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超重与肥胖已成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难题。《2025年世界肥胖报告》预测,全球肥胖成年人口数量将从2010年的5.24亿增加至2030年的11.3亿,增幅超过115%。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超重/肥胖患病率不断上升,中国成人超重或肥胖患病率分别为34.3%和16.4%。预测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人数将达到5.15亿。
肥胖是多种合并症公认的风险因素,包括糖尿病前期、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血管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骨关节炎等。未来中国城乡居民超重/肥胖患病率及其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将呈上升趋势。44%的2型糖尿病、23%的冠心病和7%~41%特定癌症的负担可归因于超重/肥胖。预测2030年,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约为418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1.5%。
生活方式干预是超重/肥胖患者体重管理的基础,应贯穿体重管理全程。考虑到生活方式干预对体重的影响有限,药物干预在肥胖管理中的角色尤为关键。本期访谈特别邀请河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袁慧娟教授,围绕超重/肥胖患者体重管理理念演变、临床实践挑战以及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的临床应用前景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超重/肥胖患者体重管理新方向。
专家简历
袁慧娟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原学者
河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
河南省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委员
河南省肥胖症诊疗中心主任
河南省糖尿病微生态诊疗与转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
河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主任委员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重点研发项目5项
以第一完成人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二等奖3项
以通讯作者在Cell Metabolism、 Microbiome 、Diabetes Care等杂志发表SCI文章100余篇
01
生活方式干预是超重/肥胖管理的基础,但减重幅度有限,且难以长期坚持,临床上如何做好生活方式干预与减重药物的协同管理?
生活方式干预是超重/肥胖管理的基石,减重药物则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全程协同的关系,临床中可以从这几个层面落实:
第一,明确定位,不把药物当作“万能捷径”。无论是否使用减重药物,生活方式干预都需要贯穿治疗全过程。药物可以帮助患者快速实现体重下降,但如果脱离饮食、运动、行为习惯的调整,停药之后很容易出现体重反弹。所以启动药物治疗的前提,依然要对患者开展饮食、运动、行为的健康教育,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认知。
第二,分层制定个体化协同方案。对于BMI偏高、合并代谢并发症,单纯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的患者,可以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及时启动减重药物治疗。药物帮助患者先快速降低体重,提升患者治疗信心;同时同步持续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巩固减重成果。而对于体重下降比较理想的患者,也不能立刻完全放弃生活方式管理,需要依靠饮食运动维持体重,评估是否可以逐步调整药物方案。
第三,做好随访,动态调整生活方式干预和减重药物的权重。在随访过程中,需要评估患者的减重效果、依从性。如果患者生活方式干预执行到位,但体重改善仍不达标,可评估是否启动或上调药物;如果药物治疗后体重得到改善,但生活习惯依旧较差,则要重点强化行为干预,纠正不良饮食、作息习惯,避免停药反弹。
第四,关注患者心理与行为依从性。很多肥胖患者容易走入两个极端:要么单纯靠吃药,完全不改变生活习惯;要么抗拒药物,硬靠节食运动,承受很大心理压力。临床需要做好宣教,让患者理解:药物是助力,生活方式干预才是长期维持体重的根本,二者结合才能实现长期的体重与代谢获益。
02
随着肥胖管理理念不断更新,当前临床在超重/肥胖患者体重管理中,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肥胖管理理念已经从过去单纯“追求减重数字”,转变为以代谢获益、长期体重维持、改善并发症为核心的综合管理模式,但落到真实临床实践,仍然存在不少现实挑战:
第一,体重反弹。很多患者减重初期效果不错,但很难长期维持,停药后体重反弹十分常见。真实世界研究显示,约50%肥胖人群会在12个月内停用体重管理药物。《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停用体重管理药物治疗后的体重反弹:一项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的结果显示,停用体重管理药物后,患者平均每月体重反弹0.4 kg,据此推算1.7年后体重将恢复至基线水平。
第二、患者认知存在误区,依从性不足。一部分患者把肥胖简单看作“吃得多、懒得动”,认为靠节食、运动就可以解决,对药物干预存在抵触和恐惧心理;另一部分患者过度依赖减重药物,期待吃药就能一劳永逸,忽视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的长期坚持。
第三、肥胖诱因的多样性,个体差异大。肥胖不只是体重超标,常常合并胰岛素抵抗、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心理情绪问题等多种合并症。不同患者的肥胖诱因不一样,有的是遗传因素,有的是内分泌疾病,还有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很难用一套方案适配所有人群,需要个体化评估,对临床医生的综合判断能力要求很高。
第四、临床诊疗体系尚不完善。很多基层医疗机构缺少专门的减重门诊,肥胖患者大多分散在内分泌、全科、心内科等科室。部分医生对肥胖的规范化诊疗认识不足,对减重药物的适应症、禁忌症、不良反应、长期随访管理掌握不够,现实中很多患者做完短期减重后就失访,难以实现全程管理。
第五、社会环境因素带来的干预阻力。高脂高糖的加工食品随处可得,快节奏生活导致运动时间不足,社会对肥胖的偏见,也会给患者带来心理压力。即便医生给出完善的干预方案,患者受家庭、工作、社会环境影响,很难持续落地执行,这也是临床很难克服的外部挑战。
第六、评估维度的挑战。过去只看体重、BMI,现在还要关注体脂率、代谢指标、并发症改善、生活质量。但临床上很多时候缺少便捷的评估工具,如何平衡短期减重效果和长期代谢健康,也是临床需要权衡的问题。
03
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备受临床关注,您如何看待它们在肥胖治疗中的应用前景与临床注意事项?
肠促胰素类药物是近年来代谢性疾病治疗领域进展最为迅速的药物之一。自胰高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应用于临床以来,该类药物已从单靶点向多靶点方向持续演进,先后涌现出GLP-1/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 )双受体激动剂、GLP-1/胰高糖素(GCG)双受体激动剂,以及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GLP-1/GIP/GCG三受体激动剂等。
单靶点GLP-1受体激动剂虽然疗效确切,但存在减重疗效天花板,部分患者应答不好,同时受胃肠道不良反应限制,很难进一步提升剂量;另外对肝脏脂肪、能量消耗调控相对有限,部分患者停药后体重反弹明显。而多靶点肠促胰素受体激动剂,可以同时激活多条代谢通路,实现通路协同,进一步提升减重降糖效果,同时对肝脏脂肪、能量代谢带来更多获益,有望改善患者耐受性,更好应对肥胖机体的代偿机制,满足重度肥胖、合并多种代谢共病患者的临床治疗需求,这也是现在代谢药物研发非常重要的方向。
多项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多靶点肠促胰素受体激动剂在降低糖化血红蛋白和减轻体重方面的疗效优于单靶点GLP-1受体激动剂,并在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慢性肾脏病(CKD)、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等代谢相关共病中积累了不同程度的循证证据。这些进展使降糖、减重与共病风险改善有可能在同一治疗方案中实现,但临床应用仍须严格遵循已批准适应证和药品说明书,结合证据边界与个体化评估合理用药。
值得关注的是,一款国产自主研发的GLP-1/GIP/GCG三受体激动剂UBT251注射液已获准在中国及/或美国开展成人2型糖尿病、超重或肥胖、慢性肾脏病等多个适应症的临床试验。UBT251注射液在中国超重或肥胖患者中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治疗24周后,UBT251各剂量组体重较基线变化百分比的最小二乘均值为﹣13.6%~﹣19.7%,显著优于安慰剂组(﹣2.0%),且患者在治疗结束时尚未达到体重平台期。UBT251各剂量组体重较基线降低≥5%的患者比例最高达98.1%,体重较基线降低≥10%的患者比例最高达89.8%,体重较基线降低≥20%的患者比例最高达48.4%。UBT251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特征与其他GLP-1受体激动剂类药物相似。治疗期间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未观察到明显的剂量相关性趋势。
目前我国已获批体重管理适应证的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包括GLP-1受体激动剂短效制剂贝那鲁肽、日制剂利拉鲁肽(国产)和周制剂司美格鲁肽,GLP-1/GIP双受体激动剂替尔泊肽,GLP-1/GCG双受体激动剂玛仕度肽。肠促胰素类减重药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规范使用,包括用药前临床评估,剂量滴定和剂量维持。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的维持剂量有所不同,利拉鲁肽的维持剂量为3.0 mg,司美格鲁肽的维持剂量为1.7 mg或2.4 mg,替尔泊肽的维持剂量为10 mg或15 mg,玛仕度肽的维持剂量为6.0 mg。基于现有证据,建议超重/肥胖患者进行长期体重管理,在使用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实现体重减轻后,在持续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保持原有减重药物及剂量方案,以长期维持体重的改善,并帮助实现远期并发症风险的降低。建议达到最佳体重或减重15%以上可停止使用药物,并制定2年随访方案,通过生活方式管理保持反弹不超过原有减重幅度25%或体重反弹<3 kg。
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的不良反应主要为胃肠道反应,包括恶心、腹泻、便秘、呕吐等。其他可能的不良反应还包括与磺脲类降糖药或胰岛素合用时低血糖风险增加、淀粉酶脂肪酶升高、胆石症、心率升高、过敏反应、注射部位反应、急性胰腺炎等,但发生率均较低。此外,肠促胰素与甲状腺C细胞肿瘤的关系尚不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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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珠海利邦金诺 · 医学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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