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tilimab

生物医药领域主要产品类型具体包括重组蛋白、抗体、疫苗、基因治疗、细胞治疗、核酸等6种产品类型，具体如下：（一）重组蛋白药物1.重组蛋白药物介绍 重组蛋白药物是用重组DNA技术生产的蛋白质类药物——把人的蛋白基因转入微生物或哺乳动物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工厂”代为生产人源蛋白。它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患者体内缺什么蛋白，就用生物技术补什么蛋白。 全球第一款重组蛋白药物是1982年上市的重组人胰岛素（礼来公司生产），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此后，重组人生长激素、重组干扰素、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EPO）、重组凝血因子等产品陆续问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 重组蛋白药物的分子量通常在5,000 Da（道尔顿）以上，结构复杂，多为多肽或蛋白质，一般是不均匀的混合物。这与化学药（分子量通常小于1,000 Da，结构明确单一）形成了鲜明对比。2.典型产品与作用机理（1）重组人胰岛素 胰岛素是人体内调节血糖的关键激素，由胰腺β细胞分泌。1型糖尿病患者因自身免疫攻击导致β细胞被破坏，终身依赖外源性胰岛素。重组人胰岛素通过将人胰岛素基因导入大肠杆菌或酵母菌中表达生产，结构和功能与人体自身分泌的胰岛素完全一致。 国内代表企业：甘李药业是国内胰岛素领域的龙头企业。公司成功研发出第三代胰岛素（胰岛素类似物），打破国外垄断，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能够生产基因重组人胰岛素的国家。2025年上半年，公司国内胰岛素制剂产品销售收入达34.30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01.96%。通化东宝的重组人胰岛素原料药和注射剂市占率国内第二，胰岛素类似物、吸入式胰岛素已进入临床阶段。 国际代表企业：丹麦诺和诺德、美国礼来、法国赛诺菲是全球胰岛素市场的三大巨头。（2）重组干扰素 干扰素是一类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调节作用的细胞因子。根据来源和结构不同，分为α、β、γ等类型。重组干扰素α被广泛用于慢性乙型肝炎、慢性丙型肝炎、多发性硬化症和多种肿瘤的治疗。 国内代表企业：特宝生物在人干扰素α2b喷雾剂等领域持续创新，公司累计承担9项“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3）重组人生长激素 用于治疗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等疾病。特宝生物的长效生长激素“益佩生”采用Y型40kD聚乙二醇修饰技术，实现每周一次给药。（4）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用于治疗肾性贫血等疾病，通过刺激骨髓产生红细胞来纠正贫血。3.生物类似药情况 生物药的“仿制药”不叫仿制药，而叫“生物类似药”——指在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与已获准注册的原研药具有相似性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生物类似药与化学仿制药有本质区别：化学仿制药可以做到分子结构完全相同，但生物类似药只能做到“高度相似”而非“完全相同”，因为生物药的生产涉及活细胞，批次间的微小差异不可避免。因此，生物类似药的审批要求远高于化学仿制药，需要开展全面的分析相似性研究、非临床研究和临床研究。 在重组蛋白领域，生物类似药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例如，国内已有7款国产司美格鲁肽（一种GLP-1类似物）申报上市，分别来自九源基因、丽珠集团、齐鲁制药、联邦制药、中美华东、石药集团、惠升生物。4.技术成熟度 重组蛋白药物是生物医药领域技术最成熟的产品类别。从1982年首个产品上市至今，已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生产工艺、质量控制、临床应用都有成熟的标准和规范。但也正因为成熟，这一领域的创新空间相对有限，增长主要来自新适应症的拓展和生物类似药的市场替代。5.主要挑战 生产成本高：重组蛋白药物的生产涉及细胞培养、发酵、纯化等多个环节，设备投入和运营成本远高于化学药 储存条件苛刻：多数重组蛋白药物需要冷链运输和冷藏保存，增加了流通成本 免疫原性风险：即使是重组人源蛋白，也可能在部分患者体内引发免疫反应 集采压力：在国内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下，胰岛素等成熟重组蛋白产品面临较大的降价压力（二）抗体药物1.抗体药物介绍 通俗来说，抗原是可以引起人体免疫反应的物质，抗体是一种免疫系统生成的对抗抗原的物质。二者相互作用，在人体内的免疫应答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抗原是引起机体抵抗的原因，一般是指进入机体内的外来物质，如外来的细菌、病毒、花粉等，也可以是不同物种间的物质，例如马的血液进入狗的体内；也可以是同物种但不同个体之间的物质，例如将A型血输入B型血者身上。 此外，抗原还可以来自自身体内的某些成分，如自身组织因辐射、烧伤、药物作用等，成为自身抗原，此类情况可以引起自身免疫疾病。 抗体是能与抗原特异性结合的免疫球蛋白，但并非所有免疫球蛋白都是抗体，被免疫系统用来鉴别与中和外来物质的大型蛋白质即为抗体，一种抗体只与一种抗原相对抗。 抗原和抗体之间可以发生抗原抗体反应，既可以发生在体内，也可发生在体外。体内抗原抗体反应可作为体液免疫应答的效应机制自然发生，表现为溶菌、杀菌和中和毒素等作用，也可引起超敏反应导致免疫病理损伤。 在体外发生的抗原抗体反应，可作为免疫学实验的结果出现，是临床免疫学检验理论的基础之一。 抗体药物是利用抗体的高度特异性来靶向治疗疾病的药物。抗体是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Y形蛋白质，能像“精确制导导弹”一样识别和结合特定的外来入侵者（抗原）。抗体药物就是把这个天然的“精确制导系统”提取出来、改造优化，用来精准攻击疾病靶点。 抗体药物是生物药中占比最高的细分领域。截至2025年，美国FDA已批准144项单克隆抗体药物，全球抗体疗法2024年销售额达2670亿美元。2025年上半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抗体类药物销售额首破900亿元。预计2025年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市场规模将达到1653亿元。 根据结构和功能，抗体药物主要分为三类：单克隆抗体（单抗）、双特异性抗体（双抗）和抗体药物偶联物（ADC）。2.单克隆抗体（单抗） 作用机理：单抗由单一B细胞克隆产生，针对单一抗原表位。进入体内后，单抗与靶细胞表面的特定抗原结合，通过阻断信号通路、标记靶细胞供免疫系统清除、或直接诱导细胞凋亡等方式发挥治疗作用。 典型产品与国际代表： PD-1/PD-L1抑制剂：如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K药）、百时美施贵宝的纳武利尤单抗（O药），是肿瘤免疫治疗的里程碑产品 HER2靶向药：罗氏的曲妥珠单抗（赫赛汀），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 TNF-α抑制剂：艾伯维的阿达木单抗（修美乐），曾连续多年位居全球“药王” 国内代表企业与产品： 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是国内首个获批的国产PD-1单抗，2025年国内销售额达20.68亿元，同比增长38%，且在美国市场是首个获批的国产PD-1单抗 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在2025年上半年跃升至中国公立医疗机构抗体类药物品牌第一名 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已在中国和美国等多个市场获批，国际化布局最为深入 恒瑞医药的卡瑞利珠单抗是国内最早获批的PD-1之一，公司2024年创新药收入占比已超50%3.双特异性抗体（双抗） 作用机理：双抗能同时识别两个靶点或同一靶点的两个不同表位。这种“一石二鸟”的能力使其可以发挥单抗无法实现的协同效应——比如同时结合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把免疫细胞“拉”过来杀伤肿瘤。 典型产品： 卡度尼利（开坦尼®）：康方生物自主研发，是全球第一个获批上市的肿瘤免疫双抗新药，也是中国第一个双特异性抗体新药。它能同时靶向PD-1和CTLA-4两个“诺奖”靶点，具有协同抗肿瘤效应。2024年9月，卡度尼利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胃癌获批上市；2025年5月，一线治疗宫颈癌适应症获批。开坦尼年销售额已突破20亿元。 依沃西单抗：康方生物另一款全球首创的PD-1/VEGF双抗，2024年5月获批上市，用于EGFR-TKI治疗进展的非小细胞肺癌。该药在头对头临床试验中击败了默沙东的K药。 埃万妥单抗：强生研发的EGFR/c-MET双抗，2025年上半年在中国获批，用于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 2025年全年，共有5款双抗药物获NMPA批准上市，占当年上市抗体药物总数的11.36%。 国内代表企业：康方生物是双抗领域的绝对领跑者；康宁杰瑞在双抗及多功能蛋白质工程方面拥有完善的专有技术平台。4.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作用机理：ADC=单克隆抗体+细胞毒性化疗药物，通过化学连接子将两者偶联。抗体负责“导航”（精准找到癌细胞），化疗药负责“弹头”（强力杀伤）。这种设计既保留了抗体的精准靶向性，又发挥了化疗药的强效杀伤力，被誉为“生物导弹”。 典型产品与国际代表： 恩美曲妥珠单抗（Kadcyla） ：罗氏开发，全球首个获批的ADC，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 维迪西妥单抗（爱地希®） ：荣昌生物自主研发，国内首款自研ADC，靶向HER2 国内代表企业与产品： 荣昌生物是国产ADC龙头。维迪西妥单抗的HER2 ADC授权给Seagen，总金额达26亿美元。公司另一款产品泰它西普是全球首创的自免药物 科伦药业在ADC领域全面布局，旗下已有芦康沙妥珠单抗、博度曲妥珠单抗2款ADC获批上市，另有9款ADC处于I期临床及以上阶段。芦康沙妥珠单抗（TROP2 ADC）2024年11月获批上市，2025年又获批用于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 百利天恒研发的全球首创EGFR×HER3双抗ADC药物iza-bren，2025年11月上市申请获CDE受理 乐普生物的EGFR ADC（维贝柯妥塔单抗，商品名美佑恒®）2025年10月获批上市5.生物类似药情况 抗体药物的生物类似药竞争同样激烈。齐鲁制药的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安可达®）于2019年末获批，是国内首个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2025年以71.59亿元的销售额登顶中国院内市场榜首。这说明在抗体领域，高质量的生物类似药同样可以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6.技术成熟度 单抗：技术最为成熟，已进入充分竞争阶段 双抗：技术趋于成熟，正处于高速成长期，是当前抗体领域最活跃的研发方向 ADC：技术快速成熟中，被认为是下一代抗体药物的核心方向7.主要挑战 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一款抗体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要9.5-15年，投入可达10亿美元以上 生产成本高：抗体药需要在哺乳动物细胞（主要是CHO细胞）中生产，工艺复杂 医保谈判与价格压力：国内PD-1等单抗产品的价格已大幅下降 靶点扎堆：PD-1/PD-L1等热门靶点同质化竞争严重（三）疫苗1.疫苗介绍 疫苗的机理是通过模拟病原体感染，激活机体的免疫系统，使其产生针对特定病原体的特异性免疫应答，并形成免疫记忆，从而在不引发真实疾病的前提下，为机体提供针对该病原体的长期保护。 其核心作用机理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抗原递送与识别 疫苗（含灭活/减毒病原体、重组蛋白、核酸等）进入机体后，被抗原提呈细胞（APC，如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捕获并加工。APC将抗原加工为肽段，通过MHC I类或II类分子提呈给T细胞，同时释放细胞因子，激活先天性免疫，引发局部的炎症反应，为适应性免疫的启动创造条件。（2）适应性免疫应答（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 细胞免疫（T细胞应答）：提呈的抗原激活CD8+ T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和CD4+ T细胞（辅助性T细胞）。CD8+ T细胞分化为效应T细胞，直接杀伤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CD4+ T细胞调控免疫应答类型，辅助其他免疫细胞。 体液免疫（B细胞应答）：B细胞通过表面受体（BCR）直接识别抗原，或在辅助性T细胞的辅助下活化。活化的B细胞迁移至淋巴结生发中心，分化为浆细胞和记忆B细胞。浆细胞分泌大量特异性抗体（如IgG、IgA），通过中和病原体、阻断其入侵宿主细胞、调理吞噬等方式发挥即时保护作用。（3）免疫记忆形成 在初次免疫应答中，机体不仅产生效应细胞和抗体，还会产生长寿命的记忆T细胞和记忆B细胞。这些记忆细胞在体内长期存留，并保留对原病原体的记忆。（4）二次免疫应答（长效保护） 当机体再次遭遇相同的真实病原体时，记忆细胞能够被迅速激活，快速增殖分化为效应细胞和浆细胞，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高亲和力的抗体，迅速清除病原体，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或减轻疾病症状。 不同类型疫苗的免疫机制差异： 灭活疫苗：病原体经理化方法灭活，保留抗原表位，主要诱导体液免疫，安全性高，但通常需要多次接种。 减毒活疫苗：使用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模拟自然感染，能同时激发较强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免疫持久性较好，但存在理论上的毒力回复风险。 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仅包含病原体的部分保护性蛋白，安全性高，但通常需要佐剂来增强免疫原性，主要诱导体液免疫。 核酸疫苗（mRNA/DNA）：将编码抗原的核酸导入人体细胞，利用细胞自身的转录翻译系统生产抗原蛋白，同步激发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全面且研发周期短。2.典型产品与技术路线（1）重组蛋白疫苗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酵母或细胞中生产病原体的部分蛋白（抗原），纯化后制成疫苗。乙肝疫苗、HPV疫苗都属于这一类。技术成熟、安全性高。（2）mRNA疫苗 将编码抗原的mRNA包裹在脂质纳米颗粒（LNP）中送入人体细胞，让细胞自己生产抗原蛋白，进而激活免疫应答。新冠疫情期间，mRNA疫苗展现了研发速度快（确定序列后数周内可设计出候选疫苗）、不涉及活病毒（安全性高）的巨大优势。 国内mRNA疫苗进展： 阿法纳生物的带状疱疹mRNA疫苗于2025年8月获得临床试验批准，是公司成立四年内获得的第六个创新药临床试验批件 智飞生物全资子公司智飞龙科马自主研发的带状疱疹mRNA疫苗已进入临床 威斯津生物的mRNA肿瘤治疗疫苗WGc-0201已获FDA临床试验许可，用于乙肝相关肝细胞癌的治疗 悦康药业自主研发的RSV mRNA疫苗YKYY025已获FDA临床试验批准，其新型mRNA帽子结构已完成FDA备案，实现了国产化替代（3）病毒载体疫苗 用无害的病毒（如腺病毒）作为载体，携带病原体的基因进入人体细胞，表达抗原蛋白。埃博拉疫苗和部分新冠疫苗采用此技术。3.国内代表企业 智飞生物：代理默沙东九价HPV疫苗，市占率第一；同时布局自主疫苗研发，2025年上半年研发投入6.35亿元，同比增长11.47% 百克生物：2025年取得液体剂型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生产批件，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34.47%，在研13种疫苗和3种单抗 康希诺：在mRNA疫苗和吸入式疫苗技术方面领先 成大生物：拥有四价流感、人用狂犬病疫苗、15价HPV疫苗、20价肺炎疫苗等多个在研管线4.技术成熟度 传统疫苗（灭活、减毒、重组蛋白）：非常成熟 mRNA疫苗：新冠疫情期间完成了大规模临床验证，技术快速成熟中，正从传染病向肿瘤治疗等领域拓展 病毒载体疫苗：相对成熟，已有多个产品上市5.主要挑战 研发周期长：传统疫苗研发通常需要10年以上 监管严格：疫苗涉及健康人群的预防性用药，安全性要求极高 变异株应对：对于快速变异的病原体（如流感病毒、新冠病毒），疫苗需持续更新 市场波动大：疫苗需求受疫情等突发因素影响明显 国际化壁垒：各国疫苗审批标准不同，出海面临挑战（四）基因治疗药物1.基因治疗介绍 基因治疗的核心思路是：疾病源于基因缺陷，那就修复基因。将一个正常基因送入患者体内，替代有缺陷的基因，从根源上治疗疾病。 与传统药物“缺什么补什么”的逻辑不同，基因治疗追求的是“一次治疗，长期获益”——通过修复基因缺陷，从根本上逆转疾病进程。2.作用机理与技术路线 基因治疗的核心技术挑战在于递送——怎么把基因“快递”到目标细胞？ 目前最主流的递送载体是重组腺相关病毒（rAAV）。rAAV是一种不会致病的细小病毒，经过改造后可以携带治疗性基因，精准递送到特定组织（如肝脏、视网膜、肌肉等），实现长期表达。 另一种路线是基因编辑——不仅“补充”正常基因，还“修正”有缺陷的基因。CRISPR-Cas9是当前最著名的基因编辑工具，能像“分子剪刀”一样精确切割DNA的特定位置。3.典型产品 国际代表产品： Luxturna（Spark Therapeutics）：用于治疗遗传性视网膜疾病，是首个获FDA批准的体内基因治疗药物 Zolgensma（诺华）：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SMA），单次治疗费用高达212万美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药物之一 Hemgenix（CSL Behring）：用于治疗血友病B 国内代表产品： 波哌达可基注射液：信念医药研发，2025年4月获批上市，是国内首个基因治疗药物。该产品用于治疗中重度血友病B（先天性凝血因子Ⅸ缺乏症），以rAAV为载体，将人凝血因子Ⅸ基因导入患者肝细胞，持续表达凝血因子，达到预防出血的效果 国内研发进展： 截至2025年5月，中国本土生物医药企业已推进52个基因治疗药物研发项目，覆盖28类罕见病 康弘药业的基因治疗药物KH631已进入临床Ⅱ期，基因药物生产基地预计2026年1月投产 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CDE共受理765份CGT产品IND申请，其中CAR-T、干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占绝大多数4.国际与国内代表企业 国际：诺华、吉利德、BMS等跨国药企凭借先发优势占据主导地位 国内：信念医药（首个基因治疗药物获批）、康弘药业（KH631进入II期）、钮福斯（眼科基因治疗）等5.技术成熟度 基因治疗正处于从“初步成熟”走向“商业化验证”的阶段。全球已有十余款基因治疗药物获批上市，但多数针对罕见病，患者群体小、治疗费用极高。国内刚刚迎来首款产品获批，产业化尚在起步阶段。6.主要挑战 递送效率：如何让基因治疗载体精准到达目标组织，仍是最大技术瓶颈 安全性：病毒载体可能引发免疫反应，基因编辑存在脱靶风险 高昂的成本：基因治疗药物的研发和生产成本极高，定价动辄百万美元级别 患者群体小：目前多数基因治疗针对罕见病，商业回报面临挑战 长期安全性未知：基因治疗的效果能否持续终生、有无远期副作用，尚需长期随访（五）细胞治疗药物（CAR-T等）1.细胞治疗介绍 细胞治疗是把活的细胞作为药物输入患者体内，让这些细胞在体内发挥治疗作用。最著名的代表是CAR-T细胞疗法。 CAR-T的全称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它的操作流程是： ①从患者体内提取T细胞（免疫系统的“杀手细胞”） ②在体外通过基因工程给T细胞装上“导航系统”（CAR，嵌合抗原受体），使其能精准识别癌细胞 ③大量扩增这些“武装”过的T细胞 ④输回患者体内，让它们精准识别并杀死癌细胞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CAR-T领域最活跃的国家，CAR-T临床试验数量居世界第一。目前国内已有14款CGT产品获NMPA上市批准，其中7款为CAR-T产品。2.典型产品 国内已上市CAR-T产品（部分）： 奕凯达®（阿基仑赛注射液） ：复星凯瑞产品，2021年6月获批，是中国首款CAR-T细胞治疗产品，开启了国内CAR-T治疗元年。已成功治疗超1000位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 源瑞达（纳基奥仑赛注射液）：合源生物产品，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发的CAR-T药物，以99.9万元的全球商业化CAR-T最低定价上市 福可苏®（伊基奥仑赛注射液） ：驯鹿生物产品，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普基奥仑赛注射液（普利得凯®） ：重庆精准生物产品，2025年11月获批，是中国首款获批用于治疗儿童及青少年难治性或复发性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CAR-T药物 恒凯莱® ：恒润达生首款CD19 CAR-T产品 实体瘤突破： 科济药业的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是全球首款进入NDA阶段的治疗实体瘤的CAR-T产品，其II期研究结果发表于《柳叶刀》，预计2026年上半年获批3.国际与国内代表企业 国际：诺华（Kymriah）、吉利德（Yescarta、Tecartus）、BMS（Breyanzi） 国内：复星凯瑞（奕凯达）、合源生物（源瑞达）、驯鹿生物（福可苏）、重庆精准生物（普基奥仑赛）、科济药业（实体瘤CAR-T）、金斯瑞（西达基奥仑赛，BCMA CAR-T已在美国上市）4.下一代方向：体内CAR-T 传统CAR-T需要从患者体内提取T细胞、体外改造、扩增后再回输，整个流程耗时数周，且是个体化制备，成本极高。体内CAR-T的新思路是：直接将CAR基因通过纳米载体或病毒载体注入患者体内，在体内完成T细胞的改造。 2025年以来，体内CAR-T赛道迎来爆发式增长，阿斯利康、艾伯维、吉利德等跨国药企半年内掷下超30亿美元收购布局。国内已有19家核心企业布局体内CAR-T管线。5.技术成熟度 血液肿瘤CAR-T：技术已成熟，多款产品上市，真实世界疗效得到验证 实体瘤CAR-T：技术尚在突破中，科济药业的产品是目前最接近上市的 体内CAR-T/通用型CAR-T：处于早期临床阶段，是下一代方向6.主要挑战 极高的成本：个体化制备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国内CAR-T定价仍在百万元级别 商业化困难：由于价格昂贵，患者可及性有限，多数CAR-T企业的商业化仍面临挑战 适应症局限：目前CAR-T主要在血液肿瘤中有效，实体瘤治疗仍是难题 生产周期长：从采集到回输通常需要2-4周，部分患者等不及 安全性风险：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神经毒性是CAR-T的严重副作用（六）核酸药物（mRNA、siRNA等）1.核酸药物 核酸药物是在核酸水平（DNA或RNA）上发挥作用的药物——通过干预基因的表达来治疗疾病。主要包括mRNA药物和小核酸药物（siRNA、ASO等）两大类。2.mRNA药物 作用机理：将编码治疗性蛋白的mRNA送入细胞，让细胞自己生产所需的蛋白质。新冠疫苗是mRNA药物最成功的范例。mRNA药物的核心优势是研发速度快（一旦知道靶点序列，数周内可设计出候选药物）、不进入细胞核（无基因组整合风险）、可编程性强（改变mRNA序列即可改变靶点）。 国内进展： 悦康药业在mRNA领域布局深入：自主研发的新型mRNA帽子结构完成FDA备案，实现了国产化替代；核酸药物递送系统已获多国专利授权。RSV mRNA疫苗YKYY025已获FDA临床试验批准 沃森生物在mRNA疫苗研发与产业化方面持续布局 多家企业的mRNA肿瘤治疗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等进入临床阶段3.siRNA药物 作用机理：siRNA（小干扰RNA）通过RNA干扰机制，特异性“沉默”特定基因的表达。当某个基因“过度活跃”导致疾病时，siRNA可以精准“关掉”这个基因。siRNA药物的优势是靶向性强、作用持久（一次给药可维持数月效果）。 国际代表产品： Onpattro（patisiran） ：Alnylam公司开发，全球首个获批的siRNA药物，用于治疗遗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采用LNP递送技术 Leqvio（inclisiran） ：诺华开发，靶向PCSK9的siRNA降脂药物，每年仅需注射两次 国内进展： 悦康药业的YKYY015注射液是国内PCSK9 siRNA药物中唯一获批美国IND的管线，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国内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YKYY029注射液靶向AGT基因，用于降血压治疗，中美双获批临床 舶望制药专注于“下一代”siRNA药物研发，已搭建覆盖心血管、病毒感染及罕见病的临床梯队，6款候选药物处于临床阶段 圣诺医药、靖因药业、瑞博生物是国内小核酸领域的代表性企业4.技术成熟度 mRNA疫苗：新冠疫情期间完成了大规模临床验证，技术已趋成熟，正在向肿瘤治疗等领域拓展 siRNA药物：已有多个产品在全球上市，技术趋于成熟，国内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ASO药物：相对成熟，已有Spinraza（治疗SMA）等产品上市5.主要挑战 递送系统：核酸分子在体内不稳定，易被降解，高效安全的递送系统仍是核心瓶颈 靶向性：如何将核酸药物精准递送到特定组织（如肝脏以外），仍是难题 免疫原性：外源核酸可能引发先天免疫反应 规模化生产：mRNA的规模化生产和质量控制仍有挑战 专利壁垒：LNP递送系统等核心技术被海外企业垄断，国内企业正在奋力突破（七）六类产品的综合对比 维度 重组蛋白药物 抗体药物 疫苗 基因治疗 细胞治疗 核酸药物 本质 蛋白质分子 抗体分子 抗原/核酸/病毒 基因（DNA） 活细胞 核酸（mRNA/siRNA） 作用层次 蛋白质层面 蛋白质层面 免疫层面 基因层面 细胞层面 基因表达层面 治疗逻辑 缺什么补什么 精准靶向阻断 预防性免疫训练 一次性修复基因 输入功能性细胞 调控基因表达 技术成熟度 非常成熟 单抗成熟/双抗ADC快速成长 传统成熟/mRNA新兴 初步成熟 血液肿瘤成熟/实体瘤突破中 mRNA趋熟/siRNA趋熟 研发周期 5-10年 8-12年 5-15年 10-15年 8-12年 5-10年 生产成本 中高 高 中 极高 极高 中高 给药频率 每日/每周/每月 每2-4周 单次或多次 单次（理论终身） 单次或多次 每数月 主要适应症 糖尿病、贫血、生长障碍 肿瘤、自免 传染病预防 罕见遗传病 血液肿瘤 罕见病、慢病 国内代表企业 甘李药业、通化东宝 君实、信达、康方、荣昌 智飞、百克、康希诺 信念医药、康弘 复星凯瑞、合源生物 悦康药业、舶望制药 主要挑战 集采降价、冷链 靶点扎堆、价格压力 变异株、监管严 成本极高、递送效率 天价、实体瘤难 递送系统、专利壁垒 从全球视角看，抗体药物（尤其是双抗和ADC）和细胞与基因治疗是当前增长最快的板块。mRNA技术正在从疫苗向更广泛的治疗领域拓展。而重组蛋白药物作为最成熟的品类，增长更多来自生物类似药的市场替代和新适应症的拓展。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位置各有不同：疫苗研发水平处于世界第一方阵；CAR-T临床试验数量居世界第一；抗体药物的国产替代正在加速；基因治疗刚刚迎来首款产品；核酸药物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iStock, Tomas Ragina Summit Therapeutics revealed positive Western data last week from a Phase 3 trial of lung cancer candidate ivonescimab. In a flipped geographical clinical trials landscape, what more will be required for Summit and China-based partner Akeso—and other transnational tandems—to secure FDA approval? Last week, Summit Therapeutics and China-based partner Akeso revealed new data indicating that the efficacy of their PD-1/VEGF-targeting antibody ivonescimab can translate across geographies. This is a promising start, as China-partnered cancer assets typically must show efficacy in U.S. or global trials to attain the pinnacle: FDA approval. Why they must do so—and how sponsors should go about this—is more complicated.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to keep in mind is this is just a flip of a process that has existed for, I don’t know, the last 20 years in drug development,” Daina Graybosch,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immuno-oncology at Leerink Partners, told BioSpace . “It used to be that global studies were bridged to Asian countries.” Graybosch pointed to Merck’s immuno-oncology blockbuster Keytruda as an example. Merck ran a global study, KEYNOTE-407 , of Keytruda in first-lin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The company then conducted a bridging study—or a smaller substudy—for Chinese regulators, “with the theory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disease” in this population. ezstandalone.cmd.push(function () { ezstandalone.showAds(129); }); Today, China hosts more of the world’s clinical trials than the U.S. or any other country, and the gap is widening, with more and more valuable assets being tested there first. “What I feel has completely transformed the conversation is that many of the assets and the trials that are conducted exclusively in China are quite novel and innovative therapie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follow-on drugs,” Harpreet Singh, chief medical officer at Precision for Medicine and former division director of Oncology at FDA, told BioSpace . A prime example is Summit and Akeso’s ivonescimab, a PD-1/VEGF-targeting antibody that beat Merck’s blockbuster PD-1 blocker Keytruda in a Phase 3 NSCLC trial hosted in China. In that study, ivonescimab was 49% more effective at reducing the risk of disease progression or death. Then, in May, Akeso presented overall survival data from the Phase 3 HARMONi-6 study, touting a 34% reduction in the risk of death in Chinese patients. Still, questions swirled around whether these sparkling data would translate to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The risk that China data would not translate has been a lingering bear argument,” Stifel analysts wrote in a July 22 note. The newest data, from a two-year follow-up analysis of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patients in the global Phase 3 HARMONi study, are “a strong counter to that pushback,” they added. Lung cancer Summit and Akeso sharpen case for ivonescimab with new Western data Summit Therapeutics and Akeso are answering questions raised about ivonescimab’s ability to translate to Western populations, though the partners have yet to share if the new finding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July 22, 2026 · 2 min read · Gabrielle Masson Read more Summit and Akeso don’t stand alone in this new terrain, however. Earlier this month, Merck and China-based Kelun-Biotech reported positive Phase 3 results for their 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 sacituzumab tirumotecan, or sac-TMT, which, when combined with Keytruda, showed the potential to replace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in first line NSCLC. Again, however, these data come from China, so Merck will need to replicate the results in a global population. It’s a dilemma that’s becoming more common as biopharma turns to China for innovation and clinical research. U.S. approval is not only critical for a Big Pharma company—it’s key for their Chinese partners as well, according to Boyang Wang, founder of purpose-driven longevity fund Immortal Dragons. Overall, the biopharma and healthcare sectors are “booming” in China, Wang told BioSpace . “But when it comes to overall economic value for Chinese companies, [that] is still lacking because it is very hard for them to actually go to the primary market, which is the U.S. North American market.” As a result, these companies have to “half-way sell their pipeline to another international Big Pharma and collaborate,” he said. So what do transnational pairs like Summit and Akeso or Merck and Kelun need to show to attain Western approvals, and how can regulators ensure that U.S. and European patients don’t miss out on transformational drugs? ‘Variability creates nois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keep in mind under this new landscape, Graybosch said, is that in China, “you’re starting with a homogeneous population,” and then moving into a more diverse global setting. “Whenever you do any sort of clinical experiment in humans, variability creates noise,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see differences in degradation of results,” she continued. This isn’t isolated to China, Graybosch emphasized. “I think if you went and you did a study only in people in Norway and then you did the same global, you’d find the same thing.” The FDA signaled its position on new drug applications based on single-country data in 2022 with the rejection of Eli Lilly’s PD-1 inhibitor sintilimab in NSCLC, developed in partnership with China’s Innovent Biologics. Importantly, sintilimab’s Phase 3 study was conducted only in China. Although the primary reasons behind the drug’s rejection had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it did not offer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existing PD-1 inhibitors for NSCLC, such as Merck’s Keytruda and Bristol Myers Squibb’s Opdivo, the FDA did recommend an additional multiregional trial if Lilly and Innovent wanted to resubmit. According to an SEC filing , Lilly terminated ex-U.S. rights to sintilimab in 2022. Drug Development In Expected Decision, FDA Rejects Lilly’s Sintilimab in NSCLC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rejected Eli Lilly’s 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 issuing a Complete Response Letter for the company’s PD-1 checkpoint inhibitor sintilimab. March 24, 2022 · 3 min read · Mark Terry Read more Within heterogenous geographical populations,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that can lead to different trial results. These include drivers of the disease or the genetics of the cancer, Graybosch noted, pointing to squamous NSCLC as one example. In HARMONi-6, “there was a big segment of nonsmokers”, Graybosch noted. “You don’t see nonsmoker squamous [NSCLC] in the U.S.” For the Chinese nonsmokers, was their cancer caused by something else, she asked, or might the discordance stem from trial enrollment differences? Analysts were asking similar questions following Akeso’s presentation of the data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linical Oncology (ASCO) annual meeting in May. “Does the totality of the invonescimab data from HARMONi-6 point to broad efficacy across patient types? Simply put, we do not know,” BMO Capital Markets wrote to investors on May 31. One critique of HARMONi-6, Singh said, is that not enough older adults were enrolled. However, “Most, if not all . . . of our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s in lung cancer would suffer the same critiques.”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may be answered later this year as Summit expects a data readout from the multiregional HARMONi-3 trial in the second half. And a lot could ride on those results; the FDA is expected to render a decision on ivonescimab by Nov. 14 . Another pot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U.S.-based trials could be the socioeconomic makeup of the trial population, Graybosch suggested. “In some ways [a] China patient is maybe more like a U.S. [or] global community patient” because more Chinese trial participants tend to come from the general community, whereas U.S. patients who are offered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rials “are somehow privileged,” which equates to a better prognosis, she said. Disparate overall survival results can also stem from post-trial care, according to Graybosch. Chinese patients often go back to their villages after the trial, she noted. “If you look at post-study treatments, you’ll see a certain percentage get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That’s not happening in a clinical trial, and that has some impact.” Finally, Graybosch said, differences in biology may be “much more important” with one mechanism, such as a VEGF bispecific, than with a PD-(L)1 drug alone. “We’re just going to need to see more of these studies replicated in the global settings.” Global complexity: FDA and EMA There is precedent for FDA granting approval to drugs based on data from a non-U.S. study. In 2024, the FDA approved four drugs based on trials without any U.S. participants, PharmaVoice reported . These included therapies for cancer and rare disease. BeOne Medicines’ Tevimbra , got the FDA’s nod for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or metastatic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based on data from 0.3% U.S.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th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s 2024 Drug Trials Snapshots Summary Report . The FDA has a few options to regulate these drugs, Singh said. If a treatment shows a “truly transformative overall survival benefit” in another country, the FDA could grant approval based on those data but tied to “very substantial post-marketing requirements” to prove that efficacy does extend to U.S. patients. For a medicine that could be “potentially transformative,” a second option would be to conduct a bridging study, like Merck did with Keytruda, Singh added. In this scenario, instead of the FDA requesting a complete parallel multi-regional trial—which Singh said would cost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four to six years to complete—a sponsor could instead be asked to generate a small amount of multi-regional or U.S.-only data to prove that the efficacy in one region will translate to the U.S. This option would als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equipoise by ensuring that U.S.-based patients don’t miss out on a potentially life-extending drug. “If you already know how the control arm and experimental arm are going to perform, is it appropriate to repeat this experiment?” Singh asked. The answer, she said, is very nuanced. Here, Europe comes into play. Singh pointed to a hypothetical scenario in which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approves a new front-line regimen for NSCLC and the FDA does not. If a company were to then include this new regimen as a partial or full control arm in a global trial, you’d have “an immediate problem in running a trial with one single control arm,” she said. Indeed, EMA guidance is ambiguous on the subject. “EMA does not have a dedicated policy for the evaluation of medicines that have been tested only in China, nor does it have one for cancer treatments,” an agency spokesperson told BioSpace in an email. “The guideline explains that if either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or the study sponsor have concerns that ethnic factors may influence a medicine’s safety, efficacy or dose response, additional data may be required.” Path to FDA approval So, what’s a China-partnered drug sponsor to do? “It’s all about the timing,” Singh said. Companies embarking on a development program outside of the U.S. that also plan to seek FDA approval should “start expanding your regions early in the course of drug development.” For sponsors with completed single-region trials who have seen “potentially transformative results” in a single population, Singh recommends engaging with the FDA and considering a robust post-marketing requirement or a bridging study. “I would be approaching FDA to talk about options A or B and really doubling down on the notion that the bridging strategy is a well-traveled regulatory pathway to make therapies available across different populations,” she added. Current FDA guidance also recommends a proactive approach. “The FDA encourages applicants to meet with agency officials in a ‘presubmission’ meeting when approval based solely on foreign data will be sought,” an agency spokesperson told BioSpace in an email. Both Summit and Merck appear to be tak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Summit and Akeso are awaiting data later this year from the multiregional HARMONI-3 trial , which compares ivonescimab and chemotherapy to Keytruda plus chemo in first-line NSCLC. The study, which comprises approximately 1,600 patients, is expected to readout in December 2028. Meanwhile, Merck and Kelun’s sac-TMT is currently being evaluated in five global multicenter Phase 3 studies, according to Kelun’s July 14 release . There is also considerable precedent for the design of such trials, according to Graybosch. “In some ways, it’s no different from taking a small, randomized Phase 2 proof of concept, which we know is a biased patient population, and then designing a Phase 3 trial—and we don’t always do a good job at that.” Graybosch pointed to Roche’s anti-TIGIT drug tiragolumab as a case in point. In July 2024, Roche halted the Phase 2/3 SKYSCRAPER-06 study after the drug combined with Tecentriq failed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progression 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versus Keytruda and chemo in patients with NSCLC. This was after the combo succeeded in the Phase 2 CITYSCAPE trial. “The small Phase 2 [study] showed a tremendous benefit, and it degraded in a more heterogeneous Phase 3, even in the same regions, and they simply underappreciated it,” Graybosch said. Clinical trial design, she added, “is an art, not a science.” Drug Development Roche Axes Phase II/III NSCLC Study as TIGIT Drug Loses to Keytruda-Chemo Combo Roche’s tiragolumab, when combined with its PD-L1 blocker Tecentriq,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progression-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versus Keytruda and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July 8, 2024 · 2 min read · Tristan Manalac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