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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精准医疗理念的深入普及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胶质瘤诊疗体系正经历颠覆性变革，逐步从经验驱动的传统模式，向以分子分型为核心、强调全程管理与个体化治疗的新型模式转型。 为深入解读当前胶质瘤诊疗领域的核心变革、关键突破与未来方向，脑医汇-神外资讯特别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季楠教授，聚焦胶质瘤诊疗体系的核心变革，梳理当前胶质瘤靶向治疗的有效靶点、临床研究进展及患者筛选逻辑，为推动胶质瘤精准诊疗事业发展、改善患者预后与生存质量提供有益借鉴。欢迎各位同道阅读、分享。 ★ Q1 脑医汇-神外资讯： 季教授，您好！胶质瘤的治疗近年来正在从传统的“手术-放化疗”模式向个体化治疗的模式转变，更强调分子分型和全程管理。从您的临床实践出发，您认为当前胶质瘤诊疗体系中最重要的变革是什么？这一变革如何影响了不同亚型患者的治疗策略制定？ 季楠教授：我从1994年开始从事神经外科工作，至今已有30年，一直致力于胶质瘤的治疗，亲历了其诊疗体系的飞速变革。最早我们治疗胶质瘤完全依靠经验，以病理切片和组织学检查为核心。当前胶质瘤诊疗体系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以IDH突变、1p/19q共缺失、CDKN2A/B状态等关键分子标志物为核心，构建起“组织病理+分子分型”双核心的精准诊疗体系。 2026年《Science》最新发表了一篇关于IDH突变型胶质瘤起源的研究，该研究有两大突破：一是证实IDH突变是IDH突变型胶质瘤发生发展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他基因突变均在此基础上累积发生；二是颠覆了传统肿瘤起源认知，以往认为高级别胶质瘤起源于脑室下区（SVZ）的干细胞，逐步向皮层及深部结构侵袭，而新研究发现，IDH突变在肿瘤形成前就已发生在周围胶质祖细胞中，经突变产物积累、超甲基化等过程逐步演进为肿瘤，这意味着诊疗视角需从“瘤块中心论”转向“场演化论”。 对此，我在临床上也深有体会：10年前有一位年轻患者因癫痫就诊，影像学检查仅在T2 FLAIR序列上显示右侧颞叶深部有异常病变，脑电及临床症状均指向该病变，遂行手术切除。术中可见病变区域与正常脑组织无明显差异，多次冰冻切片均回报为正常脑组织，但结合功能神经外科经验，为解决癫痫问题，我们仍按解剖定位切除病变组织，患者术后癫痫症状消失。其病理、免疫组化结果均正常，进一步测序发现其存在IDH突变，这让我推测IDH突变型胶质瘤可能存在瘤前病变阶段，仅有基因突变，尚未形成明确瘤体，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没想到今天得到了验证。 总的来说，分子分型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不同亚型患者治疗策略的精准化、个体化。对于低级别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治疗核心是在保证神经功能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安全切除，结合其起源细胞在周围皮层广泛分布的特性，推行基于功能边界的切除，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术后辅助治疗不再“一刀切”，而是结合IDH、1p/19q、CDKN2A/B等分子指标进一步分层。而对于生物学行为温和的低风险亚型，以往术后多采用“观察等待”策略，但考虑到其周围胶质祖细胞已存在IDH突变，无法完全切除，需优化策略，IDH抑制剂及IDH瘤苗均具良好前景。我曾与国外学者开展早期IDH瘤苗探索研究，所需注射次数多，但仍有一例患者坚持完成疗程，在未行放化疗的前提下至今已无瘤健康生存10年，生活质量良好。对于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这类肿瘤最为凶险，分子分型帮助筛选出治疗获益人群。通过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优化化疗方案，并利用TERT、EGFR、MET等分子特征合理规划靶向与免疫治疗的介入时机。由于已知其起源于SVZ的特性，手术中对SVZ区域的处理与术后放射野的设计也更加精准。 Q2 脑医汇-神外资讯： 靶向治疗是胶质瘤精准诊疗的新兴核心方向，现阶段胶质瘤领域已明确的潜在有效靶点及对应的临床研究进展如何？临床中该如何基于分子分型、临床特征等维度精准筛选适合靶向治疗的患者人群，让靶向治疗的疗效价值最大化？ 季楠教授：胶质瘤的靶向治疗是精准诊疗的核心新兴方向，自精准医疗概念提出后便成为研究热点，虽已发现诸多潜在靶点，但真正具备临床治疗价值的靶点仍较为有限，目前一些核心靶点的研究已逐步落地，临床转化成果显著。 从受众覆盖来看，IDH是胶质瘤领域最具临床价值且覆盖人群最广的靶点，其靶向抑制剂的研发与应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IDH1/2双靶点抑制剂Vorasidenib的关键Ⅲ期INDIGO研究已证实，用于治疗IDH突变型2级胶质瘤时，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未达到，显著优于安慰剂组的11.4个月，不仅能有效逆转肿瘤生长趋势、抑制肿瘤复发，还能显著减少患者癫痫发作频率，维持神经认知功能与生活质量，目前国内也在同步开展相关研究，积累中国患者的临床数据。 MET通路异常是胶质瘤的重要不良预后因素，其靶向抑制剂的应用实现了中国临床研究的领先突破，这类药物针对既往治疗失败的具有PTPRZ1-MET融合基因的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WHO 4级）或有低级别病史的胶质母细胞瘤成人患者，均展现出良好的临床效果。BRAF V600E作为胶质瘤领域最早被关注的靶点之一，目前已形成成熟的治疗方案，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的双靶治疗，在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等低级别胶质瘤中，证实了显著的临床疗效。而在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中，VEGF抑制剂贝伐珠单抗的临床应用较为广泛，主要用于改善复发GBM的症状与无进展生存期，也是放射性坏死术后对症处理的特效药。 临床中要让靶向治疗的疗效价值最大化，核心是遵循分子检测优先的原则，先通过精准检测明确患者IDH、BRAF、MET等关键基因的突变状态。在此前提下，还需结合患者的年龄、体力状态、肿瘤手术切除程度及既往治疗史等临床特征进行综合评估，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靶向治疗方案。同时，在治疗全程中需动态监测患者的分子标志物变化及影像学表现，根据病情进展及时调整治疗策略，以此实现靶向治疗的精准落地，最大程度为患者带来临床获益。 Q3 脑医汇-神外资讯： IDH突变是IDH突变型胶质瘤最关键的驱动事件之一，针对该靶点的抑制剂已成为近年来重要的治疗突破。您如何看待这类口服靶向药物在现有治疗格局中的价值？应如何考量其使用时机、预期获益与潜在限制？ 季楠教授：IDH突变是IDH突变型胶质瘤最原始的驱动突变，后续各类基因突变均在其作用下启动，这一结论也在最新发表于《Science》的研究中得到明确证实，而针对该靶点研发的口服IDH抑制剂，也成为胶质瘤治疗领域的重要突破，为2级少突或星形细胞胶质瘤患者填补了靶向治疗的空白，在现有治疗格局中占据着关键地位。这类药物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具备良好的血脑屏障穿透性以及口服给药的便捷方式，能够有效抑制IDH突变，延缓肿瘤进展，整体安全可控，对保留患者生活质量尤为重要。 关于IDH抑制剂的使用时机，目前国际Ⅲ期INDIGO研究的临床证据，主要基于术后肿瘤残留或复发的患者群体，证实其能显著延长这类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有效推迟手术、放化疗等二线治疗的干预时间，同时还能控制癫痫发作、逆转肿瘤生长趋势。而结合《Science》研究中发现的IDH突变在肿瘤周边胶质祖细胞中早有累积的特点，NCCN指南与中国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临床实践指南（2025版）均已前瞻性地将Vorasidenib推荐为术后辅助治疗方案，其在术后常规辅助治疗中的地位也亟待进一步强化。 在预期获益方面，IDH抑制剂的临能让相当一部分患者获得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期，大幅延后二线治疗的启动时间，但临床应用中也需正视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是表观遗传重塑存在“滞后性”，IDH突变产生的代谢产物2-HG会引发细胞超甲基化状态，这种状态无法快速逆转，即便药物降低了2-HG水平，也需要通过细胞多代分裂，或联合去甲基化药物才能逐步改善，这也意味着患者需要长期服用该类药物，才能真正改善临床预后。其次，若患者的肿瘤在IDH突变基础上，已累积形成CDKN2A/2B缺失、PTEN突变等恶性基因突变，仅使用IDH抑制剂单药治疗的获益有限。针对这类生物学行为更恶劣的肿瘤，需在早期进行长程用药，或结合其他药物开展联合治疗，才能最大化发挥靶向治疗的价值。此外，该类药物目前在国内多通过先行先试政策应用，后续还需要更多本土临床证据支撑，推动其纳入常规医保，进一步提升临床可及性。 Q4 脑医汇-神外资讯： IDH突变在胶质瘤的整个疾病进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关键角色？现阶段我们该如何进一步挖掘IDH靶向治疗的临床潜力，为胶质瘤患者带来更优的治疗效果？ 季楠教授：首先要明确的是，IDH突变并非单纯的基因驱动事件，更关键的是它会对胶质瘤的免疫微环境产生显著的重塑作用，这也是我在胶质瘤免疫治疗研究中重点关注的方向。IDH突变型胶质瘤多表现为“冷肿瘤”，肿瘤组织内的T细胞浸润功能显著受损，而这种免疫抑制状态并非由抗原缺乏导致，核心原因是IDH突变产生的代谢产物2-HG构建了一道代谢壁垒，通过多重途径系统性瓦解机体的免疫监视体系。其一，2-HG会降低STAT1的稳定性，沉默STAT1-CXCL10轴，导致招募T细胞、NK细胞的关键趋化因子CXCL10生成受阻，让肿瘤成为缺乏免疫细胞浸润的“免疫沙漠”；其二，微环境中高浓度的2-HG会被T细胞摄取，干扰其线粒体氧化磷酸化过程，造成ATP生成不足，使T细胞陷入“代谢麻痹”，无法发挥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其三，2-HG会诱导启动子超甲基化，让肿瘤细胞表面的NKG2D配体沉默，使肿瘤实现对NK细胞的“表观遗传隐身”，躲过免疫识别与攻击。 基于IDH突变的上述作用机制，现阶段挖掘IDH靶向治疗的临床潜力，核心方向是从单靶点治疗向精准联合治疗过渡，通过多机制协同干预突破现有疗效瓶颈，目前已有多个极具前景的联合策略方向。第一，IDH抑制剂联合肿瘤疫苗。针对IDH1R32H突变蛋白的肽疫苗已在NOA16试验中证实具备免疫原性，当前核心策略是先用Vorasidenib这类IDH抑制剂先行“清场”，降低2-HG浓度，解除其对疫苗诱导的T细胞的代谢抑制，让疫苗充分发挥作用，实现1+1>2的协同疗效。第二，IDH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用。临床前模型证实，单独使用PD-1单抗对IDH突变型胶质瘤几乎无效，而联合IDH抑制剂后，能显著增加肿瘤组织内T细胞浸润并恢复其功能。目前围手术期相关临床试验正在开展，直接验证Vorasidenib联合帕博利珠单抗能否让手术标本中CD3+ T细胞显著回升，为临床应用提供证据。第三，与其他信号通路抑制剂联用。针对MET/EGFR、PI3K/mTOR等通路的联合抑制，既能有效克服肿瘤细胞的反馈性激活与代偿机制，也能减少单一靶向药物的耐药风险，让治疗效果更持久。第四，与生物疗法、局部干预手段联用。比如溶瘤病毒这类生物疗法，与IDH抑制剂联用后，能在局部诱导更广泛的系统性抗肿瘤免疫，进一步放大靶向治疗的效果。 总体来看，联合治疗策略已成为突破现有疗效瓶颈的重要途径，通过多机制、多模式的协同干预，有望为不同阶段的胶质瘤患者提供更为个体化且有效的治疗选择。未来仍需更多临床研究进一步明确各类联合方案的获益人群与最佳使用模式。 Q5 脑医汇-神外资讯： 结合当前胶质瘤诊疗的研究现状与临床需求，您认为未来胶质瘤全程管理与靶向治疗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应如何布局？而多学科协作（MDT）又将在其中发挥怎样的核心作用？ 季楠教授：结合当前诊疗现状及临床需求，未来胶质瘤诊疗需聚焦三大方向：一是优化全程管理，构建“术前分子评估-术中安全保功能切除-术后个体化管理-动态影像与分子监测-复发精准干预”的全程体系，将患者生活质量与长期生存并重，同时重视药物的不良反应管理。二是深化多靶点临床探索，积累中国人群真实世界数据，明确不同分子亚型的获益差异；同时推进新药在特定人群中的疗效验证，完善罕见靶点治疗策略。三是推动跨领域技术融合，利用人工智能模型辅助进行无创诊断、疗效预测，进行决策支持。 我们在天坛医院组建了首个复发难治胶质瘤MDT团队。传统MDT多为临床专家讨论会，而未来的MDT，应升级为贯穿患者诊疗全程的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以IDH突变型胶质瘤为例，未来MDT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制定并实施精准手术计划，结合脑磁图、功能磁共振等全面脑功能评测，联动分子起源研究，动态评估每毫米组织切除的获益与风险，实现安全与疗效的兼顾；二是开展时序化综合治疗，针对IDH突变带来的表观遗传滞后性，精准平衡靶向药与放化疗的干预时机，避免过早或过晚干预影响疗效；三是构建生活质量全生命周期监测体系，通过数字化工具对患者认知、心理、癫痫症状进行闭环管理，推动胶质瘤实现“疾病慢病化、监测精准化、治疗个体化”。 在此，我推荐大家关注MTB这一新型多学科协作模式，它不同于传统MDT，全称是分子诊断与治疗专家委员会，其核心特点是将实验室科学家纳入诊疗团队，打破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壁垒。我们刚刚完成的人工智能+类器官筛药技术治疗复发胶质瘤的临床研究中，由神经外科，神经影像，药剂科，肿瘤内科，肿瘤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专家专家组成的团队发挥出巨大潜能，曾为全切后2个月复发伴播散的患者制定出以抗白血病药物为主的四联化疗方案，取得15个月的PFS。与未接受推荐方案的对照组相比，最终接受推荐治疗的患者总体生存期延长1.2倍。 IDH抑制剂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本身是有效的治疗药物，更在于它揭示了胶质瘤发生发展的底层逻辑。从肿瘤细胞起源，到2-HG构建的免疫代谢屏障，我们已初步掌握了与这类胶质瘤抗争的临床路线图。通过将靶向干预前置、重塑免疫微环境、实现更广泛的安全手术切除，再结合AI驱动的精准策略，我有理由相信，IDH突变型胶质瘤患者的长期生存乃至治愈，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参考文献 1. Park JW, Kwak J, Kim KW, et al. IDH-mutant gliomas arise from glial progenitor cells harboring the initial driver mutation. Science. 2026;391(6781):eadt0559. 专家简介 季楠 教授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神经外科肿瘤六病房主任 专业方向为颅内肿瘤的手术及综合治疗 北京抗癌协会理事，北京市神经外科学科骨干 近5年来承担脑胶质瘤治疗领域/重大仪器创制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7项，参编专业书籍3部，发表第一及通讯作者SCI收录论著超过50篇，主持国际注册临床研究8项 多次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和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识别二维码，前往季楠 教授学术主页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本资料的内容仅作为科学信息参考，仅用于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的学术交流，请勿用于任何其他用途。若您不是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请勿观看和/或传播此资料。 本资料可能会出现某些药品信息，但该药品/适应症可能尚未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做出的任何与治疗有关的决定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并应参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说明书。对于本资料可能提到的相关诊断、治疗方法，请遵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相关部门批准使用的指南或规定。 审批号：M-VORAS-CN-202602-00005 声明：脑医汇旗下神外资讯、神介资讯、脑医咨询、AiBrain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脑医汇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裁切、录制等。经许可授权使用，亦须注明来源。欢迎转发、分享。 投稿/会议发布，请联系400-888-2526转3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速达因“I”首护专栏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

第一章 ERK通路并非孤立运作，它作为细胞信号网络的枢纽，与多个关键信号通路存在广泛而复杂的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精密调控细胞命运的动态网络。这种交互作用主要体现在信号传导的交叉对话、功能协同与拮抗、以及网络层面的重编程等方面。 一、 与PI3K/Akt/mTOR通路的协同与交互调控 ERK通路与PI3K/Akt/mTOR通路是调控细胞生长、增殖和存活的两条核心并行通路，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作用和复杂的相互调控机制。 1. 功能协同与联合抑制效应：在胃癌等肿瘤细胞中，这两条通路对癌细胞生长具有协同调控作用。研究表明，联合使用PI3K抑制剂（LY294002）或mTOR抑制剂（AZD8055）与MEK/ERK通路抑制剂（AZD6244），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抑制剂能更显著地抑制胃癌MGC-803细胞的增殖、诱导更多细胞凋亡、并将更多细胞阻滞在G0/G1期。这种联合抑制作用在分子层面表现为对两条通路关键磷酸化蛋白（p-AKT, p-P70S6K, p-ERK1/2）更彻底的抑制。这揭示了在肿瘤治疗中，针对多条通路的联合靶向策略可能比单一通路抑制更有效。 2. 上游激活因子的共享与交互：两条通路的上游存在共享的激活因子。例如，Ras蛋白不仅是ERK通路上游的关键激活蛋白（通过Raf-MEK-ERK级联），也能激活PI3K通路。此外，细胞膜上的各种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如EGFR、PDGFR等，可以同时激活这两条通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ErbB2（HER2）高表达的乳腺癌细胞中，PI3K可以不依赖于其经典下游效应器Akt，而是通过磷酸化并激活P-Rex1，进而激活Rac-GTP和PAK，最终激活RAF/MEK/ERK通路。这展示了PI3K对ERK通路的一种细胞类型特异性的调控方式。 3. 在神经保护中的共同介导作用：在神经元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中，钙/钙调蛋白依赖性激酶Ⅱ（CaMKⅡ）的同工型γ和δ的神经保护作用，被发现是通过PI3K/Akt/Erk信号通路共同介导的。敲除CaMKⅡγ或δ会抑制该通路中关键蛋白的表达，这表明在应对急性应激时，ERK与PI3K/Akt通路被协同激活以执行保护功能。 二、 与JNK/p38通路的动态平衡与功能重编程 ERK通路与JNK、p38通路同属MAPK家族，但通常响应不同刺激（ERK响应生长信号，JNK/p38响应应激信号），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细胞在增殖、分化与应激、凋亡之间的命运抉择。 1. 活性比值的调控决定细胞命运：ERK与p38通路的活性比值是决定细胞走向增殖还是分化的关键开关。在生长板软骨细胞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GF-I）通过抑制p38激活，维持高ERK/p38活性比，从而促进细胞增殖。相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和C型利钠肽则通过增加p38活性、同时降低ERK活性（通过p38依赖性的raf-1抑制）来降低ERK/p38活性比，从而驱动软骨细胞分化。这清晰地表明，细胞命运并非由单一通路决定，而是由多条通路活性的相对强弱（即“阴阳平衡”）所精密调控。 2. 信号传导的层级与重编程：在特定病理条件下，ERK与JNK通路的正常层级关系可能被“重编程”。在骨关节炎的滑膜成纤维细胞中，白介素-1β（IL-1β）诱导的炎症反应需要JNK的激活，而JNK1的磷酸化对于后续MEK/ERK1/2通路的激活以及环氧化酶-2（COX-2）的表达是必需的。这表明在炎症背景下，通常作为应激通路的JNK可以成为ERK通路的上游激活者。更为极端的情况发生在黑色素瘤中，构成性激活的ERK通路会通过增加转录因子c-Jun的转录和稳定性，进而上调RACK1等适配蛋白，最终增强JNK活性，形成一个ERK驱动JNK-c-Jun的正向反馈环路，促进肿瘤进展。这种“重编程”打破了正常的信号流向，是疾病发生的重要机制。 3. 在疾病中的交叉激活与协同致病：MAPK通路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对话。例如，已观察到ERK至JNK的交叉激活，JNK被认为是ERK刺激细胞增殖的最终促进因子之一。在类风湿关节炎（RA）中，ERK通路的异常活化与滑膜炎症、软骨破坏密切相关，而JNK和p38通路也广泛参与炎症与自身免疫疾病。多条MAPK通路的协同异常激活，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疾病网络。 三、 与其他信号网络的广泛交叉对话 ERK通路还与细胞信号转导网络中的其他关键节点存在相互作用。 1. 作为信号网络的枢纽：ERK信号通路在细胞信号转导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它接收来自生长因子、细胞因子、G蛋白偶联受体乃至某些病毒信号的多重输入，其输出则通过磷酸化一系列转录因子（如Elk-1, c-Fos, c-Jun）和细胞质底物，广泛调控基因表达和细胞行为。这种中心位置使其成为不同信号通路“交叉对话”（cross-talking）的关键平台。 2. 与发育关键通路的相互抑制：在大脑皮质发育过程中，ERK/PKA信号通路与YAP/TAZ、SHH（音猬因子）信号通路构成了一个精密的 “三重信号抑制网络” 。ERK/PKA的协同作用能够抑制YAP和SHH通路，从而维持神经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神经发生；反之，YAP和SHH通路也抑制ERK/PKA的功能，驱动胶质细胞谱系的生成。这种相互抑制的平衡网络确保了大脑在正确的时间产生正确类型的细胞，而人类大脑皮质在进化中的扩张，被认为与oRG细胞中ERK/PKA信号的增强及其对胶质生成通路的抑制有关。 总结而言，ERK通路的交互作用具有多维度、动态和上下文依赖的特性。它与PI3K/Akt通路常协同驱动生长与存活；与JNK/p38通路通过活性比值和信号重编程来决定细胞在增殖、分化与应激之间的命运；同时作为整个信号网络的枢纽，与发育、生物钟等多种通路构成复杂的调控网络。理解这些交互作用，对于从系统层面认识生命过程、以及开发针对复杂疾病（如癌症、自身免疫病）的联合疗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 ERK通路在其他癌症中的作用是什么？ ERK通路作为MAPK信号通路的核心分支，在多种癌症的发生、发展、转移和治疗耐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不仅限于经典的RAS-RAF-MEK-ERK级联的异常激活，还涉及与肿瘤微环境、代谢重编程及耐药机制的复杂交互。以下是根据搜索结果，对ERK通路在其他几种癌症中作用的详细阐述。 一、 在结直肠癌（CRC）中的作用 ERK通路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增殖和恶性进展中具有核心驱动作用，其激活机制多样，并与肿瘤微环境密切相关。 1. 作为核心驱动通路与治疗靶点：MAPK通路，特别是Ras/Raf/MEK/ERK级联，是调控细胞增殖的关键通路，其异常激活与大肠癌的发病机制、演进及生物学行为关系密切。约36%的大肠癌存在Ras基因的改变，而K-ras突变是癌变过程中的早期事件。ERK通路的持续激活能诱导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 D1）的合成，促进细胞分裂。 2. 环境污染物通过抑制ESR2激活ERK通路：最新研究发现，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壬基酚（NP） 可通过抑制雌激素受体2（ESR2）的表达，解除其对ERK通路的抑制作用，从而激活ERK信号，促进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这揭示了环境因素通过干扰特定受体（ESR2）来劫持ERK通路，进而致癌的新机制。 3. 肿瘤微环境中成纤维细胞的调控作用：肿瘤微环境中的基质细胞，特别是结直肠成纤维细胞，能通过分泌因子激活CRC细胞中的ERK通路。研究表明，人结直肠成纤维细胞（CCD-18Co）的条件培养基能够显著促进CRC细胞的增殖、克隆形成、迁移及干细胞特性，这些效应均依赖于其对CRC细胞ERK信号通路的激活。使用ERK特异性抑制剂SCH772984可以逆转这些促恶性表现。这证实了肿瘤微环境通过旁分泌信号持续激活ERK通路，是驱动CRC进展的重要机制。 二、 在乳腺癌中的作用 在乳腺癌中，ERK通路不仅直接驱动增殖，还与代谢重编程和特定转录因子协同，共同调节肿瘤的恶性行为。 1. 与代谢重编程协同驱动转移：研究发现，线粒体脂肪酸氧化关键酶肉碱棕榈酰转移酶1A（CPT1A） 的高表达与乳腺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CPT1A通过激活ERK1/2-PGC-1α信号转导通路，促进线粒体分裂，从而增强乳腺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这揭示了ERK通路如何与细胞的能量代谢枢纽（线粒体）耦合，共同推动肿瘤的转移进程。 2. 与关键转录因子（EGR1）的协同调控：基于网络建模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揭示，在乳腺癌中，ERK2（即MAPK1） 与早期生长反应蛋白1（EGR1）存在共表达与协同调控关系。MAPK1的高表达与患者较低的5年生存率相关，而EGR1表达与肿瘤分级显著相关。研究构建的数学模型显示，ERK2浓度超过一定阈值时，通路信号输出会急剧增强，这为靶向该通路的剂量优化提供了量化依据。同时，研究发现强心苷类药物（如毛花苷C）能同时靶向MAPK1和EGR1，具有“一药多靶”的治疗潜力。 三、 在头颈部肿瘤及其他实体瘤中的作用 ERK通路的异常激活广泛存在于多种实体瘤中，是其共同的恶性特征。 1. 在腺样囊性癌（ACC）中的作用：研究显示，腺样囊性癌细胞（SACC-83）自身分泌的外泌体能够被肿瘤细胞摄取，并显著促进自身增殖，同时上调磷酸化ERK（P-ERK）的表达。这表明肿瘤细胞可能通过外泌体介导的自分泌或旁分泌循环，持续激活自身的ERK通路，形成促进生长的正向反馈环路。 2. 作为广泛的肿瘤治疗靶点：从理论上看，由于MAPK信号通路突变引发的各种肿瘤都可以通过ERK的靶向抑制进行治疗。其潜在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包括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甲状腺癌、胰腺癌、胆管癌、头颈癌、前列腺癌、卵巢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等诸多晚期肿瘤。因此，ERK激酶抑制剂被认为是临床应用潜力巨大的肿瘤治疗靶点。 四、 ERK通路作为克服耐药的关键靶点 在肿瘤靶向治疗中，ERK通路的下游位置使其成为克服上游靶点（如BRAF、MEK）耐药性的关键。 逆转上游激酶抑制剂耐药：在MAPK通路中，ERK激酶是MEK激酶的唯一下游靶点。靶向ERK的抑制剂能够有效阻断整个RAS-RAF-MEK-ERK信号通路，同时能够有效逆转由上游BRAF、MEK突变而导致的获得性耐药。这使得ERK抑制剂有望克服现有RAF/MEK抑制剂的治疗瓶颈，成为新一代高效抗癌药物。目前全球已有多个ERK1/2抑制剂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总结而言，ERK通路在其他癌症中的作用呈现出一个高度保守又极具情境特异性的图景。它不仅是结直肠癌、乳腺癌、头颈部肿瘤等多种癌症细胞自主增殖的核心驱动器，也是连接环境致癌物（如壬基酚）、肿瘤微环境（如成纤维细胞）、细胞代谢（如线粒体功能）与转录重编程（如EGR1）的关键枢纽。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位于MAPK通路的最下游，靶向ERK为克服现有靶向药物的耐药性提供了极具前景的新策略。未来的癌症治疗，很可能需要结合针对ERK通路本身及其交互网络的多维度干预。 第三章 ERK通路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前景如何？ ERK通路作为RAS-RAF-MEK-ERK信号级联的最终效应分子，在约30%的人类肿瘤中处于异常激活状态，是驱动细胞恶性增殖、存活和转移的核心枢纽。因此，靶向ERK通路已成为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前沿热点，其应用前景广阔且充满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作为克服上游靶点耐药性的“总闸门”策略 ERK通路在药物研发中最具吸引力的前景在于其作为克服耐药性的“下游总闸门”地位。与上游靶点（如RAS、BRAF、MEK）相比，ERK具有独特的优势： 1. 克服获得性耐药：临床治疗中，肿瘤细胞常通过上游靶点的二次突变或旁路激活，逃避BRAF或MEK抑制剂的攻击，导致治疗失败。ERK是MEK的唯一直接底物，位于通路最下游，直接抑制ERK理论上可以阻断所有来自上游的异常信号，包括那些导致耐药的突变信号。临床前研究证实，对MEK抑制剂耐药的肿瘤细胞，依然对ERK抑制剂保持敏感。 2. 自身突变率极低，不易引发耐药：与RAS、BRAF等高频突变不同，ERK1/2在肿瘤细胞中几乎不发生获得性突变。这可能是因为ERK调控的底物超过160种，涉及细胞存活的关键过程，一旦发生功能性突变，细胞自身难以存活。这一特性意味着靶向ERK可能带来更持久、更稳定的疾病控制，减少因靶点自身变异导致的耐药。 二、 新型ERK抑制剂的研发进展与策略优化 尽管尚无ERK抑制剂正式上市，但全球已有多个候选药物进入临床或临床前研究阶段，研发策略日益精细。 1. 临床阶段候选药物：代表性的在研ERK抑制剂包括Ulixertinib (BVD-523)、GDC-0994、KO-947、LY3214996和MK-8353等。这些药物旨在通过抑制ERK激酶活性，阻断其信号传导。 2. 作用机制的深化与创新：最新的研究不仅关注抑制激酶活性，还拓展到对ERK的翻译后修饰和空间性调节的干预。例如，ERK的二聚化对其核转位和底物选择性至关重要，针对二聚化界面的抑制剂可能提供更高的选择性。此外，开发能同时抑制ERK激酶活性并阻断其核转位的双重机制抑制剂（如早期的SCH772984），也是增强疗效的策略之一。 3. 高选择性先导化合物的涌现：近期研究报道了新一代高选择性ERK1/2抑制剂。在临床前模型中，其先导化合物在纳摩尔浓度下即可有效抑制ERK活性，阻断携带BRAF或RAS突变的癌细胞增殖，并在小鼠模型中使肿瘤缩小超过80%，且安全耐受性良好。这证明了开发兼具强效、高选择性和良好类药特性的ERK抑制剂是可行的。 三、 联合治疗策略的广阔前景 单一靶向ERK可能面临脱靶毒性或疗效不足的挑战，因此其未来应用更可能体现在联合治疗策略中。 1. 垂直联合（Vertical Combination）：即与上游通路抑制剂（如MEK抑制剂）联用。这种“双保险”策略可以更彻底地阻断信号通路，防止反馈激活，并可能降低各单药的剂量从而减少毒性。例如，RAF抑制剂与MEK抑制剂的联合已成为BRAF突变黑色素瘤的标准疗法，这为ERK抑制剂与MEK抑制剂的联合提供了范式。 2. 水平联合（Horizontal Combination）：即与其他平行或交叉的信号通路抑制剂联用。例如，临床前研究表明，ERK抑制剂与CDK4/6抑制剂（如哌柏西利）在KRAS突变型胰腺癌中具有协同作用。与PI3K通路抑制剂的联合，也是克服肿瘤信号网络冗余和代偿激活的重要方向。 3. 与免疫治疗等其他疗法的联合：将ERK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抗PD-1抗体）结合，是极具前景的方向。抑制MAPK通路可以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可能增强免疫细胞浸润和杀伤功能，从而实现“靶向+免疫”的协同增效。 四、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方向 尽管前景光明，ERK抑制剂的研发仍面临重大挑战，这也是未来需要突破的方向： 1. 治疗窗与毒性管理：ERK通路广泛参与正常的生理过程，如细胞增殖、分化等。因此，系统性地抑制ERK可能带来较大的脱靶毒性，影响正常组织功能。如何设计出对肿瘤细胞中异常激活的ERK具有更高选择性的抑制剂，或通过优化给药方案（如间歇给药）来扩大治疗窗，是关键课题。 2. 生物标志物与患者分层：需要找到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哪些患者最可能从ERK抑制剂中获益。除了检测RAS/BRAF突变状态外，可能还需要评估通路的整体激活水平、反馈机制的状态等。 3. 适应症的扩展：目前研发主要聚焦于具有RAS或BRAF突变的实体瘤（如黑色素瘤、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等）。未来需要探索ERK抑制剂在更广泛肿瘤类型中的应用潜力。 总结而言，ERK通路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前景核心在于其作为克服耐药的关键下游靶点的独特战略地位。随着对ERK调控机制（如二聚化、空间定位）的深入理解，以及更具选择性和良好药代动力学特性的新型抑制剂的不断涌现，靶向ERK有望从理论走向临床实践。未来的成功很可能依赖于精准的患者选择、创新的抑制剂设计以及合理的联合治疗策略三者的结合，从而为众多面临耐药困境的癌症患者提供新一代的治疗利器。 第四章 目前ERK通路药物研发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目前，针对ERK通路的药物研发正处于从理论验证迈向临床转化的关键阶段，前景广阔但挑战重重。综合现有研究，其主要挑战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核心方面： 一、 耐药机制的复杂性与适应性可塑性 ERK通路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开关，而是一个具有强大反馈调节和网络冗余的动态系统。靶向抑制后，肿瘤细胞会迅速启动适应性反应，导致耐药。 1. 反馈激活与旁路激活：当药物（尤其是MEK或ERK抑制剂）阻断通路下游时，会解除ERK对上游受体酪氨酸激酶（RTK）和鸟苷酸交换因子（如SOS）的负反馈抑制，导致EGFR等RTK的反馈性再激活，重新驱动通路信号。这是结直肠癌等肿瘤单药治疗无效的主要原因。此外，肿瘤细胞还可通过激活平行的PI3K/AKT等旁路信号通路来补偿MAPK通路的抑制，维持生存。 2. 通路内部的分子逃逸：肿瘤细胞可通过获得新的基因突变来逃避药物抑制。例如，在使用MEK抑制剂后，可能出现MEK1本身的获得性突变（如P124L、E203K），这些突变改变了激酶结构域，降低了药物结合力。此外，RAF蛋白的剪接变异体或过表达也能绕过上游抑制，持续激活下游信号。 二、 治疗窗狭窄与靶点相关毒性管理 ERK通路广泛参与正常细胞的增殖、分化与存活等生理过程，系统性抑制该通路不可避免地会对正常组织产生影响，导致治疗窗狭窄。 1. “瘤外靶效应”与“脱靶效应”：药物对正常细胞中ERK通路的抑制是产生毒性的主要原因（瘤外靶效应）。例如，MEK抑制剂可引起特征性的皮肤毒性（斑丘疹、痤疮样皮疹）、浆液性视网膜脱离和心脏毒性（左室射血分数下降）。第一代BRAF抑制剂在野生型BRAF细胞中还会引起“矛盾激活”，反而促进ERK信号，导致皮肤过度增殖甚至继发性皮肤肿瘤。 2. 联合治疗的毒性叠加：为了克服耐药，临床上常采用“垂直阻断”策略，即联合使用BRAF和MEK抑制剂。虽然这种组合能降低单药的部分毒性（如矛盾激活），但会引入新的、更复杂的毒性谱，例如发热综合征的发生率显著升高。管理这些叠加的、有时危及生命的毒性，是临床用药的重大挑战。 三、 药物设计本身的科学瓶颈 从化学分子到有效药物的转化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固有的科学难题。 1. 激酶选择性难题：设计高选择性的ATP竞争性抑制剂非常困难，因为激酶的ATP结合口袋在进化上高度保守。脱靶效应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毒性或疗效衰减。尽管变构抑制剂（如曲美替尼）提供了更高的选择性，但其开发难度更大。 2. 对ERK蛋白功能理解的局限：传统药物研发主要聚焦于抑制ERK的激酶活性。然而，ERK的功能还涉及其核转位、二聚化以及与支架蛋白的相互作用等复杂过程。针对这些非催化功能的抑制剂开发仍处于早期阶段。此外，对突变型与野生型ERK蛋白与抑制剂结合的动态差异研究尚不充分。 3. 新型策略的成熟度不足：为了突破传统抑制剂的局限，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如PROTAC介导的ERK蛋白降解等非传统方法。然而，这类技术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药性、选择性及体内药效有待全面验证。 四、 缺乏精准的生物标志物与患者分层策略 并非所有存在RAS/RAF突变的肿瘤都对ERK通路抑制有良好反应，亟需更精细的生物标志物来指导用药。 1. 现有标志物的局限性：目前临床主要依赖RAS/BRAF的突变状态来筛选患者。然而，如selumetinib在KRAS突变肺癌的三期临床失败所示，存在突变并不等同于药物有效。肿瘤的遗传背景、组织学类型和微环境都会影响疗效。 2. 对通路动态活性评估的缺失：ERK通路活性是高度动态的，而传统的活检仅能提供静态的“快照”。最新研究指出，肿瘤细胞中ERK信号与下游效应蛋白（如pRb）的关联性会发生**“畸变”或“解偶联”**，这使得基于单一时间点磷酸化蛋白（pERK）的检测结果不可靠。开发能够解读ERK活性历史动态的检测方法（如通过Fra-1、Egr-1等多蛋白组合分析）是未来的方向，但目前尚未应用于临床。 五、 适应症扩展与临床开发策略的挑战 1. 在RAS突变肿瘤中的疗效瓶颈：尽管KRAS G12C抑制剂取得了突破，但针对更常见的KRAS G12D/V等突变亚型以及NRAS、HRAS突变的药物仍然匮乏。对于这些“不可成药”靶点，间接策略（如联合SHP2抑制剂、垂直阻断）的疗效有限且毒性可控性差。 2. 联合用药策略的复杂性：虽然联合治疗（如ERK抑制剂+CDK4/6抑制剂、ERK抑制剂+免疫治疗）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协同前景，但将其成功转化为临床方案面临巨大挑战。需要精确平衡疗效与叠加的毒性，并找到最佳的给药顺序和剂量，这需要通过复杂且昂贵的临床试验来探索。 总结而言，ERK通路药物研发的核心挑战在于应对肿瘤信号网络的强大适应性、平衡药物的疗效与毒性、突破药物化学与生物学的认知局限，并建立精准的患者选择体系。未来的突破将依赖于开发更智能的抑制剂（如变构、双机制、PROTAC）、设计更合理的联合方案，以及运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如基于固定组织的动态信号解码）来实现真正的精准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