臀桥：* 仰卧位，双腿屈曲，用臀部力量将身体抬起，呈桥状。增强腰背肌和臀肌力量。 游泳：* 尤其是蛙泳，是对腰椎最友好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脊柱负荷。 3. 物理治疗 热敷：*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 理疗：* 如超声波、红外线、中频电疗等，需在正规医院康复科进行。 牵引：* 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不适合所有类型的腰椎病（如腰椎管狭窄者慎用）。 四、 何时需要手术？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保守治疗无效，需考虑手术治疗：* 保守治疗3个月以上，疼痛剧烈，严重影响生活和睡眠。* 出现肌肉萎缩、足下垂等神经功能损害表现。 出现马尾神经综合征（大小便功能障碍、会阴部麻木），需急诊手术*。 五、 总结与警示 腰椎退行性病变目前没有“一针灵”的靶向药，也不用盲目追求新薬。规范的药物对症治疗+科学的生活管理+坚持的康复锻炼，才是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的正确路径。 安全警示： 所有药物务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禁止自行抓药服用*。* 老年人服药需注意肝肾功能，定期复查。* 网络上宣称“包治百病”“根治椎间盘突出”的偏方、神药，多为虚假宣传，请勿轻信。 参考文献：【引用】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 腰椎间盘突出症诊疗指南[J]. 中华骨科杂志, 2020.【引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腰椎间盘突出症规范化诊疗指南(试行)[Z]. 2022.【引用】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Noninvasive Treatments for Acute, Subacute, and Chronic Low Back Pai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rom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J].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重度哮喘并非「单一疾病」，而是多条炎症通路同时并存的高度异质性疾病[1]。这一认知深化，揭示了重度哮喘炎症机制的复杂性，也暴露了作用于单一靶点药物的疗效局限性。所以，临床上亟需可同时覆盖多条炎症通路的全新治疗手段，以进一步优化重度哮喘的管理。基于这一临床实际需求，「重度哮喘源控先锋圆桌讨论会」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周新教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赵祝香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晓婧教授，立足临床困境，溯源炎症机制，深度探讨多炎症通路激活难题的破解新思路，以期能为重度哮喘的诊疗提供更多参考。 重度哮喘多炎症通路激活且动态变化，单一靶点药物难以满足治疗需求 周新教授: 临床中，多炎症通路激活在重度哮喘患者中普遍存在且未控制风险更高。 临床中常用的生物制标志物主要有 3 种，分别为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免疫球蛋白 E（IgE）和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1]。约 60% 的重度哮喘患者存在多炎症通路激活的情况，表现为 ≥ 2 种生物标志物升高[1]。其中，过敏性和嗜酸性两条炎症通路同时激活的情况更为常见，在过敏性哮喘患者中，超 70% 同时存在 EOS 表型[2]。 在评估重度哮喘患者急性发作风险时，相较于单一炎症通路激活，两条炎症通路同时激活时发作风险进一步升高[3]。中国重度哮喘患者两条炎症通路同时激活时，哮喘未控制率高达 48%，未控制风险是单一炎症通路激活患者的 1.8 倍[4]。 赵祝香教授： 在多炎症通路并存的基础上，重度哮喘炎症标志物具有动态波动特征，单一时间点、单一标志物检测难以充分反映患者真实炎症状态。 临床中常用的生物标志物在重度哮喘患者中普遍存在明显的个体波动。无论是血 EOS 还是痰 EOS 水平检测，近 50%～60% 的患者会呈现动态变化；高达 66.7% 患者血清总 IgE 波动幅度超过 50%[5]；约 30% 的患者 FeNO 出现波动[5]。此外，中国 C-BIOPRED 研究显示，随访一年后，中国重度哮喘患者中 10%～15% 的患者炎症分型发生转换，转变为另一类表型[6]。 生物标志物动态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哮喘患者炎症通路的变化[5-6]，因此单一生物标志物的检测结果并不能完整反映重度哮喘患者复杂且动态的炎症状态，也就难以帮助临床判断生物制剂与患者病情的匹配程度。因此，依靠具有波动性的单一标志物制定治疗方案，患者可能无法获得充分的治疗。 王晓婧教授： 单一靶点生物制剂作用具有局限性，无法满足重度哮喘复杂的治疗需求。 当前上市的大部分生物制剂仅能覆盖下游单一靶点，阻断单一炎症通路，无法较好满足多炎症通路激活的复杂治疗需求，未被控制的炎症通路将继续影响哮喘控制。 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结果显示，部分患者对于初始生物制剂应答率有限，77% 哮喘患者因哮喘控制不佳需更换不同靶点的生物制剂，且更换生物制剂后可减少急性发作和急诊住院、降低激素依赖、改善肺功能与生活质量、下调 2 型炎症标志物[7]。部分纳入的研究显示这类患者同时存在多种表型[7]，由此可以看出初始生物制剂未能覆盖全部炎症通路可能是其控制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项研究发现，2 型炎症生物标记物升高的重度哮喘患者中，病程较长的亚组患者即便使用抗 IL-5 单抗治疗后处于病情稳定阶段，其临床指标改善仍不佳，存在痰液内促炎细胞因子、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等上皮源性预警素、中性粒细胞活化标志物全面升高的情况。该结果提示，此类患者体内存在现有单一靶点靶向生物制剂无法覆盖的炎症通路。同时，即使 2 型炎症被药物抑制，中性粒细胞介导的非 2 型炎症通路激活导致的慢性气道损伤、黏液高分泌、气道高反应持续存在，可表现为治疗后肺功能和临床症状均无改善[8]。这一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重度哮喘患者多炎症通路激活的复杂性和下游单一靶点作用的局限性。 上皮源性预警素是多炎症通路网络的关键上游调控因子，开启源头干预治疗新思路 周新教授: 上皮源性预警素是重度哮喘炎症开启的关键始动因素。 多种生物标志物升高的本质是多条炎症通路的激活，而炎症通路的激活始于上皮细胞释放的上皮源性预警素，包括 TSLP、白介素（IL）-33 和 IL-25。这类细胞因子位于哮喘炎症级联反应的上游，处于炎症网络的顶端，能够驱动多条炎症通路激活，是启动后续复杂炎症过程的「始动环节」[9]。 赵祝香教授： 上皮源性预警素，位于气道炎症级联反应上游，可同时驱动哮喘 2 型和非 2 型炎症。 在 2 型炎症中，TSLP 作为关键调控因子，一方面可促进树突状细胞的抗原递呈，加速初始 T 细胞向 2 型辅助性 T 细胞 (Th2）分化，并诱导 B 细胞合成释放免疫球蛋白 E（IgE），启动过敏性炎症通路；另一方面，TSLP 还可激活 2 型固有淋巴样细胞（ILC2），促进产生 IL-5 和 IL-13 等细胞因子的释放，从而推动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的发生[10,11]。此外，IL-33 可作用于已分化的 Th2 细胞，促进下游炎症因子释放，并与 TSLP 协同激活 ILC2，增强 2 型炎症反应[12,13]。IL-25 则作为辅助因子，进一步放大 TSLP 介导的 2 型炎症效应[14]。 在非 2 型炎症中，TSLP 通过诱导初始 T 细胞向 Th17 分化，诱导中性粒细胞向气道募集浸润，引发中性粒细胞性炎症；IL-33 以还原型形式与中性粒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进一步增强中性粒细胞的活化程度，加剧非 2 型炎症反应[15]。 王晓婧教授： 靶向上皮源性预警素可实现源头干预，多通路同步调控。 重度哮喘炎症通路具备高度复杂的调控网络，这一特性既揭示了下游靶点临床作用的局限性，也凸显出靶向炎症始动环节 —— 上皮源性预警素的独特优势：可实现源头干预，同步完成多通路调控。仅针对下游靶点进行干预，只能阻断单一炎症分支，无法遏制整体炎症级联放大；而以上皮源性预警素为靶点的干预手段，能够从根源处阻断炎症进程，同时全面覆盖多条相互交联的炎症通路。这种兼具源头阻断、多通路同步调控的治疗策略，能够适配体内多种炎症相关生物标志物同步升高患者的临床治疗需求，发挥抑制效果。 生物制剂为重度哮喘带来多重获益 周新教授: 抗 TSLP 可从炎症源头阻断 TSLP 介导的级联炎症反应，同步降低多种炎症标志物水平。 目前，抗 TSLP 单抗特泽利尤单抗已在国内获批。多项研究不断证实着其持续同时降低多种生物标志物水平的能力。 为期 12 周的 UPSTREAM、28 周的 CASCADE、 52 周的 PATHWAY 3 项 Ⅱ 期研究均显示，与安慰剂相比，特泽利尤单抗可持续降低外周血 EOS、IL-5、IL-13 和 FeNO 水平[16-18]。 全球 Ⅲ 期研究 NAVIGATOR 进一步确证了这一结果。与基线相比，在长达 52 周的治疗期间，特泽利尤单抗组患者血清 IgE 水平持续降低；治疗 2 周后，与基线相比，患者 FeNO 和外周血 EOS 计数下降，并持续至整个治疗期间[19]。 赵祝香教授： 源头阻断炎症级联反应的机制优势，使得抗 TSLP 可同时覆盖多条炎症通路，临床获益不受内型/表型的限制。 目前，多项研究已证实，靶向 TSLP 的生物制剂特泽利尤单抗可带来广泛且理想的临床获益。 全球 Ⅲ 期临床试验 NAVIGATOR 研究及亚太 DIRECTION Ⅲ 期研究均已证实，与安慰剂相比，特泽利尤单抗治疗可显著降低重度哮喘患者年急性发作率，改善肺功能及症状，并提高健康相关生活质量（P 均 ≤ 0.001）[19,20]。 亚太 Ⅲ 期 DIRECTION 研究整体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特泽利尤单抗治疗 52 周可显著降低哮喘年急性发作率（AAER）达 74%（P < 0.001），中国亚组*患者降低幅度达 80%（P < 0.001）[20]。多项事后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其在多炎症通路激活患者中的获益。DIRECTION 研究事后分析*显示，对于中国 T2 型炎症重度未控制哮喘患者，无论其炎症表型是嗜酸性粒细胞、呼出气一氧化氮、过敏单项升高还是双重升高，特泽利尤单抗均展现出快速、持续的治疗获益，提示其临床获益不受生物标志物水平限制[21,22]。 ATS 2026 最新发布的一项 DIRECTION 研究事后分析*，围绕基线炎症标志物与过敏状态分层，进一步评估了特泽利尤单抗在中国多炎症类型患者中的疗效特征。结果显示，在基线 EOS ≥ 150 个/μL 且存在过敏状态的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AAER 降低 83%（P ＜ 0.001），pre-BD FEV1 平均多提升 290 mL；在 EOS ≥ 300 个/μL 且存在过敏状态的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AAER 降低 87%（P ＜ 0.001），pre-BD FEV1 平均多提升 360 mL（P ＜ 0.001）[23]。可以看出，特泽利尤单抗在重度哮喘特别是中国多炎症类型重度哮喘患者中疗效明确，甚至随炎症负荷升高而放大，已初步展现出其在 EOS 升高且存在过敏状态人群中稳定的获益。 王晓婧教授： 多项 III 期临床研究显示，作用于特定炎症通路的多种下游靶点生物制剂，在治疗重度哮喘中都显示出获益 美泊利珠单抗（抗 IL-5 单抗）[24]：中国人群 III 期研究显示，与安慰剂相比，美泊利珠单抗治疗 52 周，可显著降低哮喘年急性发作 65%（P < 0.001），pre-BD FEV₁ 提升 137 mL（P = 0.006），ACQ-5 评分降低  0.28（P = 0.003)。 本瑞利珠单抗（抗 IL-5R 单抗）[25]：MIRACLE III 期研究显示，与安慰剂相比，本瑞利珠单抗治疗 48 周，显著降低哮喘年急性发率 74%（P < 0.0001），pre-BD FEV₁ 提升 250 mL（P < 0.0001），并显著提升总哮喘症状评分（P = 0.0126）。 度普利尤单抗（抗 IL-4/IL-13 单抗）[26]：VENTURE III 期研究显示，在口服糖皮质激素依赖性重度哮喘患者中，治疗 24 周后，相较于安慰剂，度普利尤单抗显著降低 OCS 用量，每日 OCS 剂量较基线降低 70.1%，安慰剂组降低 41.9%（组间比较 P < 0.001），并使重度急性发作率降低 59%，pre-BD FEV₁ 提高 220 mL。 * 亚组数据具有一定局限性，请谨慎理解 研究设计： C-BIOPRED 研究设计：一项多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共入组 452 例重度哮喘（分吸烟与非吸烟组）、93 例轻中度哮喘及 100 例健康对照，纵向随访 12-15 月，系统总结了中国成人重度哮喘的人群特征、临床表型及炎症内型，并分析其与气道生物标志物的关联。 MEX 研究设计：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观察队列研究，共纳入 43 例重度哮喘患者，旨在对接受抗IL5 生物制剂的 T2 重度哮喘患者开展气道炎症分析，探究气道炎症的不同机制能否解释患者对 T2 生物制剂应答的个体差异。 UPSTREAM 研究设计：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 期临床研究，纳入 2016 年 8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7 日期间 40 例成年重度哮喘患者，旨在评估在接受吸入糖皮质激素维持治疗、仍存在哮喘症状的患者中，特泽利尤单抗能否降低气道高反应性并减轻气道炎症。 PATHWAY 研究设计：一项Ⅱb 期、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纳入 2013 年 12 月 至 2017 年 3 月期间 550 例重度哮喘患者，旨在评估特泽利尤单抗的疗效和安全性。 NAVIGATOR 研究设计：一项全球多中心、III 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分组临床研究，纳入 2017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9 月 8 日期间 1,061 例重度哮喘患者，旨在评估特泽利尤单抗用于重度未控制哮喘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 DIRECTION 研究设计：一项在亚洲开展的 III 期、区域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分组研究，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至 2024 年 8 月 13 日期间开展，纳入了 401 例重度哮喘患者，旨在评估特泽利尤单抗在中国、菲律宾及韩国成人重度哮喘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 CASCADE 研究设计：一项 II 期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探索性试验，该研究共入组 250 例重度哮喘成人患者，其中 116 例随机分组接受特泽利尤单抗 210 mg 或安慰剂治疗，每 4 周一次，持续 28 周。研究通过支气管镜活检等手段评估了抗 TSLP 单抗 —— 特泽利尤单抗对气道炎症细胞和高反应性的影响。 美泊利珠单抗中国 III 期研究设计：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分组 III 期临床研究，于 2018 年 8 月至 2022 年 9 月在中国 45 家研究中心开展，共纳入 300 例 12 周岁以上的重度哮喘患者，旨在评估美泊利珠单抗在中国重度哮喘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 MIRACLE III 期研究设计：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分组、安慰剂对照的 III 期临床研究，于 2017 年 9 月 7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期间开展。共纳入了 79 个中心的 1,300 例重度哮喘患者，评估本瑞利珠单抗在亚洲地区重度哮喘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 VENTURE III 期研究设计：一项国际、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III 期临床试验，纳入了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 210 例接受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的重度哮喘患者，旨在评估度普利尤单抗用于口服糖皮质激素依赖性重度哮喘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 专家简介 周新 教授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华医学会第十届呼吸病学分会副主委委员 中华医学会第十届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组长 PCCM 哮喘专病能力提升项目组组长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赵祝香 教授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美国犹他大学访问学者 广东特支计划卫生健康领军人才 广东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呼吸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广州市医学会肺部肿瘤分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 广州市医学会细菌耐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王晓婧 教授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英国沃里克郡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 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青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呼吸病康复专委会委员 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呼吸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委员 安徽省医学会慢阻肺学组委员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备注：材料中，所涉及的各专家的肖像、简历等信息使用已获适当授权，无任何法律问题。 本文由周新教授、赵祝香教授、王晓婧教授审校。本材料由阿斯利康提供，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不用于推广目的。 审批编码：CN-192468 过期时间：2027-08-31 ✩ 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阅读 内容策划：杨兹 内容审核：曹欢 题图来源：丁香园设计团队 参考文献： 1.Denton E, Price DB, Tran TN, et al. Cluster Analysis of Inflammatory Biomarker Expres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evere Asthma Registry. J Allergy Clin Immunol Pract. 2021;9(7)2680-2688.e7. 2.Canonica GW, et al. Defining type 2 asthma and patients eligible for dupilumab in Italy: a biomarker‑based analysis.Clin Mol Allergy. 2021 May 21;19(1):5. 3.Kraft MBrusselle G, FitzGerald JM, et al.Patient characteristics, biomarkers and exacerbation risk in severe, uncontrolled asthma. Eur Respir J. 2021;58(6):2100413. 4.Ko FW, Wang JKL, Hui DSC, et al. A Multi-Center Study of the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osinophilic Phenotype and High IgE Levels Among Chinese Patients with Severe Asthma. J Asthma Allergy. 2023;16173-182. 5.Li H, Zhang Q, Wang J, et al. Variability of Type 2 inflammatory markers guiding biologic therapy of severe asthma: A 5-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a single tertiary hospital. World Allergy Organ J. 2021;14(9):100547 6.Deng Z, Jin M, Ou C, et al. Chin Med J (Engl). 2023;136(2):230-232. 7.Zheng Y, Li YC, Li SJ, et al. Patterns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Biologics Switching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sth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llergy. 2026 ;81(5):1548-1570. 8.McDowell PJ, Azim A, Busby J, et al. Analysis of airway inflammation demonstrates a mechanism for T2-biologic failure in asthma.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25 Oct;156(4):911-922. 9.张锦涛,董亮. 气道上皮及其源性细胞因子与哮喘:思考与展望[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2024,62(5):1-6. 10.Caminati M, Buhl R, Corren J, et al. Tezepelumab in patients with allergic and eosinophilic asthma. Allergy. 2024;79(5):1134-1145. 11.Andreasson LM, Dyhre-Petersen N, Hvidtfeldt M, et al.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correlates with airway TSLP in asthma independent of eosinophilic inflammation.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24 Apr;153(4):988-997.e11.;14(9):100547. 12.Schmitz J, Owyang A, Oldham E, et al. IL-33, an interleukin-1-like cytokine that signals via the IL-1 receptor-related protein ST2 and induces T helper type 2-associated cytokines. Immunity. 2005;23(5):479-90. 13.Camelo A, Rosignoli G, Ohne Y, et al. IL-33, IL-25, and TSLP induce a distinct phenotypic and activation profile in human type 2 innate lymphoid cells. Blood Adv. 2017;1(10):577-589. 14.Wang YH,  Angkasekwinai P, Lu N, et al. IL-25 augments type 2 immune responses by enhancing the expansion and functions of TSLP-DC-activated Th2 memory cells. J Exp Med. 2007;204(8):1837-1847. 15.Calderon AA, Dimond C, Choy DF, et al. Targeting interleukin-33 and thymic stromal lymphopoietin pathways for novel pulmonary therapeutics in asthma and COPD. Eur Respir Rev.;32(167):220144. 16.Sverrild A, Hansen S, Hvidtfeldt M, Clausson CM, et al. The effect of tezepelumab on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to mannitol in asthma (UPSTREAM). Eur Respir J. 2021;59(1):2101296. 17.Diver S, Khalfaoui L, Emson C, et al. Effect of tezepelumab on airway inflammatory cells, remodelling, and hyperresponsiveness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to-severe uncontrolled asthma (CASCADE): a double-blind,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2 trial. Lancet Respir Med. 2021;9(11):1299-1312. 18.Corren J, Pham TH, Garcia Gil E,et al. Baseline type 2 biomarker levels and response to tezepelumab in severe asthma. Allergy. 2022;77(6):1786-1796. 19.Menzies-Gow A, Corren J, Bourdin A, et al. Tezepelumab in Adults and Adolescents with Severe, Uncontrolled Asthma. N Engl J Med. 2021 May 13;384(19):1800-1809.Supplementary Appendix. 20.Yang X, Wang L, Huang K,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ezepelumab in Adults With Severe, Uncontrolled Asthma in Asia: Results From the Phase 3 DIRECTION Study. J Allergy Clin Immunol Pract. 2025 Nov;13(11):3011-3020.e9. 21.金美玲,杨新艳,赵立,等.特泽利尤单抗在中国T2型炎症重度未控制哮喘患者中的疗效：DIRECTION研究事后分析. CSA 2025 . 22.郭述良,杨新艳,魏立平,等. 特泽利尤单抗治疗中国重度未控制过敏性哮喘的疗效：DIRECTION研究事后分析.CSA 2025. 23.Huang K, Tang W, et al. Efficacy of Tezepelumab Across Multiple Biomarker-Defined Subgroup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evere Uncontrolled Asthma: A Post-Hoc Analysis of the Direction Study.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6;212(Suppl 2):aamag286.053. 24.Chen R, Wei L, Dai Y,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epolizumab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severe asthma: a phase III,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ERJ Open Res. 2024;10(3):00750-2023. Published 2024 May 20. 25.Lai K, Sun D, Dai R, et al. Benralizumab efficacy and safety in severe asthma: A randomized trial in Asia. Respir Med. Published online April 1, 2024. Rabe KF, Nair P, Brusselle G,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upilumab in Glucocorticoid-Dependent Severe Asthma. N Engl J Med. 2018;378(26):2475-2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