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darabine Phosphate

编者按：2025年，药明康德迎来创立2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值此契机，我们向所有与我们共同书写产业变革篇章的科学家、医药人和投资者致以衷心感谢与诚挚敬意，也特别推出“致敬时代”系列，回顾全球同仁如何借助科学与合作的力量，不断拓展治疗边界、改善患者命运。 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坚守，只为加速每一款新药的诞生。下一个25年，我们将继续心怀感恩与敬畏，依托独特的CRDMO模式，与全球伙伴携手同行，共赴健康未来。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成年人中最常见的白血病类型之一，多发于60岁及以上的人群，但也可能累及年轻人和儿童。据流行病学统计，2021年全球新发AML病例数超14万例。AML病情发展迅猛，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患者可能在几周到几个月内就发展为重症并死亡。 面对这一高危疾病，AML的治疗策略近年来取得显著进展。除传统化疗、放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外，靶向药物、免疫疗法、细胞治疗及抗体偶联药物（ADC）等新型治疗方式逐步应用于临床，推动疗效不断提升。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间，AML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从1975年的5.4%提升至2017年的33.7%，增长近6倍。在推动AML治疗革新的进程中，药明康德依托25年的行业深耕，不仅见证了AML治疗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转化应用的突破历程，同时凭借其独特的CRDMO业务模式，助力全球合作伙伴加速包括AML在内的多种疾病创新疗法的研发进程，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治愈希望。 从“脓血”疑云到解密白血病细胞的200年之路 AML的认知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探索。19世纪初，医学文献中已零星记载了一类血液异常病例：患者常伴发热、虚弱、肝脾肿大，血液外观呈乳糜状或脓血样。当时虽未精准归类，但这些现象已提示存在一种独特血液疾病。 1845年，显微镜技术带来了关键突破。英国医生约翰·休斯·贝内特（John Hughes Bennett）报道了首例白血病病例：一名28岁男性患者脾肝显著肿大，血管内充斥乳白色脓液样物质。显微镜下，他观察到患者血液中布满无色球体（白细胞），与凝固的纤维蛋白丝交织，并由此提出“白血球增多症（leucocythemia）”的概念，首次明确该病为原发性全身性血液疾病，而非感染引发的继发表现。 ▲贝内特所绘制的白血病患者血液中的无色球体（图片来源：参考资料[7]） 贝内特的研究迅速引发学界关注。同年，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也报道了类似病例。他通过系统分析发现，患者体内白细胞异常增殖会抑制红细胞生成，进而指出：白细胞增多是疾病的本质特征，而非脓液形成所致。1847年，菲尔绍正式将这类疾病命名为“白血病（leukämie）”，并尝试将其分为脾源性和淋巴性两大类——虽然这一分类尚不精确，却为现代白血病分型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下半叶，随着病例积累，白血病逐渐被确认为独立疾病实体，临床与病理学研究的深入，也为探索其本质创造了条件。 1870年代，德国医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改进了血细胞染色技术，使血细胞结构清晰可见，进而首次识别出“原始细胞”——即未成熟的血细胞前体（现代医学中的造血干细胞）。埃利希还提出根据病程快慢和细胞成熟度，将白血病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急性白血病以未成熟原始细胞大量增殖、病情进展迅速为特征；慢性白血病则由相对成熟但功能异常的细胞增殖主导，进展缓慢。这一分类框架逐步演化为现代白血病四大亚型：AML、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慢性髓系白血病（CML）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 从19世纪对“脓血”现象的误解，到埃利希时代对白血病细胞分化特征的精准界定，人类对AML的认识已从宏观深入微观。这些历史积累不仅奠定了现代血液学的基础，更为后续AML分子机制研究与靶向治疗的开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前提。 化疗筑基，靶向疗法为特殊患者群体破局 数十年来，AML的治疗策略经历了从传统化疗到精准靶向治疗的演进。以阿糖胞苷联合蒽环类药物（如柔红霉素或去甲氧柔红霉素、伊达比星）的“7+3方案”为代表的强化诱导化疗，曾长期作为年轻、体健且携带良好风险特征AML患者的基础治疗方案，使部分患者获得长期缓解。然而，AML多发于老年人群，多数患者年龄超过65岁，常因合并症、高危遗传学异常及对强化化疗耐受差等因素，临床预后不佳。针对不适合强化化疗的患者，去甲基化药物如阿扎胞苷的应用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存结局。 时至今日，传统化疗药物仍构成AML治疗的重要支撑，除“7+3”方案常用药物外，还包括克拉屈滨、氟达拉滨、米托蒽醌、依托泊苷、羟基脲、皮质类固醇（如泼尼松或地塞米松）、甲氨蝶呤、6-巯基嘌呤（6-MP）、地西他滨。随着脂质体递送系统的进步，复方制剂如Vyxeos（柔红霉素/阿糖胞苷脂质体）也进一步优化了传统AML治疗药物的治疗指数。 图片来源：123RF 近年来，针对癌细胞特定分子组分的靶向药物迅速发展，显著改变了AML的治疗格局。靶向药物通过特异性抑制白血病细胞的异常信号通路或分子标志，不仅为复发/难治性AML提供了新选择，也逐渐进入一线治疗，为老年及不耐受化疗的脆弱患者群体带来了希望。 从4000个化合物中筛出的希望，开启AML靶向治疗新篇 在众多分子靶点中，FLT3基因突变尤为关键。FLT3是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调控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分化与存活。其突变可促进白血病细胞无限增殖并抑制凋亡，特别是FLT3-ITD突变，与AML预后不良密切相关。随着机制研究的深入，FLT3被确立为AML治疗的重要靶点。 FLT3抑制剂的研发起步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唐纳德·斯莫尔（Donald Small）博士团队。上世纪90年代，斯莫尔博士克隆出了首个人类FLT3基因并揭示了其在AML中的致病作用。由于当时缺乏高通量筛选工具，研究团队利用96孔板手动筛选了4000余种化合物，最终发现CEP-701（lestaurtinib）为潜在FLT3抑制剂。随后，通过实验室和动物模型验证，并构建FLT3活性检测方法，研究人员进一步明确了其作用机制。临床研究显示，CEP-701可清除AML患者外周血中的白血病细胞，在部分患者体内甚至还能清除白血病细胞的发源地——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但这种疗效是暂时的，且存在药物与血浆蛋白结合过强等缺陷，最终限制了其应用。 基于斯莫尔博士团队的发现以及其他研究成果，新一代的FLT3抑制剂逐步克服了这些局限性。数年后，研究者意外发现多激酶抑制剂Rydapt（midostaurin，米哚妥林）竟是一种强效FLT3抑制剂。该药物最初作为PKC抑制剂开发，在实体瘤模型中展现出抗增殖活性。体外实验表明，米哚妥林可在极低浓度下抑制FLT3-ITD阳性小鼠原B细胞株增殖，并通过诱导凋亡和阻滞细胞周期发挥作用。在动物模型中，其口服治疗显著改善了移植FLT3-ITD骨髓小鼠（模拟AML模型）的生存。由于该药物的安全剂量已在其他疾病患者中确立，研究人员迅速将其应用于AML临床试验。 在早期单药研究中，米哚妥林虽能降低外周血原始细胞计数，但完全缓解率有限，引发了对其疗效的质疑。然而，联合治疗方案改变了这一局面：米哚妥林与标准化疗联合使用，显著提高了AML患者的治疗结局。最终，2017年，美国FDA批准米哚妥林联合标准阿糖胞苷+柔红霉素诱导治疗及阿糖胞苷巩固治疗，用于FLT3突变阳性的成人AML患者。 图片来源：123RF 米哚妥林的成功标志着AML靶向治疗的开端，也推动了更多高效、选择性更强的FLT3抑制剂相继问世。其中，Xospata（gilteritinib，吉瑞替尼）于2018年获FDA批准，用于复发/难治性FLT3突变AML；2023年，Vanflyta（quizartinib）也获得FDA批准，可联合化疗用于新确诊FLT3-ITD阳性AML成人患者，并在巩固化疗后可作为维持治疗单药使用。 不杀死癌细胞也能治病的抗癌药 在AML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上，科学家的目光逐渐转向了癌细胞代谢。2009年，基因测序揭示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异柠檬酸脱氢酶（IDH）基因在部分AML患者中发生突变。最初，这一结果让研究者颇感困惑，毕竟，IDH是糖代谢和三羧酸循环中的关键酶，长期以来并未被视为典型的癌基因。 然而，深入研究揭示了谜底。IDH突变改变了细胞代谢的走向：原本应生成α-酮戊二酸（a-KG）的反应被打断，反而触发了其“逆向反应”，产生异常代谢物2-羟基戊二酸（2-HG）。2-HG的大量积累抑制了a-KG依赖性酶的活性，导致DNA甲基化紊乱和基因表达失调，由此使癌基因被激活、抑癌基因沉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代谢异常阻碍了造血细胞的正常分化，迫使其停留在“幼稚”的状态，从而推动白血病的发生与进展。研究者同时发现，在星形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等多种肿瘤中也存在IDH1/2突变，凸显了其在肿瘤发生中的普遍性作用，高水平的2-HG更是与AML的不良预后相关。 由此，一个全新的治疗设想浮现：如果能够抑制突变IDH的功能，让分化阻滞解除，使白血病细胞重新分化为成熟血细胞，疾病或许就能被逆转。这一理念不同于“直接杀死癌细胞”的传统模式，而是采用了“诱导分化”的全新思路。 带着这一希望，医药界纷纷针对IDH靶点开展研发工作。经过多年探索，IDH2抑制剂Idhifa（enasidenib）率先问世，并于2017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IDH2突变的复发/难治性AML。随后，IDH1抑制剂Tibsovo（ivosidenib，艾伏尼布）在2018年被FDA批准用于IDH1突变的复发/难治性AML；2019年，其适应症扩展至一线治疗——适用于≥75岁或因合并症无法耐受强化化疗的AML患者。2022年，FDA进一步批准艾伏尼布联合阿扎胞苷用于高龄（≥75岁）或其他不适合强化治疗的新确诊AML患者，显著拓宽了受益人群。同年，Rezlidhia（olutasidenib）也获FDA批准用于治疗IDH1突变的复发/难治性AML，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与依赖强烈细胞毒性的传统化疗不同，IDH抑制剂的作用机理别具一格：它们并不是直接摧毁癌细胞，而是通过解除分化阻滞，让“迷途”的白血病细胞回归正常发育轨迹，重新成为成熟的血细胞。这种“以分化代替杀伤”的新理念，为更多AML患者带来了与癌症长期共存甚至逆转疾病的希望。 多靶点突破，AML治疗百花齐放 随着靶向治疗的不断进展，AML治疗领域中多个关键靶点逐渐被开发，CD33、BCL-2、Hedgehog信号通路以及menin等靶点相继迎来突破性药物，持续推动AML治疗模式的革新。 在CD33靶向药物方面，目前已获批的药物包括Mylotarg（gemtuzumab ozogamicin），其于2017年获美国FDA批准，用于新确诊的CD33阳性AML成人患者，以及2岁及以上的复发/难治性CD33阳性AML儿童和成人患者。 BCL-2抑制剂中，已有Venclexta（venetoclax，维奈克拉）获批上市。该药物于2018年获美国FDA加速批准，与阿扎胞苷/地西他滨或低剂量阿糖胞苷联合，用于≥75岁或因合并症无法接受强化化疗的AML患者一线治疗。 在Hedgehog信号通路抑制剂方面，Daurismo（glasdegib）于2018年获FDA批准，可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用于≥75岁或因合并症不适合强化化疗的新确诊AML成人患者，进一步拓宽了化疗不耐受人群的治疗选择。 图片来源：123RF Menin抑制剂及DNA去甲基化药物组合也取得重要进展：2024年11月，美国FDA批准menin抑制剂Revuforj（revumenib）上市，用于治疗成人及≥1岁儿童中携带KMT2A易位的复发/难治性急性白血病患者；2023年，欧盟委员会批准Inaqovi（地西他滨 + cedazuridine），用于新确诊且不适合标准诱导化疗的AML成人患者，目前美国FDA已受理该药物与维奈克拉联合治疗同类患者的申请，预计将于2026年2月做出决定。 在生物制品领域，已有多款药物用于AML辅助治疗：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Neutrogin（lenograstim）、Neupogen（filgrastim）在日本获批，用于缩短AML患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恢复时间及发热持续时间；氨肽酶N（APN）抑制剂Bestatin（ubenimex，乌苯美司）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获批用于AML维持治疗；硫鸟嘌呤（tabloid/tioguanine）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获美国FDA批准，用于AML缓解诱导及巩固治疗；Ceplene（histamine dihydrochloride）在2008年获EMA批准，与IL-2联合用于首次缓解期AML成人患者的维持治疗。 一体化CRDMO为AML患者带来曙光 过去25年间，靶向疗法、免疫疗法和细胞疗法等创新治疗模式的不断涌现，持续重塑着血液癌症的治疗格局，让越来越多患者在延长生命的同时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而这些疗法突破的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对医学前沿的执着探索，以及产业伙伴间高效协同的支撑。长期以来，药明康德始终凭借“一体化、端到端”的CRDMO平台，持续赋能合作伙伴在血液癌症新药研发中不断突破，加速创新成果落地，惠及全球患者。 在AML治疗领域，过去25年间，全球监管机构已先后批准了数十款AML创新疗法，为长期面临治疗困境的AML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作为创新的赋能者，药明康德很高兴能为其中多款疗法提供赋能，助力合作伙伴将这些创新疗法带到全球患者身边。在25年发展历程中，药明康德始终致力于支持全球合作伙伴从药物研究发现（R）、开发（D）到商业化生产（M）各个阶段的需求，助力突破性疗法加速研发进程。 以血液肿瘤的小分子药物为例，药明康德化学服务平台能支持各种化学药物的分子形式及类别，满足从药物发现到商业化生产各个阶段、各个规模的各种物料需求。药明康德生物学业务平台作为综合性的早期发现和转化生物学赋能平台，能为包括血液肿瘤在内的多个疾病领域的新药研发提供从早期发现到临床研究阶段的生物学解决方案。药明康德测试业务平台可为包括血液肿瘤在内多个疾病领域的药物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研发测试服务及全方位的临床研究服务，助力合作伙伴的药物成功申报IND、NDA以及通过核查上市。 随着对血液肿瘤发病机制理解的持续深化和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全球血液肿瘤药物研发正迈向更加精准、高效的新阶段。展望未来，药明康德将继续秉承“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治的病”的愿景，助力合作伙伴加速更多好药新药问世。 参考资料： [1]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Retrieved september 9, 2025 from https://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acute-myelogenous-leukemia/symptoms-causes/syc-20369109 [2] Acute Myeloid Leukemia Treatment (PDQ®)–Patient Version，Retrieved september 9, 2025 from https://www.cancer.gov/types/leukemia/patient/adult-aml-treatment-pdq [3] Acute myeloid leukaemia，Retrieved september 9, 2025 from https://www.nhsinform.scot/illnesses-and-conditions/cancer/cancer-types-in-adults/acute-myeloid-leukaemia [4]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Retrieved september 9, 2025 from https://my.clevelandclinic.org/health/diseases/6212-acute-myeloid-leukemia-aml [5]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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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21届国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研讨会（iwCLL 2025）于2025年9月12日～15日在波兰克拉科夫（Kraków）盛大召开。作为全球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领域的顶尖学术盛会，iwCLL每两年举办一次，汇聚全球血液肿瘤领域的顶尖专家与学者，通过深入的学术研讨和成果分享，旨在推动CLL领域的创新与发展，促进临床实践变革，并为全球治疗策略的优化提供全新视角与方案。 在CLL治疗从“免疫化疗”向“靶向治疗”迭代的关键阶段，固定周期治疗已成为突破“持续用药困境” 的核心方向，而本次大会公布的AMPLIFY研究事后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靶向药物为核心的固定周期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为临床决策优化提供重要参考。基于此，《肿瘤瞭望-血液时讯》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易树华教授立足当前CLL治疗现状，深入剖析AMPLIFY研究及其事后分析的临床价值，以期为临床工作者带来前沿洞见。 《肿瘤瞭望-血液时讯》 尽管近年来CLL治疗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您如何评价当前CLL治疗的现状？主要的未满足需求是什么？ 易树华教授 CLL主要发生于老年人群，是临床常见的老年白血病。尽管CLL在西方国家的发病率较高，而在东方人群中相对较低，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CLL的发病人数和发病率逐步攀升，这一趋势在临床实践中已日益显现。CLL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可治愈性，尽管现有治疗手段能够有效控制病情，但尚无法彻底根治该疾病。过去几十年，CLL的治疗经历了从细胞毒类化疗到基于CD20单抗的免疫化疗时代，再到当前以小分子靶向药物为主的治疗时代。未来，免疫治疗有望成为新的治疗方向。 自2013年以来，靶向药物的疗效已被证实显著优于免疫化疗，推动了CLL治疗的革命性进步。然而尽管如此，患者仍存在一些关键未满足需求，包括（1）持续用药的挑战：持续用药是目前指南推荐的治疗方式，但长期用药不仅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还会带来显著副作用；（2）耐药和复发问题：尽管靶向药物疗效显著，但约20%-30%的患者仍会出现耐药或疾病进展，进而影响患者的生存。此外，由于长期治疗和疾病本身的影响，CLL患者常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 针对这些未满足的需求，当前的研究正在积极寻找改进方案：（1）固定周期治疗探索：固定周期治疗已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之一，其核心理念是通过“限定疗程、深度缓解后停药”来改善患者长期持续用药的困境，正逐步发展为CLL治疗的新趋势。（2）新型治疗策略研发：国内外研究团队，包括我们团队在内，正在积极探索新型药物和治疗组合，以期克服耐药性问题或提高治疗方案的可行性。（3）细胞免疫治疗突破：对于终末期或对所有现有药物均耐药的患者，细胞免疫治疗正成为潜在的新疗法。尽管其在CLL治疗中的疗效尚未达到理想水平，但已有部分患者受益，因此，进一步增强其疗效并研究其耐药机制，将为患者带来新的选择。 总体而言，CLL的治疗效果已经大幅改善，患者的预期寿命已经接近正常人群的水平。然而，依然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我们需要继续优化现有治疗方案，并通过持续的研究克服这些挑战，为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 《肿瘤瞭望-血液时讯》 本次会议公布了AMPLIFY研究事后分析结果。该研究结果为固定周期治疗模式提供了哪些重要的临床洞见？您如何看待阿可替尼与维奈克拉联合治疗在安全性和疗效上的优势？ 易树华教授 CLL的治疗已从免疫化疗时代的FCR（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BR（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方案逐步过渡到BTKi靶向治疗及固定周期治疗。当前的固定周期治疗方案包括布鲁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BTKi）联合BCL-2抑制剂（BCL-2i）的两药组合，以及BTKi、BCL-2i与CD20单抗联合的三药组合。近期公布的CLL13、FLAIR研究[1-2]证实，BTKi持续治疗优于免疫化疗(FCR/BR)，同时固定周期BTKi联合BCL-2i治疗优于BTKi持续治疗。而AMPLIFY研究则进一步回答了在固定周期治疗方案中，哪种药物组合更具优势。 具体而言，AMPLIFY[3]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III期研究，评估了固定周期阿可替尼联合维奈克拉（AV）和AV联合奥妥珠单抗（AVO）方案在初治CLL患者中的疗效及安全性，其主研究结果显示，中位随访40.8个月，AV组与AVO组的36个月PFS率显著高于免疫化疗组（FCR/BR），分别为76.5%、83.1%、66.5%（P<0.001）；36个月总生存（OS）率分别为94.1%、87.7%、85.9%，AV组展现出更优的生存获益，且安全性可控。本次大会上公布的事后分析[4]，进一步评估了AV、AVO与FCR/BR治疗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AMPLIFY研究中共有867例患者接受了随机分组，其中834例接受了至少1次治疗，其中AV组291例，AVO组284例，FCR/BR组259例。AV和AVO组中阿可替尼暴露的中位治疗时间为12.9个月，FCR/BR组中位治疗时间为5.6个月。本次事后分析显示，固定周期AV和AVO治疗均未出现新的安全信号。在临床关注事件（ECIs）中，AV、AVO和FCR/BR治疗组的任何级别ECIs发生率分别为76.3%、85.2%和71.4%。与FCR/BR组相比，AV和AVO组感染和心脏事件的暴露校正事件率（EAERs）相似：感染EAERs分别为AV组6.47、AVO组8.38和FCR/BR组8.77；心脏事件EAERs分别为AV组0.83、AVO组1.11和FCR/BR组0.86。 值得关注的是，AMPLIFY主研究结果显示，AV和AVO治疗肿瘤溶解综合征（TLS）发生风险较低，其中AV组有1名患者（0.3%）、AVO组有1名患者（0.4%）、化学免疫治疗组有8名患者（3.1%）发生TLS。本次事后分析进一步显示，对于基线TLS高风险的患者，AV和AVO起始治疗2个周期后，超过90%患者的TLS风险降至中或低危。 基线vs. 第2周期（C2）末和第3周期（C3）初 TLS 风险 此外，与FCR/BR相比，AV和AVO治疗还可显著降低患者提前停药风险、延缓死亡事件发生。事件发生时间（提前停药或死亡）分析显示，AV和AVO治疗相较FCR/BR更具优势（AV vs. FCR/BR：HR 0.07，95%CI：0.03-0.15，P<0.0001；AVO vs. FCR/BR：HR 0.16，95%CI：0.07-0.30，P<0.0001）。与此同时，与FCR/BR组（57.1%）相比，AV（30.9%）和AVO（42.6%）组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的比例更低。 因此，AMPLIFY研究及其事后分析的核心价值在于证实了靶向药物为主的固定周期治疗优于传统的FCR/BR治疗方案。从疗效和安全性上看，固定周期AV±O的优势显著，未来有望进一步推动CLL治疗模式的转变与升级。 《肿瘤瞭望-血液时讯》 随着固定周期治疗模式的持续发展，您认为这一模式将如何改变CLL治疗的现有格局？在其未来临床应用推广过程中，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易树华教授 当前，针对CLL的治疗已更趋向于固定周期治疗模式。从传统FCR/BR的固定周期治疗到BTKi持续用药，再到如今以靶向药物为核心的新型组合固定周期治疗，可以看作是治疗策略的一次“回归”。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治疗模式的更新换代，也为CLL治疗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随着CLL治疗迈入“第三台阶”，许多临床问题也亟待进一步解答，包括：（1）最佳获益人群：哪些患者更适合固定周期治疗、更能从新药组合中获益；（2）最佳药物组合：当前的药物组合方案，如BTKi+BCL-2i、BCL-2i+CD20单抗以及BTKi+BCL-2i+CD20单抗，哪种组合的疗效更优；（3）方案耐受性：患者对不同固定周期治疗方案的耐受性如何：（4）复发后治疗策略：针对复发患者，是继续使用原方案，还是需更换新的治疗方案等。 总体而言，CLL治疗已迈入新阶段，新的治疗模式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治疗方案的持续优化。未来，我们期望通过新药物组合和优化的治疗策略，既能够减少副作用，又能延长患者生存期，从而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生活，享受更长且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Moritz Fürstenau,et al.The triple combination of venetoclax-ibrutinib-obinutuzumab prolong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compared to venetoclax-CD20-antibody combinations and chemoimmunotherapy in treatment-naive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final analysis from the phase 3 GAIA/Cll13 Trial. Oral presentation S191. EHA Congress, 12-15 June, 2025. [2]Munir T,et al. Ibrutinib plus venetoclax with mrd-guided duration of treatment is superior to both continuous ibrutinib monotherapy and FCR for previously untreated CLL: Report of the Phase III UK FLAIR Study. Oral presentation S155. EHA Congress, 12-15 June, 2025. [3]Brown JR, Seymour JF, Jurczak W, et al. Fixed-Duration Acalabrutinib Combinations in Untreated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N Engl J Med. 2025 Feb 20;392(8):748-762. doi: 10.1056/NEJMoa2409804. Epub 2025 Feb 5. PMID: 39976417. [4]John Seymour, et al.Safety Analysis of Fixed-Duration Acalabrutinib-Venetoclax Combinations vs Chemoimmunotherapy: A Post Hoc Analysis From the Phase 3 AMPLIFY Trial.Poster 1424. iwCLL 2025. 易树华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淋巴肿瘤诊疗中心二病区主任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青年学组副组长、第十一届委员会淋巴细胞疾病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委员、学术秘书 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首届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惰性淋巴瘤协作组组长 中国华氏巨球蛋白血症工作组组长 中国套细胞淋巴瘤工作组组长 天津市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天津市血液与再生医学会理事 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血液科专业组副组长 执笔撰写多个淋巴瘤诊治指南与专家共识 国际华氏巨球蛋白血症专家共识起草专家 《中国肿瘤临床》、《白血病·淋巴瘤》、《Blood and Genomics》等杂志编委 （来源：《肿瘤瞭望–血液时讯》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