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slelizumab

2025年6月18日，一档名叫《太平洋两极》的播客里，坐在麦克风前的埃文·费根鲍姆把身子往后靠了靠，用一种近乎玩笑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他当时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副总裁，之前在美国国务院管过南亚和中亚事务。 他说，如果有一天中国科学家真的把癌症治好了，华盛顿会有一半的人跳出来说——哦，这太糟糕了，我的天哪，他们肯定是偷了技术，或者干脆是假的，临床试验是伪造的。 播客主持人笑了。 费根鲍姆没有笑。 他补了后半句：如果有人成功治愈了癌症，我们应该感到兴奋才对。 这段音频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剪成十几秒的短视频，标题写成“美国专家彻底摊牌”。 但费根鲍姆其实不是在摊牌，他是在拆自己的台。 他用一句讽刺，把华盛顿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那套条件反射提前演了一遍。 真正让这句话变得不只是一句玩笑的，是几乎同一时期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声音——另一个美国专家，用比费根鲍姆直白得多的措辞，把中国在生物医药上的追赶称为“噩梦”。 费根鲍姆是在嘲笑这种恐惧的荒谬，但那个恐惧本身并不荒谬。 它有一个可以被数据、被交易金额、被临床试验的招募速度精确描述的结构。 你只需要把费根鲍姆的讽刺和Cure在2026年BIO国际大会上发布的那张评分卡并排放在一起，就能看见这个结构长什么样。 01 费根鲍姆说那句话的时候，手里没有拿任何图表。 他坐在播客间里，面对的是两个主持人，其中一个叫理查德·格雷。 格雷在节目里提到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广州的部分地区像“时间胶囊”，美国人脑子里的中国还是一个纺织工厂，不是一个有大规摸资本动员和技术进步的地方。 费根鲍姆接过这个话头，把话题拽回了生物技术。 他说第一代中国生物技术公司都是合同研究组织，替别人做研发外包，但那些公司的创新能力正在增强。 他给了一个数字：中国占全球癌症病例的26%到27%，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基于自己的生命科学生态系统开发药物和疗法，“并不令人震惊”。 真正扎人的是他的下一个判断。 他说美国正在把“国家安全”的概念泛化到一切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然后主动选择退出跨境合作。 他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一切都关乎安全，那么我们退出这个生态系统、退出共同创新的跨境合作，会失去什么？ 这个问题在播客里没有被完整回答。 但费根鲍姆自己给了一个方向：生命科学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能说明问题，全球南方国家在开发新药，西方国家选择退出，“我不太确定这是否是好事”。 那个被中文标题写成“噩梦”的说法，和费根鲍姆的讽刺，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如果中国真的做成了，华盛顿的第一反应不会是承认，而是怀疑。 另一面是：华盛顿之所以会条件反射地怀疑，恰恰因为它知道这件事一旦发生，被撼动的不只是一项科学荣誉。 费根鲍姆把第一面演给你看，第二面藏在他说这话时的身份里——一个在国务院和智库之间来回穿梭的人，太清楚“谁先治愈癌症”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政策语境里从来不只是一道医学题。 02 要理解为什么“治愈”会变成威胁，得先看美国药企的钱是怎么赚的。 2026年9月，游说团体“可持续处方药定价运动”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025日历年的数据拆了十家最大品牌药企的每一美元收入。 结论写在标题里：53美分流向利润、广告、销售、行政开支和企业管理费用，18美分流向研发，三比一的差距。 利润这一项单独拿出来，比研发支出高出将近25%。 把时间拉回2019年，同一套口径下的数字是：利润18美分，研发22美分。 六年时间，利润的份额涨了7美分，研发的份额掉了4美分。 这不是说美国药企不研发。 它们研发，而且研发出了真正改变患者命运的药物。 但利润的引擎不在研发本身，而在专利保护下的定价权。 Public Citizen在2025年6月提交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评论里写得很直白：高价专利药占美国处方药支出的87%，却只占处方总量的不到10%；专利和其他政府授予的 exclusivity 把产品隔离开竞争之外，支撑着制造商设定高价的能力。 2024年美国新药的中位上市价格超过37万美元，是四年前的两倍。 2025年FDA批准的最贵药物里，好几个标价在50万美元以上。 这套模式有一个内在的数学：一款药的价格越高、专利墙越厚、竞争来得越晚，收回研发投入之后的利润尾巴就越长。 治愈性疗法在这个数学里有一个尴尬的位置。 如果一款药真的把癌症治好了，患者不需要终身服药。 终身服药是慢性病商业模式的朋友，却是治愈的敌人。 一家靠每月、每年持续收费来覆盖研发并产生利润的公司，面对一个“吃几个月就停”的疗法，定价逻辑会瞬间绷紧。 这不是说药企不希望治愈癌症——它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患者的痛苦——而是说，当“治愈”来自一个不按这套定价逻辑出牌的系统时，恐惧就有了具体的形状。 03 Cure的那张评分卡，就是把这个形状画出来的东西。 2026年6月22日，纽约生命科学孵化器Cure在BIO国际大会上发布了《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 它覆盖了117位美国药企和高校的决策层，结合文献计量和全球临床试验数据，从六个维度打分，总分35分。 美国19分，中国16分。 乍看美国赢了。 但分数分布比总分重要得多。 美国在技术转移、资本与商业化、人才三个维度上拿了满分5分，中国在这三项上被甩开。 中国在临床开发拿了7分，在供应链拿了6分，两个维度都是“压倒性优势”。 临床开发这个7分不是抽象的。 2025年，中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2500项，占全球总量的48%，是同期美国的大约1.5倍。 如果算上所有类型的药物临床试验，中国年度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连续多年全球第一。 中国创新药从发现到IND的周期比世界其他地区快50%到70%，I期临床试验成本低50%到60%。 中国临床招募周期在各个阶段都短于全球均值，I期非肿瘤试验的差距最刺眼：57天对153天。 整体试验成本只有美国的1/3到1/2，科研人员薪酬约为美国的30%到50%。 供应链那个6分同样有数字撑着。 美国国内药品制造的市场份额从2002年的83%掉到2024年的37.1%，美国现在只占全球新活性药物成分备案的3%，中国占45%。 Cure的报告直接用了“manufacturing dominance”这个词，把CDMO产能称为中国的“结构性”优势。 这些数字说明的事情可以一句话讲完：中国不是在科学发现上突然超过了美国，它是在把科学发现变成药物的那条流水线上，把速度和成本压到了美国跟不上的位置。 美国还握着上游的论文、专利和资本，但下游的转化引擎正在以更低的摩擦系数运转。 费根鲍姆说的“中国将如何创新”是第一个问题，Cure的评分卡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中国将如何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把开发环节做成规模。 04 临床开发的迁移不是纸面上的排名变化。 它意味着具体的人、具体的针头、具体的知情同意书在往哪里走。 美国转化瓶颈最刺眼的一个数字来自Cure报告里的“64:1”：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资助的62所大学，每年平均开展64项I/II期临床试验；没有这笔基金支持的181所大学，平均只有1项。 同样的研究基础，同样的单位研发支出，转化产出差了64倍。 62所CTSA大学承担了全美67%的I/II期试验，而其余181所大学只占33%；在有活跃研究项目的大学里，44%的转化率接近于零。 这不是一个关于“美国大学不努力”的故事。 它是一个关于基础设施的故事。 临床试验需要协调伦理审查、患者招募、数据管理、监管申报，每一个环节都有摩擦。 摩擦在美国的学术医疗中心里累积了几十年，变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慢。 Cure的CEO Seema Kumar在发布报告时说了一句很克制的话：美国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只有发现，新兴的战场是转化，是科学突破从实验室进入开发、商业化和患者影响的的速度和效率。 换句话说，美国发明了足够多的东西，但它把东西送进患者血管里的那套管道，正在生锈。 中国在这条管道上的优势，有一部分是人口基数带来的。 费根鲍姆自己提到了14亿人口和26%到27%的全球癌症病例占比。 患者密度高，招募快，研究者体系密集，I期试验可以在九个月内完成——同样的试验在美国经常要两年。 另一部分是制度摩擦的差异：中国的IND审评采用30个工作日的默认许可制，从首次人体试验批准的时间线从2015年之前的501天压到了87天。 这些数字加在一起，解释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全球药企在把早期临床探索往中国挪。 不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更好，而是因为在中国把一个问题推进到“有数据可看”的阶段，花的时间更短，花的钱更少。 05 管线往哪里走，钱就往哪里跟。 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冲到1356.55亿美元，首付款70亿美元，交易157起，三项数据都是历史新高。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创新药BD交易的第一大国。 中国在全球授权交易价值中的份额从几年前的个位数拉到了大约50%，美国掉到27%到28%。 2026年第一季度，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额突破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的一半。 上半年截至6月30日，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是2025年全年的80%。 单笔交易的尺度也在变。 恒瑞医药与百时美施贵宝的一项协议总价值最高可达152亿美元，涵盖13个早期阶段的肿瘤、血液和免疫项目；信达生物与辉瑞的一项合作价值最高105亿美元，涉及12个早期肿瘤候选药物。 2026年初，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就多款长效多肽药物达成合作，潜在总额185亿美元；信达与礼来在肿瘤和免疫领域做早期全球联合研发，总额最高约88.5亿美元。 这些不是“中国公司替美国公司做外包”的旧剧本，这是美国大药厂拿着支票本，到中国的管线里挑资产。 一个更安静但同样重要的数字：美国研发管线里的新化合物，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公司；Cure预计到2040年，FDA批准的新药中35%将来自中国。 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不需要任何修辞。 它意味着美国药企的未来收入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国实验室里长出来的分子。 费根鲍姆讽刺的那个场景——中国治愈了癌症，华盛顿说是偷的——在这个依赖关系面前，会变得非常难演。 因为说“偷来的”的那个人，可能刚在董事会上批准了一笔从中国引进的授权交易。 06 华盛顿不是没有反应。 2025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生物安全法》作为其中一部分正式生效。 这部法律的核心机制是限制联邦资金流向被认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生物技术企业，最初的版本点名了五家中国公司。 2026年6月，又有议员提出《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案》，试图把制药和生物产品开发纳入对外投资审查的范围，如果通过，美国企业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之间的授权协议、合资企业和股权投资都要过财政部的审查。 但产业的行为轨迹和法律文本之间，出现了一个值得盯住的偏差。 荷兰国际集团全球制药与医疗保健业务主管斯蒂芬·法雷利在2026年6月说了一句被《南华早报》引用的话：《生物安全法》这类措施不太可能阻止西方对中国药物研发的兴趣，但会让合作关系“更加复杂、更具选择性，也更加具有政治敏感性”。 荷兰国际集团的估计是，2026年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与西方制药商之间的对外许可协议总价值可能达到约2400亿美元，高于2025年的1360亿美元。 杰富瑞亚洲医疗保健研究主管崔翠的判断更直接：跨国制药商从中国获取资产的动力依然强劲，原因在于开发成本低、研发周期短，以及专利到期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法律在收紧，交易在加速。 这两个事实同时存在，说明美国的政策工具打在了链条的一个环节上，但驱动链条转动的力量在另一个环节。 专利悬崖不等人。 未来几年，一批年销售额百亿美元级的品牌药将陆续失去独占权，大药厂需要新的分子来填收入的坑。 中国管线的估值比全球同类资产低大约50%，开发速度快两到三倍，临床数据在手里现成。 一家面临收入断崖的美国药企，在董事会上讨论“要不要因为政治敏感性放弃一个三期数据已经读出的中国资产”时，答案通常不会站在政治那一边。 07 把镜头从交易桌拉回到实验室和病房，会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成本”在赛跑。 一头是美国的药物价格。 胰岛素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每月300到600美元，GLP-1药物经常超过1000美元一个月；心衰患者跳过血液稀释剂，癌症患者因为付不起下一轮化疗而推迟治疗。 Public Citizen引用的调查数据是：美国三成人在过去一年里曾经因为费用而没有按处方服药。 2025年FDA批准的新药中位上市价格超过40万美元，最贵的超过50万。 另一头是中国市场的价格锚。 国产PD-1的年治疗费用在医保谈判后落在5万到6万元人民币的量级，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经谈判后年费用不到5万元，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年费用3.3万元。 同一款药在美国的定价，年治疗费用可以到110.6万元人民币，是中国的近34倍。 默沙东的Keytruda在美国的年治疗费用约19.1万美元，而国产PD-1在中国的人均年费用只是它的一个零头。 这组对比有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它不是在说中国的药“便宜所以不好”。 它说的是：同一种作用机制的药物，在两个不同的定价体系里，可以相差一个数量级。 美国的体系用专利垄断和商业保险的支付能力把价格推到高位，中国的体系用医保谈判和以量换价把价格压到患者可及的范围。 费根鲍姆在播客里提到的那件事——中国在基于自己的生态系统开发药物——如果最终产出的不只是“又一个PD-1”，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治愈性疗法，而且这个疗法带着中国市场的价格基因进入全球，那么被冲击的就不只是一家公司的收入，而是整个高价专利药的定价参照系。 08 Cure的调查里有一组数字，比评分卡本身更值得停下来看。 117位美国药企和学术界的资深人士被问到美国生物医药领导地位还能维持多久，85%的人说10年或更短；72%的人说中国的生物医药部门进步得比美国快；74%的人把美国联邦研究经费的下降列为美国领导地位的头号威胁，而不是中国的任何一项竞争举措；76%的人预计，如果当前趋势延续，更多研发会迁出美国。 这组数据的意思是：美国产业内部的决策者，并不把中国当成一个靠“偷”来追赶的对手。 他们看到的威胁首先是自己的转化管道在堵、自己的联邦投入在缩、自己的制造能力在空心化。 Cure的报告用“64:1”和“44%的转化率接近于零”把这种自我诊断量化了。 费根鲍姆在播客里嘲笑的那种“偷技术”叙事，在产业数据面前站不住，因为一条靠偷来支撑的管线不会让美国大药厂排队付首付款，也不会让三分之一的美国在研新化合物带有中国来源。 但“偷技术”叙事的功能不在于描述现实，而在于为政策提供合法性。 如果中国被定义为一个只会复制、伪造数据的系统，那么限制合作、切断资金、加高壁垒就不需要面对一个更难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自己的转化引擎转不动了。 费根鲍姆的讽刺之所以刺耳，是因为他把这个功能说破了。 他等于在告诉听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否认的语言，只等那一天到来。 09 假设那一天真的来了。 不是“中国科学家明天早上宣布治愈癌症”这种头条式的到来，而是一种更慢、更结构性的事：一款来自中国的治愈性疗法，在某个适应症上拿出了可重复的三期数据，被FDA批准，定价只有同类美国疗法的一个零头。 接下来的连锁反应不需要太多想象力。 美国的支付方会面对一个选择：继续为高价疗法买单，还是把患者导向更便宜的替代品。 专利药企的定价权会在那个具体的适应症上被撕开一个口子，然后口子会向相邻的适应症蔓延。 保险公司和药品福利管理机构会重新算账，医院的治疗路径会重新排，患者的自付费用会变成一张谈判桌上的筹码。 更远一层的影响在供应链。 中国已经占全球新活性药物成分备案的45%，美国只占3%。 如果治愈性疗法的生产能力也沿着这条供应链分布，那么“谁治愈癌症”就不只是一个科学荣誉的归属问题，而是谁掌握从原料到成品到定价的整条链。 美国在2025年通过《生物安全法》试图切断的，正是这条链上的人流和资金流，但供应链的物理惯性比法律的文本惯性大得多。 一条已经长成的制造生态不会因为一部法案在十二个月内搬家。 费根鲍姆说的第三个问题——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参与其中——在这个场景里会变得非常具体。 参与意味着承认中国的临床数据和监管标准可以作为审批的基础，意味着美国患者可能用上一款首先在中国获批的疗法，意味着全球药品市场的价格锚从华盛顿和瑞士的药企总部向另一个方向偏移。 不参与意味着什么，费根鲍姆没有说。 但Cure的数据给了一个提示：如果美国选择退出跨境合作，它退出的不只是中国的实验室，还有自己转化瓶颈最需要的那部分外部推力。 010 目前还不知道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治愈性”疗法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出现。 癌症不是一个靶点，它是一百种疾病的集合，治愈的定义本身在血液瘤、实体瘤和早期筛查之间就不同。 中国在临床开发上的速度和成本优势，能不能转化为first-in-class的原创靶点，Cure的报告自己也承认美国在学术影响力和商业嵌入度上仍然领先——美国顶尖机构的论文与产业合著比例是9%，中国是3.3%，这个差距在过去六年没有缩小。 速度可以买到，原创性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有一件事已经不需要等未来来验证。 那个把“中国治愈癌症”预先翻译成“偷来的”或“伪造的”的反应机制，已经在一档播客里被一个美国政策专家用自己的声音演出来了。 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大药厂正在用创纪录的金额从中国管线里买分子，因为它们的专利悬崖不等政治。 这两种行为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体系里，本身就说明“噩梦”这个词所指向的东西，不是一个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而是一个已经在发生的结构性位移。 费根鲍姆说完那句讽刺之后补的那句“我们应该感到兴奋才对”，在播客里被一笑带过。 但把它放在Cure的评分卡、1356亿美元的授权交易、57天对153天的招募周期和53美分对18美分的收入分配旁边，它就不再是一句客套话了。 它变成了一个还没有被回答的问题：当治愈变成一个可以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被开发出来的东西时，那个靠高价和专利墙运转的系统，到底是在保护创新，还是在保护一张已经不太对得上的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