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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文字关注我们！ 肚子疼、拉肚子、大便带血，去医院一查——结肠炎。 拿到诊断书那一刻，你脑子里肯定冒出一堆问题：这病能治好吗？吃什么药管用？西药副作用大不大？中医有没有好办法？今天我就直接回答你：结肠炎的药有很多，从美沙拉嗪到激素，从生物制剂到中药灌肠，关键是根据病情轻重、病变位置、体质特点来选。 今天咱们就说说结肠炎到底可以用什么药。 Q&A：结肠炎和溃疡性结肠炎是一回事吗？A：不完全一样。结肠炎是统称，包括感染性、缺血性等。溃疡性结肠炎（UC）是特指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肠病，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一、结肠炎用药，第一道防线是谁？ 先说答案：美沙拉嗪（5-氨基水杨酸），是绝大多数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的首选药。 美沙拉嗪是诱导和维持溃疡性结肠炎缓解的一线药物。 治疗目标是达到临床、生物标志物和内镜下的全面缓解，而美沙拉嗪是成本效益最高的选择。 美沙拉嗪怎么用？ 诱导缓解：口服剂量4克/天（通常分次服用） 联合用药：口服+局部用药（灌肠或栓剂）效果更好 远端病变：直肠或乙状结肠有炎症的，推荐局部使用≥1克/天的美沙拉嗪 治疗时间：至少用足8周再评估效果 为什么优先选美沙拉嗪？因为它直接在肠道局部起效，抑制引起炎症的物质，全身吸收少，副作用小。 过早用更强的药（激素、生物制剂），反而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费用。 Q&A：我吃了两周美沙拉嗪，感觉没变化，是不是没用？A：别急。专家共识指出，美沙拉嗪的初步临床应答时间在2-4周之间。如果4周后效果不明显，可以和医生讨论优化方案——比如加量、加局部用药，而不是直接放弃。 二、美沙拉嗪效果不好，怎么办？第二步怎么走？ 如果美沙拉嗪用了4-8周效果不理想，或者本来就是中重度，就需要“升级”了。 第二步的选择有几种： 布地奈德：一种新型激素，主要在肠道局部起作用，全身副作用比传统激素小。剂量9毫克/天。 传统激素：泼尼松（强的松）40毫克/天起步。效果快，但副作用大——发胖、骨质疏松、血糖升高、感染风险增加，不能长期用。 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6-巯基嘌呤。起效慢（2-3个月），但能帮助激素减量，维持缓解。 专家共识明确指出：在考虑用生物制剂之前，应该先用激素类药作为“升级策略”。 什么时候需要直接上生物制剂？ 只有出现预测疾病进展快的因素，或者对美沙拉嗪优化治疗无效的患者，才考虑升级到生物制剂。 预测疾病进展快的因素包括： 确诊时年纪轻 病变范围广（全结肠炎） 需要激素或住院治疗的频繁发作 内镜下炎症重 Q&A：用激素是不是很可怕？A：激素是把“双刃剑”——效果好但副作用多。关键是短期用、快速减、不依赖。在医生指导下用，别自己乱吃乱停。 三、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什么时候上？ 如果激素效果不好，或者激素减不掉，或者病情重，就需要生物制剂了。 2025年提到了几类： 1. 抗TNF-α药物 代表药：英夫利西单抗（类克）、阿达木单抗（修美乐） 起效快，对中重度UC效果好 注意：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结核），用前要筛查 2. 整合素受体拮抗剂 代表药：维得利珠单抗 肠道选择性，全身副作用小 3. IL-12/23抑制剂 代表药：乌司奴单抗 对部分难治性UC有效 4. JAK抑制剂 代表药：托法替布、乌帕替尼 口服小分子药，方便 注意血栓风险，需评估 5. S1P受体调节剂 代表药：奥扎莫德 也是口服药，较新 Q&A：生物制剂是不是越早用越好？A：不一定。专家共识特别提醒：过早用生物制剂可能导致“治疗疲劳”（用尽所有选项），且费用高、有风险。应该先优化美沙拉嗪，再考虑升级。 四、中医怎么看结肠炎？用什么方？ 1991年《四川中医》就提出，本病与后天脾胃和先天肾密切相关，辨证论治效果满意。 核心病机：本虚标实 脾肾虚弱是“本”，湿热瘀毒是“标”。急性期以标为主，缓解期以本为主。 常用方药举例： 孙光荣止痢汤 2024年《光明中医》发表了一项研究，120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分成两组：对照组常规西药，试验组加用孙光荣止痢汤，连续治疗4周。结果：加用中药组效果明显更好。 清热化湿颗粒 2024年《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报道了一项前瞻性双盲临床试验，清热化湿颗粒治疗大肠湿热证溃疡性结肠炎，效果确切。 俞氏清热活血方 动物实验证实，该方能抑制结肠黏膜的炎症通路（NLRP3、IL-1β、NF-κB）。 Q&A：我能自己抓中药吃吗？A：千万别。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你是湿热型还是脾虚型？活动期还是缓解期？用的方完全不同。一定要找正规中医师开方。 五、中药灌肠：直接给药效果好 中药灌肠是治疗结肠炎的特色疗法，尤其适合病变在直肠、乙状结肠的患者。 为什么灌肠效果好？因为药物直接作用在病变部位，绕过肝脏首过效应，局部浓度高，全身吸收少，副作用小。 常用灌肠中药：黄连、黄柏、白及、地榆、三七等，根据辨证加减。 Q&A：灌肠疼吗？自己能操作吗？A：一般不疼，有专门灌肠器具。最好在医院指导下操作几次，学会了自己在家也能做。 六、病情分度，用药分层 综合2024-2025年多项国际指南，我把用药方案按病情分度整理： 轻度UC（局限直肠/乙状结肠） 一线：美沙拉嗪栓剂/灌肠剂（≥1g/天） 二线：加口服美沙拉嗪 轻中度UC（病变范围广） 一线：口服美沙拉嗪（4g/天）+ 必要时局部用药 优化：疗程≥8周，提高依从性 中度UC（对美沙拉嗪反应不佳） 升级：加布地奈德（9mg/天）或口服激素（泼尼松40mg/天） 评估：2-4周后判断是否需进一步升级 中重度UC 生物制剂：抗TNF、维得利珠单抗、乌司奴单抗 小分子药物：JAK抑制剂、S1P调节剂 必要时手术 重度急性发作 住院、静脉激素 抢救：英夫利西单抗、环孢素 无效者手术 Q&A：我属于哪一级？吃什么药？A：这需要医生根据症状（每天拉几次、有无血、腹痛程度）和内镜结果综合判断。别自己“对号入座”乱用药。 七、治疗目标：不只是“不拉肚子” 2025年ACG指南强调，治疗目标是达到临床、生物标志物和内镜下的全面缓解。 什么叫全面缓解？ 临床缓解：没症状，每天排便正常，无血无痛 生物标志物缓解：血沉、C反应蛋白、粪钙卫蛋白正常 内镜缓解：肠镜下黏膜愈合，看不到炎症 为什么要追求内镜缓解？因为黏膜愈合的患者，复发率低，住院率低，手术率低。 Q&A：我症状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A：不能！症状好了不代表黏膜愈合了。突然停药，复发率很高。维持治疗至少3-5年，甚至更久，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 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 出现这些情况，别自己在家调药，赶紧去消化科： 腹泻加重，一天超过6次 大量便血，或者血块 剧烈腹痛，肚子硬 高烧不退 完全吃不下东西，脱水 体重明显下降 并且，部分患者对药物治疗无反应，需要更积极的干预。 结语 结肠炎可以用什么药？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因为病情有轻有重，病变有高有低，体质有虚有实。 但有一条路是清晰的： 第一步：美沙拉嗪（口服+局部）——用好、用足、用够时间 第二步：布地奈德或激素——短期用，快速过渡 第三步：生物制剂/小分子药——针对难治性、重症患者 全程：中医辨证论治——调体质、助修复、防复发 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中药+西药”，而是： 西医精准诊断、分层治疗 中医整体调理、个体化用药 中西药协同增效、减毒 过早用强药，可能带来长期健康和经济的双重负担。先把基础药用好，该升级时再升级，才是正道。 健康无小事，点赞＋留言＋转发，把健康传递下去。 相关文章： 胃胀嗳气、排气不畅，是脾虚气滞吗？理气健脾，缓解腹部胀满不适 胃胀、打嗝、没食欲？中医食疗有妙招，这几样食材家里都有！ 呃逆（打嗝）总不停？理气和胃，教你止住持续性打嗝 为什么幽门螺杆菌感染需要定期复查？一次治疗可能不彻底，停药后这个检查是关键！ 更多脾胃方面的知识，请点击关注☟☟☟ 如有脾胃相关病症的疑惑，可扫码添加医助进行咨询！

慢性鼻窦炎（CRS）与哮喘均为高发疾病，且常合并存在。两种疾病具有共同的炎症机制，如由白介素 4（IL-4）、白介素 5（IL-5）和白介素 13（IL-13）细胞因子介导的T2高炎症反应。CRS（尤其是伴鼻息肉的CRS，CRSwNP）与哮喘的频繁共病会加重疾病严重程度、损害患者生活质量，并增加治疗难度。非甾体抗炎药加重性呼吸系统疾病（N-ERD）是该类疾病的严重表型，以CRSwNP、哮喘和非甾体抗炎药超敏反应并存为特征，带来了独特的治疗挑战。 本文是2026年2月发表在Allergy（IF：12.0/Q1）的文章。本EAACI特别工作组探讨了二者的共同风险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上皮屏障功能障碍、微生物群失调，以及潜在的CRS和哮喘；同时评估了当前的治疗策略，如生物制剂、阿司匹林脱敏及阿司匹林脱敏后维持治疗（ATAD）和鼻内镜鼻窦手术（ESS）。 生物制剂在哮喘和CRS的治疗中已显示出有效性和安全性，度普利尤单抗 (Dupilumab)、美泊利珠单抗 (Mepolizumab)、德莫奇单抗 (Depemokimab) 和奥马珠单抗 (Omalizumab)已成为变革性治疗药物，尤其适用于重度 T2型炎症患者。特泽鲁单抗（Tezepelumab）对高 T2 型和低 T2型的哮喘及CRSwNP均有效，Itepekimab对哮喘治疗有效，其用于CRSwNP的研究仍在进行中，奥马珠单抗则对过敏性哮喘和CRSwNP疗效确切。ATAD为N-ERD提供了一种额外的疾病修饰治疗手段，但患者的依从性和耐受性仍是关键挑战。ESS能显著改善哮喘控制、减少药物使用并改善鼻 - 鼻窦疾病结局，在重度哮喘患者中效果尤为明显；但此类患者往往需要反复接受手术治疗。尽管治疗取得了上述进展，但疗效仍因患者个体表型和内型存在差异，这凸显了个体化治疗的必要性。 本报告指出了现有文献中的不足，例如缺乏对比生物制剂、ATAD和手术的头对头临床试验。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优化治疗方案、筛选治疗选择的生物标志物，并评估长期疗效，以改善CRS、哮喘及N-ERD患者的诊疗水平。 1 引言 慢性鼻窦炎（CRS）和哮喘均为高发疾病，在欧洲人群中的患病率均约为 10%（图 1）。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疾病，以支气管高反应性、黏膜炎症为特征，伴呼吸困难、喘息、咳嗽和黏液分泌增多等症状。CRS则以鼻和鼻旁窦的慢性炎症为特征，症状持续超过 12 周，包括鼻塞、流涕、面部疼痛、嗅觉减退，且内镜或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有相应阳性表现。CRS是一种异质性疾病，主要分为两种表型：伴鼻息肉的CRS（CRSwNP）和不伴鼻息肉的CRS（CRSsNP）。 免疫反应分为T1、T2和T3通路，各通路针对特定类型的病原体。T1 细胞因子包括IFN-γ和IL-12，T2 细胞因子包括IL-4、IL-5、IL-13，T3 细胞因子包括IL-17A、IL-22。这些通路由不同的固有淋巴样细胞和辅助性 T 细胞亚群调控，但炎症模式往往相互混合且具有高度可塑性。CRS和哮喘的免疫反应呈慢性、多克隆性，由多种尚未完全明确的环境因素触发。T2 炎症最常见于过敏性和非过敏性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CRSwNP、过敏性真菌性鼻窦炎、嗜酸性粒细胞性CRS、中央区特应性疾病以及非甾体抗炎药加重性呼吸系统疾病（N-ERD）。 尽管低T2 型哮喘与CRS的关联性较低，但低T2 型哮喘内型（如哮喘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叠综合征、肥胖相关哮喘和寡细胞型哮喘）可与 低T2型的CRSsNP共存，部分患者还会合并其他低 T2 型疾病，如支气管扩张、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或囊性纤维化。 哮喘的治疗旨在通过ICS控制炎症，并在必要时联合支气管扩张剂，实现症状控制。对于病情持续的患者，可加用其他治疗手段，如长效 β2 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白三烯受体拮抗剂、长期大环内酯类药物或生物制剂。 与CRSsNP相比，CRSwNP与哮喘和 T2 炎症的关联性更强，且与哮喘控制不佳和急性发作相关。CRS的治疗目标是实现疾病控制，治疗手段通常为鼻用糖皮质激素（INCS）；当基础治疗无效时，可考虑ESS；对于重度CRSsNP，还可采用口服糖皮质激素(OCS)疗程治疗或生物制剂治疗。 尽管CRSsNP与哮喘常合并存在，但在 T2 介导的CRSsNP患者中，哮喘的诊断往往存在漏诊情况。合并哮喘会加重CRS的严重程度、增加治疗难度，导致疾病急性发作率升高和治疗抵抗性增强。 CRS患者常合并下气道炎症，相当一部分患者同时患有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或支气管扩张。值得注意的是，鼻炎 /鼻窦炎是哮喘最常见的合并症。2025 年GINA指南建议，在哮喘治疗的各个阶段，均需全面评估患者的包括CRS在内的合并症情况。 CRS和哮喘共病会给治疗平衡带来挑战，导致疾病急性发作和手术率升高，进而增加医疗成本、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优化治疗方案或可缓解上述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有效管理这类共病可最大限度减少因疾病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和缺勤情况。 本综述旨在评估CRS和哮喘共病风险因素的现有文献，并重点阐述生物制剂等治疗手段的最新研究成果。本综述为特别工作组的集体专家意见，通过系统的文献检索和多轮内部讨论形成。本次系统文献检索以 “慢性鼻窦炎和哮喘” 为初始检索词，从 PubMed 数据库中获取英文全文文献，检索范围限定为系统综述、meta分析和随机对照试验；排除非英文文献、无全文文献以及摘要未提及纳入两种疾病共病患者的研究。必要时，也参考了检索范围外的临床试验、meta分析等其他研究。 2. CRS和哮喘共病的风险因素 CRSsNP患者合并哮喘的风险因素包括女性、过敏性鼻炎病史、血清总IgE水平升高和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加。CRS和哮喘共病具有重叠的病理生理机制和共同的遗传易感性。因相关免疫和病理生理机制已在其他特别工作组报告中详细阐述，本章仅列举部分典型案例。 2.1 共同病理机制 CRS和哮喘的发病均与遗传易感性、微生物群失调以及宿主 - 屏障相互作用异常相关。因此，二者的共同病理机制可能反映了重叠的遗传易感性、微生物群改变、环境暴露，以及与气道共同解剖结构、免疫通路和神经支配相关的宿主反应。 CRS和 / 或哮喘患者的微生物群生物多样性降低，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等情况与CRSwNP和CRSsNP患者的哮喘患病率升高相关。鼻炎和CRS患者存在气道屏障功能障碍，这会促进过敏原等外源性颗粒进入体内，进而诱发累及上、下气道的炎症反应。 鼻 - 支气管轴的全身和神经源性炎症机制相互作用，加之气道上皮屏障的完整性，其在上、下气道疾病关联中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 大多数CRS和哮喘共病患者存在共同的 T2 主导型炎症通路（图 2），这也是生物制剂治疗有效的基础。最新研究数据表明，与 IL-4 和 IL-13 一样，IL-5 在预测CRSsNP患者是否合并哮喘中发挥关键作用。随着对慢性上、下气道疾病病理生理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针对两种疾病共同免疫机制的靶向治疗的必要性也愈发凸显。 2.2 遗传易感性 FinnGen和UK 生物样本库的全基因组分析发现，哮喘与CRSsNP存在广泛的共同遗传结构，二者共有 71 个相关基因位点，且 2 型炎症、JAK-STAT以及FOXP3信号通路相关基因显著富集。该研究团队还发现了 41 个与炎症性和感染性上呼吸道疾病相关的基因位点（其中 12 个为新发现位点），并证实了哮喘与上呼吸道炎症性疾病之间的遗传关联。  美国Geisinger开展的一项研究纳入了 483 名欧洲裔美国人，均存在至少 2 项持续 3 个月以上的CRS症状；对照组为 2057 名无CRS、鼻息肉（NP）、哮喘、过敏性鼻炎，且CT扫描或内镜检查无鼻窦异常的人群。基因型分析发现了两个可能与CRS相关的基因位点，凸显了上呼吸道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此外，Kristjansson等人的meta分析发现， IL-21表达上调是CRS / NP发病的关键因素。 一项针对过敏性CRSsNP（ACRSwNP）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利用基因表达数据库（GSE23552、GSE104468、GSE41861）筛选出与该疾病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发现CST1是关键基因，在ACRSwNP患者的鼻和支气管黏膜中高表达；且该基因与 2 型炎症相关，表现为患者体内 CST1 和IL5RA水平升高。 一项纳入 12 项研究、9127 名受试者的系统综述，评估了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在CRS中的作用；在 2739 例CRS患者中，50.33% 合并哮喘，4.9% 患有samter三联征，4.28% 存在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该综述明确了与CRS相关的SNPs，并强调了开展更多遗传学研究的必要性。 一项对英国和冰岛生物生物样本库的meta分析，发现了与CRS和NP相关的重要基因位点；其中NP相关位点有 10 个（如ALOX15、HLA、IL33），有 2 个位点（ALOX15、HLA）为CRS和NP共有。NP患者中IL33 和MYRF基因变异与哮喘相关，非NP患者中IL18R1基因变异与哮喘相关，该研究强调了对这些遗传关联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3. CRS和哮喘共病对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 哮喘患者中CRS的患病率最高可达 57%。HELIUS研究等发现，CRS与成人哮喘发病相关，而哮喘临床研究网络的研究则表明，CRS会增加哮喘急性发作的风险。在合并CRS的哮喘患者中，CRS的急性发作常导致哮喘控制不佳。 高达 2/3 的CRS患者合并哮喘，而 40%~75% 的哮喘患者合并CRS。一项针对重度CRSsNP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79% 的患者合并哮喘，其中 58% 的患者哮喘控制不佳，22% 为新诊断的哮喘。 尽管尚未证实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CRS的严重程度与哮喘的严重程度呈明显相关性。两种疾病均可引发上、下气道症状，影响整体疾病控制，因此难以确定单一疾病对特定症状的影响。即使是无明确支气管症状的CRS患者，其肺功能也较非CRS人群显著受损。 共病对哮喘结局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患有CRSsNP和哮喘共病的患者常接受大剂量ICS治疗，但哮喘控制仍不佳；尽管使用大剂量OCS，仍有高达 10% 的患者出现严重急性发作、肺功能受损、生活质量下降和医疗成本增加等情况。意大利重度哮喘网络的注册数据显示，与无 CRSwNP 患者的重度哮喘患者相比，合并该疾病的患者结局更差，表现为急性发作更频繁、OCS使用时间更长，且更可能需要长期使用OCS。  评估哮喘对CRS的影响存在诸多困难，如诊断依赖患者自述、结局指标不统一，以及疾病内型和表型的异质性。部分研究发现，哮喘患者的SNOT-22等症状评分更高；而Croatian的一项纳入 250 例CRS患者（26% 合并哮喘）的队列研究则发现，除哮喘患者的VAS更低外，其余指标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 高T2炎症内型相关。还有研究表明，CRS对哮喘控制的影响可能大于哮喘对CRS的影响。  综上，尽管上、下气道相互影响，但研究表明CRS对哮喘症状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肺病医生、变态反应科医生和儿科医生更倾向于将患者转诊至耳鼻喉科；而哮喘对CRS症状的影响则较不明显，这可能导致耳鼻喉科门诊中哮喘的诊断和控制延迟。此外，肺功能检测的可及性有限或临床医生对其熟悉度不足，也会增加耳鼻喉科门诊中哮喘评估的难度，这凸显了即使患者无明显哮喘症状，也应考虑进行专科会诊的重要性。 4. 治疗意义 CRS和哮喘共病是一项重大的治疗挑战，大部分患者的病情难以控制。该共病与大剂量ICS使用、哮喘和CRS控制不佳、疾病频繁急性发作、反复使用OCS疗程、多次手术、肺功能受损和生活质量下降相关。因此，本综述后半部分重点探讨当前治疗策略对CRS和哮喘共病的影响，并阐述生物制剂在该共病治疗中的应用（图 3、图 4）。 CRS和哮喘共病的基础治疗包括INCS和ICS，辅以抗胆碱能药物、鼻腔冲洗、吸入性短效 / 长效 β2 受体激动剂（SABA/LABA）、长效毒蕈碱受体拮抗剂（LAMA）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LTRA）；当有细菌感染证据时，可使用抗生素。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是强效抗炎药物，可短期用于哮喘或CRSsNP的急性发作，但该类药物存在多种不良反应，且累积剂量与死亡率升高相关。 当保守治疗无效时，可考虑ESS，但目前关于该手术的最佳时机和手术范围仍缺乏明确认知。生物制剂适用于重度哮喘和 / 或重度CRSsNP患者，其使用指征和报销政策因国家而异，加之生物制剂价格高昂，可能导致治疗不公平。总体而言，生物制剂主要用于经最大剂量基础治疗、频繁使用OCS，且（必要时）接受过ESS治疗的CRSsNP患者，以及病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重度疾病患。 4.1 INCS / ICS对CRS和哮喘共病的影响 目前关于ICS对CRS和哮喘共病患者中CRS的影响，相关研究较少。Greiff等人研究了花粉季非哮喘性过敏性鼻炎患者使用ICS的效果，发现布地奈德吸入治疗可降低患者血和鼻组织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减轻季节性鼻部症状。 已有部分研究探讨了INCS对CRS和哮喘共病患者中哮喘的影响。Stelmach等人开展的一项单中心、16 周研究显示，对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使用INCS治疗可减轻肺部症状，且 400μg 鼻内布地奈德的疗效与 1000μg 吸入布地奈德或二者联合使用相当，但该研究因缺乏安慰剂组，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受限。 Dixon等人开展的一项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探讨了 388 例哮喘控制不佳且合并慢性鼻炎 / 鼻窦炎患者使用鼻用糠酸莫米松的疗效；结果显示，该治疗可轻度降低哮喘和鼻窦症状评分，但对肺功能、哮喘生活质量及哮喘控制不佳的发生率无显著改善，凸显了INCS在哮喘治疗中的局限性。与之相反，Adams等人开展的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纳入了 13844 例哮喘患者，发现无论是否使用ICS，INCS治疗均可降低患者的急诊就诊风险，这表明INCS除了对鼻 - 鼻窦疾病的局部作用外，还可能具有全身获益。 此外，也有研究关注INCS对鼻炎合并哮喘患者的影响。一项Cochrane meta分析认为，INCS可通过控制鼻炎间接控制哮喘，但该分析未发现其对哮喘症状或肺功能有显著改善。Corren等人发现，INCS可预防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因季节性花粉暴露导致的支气管高反应性升高。在无哮喘的过敏性鼻炎儿童中，INCS可显著降低患者对乙酰甲胆碱的气道高反应性，但对哮喘症状无影响。Dahl等人发现，使用 6 周INCS对患者的气道反应性或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无影响；Katial等人和Nathan等人则发现，4 周INCS治疗可改善鼻部症状，但对哮喘控制无作用。  综上，短期使用INCS对哮喘结局的影响有限，而长期研究显示其具有轻度获益，且主要体现在症状缓解方面，对肺功能和哮喘控制无明显改善。未来仍需开展更多前瞻性、对照研究，明确INCS和ICS在CRS和哮喘共病治疗中的全部潜在价值。 4.2 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对CRS与哮喘的影响 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存在显著的不良反应，使用时需仔细权衡其风险与获益。短期使用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对哮喘急性发作疗效确切；在CRSsNP中，OCS可有效缩小息肉体积、改善嗅觉并缓解症状，但其疗效持续时间较短，且不推荐用于CRSsNP。有研究报道，近 17% 的哮喘患者因合并CRS而使用OCS。一项纳入 108 例合并CRS的哮喘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CRS急性发作需要使用OCS的患者，其ACT评分更低，即哮喘控制更差。因此，反复因上气道疾病使用OCS疗程，可能提示哮喘控制不佳。 目前直接评估OCS对CRS和哮喘共病结局影响的研究较少。Epperson等人开展的一项队列研究，对 64 例CRS患者采用 15 天泼尼松逐步减量联合INCS治疗；结果显示，在 2~5 个月的随访中，合并哮喘的患者其 SNOT-22 评分改善程度低于非哮喘的CRS患者，但该研究因缺乏对照组，结果解读受限。中国的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了 91 例嗜酸性粒细胞性CRSsNP患者（其中 17 例合并哮喘），对比了口服甲泼尼龙、布地奈德经鼻雾化吸入和布地奈德鼻喷雾剂的疗效；结果显示，所有治疗方案均能改善哮喘患者的FEV1/FVC，但OCS在降低呼出气一氧化氮方面效果更优，不过该研究的哮喘患者样本量较小，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受限。意大利的一项研究对嗜酸性粒细胞性CRSsNP患者术后 3 年的激素治疗方案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与仅使用INCS的患者相比，使用INCS联合每年 2 个疗程OCS的哮喘患者，其NP复发率显著更低，但该研究未报道OCS的使用时机和依据。   Philips等人开展的一项纳入 110 例哮喘患者的前瞻性横断面研究发现，SNOT-22 评分越高，患者因哮喘使用OCS的可能性越大；但 SNOT-22 量表中包含咳嗽、乏力等受哮喘症状影响的条目，这可能导致结果存在偏倚。美国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对比了 637 例合并CRS的哮喘患者和 637 例无CRS的哮喘患者，发现两组患者因哮喘使用OCS的比例无显著差异（15.3% vs 14.6%）。 现有证据不足以就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在CRS和哮喘共病患者中的使用提出明确建议。鉴于其明确的不良反应，在急性发作期维持疾病控制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全身性糖皮质激素的剂量、使用时长和疗程数。反复因上气道疾病使用全身性糖皮质激素疗程可能提示哮喘控制不佳，反之亦然，这凸显了多学科管理的必要性。 4.3 ESS对CRS和哮喘共病的影响 ESS是药物治疗无法实现充分疾病控制的CRS患者的治疗选择，其主要目标是恢复鼻和鼻窦的通气与引流，维持黏膜正常功能（如Draf 方法所体现）。现代内镜手术技术可最大限度减少组织切除，同时保护周围结构。尽管ESS的获益已得到充分证实，但扩大手术范围对疾病控制和生活质量的额外价值仍存在争议。 ESS可改善鼻 - 鼻窦功能、减轻炎症水肿和息肉增生，其疾病控制效果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并能提高 SNOT-22 评分；由于该量表部分条目可反映下气道负荷，评分的改善也可能反映了全身气道受累情况的好转。尽管如此，研究报道哮喘共病对ESS后 SNOT-22 评分改善的影响既有正向也有负向。一项纳入 15 项研究、3048 例患者的meta分析发现，ESS可使 SNOT-22 评分平均降低 23 分，远高于 8.9 的MCID；且CRS和哮喘共病患者的评分改善程度更为显著。 在CRS和哮喘共病患者中，ESS可有效改善哮喘病情。尽管该手术并非直接针对下气道，但可通过减少鼻后滴漏、改善鼻通气、提升睡眠质量和整体呼吸功能，间接改善哮喘控制。一项纳入 22 项研究、平均随访 26.4 个月的meta分析显示，ESS可使整体哮喘控制率提升 76.1%，哮喘急性发作率降低 84.8%，住院率降低 64.4%，两项研究显示急诊就诊率降低超 90%；术后哮喘控制良好的患者比例从 12% 升至 83%，72.8% 的患者OCS使用减少，ICS和支气管扩张剂的使用也分别减少 28.5% 和 36.3%；患者FEV1平均改善 1.62%，但无统计学意义，且该手术在重度哮喘患者中的获益尤为显著。一项纳入 68 例哮喘合并NP患者的 21 周研究显示，功能性ESS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哮喘症状评分、每日PEFR和鼻部相关指标。  ESS的长期疗效与CRS的内型相关。CRSsNP与哮喘共病患者的术后息肉复发率更高（18 个月内可达 80%），再次手术的风险增加 1 倍（3~5 年内可达 40%~50%）。一项纳入 45 项研究、34220 例CRSsNP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平均随访 89.6 个月，患者的再次手术率为 16.2%；其中哮喘患者的再次手术率为 22.6%，过敏性真菌性鼻窦炎患者为 28.7%，N-ERD患者为 27.2%，有NP切除术史的患者为 26%，而无哮喘的患者再次手术率仅为 8%。  目前关于扩大ESS范围的疗效研究仍较少。扩大手术范围可能带来更优的短期疾病控制效果，但手术风险也随之升高。对于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如合并CRSsNP和N-ERD的患者），ESS的临床获益往往持续时间较短，术后 1~2 年内常出现息肉复发和症状反复。因此，CRSsNP与哮喘共病患者常需多次接受再次手术，导致手术风险累积和医疗资源消耗增加。此外，在全身麻醉下进行ESS前，实现哮喘的良好控制至关重要。目前关于该类患者接受扩大ESS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风险，以及其对整体医疗资源利用的影响，仍缺乏全面的证据。综上，单纯ESS对重度 高T2反应性气道炎症的长期控制作用有限，这凸显了联合生物制剂等治疗手段的必要性。   4.4 长期大环内酯类药物对CRS和哮喘共病的影响 已有多项临床试验单独探讨了大环内酯类药物在哮喘或CRS中的应用。一项系统meta分析纳入了 17 项研究，探讨了疗程 6~48 周的大环内酯类药物在成人哮喘治疗中的应用；另一项meta分析纳入 7 项研究，发现与安慰剂相比，大环内酯类药物无法显著减少哮喘急性发作，但可轻度减少急救SABA的使用，且未增加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总体而言，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应用价值有限，可能仅适用于激素抵抗性哮喘患者，或无法使用、获取生物制剂效果不佳的患者。 在CRS患者中，一项纳入 8 项研究、606 例患者的meta分析发现，长期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对 SNOT 或 VAS 评分无显著获益，仅能轻度改善术后鼻内镜评分，且未增加不良事件发生风险。总体而言，大环内酯类药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CRS严重程度影响有限，且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评估其在不同表型或种族患者中的疗效。 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推荐长期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CRS，其对成人哮喘仅能带来轻微获益；目前尚无关于大环内酯类药物用于CRS和哮喘共病的相关证据。 4.5 变应原免疫治疗对CRS和哮喘共病的影响 变应原免疫治疗（AIT）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合并 / 不合并过敏性哮喘的有效免疫修饰手段，结合临床背景解读呼出气一氧化氮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可作为评估治疗反应的替代生物标志物。目前关于AIT对CRS和哮喘共病的影响研究较少，该治疗可作为CRSsNP患者的辅助治疗手段，可能改善症状和手术结局；但因证据不足，其在CRSsNP中的应用缺乏支持，且目前尚无研究评估舌下免疫治疗在该类患者中的应用。 4.6 生物制剂对CRS和哮喘共病的影响 目前已有多种单克隆抗体获批用于治疗重度难治性哮喘或重度CRSsNP，还有部分药物正处于积极研究阶段（图 2、表 1）。重度哮喘的生物制剂治疗需结合患者表型和生物标志物指导，而重度CRSsNP的生物制剂使用则限制较少，目前尚未依据生物标志物进行选择。已有多种生物制剂获批用于儿童患者，或显示出治疗效果，相关研究仍在进行中；生物制剂用于CRSsNP的研究也在开展。 奥马珠单抗靶向 IgE 通路，适用于过敏性表型患者；美泊利珠单抗、 德莫奇单抗和瑞替珠单抗可结合游离 IL-5，贝那利珠单抗则可阻断 IL-5 受体，其中瑞替珠单抗因需静脉给药，临床应用较少，且贝那利珠单抗和瑞替珠单抗在CRSsNP治疗中的效果尚未得到证实。 度普利尤单抗靶向 IL-4 受体 α 链，可同时抑制 IL-4 和 IL-13 信号通路；特泽鲁单抗结合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获批用于所有内型的重度哮喘或重度CRSsNP患者，且对 高T2型患者的疗效更优；Itepekimab靶向上游警报素 IL-33，对哮喘治疗有效，其用于CRSsNP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目前，美泊利珠单抗、奥马珠单抗、度普利尤单抗和特泽鲁单抗均已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重度哮喘和重度CRSsNP；而贝那利珠单抗和瑞替珠单抗仅获批用于重度哮喘（图 4）。德莫奇单抗已获批用于重度哮喘，且在重度CRSsNP治疗中显示出疗效 ，但尚未获得该适应证的批准；Itepekimab尚未获得任何机构批准用于重度哮喘，其用于重度CRSsNP的研究仍在进行中（表 1）。 这些生物制剂的获批适应证已扩展至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具体如下：奥马珠单抗获 FDA 和 EMA 批准，用于中重度持续性过敏性哮喘、CRSsNP和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此外 FDA 还批准其用于 IgE 介导的食物过敏；美泊利珠单抗获 FDA 和 EMA 批准，用于重度哮喘、CRSsNP、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FDA 还单独批准其用于COPD；德莫奇单抗获 FDA 批准用于重度哮喘，尚未获批用于重度CRSsNP；度普利尤单抗获 FDA 和 EMA 批准，用于中重度特应性皮炎、重度 2 型哮喘、重度CRSsNP、结节性痒疹、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和中重度慢性自发性荨麻疹，还获 FDA 批准用于大疱性类天疱疮（EMA 正在审评），且 FDA 对其用于过敏性真菌性鼻窦炎的申请给予优先审评；特泽鲁单抗获 FDA 和 EMA 批准用于重度哮喘和重度CRSsNP，尚未获批用于重度COPD；贝那利珠单抗获 FDA 和 EMA 批准用于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FDA 还单独批准其用于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瑞替珠单抗仅获批用于重度哮喘，且静脉给药的方式限制了其临床实用性（表 1）。 CRSsNP常与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相关，且其内型多样性较重度哮喘更低。生物制剂的关键临床试验主要针对入组人群的特定疾病；由于约 80% 的重度CRSsNP患者合并哮喘，40% 的嗜酸性粒细胞性重度哮喘患者合并CRSsNP，因此可对临床试验数据进行分层分析，聚焦该共病亚组。事实上，多项 Ⅲ 期临床试验的事后分析已证实，生物制剂对CRS和哮喘共病患者有效；但据作者所知，目前尚无专门针对CRS和哮喘共病表型的临床试验。有临床试验显示，在重度CRSsNP合并哮喘患者中，度普利尤单抗的疗效优于奥马珠单抗。 所有获批用于重度哮喘的单克隆抗体，均已证实可降低年急性发作率、改善哮喘控制并提升生活质量，同时对肺功能也有积极影响，尽管FEV1的提升幅度可能未达到最小临床重要差异值。此外，美泊利珠单抗、贝那利珠单抗、瑞替珠单抗和度普利尤单抗均已证实可减少OCS的维持剂量。尽管目前尚无直接的头对头对比研究，但现有证据表明，这些生物制剂的疗效可能具有表型特异性。  获批用于CRSsNP的4种生物制剂（奥马珠单抗、美泊利珠单抗、度普利尤单抗、特泽鲁单抗），均已证实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NPS和鼻塞程度，并减少ESS的需求；其中美泊利珠单抗、特泽鲁单抗和度普利尤单抗还可减少OCS的使用，并改善患者的主观嗅觉感知，以及影像学评估的鼻 - 鼻窦混浊程度。度普利尤单抗和特泽鲁单抗可通过UPSIT客观、持续地改善患者的嗅觉功能；与之相反，贝那利珠单抗在改善嗅觉结局、减少OCS使用、减轻鼻 - 鼻窦混浊和降低ESS需求方面均无显著效果。瑞替珠单抗在初步研究中未达到主要结局指标，已停止其用于CRSsNP的临床研发。特泽鲁单抗可缩小息肉体积、减轻症状、降低影像学评分，并减少OCS疗程的使用和ESS的需求；德莫奇单抗则可减轻症状、降低息肉评分，并减少OCS疗程的使用。 用于治疗重度哮喘和重度CRSsNP的生物制剂，总体安全性良好。度普利尤单抗可能导致患者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短暂、无症状升高，极少进展为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应性皮炎和结节性痒疹患者中使用度普利尤单抗观察到的眼表异常，在用于重度哮喘、CRSsNP或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患者时并未出现。 已有多项研究分析了度普利尤单抗在重度哮喘合并CRSsNP患者中的疗效；根据EPOS 数据，该人群中高达 94% 的患者鼻 - 鼻窦疾病获得优至中度改善。此外，CRSsNP的严重程度和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与患者上、下气道的治疗反应呈正相关，在N-ERD患者中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与单纯CRSsNP患者相比，合并CRSsNP和 N-ERD的患者，其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改善更为显著。一项针对 20 例共病患者的研究发现，这些患者使用其他生物制剂后哮喘控制良好，但CRSsNP控制不佳；而换用度普利尤单抗后，患者的鼻 - 鼻窦结局总体改善，仅 1 例患者哮喘症状加重 。 5项探讨美泊利珠单抗在共病患者中应用的研究，主要纳入高嗜酸性粒细胞表型患者。结果显示，与单纯CRSsNP患者相比，哮喘患者接受美泊利珠单抗治疗 1 年后，CRSsNP的急性发作率、全因OCS使用率和ESS需求均显著降低。此外，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发现，在嗜酸性粒细胞性重度哮喘患者中，合并CRSsNP的患者使用美泊利珠单抗后，其哮喘相关指标的改善更为显著。 7项研究分析了奥马珠单抗在CRSsNP合并重度哮喘患者中的疗效。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奥马珠单抗对合并 / 不合并CRSsNP的过敏性患者，其哮喘相关指标的改善效果相当；对多项临床试验的事后分析也显示，过敏性状态或哮喘的存在，并不影响奥马珠单抗对CRSsNP的改善效果。此外，接受奥马珠单抗治疗 6 个月的 N-ERD患者中，56% 对治疗剂量的阿司匹林产生耐受，且哮喘和CRSsNP均得到改善。有趣的是，上气道疾病的存在可能影响奥马珠单抗的作用机制：尽管临床获益相似，但仅无CRS共病的哮喘患者，其血清骨膜蛋白水平在奥马珠单抗治疗期间显著降低。 6项针对嗜酸性粒细胞性重度哮喘患者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的真实世界研究和事后分析一致表明，合并CRSsNP的患者，其哮喘结局改善程度优于无鼻 - 鼻窦疾病的患者。这些研究发现，贝那利珠单抗还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时还能降低鼻息肉评分，但对其他CRSsNP相关指标无明显影响。一项针对瑞替珠单抗治疗嗜酸性粒细胞性重度哮喘的临床试验事后分析也显示，共病患者的哮喘相关指标改善更为显著。除改善肺功能和哮喘控制、减少急性发作外，特泽鲁单抗还可改善重度哮喘合并CRSsNP患者的鼻 - 鼻窦症状。其他评估多种生物制剂疗效的真实世界研究，总体证实了单一药物聚焦分析在共病患者中的研究结果。 一项meta分析对比了6项针对CRSsNP的 Ⅲ 期随机对照试验，涉及6种生物制剂（美泊利珠单抗、奥马珠单抗、度普利尤单抗、德莫奇单抗、特泽鲁单抗和贝那利珠单抗；结果显示，通过阻断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或 IL-4 受体 α 链，靶向 IL-4/13 信号通路的药物，在各类主要和次要结局指标中总体疗效最强。尽管部分结局指标的变异性较大（95% CI较宽），但这些药物的总体疗效优于抗 IgE 和抗 IL-5/5 受体 α 药物。对于高T2型难治性同一气道疾病（重度哮喘合并CRSsNP）患者，由于生物制剂对下气道的疗效相似，因此治疗选择往往取决于哪种药物对上气道的改善效果更优。在这种情况下，上、下气道症状缓解的速度，可能会基于患者的主观反馈和家庭监测，影响其对治疗效果的感知。针对重度难治性哮喘患者的meta分析和间接对比显示，抗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抗 IL-5/5 受体 α、抗 IL-4 受体 α 和抗 IgE 疗法在急性发作率、ACQ评分或 FEV1等疗效指标上无显著差异，但特泽鲁单抗在减少急性发作方面可能优于贝那利珠单抗。meta分析表明，在某些疗效结局指标上，度普利尤单抗和特泽鲁单抗可能优于其他生物制剂；但需谨慎解读这些结果，因为研究人群的基线疾病严重程度和既往ESS史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对比结果。此外，meta分析关于最新生物制剂的证据有限。 迄今为止，尚无针对CRS和哮喘共病患者的生物制剂选择或更换的经验证指南。用于呼吸疾病生物制剂选择的内型分析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患者的共病情况和特定实验室检查结果可能为生物制剂选择提供参考；例如，当患者存在特应性皮炎、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或慢性荨麻疹等多种适应证时，次要适应证可指导治疗方案选择。度普利尤单抗、特泽鲁单抗、德莫奇单抗和美泊利珠单抗，可能为共病患者的上、下气道疾病提供最大程度的双重获益；奥马珠单抗在合并过敏性哮喘的共病患者中仍有效。若使用一种生物制剂后病情仍未控制，尽早更换生物制剂可能获得更优的临床结局。慢性重度哮喘合并CRS患者的生物制剂更换，应基于疾病内型指导，且一般不建议在同一类别生物制剂之间更换；例如，若患者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升高，可能从度普利尤单抗换用美泊利珠单抗或特泽鲁单抗获益；同样，若呼出气一氧化氮升高提示黏膜嗜酸性粒细胞炎症加重，也可考虑从度普利尤单抗换用美泊利珠单抗或特泽鲁单抗。目前关于双重生物制剂在重度哮喘或重度CRSsNP中应用的证据较少（仅病例报告或小样本系列研究），且尚未在临床试验或慢性重度哮喘合并CRS患者中开展相关研究。 5. N-ERD合并CRS与哮喘的治疗  N-ERD是一种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多见于哮喘和 / 或CRS（伴NP）患者，接触非甾体抗炎药后会诱发症状。花生四烯酸代谢失调和半胱氨酰白三烯过度产生，是该亚型炎症反应的关键病理生理机制。 N-ERD在成人哮喘患者中的患病率约为 5%~12%，在重度哮喘患者中高达 15%，在CRSsNP患者中约为 9%。 N-ERD、CRSsNP和哮喘常形成难治性三联征，表现为症状控制不佳、频繁急性发作需使用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医疗资源消耗高，且需反复接受鼻窦手术。而西班牙的一项研究采用SF-36评估患者总体生活质量，发现尽管NP和哮喘的存在会显著损害患者生活质量，但额外合并 N-ERD并未产生进一步影响。    N-ERD的标准治疗，聚焦于通过糖皮质激素、支气管扩张剂、鼻腔冲洗优化哮喘和CRS的控制，并在急性发作时短期使用OCS。 N-ERD通常病情严重且治疗难度大，疾病持续存在与 T2 高炎症反应相关，这凸显了生物制剂作为关键治疗策略的潜力。 N-ERD合并CRSsNP患者的手术复发率较高。ATAD对CRSsNP的获益不一致，且可能导致哮喘加重、出血和胃肠道损伤等不良反应。因此，生物制剂已成为该疾病的潜在治疗选择。 5.1 生物制剂对 N-ERD合并CRS与哮喘患者的影响 已有研究探讨了生物制剂在重度哮喘、CRS和 N-ERD共病患者中的疗效（表 2）。Ⅲ 期临床试验的事后分析显示，度普利尤单抗、美泊利珠单抗和特泽鲁单抗对 N-ERD共病患者有效；但目前缺乏直接观察 N-ERD合并重度CRSsNP或重度哮喘患者的 Ⅳ 期临床试验。 一项纳入 74 例 N-ERD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探讨了生物制剂（奥马珠单抗、美泊利珠单抗、瑞替珠单抗、贝那利珠单抗和度普利尤单抗）对患者症状、SNOT-22 评分、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使用，以及急诊就诊情况的影响。结果显示，74 例患者中 49 例持续接受度普利尤单抗治疗，85% 的患者报告症状改善；而奥马珠单抗使用者和其他生物制剂使用者的症状改善率分别为 48.6% 和 26.9%。度普利尤单抗治疗组患者的 SNOT-22 评分显著改善，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使用减少，而其他生物制剂治疗组无显著差异；该研究得出结论，度普利尤单抗为 N-ERD患者带来的临床改善最为显著。 Ghiasi等人开展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生物制剂治疗对 74 例 N-ERD患者全身性糖皮质激素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32 例接受生物制剂治疗至少 1 年的患者，其糖皮质激素累积暴露量中位数从 215mg 显著降至 - 178.2mg；最常用的生物制剂度普利尤单抗的累积糖皮质激素暴露量中位数减少 - 156.3mg，奥马珠单抗减少 - 300mg；但贝那利珠单抗和美泊利珠单抗的相关数据不足，无法进行统计学分析。该研究得出结论，生物制剂可显著减少 N-ERD患者的糖皮质激素使用，可能降低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但该研究样本量较小，结果需谨慎解读。 一项回顾性研究评估了 64 例哮喘患者（其中 55 例合并CRS，13 例合并 N-ERD，且多数为CRSsNP）使用生物制剂的疗效。结果显示，生物制剂（奥马珠单抗、美泊利珠单抗、瑞替珠单抗、贝那利珠单抗）可改善患者的鼻息肉评分和 SNOT-22 评分，减少全身性糖皮质激素使用，并使耳鼻喉科就诊次数减半； N-ERD患者的停药率更高，且更可能需要接受手术治疗，这可能与疾病更严重相关。 5.2 手术或ATAD在 N-ERD合并CRS与哮喘患者中的相关研究  N-ERD合并CRSsNP的治疗，涉及ESS、ATAD和生物制剂的复杂协同作用。目前关于手术、ATAD和生物制剂疗效对比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回顾性研究；因此，目前缺乏基于证据的 N-ERD优化治疗指南。 关于阿司匹林与安慰剂疗效对比的前瞻性对照研究较少，且样本量较小。波兰的一个研究团队将 20 例 N-ERD患者和 14 例CRSsNP患者随机分为阿司匹林组（624mg）和安慰剂组，随访 6 个月（每月随访 1 次）；结果显示，仅接受阿司匹林治疗的 N-ERD患者，其 SNOT-22 评分和鼻吸气峰流速改善，糖皮质激素使用减少，但呼气峰流速和 FEV1无显著变化；4 例患者因不良反应停止脱敏治疗。伊朗的一个研究团队将 34 例 N-ERD患者随机分为阿司匹林组（18 例）和安慰剂组（16 例）；阿司匹林组患者先接受 650mg 阿司匹林每日两次治疗 1 个月，随后改为 325mg 每日两次治疗 6 个月；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阿司匹林组患者的症状评分（7.5 vs 10.6）和糖皮质激素使用量（9.3 vs 11.0）显著降低， FEV1改善更明显（87.1 vs 80.1），Lund-Mackay评分显著降低（11.1 vs 15.1）；2 例患者因不良反应停药。芬兰的一个研究团队将 26 例 N-ERD患者随机分为阿司匹林组（16 例）和安慰剂组（10 例）；阿司匹林组患者先接受 125mg 阿司匹林每日一次治疗 1 个月，随后改为 250mg 每日一次治疗 10 个月；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 SNOT-22 评分、哮喘控制测试评分、鼻息肉评分或OCS疗程需求均无差异；阿司匹林组 3 例患者和安慰剂组 1 例患者因不良反应停药。综上，这些研究表明，ATAD的不良反应和疗效难以预测，限制了其在 N-ERD患者中的广泛应用。 已有回顾性队列研究对比了 N-ERD患者接受ATAD、手术或生物制剂的疗效。美国的一项队列研究纳入了 98 例在专业 N-ERD门诊就诊的患者，评估了ATAD和生物制剂的疗效，大多数患者接受或被建议接受ATAD；结果显示，约 78% 的患者持续接受每日阿司匹林治疗近 4 年，75% 的患者报告治疗有效；24 例在ATAD基础上联合生物制剂的患者，均为对阿司匹林耐受但症状仍持续存在的患者，这表明需要明确适合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特征；该研究得出结论，ATAD可为相当一部分患者带来确切的疾病修饰效果，而生物制剂可改善其他患者的残留症状。Workman 和 Breuer强调， N-ERD给患者的生活质量、经济状况和心理健康带来了沉重负担，抑郁症和睡眠障碍的患病率较高；这些患者通常需要反复接受药物和手术治疗，包括ESS；尽管生物制剂提供了另一种治疗选择，但为预防疾病复发需持续使用，因此其成本远高于传统药物或手术治疗。 美国的一项回顾性研究（2011-2021 年）进一步探讨了 43 例 N-ERD患者（均合并哮喘和CRSsNP）使用生物制剂和ATAD的疗效对比；结果显示，45.7% 的患者接受生物制剂治疗（奥马珠单抗、度普利尤单抗、美泊利珠单抗或贝那利珠单抗），54.5% 的患者接受ATAD；与ATAD相比，生物制剂治疗使梅尔策息肉评分降低 82%，SNOT-22 评分几乎减半，哮喘控制测试评分在 6 个月内从 15.2 改善至 20.42；此外，生物制剂治疗使呼出气一氧化氮降低 42%，表明其对下气道炎症的靶向治疗效果优于ATAD；总体而言，生物制剂在改善鼻 - 鼻窦症状和哮喘控制方面获益更显著。  Laidlaw等人、Xu等人和Buchheit等人的专家综述进一步完善了 N-ERD的治疗策略。Laidlaw等人建议，对于哮喘控制良好、以预防息肉复发为主要目标的年轻患者，初始治疗可采用鼻窦手术联合ATAD；而对于重度哮喘、有胃炎病史或出血风险的患者，建议使用生物制剂。Xu等人强调了初始采用手术联合ATAD的成本效益，将度普利尤单抗保留用于难治性病例，并指出度普利尤单抗可显著改善鼻息肉评分和嗅觉功能。Buchheit等人认可生物制剂在 T2 高炎症疾病（包括 N-ERD）治疗中的进展，但强调其成本高、长期安全性数据有限，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需先接受ESS和ATAD；他们还强调了个体化治疗策略的重要性，以及开展进一步研究优化生物制剂选择的必要性。  综上，尽管生物制剂在 N-ERD患者的症状控制和炎症减轻方面具有显著获益，但在制定综合治疗方案时，应结合ESS和ATAD，为合适的患者提供联合治疗。未来需开展更多研究优化治疗方案，明确最能从生物制剂治疗中获益的患者人群。 6.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CRS和哮喘共病给患者带来了沉重负担，这类患者常存在诊断不足和治疗不足的情况，或表现为病情严重、进展迅速。因此，需要为该特定表型制定专门的临床指南，并建立结构化的多学科管理模式，涉及耳鼻喉科医生、肺科医生、变态反应科医生，必要时还需儿科医生和免疫科医生参与。 CRS与哮喘的共病（尤其是重度表型，如CRSsNP和 / 或 N-ERD）是一项复杂的临床挑战，凸显了上、下气道之间的密切关联。共同的炎症通路支持 “同一气道” 理念，强调了采取综合、全面管理策略的必要性（图 3）。生物制剂、ESS和ATAD的进展，显著改善了该人群的治疗结局；但治疗反应仍存在异质性，且难以预测。 ESS可显著改善鼻-鼻窦结局，并可能轻度改善哮喘症状和减少OCS疗程的使用；扩大手术范围可能带来更优的短期结局，但也会增加风险和成本。对于病情最严重的患者（通常合并CRSsNP和 N-ERD），ESS的获益往往是短暂的，术后 1~2 年内常出现息肉复发和症状反复。因此，CRSsNP与哮喘共病患者常需接受多次手术，导致手术风险累积和医疗负担增加；在全身麻醉下进行手术前，必须实现哮喘的良好控制。 多项临床试验的事后分析和真实世界研究表明，度普利尤单抗、特泽鲁单抗、美泊利珠单抗和德莫奇单抗对CRS和哮喘共病患者有效且安全。度普利尤单抗、美泊利珠单抗、德莫奇单抗和奥马珠单抗已成为变革性治疗药物，尤其适用于重度 T2 炎症患者；特泽鲁单抗对高T2型和低T2型哮喘及CRSsNP均有效；Itepekimab对哮喘治疗有效，其用于CRSsNP的研究仍在进行中；美泊利珠单抗、度普利尤单抗和特泽鲁单抗在 N-ERD共病患者中也显示出治疗获益。 meta分析表明，度普利尤单抗和特泽鲁单抗可能是治疗重度CRSsNP最有效的生物制剂；但由于meta分析数量有限、随机对照试验的纳入标准存在差异，且缺乏关于最新生物制剂的数据，这一证据的说服力有限。德莫奇单抗是一种具有前景的新兴治疗药物，其给药间隔较长，可能提高患者依从性；而奥马珠单抗和美泊利珠单抗的安全性记录最久。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无关于妊娠期使用生物制剂的相关建议。 现有文献的一个主要局限性是，缺乏专门针对CRS和哮喘共病患者，或 N-ERD、CRS和哮喘三联征表型的 Ⅳ 期临床试验；此外，生物制剂之间的头对头对比研究也非常有限。迄今为止，仅有一项针对重度CRSsNP合并哮喘患者的临床试验，证实度普利尤单抗优于奥马珠单抗。奥马珠单抗在合并过敏性哮喘的共病患者中仍有效，且与变应原免疫治疗联合使用可能带来额外获益；但尽管变应原免疫治疗在过敏性鼻炎合并 / 不合并哮喘的治疗中疗效确切，其在哮喘与CRS共病中的作用仍不明确。meta分析不支持长期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CRS或哮喘，且缺乏其用于共病的相关证据。 ATAD是 N-ERD的另一种疾病修饰治疗策略，但患者的依从性和耐受性仍是主要挑战。评估ATAD对CRSsNP疗效的临床试验结果不一致，即使与ESS联合使用也是如此，这限制了其广泛应用。ATAD可能对哮喘控制良好的年轻患者有一定获益；由于该治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因此迫切需要开展ATAD（联合 / 不联合ESS）与生物制剂治疗的成本效益和安全性对比研究。 尽管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治疗反应仍因患者个体表型和内型而异，这强调了个体化管理策略的必要性。目前仍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缺乏用于预测治疗反应、安全性和最佳治疗顺序的经过验证的生物标志物，且缺乏对比生物制剂、ATAD和手术方案的头对头临床试验。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优化治疗方案、明确预测性和结局性的生物标志物、评估联合治疗和序贯治疗的疗效，并积累长期结局数据，以改善CRS和哮喘共病（伴 / 不伴 N-ERD）患者的诊疗水平。 原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