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catinib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编者按：脑转移是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中的严峻挑战，既往这类患者局部治疗手段有限，患者生存预后不佳。随着ADC药物的快速发展，尤其是T-DXd在多项临床研究中展现出卓越的颅内活性，脑转移的治疗格局正从依赖局部干预转向系统治疗优先的新模式。本期《肿瘤瞭望》“乳事大咖说”栏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邵彬教授特邀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令晓玲教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赵兵教授、河南省肿瘤医院闫敏教授共同围绕ADC在HER2阳性乳腺癌脑（膜）转移中的突破性进展、治疗策略优化以及不良反应管理展开深度探讨，以循证之光点亮“最难”治疗之地，为临床实践提供前沿指引。 邵彬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大家好，这里是《肿瘤瞭望》的“乳事大咖说”专栏节目。本专栏主要聚焦于临床的热点与痛点，实时更新循证医学证据，同步全球视野，为临床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令晓玲教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赵兵教授、河南省肿瘤医院闫敏教授，共同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这一临床非常棘手的问题进行讨论。HER2阳性乳腺癌发生脑转移的比例较高，治疗起来也比较困难。但目前我们也有了更多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的治疗药物，对于脑转移、脑膜转移，我们也看到了非常不错的疗效。 2025年SABCS大会上，DB-03研究进一步随访结果的公布，让我们看到T-DXd较T-DM1在OS方面显示出持续的改善，中位OS为56.4个月 vs 42.7个月（HR 0.74, 95%CI：0.59-0.94）。在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后线治疗中，中位OS接近5年的结果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艳。当然，对于脑转移、脑膜转移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我们在DB-03研究、TUXEDO-1研究等中已初步证实T-DXd对基线伴脑转移患者具有强大的颅内活性及长期生存获益。尤其在DB-12这样一项大型的Ⅲb/Ⅳ期研究中，可以看到T-DXd不论在活动性与稳定性脑转移人群中均能带来有临床意义的获益，中位PFS达17.3个月，12个月CNS PFS率达58.9%；其中活动性脑转移的CNS ORR达62.3%，在未经治疗的活动性脑转移亚组中CNS ORR更是高达80%以上。本次SABCS会议更新了DB-12研究HR+亚组数据，结果显示，HR+亚组的确认CNS ORR达66.7%，且无论HR状态如何，T-DXd在HER2阳性脑转移患者中均展现出高度一致的疗效与安全性。 对于更为凶险的软脑膜转移，既往DEBBRAH等研究已证实T-DXd为HER2阳性及低表达软脑膜转移患者带来显著生存获益，中位OS达13.3个月。除ADC外，吡咯替尼等TKI药物对脑转移患者的治疗也呈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疗效。基于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临床诊疗进展，我们展开今天的讨论。 基于DB-03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T-DXd已经改写了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治疗的格局，尤其是其纳入医保后，大大提升了这一药物在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我想邀请令晓玲教授为我们分享一下T-DXd在临床实践中的诊疗经验，或针对临床试验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需要解决的方案。 令晓玲 教授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好的，谢谢邵彬教授的邀请。的确，DB-03研究给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带来了较好的疗效，特别是2025年SABCS年会上，DB-03研究56.4个月OS结果的公布，让我们在临床治疗中应用T-DXd的信心更足了。所以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二线治疗而言，曾经的一些标准被T-DXd所挑战，包括既往小分子TKI联合卡培他滨、T-DM1治疗等。 目前T-DXd已经进入医保，在临床的可及性很好。但在我们的临床应用过程中，除了关注它的疗效之外，还要关注它的不良反应。比如T-DXd治疗过程中，胃肠道反应是主要不良反应之一，患者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等，因此对胃肠道反应的管理特别重要。我们在应用之前需要进行四联止吐治疗，以减轻患者可感知的不良反应；应用之后，也许还要延长1-2天的止吐治疗，以提高患者的舒适性。 对于治疗后的血液学不良反应，也需要我们根据不同人群，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预防性白细胞减少的治疗。其中还有我们所关注的贫血的发生，其实在DB-03研究中的报道不是非常多，3级以上达到9.5%。但对于发生贫血的患者，我们应该从预防着手，比如在应用之前就要加强营养，包括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如叶酸、B12以及铁剂，以便使其发生率比较低。 此外，我们也应特别关注间质性肺炎（ILD）的发生。对于即将使用T-DXd进行治疗的患者，应用之前应排查其肺基础性病变，在应用之中也要密切监测，如果有ILD发生的苗头，就要及时排查。如果患者一旦发生了ILD，要在第一时间进行停药处理，并且给予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以避免不良预后。 邵彬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好的，感谢令教授的分享。确实，T-DXd在临床中已经广泛使用，在带来很好疗效的同时，不良反应的管理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毕竟从这样一个药物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既往的骨髓抑制相对较轻，但同时也看到了特定的不良反应，比如恶心呕吐（尤其是迟发性恶心呕吐）或食欲下降，同时也看到了像ILD这样的一些特定不良反应。 但无论如何，我们在临床中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应对经验。从令教授的分享中，我们知道要重视这些不良反应，同时也要加强监测与管理，让医生和患者共同来面对这些不良反应，才能做好监管，真正达到治疗的疗效。同时，在T-DXd广泛使用中，针对脑转移患者的治疗我们有了更多的证据。刚才我们特别分享了DB-03、DB-12研究的数据，还有闫敏教授主导的PERMEATE研究中，也看到了吡咯替尼对脑转移有非常好的治疗疗效。也就是说，如今我们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有了更多非常有效的药物治疗。 我想在面对HER2阳性脑转移患者时，我们在临床治疗中的策略也有了更多的更新。以前对于脑转移患者，我们更多是想尽快缓解症状；现在我们不仅仅要考虑缓解症状，还要考虑能否进一步延长患者的生存，系统性治疗也就被提到更高的位置上。 接下来，我也想请赵兵教授跟我们谈一下，对于HER2阳性脑转移，您在系统性治疗的选择、包括局部治疗时是如何确定优先级的？以及我们在系统治疗的药物选择上有哪些特别的考量？ 赵兵 教授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好的，感谢邵彬教授的提问。确实，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脑转移的发生率随着晚期治疗线数的不断后移而增加。基本上到晚期阶段，约50%的患者会出现脑转移。因此，脑转移也成为我们在临床针对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制定治疗决策时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既往针对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脑转移，我们只有大分子单抗，那时更多是联合局部放疗作为这类人群的优选方案。但随着TKI药物的出现，确实提升了这部分患者脑转移的临床获益。在闫敏教授牵头的PERMEATE研究中，纳入了既往接受过放疗和未接受过放疗的活动性脑转移患者，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获益。随后我们也看到，在经大分子单抗、T-DM1治疗的人群中，经典的HER2CLIMB研究探索了大分子单抗联合图卡替尼在活动性脑转移患者中的疗效，也取得了PFS和OS的双重获益。 之后，以T-DXd为代表的ADC药物的问世，进一步提升了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临床获益。我们知道，T-DXd具有更高的药物抗体比（DAR），它采用IgG1抗体，且其载荷与既往化疗药物无交叉耐药性。在其既往针对脑转移患者的临床研究中，例如前期小样本量的TUXEDO-1研究，以及DB-01、DB-02、DB-03研究的脑转移患者汇总分析，还有专门针对脑转移患者的DB-12临床研究中，HER2阳性脑转移患者的治疗疗效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尽管ADC药物其抗体部分是大分子单抗，但在脑转移治疗中体现出了非常好的临床获益。在针对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一线治疗的DB-09研究中，T-DXd+P组和THP组分别纳入了6.5%和5.7%的稳定性脑转移患者，并且T-DXd+P组的中位PFS达到了31.8个月，这大大改变了我们既往认为脑转移只有局部治疗的观念。因此，无论是活动性脑转移还是稳定性脑转移患者，基于抗体偶联药物的临床应用，我们目前的治疗决策是：系统治疗，尤其是对于无症状的脑转移，应作为优选方案。这样可以延迟后续的局部放疗，因为放疗必然会带来相应不良反应，包括认知功能障碍等。 所以，从TKI到大分子单抗（以曲妥珠单抗为代表），再到ADC药物，都在改善患者脑转移的预后。当然，ADC固然很好，但我们仍在探索疗效更好的联合治疗方案。如闫敏教授团队发起的REIN研究，探索了国产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的疗效，使我们对脑转移患者的治疗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也使得我们今天在讨论脑转移时，ADC也在做“加法”——在原有ADC的基础上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以进一步提升患者的PFS及ORR，为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合并脑转移的患者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联合治疗策略。 邵彬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好的，非常感谢赵兵教授的分享。从HER2CLIMB研究（图卡替尼目前国内尚未可及），到闫敏教授牵头的PERMEATE研究，再到如今我们关注的ADC类药物及其与抗血管生成药物等靶向药物的联合，我们看到随着抗HER2药物的持续发展，脑转移患者的治疗获得了越来越好的生存获益，这也让我们对脑转移的治疗越来越有信心。 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急于手术的患者，例如既往治疗有效、仅表现为缓慢进展的脑转移，或者病灶本身较小、短期内预计不会引起严重问题的脑转移患者，系统性治疗很可能是一个优先选择。这类治疗有望帮助患者获得更佳的生存结局。同时，我们如今拥有多种药物选择，如果当前方案效果不佳，还可以换用其他系统性治疗，从而帮助患者实现更好的生存。这也意味着，在药物不断进步为患者带来更多选择的同时，患者也更有机会获得更长的生存获益。再次感谢赵兵教授的分享。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药物的持续发展为脑转移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 接下来有请闫敏教授，从HER2阳性脑转移的临床痛点及未来的解决方向，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闫敏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好的，感谢邵彬教授的邀请。正如前面几位教授梳理的循证医学证据所示，到目前为止，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的治疗，在既往只有局部治疗手段、全身治疗缺乏良好中枢系统活性药物的时代，患者的生存相对有限，脑转移曾是临床研究的难点。 目前，随着新药的不断研发，包括TKI类药物和ADC类药物，这些药物都体现了颅内和颅外共同有效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脑转移这一全身性疾病——它不仅是脑部的局部病灶，更是全身性疾病的一部分，其治疗就应该在药物治疗实现全身良好控制的前提下进行。若局部无法控制，再加用局部治疗，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治疗方向。当然，如果我们有有效的药物治疗，可在药物治疗进展后再次换用其他有效药物治疗，直到没有明确具有中枢系统治疗药物可选择时，再去考虑那些仅对颅外有效而对颅内无效的治疗方案，并同时联合局部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思路。 此外，对于非常局限的病灶（即寡转移），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未必完全割裂。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同时应用局部与全身治疗的情况下，让患者达到治愈？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探索方向。我们需要很好地去探索：哪些患者应优先药物治疗？哪些患者应药物与局部治疗同时应用？哪些患者是在药物治疗有效的基础上加做局部治疗，又或者是在所有药物无效时才进行局部治疗。这就是通过局部治疗与药物治疗等不同手段，结合个体化分析，为患者制定治疗策略，从而使其获益。 我们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也在考虑这些方向。总之，在拥有局部治疗手段以及不止一种有效治疗方案的情况下，我们能让脑转移不再成为特别影响患者生存的关键点，而是让这部分患者能够越来越长久地生存下去。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邵彬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好的，非常感谢闫敏教授为我们做的精彩分析与解读。确实，随着药物有效性越来越高、可及药物越来越多，在治疗不断前移的同时，既往的一些治疗模式可能会发生进一步改变，也会带来更多新问题。但无论怎样，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治疗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好。 再次感谢三位教授的精彩分享。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邵彬 教授 北京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副教授 M.D.Anderson 访问学者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益先锋 北京健康促进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乳腺肿瘤青年学组委员 中国医促会乳腺疾病分委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北肿瘤学分会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协会精准靶向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分会青年委员 北京性腺轴疾病防治研究会委员 令晓玲 教授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肿瘤科副主任 乳腺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硕导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癌症基金会全国乳腺癌防控协作组委员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防治与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 甘肃省抗癌协会癌痛整合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甘肃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赵兵 教授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乳腺内科主任医师，教授，肿瘤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乳腺疾病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癌精准靶向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新疆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JCO中文版乳腺专刊青年编委 新疆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闫敏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河南省乳腺病诊疗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疾病研究中心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肿瘤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肿瘤诊疗质量控制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肿瘤临床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新型HER2 ADC药物引领乳腺癌诊疗变革乳腺癌作为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治疗策略经历了从局部手术到全身系统治疗的深刻转变。伴随分子生物学与药物研发的持续突破，乳腺癌治疗已步入个体化精准时代，尤其是针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靶向治疗，不断拓展治疗边界，显著改善患者生存预后。近年来，以德曲妥珠单抗（T-DXd）为代表的新型抗体偶联药物（ADC）在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乳腺癌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在重塑乳腺癌的治疗格局。一、乳腺癌治疗百年演进：从经验到精准乳腺癌治疗的发展脉络清晰折射出现代肿瘤学的进步轨迹。19世纪末，Halsted根治术开创了乳腺癌外科治疗先河；20世纪70年代，他莫昔芬等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的问世，标志着内分泌治疗的兴起；90年代，葛舍瑞林等GnRH激动剂以及来曲唑等芳香化酶抑制剂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内分泌治疗选择。与此同时，蒽环类、紫杉类等化疗药物的应用，显著提高了乳腺癌的系统控制率。进入21世纪，乳腺癌治疗迈入靶向治疗时代。1998年曲妥珠单抗获批上市，成为首个针对HER2的单克隆抗体，开启了实体瘤分子靶向治疗的先河。此后，拉帕替尼、帕妥珠单抗、T-DM1、奈拉替尼、图卡替尼、吡咯替尼等抗HER2药物相继问世，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不断延长。在激素受体阳性领域，CDK4/6抑制剂（哌柏西利、瑞波西利、阿贝西利、达尔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成为一线标准；在三阴性乳腺癌领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和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也开辟了新路径。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记录，近十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乳腺癌治疗药物获批，充分体现了这一领域的活跃程度。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自1975年至2019年，美国30-79岁女性年龄校正的乳腺癌死亡率持续下降，反映了诊疗水平提升带来的生存获益。不同分子分型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中位总生存（OS）亦随时间推移而延长，尤其在HER2阳性亚型中，抗HER2靶向治疗的发展使得晚期一线治疗后的生存期不断突破。二、HER2阳性乳腺癌：从二分类到精准分层，ADC药物确立二线新标准HER2靶点的发现和曲妥珠单抗的应用，显著延长了HER2阳性（免疫组化IHC 3+或IHC 2+且FISH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和OS。然而，曲妥珠单抗的获益主要局限于IHC 3+或FISH阳性亚组，HER2阴性患者未见生存改善，这一现象奠定了最初HER2二分类（阳性与阴性）的治疗框架，也决定了后续抗HER2药物的研发方向。后续研究显示，在曲妥珠单抗基础上联合帕妥珠单抗的双靶方案、T-DM1的二线应用以及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后线治疗，均进一步推动了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生存曲线的右移。EMILIA研究证实，T-DM1二线治疗的中位PFS达9.6个月，中位OS达29.9个月，较拉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显著改善。近年来，新型ADC药物德曲妥珠单抗成为最大亮点。DESTINY-Breast03研究是一项全球多中心、开放标签的III期临床试验，头对头比较T-DXd与T-DM1在经曲妥珠单抗和紫杉类治疗后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结果显示，T-DXd组的中位PFS高达28.8个月，约为T-DM1组（6.8个月）的4倍，盲法独立中央审查（BICR）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接近80%，其中完全缓解率约达五分之一。更新的OS数据显示，T-DXd组中位OS达56.4个月，较T-DM1组（42.7个月）显著降低死亡风险26%。正是基于这一突破性结果，2024年和2025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将T-DXd调整为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治疗的唯一I级推荐优选方案，标志着该药在二线治疗中的标准地位。值得强调的是，亚组分析显示，越早线接受T-DXd治疗，患者的PFS获益越大，提示前线应用可能带来更优的远期预后。这一发现为临床实践中二线治疗时机的把握提供了重要依据。三、HER2低表达：从“不能靶向”到“可治疗亚型”的理念革新长期以来，HER2低表达（IHC 1+或IHC 2+且FISH阴性）乳腺癌被归入HER2阴性范畴，无法从传统抗HER2药物中获益。DAISY研究以及T-DM1的早期II期试验均证实，拉帕替尼和T-DM1在HER2低表达或FISH阴性患者中无明确抗肿瘤活性。然而，流行病学数据显示，HER2低表达在乳腺癌中的占比高达45%~55%，在HR阳性/HER2阴性患者中约占三分之二，在三阴性乳腺癌中也占约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庞大且亟待新疗法的群体。里程碑式的DESTINY-Breast04（DB04）研究首次证实，T-DXd在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中具有显著的临床获益。该研究纳入经1-2线化疗的HR阳性/HER2低表达或三阴性/HER2低表达患者，随机接受T-DXd或医生选择化疗（TPC）。结果显示，在HR阳性亚组中，T-DXd的中位PFS为10.1个月（HR 0.51），中位OS达23.9个月（HR 0.64），均显著优于化疗。据此，HER2低表达被正式确认为可靶向治疗的新型分子亚型，T-DXd也因此成为该人群的标准治疗。DESTINY-Breast06（DB06）研究则将T-DXd的探索推进至更前线、更低表达水平的人群。该研究纳入HR阳性/HER2低表达（IHC 1+或IHC 2+/ISH-）或HER2超低表达（IHC >0且<1+）、且未曾接受晚期化疗的患者，并将内分泌治疗联合CDK4/6抑制剂一线治疗后快速进展的患者也纳入其中。结果显示，在意向治疗（ITT）人群中，T-DXd组中位PFS达13.2个月（HR 0.63），较TPC组（8.1个月）显著延长。HER2超低表达亚组的疗效与低表达亚组一致，ORR亦显示出相似的优势。尽管OS数据尚不成熟，但已有的趋势支持T-DXd的获益。基于上述循证医学证据，2025年CSCO指南推荐T-DXd作为CDK4/6抑制剂经治的HR阳性/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的首选治疗。这标志着ADC药物已从后线拓展到前线，从HER2阳性拓展到低表达，真正实现了治疗理念的突破。四、三阴性乳腺癌：ADC药物在HER2低表达亚群中展现希望晚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一线治疗失败后，后续治疗的mPFS仅1.8~5.1个月，预后极差。ASCENT研究证实，戈沙妥珠单抗（SG）较化疗显著延长mTNBC患者的PFS和OS；OptiTROP-Breast01研究则验证了芦康沙妥珠单抗在经治TNBC中的疗效。值得注意的是，在HR阴性/HER2低表达的TNBC亚组中，分子特征分析显示，非基底样型肿瘤比例达30.3%，显著高于HER2零表达者（3.7%），且这些肿瘤多为HER2富集型和腔面雄激素受体型（LAR），伴有PI3K-AKT通路上调和PIK3CA高频突变，提示可能对抗HER2 ADC或靶向治疗敏感。DB04研究的TNBC队列数据显示，T-DXd在HER2低表达TNBC中的中位PFS为8.5个月，约为化疗的3倍，中位OS达18.2个月，疾病控制率（DCR）高达80%，展现出令人鼓舞的抗肿瘤活性。因此，CBCS指南和NCCN指南均将T-DXd列为HER2低表达晚期TNBC的二线治疗优选方案。五、结语与展望从T-DM1到T-DXd，从HER2阳性到HER2低表达乃至超低表达，新型ADC药物正不断改写乳腺癌的治疗版图。T-DXd凭借其高药物抗体比（DAR）、强效旁观者效应和广谱抗瘤活性，已在HER2阳性二线、HER2低表达和部分TNBC亚型的治疗中确立重要地位。未来，随着以“复旦分型”为代表的精准分子分型体系的深入应用，ADC药物在不同分子背景乳腺癌中的个体化排兵布阵，以及与其他靶向、免疫药物的联合策略，将成为进一步优化疗效的关键方向。乳腺癌诊疗已步入ADC引领的精准治疗新时代，但我们仍需清醒认识到，不同临床研究之间的结果无法直接对比，临床决策应基于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与患者个体特征的紧密结合，方能在变革中真正造福于患者。本文由刘海平教授、徐一云教授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