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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 根据《Fierce Biotech》等权威媒体的追踪统计，2025年美国有至少22家Biotech企业正式停止运营或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一数字与2024年持平。 然而，与往年相比，2025年倒闭企业的质量与背景呈现出显著差异——越来越多曾备受瞩目的明星Biotech，正纷纷倒在通往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2025年，22家明星Biotech倒闭 数据来源：Fierce Biotech、公开数据来源 01 为何倒下？ 2025年，部分Biotech倒闭最直接的原因，简单粗暴：资金链断裂。 与2020—2021年那一轮“宁可错投，不可错过”的狂热不同，2025年的投资者变得极其挑剔。他们不再为虚无缥缈的技术平台和早期数据买单，而是要看到清晰的赚钱路径和实打实的临床结果。 这种转变，对于那些处于“死亡谷”中期的企业来说，是致命的。 Carisma Therapeutics的陨落堪称2025年典型的悲剧之一。作为全球CAR-M疗法的开山鼻祖，它曾手握Moderna的巨额投资，其HER2靶向疗法在早期临床中也验证了安全性。然而，2025年9月成为它的至暗时刻——Moderna因技术数据不及预期，支付400万美元退货并终止合作；紧接着，Carisma试图通过反向并购（与OrthoCellix）来续命的最后尝试也宣告破裂。 在资金耗尽与退路被堵的双重绞杀下，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最终不得不走向关停的结局。 Carisma Therapeutics管线的研发阶段 图片来源：药智数据-全球药物分析系统 同样让人唏嘘的是Lyndra Therapeutics。这家出身于麻省理工学院Robert Langer实验室、融资直至E轮的明星企业，曾手握革命性的超长效口服制剂技术，被视为改变精神分裂症治疗格局的希望。 然而，成也技术，败也资本。尽管其核心产品在2024年就拿下了III期临床的积极数据，证明了每周给药一次的可行性，却依然没能熬过2025年的资本寒冬——因为无法筹集到推进后续安全性研究和商业化所需的资金，这家Biotech企业最终在离上市仅一步之遥的地方，遗憾地倒在了终点线前。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现在的融资环境下，临床成功不等于企业生存，技术验证也不等于商业验证。当融资窗口彻底关闭，现金流断裂的倒计时面前，再耀眼的科学创新，最终都只能走向倒闭的终局。 高风险的临床“赌局”。2025年的倒闭潮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那些倒在II/III期临床的企业。 Nido Biosciences的倒下尤为让人警醒。这家成立于2020年的神经科学公司，背后有礼来的强力背书，融资超过1亿美元。其核心产品NIDO-361针对脊髓延髓肌萎缩症（SBMA，即肯尼迪病），曾被寄予厚望。 然而，2025年底公布的全球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物没能达到主要终点。礼来随即撤资，Nido在2026年初正式宣布停止所有运营。 NIDO-361药品概览 图片来源：药智数据-全球药物分析系统 同样命运的还有Areteia Therapeutics。这家2022年曾以4.25亿美元A轮融资登顶当年“全球融资冠军”的企业，其核心产品Dexpramipexole针对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的III期临床未能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主要终点。最终，在2025年12月，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在高管离职与团队解散中黯然关停。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在Biotech领域，临床开发是最大的风险集中地。哪怕有顶级MNC背书，有巨额资金保障，也无法保证能跨过这道“鬼门关”。 技术迭代与概念泡沫的破裂。除了资金链断裂和临床失败的客观压力，2025年的倒闭潮还暴露出许多企业在战略层面的致命误判——要么错判了技术迭代的节奏，要么高估了概念泡沫的持久度。 Mythic Therapeutics的倒下，标志着ADC（抗体偶联药物）领域从技术狂热回归理性竞争。2023—2024年，ADC曾是Biotech最热的赛道之一，Mythic凭借其“靶向释放”技术平台风光无限，融资过亿。然而，2025年随着第一三共/阿斯利康的Enhertu等重磅产品确立市场地位，资本市场对跟进者的热情迅速降温。 Mythic在内部邮件中坦言：“ADC领域的投资窗口已经关闭。”最终，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因无法获得下一轮融资，不得不终止临床试验、变卖资产。 更具警示意义的是Arena BioWorks。这家2024年初才成立、由5位亿万富翁投资5亿美元的AI制药企业，曾被寄予“颠覆药物发现”的厚望。然而，仅仅21个月后，它就因“宏观环境变化、政策不确定性”宣布关闭。 这一案例揭示了“AI+生物医药”叙事的脆弱性——当资本对AI制药的泡沫预期破裂，缺乏具体管线支撑的平台型企业，往往是第一个被牺牲的。 02 如何活下来？ 大洋彼岸的倒闭潮，与其说是一场资本的寒冬，不如说是一次残酷的行业“出清”。当潮水退去，那些依靠讲故事、堆砌Me-too管线、忽视现金流管理的“伪创新”模式被彻底证伪。 对于国内Biotech而言，这不仅是隔岸观火的谈资，更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同样的周期波动，国内药企若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在“活下去”与“强起来”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从这些倒下的身影中，可以提炼出三条关乎生死的生存法则。 明星Biotech的集体陨落，首要教训在于现金流管理的失败。对于国内Biotech而言，必须建立现金流跑道，并制定详细的生存预算。 这意味着在市场繁荣时就要为寒冬储备粮食，而非等到融资窗口关闭时才仓促应对。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为了融资而推进临床”的陷阱——在资金压力下盲目启动大规模III期临床，往往是通往毁灭的快车道。 第二，临床策略重塑。Nido和Areteia的临床失败警示我们，追求first-in-class的原创性虽然光鲜，但风险极高。在当前环境下，或更应采取best-in-class或me-better的务实策略，在成熟靶点和机制上做出差异化，而非追求完全原创的未验证路径。 同时，必须建立严谨的临床开发体系，包括合理的试验设计、严格的数据监查和灵活的调整机制。尤其要避免单点突破的心态——美国许多倒闭企业都将全部赌注压在一个核心管线上。Biotech应当构建梯次分明的管线组合，确保即使核心产品遭遇挫折，企业仍有回旋余地。 第三，摆脱对单一MNC的致命依赖。Carisma和Hookipa的倒下都与核心合作伙伴的突然退出直接相关。这警示Biotech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环境下，任何单一的合作关系都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出海BD虽然火热，但过度依赖单一跨国药企的合作存在巨大风险——MNC的战略优先级可能因管理层变动、管线调整或市场变化而瞬间转向。因此，Biotech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合作网络，同时保持独立推进关键管线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构建更为健康的退出机制。与美国Biotech的“硬破产”不同，国内Biotech目前更多呈现“软着陆”特征——通过并购重组、管线转让、转型CXO等方式退出，而非直接清盘。 对于国内Biotech而言，应当理性接受失败的可能性，构建更市场化的退出机制，接受被收购或资产出售作为合理的退出路径，而非盲目追求独立IPO。 03 结语 2025年明星Biotech的倒闭潮，是行业从“泡沫繁荣”向“理性发展”转型的必经阵痛。它告诉我们，Biotech从来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充满悬崖和荆棘的险径。 对于国内Biotech而言，当前出海的成功和资本的回暖固然可喜，但绝不应因此忘记那些倒在寒冬中的同行所付出的学费。当资本再次涌入、估值水涨船高之时，或许正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唯有深刻理解失败的基因，才能在下一个周期中避免重蹈覆辙。 免责声明： 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关于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 联系我们 ABC 2026 展位即将售罄！ 扫码立即咨询 电话：13816031174 （同微信） 赞助形式包括但不仅限于演讲席位、会场展位、会刊彩页、晚宴赞助、会议用品宣传等。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咨询更多精彩！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引言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阳性乳腺癌是一种侵袭性较强的乳腺癌亚型，但随着多种抗 HER2 靶向药物的问世，其治疗格局已发生根本性改变，患者生存期得到显著延长。目前，国际及各国的临床实践指南为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mBC）的治疗提供了明确的推荐路径。然而，临床试验中的患者通常经过严格筛选，其结果在真实临床实践中的普适性，尤其是在老年、伴有合并症等“弱势”患者群体中的应用情况，仍需来自真实世界的数据来补充和验证。 近期，发表于《国际癌症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的一项来自挪威的全国性、基于人群的真实世界研究，系统地描绘了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抗HER2 治疗模式，并重点分析了不同患者群体的治疗接受情况。该研究利用挪威多个强制性报告的国家登记数据库，纳入了 2012 年至2021 年间诊断的 715 例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这些高效疗法的应用现状提供了重要参考。现本文梳理核心内容，以飨读者。 研究背景： 从临床试验到真实世界，治疗应用存在不确定性 HER2 阳性乳腺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的 15%~20%，其中 12%~24%的患者最终将发展为转移性疾病。在过去 25 年间，多种靶向抗 HER2 药物相继问世，包括单克隆抗体（曲 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拉帕替尼、来那替尼、图卡替尼）以及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恩美曲妥珠单抗、德曲妥珠单抗）等，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目前，挪威及国际治疗指南推荐以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联合紫杉类化疗作为一线标准方案，德曲妥珠单抗作为二线治疗，恩美曲妥珠单抗或不同抗 HER2 药物联合化疗用于三线及后线治疗。 然而，奠定这些治疗方案的临床试验主要纳入的是年龄较轻、一般状况较好的特定人群，其结果能否外推至临床实践中年龄更大、合并症更多的患者群体，尚需真实世界数据加以验证。在挪威，肿瘤治疗在公立医院免费且普遍可及，基于国家登记数据库的真实世界研究有助于识别可能处于治疗不足风险的脆弱群体，从而为优化癌症诊疗质量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基于全国登记数据库的队列研究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数据来源于挪威癌症登记处、挪威患者登记处、挪威死因登记处和挪威处方药登记处。通过挪威居民唯一的个人识别号码，研究将上述多个国家登记数据库的信息进行了关联。 研究纳入了 2012 年至2021 年间在挪威癌症登记处登记的 HER2 阳性乳腺癌女性患者，并从中筛选出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转移性乳腺癌的定义包括：初诊时即为转移性（“新生”转移），或在初次诊断后 4 个月内发生转移；以及早期乳腺癌治疗后出现远处复发。最终研究队列共纳入 715 例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研究收集了患者的肿瘤特征、转移部位、合并症、治疗信息（包括化疗、抗 HER2 治疗、内分泌治疗）以及社会经济学数据（如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治疗线数的定义采用了一种基于特定药物变化的算法：一系列使用相同药物的治疗定义为同一治疗线，当药物改变或增加时，则视为新一治疗线的开始。 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患者基线特征和治疗模式，并通过桑基图（Sankey diagram）直观展示患者在各线治疗中的流向。此外，研究使用相对生存率（Relative survival）来评估不同年龄组患者的生存情况，以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影响，更纯粹地反映乳腺癌对生存的直接影响。 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治疗模式与“未治疗”群体画像 1 患者基线特征 在纳入的 715 例患者中，中位年龄为 60 岁。激素受体（HR）阳性疾病占 61.5%（440 例）。约三分之一（33.8% ，242 例）的患者为“新生”转移性乳腺癌，其余则为早期乳腺癌复发。在合并症方面，心血管疾病（28.3%）最为常见，整体有 18.9%的患者在转移诊断前 4 年内有住院史（患者登记指数>0），提示存在一定程度的合并症负担。研究期间，共有 349 例（48.8%）患者去世，从中位转移诊断到死亡的中位时间为 14 个月。 2 抗 HER2 治疗模式 在全部 715 例患者中，共有 479 例（67%）接受了抗 HER2 治疗。通过分析 2012 年至 2022 年的治疗数据，研究者观察到治疗实践随时间发生了明显变化：2014 年之后，从以曲妥珠单抗单药为主的治疗模式，逐渐转向帕妥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 ±化疗）的模式，并且在研究后期，ADC 的使用率有所增加。 一线治疗：共有 479 例患者启动了一线抗 HER2 治疗，中位治疗持续时间为7.2 个月。其中，55%（261例）的患者使用了“ 曲妥珠单抗 +帕妥珠单抗( ±化疗）”方案，41% （195 例）的患者使用了曲妥珠单抗单药治疗。 二线及后线治疗：在一线治疗结束后，206 例（43%）患者继续接受了二线抗 HER2治疗，中位治疗持续时间为 7 个月。二线治疗中最常用的药物是恩美曲妥珠单抗，占 41% （84 例）。随着治疗线数后移，继续接受治疗的患者比例显著下降：三线治疗启动患者为119 例（25%），四线治疗为 55 例（11%）。三线和四线治疗的中位持续时间分别为 6.8个月和 3.9 个月。 研究显示，随着治疗线数的推进，患者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疾病进展（“最后一次随访”）和死亡。例如，在一线治疗后， 19%的患者死亡，36%的患者进入最后一次随访。 3  “未接受治疗”的群体特征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现。在 715 例患者中，有 182 例（28%）在整个转移性病程中从未接受过任何抗 HER2 治疗。更宽泛地看， 105 例（16%）患者未接受任何抗肿瘤治疗（包括化疗和内分泌治疗）。 与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这 182 例“未接受抗 HER2 治疗”的患者群体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见表）： 年龄更大：中位年龄为 74 岁，而接受治疗组的中位年龄为55 岁。 合并症更多：在所研究的合并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痴呆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中，未治疗组的患病率均显著高于治疗组。例如，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在未治疗组为50.5%，而治疗组仅为 24.1%。 更多为复发患者 ：76%的未治疗患者是早期乳腺癌后复发的病例，高于治疗组（62.1%）。 预后极差：未治疗组从中位转移诊断到死亡的时间仅为 3 个月（四分位距： 1.1-11.8个月），而治疗组为 21 个月（四分位距：8.3-38.3 个月）。 死亡地点与原因：未治疗组患者更多地在非医院机构（如疗养院）去世（57.9%），且更多死于乳腺癌之外的原因（14.9%），这进一步提示该群体整体健康状况较差。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即使在年龄≤75 岁且无合并症的患者中，仍有 15%未接受抗HER2 治疗，而其中 40%属于家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群。 表 接受与未接受系统治疗患者的对比 4 不同年龄组的相对生存率 研究通过相对生存率分析，排除了年龄本身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单纯评估乳腺癌对患者生存的净影响。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患者的预后显著变差。 在转移诊断后第一年，年龄≥75 岁患者的相对生存率约为55%，而 50-59 岁年龄组则接近 90%。到转移诊断后第五年， ≥75 岁患者的相对生存率仅为20%，而最年轻年龄组（<50 岁）则为60%。这一结果凸显了年龄和相关因素（如合并症、治疗耐受性）对患者长期预后的巨大影响。 讨论： 真实世界中的治疗差距与临床启示 本研究是首个基于挪威全国人群数据，系统描绘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抗 HER2 治疗模式的真实世界研究。其主要发现揭示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 治疗模式遵循指南，但药物落地存在延迟 在接受治疗的患者群体中，其治疗选择基本遵循了当时挪威国内及国际指南的推荐。然而，研究也观察到从国际药物获批到纳入挪威临床实践的明显延迟。例如，帕妥珠单抗和恩美曲妥珠单抗的临床应用曲线在其获得国家批准后才开始显著上升。这提示，即使是在医疗资源可及性高的国家，新疗法的普及仍需时间。 2. 一线后治疗“损耗”显著，优化空间巨大 与临床试验中高度依从的治疗路径不同，真实世界中，从一线到二线、三线治疗的患者比例急剧下降（从一线治疗的 479 例降至二线的 206 例，再降至三线的119 例）。这一现象在其他欧洲国家的真实世界研究中同样存在，表明尽管有多种治疗选择，但相当一部分患者因疾病进展、死亡或身体状况恶化，未能接受后续治疗线。如何优化一线治疗策略，并提高患者接受有效后线治疗的机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 3. 治疗持续时间短于临床试验 本研究中一线“ 曲妥珠单抗 +帕妥珠单抗”方案的中位治疗持续时间约为 8 个月（232 天），明显短于 CLEOPATRA 临床试验中报告的中位治疗持续时间（18 个周期，约 54 周）。这种差异凸显了临床试验环境与现实临床实践在患者状态、治疗决策和药物耐受性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一线接受曲妥珠单抗单药治疗的患者，在二线转向更有效的治疗后，其二线治疗时间与一线相当，这可能反映了这部分患者在临床决策中的策略调整。 4. “未治疗”群体：不仅仅是年老体弱 研究最核心的发现是，有高达 28%的患者从未接受过任何抗 HER2 靶向治疗。尽管该群体以高龄、多病共存为主要特征，但即使在理论上适合接受治疗的“年轻(≤75 岁）、健康（无合并症）”患者中，仍有 15%未被处方抗 HER2 治疗。这一发现强烈提示，在真实世界中，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存在明确且不容忽视的“治疗不足”现象。 导致这种治疗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高龄及有合并症的患者，临床医生在权衡治疗获益与潜在毒性（特别是心脏毒性、化疗相关副作用）时往往更为谨慎，可能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然而，已有研究显示，对于 65 岁以上患者，使用曲妥珠单抗仍可带来生存获益且安全性相对可控。因此，临床决策应更多地基于个体化的综合老年评估（包括衰弱程度、日常功能等），而非单纯依赖日历年龄。 对于“年轻健康”却未接受治疗的患者，可能的原因包括疾病本身特点（如高转移负荷导致病情迅速恶化，来不及接受系统治疗）、患者偏好，或社会经济因素。研究中观察到，这类患者中低家庭收入比例较高，提示可能存在社会经济因素对治疗可及性的影响，尽管这种关联尚不能直接推断为因果关系。 研究结论 这项来自挪威的全国性真实世界研究描绘了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抗 HER2治疗图景。研究发现，尽管临床治疗选择日益丰富，且接受治疗的患者基本遵循了国家指南，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高龄、多病共存者）未得到任何抗 HER2 靶向治疗。即使在看似适合治疗的年轻、健康患者中，也存在着治疗不足的情况。这一现象提示，在真实临床实践中，患者的个人特征（如年龄、合并症、社会经济状况）对治疗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可能导致了潜在的治疗差距。 该研究强调，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的临床管理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应对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在遵循指南的同时，应审慎评估每个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和风险获益比，以制定真正个体化的治疗策略，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所有患者的治疗获益。 参考文献：Vandraas  KF,  Hjorth  S,  Trewin-Nybråten  CB,  et  al.  Anti-Her2  therapy patterns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Real-world data suggest undertreatment. Int J Cancer. 2026;158(3):633-641. doi:10.1002/ijc.70120 本资料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请勿向非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发放 CN-20260401-00002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