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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30日至6月3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在芝加哥顺利召开，吸引了全球近45,000名肿瘤学专家齐聚一堂，共同交流癌症研究与治疗的前沿进展。作为美国顶尖五大癌症中心之一的希望之城（City of Hope），其研究团队在本届 ASCO 年会上带来了最前沿的科研数据及最新成果，助力医疗团队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且高效的生命救治方案。本文汇总了两场来自ASCO年会现场对希望之城肿瘤内科主任 Sumanta Kumar Pal 博士的深度对话：第一场由巴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院主持，深入探讨了临床试验的意义与挑战；第二场由中国领先医学媒体医脉通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盛锡楠教授主持，聚焦于肾癌治疗领域的策略革新。通过两场对话，我们得以深入理解精准医疗的最新趋势，以及临床研究在推动癌症治疗中的关键角色。临床研究如何重塑治疗路径：来自爱因斯坦医院与希望之城的对话在ASCO年会现场，来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院的肿瘤科医生Diogo Bugano与Andrey Soares医生，与希望之城Pal博士共同探讨了临床研究对患者和国家肿瘤治疗进步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全球癌症临床试验数量迅速上升，从2019年的6.3万个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1万个。Pal 博士指出，这一趋势反映出全球医疗界在推动新疗法落地方面的努力，尤其是细胞治疗技术的应用——包括 CAR-T 细胞疗法与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治疗，已在多个癌种中展现希望。细胞疗法本质上属于免疫治疗的一种，通过激活免疫系统靶向攻击肿瘤细胞。近年来，抗体偶联药物（ADCs）和核素标记抗体等新型精准疗法的出现，正在为肿瘤治疗带来新的可能。这些“精准导弹”般的疗法能够减少毒副作用、提高靶向效率，特别是在泌尿系统肿瘤中已初见成效。然而，Pal 博士强调，疗效的关键在于明确靶点。这正是精准医学时代的核心——基因检测、蛋白表达谱分析等手段，让医生能为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他指出，“我治疗过的长期生存患者，几乎都曾参与临床试验。”在实际诊疗中，如何将试验机会与日常治疗结合，成为医生面临的重要议题。爱因斯坦医院医生认为，巴西患者对临床试验仍存误解，需加强科普。实际上，大多数临床试验在开展前已通过动物与早期人群验证，安全性已有保障。而患者参与试验不仅无需承担治疗费用，还有机会率先接触潜在改变治疗标准的新药。临床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医生与医疗机构自身能力的提升上。参与国际多中心试验的医生能不断更新知识体系，与全球专家协作，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先进的治疗。同时，Pal 博士也提到，希望之城与爱因斯坦医院之间已有多年深度合作，未来将在人员交流与临床试验设计方面持续拓展，为不同地区患者带来更多治疗机会。生物标志物与辅助治疗：推动肾癌精准治疗再进阶在另一场由医脉通主持的现场对话中，Pal 博士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盛锡楠教授共同探讨了肾癌治疗的最新策略，重点关注生物标志物、辅助免疫治疗及治疗方案的个体化选择。Pal博士专注于肾癌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已逾20年。他主持了多项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在肾癌治疗的未知领域中不断探索前行。近期，Pal博士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细胞治疗和双特异性抗体等创新疗法的临床研究。在肾癌治疗领域，传统的治疗方法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病情和患者的个体差异，仍存在诸多局限。他指出，当前肾癌治疗正处于关键转折期，治疗模式仍然需要不断革新。Pal 博士（左）与盛锡楠教授（右）生物标志物探索：开启肾癌精准治疗新钥匙在肾癌治疗中，生物标志物犹如一把把精准的钥匙，能够帮助医生打开个性化治疗的大门。Sumanta Kumar Pal博士在ASCO年会上发表的IMmotion010研究，在生物标志物的探索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该研究评估了阿替利珠单抗作为肾细胞癌（RCC）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疗效，尽管阿替利珠单抗辅助治疗并未显著延长复发风险较高的RCC患者在接受肾切除术后的无病生存期（DFS），但蛋白质组学分析却带来了令人惊喜的发现。肾损伤分子-1(KIM-1）在复发时收集的样本中显著富集，且既往研究显示基线KIM-1水平较高的患者在接受阿替利珠单抗治疗后的DFS优于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这一发现提示KIM-1或可作为预测阿替利珠单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Sumanta Kumar Pal博士及其团队通过TruSeq RNA存取技术生成全转录组谱，并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推导出标志物评分及NMF1-7亚型，在单纯亚组、KIM-1高表达组（KIM-1H）以及低表达组（KIM-1L）中评估患者临床结局，最终证实血清KIM-1水平是预测阿替利珠单抗治疗效果的最有力指标。这一研究成果为肾癌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阿替利珠单抗生产商罗氏公司的有偿顾问，Pal博士兴奋地说道：“KIM-1 是目前预测阿替利珠单抗疗效最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我们通过对患者使用阿替利珠单抗前及复发后的肾癌组织进行全转录组测序，揭示了疾病进展中的基因组演化规律，这为理解肾癌复发机制提供了新视角。进一步明确这些生物标志物将助力临床医生为肾癌患者制定更精准的治疗方案。” “我们将继续研究肾癌患者的遗传学特征，以期通过这些发现延长患者生命。本研究基于生物标志物 KIM-1，通过分析肿瘤基因组特征，可筛选出能从阿替利珠单抗辅助治疗中获益的肾癌患者。” Pal博士继续说道。应对治疗耐药性：探寻个体化治疗新策略Sumanta Kumar PalM.D., F.A.S.C.O.肾癌治疗的耐药性问题一直是困扰医生和患者的难题。在之前的一项针对晚期RCC的独立III期研究（IMmotion151）中，Pal博士及其团队通过非负矩阵分解（NMF）确立了7个分子亚组，并重点观察了这些亚型。研究发现，患者产生治疗耐药性的机制存在多样性，每位肾癌患者可能都存在独特的耐药机制。接受阿替利珠单抗治疗后产生耐药的患者，其肿瘤组织的MHC-1特征普遍减弱，这提示MHC - 1通路下调可能是检查点抑制剂耐药的一个潜在机制。 这一发现为解决治疗耐药性问题提供了新的靶点。未来，或许可以针对MHC - 1通路探索新的治疗策略，例如开发能够增强MHC - 1表达的药物，或者采用联合治疗的方式，克服耐药性，提高治疗效果。同时，这也提醒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实现个体化治疗。辅助治疗策略优化：为肾癌患者保驾护航针对具有复发风险的T1/T2期患者，Pal博士提出了基于KIM-1生物标志物的潜在辅助治疗策略。鉴于帕博利珠单抗的明确生存获益，未来或可通过KIM-1识别早期辅助免疫治疗获益人群，即理论复发风险较低（如T1/低级别T2期）但KIM-1表达显著升高的患者，此类群体可能成为干预的关键目标。对于肾癌患者术后多年出现孤立性肺转移这类特殊患者，Pal博士认为基于现行标准，多年未复发的肾癌患者通常不推荐进行辅助治疗。但需重点关注是否存在KIM-1高表达的特定亚群，若该亚群存在，需通过研究验证其能否为选择性辅助治疗提供理论依据。转移性肾细胞癌治疗选择：平衡疗效与安全性在转移性肾细胞癌（mRCC）的治疗中，FDA已批准多种联合治疗方案，如何为患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是临床医生面临的重要问题。Pal博士基于当前的临床数据，对不同治疗方案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阿昔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方案的临床获益相对有限，较少将其作为优选方案；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方案虽然疗效有一定潜力，但不良反应较为显著，限制了其临床应用；而卡博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方案在疗效与安全性之间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平衡，成为他在临床实践中优先考虑的方案之一。对于低危患者，Pal博士通常会优先选择卡博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方案；而对于中高危患者，则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在卡博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方案与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方案之间进行个体化的选择。对于保留原发肾脏且未行手术的患者，他倾向于选择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方案，以保留患者后续接受手术治疗的可能性，并在术前维持治疗的连续性。这种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充分考虑了患者的病情、身体状况和治疗需求，能够更好地平衡治疗效果与安全性，为mRCC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方案。减瘤性手术抉择：科学权衡利弊在初诊患者的治疗决策中，何时选择减瘤性手术是一个极具价值的问题。Pal博士指出，目前尚未有确切的答案，但存在高钙血症、副肿瘤综合征以及严重的疼痛或出血这三种情况需要考虑切除肾脏。在当前的临床实践中，除了参与临床试验外，他的常规做法是优先采用全身系统性治疗，仅在出现上述情况或在其他转移灶得到充分控制之后，才会考虑手术切除肾脏。Pal博士还提到了正在开展的“PROBE”临床试验，该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到接受手术组或不接受手术组，随后开始相应的治疗。尽管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病例积累速度较为缓慢，能否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尚不确定。这一现状反映了减瘤性手术抉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提供科学依据。二线治疗探索：为患者寻找新希望在中国mRCC二线治疗尚未形成标准化方案的背景下，Pal博士分享了他的专业建议。在二线治疗中，他通常优先选择卡博替尼，若无法获得卡博替尼，则会考虑使用阿昔替尼或其他TKI。对于未来可能使用的贝组替凡，他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因为观察到其起效速度可能相对较慢，而患者在经过一至二线治疗后，肿瘤往往进展迅速。细胞治疗展望：开启肾癌治疗新时代在肾癌治疗领域，传统的治疗方法面临着诸多挑战，亟需开发新药。Pal博士对CAR - T细胞治疗等创新疗法寄予厚望。目前mRCC主要依赖VEGF抑制剂等靶向治疗或免疫疗法，而CAR - T细胞疗法为肾癌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Pal 博士在肾癌领域的研究历程充满了探索与创新。他始终坚信，临床试验不仅是推动新药研发的核心途径，更是为患者提前接触变革性疗法、赢得生存希望的重要机会。无论是在生物标志物的深入挖掘、治疗耐药性的机制解析，还是在辅助与转移性治疗策略的优化、减瘤性手术与二线治疗路径的探索中，Pal博士都体现了卓越的科研能力与临床远见。随着细胞治疗等前沿疗法不断取得突破，他所倡导并实践的以临床研究为核心的精准医疗，正引领肾癌治疗迈向全新阶段，为更多患者带来转机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