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围术期免疫治疗证据不断积累,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管理正进一步转向患者筛选、风险分层与治疗强度优化。哪些患者需要强化治疗,如何兼顾病理缓解与手术安全,又如何根据治疗后的残余风险调整后续策略,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2026世界肺癌大会(WCLC)期间,医脉通特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崔飞教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华教授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明辉教授,结合研究进展与临床经验,围绕NSCLC围术期治疗的个体化路径展开讨论。
专家合影
新辅助:要不要「做加法」?
标准化免之上,肿瘤负荷较高、原发灶较大或存在cN2受累的患者如何精准强化?如何通过联合放疗、消融等方式,进一步促进肿瘤退缩,为R0切除创造条件?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RATIONALE-315等多项研究已证实术前新辅助阶段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已显著提高可切除NSCLC的病理缓解水平,但部分患者仍存在降期不明显或手术指征无明显改善的挑战。对于Ⅱ-Ⅲ期驱动基因阴性、存在临床评估的cN2受累或手术指征仍需改善的患者,您认为是否应在现阶段标准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强化治疗?
张华 教授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我认为,对于这部分患者,有必要探索强化治疗。新辅助或转化治疗的重要目标,是实现无肿瘤残留的完全切除(R0切除),完整清除原发病灶及受累淋巴结。RATIONALE-315研究中,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主要病理缓解(MPR)率、病理完全缓解(pCR)率和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56.2%、40.7%和71.2%1。最终分析进一步显示,替雷利珠单抗围术期治疗显著改善总生存期(OS),较对照组死亡风险降低35%,3年OS率达到79.3%,对照组为69.3%2。但对于存在较大、融合性N2淋巴结等情况的患者,标准化免治疗仍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肿瘤退缩程度。因此,针对适宜患者探索联合冷冻消融、放疗等手段,有望进一步提高缓解深度,为R0切除创造条件。
本届WCLC公布的研究提供了探索依据。CONCEPT研究采用冷冻消融联合替雷利珠单抗和化疗,首阶段11例患者的pCR率达到54.5%,所有患者均实现R0切除3。SACTION01研究采用立体定向体部放射治疗(SBRT)后序贯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pCR率和MPR率分别达到52.2%和76.1%4。这些结果提示,针对有明确强化需求的患者,合理联合其他治疗方式,可能进一步提高深度缓解的机会,为根治性手术提供更好的保障。
刘明辉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我同样赞同探索强化治疗。免疫治疗的发展提高了肿瘤缓解率,也为R0切除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不过,RATIONALE-315研究的ORR约为70%,仍有约30%的患者未达到客观缓解1。因此,除了优化联合方案,还应借鉴TKI的研究思路,通过生物标志物筛选对化免治疗高度敏感的人群,并为获益有限的患者探索其他策略。
现阶段,对于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我们仍优先采用具有循证依据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并重视治疗过程中的动态评估。通常在治疗2个周期后复查,如果疗效欠佳,但仍有手术机会的患者,即使手术难度较大,也会充分沟通,评估提前实施手术的可能性,再安排后续治疗。对于部分患者,完整切除肿瘤仍可能为长期获益创造重要条件。因此,后续研究既要探索治疗强化,也要加强治疗前的生物标志物筛选,并在治疗过程中把握手术时机。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我也支持有针对性地探索强化治疗,但除了病理缓解和OS,还必须关注手术风险及围术期并发症。SACTION01研究取得了超过70%的MPR率4。不过,根据我与相关手术医生的交流,其中超过半数的患者需要接受具有较大挑战的复杂手术。因此,评价强化治疗的价值,需要同时考虑缓解深度、手术可行性和安全性,不能仅依据病理缓解率作出判断。
正如刘明辉教授所强调的,应尽可能准确地筛选出具有强化需求的高风险患者,再有针对性地增加局部或全身治疗,而不宜对所有患者采用相同的强化方案。此外,治疗优化也包括疗程调整。目前不少研究采用3-4个周期的新辅助治疗,适当延长疗程能否带来额外获益、进一步改善术后OS,仍需要更多多中心研究回答。
术后:高复发风险怎样「再决策」?
R0切除后仍高RVT、ypN阳性、MRD阳性,辅助免疫是否加码、又该加在何处?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随着残余活肿瘤(RVT)比例、术后淋巴结状态及微小残留病灶(MRD)等指标不断丰富,临床已经能够进一步识别围术期治疗后仍面临较高复发风险的患者。对于完成R0切除后仍存在较高RVT比例、新辅助治疗后病理证实淋巴结持续阳性(ypN持续阳性)或MRD阳性等高风险特征的患者,您是否认为应考虑在既定辅助免疫治疗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强化治疗?
刘明辉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RVT比例、术后淋巴结状态和MRD等信息,有助于细化术后风险分层。术后管理既要降低复发风险,也要改善生活质量,因此在讨论强化治疗的同时,还应识别可能减少不必要治疗的患者,但减量是否影响长期结局,仍需证据支持。
RATIONALE-315研究的事后分析显示,较低的RVT比例与更好的无事件生存期(EFS)相关5。据此,未来可以探索将RVT水平与术后治疗时间相结合,比较半年、1年、1.5年乃至2年等不同疗程的价值;对于RVT比例较高的患者,也可以进一步研究是否需要延长疗程或增加治疗药物。同时,治疗强化应结合复发模式。对于局部复发风险与远处转移风险不同的患者,需要分别考虑局部干预和全身治疗的价值,使强化措施更有针对性。
MRD有望为术前、术后的治疗强化或减量提供补充依据。从固定基因检测面板到个体化定制面板,检测方式不断发展,但如何将结果转化为常规治疗决策,仍需要更多随机对照研究和标准化工作支持。未来既要关注MRD阳性或阴性的结果,也应利用更充分的分子检测信息,寻找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患者特征和干预方向。
张华 教授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对于RVT比例较高、淋巴结持续阳性及MRD阳性的患者,我认为应更加重视其复发风险。我们团队正在初始不可切除Ⅲ期NSCLC患者中,开展以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为基础、进一步联合其他系统治疗药物的研究6。研究中也同步进行了MRD监测。目前约2年的随访观察到,MRD持续阴性的患者生存情况较好;而对于原发病灶中未检出肿瘤细胞、但淋巴结仍呈阳性的患者,则需要关注残余病灶,并积极研究术后强化治疗的价值。
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强化,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例如,在现有治疗基础上联合其他系统治疗药物,或根据病灶分布考虑局部放疗,能否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改善EFS,都需要研究验证。根据目前的中期观察,我们团队的研究中手术病理评估显示,MPR率约为74%,总体pCR率约为52%。在治疗安排上,患者累计完成4个周期化免治疗后,进一步接受免疫联合其他系统治疗药物的维持治疗。这些初步结果为后续探索提供了参考,长期生存获益仍需随访验证。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我赞同根据风险分层制定差异化的术后策略。无论是增加放疗、联合其他系统治疗药物,还是调整疗程,都应结合患者的实际风险,使治疗强度与治疗需求相匹配。
边界:下一片蓝海在哪里?
驱动基因阳性人群or初始不可切III期转化治疗,优先拓展方向花落谁家?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随着围术期免疫治疗在NSCLC中的证据不断成熟,其应用边界也开始向更多临床场景延伸。对于围术期免疫治疗的下一步拓展,您认为以下哪一方向更值得优先关注?具体而言,是向经过筛选的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拓展,还是向初始不可切除、具有潜在转化机会的Ⅲ期患者拓展?
张华 教授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结合目前的研究方向,我更关注初始不可切除、具有潜在转化机会的Ⅲ期患者。围术期治疗的应用范围,可以从初始可切除患者进一步延伸至诱导治疗后有望实现根治性切除的局部晚期患者。对于这部分人群,系统治疗的目标不仅是控制疾病,还包括争取R0切除的机会。
PANDA-1研究中,43例接受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并最终实施转化手术的患者,R0切除率达到95.3%;在基线预计需要全肺或双肺叶切除的23例患者中,21例最终得以缩小肺切除范围,原预计需要全肺切除的16例患者均避免了全肺切除7。这提示,有效诱导治疗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由不可切除转为可切除,也可能体现在保留更多肺组织、降低手术复杂程度。
转化治疗能否真正落实,还取决于对残余病灶和可切除性的动态评估。PANDA-1研究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断层成像(PET/CT),整合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max)、代谢肿瘤体积(MTV)的变化及病灶糖酵解总量治疗后与治疗前的比值(TLG-ratio)等参数,建立模型后,模型预测原发灶和淋巴结残余肿瘤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达到0.912和0.8158。这些结果体现了动态、多参数评估对手术决策的价值。
我们团队开展的替雷利珠单抗联合治疗研究,以手术率为主要终点。中期数据中,23例患者经多学科诊疗(MDT)讨论后入组,19例完成手术,包括13例鳞癌和6例腺癌患者;R0切除率为100%,微创手术率约为95%。这些初步结果提示,在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他系统治疗药物的联合,可能使部分初始不可切除患者获得根治性手术机会。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华教授提到的MDT评估非常重要。对于不可切除或潜在可切除患者,是否具备转化机会、治疗后能否实施手术,都需要多学科共同判断。这类患者过去更多在肿瘤内科和放疗科接受治疗,随着免疫联合治疗效果改善,外科也有机会在综合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刘明辉教授同时关注这两个拓展方向,也请您分享对驱动基因阳性人群的看法。
刘明辉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我认为两个方向都值得研究。NeoADAURA等研究推动了新辅助靶向治疗的发展9,但对于处于可切除与不可切除边界的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方案选择仍存在分歧。我们中心通常优先考虑靶向治疗,也有其他中心选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
对于处于可切除与不可切除边界的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不同中心的方案选择仍存在分歧。我们中心通常优先考虑靶向治疗,也有其他中心选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既往对化免治疗较为谨慎,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部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患者出现快速进展,从而失去手术机会。随着研究推进,经过筛选的驱动基因阳性患者可能获得较好的治疗反应。
本届WCLC一项聚焦EGFR突变且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阳性肺腺癌的研究显示,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MPR率为47%,pCR率为12%,N2淋巴结降期率为66.7%,2年EFS率为72.6%10。这些结果为进一步探索提供了依据,也使我们思考:经过筛选的患者,是否可能从化免治疗中获得较新辅助靶向治疗更深的病理缓解?这一问题仍需要随机对照研究直接验证。
随着基因测序范围扩大、检测深度提高,未来可以结合共突变特征及PD-L1表达进一步分层,例如分别研究PD-L1表达<1%、1%-49%和≥50%的人群,明确哪些患者更可能从化免治疗中获益,以及其与靶向治疗的相对价值。除EGFR突变外,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等其他驱动基因阳性人群,也可在临床研究中谨慎探索。关键是综合多种指标进行细致分层,并通过MDT形成更全面的治疗判断。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从早期CTONG1103到NeoADAURA,新辅助靶向治疗的研究持续推进9,11,但其疗效仍不够理想,尚存在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为探索更适宜的治疗策略,本中心开展了针对EGFR突变合并PD-L1阳性患者的新辅助化免治疗研究,即刘明辉教授刚才提到并在本届WCLC展示的研究,旨在通过更细致的人群筛选,评估这一策略的应用价值10。
这一研究的开展,也源于一例携带EGFR的L858R突变、PD-L1表达为90%的ⅢA期女性患者的治疗经历。经MDT讨论并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她选择了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最终达到pCR,目前随访接近4年,情况仍然良好。这一个案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能否聚焦EGFR突变与PD-L1阳性的“双阳性”人群,开展更系统的研究。
国内CTONG2104等研究已探索EGFR突变患者的新辅助化免治疗12。在此基础上,需要特别关注PD-L1表达所带来的分层价值,希望避免仅从EGFR突变这一单一特征判断治疗反应,而是进一步识别可能对化免治疗敏感的患者。我们研究的中期结果显示,pCR率约为12%,MPR率接近50%10。研究人群以Ⅲ期、尤其ⅢA期患者为主,后续仍需等待完整结果及更长期随访,进一步评估这一策略的价值。
无论是初始不可切除患者,还是经过筛选的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都是值得探索的应用方向。我认为,不必局限于二者之间的优先顺序,患者的疾病进展不会等待。希望更多中心围绕不同临床需求同步开展研究,通过更细致的人群划分,为患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未来:适应性治疗由谁指路?
ctDNA/MRD动态监测 VS. 病理缓解+多模态疗效评估,谁来指导治疗强度的“加”与“减”?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随着围术期治疗逐步进入个体化管理阶段,固定疗程、统一强度的治疗模式也面临进一步优化。未来能否根据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动态反应及时调整治疗策略,将成为精准围术期管理的重要方向。对于未来围术期NSCLC的适应性治疗,您认为以下哪一方向更值得优先探索?是以循环肿瘤脱氧核糖核酸(ctDNA)/MRD动态变化指导治疗强度调整,还是以病理缓解和多模态疗效评估指导治疗路径调整?
刘明辉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我更倾向于优先推进ctDNA/MRD动态监测。这一领域已有多年积累,且具有微创、可重复监测的优势;多模态评估同样重要,但数据整合和量化标准仍需完善。ctDNA/MRD检测具有微创、可重复监测的优势,可以贯穿治疗前后,通过动态变化帮助识别不同风险的患者。NADIMⅡ研究的MRD分析显示,术后或辅助治疗阶段MRD阳性与更差的EFS和OS相关;即使在未达到pCR的患者中,MRD阳性与阴性患者相比,EFS和OS的风险比分别为6.2和6.513。随着证据积累,MRD有望从预后评估工具进一步发展为治疗决策工具。但一次阳性是否足以触发干预,还是需要连续多次确认,仍需研究明确。
张华 教授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我们目前开展的研究也同步进行了MRD检测。对于新辅助或转化治疗后达到pCR的患者,术后是否仍需辅助治疗,临床仍存在讨论空间。我认为MRD可能在这一问题上提供重要参考:对于持续阴性的患者,可以研究减少或省略后续维持治疗的可能性;对于持续阳性,尤其连续3次检测阳性的患者,则应重点探索强化治疗的价值。
但这些判断必须建立在检测结果可靠的基础上。需要关注MRD检测的精准性、测序深度,以及检测结果能否充分反映残余病灶的分子信息。同时,费用也是影响临床应用的重要因素,部分患者难以承担持续监测的成本。如果未来能够提高检测精度、统一标准,并降低费用,MRD才更有条件在连续监测和治疗决策中发挥作用。
多模态疗效评估则有助于形成更全面的预后判断。RATIONALE-315研究提示,较低的RVT比例与更好的EFS相关5。在临床判断中,我也会关注术前影像学是否达到完全缓解(CR),以及影像反应与术后MPR、pCR之间的对应关系。结合RVT比例、病理缓解、影像学反应及ORR等信息,有望更准确地识别复发转移风险较高的患者,并研究提前强化治疗是否能够改善结局。当这些指标仍不足以明确判断时,再结合MRD,可能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
崔飞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也不应将探索范围局限于两个方向之间的选择。MRD动态监测与多模态疗效评估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为围术期治疗决策提供依据。无论是免疫还是靶向辅助治疗,当后续方案难以取舍时,都可以进一步探索MRD的参考价值,并结合RVT比例、淋巴结残留等信息综合判断。此外,AI也值得关注。我们中心已开展利用术前基线资料预测化免治疗反应的相关研究,本届WCLC也有研究公布了多模态AI模型预测pCR的初步成果14。未来可进一步整合临床、影像、病理及分子信息,完善疗效与术后复发风险预测。
围术期治疗最终应体现个体化与临床灵活性。研究中采用固定疗程,是规范研究设计和评价疗效的需要;实际诊疗则应在循证支持下,结合患者的治疗反应、残余风险及实际情况,合理把握治疗方式、疗程与时机,使治疗强度与患者需求相匹配。
专家简历
崔飞 教授
博士,中共党员,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行政副主任,肺肿瘤一病区行政主任
广州市卫健委优秀人才
中国抗癌协会腔镜与机器人分会胸外科学组秘书及委员
中国胸外科三维重建与人工智能联盟副主委
广东省医学会胸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
广东省胸部疾病学会肺癌多学科治疗专委会秘书及常务委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
致力于肺部结节的微创手术及AI研究工作,国家重大专项及省市各级在研科研基金超过200万,第一/通讯作者发表18篇SCI论文,执笔国际医疗共识3项,作为核心成员获得省科技奖一等奖,中华医学奖一等奖,华夏医学奖⼀等奖,中国抗癌协会一等奖等。
张华教授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胸外一科主任 医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齐鲁卫生与健康杰出青年人才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首批高层次人才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EvK.Herne医院 访问学者
山东省医学会第十六届理事会 理事
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肺癌转化治疗多学科联合专委会 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胸外科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防痨协会肺外结核分会 副秘书长
刘明辉 教授
外科学博士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肺部肿瘤外科 副主任医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新世纪人才 青年技术骨干
参与获得2020年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学组委员
天津市健康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 委员
天津医疗健康协会 肿瘤专业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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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Rosewei
审校:Leon
排版:Ocean
执行:A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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