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ecitabine

编者按：在2026年ESMO BC大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剑教授团队公布了一项戈沙妥珠单抗（SG）治疗晚期乳腺癌的中国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的数据，再次夯实了Trop-2 ADC在TNBC及HR+/HER2-乳腺癌中的治疗价值，为中国临床实践提供了高质量证据。与此同时，基于ASCENT-03/04研究，SG单药及联合免疫治疗已进阶晚期TNBC一线，覆盖全人群，成功改写了国内外权威指南。基于此，肿瘤瞭望特邀张剑教授在会议现场结合SG重要研究数据、临床实践体会，深入剖析SG的指南地位变迁，并系统阐述Trop-2 ADC的未来重点探索方向。 01 《肿瘤瞭望》：基于ASCENT、TROPiCS-02、EVER-132-001、EVER-132-002等多项关键验证性研究，SG已在国内获批用于晚期TNBC及HR+/HER2-相关适应症，广泛惠及中国患者。如今，SG在临床实践中累积了许多真实世界数据。本次大会上，您团队也报道了一项SG治疗晚期乳腺癌的真实世界研究，能否介绍一下该研究的重要结果，以及您对SG的用药经验和体会？ 张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作为全球以及中国首个上市的用于晚期TNBC及HR+/HER2-乳腺癌患者治疗的Trop-2 ADC，其有丰富的循证医学证据作为支撑。在晚期TNBC二线及其后线治疗领域，ASCENT研究显示，SG较医生选择的化疗方案（TPC）取得了PFS、OS双重获益，mPFS为5.6个月vs 1.7个月，mOS为12.1个月 vs 6.7个月[1]。EVER-132-001研究证实了中国人群与全球人群取得的一致获益，取得了5.6个月mPFS和14.7个月的mOS[2]。从而为TNBC患者带来了广泛适用的精准治疗破局选择，改善了患者预后。 在晚期HR+/HER2-乳腺癌至少经过一次内分泌治疗及2-4线化疗经治的患者中，TROPiCS-02研究显示SG较TPC显著改善患者mPFS，为5.5个月 vs 4.0个月；显著延长了mOS，为 14.4个月 vs 11.2个月[3]。EVER-132-002研究同样在亚洲及中国患者中展示了与全球人群一致获益，其中在中国人群中，SG较TPC显著改善了mPFS，为5.5个月 vs 4.1个月；mOS为20.5个月 vs 15.1个月，为患者带来了PFS与OS双重获益[4]。基于国内、国外相关临床研究的相互佐证，证实了Trop-2 ADC药物SG在晚期TNBC及HR+/HER2-乳腺癌患者中的价值。 我们也同样关注到，Trop-2 ADC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就SG而言，它的主要的毒性是中性粒细胞的减少和腹泻。对于中性粒细胞减少，我们可以通过G-CSF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来进行控制；对于腹泻，我们可以使用洛哌丁胺等药物进行治疗。目前暂未发现SG存在ILD、眼毒性等需要临床特别关注的不良事件，整体安全性易于管理。 在充足的循证基础及临床实践可及的背景下，我们团队在临床实践中对于SG应用的真实表现数据进行积累、分析，并于本次ESMO BC大会上报道了这一项中国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5]： △中国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研究设计 该研究纳入了103例接受SG治疗的mTNBC或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真实世界数据，患者中位年龄54岁，68.9%的患者存在内脏转移，25.2%的患者存在脑转移。 △中国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患者特征和基线状况 中位随访11.0个月，所有接受治疗患者的ORR为26.2%，DCR为 88.3%，mPFS为 5.1个月。其中纳入TNBC患者68例，SG中位治疗线数为3线，ORR为25.0%，DCR为85.3%，mPFS 5.1个月，与既往临床研究表现基本一致。其中，SG一线治疗患者mPFS为8.1个月，二线治疗患者mPFS为5.1个月，在真实世界层面提示更前线应用SG的优势获益及必要性。 研究纳入了HR+/HER2-乳腺癌患者35例，ORR为28.6%，DCR为94.3%，mPFS 4.7个月，与既往临床研究表现基本一致。无论患者为HER2 IHC 0还是HER2-low，均能在真实世界的SG治疗中取得获益，mPFS分别为5.0个月（HER2 IHC 0）和4.0个月（HER2-low）的获益，其疗效得到了验证。 △中国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亚组分析 安全性方面，3-4级血液学AE发生率为32.7%，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中性粒细胞减少（16.3%）和淋巴细胞减少（16.3%）；3级非血液学AE发生率为8.7%，包括疲劳（6.5%）、恶心（4.3%）、呕吐（4.3%）和腹泻（2.2%）。 △中国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患者不良反应 通过上述临床研究及SG在真实世界中的表现，我们看到真实世界的数据与临床试验当中的数据是非常接近的，这进一步夯实了以SG为代表的这一类Trop-2 ADC在中国患者治疗当中的价值。 事实上，随着SG循证医学数据的积累，其在指南中的推荐地位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TNBC一线及其后治疗相关指南推荐 2026年版《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CBCS）&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学组（CSOBO）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精要本》[6]（以下简称新版小红书）中，将SG单药作为TNBC一线/后线治疗推荐，且无需检测Trop-2表达情况。同样，2026版《CSCO BC诊疗指南》[7]中，也将SG单药作为TNBC紫杉治疗失败人群I级推荐（1B）和紫杉治疗敏感人群的II级推荐（1B）。 △2026版小红书及《CSCO BC诊疗指南》相关治疗推荐 HR+晚期乳腺癌治疗相关指南推荐 2026版小红书将SG单药作为HR+/HER2-晚期乳腺癌CDK4/6i经治（至少一次化疗）患者的“考虑”推荐；2026版《CSCO BC诊疗指南》中，将SG单药作为HR+/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CDK4/6i经治患者的II级推荐（2A）。 △2026版小红书及《CSCO BC诊疗指南》相关治疗推荐 02 《肿瘤瞭望》：基于ASCENT-03和ASCENT-04两项关键III期临床试验，SG单药或联合免疫治疗为晚期mTNBC提供了新的一线治疗方案，且覆盖“全人群”。您对这一方案的临床实践变革有怎样的看法？ 张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以SG为代表的这一类Trop-2 ADC药物也逐渐走向了一线治疗，在mTNBC治疗领域，ASCENT-03和ASCENT-04两项研究就是印证SG及联合方案治疗疗效的代表性研究。 ASCENT-04研究[8]纳入了PD-L1阳性（CPS≥10）一线晚期或转移性TNBC患者，结果显示，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相较于化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显著改善PFS（11.2 vs 7.8个月，HR 0.65，95%CI：0.51-0.84，P=0.0009），中位DOR为16.5 vs 9.2个月。OS虽未成熟，但显示出了获益趋势（HR 0.89）。ASCENT-03研究[9]则纳入了不适合接受PD-(L)1抑制剂治疗的一线晚期或转移性TNBC患者，结果显示，SG相较于化疗显著改善PFS（9.7 vs 6.9个月，HR 0.62，95%CI：0.50-0.77，P＜0.0001），中位DOR为12.2 vs 7.2个月。OS尚未成熟，82%的TPC组患者疾病进展后选择SG治疗，SG 组的PFS2相较于TPC组仍延长4.2个月（18.2 vs 14.0 个月，HR 0.7，95% CI：0.55-0.90）。 事实上，ASCENT-03与ASCENT-04两项研究是互补的研究，覆盖了晚期TNBC一线治疗全人群。在试验设计上，两项研究充分体现了对患者全程治疗获益的重视，由于目前SG已经获批了TNBC二线治疗适应症，故两项研究在充分考虑对照组获益的基础上，均采用了交叉（cross-over）设计，允许对照组二线阶段接受SG治疗，这一设计既坚守了临床试验的伦理底线，也传递出了为患者规划全程治疗获益的诊疗理念。 这两项研究结果均已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了公布，并在顶级医学期刊NEJM上进行了发表，基于以上循证医学证据，其也改变了当前的国内外指南。2026年《NCCN乳腺癌诊疗指南v2》[10]一线推荐中对于PD-L1 CPS≥10且无论BRCA1/2突变状态如何的患者，将SG+帕博利珠单抗列为优先推荐（category 1, preferred）；对于PD-L1 CPS＜10且无胚系BRCA1/2突变的患者，将SG列为优先推荐（category 1, preferred）。而对于不适合一线治疗的患者，SG单药治疗也是二线当中的重要推荐。 △2026年NCCN v2指南治疗推荐 同样，除我刚叙述的SG单药在2026版小红书和《CSCO BC诊疗指南》mTNBC治疗推荐中的表述外，SG联合治疗方案也是mTNBC患者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2026版小红书中对于PD-L1阳性患者推荐“戈沙妥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为可选方案。2026版《CSCO BC诊疗指南》中将SG+PD-1抑制剂作为紫杉经治（不论紫杉类敏感或耐药）mTNBC患者II级推荐（1B）。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在国内也能够有更多相关适应症的获批，为不同亚型患者提供治疗机会。 △2026版小红书及《CSCO BC诊疗指南》相关治疗推荐 03 《肿瘤瞭望》：展望未来，您如何看待Trop-2 ADC在晚期TNBC以及HR+/HER2-等晚期HER2-乳腺癌的应用前景？有哪些重要的探索方向？ 张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关于Trop-2 ADC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以及HR+/HER2-晚期乳腺癌中的未来发展，我认为重点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治疗线数前移。随着Trop-2 ADC从后线逐步向二线、一线推进并陆续取得成功，我们自然会思考能否进一步将其应用于辅助强化治疗，例如替代卡培他滨，或者与卡培他滨联合使用。在新辅助治疗领域，已有NeoSTAR等临床研究进行了早期探索，未来针对特定优势人群是否也可以采用这类方案设计，非常值得期待。 第二，联合治疗策略的拓展。ASCENT-04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范例，表明联合免疫治疗能够给患者带来获益。在PD-L1阴性人群中，由于Trop-2的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免疫微环境，能否因此使Trop-2 ADC与免疫治疗联合起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此外，Trop-2 ADC联合PARP抑制剂、联合其他靶向或化疗药物，甚至联合内分泌治疗是否可行，我认为同样存在探索的机会。 第三，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探寻。目前，由于Trop-2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分布较为广泛，Trop-2 ADC在临床研究中普遍采用不依赖Trop-2表达筛选的“all-comer”策略。但我相信，未来总能找到相关生物标志物，帮助我们筛选出真正有效或无效的人群，只是需要时间和数据的沉淀。 当然，Trop-2 ADC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我十分期待中国的同道们能够携手努力，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 [1]、Bardia, Aditya et al. “Sacituzumab Govitecan in Metastatic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384,16 (2021): 1529-1541. doi:10.1056/NEJMoa2028485 [2]、Fei Ma, et al. Overall survival results from EVER-132-001, a phase 2b single-arm study of Sacituzumab goviteca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2023 SABCS Abstract#PO1-06-10. [3]、Rugo, Hope S et al. “Overall survival with sacituzumab govitecan in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and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nega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ROPiCS-02): a randomised, open-label, multicentre, phase 3 trial.” Lancet (London, England) vol. 402,10411 (2023): 1423-1433. doi:10.1016/S0140-6736(23)01245-X [4]、Xu B, Wang S, Yan M, et al. Sacituzumab govitecan in HR+HER2-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he randomized phase 3 EVER-132-002 trial. Nat Med. 2024 Oct 1. doi: 10.1038/s41591-024-03269-z. [5]、Yuxin Mu, et al.Clinical Outcomes and Safety of Sacituzumab Goviteca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HER2 Negative Breast Cancer: A Real-world Study.2025 ESMO BC Abstract#469P. [6]、《中国抗癌协会与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编纂秘书处. 中国抗癌协会与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6年版 精要本）. 2025.12.20. [7]、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2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 2026.04. [8]、Sara M. Tolaney, et al. 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 pembrolizumab (pembro) vs chemotherapy (chemo) + pembro in previously untreated PD-L1–positive advance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Primary results from the randomized phase 3 ASCENT-04/KEYNOTE-D19 study. 2025 ASCO Abstract#LBA 109. [9]、Javier C.Cortés, et al.Primary Results From ASCENT-03: A Randomized Phase 3 Study of 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vs Chemotherapy (Chemo) inPatients (pts) With Previously Untreated Advance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Who Are Unable to Receive PD-(L)1 inhibitors (PD-[L]1i).ESMO 2025 Abstract#LBA20 [10]、NCCN. NCCN Guidelines Version2. 2026 Invassive Breast Cancer. Available at [2026.03.03] https://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pdf/breast.pdf 张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一期临床试验病房执行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教授、博导/博后导 上海市领军人才（东方英才领军计划）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委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防治与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委 长江学术带乳腺联盟YBCSG主委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召集人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委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乳腺癌防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委会副主委 上海市抗癌协会类器官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常委 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研究管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CDE外聘专家、首批化药临床兼职审评员 上海“医苑新星”杰青人才获得者 2025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十佳医务工作者 2023 十大医学先锋专家 2023“人民好医生”杰出贡献奖 2025青囊-黛青卓越奖 《Diseases ＆ Research》副主编、人卫《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副主编 第一/共一/通讯SCI论文100余篇（Lancet Oncol、J Clin Oncol、Ann Oncol x2、JAMA Oncol、Nat Commun x2、Cell Rep Med、Clin Cancer Res x2、J Hematol Oncol、STTT x2、ACS Nano等）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在人体的右上腹，深藏着一条如同树根般盘错的“胆汁河流系统”：从肝内的毛细胆管，逐渐汇合成左右肝管，出肝后形成肝总管，再与胆囊管汇合成为胆总管，最终将胆汁送入肠道。而恰恰是在这条沉默的生命管道上，可能悄然滋生一类恶性程度极高、预后极差的肿瘤：胆道癌。 胆道癌并不是单一疾病，而是包括了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和胆囊癌的一组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肿瘤。它的狡猾之处在于，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特异性症状。很多患者直到出现无痛性加重的黄疸、皮肤巩膜变成深黄色，或是右上腹发现肿块、感到隐痛时，才去就诊，而此时往往已进入局部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据统计，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患者在确诊时有幸接受手术，而即使完成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率依然居高不下。 对于这些无法手术的晚期患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治疗的选择极其有限。医生手中的“武器”寥寥无几，只能寄望于毒性不小的化疗药物，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常常只有半年多一点。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化疗独木桥”时代。 然而，就在过去的短短十余年里，随着人类对癌症认知的颠覆性突破，胆道癌的治疗格局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逆袭”。从传统的化疗，到近年来火热的免疫治疗，再到如同导弹般精准的靶向治疗，医生的治疗武器库被迅速充实。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条充满智慧与希望的破局之路，看看医学是如何一步步夺回主动权，将胆道癌从一个让人几乎束手无策的绝症，逐渐转变为一种有章可循、有药可医的慢性病。 一、 化疗时代：泥沙俱下的基石（约2000年代-2020年） 在精准医学的曙光尚未照进胆道癌领域之前，化疗是唯一被证实能延长部分晚期患者生存的手段。这一阶段的主题是“探索与奠基”，目标是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化疗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有，怎么用效果最好？ 1 单药探索与联合方案的诞生 最早进入临床医生视野的是氟尿嘧啶类和吉西他滨。单药化疗虽然毒性相对可控，但疗效平平，客观反应率通常只有个位数，对生存期的延长微乎其微。人们很快意识到，指望一种药物单打独斗来战胜狡猾的癌细胞是不现实的，必须像调配鸡尾酒一样，将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起来。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一项名为ABC-02的里程碑式III期临床研究结果公布，彻底改变了全球的临床实践。该研究证实，与单用吉西他滨相比，采用“顺铂+吉西他滨”这一联合化疗方案，能够将晚期胆道癌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从8.1个月显著延长至11.7个月，死亡风险降低了36%。尽管不到一年的生存期在今天看来依然不尽如人意，但这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的进步。“顺铂+吉西他滨”（简称GC方案）由此一举成为全球公认的晚期胆道癌一线标准治疗，其基石地位坚如磐石，直到免疫治疗时代的到来。 2 辅助化疗：为手术患者上的一道“保险” 如果说晚期化疗是“亡羊补牢”，那么对于有幸接受根治性切除的患者而言，术后辅助化疗就是“未雨绸缪”。手术切除了肉眼可见的肿瘤，但那些可能已逃逸至血液或淋巴系统的微小残留病灶，是日后复发转移的根源。 基于此，著名的BILCAP研究探讨了术后口服卡培他滨对比观察的疗效。研究结果显示，在严格按照方案完成治疗的患者中，卡培他滨能显著延长总生存期。这一发现首次为胆道癌术后辅助治疗提供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改变了“手术完就听天由命”的被动局面。目前，卡培他滨已成为指南中优先推荐的辅助化疗方案，为可切除患者争取了更多治愈的可能。 至此，化疗在晚期和术后辅助两大战场上都初步站稳了脚跟。它就像传统战争中的“炮弹”，不分敌我地进行地毯式轰炸，虽然有效，但毒性大、效果也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胆道癌的治疗，迫切需要新的“援军”。 二、 免疫治疗时代：唤醒体内的“卧底奇兵”（2020s-至今） 我们的身体里原本就有一支强大的抗癌部队——免疫系统。但癌细胞极其狡猾，它会通过表达PD-L1等蛋白，给免疫T细胞发送“我是自己人，别吃我”的错误信号，从而逃避免疫监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就是为了撕掉癌细胞的伪装，重新唤醒被抑制的免疫大军。 1 免疫联合化疗：新一线标准的诞生 将免疫治疗引入胆道癌领域，是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突破。这一成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对“免疫+化疗”协同增效机制的深刻理解：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会释放肿瘤抗原“教育”免疫系统，并改善肿瘤微环境；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解除了对免疫细胞的“刹车”，让它们能更有效地识别和攻击癌细胞。两者相辅相成，实现了“1+1>2”的效果。 2022年，两项重磅III期临床研究——TOPAZ-1和KEYNOTE-966相继公布了阳性结果，犹如两颗核弹，重塑了晚期胆道癌的一线治疗版图。 TOPAZ-1研究证实，与单纯的GC化疗相比，加上免疫药物度伐利尤单抗，能将中位总生存期提升至12.9个月；KEYNOTE-966研究则将另一种免疫药物帕博利珠单抗加入GC化疗，同样将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12.7个月。虽然数字上的进步看似“缓慢”，但对于一种侵袭性极强的癌种，任何生存期的延长都代表着无数家庭的希望。更重要的是，这两项研究的成功，标志着胆道癌全面正式进入了“免疫治疗时代”。如今，度伐利尤单抗+GC和帕博利珠单抗+GC方案，已成为全球各大指南公认且优先推荐的晚期一线标准疗法。 2 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的后续治疗 免疫联合化疗一线治疗进展后，对于那些基因检测未发现特定靶点的患者，后续治疗依然是临床难题。基于ABC-06研究的结果，FOLFOX化疗方案成为标准二线选择，相比最佳支持治疗可延长生存。此外，一些新的化疗组合（如脂质体伊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和抗血管生成药物（如瑞戈非尼）也在小规模研究中显示出一定活性，为患者在二线以后提供了宝贵却有限的选择。 三、 精准医学时代：分而治之，为基因突变“量身定制”克星（2010s-至今） 如果说化疗是“地毯式轰炸”，免疫治疗是“动员全民皆兵”，那么精准靶向治疗就是“斩首行动”。它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通过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在患者的肿瘤组织或血液中，找到那个驱动癌细胞疯狂增殖的“元凶基因”。然后，使用专门针对这一突变设计的小分子药物或抗体，去精准地堵住那个失控的信号开关，从而让癌细胞死亡。 胆道癌，尤其是肝内胆管癌，被发现是靶向药物研发的一座“富矿”。不同解剖亚型的胆道癌，其基因突变图谱截然不同，这为“分而治之”提供了绝佳的生物学基础。2026版NCCN指南将这一理念发挥到了极致，明确推荐所有晚期胆道癌患者都应进行全面的基因检测，并构建了一套以分子分型为指导的治疗体系。我们来看看这个“精准武器库”里都有哪些明星药物。 1 FGFR2融合——肝内胆管癌的首个精准靶点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基因融合或重排，是约9%-15%的肝内胆管癌患者特有的驱动突变，在胆囊癌和肝外胆管癌中极为罕见。这个异常的融合基因会持续激活下游信号，让癌细胞无休止地生长。 针对这个靶点，一系列口服靶向药物应运而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疗效。培米替尼、福他替尼、厄达非替尼等FGFR抑制剂，在经治患者中实现了约35%-42%的客观缓解率，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体内，肿瘤能显著缩小。疾病控制率更是高达80%以上。对于一个曾经无药可治的群体，这是何等惊人的跨越！目前福他替尼与培米替尼是指南中的优选方案。 2 IDH1突变——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异柠檬酸脱氢酶-1基因突变在约10%-20%的肝内胆管癌中出现。这个突变很特别，它让IDH1酶获得了一个“邪恶的”新功能，去大量生产一种叫2-羟基戊二酸的致癌代谢物，阻断细胞正常分化。 艾伏尼布正是针对IDH1突变的特异性抑制剂。全球III期ClarIDHy研究证实，在经治的IDH1突变胆管癌患者中，艾伏尼布能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且最终分析证实了其总生存期获益。这是指南中具有最高级别证据支持的靶向治疗推荐之一。不同于直接杀伤癌细胞的化疗，艾伏尼布更像是在“教育”癌细胞，让它们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分化，为治疗提供了全新思路。 3 HER2扩增——从乳腺癌“跨界”而来的利器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基因的扩增或过表达，在约15%-30%的胆囊癌和5%-20%的肝内/肝外胆管癌中出现。这个靶点大家并不陌生，它在乳腺癌和胃癌中大名鼎鼎，而如今，它也成了胆囊癌最重要的精准靶点之一。 针对HER2的武器库最为丰富：既有传统的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也有新型的抗体药物偶联物——德曲妥珠单抗，它像一枚“生物导弹”，将高浓度化疗药精准投送到HER2阳性的癌细胞内，实现了高效低毒。此外，泽尼达妥单抗、妥卡替尼联合曲妥珠单抗等方案也均展现了强大的后线治疗活性，为HER2阳性患者提供了多种续贯治疗的可能。 4 BRAF V600E突变——“不限癌种”的治疗范式 约1%-5%的胆道癌患者携带BRAF V600E突变。这一突变在黑色素瘤和结直肠癌中极为常见，由此诞生的“达拉非尼+曲美替尼”双靶向联合方案，已通过篮子试验证实了其跨瘤种、普适性的强大疗效。无论肿瘤长在哪里，只要携带这个特定突变，这种药物组合就有很大概率起效。这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精准医学核心理念的完美体现。 5 罕见靶点的无限希望 除了上述靶点，2026版指南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对更罕见靶点的覆盖，体现了精准医学“一个都不能少”的精神。 NTRK基因融合：在胆道癌中发生率不到1%，但一旦检出，拉罗替尼、恩曲替尼等“广谱抗癌药”可带来惊人的超50%甚至更高的持久缓解率。这是基因检测价值的极致体现，找到一个罕见突变，就等于找到了几乎可治愈的良机。 NRG1基因融合：同样是发生率低于1%的极罕见融合。基于一项II期研究中观察到的突破性疗效，新型药物zenocutuzumab被最新版指南破格同时推荐用于一线和后续治疗。这是精准医学疆域不断扩展的最新例证。 RET融合、KRAS G12C突变等：针对这些在其他癌种中已有成熟靶向药的靶点，当它们在胆道癌中偶然被检出时，普拉替尼、塞普替尼、阿达格拉西布等药物同样可带来宝贵的治疗机会。 MSI-H/dMMR和TMB-H：这并非某个特定基因突变，而是一种“免疫热”状态。这类肿瘤因累积了大量突变而变得面目全非，极易被免疫系统识别。帕博利珠单抗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获批用于所有此类实体瘤，实现了真正的“只看标志物，不论肿瘤来源”的治疗。 四、未来已来，未来可期 回顾NCCN胆道癌指南这十余年的演变，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条从“集体无差别轰炸”（化疗）到“唤醒内部力量共同作战”（免疫治疗），再到“定点清除元凶”（靶向治疗）的演化路径。胆道癌的治疗格局，已从最初的单一化疗，演变为如今“化疗铺底、免疫加持、靶向攻坚”的多层次、个体化治疗体系。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这种精准化的理念正不断前移。如今，对于部分局部进展期但无法直接手术的患者，医生也会考虑在术前就给予化疗或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期望能缩小肿瘤，为后续根治性手术创造机会，彻底改写了“无法手术就等于判死刑”的命运。 展望未来，胆道癌治疗的发展方向已经清晰可见：对每一位患者进行更全面的分子画像，以解释为何不同个体对同一靶向药反应迥异；揭示靶向和免疫治疗耐药的深层机制，并开发出新一代的药物和联合治疗策略；将更多卓越的靶向和免疫疗法推向术后辅助和术前新辅助等更早期的治疗阶段，力求实现真正的治愈。 这场对抗胆道癌的战役远未结束，但我们已经从拿着老旧地图的迷路者，变成了手握GPS导航和精确制导武器的猎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球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和更多革命性临床研究的完成，将胆道癌变成一种可管理、可控制的慢性病的愿景，终将成为现实。 邓运宗肿瘤医生团队致力于：癌性肠梗阻超微创柔性肿瘤控制；肿瘤及并发症舒适医疗 邓运宗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