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emaciclib

同写意年度巨献！！7月25-26日，邀您相聚金鸡湖畔，与5000人一起为中国医药创新“同写意”！TONACEA01从ifupinostat看中国创新药崛起的全球化坐标2025年7月初，中国国家药监局一日内连批四款由本土药企开发的新药，涵盖两款小分子两款抗体药物。这在惯常的新药审批节奏中并不罕见，但本次批准的品种却不容小觑。其中既包括全球首个机制类新药ifupinostat，也有对标国际重磅药的乳腺癌CDK4/6抑制剂tibremciclib，还有突破铂类耐药瓶颈的抗VEGF抗体，以及填补痛风治疗空白的IL-1β生物制剂。在这些产品背后，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仿制替代”的逻辑，而是机制差异化、适应症先发、全球竞品对接的新路径。它们代表着中国本土生物科技在机制创新、临床设计、患者定位与国际竞争中的多重发力，也让从中国诞生的全球首创药不再只是个例。TONACEA02Ifupinostat：双靶点的中国式解法，打破“靶点孤岛”• Ifupinostat获批历程Ifupinostat（BEBT-908）是由必贝特医药（BeBetter Med）研发的小分子抗肿瘤药物，作用于HDAC（组蛋白脱乙酰酶）和PI3K（磷脂酰肌醇-3-激酶）两个关键通路。在治疗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它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HDAC/PI3K双重抑制剂药物。国际上，美国Curis公司曾开发结构相似的fimepinostat，并于2018年获得FDA快速通道认定，但Curis最终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另一项B细胞淋巴瘤资产IRAK4抑制剂emavusertib项目上而终止了fimepinostat的开发。ifupinostat则在中国完成了关键性2b期试验，在经过两线以上治疗失败的DLBCL患者中获得33.8%的ORR；如果剔除疫情造成的脱落与偏差，ORR可达53.6%。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接受过CAR-T或双抗治疗仍无效的患者中，其ORR达67%，展现出在免疫治疗失败患者群体中的差异化价值。• Ifupinostat获批意义相比动辄百万元一疗程的CAR-T治疗，ifupinostat作为口服小分子药物，更具性价比优势，也更容易在医保体系中获得广泛应用。目前该药已进入三期验证性临床，联合利妥昔单抗（rituximab）用于二线DLBCL治疗，早期数据显示ORR达76.2%，在今年ASCO会议上获得关注。Ifupinostat 的获批意义并不仅在于“首创”这两个字，而在于它对靶点协同策略的首次商业化验证。HDAC 和 PI3K 作为两个独立存在于多种癌症进程中的关键酶靶点，曾长期被认为不易联用：前者影响表观遗传调控，后者主导细胞增殖与存活信号通路，双抑制可能导致毒性增强，亦可能信号互扰。而 ifupinostat 的成功，意味着通过合理分子设计和平衡抑制谱，这一“协同-非冗余”的靶点组合被首次转化为可行的临床药物。对全球血液瘤药物开发而言，这一里程碑事件无异于打开了非免疫类新机制的另一个入口。在 CAR-T 和双抗主导的当前格局下，小分子产品的空间逐渐被压缩，但 ifupinostat 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证：在免疫疗法失败后的患者中，机制迥异的小分子依然能带来真实的治疗获益。这不仅为 PI3K 研发领域注入新活力，也可能推动其他多靶点协同策略如HDAC/BTK、PI3K/BRD4等组合加速向临床过渡。而从患者角度看，它更意味着一种可负担、易使用、作用机制不同的选择，尤其是对于那些曾被告知“CAR-T失败后别无选择”的患者而言，ifupinostat给出了一条全新的生路。TONACEA03Tibremciclib：后发突围的“精调”CDK4/6抑制剂• Tibremciclib获批经历乳腺癌领域的CDK4/6抑制剂早已形成全球三巨头格局：辉瑞的Ibrance、诺华的Kisqali、礼来的Verzenio。这类药物通过抑制细胞周期蛋白的活性，延缓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的进展。此次由贝达药业 (Betta Pharma) 开发的tibremciclib，作为中国本土第八款同类药物，却并非简单复制。在一项中国III期临床研究中，tibremciclib联合fulvestrant用于激素治疗耐药患者，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将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69%。与Verzenio相似，tibremciclib也为可口服制剂，但在分子设计上对CDK9的抑制力更弱，可能减少常见的不良反应，如脱发和造血抑制。• Tibremciclib获批意义Tibremciclib 的批准，是对“精调式药物优化”的一次有效示范。CDK4/6 类药物自诞生以来已积累大量数据与经验，但非选择性抑制仍导致一定比例的骨髓抑制、肠道不适等毒副反应，特别是在亚洲女性患者中更为显著。Tibremciclib 通过在结构上降低对CDK9的亲和性，使其在确保肿瘤控制力的同时，可能减少脱发与造血系统毒性。这种选择性提高+耐受性优化的方向，正在成为后CDK4/6时代的国际共识。其III期数据的强劲表现，不仅巩固了中国本土产品的竞争地位，也为全球CDK4/6领域提供了一个新范例。尤其是在多国CDK4/6研发布局拥挤的当下，tibremciclib若能在亚洲乃至拉美、非洲等市场推进，或可重塑全球此类药物的定价与组合策略。从患者角度出发，它则带来了延长PFS的可能性，以及一款更适合长期治疗、日常生活影响更低的方案。对于中老年HR+/HER2-女性而言，这种治疗体验的改善尤为重要。TONACEA04Suvemcitug：重构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卵巢癌版图• Suvemcitug获批历程抗VEGF治疗在多个肿瘤中早已被证实有效，Avastin（Bevacizumab）作为老牌抗体药物也被广泛用于卵巢癌。但在铂耐药这一高度未满足的患者群体中，国际上尚未取得明确的突破。由先声药业开发的人源化IgG1型抗VEGF单抗药物suvemcitug，选择从这一人群切入，并在中国开展随机III期临床试验Scores，获得显著成果。数据显示，suvemcitug联合化疗使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54%，并在总生存期方面展现出21%的初步风险降低。这是目前全球首个在“铂耐药卵巢癌”中由双盲RCT支持的抗血管生成治疗证据，为这一人群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也为中国原创抗体药物拓展全球路径提供了范例。• Suvemcitug获批意义Suvemcitug 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新抗VEGF药物，更是一种高选择性新适应症的临床策略。在铂耐药卵巢癌这一极具挑战的群体中，传统疗法几乎束手无策，且大部分患者属于既往反复治疗后的虚弱体质，对毒性忍耐度更低。suvemcitug 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数据的显著性，更在于它作为国产生物药，首次在一个由国际大厂长期主导的靶点领域打出了差异化临床证据。其III期Scores研究是首个在该适应症中使用双盲设计的抗血管生成药试验，严格性远高于以往开放标签研究，也为其未来寻求FDA或EMA认可以及跨境许可合作提供了有力基础。对患者而言，这不仅仅是多一种药，更是从无到有的希望。对于年均OS不足12个月、且治疗选择匮乏的铂耐药卵巢癌患者来说，suvemcitug 不只延长生存，更可能延缓生活质量急剧恶化的过程。TONACEA05Firsekibart：在痛风治疗中填补“生物制剂空白”• Firsekibart获批历程急性痛风发作虽属常见炎性疾病，但对传统药物不耐受或有禁忌者，治疗手段极为有限。Firsekibart由长春金赛药业（Changchun GeneScience Pharmaceutical）开发，是一款靶向IL-1β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与诺华的Ilaris机制相同。2023年Ilaris获得FDA批准用于急性痛风发作，但尚未在中国上市。Firsekibart则率先满足中国患者在生物制剂治疗方面的临床空白。它适用于不能耐受NSAIDs (非甾体抗炎药)、秋水仙碱，且不宜反复用糖皮质激素的特定患者群体，体现出高度精准的患者定位策略。• Firsekibart获批意义痛风是一种常见病中的严重病，尤其是在高尿酸人群不断扩大的当下，其急性发作对生活的干扰、对慢病共病（如心血管、糖代谢）的影响正受到临床高度重视。而传统的NSAIDs与秋水仙碱方案，对肾功能不全、老年人群乃至合并用药的患者群体已不再适用。Firsekibart 的出现，首次将炎症源头阻断引入这一领域。IL-1β 是痛风发作中关节急性炎症的关键因子，其作用远早于症状出现阶段。Firsekibart 的靶向机制，可在症状高峰前介入，从机制上抑制炎症级联反应，真正做到了对因治疗，而非传统解热镇痛的对症处理。全球市场上，Ilaris 虽已在美国等国获批，但因价格昂贵和适应症局限，且未在更多的国家落地。Firsekibart 不仅为中国本地患者提供了可及选择，也有望以“定价合理+患者精准识别”的优势，在新兴市场建立自己的生态。TONACEA06中国新药的全球接轨，进入“机制输出”时代这四款新药的集中批准，并非偶然巧合，而是中国医药产业从结构积累迈向全球输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我们正在见证一种转变：中国不再只是追逐国际标准的执行者，而逐步成为临床机制和治疗策略的制定者（表1）。表1. 中国近期四款获批药物全球对照表Ifupinostat 不仅开创了全球靶点组合的新局面，也打通了免疫疗法后用药的缺口；tibremciclib 用优化结构向世界证明，创新不必大刀阔斧，也可以精雕细琢；suvemcitug 在铂耐药卵巢癌中所释放出的信号，将推动全球对VEGF类药物的适应症再认知；而 firsekibart，则真正将源头治疗理念带进了一个多年未有突破的常见疾病领域。这些突破，最终都将回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为患者带来了什么？答案是”选择自由”。是“失败后还有药可选”的局面，是“新药可负担”的解脱。这一切，正在从中国发生，并向世界传递新的答案。参考文献：1.ASCO 2025: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fupinostat (BEBT-908) in combination with rituximab for relapsed/refractory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Results from an exploratory phase Ib study. Retrieved on 03. 07. 2025.2.Zhang, L. et al. A phase I dose-escalation and dose-expansion study of tibremciclib, a novel CDK4/6 inhibitor, monotherapy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fulvestrant in HR-positive/HER2-nega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 EMSO Open. 2025, 10.3.Dou, Z.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First Subcutaneous ICI, Envafolimab,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Lung Cancer Patients: A Real-World Study. Thorac Cancer. 2025, 16, e70101.4.Xue, Y. et al. POS1177: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IRSEKIBART IN ACUTE GOUTY ARTHRITIS: A MULTICENTR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DOUBLE-DUMMY, ACTIVE-CONTROLLED PHASE III STUDY. 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 Volume 84, Supplement 1, 2025, Pages 1246-1247.5.Liu, A. China approves 4 new drugs, including a global first-in-class medicine. Fierce Pharma. 02. 07. 2025.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引用本文：黎立喜,刘姝宁,李巧佴,等. 早期乳腺癌辅助强化治疗策略[J].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2025,17(04):7-11.作者：黎立喜，刘姝宁，李巧佴，李凤娟，马飞 (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北京 100021)通信作者：马飞 E-mail:drmafei@126.com摘要：辅助强化治疗在早期乳腺癌的治疗中逐渐展现出重要作用，尤其适用于高复发风险和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该策略通过延长治疗周期、引入新药物或采用多重治疗手段，进一步降低疾病复发风险，提高治愈率。近年来，三阴性乳腺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阳性乳腺癌的强化治疗方案，如卡培他滨、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抑制剂及双靶治疗等，显示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和可控的安全性。此外，针对乳腺癌遗传易感基因突变患者的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的应用也获得了积极成果。未来，随着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辅助强化治疗将为早期乳腺癌患者带来更多获益。本文将综述不同分子分型早期乳腺癌，如三阴性乳腺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乳腺癌以及其他特殊类型的乳腺癌的辅助强化治疗策略，期望有助于提高临床对早期乳腺癌治疗效果。关键词：乳腺癌；早期；辅助强化治疗；不同分子分型早期乳腺癌的治疗策略随着对肿瘤生物学特征的深入了解和临床试验的推进不断演变。辅助强化治疗指的是在标准治疗(新辅助治疗及辅助治疗)基础上，通过增加药物剂量、延长治疗周期、添加新型药物或多种药物联合等更积极的治疗手段，进一步降低疾病复发风险、提高治愈率的治疗策略。该方法通常应用于具有高复发风险，以及对新辅助治疗反应不佳的患者群体。近年来，辅助强化治疗在降低复发风险、改善患者预后方面显示出显著的潜力。本文将综述不同分子分型早期乳腺癌，包括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HR)阳性乳腺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乳腺癌以及其他特殊类型的乳腺癌的辅助强化治疗策略。1三阴性乳腺癌的强化策略由于缺乏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和HER2，TNBC往往具有较差的预后[1]。新辅助治疗通过减少肿瘤负荷、降低肿瘤分期，能进一步提高保乳率和根治性切除率，同时还能预测肿瘤对药物的敏感性。新辅助治疗能显著改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无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期和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期，已成为其主要治疗手段。新辅助治疗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的通常显示出良好的预后，而未达到pCR的患者往往面临着更高的复发风险和较差的预后，尤其是在TNBC和HER2阳性乳腺癌中[2,3]。由于初诊分期晚、有淋巴结转移及新辅助治疗后未到达pCR的TNBC具有高复发风险[4]，其术后辅助治疗如何做加法也是一直被探索的临床问题。卡培他滨作为一种口服化疗药物，在多项临床试验中已被证实能够显著改善TNBC患者的预后。无论是基于标准治疗的联合应用，还是在标准治疗完成后作为强化治疗，卡培他滨都展现出降低复发风险、提高生存率的潜力[5,6,7]。CREATE-X是一项Ⅲ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该研究纳入接受标准新辅助化疗后未达到pCR的TNBC乳腺癌患者，给予卡培他滨(1000 mg/m2体表面积，2次/d，连续服用14d，休息7d，共21d为1个周期)强化辅助治疗6～8个周期，评估是否能改善生存。研究结果显示，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卡培他滨组的DFS率(69.8%比56.1%)和OS率(78.8%比70.3%)均得到了显著改善[6]。SYSUCC-001研究进一步证实，在接受标准辅助治疗的早期乳腺癌中，与对照组相比，卡培他滨(650 mg/m2体表面积，2次/d)维持治疗1年，5年DFS率绝对值提高了10%[5]。该研究采用的是低剂量、高频次的节拍化疗给药方式，这项研究中超过90%的患者按计划完成了1年的给药。而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传统给药方式显著降低，主要不良事件为手足综合征，但以1～2级为主[5,6]，患者的高依从性也从侧面证实了治疗的相关不良反应耐受性良好。目前国内外指南推荐，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新辅助或辅助化疗，均选择含蒽环类和/或紫杉类药物为主的方案[8,9]。蒽环和紫杉类药物能促进甲状腺素磷酸化酶(thymidine phosphorylase，TP)表达上调，而TP能进一步促使卡培他滨转化成具有活性的5-氟尿嘧啶，从而提高卡培他滨的疗效[10]。此外，氟尿嘧啶类抗代谢药物的半衰期短，具有时间依赖性，持续静脉输注或口服给药抗肿瘤作用更强。因此，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卡培他滨持续给药辅助强化治疗能进一步改善具有高复发风险及新辅助治疗未达到pCR的TNBC患者的预后。免疫治疗在实体瘤治疗中的应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在TNBC的新辅助和辅助强化治疗中也显示出一定的潜力。KEYNOTE-522研究结果显示，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pCR率达到64.8%，且在术后继续进行免疫辅助强化治疗能进一步改善DFS，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组的3年DFS率可达到84.5%，显著高于单独化疗组的76.8%[11,12]。亚组分析结果提示，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在不同亚组中均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但在淋巴结阳性和PD-L1阳性人群中获益更明显[11,12]。2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强化策略辅助内分泌治疗是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术后的标准治疗方法，能显著降低复发和死亡风险，但仍有约20%的患者会出现复发转移 [13]。因此，针对高复发风险的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如何优化辅助治疗策略，以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目前已有研究证实，内分泌辅助强化治疗，包括标准内分泌治疗联合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cyclin-dependent kinase 4，CDK4)/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6(cyclin-dependent kinase 6，CDK6)抑制剂，以及延长内分泌治疗给药时间能降低复发转移风险和改善预后[14,15,16]。5年常规标准辅助内分泌治疗后是否需要延长治疗时间以及延长的时间范围一直是存在争议的。ATLAS研究[14]、aTTom研究[15]和MA.17R研究[17]证实，他莫昔芬或芳香化酶抑制剂辅助治疗时间延长至10年可提高DFS率。但也有研究显示，延长内分泌治疗至10年没有进一步获益，反而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IDEAL研究[18]显示在标准5年内分泌标准治疗后，来曲唑治疗5年与2.5年相比，并不能改善DFS期和OS期，在所有亚组中均没获得阳性结果。ABCSG-16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开放标签Ⅲ期临床试验[19]。这项研究显示，在绝经后、HR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完成5年内分泌治疗后，延长2年阿那曲唑辅助治疗与延长5年阿那曲唑治疗的DFS和OS相当，但延长5年阿那曲唑骨折风险增加40%[19]。大多数指南推荐高复发风险的患者延长内分泌治疗的时长，但基于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显示，7～8年的内分泌治疗能给高复发风险人群带来最大的获益，同时能减少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卵巢功能抑制(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在HR阳性乳腺癌辅助强化治疗中的作用已被多项临床试验证实。SOFT研究对比了单独使用他莫昔芬与他莫昔芬联合OFS治疗，结果显示联合OFS能显著降低复发风险和延长OS期[20]，特别是在年龄小于35岁的高危患者中表现尤为突出[21]。TEXT研究进一步验证了OFS联合依西美坦的优越性，其DFS期显著优于单独使用他莫昔芬或OFS联合他莫昔芬的治疗方案[22]。上述研究表明，内分泌联合OFS治疗能进一步改善HR阳性乳腺癌的预后。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在晚期乳腺癌中也展现出良好的疗效，实现了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超过24个月。因此，研究者们也探索了其在早期乳腺癌辅助强化治疗中的潜力。MonarchE研究是首个Ⅲ期临床证实了CDK4/6抑制剂联合标准内分泌治疗对高危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价值的研究[16]。研究表明，与单纯内分泌治疗相比，阿贝西利的加入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时间(invasive disease free survival，iDFS)[16]。NATALEE研究(NCT03701334)评估了瑞波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在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该研究结果显示，瑞波西利显著延长了iDFS，尤其是在高危亚组患者中[23]，进一步验证了CDK4/6抑制剂在早期乳腺癌辅助强化治疗中的潜力。但在PALLAS研究中，哌柏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在Ⅱ～Ⅲ期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中的应用未能显示出显著的iDFS获益[24,25]。当然，这与MonarchE、NATALEE和PALLAS研究对高危人群的定义存在差异有关。MonarchE研究纳入人群为≥4枚阳性腋窝淋巴结或1～3枚阳性腋窝淋巴结并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组织学分级3级、肿瘤大小≥5 cm、Ki-67增殖指数≥20%。而NATALEE研究入组人群相对更加广泛，其中包括全部的N 1期患者和部分合并高危因素的N 0期患者(G3，或G2伴以下高危因素之一：Ki-67增殖指数≥20%或基因检测为高风险)。这也导致对CDK4/6抑制剂辅助强化治疗的适用人群存在争议，尤其是对于N 0期合并有其他复发高危因素的患者。但我们可以从NATALEE分层分析结果中看到，在Ⅱ期(包括所有N 0期和部分N 1期)患者中，瑞波西利组较安慰剂组的iDFS并没有显著差异。而PALLAS研究的亚组分析显示，无论是ⅡA期还是ⅡB～Ⅲ期的乳腺癌患者，哌柏西利并未改善这些患者的结局[24]。整体而言，对于N 0期或N 1期不合并其他危险因素的患者选择CDK4/6抑制剂进行辅助强化治疗获益有限，需要慎重考虑。此外，辅助强化治疗的疗效，不仅受治疗药物本身特性影响，入组人群、治疗周期、用药模式也很关键。因此，一项临床试验要取得阳性结果，研究设计要综合权衡上述因素。此外，OlympiA研究还纳入了淋巴结转移数量≥4枚或临床和病理分期加上ER和核分级评分>3分的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亚组结果显示奥拉帕利较安慰剂组同样有iDFS和OS获益趋势[26]。随着医学技术发展，HR阳性乳腺癌的辅助强化治疗手段越来越多，但不同治疗方案缺乏头对头比较，如何取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3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乳腺癌的强化策略HER2阳性乳腺癌由于其较高的侵袭性和复发率，一直是预后不良的亚型。各种创新靶向药物的研发上市用于临床治疗，尤其是联合治疗策略的应用，显著降低了HER2阳性乳腺癌复发的风险。APHINITY研究确立了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双靶治疗成为高复发风险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标准治疗方案的地位，尤其对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能带来DFS显著获益[27]。奈拉替尼作为一种口服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能够在曲妥珠单抗治疗后的维持阶段提供额外的疗效[28]，但是伴随着双靶向治疗的使用，奈拉替尼是否能进一步获益还需要探索。恩美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是首个获批应用于晚期乳腺癌的抗体药物偶联物，KATHERINE研究[29]对T-DM1辅助强化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进行了探索。该研究比较了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留浸润性病灶的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随机接受T-DM1与曲妥珠单抗的辅助治疗的疗效，结果显示T-DM1组在IDFS方面有显著改善，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了50%。该试验重新定义了对于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pCR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辅助治疗策略。4其他特殊类型的强化策略乳腺癌遗传易感基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BRCA)致病或可能致病胚系突变在乳腺癌整体人群中的频率约占5%，但合并乳腺癌家族史、TNBC或早发性乳腺癌的人群突变频率会明显提高[30]。携带BRCA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在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获批上市前，只能通过常规随访检查进行监测，并没有针对性的辅助强化治疗策略降低此类患者的复发转移和对侧乳腺癌发生风险。OlympiA Ⅲ期临床试验显示，HER2阴性、BRCA胚系突变的高复发风险早期乳腺癌患者，在完成(新)辅助治疗以及局部治疗后，接受奥拉帕利治疗1年，与安慰剂相比可以显著延长iDFS，分别为85.9%和77.1%，奥拉帕利还能降低32%的死亡风险[26]。OlympiA研究展示了PARP抑制剂在基因突变相关的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潜力，进一步强调了精准治疗在高风险患者中的重要性。但对于新辅助治疗未达到pCR的TNBC，同时合并BRCA，如何去选择后续辅助强化治疗目前仍存在争议。但对于术前使用免疫治疗的患者，可以考虑免疫治疗与卡培他滨或奥拉帕利联合使用。对于免疫治疗、PARP抑制剂以及卡培他滨的选择，可根据患者新辅助或辅助治疗阶段的治疗疗效及不良反应，结合患者的个体情况，多因素权衡评估，尽可能在降低复发风险的同时，把控好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以提高用药依从性及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5正在研究中的辅助强化临床试验近年来，随着乳腺癌治疗模式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强化治疗方案开始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特别是结合新兴的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策略。这些临床试验入组的人群主要为具有高复发风险或新辅助治疗未达到pCR的患者，且覆盖了不同分子分型的乳腺癌，如靶向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的Dato-DXd联合度伐利尤单抗治疗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pCR的TNBC患者的Ⅲ期临床试验(TROPION)、高风险早期TNBC术后辅助治疗阶段加入吉西他滨和顺铂的联合治疗(BCTOP-T-A01)、口服选择性ER降解剂在HR阳性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应用(CAMBRIA-1)、吡咯替尼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的辅助强化治疗(PERSIST)，以及德曲妥珠单抗对比T-DM1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pCR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研究(DESTINY-Breast05)。期待上述研究会有更多的阳性结果，可以进一步降低乳腺癌复发风险，提高早期乳腺癌治愈率。6总结早期乳腺癌的辅助强化治疗正在迅速发展，涵盖了从TNBC到HR阳性、HER2阳性等不同分子分型，以及针对特定基因改变的个体化治疗。随着乳腺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和抗肿瘤新药的加速上市，早期乳腺癌的辅助强化治疗将迎来更多创新的药物和策略。个体化治疗的未来将更加注重根据肿瘤特征和患者情况制定最优的治疗方案，以期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参考文献[1] 李嘉琪，栾瑾微，张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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