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ritumomab Tiuxetan

前言 自免靶点药物是指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药物，这些药物通过作用于相关的生物靶点来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近年来，随着对自身免疫疾病机制的深入理解，这一领域的药物开发取得了显著进展。 前有阿达木单抗登顶“药王”，现有度普利尤单抗强势增长，自免药物市场方兴未艾，药企纷纷加注潜力靶点，一场治愈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竞赛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 自免赛道 千亿级蓝海市场 尽管肿瘤是第一大疾病领域，市场空间广阔，但由于抗肿瘤新药研发风险大、成本高，再加上全球药企的争相涌入、同质化问题凸显，早已是红海竞争。 事实上，仅次于肿瘤赛道的自身免疫赛道市场蛋糕也不小。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2022年全球自免药物市场规模约1323亿美元，预计至2030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1767亿美元。 自免疾病领域不仅市场增速快，而且时常见证多个“百亿美元分子”重磅药物的诞生。2023年全球药品销售额TOP10中，3款为自免类药物，合计销售额达484亿美元，包括赛诺菲/再生元的Dupixent，艾伯维的Humira，强生的Stelara。 图：2023年全球药品销售额TOP10药物 自免疾病靶向制剂 自身免疫性疾病（AID）是由于机体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正常细胞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等。研究表明，炎症因子的异常表达在这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过去主要是非甾体抗炎药、传统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糖皮质激素等传统的抗炎治疗。随着医学技术的持续发展，目前自免疾病领域常用的创新药已经转变为创新靶向制剂，也就是抗TNF（肿瘤坏死因子）制剂、抗IL（白介素）制剂和JAK1抑制剂等。 表：传统抗炎药和创新药针对自免疾病的治疗现状对比 实际上，在自免领域，无论是大分子还是小分子领域已经涌现出不少科学家持续探索，热门靶点更是有不少药企角逐亮相。一起来了解当下的热门药物靶点。 表：自身免疫疾病热门靶点 主要靶点及相关药物 01. TNF相关 TNF-α是一种主要的促炎细胞因子，靶向TNF-α的单克隆抗体，如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和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已经在多种自身免疫疾病中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TNF-α和TNFR结合，通过激活下游信号通路发挥调控作用。TNF-α不适当或过度激活与慢性炎症有关，并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炎症性肠病、银屑病和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发展。 目前，国内已有多款靶向TNF-α的药物获批上市(详见下表)，此外，还有一些TNF-α抑制剂药物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OX40信号通路在多种免疫相关疾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OX40是一种属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TNFR）超家族的共刺激分子，OX40通过与OX40L结合导致T细胞活化以及效应功能增强。OX40/OX40L阻断可改善自身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并降低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免疫活性。因此，阻断 OX40/OX40L通路对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正在针对OX40或OX40L自免领域的临床试验中，进度较快的分别是安进/协和麒麟的rocatinlimab，及赛诺菲的amlitelimab。 此外，TNF家族成员TL1A/DR3信号在黏膜免疫中扮演关键角色，影响T细胞亚群如Th1、Th2、Th17和Th9，以及调节性淋巴细胞和ILC2、ILC3。而阻断TL1A可能对多种由不同T效应免疫表型主导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具有治疗价值。临床已验证其可用于炎症性肠病（IBD）治疗。 目前，全球正在研发的TL1A项目中临床开发进度最快的是罗氏TL1A抗体RVT-3101和默沙东以108亿美元现金收购Prometheus的MK-7240，均已进入临床Ⅲ期。 近两年，多家MNC巨头已完成针对TL1A靶点的交易。2024年6月，艾伯维宣布获得明济生物TL1A抗体FG-M701的全球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许可权，交易额高达17.1亿美元。由此可见，TL1A靶点已成为自身免疫和IBD领域中的热门研究焦点。 吉满生物推出（☞点击靶点，了解更多产品详情）TNF-α/OX40/TL1A一系列工程化改造的稳定表达/功能检测细胞系、抗体及蛋白相关产品助力药物研发，详情咨询吉满客服联系同微信：18916119826！ 02. 白介素靶点 多个药物上市，研究前景广泛 自免行业的白介素靶点主要包括IL-17、IL-23、IL-2、IL-6等。白介素靶向药物最主要针对的适应症是银屑病，在银屑病领域头对头击败TNF-α单抗。自免药物包括靶向IL-6的托西利珠单抗、靶向IL-12/23的乌司奴单抗、靶向IL-17A的司库奇尤单抗和靶向IL-23的古塞奇尤单抗。 IL-17 IL-17细胞因子，包括IL-17A和IL-17F，在IBD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全球共上市5款靶向IL-17A/IL-17RA药物，即司库奇尤单抗、依奇珠单抗、尼塔奇单抗、布罗利尤单抗和比吉利珠单抗。其中，司库奇尤单抗、依奇珠单抗和布罗利尤单抗已在国内获批，比吉利珠单抗也已在国内申报上市。截至目前，国内IL-17靶点药物适应症以银屑病、强直性脊柱炎和中轴型脊柱关节炎为主。 近期，FDA刚批准IL-17A/IL-17F抑制剂Bimzelx用于治疗活动性银屑病关节炎（PsA）成人患者、有客观炎症症状的活动性非放射学中轴型脊柱关节炎（nr-axSpA）成人患者以及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AS）成人患者。该药物是第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这三种适应症的IL-17A/IL-17F抑制剂（PsA、nr-axSpA、AS）。 IL-12/IL-23 由树突状细胞产生的IL-12和IL-23均属于IL-12家族，在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IL-23和IL-12共用p40亚基，但IL-23更广泛地参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通过靶向IL-12/IL-23p40或IL-23p19，可以阻断IL-23信号。IL-23的阻断可有效治疗银屑病和PsA。 目前全球有4种IL-23抗体药物获批，分别为乌司奴单抗、古塞奇尤单抗、替拉珠单抗及瑞莎珠单抗，其中前3款药物已在国内获批，瑞莎珠单抗在国内的上市申请已获批受理。 9月26日，CDE官网显示，信达生物自研的1类新药—重组抗白介素23p19亚基（IL-23p19）抗体匹康奇拜单抗申报上市，用于治疗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该药物是首款递交上市申请的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IL-23p19靶向药物。 IL-2 IL-2最早于1976年被发现，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抗癌靶点。IL-2是对免疫系统具有多效作用的关键细胞因子之一。IL-2通过与其受体结合，发挥信号调节作用。IL-2与IL-2R亲和力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下游信号传导，影响了最终塑造效应T细胞、Treg细胞，NK细胞等细胞的功能活性，这也为免疫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思路。 图：IL-2在免疫反应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许多企业开始发力工程化IL-2，改变IL-2与不同受体亚单位的亲和力，从而增加活力，降低毒性，主要类型包括IL-2 muteins，聚乙二醇化IL-2，IL-2-抗IL-2免疫复合体和IL2-CD25融合蛋白。从工程化IL-2全球进展来看BMS、赛诺菲、罗氏等纷纷在这一领域布局。在国内，针对IL-2靶点的布局，以恒瑞医药（SHR-1916和RS2102）、信达生物IBI363、君实生物LTC002等为代表。 吉满生物推出（☞点击靶点，了解更多产品详情）IL-5/IL-12/IL-17/IL-2/IL-23一系列工程化改造的稳定表达/功能检测细胞系、抗体及蛋白相关产品助力药物研发，详情咨询吉满客服联系同微信：18916119826！ 03.B细胞相关 针对B细胞的靶点包括CD20、补体系统以及FcRn等。其中CD20蛋白位于B细胞质膜表面，针对CD20的抗体能直接诱导免疫系统对于B细胞的杀伤，在血液瘤和自身免疫病治疗中有广泛应用。FcRn位于内皮细胞表面，能够结合并延长引起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抗体的半衰期。通过单抗靶向补体系统的蛋白，可以减少补体系统对自身组织细胞的杀伤。 CD3 CD3蛋白是一种存在于人类T细胞和B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在T细胞识别和应答外来抗原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T细胞免疫应答的关键组成部分。 图：TCR-CD3 蛋白复合物 CD3重磅交易 CD3 抗体以及相关的生物制剂在肿瘤免疫治疗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前景。另一方面，扩展到自免疾病这一更广大的市场。近期嘉和生物GB261、同润生物CN201纷纷出海也再次验证了这款靶点的巨大潜力。8月5日，嘉和生物就CD20/CD3双抗GB261与TRC 2004达成4.5亿美元加股权的海外授权协议，双方合作将主要集中探索GB261在自免疾病方面的潜力，嘉和当日涨幅便11.57%。 CD20 CD20属于跨膜4结构域家族A（MS4A）蛋白家族，分子量为33-37KDa的非糖基化蛋白。 CD20仅在pro-B细胞到记忆B细胞谱系中表达，不在浆细胞中表达。过去几十年，抗CD20疗法一直是B细胞耗竭的主要工具。 CD20因其治疗领域的广泛性，不仅拥有B细胞肿瘤治疗研发者的爱戴，又得到自体免疫开发者的青睐。自1997年利妥昔单抗上市以来，抗CD20单抗发展迅速，已经出现了大量相关靶点的新药及仿制药。目前以此为靶点的单抗包括利妥昔单抗（商品名：美罗华）、替伊莫单抗（商品名：泽娃灵）、托西莫单抗（商品名：BEXXAR）、奥法木单抗（商品名：Arzerra）、奥瑞珠单抗（商品名：Ocrevus）以及奥妥珠单抗（商品名：Gazyva）。治疗的领域包括淋巴瘤、白血病和某些自体免疫疾病等。 FcRn FcRn是一种位于细胞膜表面的IgG抗体受体，主要在内皮细胞中表达。FcRn通过结合IgG的Fc部分，阻止IgG在体内的自然代谢，延长了IgG的作用时间。通过靶向FcRn的药物可以促进IgG降解，起到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的效果。目前该类药物主要应用于重症肌无力治疗。 目前，全球已有两款FcRn单抗获得FDA批准上市：Argenx/再鼎的efgartigimod和优时比的rozanolixizumab，均已获批重症肌无力适应症。还有一些 FcRn 靶点抗体类药物也在临床试验进程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进展靠前的在研FcRn药物具体信息总结如下： 2024年7月25日，Argenx发布二季度财报，FcRn靶向Efgartigimod加速放量，二季度销售额4.78亿美元，同比增长78%，环比增长20%！ 吉满生物推出（☞点击靶点，了解更多产品详情）CD3/CD20/FcRn一系列工程化改造的稳定表达/功能检测细胞系、抗体及蛋白相关产品，充分满足药物研发需求，助力药物临床申报。（具体请咨询吉满客服联系同微信：18916119826） 04.激酶靶向 JAK家族的酪氨酸激酶（如JAK1、JAK2、JAK3及TYK2）在多种细胞因子信号传导中起关键作用，尤其是在自身免疫疾病中。JAK抑制剂（如托法替尼、巴瑞替尼等）已经被批准用于类风湿关节炎和其他多种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 截至2023年11月底，全球共有14款JAK抑制剂新药获批上市，乌帕替尼（JAK1）、托法替布（泛JAK）两大单品在AS/IBD/RA/PsA/JIA等自免类大适应症领域均有所布局，其余产品主要集中覆盖IBD、RA、皮炎、骨髓纤维化等领域。国内管线中，江苏恒瑞的艾玛昔替尼（JAK1）针对AS与RA的适应症已分别于2023年8及2023年11月申报NDA，泽璟生物的杰克替尼（JAK1/JAK2/ALK2）针对RA适应症的管线已进入III期临床，凌科药业、无锡福祈与杭州高光针对RA布局的管线也均进入III期临床。 除JAK抑制剂外，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也有望通过调节 B 细胞功能来改善自身免疫性炎症。目前正在研究BTK抑制剂在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应用，包括 RA、MS、pSS 和SLE。 总结 白介素与JAK逐渐替代TNF-α，成为新一代自免药品布局的热门靶点。2021年至今，有多款JAK抑制剂集中获批上市，自免药物领域延续高景气发展态势，靶点布局呈现明显代际。 图源：Insight、开源证券研究所 随着对自身免疫疾病机制的进一步理解，新的靶点和治疗策略不断涌现。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 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以指导治疗 开发新型靶向药物，尤其是针对尚未有效治疗的疾病表型 结合多种治疗机制改善患者的治疗反应和生活质量 总之，自免靶点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代表了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领域的重要进展，期待未来将继续推动个体化治疗的发展和新的靶点发现，以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联系我们 吉满生物助力药物研发，紧随前沿靶点资讯，储备几百株现货细胞，覆盖GPCR、细胞因子、免疫检查点、TAA等多领域，截止当前已布局近300个热门靶向药靶点，1000余株细胞系，旨在助力、加速大分子早期研发，做到进口细胞的国产替代。同时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细胞系服务。自免热门代表性产品如下，具体请咨询吉满客服联系同微信：18916119826。 扫码咨询 扫码找现货

摘要：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已经彻底改变了包括乳腺癌在内的许多类型癌症的治疗方法。最近，两种新的ADC药物获得批准，曲妥珠单抗德鲁替康和萨西图珠单抗戈维替康；两者在总生存期方面都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善，曲妥珠单抗德鲁替康在所有三种亚型的转移性乳腺癌中，萨西图珠单抗戈维替康在亮面和三阴性转移性乳腺癌中。这些药物是ADC三个组成部分——单克隆抗体、有效载荷和连接体——构建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和创新的结果，并且是新靶点抗原发现的结果。ADC工程学深刻改变了癌症治疗的范式，一方面对被认为天生对药物有效载荷类别具有抗性的肿瘤有效，另一方面在目标表达非常低的肿瘤中也显示出活性。然而，我们可能只是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随着新靶点的识别以及新的ADC结构和组合的引入，ADC领域将在未来几年迅速扩展。 1.  引言 在过去十年中，杂交瘤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更多亲水性和血液稳定的连接体的开发，以及更广泛高效载荷的引入，导致了第三代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的开发，与传统疗法相比，ADCs具有多个优点。鉴于每个组分与肿瘤和肿瘤微环境的复杂相互作用，新一代ADCs的活性超越了选择性地向肿瘤传递高细胞毒性载荷，并扩展到被认为天生对治疗药物类别具有抗性的肿瘤。事实上，由于连接体偶联不影响抗原结合位点，抗体骨架保持了其自身的肿瘤靶点调节功能，并通过其Fc区域激活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和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CDC）。此外，可切割连接体的日益增长的使用允许亲脂性载荷穿过细胞膜扩散，有可能杀死不表达ADC靶标的邻近细胞，即所谓的旁观者效应。最后，新偶联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亲水性连接体的日益增长的使用导致了更加均匀和稳定的ADCs，具有更高的药物对抗体比例和更低的免疫原性。目前，已有14种ADCs在不同国家获得批准，用于实体瘤和血液肿瘤的治疗，其中3种被批准用于早期或转移性乳腺癌（BC）的治疗，在所有三种BC亚型中展示了总生存期（OS）的显著改善。然而，我们只是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ADC领域可能会迅速丰富，基于新技术和靶点抗原的新有希望的化合物将会出现。不幸的是，ADCs也导致了新的毒性，这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需要教育以实现其最佳管理。目前，大量试验正在评估新的ADCs和基于ADC的组合，以进一步提高疗效结果，并更好地理解未识别的抗性机制、特定毒性和缺乏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在这篇综述中，我们讨论了ADCs在乳腺癌治疗中的未来之路。 2.  目前，针对乳腺癌的已批准ADCs 2.1.  靶向HER2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一种第二代抗HER2 ADC，是首个被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ADC。T-DM1，一种基于曲妥珠单抗的ADC，携带一种细胞毒性微管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通过硫醚不可切割连接体显著改善了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用于二线及以后治疗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在III期临床试验TH3RESA中，606名经过大量预处理（平均4线）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T-DM1（n=404）或医生选择的治疗（n=198）。实验组的中位OS明显更长（22.7比15.8个月；HR 0.68，95%CI 0.54–0.85），尽管对照组有47%的患者在疾病进展时接受了T-DM1。在III期EMILIA试验中，T-DM1与当时二线最常用的治疗方案拉帕替尼加卡培他滨进行了比较，在991名曾接受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治疗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T-DM1在客观反应率（ORR，43.6%比30.8%）、中位PFS（9.6比6.4个月；HR 0.65，95%CI 0.55–0.77）和OS（29.9比25.9个月；HR 0.75，95%CI 0.64–0.88）方面明显优于标准治疗。鉴于其美登素载荷，T-DM1最常见的不良事件（AEs）是血小板减少（3级，14%）和肝毒性（3级，5%）。基于在转移环境中的积极结果，T-DM1作为辅助治疗在新辅助化疗后仍有残留浸润性疾病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进行了测试。改变实践的KATHERINE试验表明，与辅助曲妥珠单抗相比，辅助T-DM1将复发风险减半。 最近，第二种抗HER2 ADC，trastuzumab-deruxtecan（T-DXd）彻底改变了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T-DXd由一种可切割的四肽连接体和一种exatecan衍生物组成，这是一种喜树碱类似物，通过抑制拓扑异构酶I（TOPO1）导致DNA断裂。在II期单组DESTINY-Breast01研究的显著结果之后，该研究促成了2019年12月的FDA加速批准，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T-DXd在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免疫组化1+或2+和原位杂交阴性结果）患者中相较于标准治疗的更大疗效。关键的III期DESTINY-Breast03试验比较了T-DXd和T-DM1在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中的疗效，这些患者之前曾接受过紫杉醇和曲妥珠单抗治疗。共有524名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T-DXd或T-DM1。与T-DM1相比，T-DXd的中位PFS延长了4倍（28.8比6.8个月；HR 0.33，95% CI 0.26–0.43）。在平均研究随访28.4个月（范围，0.0–46.9个月）时，两组均未达到中位OS，但差异显著（HR 0.64，95% CI 0.47–0.87）。此外，III期DESTINY-Breast02研究比较了T-DXd与医生选择的治疗在曾接受过T-DM1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证实了T-DXd在后续治疗线中的更大疗效，中位PFS为17.8个月，而标准治疗为6.9个月（HR 0.36，95% CI 0.28–0.45）。 基于T-DXd旁观者效应的临床前证据以及I期的初步数据，III期DESTINY-Breast04试验评估了T-DXd在经治的HER2低表达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这些患者曾接受过一线或两线的化疗。共有557名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T-DXd或医生选择的化疗。在激素受体（HR）阳性的患者亚组中（n=494），T-DXd改善了中位PFS（10.1比5.4个月；HR 0.51，95%CI 0.40–0.64）和OS（23.9比17.5个月；HR 0.64，95%CI 0.48–0.86）。这些益处也见于HR阴性乳腺癌患者，中位PFS为9.9（比5.1个月；HR 0.50，95%CI 0.40–0.63）和OS为23.4（比16.8个月；HR 0.64，95%CI 0.49–0.84），尽管这是对58名患者的探索性分析的限制。有趣的是，T-DXd在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中也显示出活性，如II期DAISY研究所示，在该研究中，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根据HER2表达被分为三个队列接受T-DXd治疗。在高HER2表达队列中注册的患者（免疫组化[IHC] 3+或IHC2+/ISH+），ORR为69.1%，中位PFS为11.1个月。HER2低表达队列中的患者（IHC1+或IHC2+/ISH-肿瘤）的ORR为33.3%，中位PFS为6.7个月。在HER2非表达队列中（IHC 0），ORR为30.6%，中位PFS为4.2个月。总的来说，T-DXd具有普遍可控的安全性概况，血液学、低级别胃肠道不良事件是最常见的。间质性肺毒性（ILD）是最令人关注的不良事件。在九项I/II期T-DXd单药治疗的汇总分析中，ILD的总发生率为15.4%，其中大多数为低级别；77.4%为1级或2级，在极少数情况下是致命的（5级，2.2%）。可能与增加ILD风险相关的因素包括年龄<65岁，在日本招募，T-DXd剂量>6.4 mg/kg，氧饱和度<95%，中度/重度肾功能不全，存在肺部合并症，以及自最初诊断以来的时间>4年。尽管ILD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并正在调查中，但T-DXd可能通过不依赖靶标的摄取进入肺泡巨噬细胞可能是关键机制。 2.2.  靶向TROP-2 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是一种跨膜糖蛋白，作为钙信号转导因子。在正常组织中含量较低，但在上皮性肿瘤中高度表达，包括80%的乳腺癌患者，Trop-2的过度表达与肿瘤的侵袭性和生长有关，这是由于间充质至上皮的转录调控。Sacituzumab govitecan是一种针对Trop-2的首创ADC，其中抗Trop-2抗体通过可水解连接体与SN-38偶联，SN-38是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伊立替康的活性代谢产物。在ASCENT试验中，在至少接受过两种系统治疗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中，与医生选择的单药化疗相比，sacituzumab govitecan展示了增加的中位PFS（5.6个月对1.7个月；HR 0.41，95% CI 0.32–0.52）、OS（12.1个月对6.7个月（HR 0.48，95% CI 0.38–0.59））和ORR（35%对5%）。在TROPiCS-02试验中，在至少接受过一种基于内分泌治疗的转移性HR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包括之前的CDK4/6抑制剂，以及2至4线的转移性疾病化疗，sacituzumab govitecan与研究者的选择进行了比较。在中期分析中，sacituzumab govitecan显示出统计学上显著的PFS改善（5.5对4.0个月：HR 0.66，95% CI 0.53–0.83）和OS改善（14.4对11.2个月；HR 0.79，95%CI 0.65–0.96，p=0.02）优于标准化疗。在III期ASCENT和TROPiCS-02试验中，最临床相关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是中性粒细胞减少、腹泻和脱发，主要与SN-38有关。尽管在开处sacituzumab govitecan时不需要药物基因组筛查，但在ASCENT试验中，携带UGT1A1*28等位基因纯合子的患者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是其他患者的两倍。 3.  未来乳腺癌中的ADCs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见证了ADCs的前所未有快节奏的扩张，大量新型ADC结构进入了临床开发，利用新的抗体骨架，通常针对多个抗原或不同的表位，新载荷概念，包括非化疗药物，以及更广泛的适用靶点，不仅在肿瘤中，也在肿瘤微环境中。以下是目前正在BC中探索的新型ADC结构的主要属性，特别关注进一步的潜在临床开发（表1）。 3.1.  针对已知抗原的新ADC结构 几项正在进行的试验一直在评估针对已知抗原的新ADC结构，即HER2和Trop-2，旨在提高治疗的疗效和耐受性。 3.1.1.  HER2 最近至少有8种不同的针对HER2的ADCs进入了临床开发，显示出不同的活性和毒性特征。Vic-trastuzumab duocarmazine（SYD985）由一个DNA烷基化剂载荷通过可切割连接体附在曲妥珠单抗上。在I期试验中显示出对经过大量预处理的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显著的临床活性，并获得了FDA快速通道指定后，在III期TULIP试验中与标准治疗相比表现良好。该研究达到了其主要终点，通过增加中位PFS（7.0对4.9个月；HR 0.64，95%CI 0.49–0.84）并显示出OS获益的趋势（HR 0.83，95%CI 0.62–1.09）。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是眼部毒性，76%的患者报告了任何级别的结膜炎和角膜炎，12.2%和5.6%的患者报告了3级或更高级别的角膜炎和结膜炎。值得注意的是，接受Vic-trastuzumab duocarmazine治疗的患者中有7.6%（5.2% 1-2级）报告了ILD，包括两名5级患者。正在评估不同的缓解措施，如预防性使用眼药水。 Disitamab Vedotin（RC48）由一种新型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组成，针对HER2，hertuzumab，其特点是对HER2的亲和力更高，ADCC更强，以及通过可切割连接体偶联的单甲基奥瑞他汀E（MMAE）载荷。在剂量递增的C001 CANCER I期试验中，RC48在不同HER2表达水平的患者中显示出活性。在HER2阳性亚组中，RC48 1.5、2.0和2.5 mg/kg剂量的ORR分别为22.2%、42.9%和40.0%，中位PFS分别为4.0、5.7和6.3个月。在HER2低表达亚组中，RC48 2.0 mg/kg的ORR和中位PFS分别为39.6%和5.7个月。这种化合物还获得了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有条件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癌患者和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 ARX788是一种基于非天然氨基酸的位点特异性共轭技术的ADC，因此具有很高的均匀性。它由一种人源化HER2抗体组成，结合了一种微管抑制剂amberstatin（AS269）。在一项只招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I期试验中，ORR为65.5%，中位PFS为17.0个月。最常见的3-4级不良事件是眼部不良事件（5.7%）和肺炎（4.3%）。正在进行的2期ACE-Breast-03（NCT04829604）研究正在评估ARX788在对T-DM1、T-DXd和/或含tucatinib方案耐药的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活性和安全性。然而，ARX788的开发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其他两种含有MMAE载荷的ADCs在临床开发中也显示出对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有希望的活性。首先，ALT-P7在一项招募了27名接受过至少两种抗HER2治疗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I期试验中，ORR为77%，中位PFS为6.2个月。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包括肌痛（33.3%）、疲劳（25.9%）、感觉神经病变（22.2%）、脱发（22.2%）、瘙痒（22.2%）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22.2%）。第二种，MRG002，在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中显示出显著的活性，IHC 1+和2+的ORR分别为34.1%和37.5%。报告的不良事件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53.6%）、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增加（分别为46.4%和32.1%）以及脱发（39.3%）。 3.1.2.  靶向TROP-2 Datopotamab deruxtecan（Dato-DXd）是一种第三代ADC，靶向Trop-2，由一个IgG1单抗与一个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MAAA-1181a，一种exatecan衍生物）通过一个基于四肽的可切割连接体偶联，药物与抗体的比例约为4:1。目前，作为单药或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正在进行多个I-III期研究。在正在进行的I期多队列研究TROPION-PanTumor01（NCT03401385）中，44名经过大量预处理的TNBC患者观察到32%的ORR和80%的疾病控制率（DCR）。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过靶向拓扑异构酶I的ADC治疗的13名患者中，也有9名报告了肿瘤缩小。最常见的任何级别的不良事件包括口腔炎（73%）、恶心（66%）、呕吐（39%）、疲劳（34%）和脱发（36%）；3级口腔炎在11%的病例中报告。在先前接受过RH+/HER2-转移性乳腺癌治疗的患者队列中，ORR为29%，DCR为85%。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包括口腔炎（80%）、恶心（56%）、疲劳（46%）和脱发（37%）。目前正在进行两项III期试验，评估Dato-DXd与标准护理相比作为晚期TNBC患者的一线治疗（NCT05374512）以及作为晚期HR阳性乳腺癌患者的二线或三线治疗（NCT05104866）。此外，一项III期试验正在评估Dato-DXd联合或不联合durvalumab治疗接受过新辅助系统治疗后仍有残留浸润性疾病的I至III期TNBC患者（NCT05629585）。 3.2.  新型选择性靶点 3.2.1  HER3 HER3是一种跨膜生长因子受体，在50%的乳腺癌中过度表达。HER3介导对EGFR、HER2、PI3K/AKT/mTOR导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的抗性，其变构功能对HER2放大的癌症生长至关重要[38–40]。HER3过度表达与不同肿瘤类型（包括乳腺癌）的癌症进展风险更高和预后更差有关。Patritumab deruxtecan（U3-1402，HER3-DXd）是一种靶向HER3的ADC，由一个人类IgG1单抗（mAb，patritumab）与一个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载荷（MAAA-1181a，一种exatecan衍生物）通过一个基于四肽的可切割连接体链接，具有高达8的药物与抗体比例。1/2期研究U3-1402-J101研究包括HER3+（IHC 2+或3+）的经过大量预处理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113例亮面型，53例TNBC和14例HER2阳性乳腺癌。ORR分别为30%、23%和43%。有趣的是，HER3-DXd的活性与HER3表达无关。同样，在TOT-HER3研究中，测试了HER3-DXd单剂量在未经治疗的早期亮面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和生物学活性，ORR与基线HER3 IHC和ERBB3 mRNA表达水平无关。目前正在早期和转移性环境中进行进一步的II期和III期研究（NCT05569811, NCT04965766, NCT04699630）。 3.2.2.  LIV-1 LIV-1是一种具有金属蛋白酶活性的跨膜蛋白，属于ZIP（Zrt, Irt-like proteins）锌转运蛋白的一个亚家族，在不同正常组织中表达异质。中/高LIV-1表达在约90%的HR阳性乳腺癌和TNBC中被发现，它与淋巴结和远处转移进展相关，与其在上皮-间充质转化中的作用一致，通过E-钙粘蛋白下调。Ladiratuzumab vedotin（SGN-LIV1A）是一种ADC，由一个针对LIV-1的人源化单抗组成，通过一个可被蛋白酶切割的连接体与一种强效的微管破坏剂，单甲基奥瑞他汀E（MMAE）载荷偶联，是dolastatin 10的合成类似物，它决定了G2/M细胞周期停滞并最终导致细胞凋亡。 目前正在积极招募经过大量预处理的转移性LIV-1阳性TNBC或HR阳性内分泌抵抗性乳腺癌患者进行I期开放标签剂量递增和扩展研究（NCT01969643）。纳入剂量递增和扩展队列的44名TNBC患者的中期分析显示，ORR为32%，中位PFS为11.3周（95%CI 6.1–17.1周），最常见的所有级别不良事件为疲劳（59%）、恶心（51%）和周围神经病变（44%），而中性粒细胞减少（25%）和贫血（15%）是最常见的3级和4级不良事件。确定的RP2D为每3周2.5 mg/kg，然而也在研究每周一次的计划，以确定它是否扩大了治疗窗口。在适应性平台试验I-SPY2中，与标准臂相比，新辅助疗法使用4个周期的SNG-LIV1A 2.5 mg/kg每3周，然后是4个周期的多柔比星+环磷酰胺，并没有增加病理完全缓解率。尽管正常的凋亡死亡是非免疫原性的，但临床前证据表明SGN-LIV1在LIV-1阳性细胞中诱导ER应激并释放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标志物，如ATP和HMGB1。基于这些数据，2项正在进行的研究正在评估SGN-LIV1A与pembrolizumab（NCT03310957）或atezolizumab（NCT03424005）的组合在TNBC患者中的活性，作为一线或二线治疗，无论PD-L1和LIV-1表达如何。 3.2.3.  Nectin-4 Nectin-4是一种参与细胞增殖、迁移和粘附的跨膜糖蛋白。在60%的膀胱癌和乳腺癌中报告了中度至强染色，而其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较低。Enfortumab vedotin（EV）是一种靶向nectin-4的第三代ADC，由一个完全人源化的IgG1抗体与一个微管抑制剂（MMAE）通过一个可被蛋白酶切割的连接体偶联。2021年9月，它获得了FDA批准用于治疗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目前，一项多队列的2期研究（NCT04225117）正在评估EV在不同局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活性和毒性，包括接受过预处理的HR阳性乳腺癌和TNBC患者。Nectin-4表达不是研究纳入标准，而是作为探索性生物标志物进行评估。 3.2.4.  CEACAM5 另一个新兴靶点是癌胚抗原（CEA）相关的细胞黏附分子5（CEACAM5），一种跨膜糖蛋白，在包括胃肠道、肺和乳腺在内的多种肿瘤类型中高度表达，其中它参与肿瘤侵袭和转移，而其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较低。Tusamitamab ravtansine（SAR408701）是一种新型靶向CEACAM5的ADC。它包含一个与DM4偶联的人源化单抗，通过一个可切割的N-succinimidyl 4-(2-pyridyldithio)丁酸酯（SPDB）连接体。在I期研究中，92名不同CEACAM 5表达水平的患者接受了逐步增加剂量的SAR-408701治疗，包括1名乳腺癌患者。总体上，在低表达和高表达队列中分别观察到2个部分缓解（ORR 7.1%）和13个PRs（ORR 20.3%）。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是乏力、食欲下降、角膜炎和恶心，每项在25%的参与者中观察到。目前正在对SAR-408701进行非小细胞肺癌和其他实体瘤的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NCT04154956, NCT04659603, NCT04394624, NCT05071053, NCT04524689）。 3.3.  新ADC构建 3.3.1.  抗体技术 ADC的抗体部分技术不断发展，目标是优化细胞内吞率、肿瘤渗透性和从肿瘤微环境中招募细胞。 双特异性ADCs，即针对同一癌细胞上的两种不同受体，或双特异性ADCs，即针对同一受体上的两种不同表位，旨在提高靶向特异性、内吞作用，同时最小化对健康组织的毒性。MEDI4276结合了一种双特异性抗体，针对HER2上的两个不重叠表位，特异性共轭到一种基于tubulysin的微管抑制剂载荷。通过增加内吞作用和溶酶体的运输及降解，它在体内模型中显示出强大的抗肿瘤潜力，特别是在T-DM1耐药或HER2表达低的情况下。在一项针对接受过抗HER2药物治疗的晚期或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I期试验中，MEDI4276导致了1/47的完全反应（0.5 mg/kg）和2/47的部分反应（0.6和0.75 mg/kg），但主要由于肝功能测试增加而产生不可接受的毒性。另一个概念是使用一个内吞作用差但特异性的抗原与一个内吞作用快速的抗原。这样，快速内吞的抗原加速了内吞作用差的抗原的摄取。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靶向HER2和催乳素受体（PRLR）的双特异性ADC比靶向HER2的ADC更有效地杀死癌细胞。与HER2相比，PRLR快速且持续地内吞，PRLR在细胞表面的水平足以确保内吞作用。使用一种结合了两种受体的双特异性ADC，非共价交叉结合HER2和PRLR到细胞表面，显著提高了内吞作用和细胞毒性潜力。 Probody药物偶联物是扩大治疗窗口的另一项创新技术。它们是一类利用肿瘤蛋白酶活性来传递其治疗效果到肿瘤微环境而不是健康组织的新一类蛋白酶激活的重组抗体前药。在肿瘤内靶向肿瘤可以减少不良反应，从而提高安全性和/或剂量。最近，CX-2009，一种针对CD166（ALCAM）的Probody药物偶联物，与DM4共轭，在涉及92名患者（其中39名患有晚期乳腺癌）的I期试验中进行了研究。在5名乳腺癌患者中观察到部分反应，消化和剂量依赖性眼部毒性是最频繁的不良事件。目前，CX-2009的开发已中断。 另一种发展方向是用小分子替换抗体骨架。小分子药物偶联物（SMDCs）仍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但它们可能具有较小的免疫原性、更容易合成，以及穿透实体瘤和解剖屏障的高潜力。 3.4.  新载荷 免疫刺激抗体偶联物（ISACs）使用免疫刺激剂，如Toll样受体（TLR）激动剂、干扰素刺激基因激动剂（STING）作为载荷。这些免疫刺激剂不能安全地系统性给药，但通过使用特异性靶向抗体，它们可以被传递到肿瘤细胞或微环境细胞。在临床前小鼠模型中，BDC-1001是一个由双TLR7/8激动剂与靶向HER2的抗体共轭而成的ISAC，引发了局部免疫反应，导致肿瘤中髓系和T细胞的减少和免疫记忆。目前正在进行一项1/2期剂量递增/扩展研究，以评估BDC-1001 ± pembrolizumab在接受标准治疗后病情进展的HER2表达实体瘤患者中的疗效（NCT04278144）。SBT6050也是一个由TLR8激动剂与靶向HER2的单克隆抗体共轭而成的ISAC。它在体外和体内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特别是在与曲妥珠单抗联合使用时。其他含有细胞毒素放射性同位素的ADCs已显示出临床活性，如ibritumomab tiuxetan，一种与碘-131链接的抗CD20抗体，用于治疗淋巴瘤。然而，据我们所知，目前没有含有细胞毒素放射性同位素的ADCs在乳腺癌中进行开发。 4.  乳腺癌中未来ADCs组合策略 4.1.  ADCs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大量临床前证据支持将ADCs与免疫疗法结合使用。首先，大多数ADCs诱导ICD，ICD包括细胞表面暴露或死亡细胞释放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DAMPs被免疫系统识别，并最终导致吞噬肿瘤细胞的抗原呈递细胞和交叉呈递给细胞毒性T细胞。其次，抗体骨架通常保持其免疫效应功能，能够通过其Fc部分激活ADCC和CDC。最后，微管抑制剂载荷（美登素类、多拉司他汀、奥瑞他汀）和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载荷能够直接诱导树突细胞激活。总的来说，这些证据为将ADCs和免疫疗法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这种组合可以进一步增加肿瘤微环境中的T细胞浸润。 在乳腺癌中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ADC结合的最早试验是在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进行的。随机II期KATE2试验招募了330名接受过治疗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结果显示，将atezolizumab添加到T-DM1中，无论是在意向治疗人群（HR 0.82, 95%CI 0.55–1.23和HR 0.74, 95%CI 0.42–1.30）还是PDL1阳性人群中（HR 0.60, 95%CI 0.32–1.11和HR 0.55, 95%CI 0.22–1.38），都没有带来统计学意义上的PFS和OS益处。组合臂中的不良事件更为常见，主要涉及血小板减少症（13%对4%）、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增加（8%对3%）和贫血（5%对0%），导致研究因无效而终止。T-DM1和atezolizumab单药治疗的药代动力学和免疫原性结果符合预期；值得注意的是，1.7%和12.1%的患者报告了针对T-DM1和atezolizumab的治疗性抗体。一个较小的Ib期试验（NCT03032107）评估了T-DM1和pembrolizumab在20名接受过治疗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的组合，报告了20%的ORR（95% CI 5.7–43.7%）和9.6个月的中位PFS（95% CI 2.8–16个月）。所有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均为2级和3级（分别为65%和20%）。PDL-1和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与这个小队列的反应无关。最近，一项1b期研究（NCT03523572）评估了T-DXd和nivolumab在经过大量预处理的HER2表达（HER2阳性或HER2低）转移性乳腺癌和尿路上皮癌患者中的组合。ORR分别为65.6%（95% CI, 46.8–81.4）和50%（95% CI, 24.7–75.3），中位PFS分别为11.6个月（95% CI, 6.9-未达到）和7.0个月（95% CI, 2.3–10.8）。然而，与T-DXd单药治疗在HER2阳性患者中的疗效结果（DESTINY-Breast02中的ORR 60.9%和PFS 16.4个月）相比，这些结果令人失望。每种研究药物单药治疗的安全概况符合预期。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在≥3级的比例为48.9%；ILD发生在7名患者中（14.6%），其中6名为2级，1名为5级。相比之下，T-DXd和durvalumab的组合在Ib期研究BEGONIA中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这是一项多臂试验，评估了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中的不同治疗组合。在HR-/HER2低BC队列中，ORR为57%（26/46），中位PFS为12.6个月（95% CI, 8-未达到），与PDL1状态无关。所有等级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恶心（73%）、疲劳（46%）和呕吐（30%）。5名患者（9%）经历了与治疗相关的间质性肺病或肺炎，大多数为1级或2级，1例与COVID相关的5级病例。 ADCs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组合也在TNBC中进行了评估。在Ib期试验（NCT03310957）中，对51名未经治疗的晚期TNBC患者进行了拉迪拉图单抗vedotin和pembrolizumab的组合评估。在这项进行中的试验中，至少有3个月随访的26名患者的ORR为54%（95% CI 33.4–73.4），超过了pembrolizumab单药治疗在PDL-1阳性TNBC患者中的疗效（ORR 21.4% [95% CI 13.9–31.4] ）。最常见的≥3级不良事件是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6%）、腹泻、疲劳、低钾血症和斑丘疹（各8%），以及腹痛、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增加和尿路感染（各6%）。同样，在BEGONIA试验的TNBC队列中，47名接受Dato-DXd和durvalumab组合治疗的患者，无论PD-L1表达如何，ORR为79%（95% CI, 61%-91%）。100%的完全或部分反应患者在6个月随访时仍处于反应状态。任何级别的最常见不良事件是胃肠道（恶心55%和口腔炎51%）。没有报告间质性肺病/肺炎或血小板减少症的病例。 其他组合正在I-II期试验中评估，例如：T-DXd与pembrolizumab（NCT04042701）或durvalumab或durvalumab加紫杉醇（NCT04538742），在转移性HER2阳性BC中；T-DXd与durvalumab加紫杉醇在转移性HER2低BC中（NCT04556773）；sacituzumab govitecan与pembrolizumab（NCT04468061）或与atezolizumab（NCT03424005）。 4.2.  ADCs和靶向疗法 靶向疗法和ADCs的组合主要在HER2阳性BC中进行了评估。T-DM1和pertuzumab在细胞培养模型中显示出协同活性，并在Ib/II期研究中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性。在纳入接受过治疗的HER2阳性BC患者的MARIANNE试验中，将pertuzumab添加到T-DM1中没有实现临床上显著的OS益处（51.8 vs 53.7个月），两组之间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相似（48.6 vs 47.1%）。T-DM1和pertuzumab的组合也在两个试验的新辅助环境中进行了评估。KRISTINE研究比较了新辅助T-DM1 plus pertuzumab与多西他赛、卡铂、曲妥珠单抗 plus pertuzumab在444名II/III期HER2阳性BC患者中的疗效。T-DM1和pertuzumab的组合与多西他赛-卡铂-曲妥珠单抗-pertuzumab（TCHP）治疗相比，在手术前局部区域进展更多（6.7 vs. 0%）的情况下，无事件生存期更短（HR 2.61, 95%CI 1.36–4.98）。相比之下，手术后的无侵袭疾病生存期相似（HR 1.11, 95%CI 0.52–2.40）。T-DM1臂的病理完全缓解率为44.4%，而标准方案为55.7%。在I-SPY II期试验中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该试验将临床II/III期HER2阳性BC患者随机分配到T-DM1 plus pertuzumab、紫杉醇 plus pertuzumab和曲妥珠单抗，或紫杉醇 plus 曲妥珠单抗，然后进行多柔比星/环磷酰胺治疗，然后手术。T-DM1臂的3年无事件生存率为88%（95% CI 79–99%），而紫杉醇 plus pertuzumab和曲妥珠单抗为92%（95% CI 84–100%），紫杉醇 plus 曲妥珠单抗为87%（95% CI 75–100%）。值得注意的是，基线时HER2通路信号和磷酸化程度与T-DM1 plus pertuzumab组合的反应相关，并可以进一步识别对这种组合高度敏感的患者。此外，T-DM1与pertuzumab的不足疗效可能受到肿瘤内HER2异质性的驱动。实际上，HER2异质性，定义为ERBB2扩增区域>5%但<50%的肿瘤细胞，或FISH检测的HER2阴性区域，在接受T-DM1和pertuzumab新辅助治疗的非异质性亚组中，完全缓解率分别为0%和55%。 最后，T-DM1在II期NSABP Foundation Trial FB-10中与neratinib联合。在这项研究中纳入的27名HER2阳性BC患者中，有19名患者可评估反应，ORR为63.2%。该研究内进行的转化研究表明，HER2抗体的抗性机制可能是HER2受体的丢失和p95HER2的高表达。 在开发有效的靶向疗法和ADCs后，TNBC中ADCs加靶向疗法组合的开发也加快了。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即olaparib和talazoparib，在OLYMPIAD和EMBRACA试验中将HER2阴性BC和BRCA胚系突变患者的PFS大约减半[87, 88]。在Ib期SEASTAR研究中报告了两例TNBC患者接受rucaparib plus sacituzumab govitecan的组合。第一名患者有有害的同源重组修复基因（HRR）突变，部分反应，第二名患者没有HRR突变，在24周时病情稳定。正在进行的I/II期试验NCT04039230正在评估sacituzumab govitecan加talazoparib在转移性TNBC患者中的组合。 其他几个I/II期试验正在进行中，正在不同的BC亚组中测试基于ADC的组合与单克隆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或内分泌疗法。 4.3.  ADCs和化疗 ADC与化疗组合的首个临床证据来自ECHELON-1试验，表明brentuximab vedotin改善了晚期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结果。此后，在实体瘤中评估了ADC和化疗的组合，并显示出有希望的疗效。很少有试验涉及BC中化疗和ADC的组合。I期试验，STELA，在14名可评估患者中，使用T-DM1 plus nab-paclitaxel和lapatinib治疗，ORR为85.7%。值得注意的是，T-DM1的药代动力学没有受到组合的影响。正在进行的篮式试验，包括转移性TNBC患者，正在评估ADC与化疗的组合（NCT02996825, NCT03102320, NCT04538742, NCT04556773）。 探索ACD组合的所有临床试验在表2中进行了总结。 5.  结论和展望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见证了实体瘤中，特别是在乳腺癌中，新ADCs的惊人发展，这得益于ADC生产新技术的可用性和新合适靶点的识别。然而，一方面治疗格局正在迅速被新的ADCs和新的ADC组合填补，另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了解ADC的作用机制和抗性，以更好地定义临床实践中未来的ADC连续策略。抗性机制可能涉及目标抗原、ADC内吞、运输途径、细胞周期修饰和信号通路、药物外排泵、溶酶体功能、细胞毒素化合物靶标的改变以及凋亡失调。这些抗性机制中的许多目前正在接受第三代ADCs治疗的患者中进行积极评估。在DAISY试验中进行的转化研究揭示了额外的抗性机制。原发性抗性可能与HER2 0细胞的高患病率和空间分布或ERBB2半合子缺失有关，而获得性抗性涉及HER2表达的减少和SLX4突变的发生。同样，报告了两名患者对sacituzumab govitecan的抗性，其中一名缺乏TROP2表达并迅速进展，而另一名是长期反应者，最初TROP-2表达高，TACSTD2/TROP2基因局部扩增。在进展期，对最后一名患者的不同转移亚克隆的分析显示，获得性TOP1 E418K抗性突变和随后的移码TOP1突变，这些突变赋予了对SN-38的抗性，以及TACSTD2/TROP2 T256R错义突变，导致TROP-2的细胞膜定位缺陷。毫无疑问，对ADC抗性机制更全面的知识将使我们在未来能够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肿瘤特征和获得性抗性突变，选择最合适的ADC连续策略。由于ADC是模块化的，ADC平台的开发也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更加个性化的、针对特定患者的化合物，其中抗体骨架、连接体和载荷的选择将基于特定肿瘤和肿瘤微环境激活的途径和表达的蛋白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