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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教授的一番话，将中国医药创新的深层困境推至台前：要让本土创新成果优先惠及国内患者，关键在于确立“价值医疗”的导向，并通过医疗、医保、医药的“三医协同”来实现系统性变革。 张文宏援引的调研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中国企业对外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药项目累计交易总价值已高达1357亿美元。这看似是中国研发能力获得国际认可的“双赢”，实则折射出本土创新者的无奈。许多药企因受制于资金压力与研发风险，不得不将极具潜力的在研项目早期授权给海外巨头。这些本应扎根中国土壤的“良种”，最终却在异国开花结果。张文宏用“卖青苗”这一形象的比喻，道出了产业界的切肤之痛——如同农民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贱卖田里尚未成熟的幼苗。 就在不久前的春节前夕，BiG一系列聚焦创新药支付改革的深度研讨会在沪苏两地悄然展开。从国家医保政策的核心智囊、顶尖投资人与卫生经济学家，到商业保险操盘手、罕见病患儿家属，以及数百位创新药企创始人，共同勾勒出中国创新药多元支付体系的未来图景。 详情见： BiG现场 | 黄浦江畔激辩！商保如何引爆中国创新药下半场？ BiG现场｜共攀高峰！中美如何构建全球生物医药全新“登山图”？ 当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从“仿制”的山脚奋力攀爬至“创新”的山腰，我们亟需回答一个核心命题：究竟需要一把怎样的“价值标尺”，才能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既惠及患者，又支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01   时代的馈赠与困境 成就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速度举世瞩目。数据显示，2017至2025年间，国内1类创新药获批数量显著攀升，原研药研发数量已跃居全球首位。2020至2024年间，中国创新药获批数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7%，远超欧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两倍。 然而，光鲜的增速背后，是难以回避的结构性困境。 首先，是全球市场份额的悬殊差距。2025年，全球创新药原研市场规模预计达1.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独占62.3%，而中国仅占约3.2%。以全球18%的人口，仅贡献3.2%的市场价值，这一巨大反差，深刻揭示了支付能力的根本性鸿沟。 其次，是医疗支出面临的天花板。中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7%，远低于OECD国家9.5%的平均水平；人均医疗支出更是仅为美国的十六分之一。更令人担忧的是，作为医保基金“压舱石”的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其收入增长率正逐年放缓，财政投入占比亦呈下降趋势。 再者，是患者个人负担依然沉重。从2014年到2023年，中国居民个人医疗支出的增速已超过医保支出的增速。在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中，患者自付比例仍高达50%。相比之下，多数欧盟国家对住院药品费用实行全额报销，美国Medicare也为患者的年度药费自付设置了封顶线。 最后，是支付体系的失衡。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基本医保几乎成了创新药的单一买单方。尽管商业健康险保费规模已迈过万亿大关，但其发展呈现碎片化、筹资能力弱、与基本医保衔接不畅等问题。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比仍超过40%，远高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 这些数据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当一款创新药的研发成本需要在全球市场分摊，而其主要的支付场景却被局限在单一国家时，我们究竟能为这份“创新”支付什么样的价格？ “卖青苗”现象则揭示了更深一层的资本困境。以国产“抗癌神药”BNT327为例，其海外授权首付款仅为0.55亿美元；而当国际药企BioNTech获得权益后，仅通过与百时美施贵宝的合作就收回了15亿美元的预付款，整体回报超过十倍。这意味着，中国研发方以近乎“一折”的价格，让渡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原始股”。类似的故事并不鲜见，从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在美国市场高达国内33倍的定价，到国产创新药在中美市场动辄十几倍甚至三十多倍的价差，中国俨然已成为全球创新药价格的“洼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究竟因何而生？   02   何为“价值医疗”？ 从价格博弈到健康收益的回归 张文宏提出的“价值医疗”理念，正是对上述困境的正面回应。他认为，医保支付的目光不应仅停留在采购价格的数字游戏上，而应具备更宏观的健康经济学视野。对于那些真正具有突破性疗效的创新药，医保应有勇气支付一个与其临床价值相匹配的“合理价格”，而非在“灵魂砍价”中将其逼入墙角。例如，一款能治愈丙肝的口服药物，即便单疗程价格不菲，但若考虑到它能免除患者终身服药及后续并发症的治疗费用，这笔账算下来，它就是“物有所值”的。 这一理念并非凭空而生。早在二十年前，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便系统阐述了“价值医疗”的概念，主张通过优化医疗质量、安全、患者体验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实现以相同或更低成本提升健康产出的目标。其核心可概括为医疗费用下降、患者满意度提高与医疗质量提升三个维度的统一。 在中国医保谈判的实践中，这一理念已初现端倪。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前司长熊先军指出，自2018年以来，医保目录已形成常态化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引入药物经济学评价，以谈判方式形成支付价格。“药物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弥合买卖双方对药品价值认知的鸿沟。我们关注的核心是，药品究竟能为患者带来什么——是生命的延长，还是生活质量的改善？” 然而，传统的卫生技术评估（HTA）在应用中也暴露其局限性。它往往局限于微观层面的单项技术对比，其核心指标——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难以全面衡量新技术对社会整体人群健康及医疗体系带来的长远影响。随着老龄化加速、疾病谱变化和医疗技术迭代，这一局限性愈发明显。 张文宏也强调，要维持医疗服务方的创新热情，既需要建立一套可预期的新型评估体系，也需要为其提供可预期的收入回报。过去，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低廉的成本与良好的患者体验被视为“不可能三角”。而在“价值医疗”的逻辑下，如果医院能通过精准的临床路径管理，以更低的总花费为患者带来更好的疗效，那么这一“不可能三角”便有望被打破。   03   丈量价值的维度 从国际“价值之花”到中国本土化探索 国际药物经济学与结果研究协会（ISPOR）提出的“价值之花”框架，为我们理解创新药的多元价值提供了重要参照。在这一模型中，近七成的额外价值指标指向社会价值，包括：治疗依从性的改善、诊疗不确定性的降低、对疾病传播焦虑的缓解、防范未来健康风险的保险价值、疾病严重程度的权重、患者对治愈希望的偏好、为未来治疗创造可能性的实际选择价值、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推动科学进步的知识溢出效应。 这一理念已在国际上有一定实践。2025年发布的《BRAVER路线图》报告显示，在亚太地区的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多个将公平性、生产力影响、疾病严重程度等社会价值指标正式纳入药品评价体系。 中国也在此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自2021年起，国家医保局在谈判药品的综合价值评价中，逐步引入了创新性、公平性等社会价值维度。至2023年，评价体系已扩展至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创新性、公平性五个维度。其中，创新性涵盖主要创新点、临床优势、是否为国家重大专项支持、是否为自主知识产权等；公平性则涉及是否弥补目录短板、临床管理难度等。 为进一步量化这些指标，有研究团队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了一套中国医保药品社会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创新性、可替代性、疾病负担、公共健康影响、公平性五大维度，下设21个三级指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为医保支付标准的差异化调整提供了量化依据。   04   镜鉴美国 竞争、选择与舆论如何“计算”药价 大洋彼岸的美国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形成的参照系。其独特之处在于，药品的价值评估与定价是由竞争、消费者选择与媒体舆论共同塑造的。 在这个闭环中，患者选择雇主，雇主选择保险计划，保险计划决定药品覆盖范围，而媒体则聚焦那些无法获得药物的患者故事，进而引导公众舆论，反向影响雇主和保险公司的决策。最终，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集体选择，以一种近乎“市场公投”的方式，计算出了药物的社会价值，并为全球最大医药市场设定了价格基准。 一个关键概念在此浮现——“拒绝使用则有悖伦常”。如果一款药物是某种严重疾病的唯一治疗选择，且疗效确切，那么任何保险计划若拒绝覆盖，都将面临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药物便能以较高价格获得市场准入。反之，若存在同类竞品，新药则必须在价格上更具优势。 这套机制虽然看似粗放，却内在反映了社会对生命、健康、公平等核心价值的真实偏好。而且，由于这些核心价值相对稳定，今天美国市场的定价，某种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的价格走向。 当然，这套机制的局限性同样显著。美国市场贡献了全球创新药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其他国家则普遍以远低于美国的价格“搭便车”。这种模式使得全球医药创新高度依赖美国单一市场的回报。一旦美国转向其他市场的价格控制模式，将对全球创新生态造成严重冲击。   05   重构支付体系 医保的战略性购买与“三医”如何真正协同 在国内，医保支付体系的改革正步入深水区。其未来方向旨在构建一个更公平、可持续、高效的支付体系，为创新药的价值实现夯实制度基础。改革设想涵盖多个层面：首先，需明确基本医保的法定责任边界，界定“基本”的内涵；其次，探索个人负担机制的改革，如有学者提出从按比例报销转向按就诊次数或住院天数设定定额自付，以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不额外增加基金支出；再次，逐步整合职工与居民医保，消除制度碎片，提高统筹层次，并探索建立国家调剂金以平衡地区差异；此外，还需建立以收入为基础的筹资机制，并改革对医疗机构的付费方式，从按项目付费向按病种、按价值付费转变。 然而，仅有医保端的改革远不足以破题。张文宏将问题的症结归因于“三医”之间无形的壁垒。具体而言，创新药上市后仍需面对“三道坎”： 一是定价之痛。医保谈判的“以量换价”本意惠及民生，但若价格被压至“白菜价”，产业的共识是创新将无以为继。当高额研发投入无法获得合理回报，企业便失去了在本土深耕的动力。 二是入院之难。即便药品通过医保谈判拿到入院“门票”，仍需面对从科室到药剂科，从院领导到药事委员会，再到信息、财务等部门的层层审批。有业内人士对比，一款新药在美国上市半年内销售额可达10亿美元，而在中国，从上市到销售额突破10亿元人民币，往往需要十年之久。这种时间成本足以耗尽一家创新企业的耐心。 三是资金之困。创新药研发是一场资本与时间的豪赌，而国内当前的资本环境与政策土壤，尚难以完全支撑这种高风险、长周期的投入。在逐利本性驱使下，出海授权便成了企业的理性甚至唯一选择。 因此，破局之道在于深化“三医协同”。通过三方发力，打通医院的“隐形门槛”，为国谈药入院开辟“绿色通道”，并借助数字化手段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让药品的准入、使用与支付流程透明化、高效化。   06   商业保险的破局 从“补充”角色迈向多元支付主力 在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基础上，商业健康险被寄予“促创新”的厚望。然而现实是，其赔付支出中真正用于创新药的比例有限，且发展呈现碎片化、筹资水平低、与基本医保脱节等特征。 业界实践揭示了商业保险的困境与突围方向。当前，团体补充医疗保险市场规模虽达千亿，但赔付率高企，且多数产品无法覆盖创新药；普惠型的“惠民保”虽覆盖面广，但创新药赔付占比有限；高端医疗险虽药品目录完全开放，但受众规模较小。 探索中的解决路径包括：一是多元化筹资，如上海今年试点允许使用个人医保账户余额购买覆盖百余种创新药的团体保险产品；二是引导保险资金进行长周期投资，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平衡风险与收益，支持创新药研发；三是激活企业端需求，已有大型企业为全体员工及家属购买覆盖创新药和罕见病药的团体保险，为多元支付开辟了新路。 张文宏的观点与此不谋而合：创新药不能只盯着基本医保这根“独木桥”，必须大力发展商业健康险，使之成为创新药支付的重要补充。只有当多元支付的“源头活水”涌入，企业才不会因资金链紧张而被迫“卖青苗”。   07   重塑价值标尺 基于社会价值的医保支付基准调整 综上所述，中国创新药支付体系改革的核心，在于价值标尺的重塑。一套可行的路径是建立基于社会价值评价的医保支付基准调整框架。 第一步，构建药品综合价值评价体系。在现有评价指标基础上，逐步纳入社会价值维度，对药品的临床获益、满足未竟需求的程度及证据质量进行综合评级。 第二步，引入决策中的横向比较。在医保基金有限的前提下，当多个符合准入条件的药品需要取舍时，社会价值评价结果可作为重要决策参考。在成本效益相近时，高社会价值得分可为药品准入提供优先理由；对不具备成本效果的药品，可参考其社会价值进行价格谈判调整。 第三步，建立支付意愿的弹性调整机制。运用多准则决策分析，根据药品的社会价值得分，对其经济性评价中的QALY（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阈值进行差异化调整。例如，得分高的药品可获得更宽松的阈值空间。 这套框架的实质，是将“价值医疗”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支付工具。正如一位长期观察者所言：“真正的价值医疗，不是一味追求低价，而是倡导把钱花在能带来最大健康收益的地方。”张文宏也坦言，医生应回归治病救人的本心，不再被不合理的创收指标所捆绑。还有其他专家建议建立体现“高技术、高风险、多劳、优劳”的综合性薪酬评价体系，避免因过度激励或不当考核导致的医疗行为扭曲，确保患者该用的药能用上，该住的院能住上。   08   未竟的命题 从“不可能三角”走向完整的“价值闭环” 回顾中国创新药支付的改革历程，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跃然纸上：从计划经济的成本定价，到市场经济的谈判定价，再到如今探索的价值定价。每一次变迁，都在重塑着创新的激励机制。 然而，仍有四个未竟的命题横亘在前。 其一，如何平衡鼓励创新与医保控费？医保的战略性购买，不应只盯着短期控费，更应以降低全社会疾病负担、满足未竟临床需求、促进科技进步为长期目标。 其二，如何平衡技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创新的内涵可细分为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突破性疗法等多个维度，不同疾病领域、不同患者群体，是否应享有不同的价值权重？ 其三，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的市场选择模式与中国的主导定价模式各有优劣。未来的方向或许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政府主导下，引入更多市场机制，让患者、医生、企业的真实偏好能通过某种渠道传导至支付决策中。 其四，如何构建完整的“价值闭环”？从研发创造价值，到审批确认价值，再到支付实现价值，最后反馈至新一轮研发，本应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当前，研发端与支付端之间存在信息断层——药企立项时难以预判未来的支付价格，医保定价时又难以充分了解药品的真实研发成本与临床价值。打通这一断层，是未来改革的关键。 张文宏的“灵魂之问”最终指向了体系的可持续性：“把中国创新药留在中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本土创新只能“墙内开花墙外香”，如果中国患者用不上自己研发的好药，那么这套体系便难言成功。我们不能一边高喊创新驱动，一边却让创新者在家门口感受寒冬。打破壁垒，尊重价值，既是对创新药企的救赎，更是对普通人健康权益的真正守护。   09   结语：攀登者的共同体 在2月3日那场BiG思想领导力论坛上，一位罕见病患儿的母亲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女儿患有一种全球发病率仅七万分之一的罕见病，基因突变类型在全球数据库里独一无二。 “当整个行业以‘中国速度’飞奔时，我却掉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区。在这个时区里，一切都停滞了。”她说，“在座的各位，十年可能是一个新药从立项到上市的标准周期。但对我们，十年可能意味着从蹒跚学步到永远失去行走能力的距离。” 她的呼吁，让所有关于支付、定价、创新的讨论，回归了最本真的出发点——我们建立这套复杂的体系，最终是为了什么？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至今没有定型。”熊先军在报告结语中的这句话，既是事实的陈述，也是改革的期待。制度未定型，意味着仍有改进的空间；也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将其塑造成更好的模样。 张文宏的呼吁、专家的研究、业界的洞见，以及那位母亲的期待，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构建一个以患者为中心、以价值为导向、多方协同参与的创新药支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研发者的创新能得到合理回报，支付者的资金能发挥最大效益，而最关键的是——患者能及时用上真正有效的药物。 正如RA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Peter Kolchinsky在PPT最后一页所写：生命、健康、爱、家庭、正义、公平——这些核心价值，十年后、二十年后，人们依然会珍视。因为它们变化缓慢，今天的选择，正决定着未来的可能。 当我们攀登疾病的高峰，我们不是孤独的登山者，而是命运与共的攀登共同体。攀登者、向导、补给站、救援队，各司其职，共同向着山顶进发。那个山顶，是治愈疾病的希望；而支撑我们攀登的，正是一个能够合理评价价值、有效激励创新的支付体系。 这，正是“价值标尺重塑”的真正意义。把中国创新药留在中国，本质上是在留住中国医药产业的未来，也留住中国患者对高质量生命的永恒期盼。 共建Biomedical创新生态圈！ 如何加入BiG会员？

3月9日，君实生物宣布，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抗PD-1单抗皮下制剂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产品代号：JS001sc）用于肿瘤治疗的12项适应症上市申请于近日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受理。 JS001sc是君实生物在已上市产品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产品代号：JS001）的基础上开发的皮下注射制剂，有望给患者带来用药的便捷性。本次JS001sc上市申请中的12项适应症为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目前在中国内地已获批的全部适应症。这意味着，JS001sc有望覆盖非小细胞肺癌（NSCLC）、鼻咽癌、食管癌、肾癌、肝癌等多种肿瘤治疗。 上述上市申请主要基于JS001sc-002-III-NSCLC研究（NCT06505837），是一项多中心、开放、随机对照的3期临床研究，旨在比较JS001sc和JS001联合化疗在复发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药物暴露量、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表明，JS001sc的药物暴露量非劣效于JS001的药物暴露量，两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均相似。该研究证实了皮下给药模式在药物暴露量方面与静脉给药相比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非劣效性，同时疗效与安全性均相似。研究详细数据将在近期的国际学术大会上公布。 参考资料：[1]君实生物宣布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12项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From https://www.prnasia.com/story/524588-1.shtml免责声明：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