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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ICD‑11）》中，慢性癌性疼痛定义为原发肿瘤本身或转移病灶引发的慢性疼痛，包含慢性癌本身所致疼痛以及癌症治疗后慢性疼痛，统称为癌性疼痛。癌痛发生发展涉及多重相互重叠的病理生理机制，常表现为躯体痛、内脏痛、神经病理性疼痛，并且伴随心理痛苦。疼痛可以持续发作，也可以呈阵发性，会严重损害躯体功能、心理健康以及整体生活质量。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癌症患者的疼痛负担依旧沉重。该人群总体疼痛患病率为 44.5%，其中 30.6% 患者存在中‑重度疼痛。正在接受抗肿瘤治疗的患者癌痛患病率约 50.3%；肿瘤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患者为 35.8%；晚期、转移性或终末期患者癌痛患病率高达 54.6%。上述结果表明，尽管疼痛评估与管理手段不断进步，癌痛依旧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重点问题。 随着临床证据与药理学认知更新，癌痛治疗格局发生巨大改变。自世界卫生组织 1986 年推出三阶梯镇痛方案以来，药物镇痛始终是全球癌痛管理的基石，帮助大量患者实现疼痛控制。但传统阶梯方案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镇痛耐受、不良反应，以及难以充分处理复杂疼痛机制。新型镇痛药物、疼痛介入技术、非药物干预手段均展现出改善难治性癌痛、提升功能结局的潜力，逐步融入现代癌痛管理体系。最新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2024 年姑息治疗指南，以及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2025 年成人癌痛指南均强调，癌痛管理需要系统化疼痛筛查、符合指南的药物治疗，同时优化运用非药物干预，包含整合医学手段与有创治疗策略。指南还建议尽早开展全面生物‑心理‑社会评估，基于风险‑获益考量制定个体化方案，目标是改善生活质量与整体治疗结局。 总而言之，癌痛管理已经从过去以药物为主的传统模式，转向多模式整合照护模式。本篇叙述性综述结合权威临床指南与最新研究证据，全面梳理癌痛药物与非药物干预的最新进展。结合当代临床实践解读相关研究，为临床决策和未来研究提供更新视角，最终目标是优化疼痛管理策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图 1 癌性疼痛的药物与非药物干预手段。癌痛是多维度症状，包含躯体痛（SP）、内脏痛（VP）、神经病理性疼痛（NP）、心理痛苦（PD）。管理通常需要综合性多模式方案，整合药物与非药物策略。药物治疗包含弱阿片、强阿片、非阿片镇痛药、辅助镇痛药以及新型制剂；非药物干预包含介入手段、心理行为干预、中医药整合疗法。治疗策略选择需要个体化，兼顾疼痛机制、患者个体情况以及治疗总目标。 缩写：CBT 认知行为疗法；DRG 背根神经节刺激；IDDS 鞘内药物输注系统；NP 神经病理性疼痛；NSAIDs 非甾体抗炎药；PD 心理痛苦；PNS 周围神经刺激；RTX 树脂毒素；SCS 脊髓电刺激；SP 躯体痛；SSS40 人源化抗神经生长因子抗体注射剂；TCM 中医药；VP 内脏痛 抗肿瘤治疗对癌性疼痛的影响 研究表明，原发肿瘤以及转移病灶会直接压迫周围组织、浸润神经结构、诱发局部炎症反应，产生持续或进行性癌痛，这是癌痛重要病理基础。随着抗肿瘤治疗快速发展与临床应用，包括传统化疗、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越来越多患者肿瘤负荷下降，癌痛及相关症状得到部分缓解。针对肿瘤本身开展治疗，可以同时实现病因治疗与对症处理，肿瘤负荷有效下降后，部分患者疼痛可以得到一定缓解。 除全身药物治疗之外，局部抗肿瘤治疗，例如放疗、立体定向体部放疗、粒子治疗，同样具备镇痛效果。常规放疗通过剂量调整与精准靶向，可以缓解骨转移、软组织压迫带来的疼痛。放疗技术进步下，立体定向体部放疗进一步提升局部肿瘤控制，同时减少周围正常组织损伤。粒子治疗在解剖复杂部位（椎旁、颅底、颅内）优势突出，可以有效消融肿瘤，同时降低周围神经与软组织的辐射暴露。这类非药物手段可以和药物治疗互补，为肿瘤及伴随疼痛症状提供新的处理思路。 但是，尽管抗肿瘤治疗取得长足进步，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受限于肿瘤类型、治疗耐药、耐受度不足，肿瘤无法得到充分控制，疼痛持续甚至加重。例如胰腺癌常呈浸润性生长，累及复杂神经血管结构，药物和非药物抗肿瘤手段镇痛效果均有限。部分胃肠道肿瘤、胆管癌、晚期转移肿瘤同样会出现类似情况：发生治疗耐药、失去手术或放疗机会、靶向与免疫治疗应答不佳，肿瘤负荷持续升高，癌痛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抗肿瘤治疗往往不足以充分控制疼痛，迫切需要专门针对疼痛发病机制的辅助干预手段，缓解症状、维持生活质量。 还有部分患者就诊首要表现就是疼痛，尚未接受全身抗肿瘤治疗；即便肿瘤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疼痛已经严重损害躯体功能和生活质量。针对这类患者，应当尽早启动规范镇痛干预，不要等到抗肿瘤治疗起效之后再处理。综上，抗肿瘤治疗不能替代规范化药物及非药物疼痛管理。下文将系统介绍癌痛药物、非药物干预及其最新进展（见图 1）。 传统癌痛药物治疗的重新审视与优化 阿片类镇痛药物精细化管理 弱阿片类药物 曲马多是弱 μ 阿片受体激动剂，同时抑制去甲肾上腺素与 5‑羟色胺再摄取，发挥双重作用，镇痛效力约为吗啡的十分之一。主要用于轻‑中度癌痛，或是疼痛升级前的过渡治疗。值得注意，曲马多需要经肝脏 CYP2D6 酶代谢生成活性代谢产物，镇痛效果与不良反应个体差异巨大。如果同时使用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或是其他影响 CYP2D6 活性的药物，可能出现镇痛不足，也会升高恶心、头晕、癫痫发作、5‑羟色胺综合征风险。临床实践中需要仔细评估患者合并用药史。 可待因属于 μ 与 δ 阿片受体弱激动剂，镇痛效果主要依靠肝脏 CYP2D6 代谢生成吗啡样活性代谢物。基因多态性会显著影响代谢效率，镇痛效果个体差异极大，疼痛缓解不稳定，不良反应风险不可预测。虽然可待因过去用于轻‑中度癌痛，或是阿片治疗初始用药，但更新的国际指南不再推荐其作为中重度癌痛一线镇痛药物。疼痛控制不佳时，建议尽早换用吗啡、羟考酮等强阿片药物，实现更稳定可控的镇痛效果。 强阿片类药物 强阿片类药物依旧是中重度癌痛管理的基石。但临床使用经常伴随恶心呕吐、便秘、头晕、幻觉、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因此选择合适药物与剂型，需要结合疼痛强度、疼痛类型、药代动力学特点、患者合并疾病、既往治疗反应，实施个体化动态调整镇痛方案。 吗啡作为经典 μ 阿片受体激动剂，疗效确切、剂型丰富、给药途径灵活，在癌痛管理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既是临床常用一线强阿片，也是评价其他阿片药物镇痛效果、不良反应，以及剂量换算、阿片轮换的重要参照标准。 羟考酮作用于 μ、δ、κ 阿片受体，镇痛效力和吗啡相当，整体不良反应无显著差异；二者均可作为一线强阿片互换使用。从机制创新角度，羟考酮 / 纳洛酮复方制剂在长期癌痛管理中具备明确临床优势：在维持有效镇痛的同时显著减轻阿片诱导的便秘，尤其适合胃肠道耐受差、需要长期阿片治疗的患者。 芬太尼属于高脂溶性 μ 阿片受体激动剂，给药途径的持续革新深刻影响癌痛临床管理。随机对照试验荟萃分析显示，芬太尼透皮贴剂镇痛效果与口服吗啡相当，胃肠道与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因此透皮芬太尼是胃肠道耐受差、便秘高风险患者重要临床替代选择。 氢可酮是 μ、δ 阿片受体激动剂，常用于弱阿片向强阿片过渡，或是作为强阿片备选。但和口服吗啡等效镇痛剂量相关证据相对有限。针对中重度持续性基础疼痛，现行指南优先推荐吗啡、羟考酮这类等效镇痛剂量证据更充分的强阿片。此外氢可酮代谢受细胞色素 P450 酶系统影响，和多种药物存在相互作用，临床使用需要仔细评估。 氢吗啡酮药理特性与吗啡接近，为 μ 阿片受体激动剂，具备微弱 δ 受体活性；剂型包含口服片剂、液体制剂、栓剂、注射剂。在癌痛管理中，它已经从单纯 “吗啡替代药物”，转变为可控性好、适配多种给药途径的阿片药物。系统综述证实氢吗啡酮镇痛效果与羟考酮、吗啡相当，已经成为阿片轮换、难治性癌痛的有效选择；但临床使用需要警惕潜在神经毒性与肾脏相关影响，个体化给药并密切监测。 美沙酮兼具双重作用，既是 μ 阿片受体激动剂，也是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拮抗剂；药代动力学个体差异大，半衰期波动明显。可以用于阿片轮换，处理其他阿片镇痛不足或者不耐受的难治性癌痛。但美沙酮存在心脏毒性风险，药物相互作用复杂，一般需要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监护下谨慎使用。 左啡诺激动 μ、δ、κ 阿片受体，同时拮抗 NMDA 受体；适用于吗啡、羟考酮、美沙酮等传统强阿片应答不佳或者耐受不良的患者。一项单臂研究中，将日吗啡等效剂量 60‑300mg 的患者，以 10:1 转换比例换用左啡诺；40 例患者中 33 例（82.5%）成功完成轮换，第 10 天疼痛评分下降≥2 分或达到个体化镇痛目标。但该研究样本量小，无对照组，缺乏长期耐受性与安全性数据，证据仍然有限，左啡诺临床价值还需要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 非阿片类镇痛药 对乙酰氨基酚与非甾体抗炎药主要通过抑制环氧化酶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合成，发挥镇痛抗炎作用。传统上用于轻‑中度癌痛，或者和阿片联用作为辅助镇痛。但近年二者在癌痛治疗中的实际疗效和安全性得到重新评估。 对乙酰氨基酚胃肠道耐受性总体较好，但老年、营养不良、长期饮酒、肝功能受损人群不能忽视累积剂量带来的肝毒性风险。一项针对已经使用强阿片的住院癌症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加用对乙酰氨基酚没有带来额外短期疼痛缓解（安慰剂组 82% 对比对乙酰氨基酚组 80%，P=0.81）。提示中重度癌痛中，对乙酰氨基酚作为辅助用药镇痛获益有限；应当基于清晰风险‑获益评估决定是否使用，不建议常规联合用药。 非甾体抗炎药镇痛存在明确天花板效应，多用于轻度癌痛，或与阿片联合辅助治疗。但无论是单用还是联合阿片，用于癌痛治疗的长期疗效、功能结局、生存获益均缺少高质量证据。另外老年以及合并基础疾病患者使用非甾体抗炎药，肾毒性、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升高。因此临床应当采用最低有效剂量、最短必要疗程，结合患者基础疾病与合并症开展风险分层。 辅助镇痛药及其最新进展 辅助镇痛药主要通过调节神经传导、炎症反应、中枢疼痛处理通路发挥作用，在癌痛管理中起到重要补充价值，尤其适合神经病理性疼痛突出或者多种症状并存的患者。 钙通道调节剂是目前癌相关神经病理性疼痛应用最广泛的辅助镇痛药，代表药物为加巴喷丁与普瑞巴林。但专门针对癌相关神经痛的加巴喷丁随机试验数量有限，现有结果异质性很高。普瑞巴林是加巴喷丁结构衍生物，用于化疗诱导周围神经病变、肿瘤压迫所致神经痛证据相对充分，多部指南将其列为一线辅助镇痛。 抗抑郁药当中，三环类抗抑郁药阿米替林，以及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度洛西汀是癌痛领域研究最多的药物。针对已经出现化疗相关周围神经病变的肿瘤患者，最新指南一致认为度洛西汀是唯一证据等级明确推荐的药物，既缓解神经病理性疼痛，还可以改善情绪症状。 糖皮质激素通过减轻肿瘤相关炎症、水肿、神经压迫实现镇痛。长期使用存在高血糖、骨质疏松、免疫抑制等不良反应，指南建议采用最低有效剂量、最短疗程；停药时逐步减量，避免肾上腺抑制。横断面调查显示姑息治疗中糖皮质激素使用广泛，但缺少标准化临床方案，还需要更多研究确定最佳给药策略。 镇静‑催眠药物主要用于癌痛伴随的睡眠障碍、焦虑，常用苯二氮䓬类、非苯二氮䓬催眠药。世界卫生组织姑息治疗指南将其列为辅助用药，但与阿片合用存在呼吸抑制叠加风险，临床坚持短期、小剂量原则，严密监测。在终末期（预期生存≤1 周）肿瘤患者，常同时存在难治性疼痛、谵妄、呼吸困难等复杂症状群。右美托咪定是高选择性 α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兼具镇静与镇痛效果，是姑息镇痛镇静潜在备选。现有研究提示右美托咪定可以安全缓解晚期肿瘤患者难治性呼吸困难，不会明显增加严重不良事件，有助于改善终末期患者生活质量。 他喷他多是中枢作用镇痛药，双重机制为 μ 阿片受体激动 + 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近年受到越来越多临床关注。回顾性研究提示，超过 90% 中重度癌痛患者使用他喷他多可以获得有效镇痛，多数在用药 4 天内取得有临床意义的疼痛缓解。 丁丙诺啡属于 μ 阿片部分激动剂，获批用于慢性疼痛，尤其适合阿片不耐受或者阿片耐受人群。一项系统综述纳入 14 项随机对照试验和多项非对照研究，其中 11 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大部分癌痛患者丁丙诺啡镇痛效果和完全 μ 受体激动阿片相当；但 10%‑30% 患者无法获得充分镇痛。综上，辅助镇痛药选择应当依据疼痛特点、既往治疗反应、安全性考量，必要时开展阿片轮换，优化镇痛效果，提升治疗耐受性。 新型药物治疗研究进展 传统镇痛药物疗效安全性逐步明确，近年出现一批针对特定疼痛机制的新型药物，为难治性癌痛带来新治疗选择。下面概述这类新型镇痛药物在癌痛领域最新临床研究进展，探讨潜在临床价值以及现存局限。 大麻素类药物 部分地区医用大麻法律状态发生改变，部分肿瘤患者在姑息支持治疗中自行使用大麻素相关制剂，主要目的是缓解肿瘤或治疗相关症状，而非抗肿瘤。但是目前支持大麻素用于癌痛镇痛的证据仍然有限。一项大麻素制剂临床试验（ACTRN12619000037101；见表 1）显示，对比安慰剂，大麻素没有显著减轻疼痛，直接镇痛作用证据不足。尽管直接镇痛证据有限，大麻素或许可以辅助改善化疗所致恶心呕吐、睡眠障碍、焦虑相关症状群。现有高质量研究不足以支持大麻素替代阿片，或作为阿片辅助用药用于癌痛治疗。因此 ASCO 2024 姑息治疗指南给出弱不推荐意见，不建议将大麻素常规用于癌痛，仅可考虑辅助处理化疗呕吐或者其他非疼痛类症状。 新型离子通道调节剂 新型钙通道调节剂近年在神经病理性疼痛领域受到关注。其中克里加巴林对 α₂‑δ₁亚基选择性高，起效快，耐受性良好，不需要剂量滴定；米罗加巴林与 α₂‑δ 亚基解离缓慢、选择性高，临床试验不良反应更少。二者药代动力学优势有望克服传统加巴喷丁类药物疗效与耐受性局限。一项前瞻性单臂试验（jRCTs031210101；见表 1）提示，米罗加巴林用于抗肿瘤治疗期间中重度化疗诱导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安全有效，有助于完成化疗，不加重神经毒性。米罗加巴林已经在日本获批用于神经病理性疼痛；克里加巴林针对癌痛适应症研究正在开展（NCT06766916；见表 1）。 抗神经生长因子抗体 神经生长因子在骨转移疼痛发生与维持中发挥重要作用，是癌痛治疗重要潜在靶点。抗神经生长因子抗体他尼珠单抗针对骨转移癌痛开展随机、安慰剂对照 Ⅲ 期临床试验（n=145；NCT02609828；见表 1），治疗 8 周后，数字疼痛评分较安慰剂额外下降 0.78 分（95% CI，‑1.52~‑0.04；p=0.038）。但研究报告病理性骨折发生率 2.8%，存在显著骨与关节完整性风险。基于上述安全顾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洲药品管理局均对他尼珠单抗风险获益比持重大保留态度，认为复杂风险评估与风险缓解策略很难在常规临床落地。辉瑞与礼来于 2021 正式终止他尼珠单抗全球临床开发项目。目前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研究评估人源化抗神经生长因子抗体 SSS40，正在招募受试者（NCT07008703；见表 1）。该研究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单臂开放标签剂量爬坡与扩展 Ib 期，之后开展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Ⅱa 期试验，系统评价 SSS40 注射剂用于中重度骨转移癌痛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特征与初步镇痛疗效。 TRPV1 激动剂 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 1（TRPV1）在伤害性、炎性疼痛信号传导中起到关键作用，是难治性癌痛重要治疗靶点。树脂毒素（RTX）是强效 TRPV1 激动剂，结合 C 纤维上 TRPV1 受体，钙离子大量内流，选择性诱导神经末梢凋亡。该机制可以产生持久镇痛，同时很大程度保留运动功能以及 Aβ 纤维介导的触觉。一项首次人体开放标签 Ⅰ 期中期分析（NCT00804154；见表 1）纳入 19 例难治性癌痛患者，单次鞘内注射树脂毒素（3‑100 μg）后，最剧烈疼痛平均分下降约 38%，阿片药物消耗量下降约 57%。提示鞘内树脂毒素可以为难治性癌痛带来镇痛获益，尤其适合传统药物或介入治疗应答不佳的患者。但该研究为开放标签、样本量小，鞘内树脂毒素长期安全性与神经结局还需要更大规模严格对照试验验证。 除树脂毒素之外，辣椒素同样属于 TRPV1 激动剂，主要对外周感觉神经末梢发挥局部镇痛；反复用药使 TRPV1 功能脱敏，调节疼痛信号传导。现有证据下多部国际指南推荐高浓度（8%）辣椒素贴剂作为部分化疗诱导周围神经病变疼痛患者的二线选择。目前辣椒素缓释制剂正在优化开发（NCT06807164；见表 1），有望进一步延长镇痛持续时间，改善患者耐受性。 表 1 癌痛新型药物治疗：作用机制、关键临床试验以及临床意义 表格    药物 作用机制 关键临床试验 / 编号 最新结果 / 研究状态 临床意义 大麻素类 CB1/CB2 受体 ACTRN12619000037101（2 期，n=144） 对比安慰剂，疼痛无显著改善 ASCO 指南弱不推荐常规使用；主要考虑用于化疗诱发恶心呕吐或辅助症状管理 米罗加巴林 α2δ−1 选择性配体 jRCTs031210101（预实验 / 2 期，n=58） 化疗诱导周围神经病变相关疼痛显著缓解 多个亚洲国家获批；相比普瑞巴林中枢不良反应可能更少 克里加巴林 α2δ 钙通道调节剂 NCT06766916（2 期，n=172） 头颈部肿瘤放疗相关神经病理性疼痛非劣效性随机对照试验，正在招募受试者 有望扩充 α2δ 配体用于放疗相关癌性神经痛证据 他尼珠单抗 抗神经生长因子单克隆抗体 NCT02609828（3 期，n=325） 观察到疼痛评分显著下降；因快速进展性骨关节炎风险终止开发 证实神经生长因子作为镇痛靶点的有效性，但骨关节安全风险仍是主要障碍 SSS40 抗神经生长因子单克隆抗体 NCT07008703（1b/2a 期，n=132） 针对骨转移癌痛随机对照剂量探索临床试验，正在招募受试者 探索新一代抗神经生长因子抗体能否降低快速进展性骨关节炎相关安全风险 树脂毒素 TRPV1 激动剂 NCT00804154（1 期，n=19） 疼痛下降 38%；阿片药物消耗下降 57% 突破性治疗思路，可选择性阻滞神经同时保留触觉 8% 辣椒素贴剂 TRPV1 激动剂 NCT06807164（2 期，n=123） 局灶癌性神经痛随机对照试验，正在招募受试者 针对局灶术后神经痛潜在非全身镇痛选择 缩写：ACTRN 澳大利亚临床试验注册编号；ASCO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CB1/CB2 大麻素受体 1 型、2 型；CINV 化疗诱发恶心呕吐；CIPN 化疗诱导周围神经病变；jRCTs 日本临床试验编号；n 受试者数量；NCT 美国临床试验编号；NGF 神经生长因子；Ph 试验分期；RCT 随机对照试验；RPOA 快速进展性骨关节炎；RTX 树脂毒素；SSS40 人源化抗神经生长因子抗体注射剂；TRPV1 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 1；α2δ 电压门控钙通道 α2‑δ 亚基 介入与辅助治疗手段：策略与进展 癌痛包含生理、心理、社会、精神多个维度，广泛推荐整合多学科方案优化癌痛管理。除药物之外，微创介入技术、心理行为治疗、中医药整合疗法等辅助手段，可以提供补充治疗选择。既可以提升镇痛效果，同时降低药物剂量与相关不良反应，改善患者整体生活质量。已有研究表明非药物干预对癌痛存在辅助获益，但研究质量与效应大小参差不齐。证据显示微创介入、心理行为干预、精神支持不仅可以减轻疼痛强度，还可以改善躯体功能，缓解情绪紊乱，提升整体生活质量。指南层面，NCCN 2025 成人癌痛指南、ASCO 2024 姑息治疗指南均将各类非药物干预纳入癌痛综合管理框架，推荐针灸、穴位按压、催眠、按摩作为部分患者辅助镇痛手段。NCCN 指南还进一步扩充物理治疗手段，包括运动、瑜伽、冷热疗法、经皮神经电刺激，用于缓解癌痛及相关症状负担。 利多卡因 近年利多卡因作为难治性癌痛辅助镇痛药物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研究显示静脉或者皮下输注利多卡因可以部分缓解癌性神经病理性疼痛。一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平行组预试验，评估持续 72 小时皮下利多卡因输注用于癌性神经痛的可行性、安全性与初步镇痛疗效；该预试验完成率高，耐受性良好，但干预组和安慰剂组疼痛缓解程度无统计学差异，提示需要更大样本 Ⅲ 期试验确认疗效。另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非随机预试验评估利多卡因辅助用于胰腺导管腺癌患者疼痛，简明疼痛量表平均分下降 1.1±1.3 分，提示对部分癌痛症状存在潜在临床获益。以上初步证据说明，对于部分难治性癌性神经痛患者，利多卡因可以作为可行且安全的探索性辅助干预。现阶段适合在传统镇痛方案失败之后个体化探索使用，不作为标准疼痛管理常规方案。 介入治疗手段 介入治疗靶向特定疼痛传导通路，为难治性癌痛患者实现有效镇痛，有望减少全身阿片药物需求，改善生活质量。 神经毁损操作借助化学制剂（酒精、苯酚）、热手段（射频、电灼）或者物理方式（冷冻、手术切断）选择性损毁传导疼痛的神经或神经丛，实现靶向镇痛。腹腔神经丛毁损最为常用，一般使用 75%‑100% 乙醇，用量 15‑25 mL；其次为上腹下神经丛毁损。研究显示上腹下神经丛毁损后，患者疼痛评分从 7.5 降至 3.8（P＜0.01），阿片等效剂量平均下降约 40%，具备明确临床镇痛效果。神经阻滞可在特定解剖部位实现局部镇痛，常常降低全身镇痛药物用量与不良反应发生率。部分难治性癌痛患者，可使用留置导管在目标神经或神经丛附近持续给药，实现长时间区域镇痛。 对于广泛疼痛、全身系统药物应答不佳的患者，可以考虑植入鞘内药物输注系统进行疼痛管理。临床鞘内药物输注系统主要分为完全植入式输注泵、部分植入式给药港。指南与专家共识一般建议预期生存期超过 3 个月的患者选用全植入系统；生存期 3 个月以内可选择部分植入装置，兼顾镇痛效果与操作创伤。回顾性数据显示，植入鞘内药物输注系统之后，患者数字疼痛评分由 7.5±0.8 下降至 3.0±1.1（p＜0.001），83.3% 患者停用或者显著减少全身阿片用量。此外安大略省健康局最新卫生技术评估报告表明，生存期超过 6 个月的成人癌痛患者，鞘内药物输注系统可以显著缓解疼痛，减少全身阿片消耗；同时对生活质量、躯体功能存在潜在获益，但对生存结局的影响还需要高质量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除鞘内镇痛之外，神经调控技术，包括脊髓电刺激、背根神经节刺激、周围神经刺激，越来越多地用于肿瘤侵犯压迫、手术、放疗、化疗后继发节段性或区域性癌相关神经病理性疼痛。这类干预一般用于肿瘤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证据依旧有限，但回顾性研究与病例报告显示，部分患者疼痛缓解≥50%（该阈值被视作具备临床意义的镇痛应答）。提示神经调控技术可以作为部分患者个体化挽救性镇痛方案。 心理行为干预 癌痛体验不单单来自躯体损伤，心理行为因素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认知歪曲、情绪痛苦会放大疼痛感受；持续疼痛反过来损害认知与社会心理功能，形成恶性循环。心理痛苦被视作癌痛患者的 “第六生命体征”。现行指南建议肿瘤患者常规评估心理痛苦，将心理行为干预纳入多学科癌痛管理。 心理行为干预当中，认知行为疗法、正念相关手段证据最为充分。认知行为疗法通过认知重构，帮助患者识别并调整适应不良思维模式，减少疼痛灾难化想法，提升疼痛自我效能；多项研究证实可以降低疼痛强度，改善情绪与生活质量。Kwekkeboom 等人开展简短认知行为干预，包含放松训练、引导想象、应对技能培训，纳入 164 例晚期肿瘤患者；第 6 周时，认知行为干预组疼痛‑疲乏‑睡眠障碍复合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1.82 对比 2.15，P＜0.05），证实该干预可以有效改善疼痛相关症状。正念冥想训练培养个体对呼吸、躯体感受、情绪反应的觉察，引导接纳疼痛而非抗拒，减轻负面情绪激活，降低主观疼痛体验。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显示，正念减压疗法可以显著降低疼痛强度（标准化均数差‑0.43，P＜0.001），同时减轻焦虑、疲乏，提升整体生活质量。 肿瘤患者如果出现谵妄、焦虑、严重情绪困扰，或是阿片诱发神经精神症状，这类行为心理紊乱会削弱镇痛方案整体疗效。此时可以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对症处理。例如氟哌啶醇常用于姑息治疗短期处理谵妄与激越，稳定患者行为，保障镇痛治疗继续开展。奥氮平可以减轻焦虑、改善睡眠、稳定情绪，对于存在明显心理痛苦、多重症状群的癌痛患者具备潜在获益。 中医药整合手段 近年，中医药结合常规治疗的整合模式越来越多地作为癌痛辅助策略。在阿片镇痛方案基础上，辅助使用针灸、穴位刺激等中医药手段，可以优化疼痛控制，减轻整体症状负担。国际循证指南指出，针灸、穴位按压可以作为部分癌痛患者药物治疗的有效辅助手段；和标准镇痛方案联合，能够减轻疼痛强度，减少阿片用量，缓解阿片相关不良反应。近期一项系统综述纳入 19 项 Ⅲ 期随机对照试验（n=5387）证实，对比常规照护，针灸、太极等中医药干预可以显著改善疼痛程度与睡眠障碍。但现有研究存在方法学质量、地域代表性局限，临床获益还需要更多高质量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确认。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篇综述总结癌痛药物、非药物干预的最新进展，涵盖传统镇痛药物（阿片、非阿片、辅助用药）、新兴制剂（离子通道调节剂、抗神经生长因子抗体、TRPV1 激动剂等），以及非药物手段（利多卡因输注、微创疼痛介入、心理行为干预、中医药整合疗法）。同时汇总新型药物 Ⅰ‑Ⅲ 期临床证据，为后续临床研究方向与治疗开发提供参考。 本综述属于叙述性综述，结论受纳入研究质量、异质性、研究范围限制。部分新型药物、介入手段、整合医学干预证据大多来自早期、单臂、小样本研究，长期结局数据不足，统计效能与外推性受限。另外研究人群、肿瘤类型、疼痛表型、结局指标、干预方案差异巨大，难以直接横向对比和整合结果。 尽管对癌痛的认识与治疗不断进步，临床实践依旧面临诸多挑战。癌痛异质性极强，不同患者疼痛发病机制、神经敏感性、合并疾病差异巨大，镇痛疗效与耐受性个体差别显著。与此同时，阿片与辅助镇痛药带来神经毒性、便秘、耐受、躯体依赖等不良反应，限制剂量优化与长期使用，提示临床需要系统监测，主动开展风险管控。此外全球范围内管制镇痛药物可及性不均衡；部分地区监管限制、药品供应不足，使患者无法获得符合指南的充分镇痛。多学科协作与配套政策依旧是实现标准化有效癌痛管理的必要条件。 针对难治性癌痛，鞘内药物输注系统、神经刺激等疼痛介入手段在部分患者身上展现出治疗潜力。但推广应用受限于高昂成本、操作复杂度，需要专业多学科团队，基层与资源有限地区尤为突出。多学科疼痛团队建设与协作水平存在地区差异，造成癌痛照护水平不均衡，限制整体临床获益。 随着肿瘤诊疗进步，患者生存期延长，癌痛管理目标已经从单纯 “短期镇痛”，转向长期安全、低毒、可持续的疼痛控制。未来药物研发将更加聚焦精准机制靶点，充分阐明炎症‑神经相互作用、肿瘤‑神经微环境调控网络，开发镇痛明确同时安全性良好的创新药物。与此同时肿瘤患者健康观念不断变化，治疗期待不再局限于疼痛缓解，还要求有尊严、高质量生存体验。未来癌痛管理将进一步整合全面生物‑心理‑社会照护，提升心理健康与整体生活质量，从追求 “完全无痛” 转向全方位改善患者福祉。总而言之，未来癌痛管理应当持续融合药物、介入、非药物策略，推进多学科协作，实施精准导向干预，更好满足患者充分镇痛、有尊严高质量生活的深层需求。 翻译人：王丽华 审校：吕欣 卫世有 原文地址：Wang S, Yao J, Wang Q, Yang W, Zhao J. Advances in Pharmacologic- and Non-pharmacologic Interventions for Cancer Pain: A Narrative Review. Curr Treat Options Oncol. 2026 Apr 24;27(1):23. doi: 10.1007/s11864-026-01393-1. PMID: 42029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