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rafenib Mesylate

作为全球肿瘤学领域规模最大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将于5月30日至6月3日在美国芝加哥隆重举行。基于已发布数据，今年ASCO年会共收到7,775篇摘要，其中由中国学者主导的口头汇报达74项，数量再创新高，内容涵盖基础研究、临床转化、精准医疗及免疫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充分彰显中国在肿瘤研究领域的持续突破与创新进展。本届ASCO年会以“知识化为行动：共创美好未来（Driving Knowledge to Action: Building a Better Future）”为主题，强调前沿科学与尖端技术为肿瘤精准医学带来的深远推动。ASCO年会开幕在即，我们精选了近年来肿瘤精准医学领域的关键技术进展，带大家一起提前“热身”！由因美纳团队将为大家带来的“纳新逐光，ASCO2025热点前瞻”系列报道，聚焦业内高度关注的单细胞测序、空间组技术、甲基化芯片分型、全景变异分析CGP NGS和全基因组测序WGS等技术在肿瘤精准研究中的最新进展与客户案例。与大家一同“温故而知新”，在ASCO学术盛宴中汲取更多新知，共创肿瘤精准医学美好未来。生物标志物驱动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是2025年ASCO大会已发布信息中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根据多项国内外最新指南与研究，更广泛的肿瘤基因检测已成为大势所趋。2024年8月，FDA批准了首个泛癌种全景变异分析（Comprehensive Genomic Profiling, CGP）NGS伴随诊断IVD试剂盒——TruSight™ Oncology Comprehensive。这一里程碑事件，不但标志着更全面基因测序的临床认可，也为广泛NGS检测的市场准入进一步打通渠道，从而惠及更多患者。为了更好了解2025 ASCO中“生物标志物驱动精准治疗”的行业前沿，本期内容中我们将聚焦全景变异分析CGP NGS，解析这一精准研究利器为行业带来的颠覆性突破。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精准治疗：CGP NGS检测的颠覆性价值随着FDA批准拉罗替尼和恩曲替尼用于NTRK融合的实体瘤患者，再到2022年批准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用于BRAF V600E突变的实体瘤患者，以及TMB和MSI作为生物标志物用于患者的诊疗，“不限癌种”靶向药物的陆续获批打破了以往药物以肿瘤类型作为适应症的界限，开启了以特定分子变异指导肿瘤用药的精准医学时代。ESMO精准医学工作组2024年更新了ESMO NGS检测指南，较2020版扩大了NGS推荐建议范围，在更多晚期癌种中推荐了更广泛的NGS检测。目前根据2024版ESMO NGS检测指南推荐，建议在晚期的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胆管癌、卵巢癌、乳腺癌（新增）和罕见肿瘤（新增，包括胃肠道间质瘤、肉瘤、甲状腺癌和原发不明肿瘤）患者中进行NGS检测。同时还建议晚期癌症患者可进行泛癌种NGS检测，以寻找泛实体瘤用药的可能性1。在这一诊疗模式下，CGP NGS检测因其全面性和高效性，成为精准医学的重要技术。图1. 2024版ESMO NGS检测指南推荐检测的泛癌种变异基因化分型成果正式纳入肿瘤命名体系，标志着分子诊断成为核心依据之一。全面覆盖，精准指导CGP NGS检测能够同时分析数百个基因的突变、拷贝数变异（CNV）、基因融合、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和肿瘤突变负荷（TMB）等标志物。Intermountain Precision Genomics实验室主任Jeremy Wallentine博士指出2，“从单基因或单个生物标志物检测到综合panel检测方法的转变是由一系列因素驱动的，其中包括单一综合panel的固有效率，这在癌症和其它组织有限的样本中非常关键”， CGP可将多个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整合到单个多重检测中，无需进行连续检测，这种单次检测不仅可以评估普通的生物标志物，还可以评估TMB等复杂的生物标志物，进而更快速地提供检测结果、节约活检样本、减少再次进行活检的风险和成本3。推动NGS大panel改善参与临床研究的比例，避免患者错失机会以生物标志物为导向的临床试验研究可通过合适的生物标志物确定亚组人群，根据其识别亚组并制定个体化治疗的临床试验方案,从而使患者接受更有益的治疗、加速药物研发进程4,5。在肿瘤诊疗中，临床研究为晚期癌症患者带来了更多希望，然而尽管多项国际指南都推荐晚期患者参与，当前全球的研究注册比例仍然很低。这让很多患者错失了潜在治疗机会。对药企和临床机构来说，参与临床研究（Clinical trial participation，CTP）的低比例，延长了药物研发上市周期，增加研发成本，最终影响患者的治疗机会。通过CGP检测，能够筛选出适合特定临床试验的患者群体，提高试验的成功率，在2024年的一篇ASCO会议摘要（摘要e13508）中，因美纳与Optum的研究团队发现，晚期癌症患者的整体参与临床研究CTP比例很低（3%），但是开展了生物标志物检测患者有更高的CTP比例。临床突破：TSO Comprehensive——首个获得FDA批准的CGP伴随诊断检测试剂盒随着NGS技术的进步，近年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NGS伴随诊断产品逐渐增多，回顾FDA批准的肿瘤分子诊断产品，可发现一次性覆盖更多标志物、可兼容丰富样本类型的NGS成为肿瘤分子诊断的主流。2024年8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因美纳体外诊断产品（IVD）TruSight™ Oncology (TSO) Comprehensive检测试剂盒及其首批两种伴随诊断（CDx）适应症。作为首个FDA获批的泛癌种全景变异分析（CGP）NGS伴随诊断IVD试剂盒，该产品单次检测可以覆盖500多个基因对患者的实体瘤进行分析，有助于提高发现免疫肿瘤生物标志物或临床可操作生物标志物的可能性，从而确定靶向治疗方案或临床试验入组。TSO Comprehensive检测试剂盒的单独CE标志版本已于2022年在欧洲上市。在大中华地区，TruSight Oncology Comprehensive已于2024年5月1日被纳入中国台湾地区的全民健保体系，成为亚洲范围内进入健康保险体系伴随诊断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今年五月，TruSight Oncology (TSO) Comprehensive获得日本厚生劳动省批准上市,有望为日本患者提供更多精准肿瘤治疗选择。通过与制药公司合作，因美纳正在开发更多伴随诊断应用，这些应用将在获得相应的监管批准后添加到TSO Comprehensive检测产品中。这些伴随诊断检测应用将助力突破性的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的推出，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科研利器——TSO 500的杰出数据表现为满足客户在多样性和可扩展性方面的不同需求，TSO产品线涵盖体外诊断的（TSO Comprehensive）和仅供研究使用的（TSO 500产品）解决方案，适用于一系列低、中、高通量仪器。TSO 500凭借其全面的检测能力和优异的数据表现，在肿瘤精准研究中展现出独特价值，目前在全球范围超670个用户中，已累积超60万份检测样本（截止2024年12月）与大量科研成果产出。TSO 500通过DNA+RNA共检方式更好的实现RNA融合检出TSO 500使用DNA+RNA不同核酸类型，更好检测RNA水平的突变，通过基于RNA样本的融合检测可实现发现个更多的融合等变异。在一项MSKCC发表的研究中，仅基于DNA样本的MSK-IMPACT检测为阴性的肺腺癌患者，重新基于RNA测序后，13%发现了新的临床可干预突变6。在一项真实世界研究中，研究者利用TSO 500方案对涉及35种实体瘤的19591份FFPE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研究中共鉴定出73个致癌或可能致癌的NTRK融合，总发生率为0.35%。发生率较高的肿瘤类型包括胶质母细胞瘤（1.91%）、小肠肿瘤（1.32%）和头颈部肿瘤（0.95%）。图2 在不同肿瘤中发现的致癌或可能致癌NTRK融合变异同时发现 NTRK 融合在所有肿瘤类型中存在多种染色体内和染色体间的融合伴侣基因，包括 ETV6、TPM3、LMNA等。大多数 NTRK 融合与其他基因组驱动突变互斥，然而，近三分之一的肿瘤样本（29%）至少存在一种共现的基因组驱动突变，这可能会影响治疗决策。该研究结果突出了RNA杂交捕获测序在识别NTRK融合中表现出高敏感性，尤其是对新型融合伴侣的检测能力优于DNA测序7。TSO 500 临床验证数据显示可靠的性能和准确性TSO 500通过优异的设计与分析流程实现强大的检测能力，包括小变异（SNV以及InDel）以及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TMB等复杂变异的检出。其中HRD、TMB和MSI等复杂生物标志物检测，与目前全球公认的HRD、TMB的评估方法保持高度一致。在2025年由梅奥诊所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进一步对TSO 500的检测表现进行了临床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在该研究中，评估了超过 20 种肿瘤类型中提取的 104 份 DNA 样本和 223 份 RNA 样本。该检测使用 40 ng的输入 DNA 和 RNA 时表现稳健，使用 60 ng的输入 DNA 时结果进一步改善。肿瘤百分比显著影响检测性能，在肿瘤百分比大于 50% 和大于 20% 时，所有变异的检测率分别为 93% 和 85% 以上。所有变异类型的精确率均超过 93%，包括变异等位基因频率≥5% 的SNV和InDel。除 TMB 外，所有变异类型的准确率均≥97%，与参考方法相比，TMB 的准确性为 83.3%。总体而言，TSO 500 检测在检测所评估的标志物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性能和可靠的准确性8。图3. 梅奥诊所针对TSO 500的临床验证TSO 500升级版本提供更便利的检测流程与更好的检测表现TSO 500包括组织版本以及ctDNA版本，其中ctDNA版本已经在2023年推出TSO 500 ctDNA v2版本，实现了更便捷的建库操作以及更优的检测表现。TSO 500 tissue v2版本也在推进计划中，新的版本同样具备更便捷的操作与数据表现，并且新的版本中将金标准Myriad HRD现已包含在试剂盒中，并提供简化的工作流程。结 语肿瘤治疗范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正式迈入“生物标志物精准驱动”的新时代。新一代的CGP NGS在肿瘤精准研究与临床检测中的日趋成熟，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机会与希望。在线订购了解更多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因美纳肿瘤精准研究前沿产品的相关资料。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我们将通过邮件与您分享更多详情。仅供研究使用，不得用于诊断。M-CN-00496参考文献：Mosele M F, Westphalen C B, Stenzinger A, 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se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in 2024: a report from the ESMO Precision Medicine Working Group[J]. Annals of Oncology, 2024, 35(7): 588-606.https://www.illumina.com.cn/areas-of-interest/cancer/ngs-in-oncology/cgp.htmlLindeman NI, Cagle PT, Aisner DL, et al. Updated Molecular Testing Guideline for the Selection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for Treatment With Targeted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Guideline From the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J Mol Diagn. 2018 Mar;20(2):129-159.Mandrekar SJ,Sargent DJ.Clinical trial designs for predictive biomarker validation: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J].2009,27(24).宋佳丽,孙凤宇,刘芝霖,李康,侯艳.以生物标志物为导向的临床试验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23,40(5):791-795,800.DOI:10.11783/j.issn.1002-3674.2023.05.037.Benayed R, Offin M, Mullaney K, et al.High yield of RNA sequencing for targetable kinase fusions in lung adenocarcinomas with no mitogenic driver alteration detected by DNA sequencing and low tumor mutation burden.Clin Cancer Res.2019 August 01; 25(15): 4712–4722Wallen ZD, Tierno M, Schnettler E, Roos A, Green M, Amoah K, Previs RA, Hastings S, Pabla S, Jensen TJ, Caveney B, Eisenberg M, Sathyan P, Ramkissoon SH and Severson EA (2025) RNA hybrid-capture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has high sensitivity in identifying known and less characterized oncogenic and likely oncogenic NTRK fusions in a real-world standard-of-care setting. Front. Genet. 16:1550706. doi: 10.3389/fgene.2025.1550706Al-Kateb H, Knight SM, Sivasankaran G, Voss JS, Pitel BA, Blommel JH, Jerde CR, Rumilla KM, Lee JL, Mattson NR, Lauer KP, Zimmerman Zuckerman EA, Hofich CD, Milosevic D, Thompson J, Tillmans LS, Stai TT, Dasari S, Pryzbylski AL, Mullineaux LG, Ida CM, Jenkins RB, Gupta S, Kipp BR, Halling KC. Clinical Validation of the TruSight Oncology 500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and Reporting of Pan-Cancer Biomarkers. J Mol Diagn. 2025 Apr;27(4):292-305. doi: 10.1016/j.jmoldx.2025.01.002. Epub 2025 Jan 31. PMID: 39894076.关于TruSight™ Oncology 500产品组合TSO 500产品组合是一项仅供科研使用的综合性泛癌种检测产品组合，可通过组织或液体（血液）活检进行全景变异分析。TSO 500 产品组合利用肿瘤样本中的 DNA 和 RNA（液体活检分析仅利用 DNA）来识别对癌症发生和进展至关重要的关键变异，如小 DNA 变异（单核苷酸变异，indels）、融合、剪接变异和拷贝数变异。此外，它还能评估关键基因组特征，如肿瘤突变负荷（TMB）、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和同源重组缺陷（HRD）。关于TruSight Oncology ComprehensiveTruSight Oncology Comprehensive是一种定性体外诊断检测产品，它使用因美纳NextSeq™ 550Dx基因测序仪，利用从实体恶性肿瘤患者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肿瘤组织样本中提取的核酸，通过靶向新一代测序技术检测517 个基因的变异。该产品可用于检测DNA中的单核苷酸变异、多核苷酸变异、插入和缺失，以及RNA中24个基因的融合和一个基因的剪接变异。该检测还能报告肿瘤突变负荷（TMB）得分。根据已批准的治疗产品标签，该检测可用作伴随诊断，以确定哪些癌症患者可从表1所列的靶向治疗中获益。此外，该检测还可提供肿瘤分析信息，供有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士根据专业肿瘤指南为实体瘤恶性肿瘤患者提供医疗建议。除预期用途说明表1中所列出的基因组结果外，其他基因组结果对任何特定治疗产品的标签使用均不具决定性或规定性。表1：伴随诊断指征仅供体外诊断使用。并非在所有地区和国家均有销售。中国NMPA暂未获批。.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Lung Cancer Considered2025年5月9日，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主办的播客节目“Lung Cancer Considered”第288期内容上线，这期节目由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苏春霞教授担任主持，并携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董晓荣教授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方文峰教授，三位专家共聚一堂，聚焦EGFR-TKI耐药后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复杂临床场景，结合分子生物学特征与临床诊疗实践，系统性探讨了不同耐药机制下的诊疗策略、现存挑战及未来研究方向，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多维度决策参考。“肿瘤界”特整理访谈精粹，以飨读者。播客音频访谈精粹苏春霞 教授大家好，本次学术讨论聚焦于EGFR突变NSCLC获得性耐药的临床诊疗策略。现汇报典型病例如下：患者女性，52岁，无吸烟史。主诉为持续咳嗽，Covid-19检测呈阴性。既往史包括支气管炎、过敏史及胃灼热。9个月后，胸部X线片显示，左上肺叶可见直径5cm肿块，同时双肺可见多个结节。CT及PET-CT检查进一步显示，双侧肺部弥漫性分布结节，左上肺叶存在一个5.2cm的不规则肿块，并伴有纵隔淋巴结肿大，脊柱与骨盆出现多处溶骨性骨质改变，同时存在多个肝转移灶。颅脑MRI显示，顶叶存在3个亚厘米级脑转移灶。CT引导下肝穿刺活检结果显示，患者为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阳性的肺腺癌。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发现存在EGFR 19外显子缺失（ex19del）突变，液体活检结果与之相符。针对该病例，请问两位教授的首选治疗方案是什么？是否会选择联合治疗方案？董晓荣 教授非常感谢苏教授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针对这种EGFR ex19del突变伴脑转移的晚期NSCLC，本人倾向于采用三代EGFR-TKI单药治疗，用药1个月后复查评估疗效再制定后续方案。至于FLAURA2或MARIPOSA的联合治疗方案，在我看来，如果单药治疗能有效控制病情，我不会选择联合用药。当然，FLAURA2研究结果显示，三代EGFR-TKI联合化疗可提升无进展生存期（PFS），尤其是对脑转移患者。但该分层分析为事后数据，并非预先设定的亚组分析。虽然联合治疗有一定疗效提升，但患者需要每21天到医院接受化疗，这不仅增加了时间和经济成本，不良反应也会增加。因此，对于这例患者，我倾向于采用最精简的方案，即三代EGFR-TKI单药治疗。方文峰 教授我非常认同董教授的观点。在当前国内临床实践过程中，在尚未获得FLAURA2及MARIPOSA研究的总生存期（OS）最终结果之前，我也会优先选择三代EGFR-TKI单药治疗。这主要是因为单药治疗管理方便，副作用较小。不过，今年1月份有消息称，MARIPOSA研究的OS最终结果可能为阳性，中位OS延长超过一年，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药物（埃万妥单抗、兰泽替尼）目前在中国的可及性并不理想。我们期待未来它们在中国获批上市后，能够大幅提升药物可及性，尤其是在价格方面。在为患者选择联合治疗方案以延长生存期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兼顾治疗的安全性。这例52岁的女性患者较为年轻，如果未来这两种药物在中国可及，且患者经济条件允许，我认为可以考虑相关联合治疗方案，但目前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苏春霞 教授感谢两位教授的专业见解。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该病例已完成液体活检。基于临床实践经验，当患者完成PCR初步检测后，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第二代测序（NGS）检测？方文峰 教授在我中心临床实践中，我们高度重视NGS检测的应用价值。本人尤为倾向于基于组织样本进行NGS检测；若缺乏组织样本，亦会积极探索以液体活检作为替代方案。NGS检测的优势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从肿瘤发生机制的维度，该技术能够系统性解析肿瘤发生发展的遗传学基础，明确除EGFR突变外是否存在其他驱动基因突变，界定主克隆与亚克隆突变特征，以及评估合并突变的权重等；其二，在临床诊疗层面，NGS检测结果能够为治疗方案优化、疗效预测及耐药机制分析提供重要参考。因此，在患者经济条件允许且样本充足的前提下，我们强烈推荐开展NGS检测。苏春霞 教授谢谢方教授的分享。该病例在接受奥希替尼（80mg/日）单药治疗后，咳嗽症状得到迅速缓解。经复查显示脑部及肝脏转移灶已达到完全缓解，纵隔淋巴结恢复正常，肺部原发病灶亦呈现良好治疗反应。基于当前治疗效果，请问方教授在后续随访管理方面有何建议？方文峰 教授针对TKI药物治疗的随访管理，我通常会安排患者在治疗第一个月进行首次复查，若首次复查确认疾病控制良好，则后续每两个月对可见病灶进行CT复查。鉴于该患者基线存在脑转移，尽管当前脑部病灶控制理想，但考虑到脑转移进展的隐匿性及严重危害性，所以需要同步开展颅脑MRI检查。苏春霞 教授方教授阐述了影像学及血液学在随访管理中的常规应用，在此基础上，我想进一步请教董教授，您是否会开展循环肿瘤DNA（ctDNA）监测？该项检测在临床诊疗中具有何种价值？董晓荣 教授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并非对所有患者行ctDNA监测，仅针对部分存在特殊需求的患者开展此项检测。目前，ctDNA检测尚未完全纳入临床治疗决策的标准流程。现有研究数据表明，在接受靶向治疗过程中，若ctDNA水平显著下降甚至清除，通常提示治疗效果良好；反之，ctDNA水平升高则可能预示疾病进展。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临床研究正在探索基于ctDNA动态变化的治疗策略优化。例如，当ctDNA由阴性转为阳性或水平上升时，是否需要及时启动靶向联合化疗等强化治疗方案；又如，FLAURA2的治疗模式中，能否依据ctDNA水平变化调整化疗药物的使用。这些探索为未来精准化治疗提供了新方向。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ctDNA监测具有一定提示价值，但在现阶段的临床实践中，定期进行肺部CT及颅脑MRI仍是评估疾病控制状态与监测进展的核心手段。苏春霞 教授补充说明该病例后续病程：患者接受治疗后的12个月内胸部CT及颅脑MRI未见明显病灶变化，但在治疗满12个月的随访时，CT检查显示肝脏出现多个新发转移病灶，累及多个肝叶，而同期颅脑MRI仍未发现异常。基于这一情况，请问两位教授在后续诊疗策略上有何建议？董晓荣 教授针对该患者出现的多发肝转移，结合其既往接受三代EGFR-TKI单药治疗，此情况已构成疾病进展（PD）。在这种临床情境下，我建议立即开展二次穿刺活检以系统分析耐药机制。需特别注意的是，三代EGFR-TKI耐药机制复杂，明确具体耐药机制能为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重要依据。方文峰 教授我一般也推荐患者进行二次活检，当然也需充分尊重患者意愿。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近年来针对三代EGFR-TKI耐药后的新型联合治疗方案（如联合MET抑制剂等）展现出一定的潜力，但在尚未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正式批准之前，当前二次活检的主要价值在于帮助临床医师解析耐药机制与肿瘤进展原因。然而，受限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和获批治疗方案，我们尚无法完全基于二次活检结果直接指导临床决策。因此，在临床实践中，站在耐药机制的角度上我会积极推荐患者行二次活检，但是不会完全根据检测结果左右治疗方案。苏春霞 教授感谢两位教授的分享。需进一步探讨的是，在临床实践中，弥漫性肝转移患者常面临穿刺活检实施困难的问题，如凝血功能异常、转移灶位置深等因素均可能限制组织获取。本病例基线液体活检时显示EGFR ex19del突变，二次活检时不仅显示突变丰度较初诊时升高，同时发现MET扩增。基于该检测结果，请问两位教授将如何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董晓荣 教授这确实是极具挑战性的临床问题。目前，NGS检测MET基因扩增阳性阈值尚缺乏统一标准，也无法确认MET扩增达到何种程度方可启用MET抑制剂联合治疗。尤其在三代EGFR-TKI耐药机制研究中，已有证据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耐药机制与c-MET信号通路相关。针对c-MET状态的评估，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可用于检测基因拷贝数，而免疫组化（IHC）则检测蛋白表达水平。一般认为，当FISH检测显示拷贝数增加，或IHC检测提示≥50%肿瘤细胞3+时，可判定为c-MET高表达。参考当前临床研究进展，SAVANNAH、SACHI、SAFFRON研究均显示，在三代EGFR-TKI基础上联合MET抑制剂的治疗模式，可为c-MET高表达患者带来临床获益。研究数据表明，三代EGFR-TKI耐药后仅接受化疗的患者，中位PFS约为4个月；而针对c-MET高表达患者采用三代EGFR-TKI联合MET抑制剂治疗，中位PFS可超7个月，较单纯化疗方案具有显著优势。然而，鉴于该病例仅通过液体活检提示MET扩增，缺乏组织学样本的验证，不符合多数临床试验的入组标准。基于此，建议与患者充分沟通后，提供两种治疗选择：其一，在患者充分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可尝试性应用MET抑制剂进行探索性治疗，但需明确该方案尚未获得适应症批准，且需结合MET基因拷贝数具体数值评估潜在疗效；其二，遵循标准治疗路径，若按照iRECIST判定为疾病进展，建议进一步通过血液学检测评估TP53和RB1状态，明确是否发生小细胞肺癌（SCLC）转化。若排除SCLC转化，可参考靶向药物耐药后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三联治疗模式（如ORIENT-31研究方案），或新型双特异性抗体联合化疗（如HARMONi-A研究方案）的治疗策略。方文峰 教授假设所有药物可及的情况下，针对该病例，我更倾向于选择EGFR-TKI联合MET抑制剂的治疗方案（但需着重指出该联合治疗方案目前尚未获批）。之所以倾向于优先采用EGFR-TKI联合MET抑制剂方案，主要基于治疗顺序对后续方案选择的影响，即在使用TKI类药物序贯目前已获批的免疫治疗方案，一般不存在明显禁忌；反之，若使用含PD-1抑制剂的免疫治疗序贯TKI治疗，则存在较高不良反应风险。因此，若EGFR-TKI耐药后MET扩增的适应症能够早日获批，临床即可优先应用TKI联合方案，再序贯采用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策略，从而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升患者依从性。苏春霞 教授本次MDT模拟讨论中，我们还需探讨另一种耐药场景：若ctDNA检测在EGFR ex19del的基础上新增RET基因融合突变，我本人在临床中已遇到数例此类患者，那么针对该情况，请问两位教授如何制定治疗策略？董晓荣 教授对于新发的RET融合突变，需首先评估其临床意义。既往临床实践中，部分患者在三代EGFR-TKI耐药后的二次活检中，常检出多种驱动基因变异。例如，曾有患者在耐药后同时出现BRAF V600E突变、c-MET高扩增，采用第三代EGFR-TKI联合达拉非尼+曲美替尼（D+T）及c-MET抑制剂治疗后获得长达一年半的PFS，且耐受性良好。该案例提示，多重驱动基因突变介导的耐药模式在临床中具备可干预性。因此，若确认RET融合有临床意义，建议在奥希替尼基础上联用RET抑制剂进行治疗。需特别强调的是，目前国内上市的RET抑制剂尚未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应充分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后制定个体化策略。方文峰 教授我非常同意董教授的意见。并补充两点临床考量：其一，对于耐药后新检出的驱动基因突变，需评估其克隆特性与变异丰度。这与初诊时NGS检测评估合并突变的逻辑一致，从"定性"与"定量"两个维度分析：首先明确该基因是否为真正的耐药驱动因素；其次判断其在肿瘤细胞中的占比，区分主克隆与亚克隆突变。若RET融合丰度较低，可能并非主导耐药机制，即便联合抑制剂也难以获得显著疗效；反之，当RET融合丰度接近EGFR突变水平时，联合治疗更有望取得理想效果。其二，从全程治疗策略规划角度，优先使用靶向联合方案有利于后续治疗衔接，若先行其他治疗模式则可能增加序贯靶向治疗的难度与风险。此外，临床决策时需与患者充分沟通联合治疗的潜在风险，包括RET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及经济负担。尽管TKI类药物总体安全性可控，但针对可能出现的肝毒性、血液学毒性等不良反应，仍需制定完善的管理预案，确保治疗安全性与依从性。苏春霞 教授现假设该病例在疾病进展后，经检测未发现新的驱动基因突变，且患者未参与任何临床研究项目。请问两位教授在此时会首选何种治疗方案？董晓荣 教授对于此类情况，建议与患者家属进行充分的知情沟通。在明确疾病进展后，建议采用ORIENT-31研究或HARMONi-A研究中的治疗方案，这有助于延长后续靶向治疗再次应用的间隔时间。尽管临床上存在采用三代EGFR-TKI联合数个周期化疗以维持疾病控制的做法，当然其初衷是最大化靶向药物作用，但依据iRECIST及现有临床研究结果，一旦明确疾病进展，及时转换治疗方案是一种优选。方文峰 教授我完全认同董教授的观点。目前，HARMONi-A方案及ORIENT-31方案已成为该类患者治疗的主流选择。在这两项研究的总生存期（OS）数据正式公布前，这两种方案均具备临床应用价值。我个人也会优选这两个方案之一。苏春霞 教授若液体活检仅检测到EGFR ex19del突变，而组织活检明确提示发生SCLC转化，在此情况下，两位将如何制定后续治疗方案？董晓荣 教授SCLC转化的发生机制尚存争议，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学术观点：其一认为肿瘤自起源即为NSCLC与SCLC的混合型，经EGFR-TKI治疗后，小细胞肺癌成分逐渐显现；其二则主张完全转化，即肿瘤由初始的肺腺癌完全转变为SCLC。我建议采用联合治疗策略，即在持续应用EGFR-TKI的基础上联合SCLC标准化疗方案，从而同时控制两种肿瘤细胞克隆。方文峰 教授在临床实践中，EGFR-TKI治疗后SCLC转化的发生率约为5%甚至更低。我在遇到此类患者时也会选择EGFR-TKI基础上联合SCLC标准化疗或化疗+免疫治疗。苏春霞 教授当患者仅出现肺部或肝脏单部位疾病进展时，是否应考虑局部消融治疗？董晓荣 教授局部治疗在肿瘤综合治疗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III期还是IV期肿瘤患者，放疗、消融等局部干预手段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针对IV期患者，局部治疗对于控制残留原发灶及转移灶非常重要。当临床遇到肝脏或肺部单部位疾病进展，且无法获取病理组织明确耐药机制时，我建议在持续应用原有靶向药物的基础上，联合局部巩固治疗（LCT）。现有研究证据表明，在全身系统治疗的前提下，针对寡转移灶进行局部放疗或消融等干预措施，可显著延长患者的PFS。因此，此类情况下推荐积极开展局部治疗。方文峰 教授我完全赞同董教授的观点。特别是在肝脏单部位病灶的处理上，局部消融治疗具有显著优势，不仅疗效确切，且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小。因此我也建议采用靶向治疗联合局部消融的策略。专家简介苏春霞 教授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综合诊治中心（COC）行政主任、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美中抗癌协会USCACA Co-President联席主席国际肺癌协作组织多学科协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肿瘤临床转化研究专委会主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患者教育专委会副主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转化专委会常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免疫治疗专委会常委中国医促会肿瘤免疫治疗学分会常委上海市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副理事长董晓荣 教授三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科/教研室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胸部肿瘤科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免疫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血管靶向治疗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抗癌协会肿瘤内科治疗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文峰 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医师、教授、中肿国家重点实验室PI、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青年人才”“广东省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青年拔尖人才”“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鼻咽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抗癌协会鼻咽癌专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精准医学与分子诊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更多节目信息请前往以下网站了解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官方网址：https://www.iaslc.org/播客《Lung Cancer Considered》官方网址：https://www.iaslc.org/LungCancerConsidered推荐阅读●   盘点2024丨苏春霞教授：2024年度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声明：本文由“肿瘤界”整理与汇编，欢迎分享转载，如需使用本文内容，请务必注明出处。编辑：lagertha审核：苏春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