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NXKI

病例介绍 患者，女性，60岁，因“右乳腺癌术后7年，发现右腋窝肿块20天”于2024年10月入院。 既往史：既往肾结石、肾错构瘤手术史，否认其他既往史。 家族史：否认类似疾病史或肿瘤性家族史。 （说明：本病例资料已脱敏处理，影像及检验图像已去除患者身份识别信息；患者已知情同意本病例的整理与发表。） 月经史：50岁绝经，绝经后无异常阴道出血。 体格检查：右腋下结节，触及疼痛，无外伤史，无皮肤红肿。 治疗经过 初始诊断与治疗（2017年） 2017年6月，患者因“发现右乳肿块1周”于我院住院。 2017年6月13日行右侧乳腺癌单侧保乳切除伴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术。 术后病理示：（右乳外上）浸润性乳腺癌，非特殊类型，WHO Ⅱ级，大小2.2×2cm，伴少量导管内癌（约5%，中级别核，粉刺型，实性型），伴微钙化灶形成，肿瘤侵犯神经，未见明确脉管内瘤栓，上、下、内、外和基底切缘均阴性。（前哨淋巴结）0/4阳性。 免疫组化结果：ER 30%+，PR 3%+，Ki-67 30%+，HER2（IHC 1+）。 诊断：右乳恶性肿瘤 pT2N0M0（ⅡA期，AJCC第8版）Luminal B型（HER2低表达，IHC 1+，按现行ASCO/CAP标准回顾性判定）。 术后辅助治疗：患者术后接受TC方案化疗4周期（多西他赛75mg/m2+环磷酰胺0.6g/m2），右乳调强放疗（DT 42.5Gy/16f，局部瘤床加量10Gy/5f），以及建议阿那曲唑辅助内分泌治疗5年后自行停药（末次治疗时间2023年1月）。 疾病复发（2024年10月） 2024年10月，患者因发现右腋窝肿块20天来院复查。 乳腺超声提示：右侧腋下可见一低回声团块，大小约2.95×2.13×2.22cm，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彩色多普勒血流检查其内可见粗大条状血流信号。诊断：右侧腋下低回声团块，结合病史，转移瘤首先考虑，建议超声声学造影，双侧腋下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 肝脏超声提示：肝内见多个低回声结节，较大者约3.57×2.62cm，位于左肝外叶，边界及周边清晰，内部回声不均，彩色多普勒血流检查其内未见异常血流。诊断：肝内多发低回声结节，结合病史，转移考虑。 肝脏磁共振提示：肝内多发转移瘤。 进一步检查揭示疾病已广泛转移： 全身PET/CT显像提示：右乳癌术后，右侧胸壁及右腋窝多发肿大淋巴结、肝内多发低密度灶，以上糖代谢均异常增高，转移首先考虑。 头颅MRI增强：未见明显异常。 复发后穿刺病理（2024年10月）：（右腋下淋巴结穿刺）浸润性癌，组织学形态与2017年原发灶相符，结合病史及免疫组化考虑乳腺癌转移。 免疫组化：ER（80%，强阳性），PR（-），Ki-67（30%+），c-erbB-2（1+）。 复发灶与原发灶对比：ER由30%升至80%、PR由3%转为阴性，提示受体状态漂移（ER富集、PR丢失）。 诊断：右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性癌（区域淋巴结、肝，Ⅳ期）Luminal B型（HER2低表达，IHC 1+）。 至此，患者从初次诊断到复发转移，DFS 88个月。 晚期一线治疗（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 患者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接受一线治疗： 2024年10月～12月：阿那曲唑（1mg po qd）+阿贝西利（150mg po bid）2024年12月因3级腹泻停药。 疗效评估：2024年12月：右侧腋下肿块缩小至1.56×1.28×1.35cm；肝内多发低回声结节，较大者约3.22×3.09cm。 2025年1月～7月：阿那曲唑+瑞波西利（600mg po qd，服3周停1周） 一线治疗期间疗效评估（RECIST 1.1，靶病灶：右腋窝淋巴结及肝内可测量病灶）：腋窝病灶PR，肝脏病灶SD。 疗效评估：2025年3月：右侧腋下肿块进一步缩小至0.75×0.69cm；肝内多发低回声结节，较大者约3.97×2.12cm。 一线治疗期间疾病进展（2025年6月27日）： B超显示：右侧腋下可见一个低回声团块，大小约1.17×1.13cm，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肝内见多个低回声结节，较大者约5.79×4.31cm，位于肝VIII段，边界及周边清晰。诊断：右侧腋下低回声团块，肝内多发低回声结节，较前次2025年3月15日超声检查增大（肝较大灶长径增大约20%）。 一线PFS：9个月。 肝VII段结节穿刺（2025年7月）：低分化癌，结合病史及免疫组化考虑乳腺癌转移。 （肝VII段结节）免疫组化：CK-PAN（+），GATA3（+），ER（90%+），PR（1%+），c-erbB-2（2+），Ki-67（25%+），Arginase-1（-），Glypican 3（-），HepPar1（-），AR（-）。 分子病理：HER2基因扩增检测（FISH法）阴性。 诊断：Luminal B型（HER2低表达，IHC 2+/FISH阴性）。 晚期二线治疗（2025年7月至今） 患者于2025年7月起接受T-DXd治疗：5.4mg/k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输注前予止吐预处理。 疗效评估：部分缓解（PR，RECIST 1.1，由影像科与研究者共同评估）。 2025年9月：原右腋窝肿块未见，肝IV段结节：1.31×1.05cm。 2025年12月：原右腋窝肿块未见；肝IV段结节进一步缩小至1.03×0.97cm。 2026年3月：肝IV段结节缩小至0.96×0.68cm。 2026年7月：肝IV段结节缩小至0.92×0.82cm。 疗效评价：PR。二线PFS约12个月（2025年7月至2026年7月，确切时长以末次疗效评估日期为准），且仍在持续获益中。 病例小结 本例HR+/HER2低表达（转移灶IHC 2+/FISH阴性，原发灶IHC 1+）乳腺癌患者，初诊后接受了规范的保乳手术、辅助化疗、放疗及内分泌治疗，获得了长达88个月的无病生存期，充分体现了早期乳腺癌规范化综合治疗的重要意义。然而，患者在辅助内分泌治疗结束后仍出现远处转移，且一线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仅9个月即出现肝转移灶进展，提示肿瘤对内分泌治疗的敏感性有限。在二线治疗决策中，基于DB-06研究的充分循证证据及相关指南的推荐，果断转换为T-DXd治疗。患者接受T-DXd治疗后肝转移灶持续缩小，目前PFS已超12个月且仍在持续获益，治疗期间未见间质性肺病征象及其他≥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整体耐受性良好，再次验证了T-DXd在CDK4/6抑制剂经治、HR+/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中的优异疗效与可控的安全性。 专家点评 该病例完整呈现了一例HR+/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从早期诊断、规范辅助治疗、长期DFS，到晚期复发后内分泌治疗进展，最终经T-DXd治疗获得持续缓解的临床全程管理，是HR+/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个体化治疗的典型成功案例。 一、长期DFS与复发后的治疗转折 患者2017年初诊为pT2N0M0 Luminal B型（HER2低表达），接受了保乳手术+前哨淋巴结活检、TC方案辅助化疗、辅助放疗及阿那曲唑内分泌维持治疗，DFS长达88个月。这一长期无病生存期充分体现了早期乳腺癌规范化综合治疗的价值——手术、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各司其职、层层递进，为患者争取了近7年半的无病生存时间。但同时也需认识到，即便接受了标准辅助治疗，仍有部分患者会在多年后出现远处转移，这提示我们需要对高危患者进行更长期的随访监测。患者一患者一线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9个月即出现肝转移进展——按ESMO晚期乳腺癌共识，一线治疗≤6个月进展属原发内分泌耐药、>12个月为继发耐药，本例处于灰区；结合其辅助内分泌治疗结束后短期内复发的背景，提示肿瘤对内分泌治疗的依赖性有限。此类患者（尤其本例情形）进展后若继续沿用内分泌治疗，获益空间有限，应果断转向以ADC为代表的新型抗肿瘤药物治疗。 二、二线选择：T-DXd的循证优势与指南推荐 患者一线治疗后出现肝转移灶进展，提示内分泌治疗已难以继续获益，需转换治疗策略。此时，选择T-DXd还是传统化疗成为关键决策点。DB-06研究证实，在HR+/HER2低表达且未经晚期化疗的人群中，T-DXd较医生选择的化疗显著延长PFS（13.2个月 vs 8.1个月），且各亚组（包括原发/继发内分泌耐药、不同PIK3CA状态）获益一致。《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2026）》将T-DXd列为CDK4/6抑制剂经治的HR+/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治疗I级推荐（1A），正是对这一证据的权威认可。本例患者治疗后肝转移灶持续缩小，PFS已超12个月，且耐受性良好，真正将研究数据转化为临床实际获益。 三、复发后二次穿刺的价值——精准活检指导精准治疗 该病例的另一个亮点是全程重视复发后二次穿刺复核分子分型。患者在初次复发时穿刺右腋下淋巴结，明确HER2低表达（1+）；在一线进展后再次穿刺肝转移灶，复核仍为HER2低表达（FISH阴性），为后续T-DXd靶向治疗提供了关键依据。这种“精准活检指导精准治疗”的模式，是延长晚期乳腺癌生存的核心逻辑。 该病例为此类患者的诊疗提供了明确路径：对于内分泌治疗进展后的HR+/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不应拘泥于化疗或等待基因检测结果，而应尽早依据DB-06研究证据和指南推荐，启动T-DXd治疗。同时，全程动态监测分子分型、规范影像随访，是保证治疗精准性和及时性的关键。期待该患者更长期的PFS和OS数据，为同类患者带来更多信心。 ▌参考文献： [1]、Bardia A, Hu X, Dent R,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after endocrine therapy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4;391(24):2289-2300. doi:10.1056/NEJMoa2407086 [2]、Curigliano G, Hu X, Dent R,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in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HER2-low/-ultralow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DESTINY-Breast06): outcome analyses by time to progression on prior first-line endocrine therapy with CDK4/6 inhibitor and baseline burden of disease. Ann Oncol. 2026;37(6):849-860. doi:10.1016/j.annonc.2026.02.015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 CSC [3]、Hu X, Curigliano G, Yonemori K, et al.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with trastuzumab deruxtecan in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HER2-low or HER2-ultralow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results from the randomized DESTINY-Breast06 trial. ESMO Open. 2025;10(5):105082. doi:10.1016/j.esmoop.2025.105082 [4]、乳腺癌诊疗指南（2026）.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6. 姜晶鑫 教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 致力于乳腺肿瘤的手术治疗及术后全程管理，在乳腺良性肿瘤的手术治疗、乳腺癌综合治疗有丰富经验；主要研究方向为乳腺肿瘤临床研究，发表SCI论文10余篇。 王科 教授 副主任医师、博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肿瘤整复分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委员会浙江省分会委员 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科技厅重大项目，浙江省卫生厅重点项目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以上多项课题，以第一作者或参与发表SCI期刊论文20余篇，并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01- 引言 抗体药物偶联物的经典叙事是：抗体提供特异性，细胞毒性载荷实现细胞杀伤。虽然这一框架直观易懂，但对于许多临床应用的抗体骨架而言，它可能掩盖了一个关键事实——抗体本身即是有效药物，而不仅仅是载体。这一概念在HER2阳性乳腺癌的治疗管理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的临床开发开启了肿瘤生物治疗革命，并推动了新一代基于曲妥珠单抗的ADC的发展。 然而，作为ADC骨架本身的抗体药物，其药理学活性在偶联过程中可能被削弱。在HER2低表达肿瘤中，曲妥珠单抗本身的贡献预计微乎其微，但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在转移性疾病中相比医生选择的化疗方案展示了显著的生存获益。这一优势很可能源于高DAR构建体所实现的高效力、具有旁观者效应的载荷递送，而低受体密度下残留的抗体介导的HER2活性主要作为肿瘤微环境中载荷递送的靶向机制。 -02- 一、抗体暴露不足 我们定义抗体暴露不足为：相对于亲本单克隆抗体，ADC所递送的系统性抗体暴露的系统性减少。这一概念的核心临床意义取决于抗体骨架的角色：当亲本抗体具有内在抗肿瘤活性、需要持续靶点结合或介导Fc依赖性免疫募集时（如曲妥珠单抗在HER2阳性疾病中的作用），抗体暴露不足最具临床相关性。 为量化这一赤字，这里提出了抗体暴露比率（Antibody Exposure Ratio, AER）的概念，定义为ADC的总抗体药时曲线下面积（AUC）与亲本抗体在获批参考方案下AUC的比值：AER = AUC(ADC, 总抗体)/AUC(亲本mAb, 参考方案)。AER为1.0表示抗体暴露完全保留，低于1.0的数值则量化了不足的程度。 例如，Ado-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以3.6 mg/kg每3周的剂量给药，相当于每周期比未偶联的曲妥珠单抗少约40%的抗体量。这一推荐剂量基于ADC的最大耐受剂量（MTD），而MTD由载荷的毒性而非单克隆抗体（mAb）的毒性决定。这一剂量赤字既解释了抗体暴露不足，也解释了曲妥珠单抗效应的减弱，提示其效应主要归因于靶向的emtansine载荷递送。 即使给药抗体质量接近未偶联形式——T-DXd以5.4 mg/kg给药（约为曲妥珠单抗量的90%）——其表观半衰期仍缩短至约7天，而未偶联抗体约为28天。这种药代动力学改变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连接子的疏水性，因为药物-连接子系统理化性质直接影响偶联物的聚集、非特异性清除和分布。在T-DXd的情况下，平均DAR为8的高载荷，加上相对疏水的药物-连接子系统，共同导致了这种改变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直接比较T-DXd与T-DM1在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中的DESTINY-Breast03试验显示，T-DXd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显著优于T-DM1（28.8个月 vs. 6.8个月；HR 0.33），证实即使两种ADC共享相同的抗体骨架，偶联设计选择（即DAR、连接子和载荷）也会转化为截然不同的临床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毒性特征（T-DXd的ILD vs. T-DM1的血小板减少）进一步说明，是载荷而非抗体定义了治疗窗并限制了抗体暴露。 群体药代动力学分析已证实T-DM1表现出时间依赖性清除，暴露量随连续周期而下降；而T-DXd显示出与靶点介导的药物处置一致的非线性分布。这些分析进一步支持需要分别评估抗体和载荷的动力学特征。 抗体暴露不足的程度不仅受载荷影响，还受平均DAR、DAR种类分布及其体内时间演变影响。多项研究表明，在异质性偶联物中，较高DAR的种类更疏水，从循环中清除更快——这一现象在赖氨酸和半胱氨酸类ADC中均有充分记录。因此，表观平均DAR随时间下降，因为高DAR种类被消耗。这种动态进一步使总抗体暴露与载荷暴露脱钩，并使跨平台比较复杂化。这种差异化清除也影响肿瘤微环境驻留时间：快速清除的高DAR种类与维持更长循环时间的低DAR种类相比，肿瘤蓄积和渗透的机会可能减少。 抗体暴露不足的概念超越了HER2靶向ADC。对于sacituzumab govitecan（Trop-2，DAR -7.6），亲水性CL2A连接子部分缓解了高DAR的药代动力学惩罚，说明连接子化学独立于药物载荷调节。对于enfortumab vedotin（Nectin-4，DAR -3.8），抗体骨架未作为独立治疗药物开发，使该构建体在设计中明确属于载荷优先类别。历史案例gemtuzumab ozogamicin（CD33，DAR -2-3）提供了警示性例证：疏水性calicheamicin载荷的异质性偶联导致了不利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特征，促成了最初的撤市及随后在更低剂量下的重新配方。 因此，对于Trop-2、BCMA和Nectin-4等载荷主导型靶点，大幅度的抗体暴露不足是设计的预期且可接受的结果，而非缺陷；刻意最大化抗体暴露将增加成本和化学复杂性而无明确治疗理由。因此，抗体暴露不足是一个条件性的概念：它识别必须保留抗体暴露的场景，而非强制要求在每种ADC中最大化抗体暴露。 -03- 二、工程化解决方案：从亲水性连接子到聚合物架构 亲水性连接子与疏水性掩蔽 抗体暴露不足并非偶联抗体与载荷的必然结果，而是特定化学、结构和材料选择的直接结果，因此可以通过工程学手段解决。大量临床前研究表明，仅增加DAR可增强体外效力，但也会增加疏水性、聚集倾向和非特异性摄取。 关键的是，这些不良效应中许多是由表面疏水性变化驱动的，而非药物数量本身。因此，亲水性连接子和疏水性掩蔽片段被开发出来，以缓冲药物载荷带来的理化负担，相对于传统高DAR ADC。聚乙二醇间隔臂和聚肌氨酸单元可以改善溶解性和稳定性，同时帮助在高DAR值下恢复类抗体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其成功取决于链长和分子量的精确调谐，因为过短的间隔臂往往无法掩蔽载荷疏水性，而过长的链可能空间阻碍抗原结合——这凸显了ADC优化核心的材料工程挑战。 抗体-聚合物偶联物（APC） 抗体-聚合物偶联物提供了一条更激进的途径，将载荷加载与抗体表面性质脱钩。这种方法不是直接修饰抗体上的多个赖氨酸或半胱氨酸，而是将多个药物分子连接到与抗体相连的亲水性聚合物结构域上，创建一个可独立于抗体调谐的隔离载体区域。例如，刷状聚合物（bottlebrush polymers） 可支持非常高的有效DAR，同时保持溶解性和抗原结合。通过将疏水性载荷隔离在抗体表面之外，相对于传统高DAR ADC，聚合物架构可以减少聚集和非特异性摄取。 然而，临床前研究的一致发现是，高容量聚合物和纳米颗粒偶联物相对于未偶联的抗体骨架表现出加速清除。抗体-纳米颗粒偶联物的荟萃分析表明，药代动力学由纳米颗粒而非抗体部分驱动，无论构建体设计如何。最近的抗体刷状聚合物偶联物同样显示相对于DAR 0骨架的系统性半衰期缩短。这些观察表明，高容量屏蔽减轻但不消除药代动力学惩罚，此类架构最适合载荷优先的应用，其中最大化肿瘤药物递送优先于保留抗体暴露。 除药代动力学外，APC还承载着显著的转化风险。其化学、制造和控制（CMC）特征比传统ADC更为苛刻：聚合物多分散性、偶联物异质性以及良好生产规范下可重复、可规模化合成的需求使表征和监管认证复杂化。聚合和PEG化载体也可能具有免疫原性，引发抗聚合物或抗PEG抗体，驱动补体激活和重复给药时的加速血液清除（ABC）现象。此外，与其他纳米颗粒制剂一样，这些构建体易被单核吞噬细胞系统（也称为网状内皮系统，RES）摄取，肝和脾巨噬细胞的隔离作用促成了其加速清除。 -04- 三、位点特异性低DAR平台：迈向抗体优先设计 另一方面，位点特异性偶联平台现已能够有意识地构建低DAR ADC，特别是均质DAR 1格式——这些格式定义明确，兼容更高抗体剂量。早期的工程半胱氨酸、非天然氨基酸、酶标签和糖工程研究表明，偶联位点和化学计量比强烈影响稳定性、清除和体内性能，且选定位点可支持具有有利药代动力学特征的低DAR种类。 糖基化偶联已被扩展用于在天然抗体上生产均质DAR 1 ADC，无需广泛重工程化。超越生物工程学，使用八反应性连接子（如二乙烯基嘧啶）的化学再桥接策略可从天然二硫键和现成抗体生成均质DAR 1 ADC。酶促转谷氨酰胺酶介导的工程化谷氨酰胺标签偶联、分选酶介导的连接和基于半胱氨酸的单载荷方法同样实现了具有确定位点和化学计量比的受限低DAR ADC。 向低DAR格式过渡引发了一个独特的关注点：潜在载荷剂量不足。两个杠杆可以补偿：超高效载荷（如吡咯并苯并二氮卓（PBD）二聚体或duocarmycins）可以在低化学计量比下维持细胞毒性；改善的耐受性可允许更高抗体质量给药，增加累积递送载荷，同时改善受体饱和和组织渗透。此外，低DAR构建体的改善耐受性可能允许增加给药频率（例如每两周而非每三周），从而随时间增加累积载荷递送。双载荷偶联策略——将两种机制互补的载荷附着于同一抗体——可以在低总DAR下增强每次结合事件的细胞毒性。最后，低DAR ADC与未偶联抗体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方案可以利用低DAR构建体保留的Fc功能实现协同免疫参与。概念上，这些低DAR、位点特异性设计优先考虑保留抗体暴露和均质性，当需要考虑深层肿瘤渗透或抗体的疗效贡献时，具有显著的吸引力。 -05- 四、FC工程化的正交设计 聚合物屏蔽的高容量架构（如APC）和低DAR位点特异性ADC（如均质DAR 1糖基或半胱氨酸偶联物）定义了二维设计空间中的两个锚点。DAR 1及相关低DAR、位点特异性构建体占据高抗体暴露但载荷暴露相对较低的抗体优先区域。 进一步，这种二维设计可以自然延伸为三维，第三轴为Fc活性——可通过Fc工程或糖工程实现沉默、天然或增强。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的经验强调了Fc糖基化等关键质量属性的微妙变化可显著改变Fcγ受体结合和ADCC，而抗原结合或抗增殖活性无可见变化。例如，具有Fc沉默的高载荷纳米颗粒构建体将结合高载荷暴露、降低的抗体暴露和低Fc活性，适用于抗体主要作为靶向配体的载荷优先应用。具有保留或增强Fc功能的DAR 1位点特异性ADC可结合高抗体暴露与受控载荷暴露和高Fc活性，符合同时利用信号传导调节和免疫效应机制的抗体中心设计。 如上图所示，未偶联曲妥珠单抗（DAR 0）和低DAR位点特异性构建体（DAR 1）占据抗体优先区域（蓝色），其中抗体药理学得到保留。更高DAR ADC（T-DM1，DAR 3.5；T-DXd，DAR 8）和APC（DAR高达100）落入载荷优先区域（橙色），反映了高载荷递送但降低的系统性抗体暴露。正交设计轴涵盖Fc活性——可沉默、天然或增强——以独立调节免疫参与和系统循环。 Margetuximab——一种具有增强FcγRIIIa结合的Fc优化抗HER2抗体——在SOPHIA试验中显示无进展生存期优于曲妥珠单抗，特别是在携带低亲和力FcγRIIIa-158F等位基因的患者中。Obinutuzumab——一种通过去岩藻糖基化增强ADCC的糖工程化II型抗CD20抗体——在CLL11试验中显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无进展生存期优于利妥昔单抗。这些结果共同确立了Fc工程（无论是通过氨基酸替代还是糖工程）可显著改变治疗结局的临床概念验证。 另一方面，FcRn结合增强突变（如YTE、LS）已被证明在临床环境中将抗体半衰期延长2至4倍。然而，这一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测试：FcRn介导的循环再回收增强能否定量补偿由载荷疏水性驱动的非特异性清除增加，仍是一个开放实验问题。答案可能取决于特定构建体的FcRn依赖性与FcRn非依赖性清除通路的相对贡献，这反过来受DAR、连接子化学和偶联位点的影响。 此外，通过低DAR或Fc优化设计保留抗体暴露对肿瘤渗透有直接意义：持续受体饱和和延长的系统循环可实现更深层的组织分布和更均匀的瘤内抗体浓度。 -06- 结语 ADC的持续演进取决于将抗体视为一个药理实体，其暴露和效应功能必须有意识地设计而非假设。沿着可能ADC构建体的连续谱出现两种对立策略。在一种极端，高偶联ADC的特征是显著的mAb暴露不足，抗肿瘤活性主要由细胞毒性载荷驱动，而抗体实质上作为递送载体。在另一种极端，DAR 1 ADC表现出最小mAb暴露赤字，允许抗体和载荷共同产生的双机制作用。这些策略进一步受Fc区域修饰及其相关功能、以及连接子和/或载荷的理化性质调节，这些反过来改变抗体暴露。 参考资料： From Payload-First Toward Dual-Mechanism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v Mater. 2026 Sep;38(49):e74387. “小药说药”系列电子丛书： 《CAR-T细胞疗法的基础与前沿》 《小药说药肿瘤免疫全集》 《抗体药物与抗体技术》 《双特异性抗体与T细胞衔接器》 《抗体偶联药物：从基础到临床》 《ADC的最新研究进展》 《自身免疫疾病药物开发前沿》 《疫苗原理与研究前沿》 《肿瘤微环境》 《CAR-T细胞疗法：工程化设计与技术创新》 《肿瘤免疫细胞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