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avirenz/Emtricitabine/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一：整体介绍——以科学为名的生命“神盾局” 吉利德科学公司，这家成立于1987年的生物制药巨头，其名字“Gilead”源自《圣经》中的一种珍贵树脂，象征着“治愈”与“希望”。在超过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吉利德完美地诠释了这一名字的深意。它并非一家传统的、依靠庞大销售团队和广泛产品线驱动的制药公司，而更像生物科技领域的“苹果”或“特斯拉”——凭借颠覆性的技术和产品，在特定领域实现绝对统治，并深刻改变了全球数百万患者的命运。 吉利德的核心身份是一家以研发为基础的生物制药公司，其战略焦点集中于病毒学、肿瘤学和炎症性疾病三大领域。尤其是在病毒学方面，吉利德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它成功将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艾滋病，从一种致死性疾病转变为可控的慢性病；它更是开创了历史，推出了首个能够彻底治愈慢性丙型肝炎的口服药物，实现了医学界的重大突破。 截至今日，吉利德已从一个仅有数名科学家的初创企业，成长为市值近千亿美元、员工过万的全球生物制药领导者。其成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科学上的豪赌、财务上的绝境、商业上的争议与管理上的考验。剖析吉利德的历程，不仅是在阅读一家公司的传记，更是在解读一种独特的创新哲学、一种敢于“All-in”的商业模式，以及一种在资本、科学与人性交织的复杂图景中寻找平衡的领导力智慧。 二：商业模式与成功逻辑——高风险、高回报的“颠覆式创新”引擎 吉利德的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前沿科学驱动 + 精准并购整合 + 价值最大化定价” 的三位一体模式。这是一种极具侵略性且高效的商业逻辑，其成功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支柱之上： 1. 科学驱动，聚焦未竟需求： 吉利德从不追逐“me-too”药物（模仿性创新）。它的目标始终是那些存在巨大未满足医疗需求的领域，尤其是那些致命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病毒性疾病。在艾滋病领域，当主流药物仍副作用巨大、服药繁琐时，吉利德致力于开发单片复方制剂，极大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用药依从性。在丙肝领域，它直接瞄准“治愈”这一终极目标，而非仅仅控制病情。这种对科学前沿的敏锐嗅觉和对患者需求的深刻理解，是其所有行动的出发点。 2. “研发+并购”双轮驱动，构建技术护城河： 这是吉利德模式中最具特色的一环。公司自身拥有强大的基础研发能力，但其更擅长的是通过战略性并购，将外部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迅速内化，并凭借自身卓越的开发和商业化能力，将其价值放大到极致。 内部研发：奠定基础和方向，如在HIV领域早期自主研发的核苷类似物逆转录酶抑制剂。 战略性并购：这是吉利德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它不像一些大药企那样进行大规模多元化并购，而是进行“精准狙击”，收购那些拥有突破性技术或临近商业化阶段重磅产品的生物科技公司。最经典的案例包括收购Pharmasset获得丙肝神药索磷布韦的基石，以及收购Kite Pharma一举进入CAR-T细胞治疗这一前沿肿瘤免疫领域。这种模式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自身早期研发的不确定性风险，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财务风险和整合挑战。 3. 价值导向的颠覆性定价策略： 吉利德的产品定价策略是其商业模式中争议最大，但也最体现其逻辑的一点。其丙肝治愈药物“吉三代”上市时定价高达8.4万美元一个疗程，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定价伦理大讨论。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定价”。对于一个能够避免肝移植、肝癌等后续巨额医疗开支，并彻底将患者从疾病中解放的“治愈性”疗法，吉利德认为其定价反映了其为患者和社会创造的巨大价值。这种定价策略确保了公司在短期内回收天价研发和并购成本，并为下一轮创新积累巨额资本，形成了一个“高投入-高回报-再投入”的创新循环。 4. 高效执行与专业化推广： 一旦获得重磅产品，吉利德展现出惊人的商业化效率。其销售团队精干而专业，专注于特定的治疗领域（如艾滋病专科医生、肝病专家）。他们不需要像传统药企那样推广几十种产品，而是集中火力于少数几个“明星产品”，通过提供深厚的科学数据和专业的医学支持，迅速占领市场。 成功逻辑总结： 吉利德的成功，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深度行业洞察的、连续的高风险赌博。它精准地识别出技术拐点即将到来的领域，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背负巨额债务）押注于最具潜力的平台或产品，再通过其卓越的开发和商业化能力，将其迅速转化为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从而建立起几乎无法逾越的竞争壁垒。这是一种“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极致逻辑，而吉利德，至今为止，赌赢了好几次关键局。 三：成长阶段——从筚路蓝缕到王者之路 吉利德的成长史，是一部清晰的、由重大并购和产品突破驱动的四幕剧。 第一阶段：创业与生存期（1987年 - 1999年） 描述：1987年，迈克尔·L·里奥丹在旧金山湾区的一个仓库里创立了吉利德。公司早期聚焦于核苷类似物抗病毒药物研发，这是一个高风险、长周期的探索过程。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公司没有产品上市，完全依靠风险投资和公开市场融资来维持运营，多次濒临资金链断裂的边缘。1996年，其首个抗巨细胞病毒药物Vistide获批，但由于给药方式（静脉注射）和副作用问题，商业上并不成功。 分析：这一阶段是典型的生物科技创业公司写照——在黑暗中摸索，为生存而挣扎。然而，正是这段时期奠定了公司的科学基因和文化：坚韧、专注，以及对科学创新的执着追求。它学会了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进行战略抉择。 第二阶段：立足与崛起期（2000年 - 2010年） 描述：新世纪伊始，吉利德迎来了转机。其自主研发的抗艾滋病药物Viread获批上市。这款药物疗效显著且安全性更好，迅速成为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骨干药物之一。以此为基础，吉利德开始展现其“复方制剂”的战略智慧，先后推出了Atripla、Truvada等单片复方制剂。这些产品极大地简化了艾滋病患者的服药方案，迅速成为全球标准疗法，为公司带来了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现金流。 分析：Viread的成功是吉利德的“立身之战”。它不仅解决了公司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吉利德在竞争激烈的HIV领域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声誉和医生关系。稳定的现金流为公司后续的“豪赌”提供了最初的资本。这一阶段，吉利德从一家研发型生物科技公司，成功转型为一家具备商业化能力的生物制药公司。 第三阶段：颠覆与巅峰期（2011年 - 2017年） 描述：这是吉利德历史上最辉煌、最富戏剧性的阶段。2011年，吉利德做出了一个震惊华尔街的决定：以11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Pharmasset。后者正在开发一款名为索磷布韦的丙肝药物。这笔交易让吉利德背负了巨额债务，被市场广泛质疑。然而，随着索磷布韦及其后续复方药物（如“吉一代”至“吉四代”）的上市，奇迹发生了。这些药物能以超过95%的治愈率、几乎无副作用的方式治愈丙肝。吉利德迅速垄断了全球丙肝市场，年销售额峰值超过300亿美元，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市值翻了好几倍。 分析：收购Pharmasset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战略性并购案例之一。它完美体现了吉利德商业模式的核心：敢于在技术拐点进行“世纪豪赌”。这一阶段的成功，将吉利德推上了全球制药界的顶峰，但也埋下了未来的隐患——丙肝业务因其“治愈”特性，市场必然会随着患者的治愈而不断萎缩，即“自我消耗型市场”。公司面临着寻找下一个增长引擎的紧迫压力。 第四阶段：转型与探索期（2018年 - 至今） 描述：面对丙肝市场的萎缩，吉利德再次祭出并购法宝。2017年，它以119亿美元收购Kite Pharma，高调进军CAR-T细胞治疗领域。Yescarta和Tecartus等CAR-T产品的上市，标志着公司正式向肿瘤学领域转型。同时，公司在HIV领域持续创新，推出了长效注射疗法，摆脱了每日口服的束缚；在乙肝领域寻求功能性治愈；并凭借Veklury在新冠疫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CAR-T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且面临生产复杂、价格高昂等挑战，其增长未能完全抵消丙肝业务的下滑。公司进入了“二次创业”的阵痛期。 分析：这一阶段是吉利德的“中年考验”。它证明了公司依然保有通过并购寻找新增长点的勇气和能力，但同时也暴露出，找到并整合像丙肝那样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平台并非易事。公司需要平衡短期业绩压力与长期战略投入，需要在肿瘤学这个更为广阔的战场上，复制其在病毒学领域的成功。这是一个从单一颠覆性产品驱动，向多元化、平台化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 四：重大事件与领导力——舵手们的抉择与担当 重大事件及其影响： 收购Pharmasset（2011年）： 影响：这是吉利德的“封神”之战。它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务成功，彻底改变了公司的规模和行业地位，更深远的是，它强化了公司“敢于下注”的文化自信，并将其“并购+整合”的模式固化为核心战略。 丙肝药物定价争议（2014年起）： 影响：将吉利德推向了社会舆论和医保支付方的风口浪尖。这迫使公司更加注重市场准入策略、患者援助计划以及与支付方的谈判。它也使得整个制药行业开始重新审视药品定价的伦理边界，对吉利德的品牌形象构成了短期挑战，但并未动摇其市场地位。 收购Kite Pharma（2017年）： 影响：标志着吉利德战略转型的正式开启。它为公司打开了肿瘤学这片万亿市场的大门，但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技术挑战（复杂的细胞生产工艺）和商业环境（肿瘤领域的激烈竞争）。此次收购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吉利德下一个十年的命运。 COVID-19与瑞德西韦（2020年）： 影响：尽管瑞德西韦的疗效存在争议，但它的推出极大地提升了吉利德的全球公众知名度。公司在极短时间内扩大生产，满足了全球需求，展现了其强大的执行力和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责任感，同时也带来了一笔意外的收入，为其转型提供了资金支持。 历任领导及其特点与应对： 迈克尔·L·里奥丹（创始人，1987-1996年任CEO） 特点：典型的科学家和梦想家。他具有远见卓识，为公司注入了创新的基因和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 应对挑战：在公司最艰难的初创期，他最大的挑战是“活下去”。他的解决方案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治愈”的动人故事，以此吸引顶尖科学家和风险资本的支持。他的领导力体现在愿景领导力上，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为团队描绘了一个值得奋斗的未来。 约翰·马丁（1996-2016年任CEO） 特点：冷静、果敢的战略家和“赌徒”。他是一位药物化学家出身，但具备非凡的商业洞察力和决断力。在他的任期内，吉利德完成了从立足到巅峰的跨越。 应对挑战：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决策收购Pharmasset。面对市场的普遍质疑和巨大的财务风险，他的应对方式是基于深厚科学知识的坚定信念。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完成了交易。这展现了战略型领导力和危机决策力——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敢于为巨大的潜在回报承担巨大的风险。 约翰·米利根（2016-2019年任CEO） 特点：稳健的运营者和过渡者。作为公司的老将，他擅长内部管理和运营效率提升。 应对挑战：他的任期恰逢丙肝业务峰值下滑的开始。他的主要挑战是“管理下滑”并为转型做准备。他的解决方案是严格控制成本，提升HIV业务的盈利能力，并启动了收购Kite的交易。他的领导力是运营型领导力，确保这艘巨轮在风浪中保持稳定，为下一阶段的冲刺积蓄力量。 丹尼尔·奥戴（2019年至今任CEO） 特点：兼具学术背景（医生出身）和商业经验的转型掌舵人。他亲和力强，善于沟通。 应对挑战：他面临的是公司最复杂的“二次创业”挑战：如何让CAR-T业务成功起飞，如何布局下一代HIV疗法，如何在肿瘤和炎症领域建立持久的竞争力。他的解决方案是“双线作战”：一方面继续强化病毒学核心业务的“现金牛”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外部合作与并购，拓宽肿瘤产品管线（如与ADC巨头Immunomedics的交易）。他展现的是一种整合型与联盟型领导力，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方向，通过构建生态系统来驱动未来增长。 五：AI时代的发展规划与未来成就 吉利德已经明确将数据科学和数字化作为其未来的核心能力之一。 AI时代的发展规划： 加速药物发现：利用AI和机器学习分析海量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临床数据，用于识别新的药物靶点、设计优化候选分子，大幅缩短临床前研究时间。 优化临床开发：通过AI分析真实世界数据，更精准地设计临床试验方案，筛选出最可能受益的患者人群，提高临床试验的成功率和效率。利用数字生物标志物（如可穿戴设备数据）进行更客观的疗效评估。 变革生产制造：尤其在CAR-T等细胞治疗领域，AI可以用于优化复杂、个性化的制造流程，提高产量和一致性，降低成本。预测性维护可以确保生产设施的稳定运行。 赋能精准医疗：通过AI模型，整合患者的基因信息、病史和治疗反应数据，为医生提供更个性化的治疗建议，实现“对因治疗”和“对人治疗”。 提升商业效率：利用数据分析更精准地识别和触达目标患者和医生群体，优化市场策略和患者支持项目。 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 功能性治愈HIV：通过AI辅助设计能够激活并清除潜伏病毒库的创新疗法，实现艾滋病的功能性治愈，这将是继丙肝之后又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突破。 攻克更多癌症：将CAR-T技术从血液肿瘤成功扩展到实体瘤，并通过AI设计更聪明、更安全的下一代细胞疗法，让更多癌症成为可控制甚至可治愈的疾病。 引领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利用其在小分子药物和生物技术上的积累，结合AI在靶点发现上的优势，可能在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等难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成为“平台型”公司：超越单一产品公司的范畴，建立起一个由AI驱动的、覆盖从发现到商业化全链条的创新型生物制药平台，持续不断地输出突破性疗法。 六：对初创企业的借鉴与启示 吉利德的历程为初创企业，尤其是科技和生物科技领域的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教科书式的启示： 极致聚焦，深耕核心：不要试图解决所有问题。找到一个存在巨大痛点、且你具备独特优势的细分领域，然后倾尽全力做到世界第一。吉利德在近20年的时间里几乎只专注于抗病毒领域。 敢于下注，拥抱风险：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必然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家需要具备在关键时刻“All-in”的勇气和魄力。谨慎是必要的，但过度规避风险将永远与伟大无缘。 构建“战略并购”能力：并非所有增长都要靠自己从零开始。要有一双慧眼，能够识别并整合外部最前沿的技术，并与自身优势形成合力。这对于技术迭代飞快的行业至关重要。 价值创造是定价的基石：你的产品/服务必须为用户创造清晰、巨大、可衡量的价值。只要价值足够大，市场会接受与之匹配的价格。但同时，也需要有策略地管理因定价带来的社会和伦理期待。 文化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建立一种坚韧、以使命为导向、崇尚科学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在公司顺境时凝聚人心，在逆境时（如多次濒临破产时）成为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领导力的适时演变：创始人的愿景领导力对于从0到1至关重要；但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具有战略眼光和强大执行力的职业经理人来完成从1到N的跨越。创始人要懂得适时交棒，或者自身完成角色蜕变。

曾几何时，“艾滋病”三个字，几乎等同于一张死亡判决书。它是一种“世纪绝症”，无情地吞噬全球数千万人的生命与希望。然而，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得益于医学的飞跃，HIV感染已成为一种可管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拥有近乎正常的生活。这场艰难的逆转战中，一家名为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的公司，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规则改写者”。它凭借一系列颠覆性药物，将人类对抗HIV的战争，带入了一个由它定义的全新时代。 一、无法根除的对手：HIV的科学挑战 要理解吉利德的成功，首先必须理解其对手——HIV病毒的狡猾与顽固。HIV的治疗之所以充满挑战，根源在于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 图1 HIV病毒的复制周期（参考1） 1.HIV病毒的复制周期：自我复制的完美机器 HIV-1的生命周期是一个高效且复杂的自我复制过程，大致分为七个关键步骤： 附着与进入：病毒通过其表面的gp120蛋白与宿主免疫细胞（主要是CD4+T细胞）表面的CD4受体结合，随后与CCR5或CXCR4等辅助受体结合，最终病毒包膜与细胞膜融合，将病毒核心送入细胞内部。 逆转录：进入细胞后，病毒释放其RNA基因组和逆转录酶。逆转录酶以病毒RNA为模板，合成双链DNA。这个过程极易出错，是病毒产生高变异性的根源。 整合：新合成的病毒DNA在整合酶的作用下，被整合到宿主细胞的染色体DNA中，成为“前病毒”（Provirus）。这一步是HIV无法被彻底清除的关键。 转录与翻译：一旦整合，前病毒就会利用宿主细胞的机制进行转录，产生病毒RNA，并翻译成病毒所需的各种蛋白质。 组装与出芽：新合成的病毒RNA和蛋白质在细胞膜附近组装成新的病毒颗粒，并通过“出芽”的方式脱离宿主细胞。 成熟：释放出的病毒颗粒在蛋白酶的作用下进行切割和重排，最终形成具有感染力的成熟病毒。 2.临床治疗的核心难点 基于上述复制周期，HIV对现代医学提出了四大核心挑战： 潜伏库（LatentReservoir）：病毒DNA一旦整合入宿主细胞基因组，就可以进入休眠状态，形成“潜伏库”。这些细胞不会产生新的病毒，因此能逃避抗病毒药物和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一旦停止治疗，这些潜伏的病毒会重新激活，导致病毒载量迅速反弹。这是目前无法实现HIV治愈（Cure）的根本障碍。 高度的病毒多样性：HIV的逆转录酶缺乏校对功能，导致病毒在复制过程中频繁发生突变。在一个感染者体内，存在着成千上万个基因序列略有差异的病毒变体，形成所谓的“准种”（Quasispecies）。这种多样性使得病毒能够不断进化，以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和药物的攻击。 药物耐药性：高度的变异性直接导致了药物耐药性的产生。在药物选择的压力下，对特定药物不敏感的病毒株会存活下来并大量繁殖，最终导致治疗方案失败。 患者依从性：由于潜伏库的存在，患者需要终身服药。早期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方案复杂，包含多种药物，每天需多次服用，且副作用严重，极大地影响了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从而增加了治疗失败和耐药的风险。 正是这些巨大的科学挑战，为吉利德的创新提供了舞台。其发展史，就是一部针对上述难点逐一击破的史诗。 二、吉利德的HIV药物研发史：从参与者到定义者 吉利德的HIV征途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近三十年的持续深耕，逐步从一个边缘参与者成长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 第一阶段：奠定基石（1996-2005） 吉利德最初的切入点并非直接治疗HIV，而是在1996年凭借其首款获批药物Vistide®，用于治疗艾滋病患者常见的巨细胞病毒（CMV）视网膜炎，迈出了进入抗病毒领域的第一步。 真正的里程碑出现在21世纪初。2001年，吉利德首个直接针对HIV的药物获得FDA批准。紧接着在2002年，其核心药物Viread®（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正式上市。TDF作为一种新型核苷酸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以其强大的抗病毒活性和每日一次的便利性，迅速成为联合用药方案中的骨干药物。 2004年，吉利德将TDF与另一款NRTI药物Emtriva®（恩曲他滨，FTC）组合，推出了固定剂量复方制剂Truvada®（特鲁瓦达）。Truvada®将两种骨干药物合二为一，极大地简化了用药方案，为即将到来的“单片时代”铺平了道路，并成为后来十几年里HIV治疗和预防领域不可动摇的基石。 图2 吉利德HIV上市产品年鉴（参考5） 第二阶段：开启单片剂（STR）革命（2006-2012） 针对患者依从性这一巨大痛点，吉利德引领了HIV治疗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单片剂（Single-TabletRegimen,STR）的开发。 Atripla®：2006年，吉利德与百时美施贵宝合作，将Truvada®与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依非韦伦（Efavirenz）整合，推出了全球首个完整的、每日一次的HIV单片治疗方案Atripla®。这标志着患者只需每天服用一片药，即可控制病情，是HIV治疗史上革命性的进步。 Complera®/Eviplera®与Stribild®：随后，吉利德不断扩充其STR产品线。2011年，推出了基于利匹韦林（Rilpivirine）的Complera®/Eviplera®。2012年，又推出了首个包含整合酶抑制剂（INSTI）的STR——Stribild®，进一步提升了治疗效果。 这一系列STR的问世，将复杂的“鸡尾酒疗法”简化到极致，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用药依从性，从而显著改善了长期治疗效果。 第三阶段：精益求精的TAF时代（2015-至今） 尽管TDF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长期使用可能带来的肾脏和骨密度相关副作用也逐渐引起关注。为此，吉利德开发了TDF的升级版——丙酚替诺福韦（TAF）。TAF是一种新型替诺福韦前药，能更有效地靶向淋巴细胞，因此只需TDF约十分之一的剂量即可达到同等疗效，同时显著降低了对肾脏和骨骼的潜在影响 。 基于TAF，吉利德对其STR产品线进行了全面升级： Genvoya®：Stribild®的TAF版本。 Odefsey®：Complera®的TAF版本。 Descovy®：Truvada®的TAF版本，成为新一代的骨干药物组合。 而这一时代的巅峰之作，无疑是Biktarvy®（必妥维®）。该药于2018年获批，它将新一代强效整合酶抑制剂Bictegravir与Descovy®（FTC/TAF）相结合。Biktarvy®集合了高效、高耐药屏障、安全性良好以及小片剂等诸多优点于一身，迅速成为全球处方量最大、最受推荐的一线HIV治疗方案。 三、当前市场格局与领导地位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吉利德在HIV领域已经建立起一个难以撼动的药物帝国。 Biktarvy®的统治力：Biktarvy®是吉利德的王牌产品，也是全球HIV治疗市场的“药王”。2024年，其年销售额已突破134亿美元，占据美国HIV治疗市场约50%的份额，成为吉利德HIV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第三季度销售额达37亿美元，同比增长6%。在美国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52%，持续领跑。 PrEP市场的领导者：在HIV暴露前预防（PrEP）领域，吉利德同样是领导者。从最初的Truvada®到安全性更好的Descovy®，其产品在美国PrEP市场占据了超过40%的份额，为高危人群提供了有效的生物学预防手段。Descovy®在2025年第三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20%至7.01亿美元，市场份额已超过45%。 新增长引擎（用于预防）：长效PrEP药物Yeztugo® (Lenacapavir)已于2025年获批，第三季度首秀收入3900万美元，并获得欧盟批准（商品名Yeytuo®），预示新增长。 可以说，吉利德不仅是市场的领导者，更是标准的制定者。其产品线的演进，定义了过去二十年全球HIV治疗指南的变迁。 四、未来展望：长效治疗与治愈探索的新篇章 站在2025年的今天，吉利德并没有满足于在口服日片上取得的成就。面对未来，其战略重点已清晰地转向两大前沿方向：长效治疗（Long-acting,LA）和功能性治愈（FunctionalCure）。 1.长效治疗：告别每日服药的束缚 这是HIV领域的下一个范式革命。吉利德的核心武器是其创新的衣壳抑制剂——Lenacapavir（来那帕韦，商品名Sunlenca®）。 革命性的作用机制：Lenacapavir通过干扰病毒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特别是衣壳的组装和解体，展现出强大的抗病毒活性。 2022年已获批用于MDR-HIV：Sunlenca®已作为一种每半年注射一次的药物，获批用于治疗经历过多种方案失败、存在多重耐药（MDR）的HIV感染者，为这部分最棘手的患者群体带来了希望。 PrEP领域的巨大突破：2025年6月，Lenacapavir已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暴露前预防（PrEP）。同年，该药也在欧盟获批上市，并凭借‘一年两针’的便捷性，在海南博鳌乐城实现快速落地，为高风险人群提供了革命性的预防新选择。2025年7月，WHO发布官方指南，推荐Lenacapavir作为每年注射两次的HIV预防措施。南非于2025年10月批准使用，成为非洲首个批准该药的国家。 长效联合疗法管线：吉利德正在积极布局基于Lenacapavir的长效联合治疗方案，例如与默沙东（Merck）合作开发Lenacapavir与Islatravir的组合（口服周制剂或长效注射剂）以及探索与广谱中和抗体（bNAbs）的联合用药。2025年10月公布的2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由Islatravir和Lenacapavir构成的每周一次口服方案，在96周内能持续维持病毒抑制。支持该方案的全球3期试验正在进行中。公司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推出每周一次的口服药和更长间隔的注射疗法。 图3 Lenacapavir分子特点与作用机制（参考5） 2.治愈探索：向潜伏库发起总攻 治愈HIV，即实现无需抗病毒药物即可长期抑制病毒的“功能性治愈”，是全球科研人员追求的终极目标。这条征途的核心战场，便是潜藏着前病毒的“潜伏库”。吉利德正通过内部研发与外部合作，积极布局多种前沿策略，向这座最后的堡垒发起挑战。 “冲击-清除”（Shock and Kill）：唤醒沉睡的病毒 该策略旨在通过“潜伏逆转剂”（LRAs）激活潜伏库中的病毒，使其暴露在免疫系统或抗病毒药物之下，进而被清除。 ü 新工具涌现：2025年香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靶向一种名为BRD9的表观遗传调控蛋白，在联合用药下能有效激活潜伏的HIV-1病毒，并使其对免疫攻击更为敏感，为“冲击”阶段提供了更具潜力的新工具。 ü 联合增效：当前的研究重点已从单一药物转向多靶点联合。吉利德正在探索其广谱中和抗体（bNAbs）或其他免疫调节剂与潜伏逆转剂的联用，旨在更高效地“唤醒”病毒并增强免疫系统的“清除”能力。 “阻断-锁定”（Block and Lock）：深锁于永恒的休眠 与“冲击”策略相反，“阻断-锁定”旨在将潜伏病毒永久地“锁”在深度休眠状态，使其无法再被激活，从而实现“功能性治愈”。 ü 前沿进展：2025年，比利时鲁汶大学公布的新型联合疗法在实验室研究中展现出强大潜力。该方案将LEDGINs与ZL0580两类小分子药物联用，能协同作用，强力抑制病毒转录，成功将前病毒锁定在深度休眠状态。这为“锁定”策略提供了超越单一药物的新思路。 免疫疗法：重塑人体的防御力量 借助并增强感染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是清除病毒或实现长期控制的另一核心路径。 ü 广谱中和抗体（bNAbs）：吉利德持续评估其bNAbs管线，这些抗体能识别并中和多种HIV变体，在清除病毒库和预防反弹方面潜力巨大。 ü 免疫检查点调控：2025年10月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首次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研究报道，抗PD-1单抗（Budigalimab）用于HIV感染者在安全性上表现良好。在部分参与者停止所有抗病毒药物治疗后，其体内的病毒仍能被免疫系统持续控制。这标志着，通过调控免疫系统来实现有限疗程下的长期病毒抑制，已从一个理论概念迈入了临床验证的新阶段。 五、结论 回顾吉利德的HIV征途，这不仅是一部以科学为矛、以患者需求为盾的创新史诗，更是一场对“不可能”发起的持续进攻。从TDF和Truvada®奠定的治疗基石，到以Atripla®和Biktarvy®为代表的单片剂革命，再到如今以Lenacapavir领衔的、旨在“告别每日服药”的长效疗法，吉利德的每一步，都切实地重塑了全球数千万感染者的命运。 站在2025年展望未来，终结艾滋病流行的路径已然清晰：一方面，是通过长效注射剂等创新，极大降低治疗与预防的门槛，从“可管理”迈向“无负担”；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向治愈的终极梦想发起挑战。吉利德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已深度布局。 吉利德的历史印证了一个道理：真正的行业领袖，不仅是市场的定义者，更是希望的创造者。它将一种致命的瘟疫，变成了可控的慢性病；而它的下一个使命，或许是将其彻底送进历史。吉利德的历程证明，在医学的疆域里，没有不可逾越的巅峰，只有尚待实现的可能。 参考资料 1.https://www.fa.itb.ac.id/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6/06/5-vektor-lentivirus.pdf 2.https://www.gilead.com/~/media/Files/pdfs/other/Gilead%20Sciences%20Company%20Overview%20%20US%2081913.pdf 3.http://preview.thenewsmarket.com/Previews/CORK/DocumentAssets/221391.pdf 4.https://s29.q4cdn.com/585078350/files/doc_financials/2024/q3/GILD-Q324-Resource-Book-6-November-2024.pdf 5.https://s29.q4cdn.com/585078350/files/doc_events/2024/Dec/13/GILD-HIV-Analyst-Investor-Event-Presentation-10-December-2024.pdf 6.Ramgopal, M.N., Lalezari, J.P., Pires dos Santos, A.G.et al. Budigalimab, an anti-PD-1 inhibitor,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1: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1b study. Nat Med (2025).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5-039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