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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雨过天晴 审核人：林根教授、申龙海教授、鹰版 11月是一年一度的“全球肺癌关注月”。在这个旨在提升肺癌防治意识、关爱肺癌患者的特殊时间节点，与癌共舞论坛联合福建省关癌有家恤病基金会共同推出“智御肺癌·兵器谱新篇”系列科普患教活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进行转播，助力向公众系统科普肺癌治疗的权威知识。 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备受关注的当下，许多患者和家属都会关心一个问题：传统的化疗，现在还重要吗？11月26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林根教授在“地毯轰炸：化疗药物的阵地攻坚战”科普活动中，针对化疗在肺癌治疗中的重要性和应用领域进行详细解读。小编特整理出直播中的全程精华内容，供读者参考。 问：化疗在肺癌的整体治疗格局中，目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的基石地位体现在哪些方面？ 林根教授：尽管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双抗药物及抗体偶联药物（ADC药物）等新疗法、新药物不断涌现，但化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基石地位始终未变，甚至有持续强化的趋势。这一地位主要体现在肺癌治疗的全周期中：在早期肿瘤围手术期，化疗联合免疫或靶向治疗的方案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局部晚期尤其是不可切除病例中，化疗联合放疗后序贯免疫维持治疗已成为金标准方案；在晚期肿瘤治疗中，化疗同样是核心基石——对于驱动基因阴性患者，化疗联合免疫是标准一线治疗；对于驱动基因阳性患者，化疗联合靶向药物可发挥治疗作用，且在靶向药物耐药后仍是必不可少的治疗选择。综上，化疗在肺癌早、中、晚各阶段均扮演着关键角色。 问：对于不同类型的肺癌（如非小细胞肺癌与小细胞肺癌），化疗策略的选择有何异同？ 林根教授：小细胞肺癌属于化疗敏感性肿瘤，化疗有效率可达60%-80%。其一线核心化疗方案为EP方案（依托泊苷联合铂类），此外伊立替康联合铂类方案虽未获欧美广泛认可，但在亚洲地区可作为一线标准选择。多年来针对小细胞肺癌化疗方案的优化研究多以失败告终，因此上述方案至今仍是其一线标准化疗方案。 非小细胞肺癌的化疗药物选择更为丰富，核心治疗模式为铂类（顺铂或卡铂）为基础的两药联合方案。其中联合用药以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新一代化疗药物为主，包括紫杉烷类（紫杉醇、多西他赛）、培美曲塞、吉西他滨、长春瑞滨等，此类药物与铂类联合构成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的主流方案。 两类肺癌化疗策略的差异根源在于化疗敏感性不同：小细胞肺癌化疗敏感性极高，但易出现耐药；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敏感性中等，单纯化疗有效率仅30%-40%。 问：化疗药可以分为哪些类？这些不同类别的药物，在结构和副作用方面存在哪些差异？ 林根教授：化疗药物主要可按作用机制分为多个类别，不同类别药物在作用靶点、结构特征及副作用表现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烷化剂类是核心类别之一，其作用机制为直接破坏肿瘤细胞DNA的单链或双链结构，干扰DNA损伤修复过程，最终诱发细胞死亡。该类药物包括环磷酰胺、异环磷酰胺、替莫唑胺等，在肺癌治疗中应用较少，但替莫唑胺偶尔用于肺癌脑转移治疗（效果有限）。 抗代谢类化疗药物在临床应用广泛，其通过干扰肿瘤细胞关键代谢过程发挥作用，可细分为多种类型：叶酸类代谢抑制剂如培美曲塞（在肺癌中常用）、甲氨喋呤；胸苷酸合成抑制剂如氟尿嘧啶、卡培他滨（在肺癌治疗中，日本的应用范围大于国内）；嘌呤核苷酸抑制剂如硫嘌呤、鸟嘌呤等（主要用于血液系统肿瘤，肺癌中应用极少）。 铂类药物虽未单独归类，但作用机制与烷化剂类似，均针对DNA损伤修复，包括顺铂、卡铂等，也是目前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治疗中应用最广泛的化疗药物类别。 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可通过破坏DNA结构与功能起效，主要作用于修复DNA单链或双链的拓扑异构酶，依托泊苷、伊立替康等药物均属此类。 抗生素类化疗药可进一步细分，阿霉素等蒽环类药物以往在小细胞肺癌的个别方案中常用，多柔比星、表柔比星等则可干扰RNA合成。 抑制蛋白合成或有丝分裂的药物中，紫杉醇类最为常用，此外长春新碱、长春瑞滨等也是通过该机制发挥作用。 在副作用表现方面，化疗药物的毒性反应与其作用机制直接相关。由于药物主要针对增殖活跃的肿瘤细胞，而体内骨髓造血细胞、胃肠道黏膜细胞、肝细胞及口腔黏膜细胞等正常细胞同样增殖旺盛，因此化疗常见副作用集中表现为消化道毒性（如黏膜损伤）、肝功能损害及骨髓毒性，这也是各类化疗药的共性毒性特征，不同类别药物的特异性毒性则与各自作用靶点的组织分布差异相关。 问：日本在肺癌领域会使用氟尿嘧啶，但在国内却用的较少，这是何原因？它的疗效如何？ 林根教授：核心原因在于日本针对氟尿嘧啶类药物开展了大量研究，其应用范围不仅覆盖消化道肿瘤，也延伸至肺癌领域。在2000年左右的临床场景中，靶向药物选择有限、免疫药物尚未问世，当化疗和靶向药物出现耐药后，氟尿嘧啶类药物曾被用于肺癌的后续治疗，但该类药物对肺癌的治疗有效率仅约10%，整体疗效偏低。随着临床中高效药物的不断涌现，目前氟尿嘧啶类药物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已越来越少。 问：口服化疗药物已有多款上市，它的应用现状及前景如何？ 林根教授：制定化疗方案的核心考量为疗效、安全性及可及性，肺癌化疗目前仍以铂类为基础的两药联合方案为主。其中小细胞肺癌以VP-16（依托泊苷）为代表，EP或EC方案疗效明确；非小细胞肺癌则优先选用紫杉烷类、培美曲塞、吉西他滨、诺维本（长春瑞滨）等新药物，氟尿嘧啶类因疗效略逊未被纳入标准方案。 口服化疗药物虽有多款上市，但应用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若患者体力状况差、无法耐受双药化疗，可选择毒性反应较低的单药化疗，可选药物包括紫杉烷类、培美曲塞等，小细胞肺癌中也有口服VP-16（依托泊苷）等剂型，非小细胞肺癌则有口服诺维本等。不过，静脉给药便利性较高，通常1-2小时即可完成，临床应用也较为广泛。 从临床实践来看，即便患者体力评分低、对化疗接受度不高，也不会优先选择氟尿嘧啶类药物，因现有多种药物可满足单药化疗需求。口服化疗药虽能提升便利性，但受疗效及静脉给药便捷性影响，目前在肺癌化疗中的应用并不广泛，临床仍以疗效更优的标准联合方案或其他单药方案为主。 问：与肺腺癌相比，肺鳞癌的化疗方案有哪些差异？ 林根教授：肺腺癌与肺鳞癌的化疗方案存在一定差异，临床常规认知中，腺癌多以培美曲塞、紫杉醇等为主要选择，鳞癌则常选用吉西他滨、紫杉烷类药物，培美曲塞在鳞癌中的应用较少。但这一认知并非绝对，培美曲塞对鳞癌其实具有疗效，只是既往随机对照试验（RCT）的亚组分析显示其对腺癌疗效更优，且有理论及回顾性数据支持，而腺癌中吉西他滨与培美曲塞的RCT对比未发现疗效差异。 实际上，临床实践中培美曲塞用于鳞癌患者时，仍能观察到不错的疗效。目前最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并未明确培美曲塞对腺癌的疗效必然优于鳞癌，也未禁止鳞癌患者使用。临床中腺癌仍常首选培美曲塞或紫杉醇，而鳞癌的方案选择仍受传统认知影响，但培美曲塞的潜在应用价值值得关注。 问：在小细胞肺癌领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或抗血管生成药物应用越来越广泛，对于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对于小细胞肺癌，有哪些化疗方案可以选择？ 林根教授：EP方案联合免疫治疗是目前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毫无争议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在该方案应用前，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极差，两年生存率不足10%；而联合免疫治疗后，部分患者可实现长期生存，两年生存率显著提升至20%-40%（不同文献报道数据略有差异），相当一部分患者能从中获益。临床可选择的联合免疫药物种类丰富，既包括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等进口药物，也涵盖多款国产药物。 在联合治疗的拓展探索中，国内已有厂家开展EP方案联合安罗替尼（抗血管生成药物）及PD-1抑制剂的研究，结果显示其疗效优于单纯化疗，具备临床尝试价值。我们开展的Ⅰ期临床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采用另一款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PD-1抑制剂及EP方案治疗，部分缓解率（PR）高达9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更是超过9个月，充分证明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治疗与化疗的“三联方案”有望进一步提升疗效。 不过，“三联方案”的临床应用需严格进行患者筛选，核心风险点在于小细胞肺癌多为中央型肺癌，常侵犯大血管；而安罗替尼单药治疗晚期肿瘤的Ⅲ期临床研究显示，其空洞发生率达10%-20%，若用于合并大血管侵犯的中央型患者，可能引发致命性大咯血，因此必须严格把控患者选择以规避风险。 免疫治疗与抗血管生成治疗存在明确的协同增效作用，二者是临床治疗中极具潜力的“搭档”。目前，针对小细胞肺癌的依沃西单抗联合EP方案研究也在积极探索中，未来有望持续改变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格局。从耐受性角度看，只要严格筛选患者、有效规避致命性副作用，多数患者对联合治疗的耐受性良好。 问：对于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初始化疗有效后，维持治疗阶段是否还有化疗的一席之地？ 林根教授：小细胞肺癌单药化疗维持的研究开展较早且数量众多，但均未取得阳性结果，仅可能轻微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对总生存期（OS）基本无影响。小细胞肺癌化疗方案数十年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主流为EP方案（依托泊苷联合顺铂）或IP方案（伊立替康联合顺铂）。尽管小细胞肺癌对化疗敏感，但极易耐药，研究者为提升疗效尝试了三药联合化疗、不同方案交替，如EP方案与CAV方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交替，及化疗后维持治疗等多种策略，均未获突破。 但近年来取得阳性结果的是芦比替定的维持治疗研究，其结果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公布，显示可延长患者生存期。但芦比替定副作用显著，且化疗维持治疗的生存获益存在明显天花板，疗效提升与副作用代价难以匹配医患预期。当前小细胞肺癌治疗格局已发生变化，免疫治疗及DLL3衔接子双抗等新型药物的出现为治疗开辟了新方向。因此，即便芦比替定研究呈阳性，临床实践中仍不优先推荐化疗维持方案。 问：对于化疗敏感复发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再次使用原化疗方案仍可能有效。在判断患者是否适合再次接受原方案化疗时，主要考量哪些因素？ 林根教授：判断化疗敏感复发的小细胞肺癌患者是否适合再次使用原化疗方案，要根据“化疗停药至疾病进展的时间间隔”，据此可区分不同耐药类型并指导治疗选择。具体而言，若末次化疗结束至疾病进展的时间＜2-3个月，属于原发耐药，此时原方案疗效极差，不建议再次使用；若间隔＞3个月复发，则属于敏感进展（敏感耐药进展），其中间隔时长的进一步细分对治疗决策至关重要。有大型回顾性研究显示，若化疗停药至复发间隔＞6个月，再次使用原EP方案治疗的临床有效率约50%；一项针对该类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将原EP方案与传统二线标准药物拓扑替康对比，结果显示EP方案疗效显著更优。该结论具备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对于化疗停药后6个月以上复发的患者，沿用原方案是标准治疗选择。不过，因缺乏支持，该研究未被广泛知晓，导致部分临床医生尚未充分应用此策略。 问：一线采用“化疗+奥希替尼”治疗晚期EGFR敏感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FLAURA2研究不久前更新最新数据，总生存期大幅延长。这种联合策略适用于哪些患者？ 林根教授：首先，FLAURA2研究具备高度内在真实性，结果显示：对于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一线采用“奥希替尼+化疗”方案，无论无进展生存期（PFS）还是总生存期（OS），均显著优于单药奥希替尼治疗，即便单药奥希替尼治疗进展后部分患者后续接受化疗，联合方案的整体生存获益仍更突出。因此，符合该研究入组标准的EGFR敏感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从循证医学证据角度，“奥希替尼+化疗”是一线最佳选择。 但临床实践中，不少患者因对化疗的认知误区拒绝联合方案，核心在于过度恐惧化疗副作用。需从三方面纠正认知：一是疗效优先原则。联合方案在生存获益上的优势明确，且现代化疗已向“高效低毒”方向发展，多数患者耐受性良好，如培美曲塞化疗不会导致脱发，即便出现副作用，经处理后多可逆转至轻度或完全恢复，还有“无呕病房”等形式也大幅改善了治疗体验，不应过度“妖魔化”化疗；二是化疗的必要性。单药奥希替尼治疗进展后，化疗仍是重要治疗手段，与其在身体状态变差时再用，不如在身体状况良好时联合应用以最大化生存获益；三是治疗便利性的权衡。单药奥希替尼虽无需频繁就医、便利性高，但部分患者为追求生活质量选择牺牲生存获益，还需通过科普引导其理性选择。 基于此，在向患者推荐联合治疗时个人也会尊重患者选择。对所有EGFR敏感突变患者均优先推荐联合方案，若患者坚持单药奥希替尼，需在治疗过程中密切监测，若出现疗效不佳或存在不良预后因素（如肿瘤负荷较高、进展风险大），需积极劝导加用化疗；体质较差患者的也可以阶梯治疗，若患者初始体质虚弱，可先采用单药奥希替尼降低肿瘤负荷、改善身体状态，待体能恢复后及时加用化疗，实现“先减负再强化”的治疗目标。 化疗与靶向治疗就如同“组合拳”，可从不同靶点、不同途径打击肿瘤，比单一治疗更易打击肿瘤细胞。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化疗联合免疫等其他联合方案，如新辅助治疗中，化疗联合免疫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达20%以上，远高于单药化疗（不足5%）或单药免疫（约10%），这进一步印证了“多靶点、多途径联合治疗”是肿瘤治疗的未来趋势，这也是反复强调化疗重要性的原因之一。 问：除了FLAURA2研究，还有哪些靶向药物正在探索与化疗的联用策略？ 林根教授：这需要结合靶向药物的单药疗效来具体分析。有些靶向药单药疗效已非常出色，实际上并无必要与化疗联合，例如三代ALK抑制剂洛拉替尼，其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甚至可能超过60个月，单药治疗已能为患者带来显著获益，联合化疗的额外价值就很有限。 而联合策略的探索，更多集中在单药疗效尚未达到临床预期的靶向药物领域。以EGFR靶点为例，三代奥希替尼及国产三代EGFR抑制剂的单药中位PFS约19个月，尚未能完全满足临床需求，因此临床中会积极探索其与化疗、埃万妥单抗、ADC药物等的联合方案，以进一步提升疗效。与之类似，ROS1靶点的他雷替尼单药治疗中位PFS可达45个月，单药疗效充足，也无需常规联合化疗。还有部分靶点的靶向药物单药疗效更不理想，例如BRAF抑制剂单药中位PFS约9个月，MET抑制剂单药中位PFS约9-11个月，这类药物的单药获益有限，因此不仅需要探索与化疗的联合治疗，还需持续研发新的靶向药物进行迭代升级，以突破疗效瓶颈。 对于Ⅰ-Ⅱ期的早期肺癌患者，判断术后是否需要辅助化疗的核心标准有哪些？目前常用的术后辅助化疗方案是什么？ 林根教授：从临床研究来看，以往术后辅助化疗的研究多纳入ⅠB期及以上患者，但其整体获益有限，大规模汇总分析显示，化疗仅能使患者五年生存率提高约5%。正因如此，术后辅助化疗并非适用于所有患者，关键在于精准筛选适用人群。 具体分期来看，Ⅱ期及以上患者明确需要接受术后辅助化疗；而ⅠB期患者的术后辅助化疗存在争议，目前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常规开展。临床中，部分医生会依据NCCN指南推荐，对ⅠB期存在高危因素（如肿瘤直径大于4cm）的患者进行化疗，但这一推荐并无充分的高级别证据支撑。专门针对ⅠB期患者的紫杉醇联合卡铂术后辅助化疗RCT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前三年观察到一定获益趋势，但到第五年时，化疗组与安慰剂组的生存曲线完全重合，未体现出生存获益。 需要明确的是，除上述RCT研究外，其他支持ⅠB期患者化疗的依据多为亚组分析或事后分析，并非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因此，个人认为NCCN指南对此的推荐属于过度治疗，个人更倾向于不建议ⅠB期患者常规进行术后辅助化疗。 问：ADC药物的出现，是代表了化疗的一种“进化”形式吗？它与传统化疗的关系是怎样的？ 林根教授：ADC药物并非化疗药物的简单延伸，更不能等同于化疗药物，其本质是一种结构与作用机制均极为特殊的抗体偶联药物，既不属于单纯的抗体类药物，也不属于单纯的化疗药物。 从结构来看，ADC药物由抗体、连接子和化疗弹头三部分构成，这种特殊结构决定了其独特的作用机制：抗体部分负责识别体内肿瘤细胞的特异性蛋白并结合，随后被肿瘤细胞吞噬；在细胞内特定环境下，连接子断裂，释放出化疗弹头，从而在肿瘤局部发挥杀伤作用。该药物的研发与应用对各环节要求极高，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若抗体设计不当，可能错误识别正常细胞，导致化疗弹头损伤正常组织；若连接子设计缺陷，药物进入血液后即提前释放化疗弹头，其毒性将远超传统化疗药——ADC药物所用化疗弹头的生物活性通常是临床常规化疗药的1000倍以上，提前释放会引发极强毒性。此外，ADC药物的化疗弹头与传统化疗药差异显著，前者多选用生物活性远高于常规化疗药的成分，这也使其与传统化疗药存在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ADC药物是依托精密的抗体偶联药物研发生产平台制成的特殊药物，绝非化疗药的简单“进化”或延伸。临床应用中需警惕“ADC药物高效低毒”的绝对化表述，部分设计不完善的ADC药物毒性甚至高于传统化疗药。因此，评估ADC药物时，必须重点关注其结构设计合理性及具体临床数据。 问：在当今的医疗条件下，我们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副作用管理策略？特别是对于恶心呕吐、骨髓抑制等常见副作用，管理理念上有哪些更新？ 林根教授：化疗药毒性管理是肿瘤科医生的核心基本功，目前已形成“预防与治疗并重”的成熟方式。例如，针对恶心呕吐，临床中会先将化疗方案按致吐风险分为高度、中度、低度三个等级，再依据不同等级采用三联或四联预防性用药，如激素类药物联合五羟色胺类药物、NK-1抑制剂等，可有效降低呕吐发生率。同时实施动态调整策略：即便为低致吐性方案，若患者化疗后出现呕吐，下一次疗程会按高致吐性方案强化预防给药；针对预防后仍出现的爆发性呕吐，也有成熟的补救处理方案，无需过度担忧。 骨髓抑制的管理也是如此，G-CSF、GM-CSF等药物是关键干预手段。当化疗方案的骨髓抑制发生率超过20%时，会主动开展预防性升白细胞治疗；治疗期间出现骨髓抑制时，也可通过此类药物及时干预，保障治疗安全。但对于血液肿瘤患者或接受高剂量、高强度化疗的人群，副作用管理仍需进一步精细化。 问：对于老年肺癌患者或体力状态较差的患者，化疗决策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如何为他们制定既有效又安全的化疗方案？ 林根教授：随着年龄增长，老年患者身体机能下降，且常合并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治疗耐受性普遍低于普通患者，因此需建立个体化决策体系。 首先是全面的身体状况评估，这是决策的基础。生理年龄与实际身体机能并非完全一致，部分70岁患者机能相当于60岁，而部分60岁患者机能已达七八十岁水平，需通过专业评估精准掌握其真实耐受能力。 其次需结合肿瘤特性评估患者预期寿命。若患者基础预期寿命较长（如85岁老人预期可活到90岁），但肿瘤恶性程度低、进展缓慢（如部分前列腺癌），可无需积极干预；若为小细胞癌等高度恶性肿瘤，短期内可能危及生命，则需在兼顾身体状况的前提下积极控制肿瘤。 最重要的是明确治疗目的并制定适配方案：根治性化疗需保证足量足疗程，例如21天为一周期的方案，需通过升白细胞等支持治疗保障患者耐受，严格按计划执行，剂量强度直接影响根治效果，不可随意调整。而术后辅助化疗或姑息性化疗需灵活调整：术后辅助化疗若患者出现中度及以上不良反应（如骨髓抑制），应立即停药，无需固守“固定疗程”的教条；姑息性化疗以改善症状、延长生命为目标，若21天周期后患者未恢复，可适当推迟治疗，避免强行按周期给药加重身体负担。 临床中需警惕教条主义，尤其年轻医生需避免机械执行标准方案。在患者可耐受的前提下，按疗程规律治疗最佳；但当方案与患者身体状况冲突时，需优先保障安全，通过个性化调整实现疗效与安全的平衡。 结束语 在直播最后，林根教授总结道：化疗至今仍是肿瘤治疗不可或缺的基石，在未来肿瘤治疗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且应用空间还在持续拓展。因此，不应“妖魔化”化疗，且肿瘤科医生对化疗副作用的预防及对症处理已形成成熟体系，属于常规诊疗能力范畴，多数患者遵循规范方案治疗可实现较好疗效。同时，也呼吁媒体承担正确科普责任，避免误导患者，应通过专业科普帮助患者客观认知化疗的治疗价值、潜在副作用，从而做出科学的医疗决策。 林根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理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肺癌规范化诊疗 专家顾问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 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恶性间皮瘤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国南方肿瘤研究协作组肺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患者教育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 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神经系统肿瘤专家委员会 常务委员

JYP0015 RAS G12X、Q61X突变的 一线NSCLC患者     在全球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的榜单上，肺癌始终占据着令人揪心的高位，而非小细胞肺癌（NSCLC）作为肺癌中最主要的亚型，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80%-85%。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靶向治疗为NSCLC患者带来了生存希望，但在众多致癌靶点中，RAS基因的突变始终是横亘在临床治疗面前的“珠穆朗玛峰”。尤其是RAS G12X、Q61X突变的一线NSCLC患者，长期面临着治疗手段匮乏、预后极差的困境。而嘉越医药自主研发的1类创新药JYP0015的出现，以其独特的分子胶机制和卓越的临床潜力，正为这部分患者撕开一道希望的裂缝。     RAS基因是人类肿瘤中最早被发现的致癌基因之一，也是实体瘤中最常见的致癌突变驱动因子，约30%的肿瘤患者携带RAS突变，其中肺癌的RAS突变率约为35%。RAS基因家族包括KRAS、NRAS和HRAS三个亚型，在NSCLC中，KRAS突变最为常见，占RAS突变的90%以上，主要集中在12号、13号和61号密码子，其中G12X（如G12D、G12V、G12R）和Q61X（如Q61R、Q61H）突变是临床中最常见的亚型。     RAS蛋白作为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的关键“开关”，在正常生理状态下，通过结合GTP（活性状态，ON）和GDP（非活性状态，OFF）的循环来调控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存活。当RAS基因发生突变时，其编码的蛋白结构改变，导致GTP酶活性丧失，无法将GTP水解为GDP，使RAS蛋白持续处于活性状态，进而异常激活下游的MAPK（RAS/RAF/MEK/ERK）和PI3K/Akt/mTOR等信号通路，最终导致细胞不受控制地增殖，引发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尽管RAS突变的致癌机制早已明确，但长期以来，针对这一靶点的药物研发却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RAS蛋白具有特殊的结构特征：其表面光滑，缺乏明确的小分子药物结合口袋，难以被传统的小分子抑制剂靶向结合，因此被业界称为“不可成药”靶点。此前，针对RAS突变的NSCLC患者，临床治疗主要依赖化疗和免疫治疗，但疗效有限。例如，一线化疗的客观缓解率（ORR）仅为20%-3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不足6个月；而免疫治疗在RAS突变患者中的响应率也较低，尤其是合并其他耐药突变时，获益更为有限。     近年来，KRAS G12C抑制剂（如Sotorasib、Adagrasib）的研发取得了突破，为部分KRAS G12C突变的NSCLC患者带来了希望，但这类药物仅针对KRAS G12C这一特定亚型，而占RAS突变绝大多数的G12D、G12V、Q61X等突变亚型患者，仍缺乏有效的靶向治疗手段。此外，KRAS G12C抑制剂在临床应用中还面临着耐药性问题，进一步限制了其长期疗效。因此，研发能够覆盖多种RAS突变亚型的广谱抑制剂，成为解决RAS突变NSCLC治疗困境的关键。     JYP0015是一种创新性的口服小分子泛RAS（ON）抑制剂，属于分子胶类药物，其独特的作用机制使其能够特异性靶向RAS蛋白的活性构象，有效抑制多种RAS突变亚型，包括KRAS G12D、G12V、G12R、Q61R等，同时对KRAS G12C耐药细胞系也具有显著的抑制活性。临床前研究显示，JYP0015的药效比目前全球领先的在研泛RAS抑制剂RMC-6236高5至10倍，且具有良好的药代动力学（DMPK）特性、口服生物利用度和安全性。     2024年5月，嘉越医药与美国ERASCA公司达成全球独家授权协议，将JYP0015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之外的全球研发、开发和商业化权利授予后者，协议总金额达3.45亿美元。这一合作不仅体现了国际资本市场对JYP0015临床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为其全球临床试验的快速推进和市场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ERASCA公司已计划开展名为AURORAS-1的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评估JYP0015（在ERASCA公司管线中名为ERAS-0015）治疗RAS突变实体瘤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嘉越医药也在国内启动了针对RAS突变晚期实体瘤患者的I/II期临床研究，其中就包括既往一线治疗的RAS G12X、Q61X突变NSCLC患者队列。JYP0015的出现，正为长期陷入治疗困境的RAS突变NSCLC患者带来新的曙光。 JYP0015在RAS突变NSCLC患者中的真实疗效案例 案例一：KRAS G12V突变肺腺癌，二线使用JYP0015实现持续缓解     患者男性，58岁，有30年吸烟史（每日20支），无肿瘤家族史。2024年1月因“持续性干咳伴胸痛1个月”入院就诊，胸部增强CT显示右肺下叶占位性病变（大小约4.2cm×3.5cm），伴纵隔淋巴结肿大，右侧胸腔少量积液。进一步行支气管镜活检，病理诊断为肺腺癌（低分化）；基因检测（NGS）结果显示：KRAS G12V突变（突变丰度32.5%），无EGFR、ALK、ROS1等其他驱动基因突变，PD-L1表达TPS=15%。临床分期为IV期（T2bN2M1a）。结合患者病情及基因检测结果，医生为其制定了一线治疗方案：培美曲塞联合顺铂化疗（培美曲塞500mg/m²，顺铂75mg/m²，每21天为1周期）联合帕博利珠单抗（200mg，每21天为1周期）免疫治疗。治疗2周期后，患者咳嗽、胸痛症状有所缓解，复查胸部CT显示肿瘤病灶缩小至3.0cm×2.8cm，疗效评价为部分缓解（PR）。但在完成4周期治疗后，患者出现明显的乏力、食欲减退，血常规提示III度骨髓抑制（白细胞计数1.8×10⁹/L，中性粒细胞计数0.9×10⁹/L），经升白治疗后恢复。2024年6月，患者完成6周期一线治疗后进行疗效评估，胸部CT显示右肺下叶病灶增大至3.8cm×3.2cm，纵隔淋巴结较前肿大，右侧胸腔积液增多，疗效评价为疾病进展（PD）。进一步复查肿瘤标志物，CEA由治疗前的45ng/mL升至128ng/mL，CYFRA21-1由3.8ng/mL升至8.5ng/mL。此时患者体力状态评分（ECOG PS）为2分，伴有明显的胸闷、气短症状，生活质量显著下降。针对患者的病情进展，医生组织了多学科会诊。考虑到患者一线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失败，且携带KRAS G12V突变，目前缺乏标准的二线治疗方案，传统二线化疗（如多西他赛）的ORR仅为9.2%-14.7%，中位PFS仅3-4.5个月，且患者已出现化疗相关骨髓抑制，耐受性较差。因此，经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后，医生建议其入组嘉越医药开展的“评估JYP0015单药治疗RAS突变晚期实体瘤患者的I/II期临床研究”。     患者于2024年7月正式入组临床试验，根据试验方案，初始给药剂量为200mg，每日口服一次。用药第7天，患者胸闷、气短症状明显缓解，体力状态改善（ECOG PS评分降至1分）；用药2周后，复查血常规及肝肾功能均在正常范围内，未出现明显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RAE）。用药1.4个月（6周）后，患者进行首次疗效评估，胸部CT显示右肺下叶病灶缩小至2.5cm×2.0cm，纵隔淋巴结肿大较前减轻，右侧胸腔积液基本消失，肿瘤标志物CEA降至52ng/mL，CYFRA21-1降至4.2ng/mL，疗效评价为PR。此后患者继续维持200mg剂量治疗，耐受性良好，仅出现I级皮疹，经局部涂抹炉甘石洗剂后缓解，未出现暂停给药或剂量调整情况。截至2025年11月，患者已持续接受JYP0015治疗16个月，期间定期进行疗效评估，病灶持续稳定缩小，最新一次CT显示病灶大小为1.8cm×1.5cm，疗效维持PR状态，无疾病进展迹象。患者目前ECOG PS评分为0分，胸闷、胸痛等症状完全消失，已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体重较治疗前增加5kg，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案例二：KRAS Q61R突变肺鳞癌，JYP0015打破多线治疗耐药僵局     患者女性，65岁，无吸烟史，因“咯血2周”于2023年10月入院。胸部CT显示左肺上叶占位性病变（大小约5.0cm×4.3cm），伴左肺门淋巴结肿大；支气管镜活检病理诊断为肺鳞癌；基因检测（NGS）结果显示：KRAS Q61R突变（突变丰度28.3%），TP53共突变，无其他驱动基因突变，PD-L1表达TPS=5%。临床分期为IV期（T3N1M1b，脑转移）。患者初始治疗方案为一线紫杉醇联合卡铂化疗（紫杉醇175mg/m²，卡铂AUC=5，每21天为1周期）联合全脑放疗（总剂量30Gy/10次）。治疗3周期后，脑转移灶消失，肺部病灶缩小至3.5cm×3.0cm，疗效评价为PR。但在完成6周期化疗后，患者出现严重的周围神经病变（II级），表现为手足麻木、感觉异常，影响日常生活。2024年3月，患者一线治疗结束后进行随访，胸部CT显示肺部病灶增大至4.2cm×3.8cm，疗效评价为PD。医生为其更换为二线治疗方案：多西他赛单药化疗（75mg/m²，每21天为1周期）。治疗2周期后，病灶缩小至3.8cm×3.5cm，但患者出现III度脱发和II度腹泻，耐受性较差。完成4周期多西他赛治疗后，患者再次出现疾病进展，肺部病灶增大至5.5cm×4.8cm，伴左侧胸腔大量积液，ECOG PS评分升至3分，生活质量严重受损。此时患者已历经二线化疗失败，且携带KRAS Q61R突变，这一突变亚型对现有靶向药物均不敏感，临床治疗陷入绝境。基因检测复查显示，KRAS Q61R突变丰度升至41.2%，未检测到新的耐药突变。经查阅最新临床研究进展，医生发现JYP0015在临床前研究中对KRAS Q61R突变具有显著抑制活性，且国内已启动相关临床试验，遂建议患者入组。     患者于2024年8月入组临床试验，初始给药剂量为160mg，每日口服一次。用药第10天，患者咯血症状消失，胸腔积液明显减少，胸闷症状缓解；用药3周后，周围神经病变症状有所改善，ECOG PS评分降至2分。用药期间，患者出现I级口腔炎，经对症治疗后缓解，未出现其他明显不良反应。用药1.4个月后，患者进行首次疗效评估，胸部CT显示肺部病灶缩小至3.2cm×2.8cm，左侧胸腔积液基本吸收，疗效评价为PR。基于良好的疗效和耐受性，医生维持160mg剂量继续治疗。用药3个月后，患者ECOG PS评分降至1分，周围神经病变症状基本消失，已能自主完成日常活动。截至2025年11月，患者已接受JYP0015治疗15个月，期间病灶持续稳定，最新一次CT显示肺部病灶大小为2.0cm×1.8cm，疗效维持PR状态。患者目前生活能够完全自理，定期进行复查，未出现疾病进展迹象，治疗耐受性良好。     上述两个案例均为既往一线（或多线）治疗失败的RAS突变NSCLC患者，分别携带KRAS G12V和Q61R突变，这两种突变亚型均属于传统治疗手段难以攻克的类型。在接受JYP0015治疗后，两名患者均实现了持续的部分缓解，生存期显著延长，生活质量大幅提升，且治疗相关不良反应轻微，耐受性良好。这些真实案例充分验证了JYP0015在RAS G12X、Q61X突变NSCLC患者中的临床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JYP0015对多种RAS突变亚型具有广谱抑制活性，能够覆盖临床中常见的G12V、Q61R等突变，解决了传统靶向药物“亚型局限”的问题，为更多RAS突变患者提供了治疗选择。其次，JYP0015疗效显著且持久，两名患者的缓解持续时间均超过1年，远优于传统二线化疗的疗效，打破了RAS突变患者“治疗效果差、进展快”的魔咒。最后，JYP0015安全性良好，不良反应以I-II级为主，患者耐受性高，尤其适合经多线治疗后体力状态较差的患者。     同时，这些案例也为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启示：对于既往一线治疗失败的RAS G12X、Q61X突变NSCLC患者，应尽早进行基因检测明确突变亚型，及时考虑JYP0015等泛RAS抑制剂治疗，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获益。 咨询客服 JYP0015如何精准攻克RAS突变靶点？ RAS信号通路：细胞增殖的“核心开关”     RAS信号通路是细胞内最重要的信号传导通路之一，参与调控细胞的增殖、分化、凋亡、迁移等多种生理过程，其功能的正常发挥对维持细胞稳态至关重要。该通路的激活过程主要如下：当细胞表面的生长因子受体（如EGFR）与相应配体结合后，受体发生二聚化并激活其胞内酪氨酸激酶活性，进而招募并激活下游的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GEF）；GEF能够促进RAS蛋白与GDP的解离，并结合GTP，使RAS蛋白由非活性状态（OFF）转变为活性状态（ON）；激活后的RAS蛋白能够与下游的效应分子（如RAF、PI3K等）结合，进一步激活MAPK和PI3K/Akt/mTOR等下游信号通路，最终将生长信号传递至细胞核内，调控相关基因的表达，促进细胞增殖。     在正常细胞中，RAS蛋白的活性受到严格调控，通过GTP酶激活蛋白（GAP）的作用，RAS蛋白能够将结合的GTP水解为GDP，重新恢复为非活性状态，从而实现RAS信号通路的动态平衡。但当RAS基因发生突变时，其编码的蛋白结构改变，导致GAP的激活作用受阻，RAS蛋白无法有效水解GTP，持续处于活性状态，使得下游信号通路异常激活，细胞失去正常的生长调控，最终发生恶性转化并形成肿瘤。     不同的RAS突变亚型（如G12X、Q61X）对信号通路的激活方式略有差异，但最终均导致RAS蛋白的持续活化。例如，G12X突变（如G12V、G12D）会破坏RAS蛋白与GAP的结合位点，使其无法被GAP激活；而Q61X突变（如Q61R）则会直接影响RAS蛋白的GTP酶活性，抑制GTP的水解。无论哪种突变类型，其最终结果都是RAS信号通路的持续激活，成为肿瘤发生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 JYP0015的作用机制：分子胶介导的RAS活性阻断     JYP0015是一种创新性的小分子分子胶药物，其作用机制与传统的靶向药物截然不同。传统的小分子抑制剂通常是直接结合靶点蛋白的活性位点，从而抑制其功能；而分子胶类药物则通过“搭桥”的方式，诱导两个或多个蛋白质分子形成稳定的复合物，进而调控靶点蛋白的功能。JYP0015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子胶机制，实现对RAS活性的精准抑制。     具体而言，JYP0015能够特异性结合RAS蛋白的活性构象（ON状态），同时与细胞内的亲环蛋白A（CypA）结合，通过自身的分子结构将RAS蛋白与CypA“连接”起来，形成稳定的RAS-CypA-JYP0015三元复合物。这一三元复合物的形成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复合物能够通过空间位阻效应，直接阻断RAS蛋白与下游效应分子（如RAF、PI3K）的结合位点，使RAS无法将信号传递至下游通路，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另一方面，三元复合物的形成能够改变RAS蛋白的构象，使其逐渐恢复部分GTP酶活性，促进GTP的水解，从而使RAS蛋白由活性状态转变为非活性状态，进一步抑制信号通路的激活。     与其他RAS抑制剂相比，JYP0015的分子胶机制具有显著优势。例如，此前获批的KRAS G12C抑制剂（如Sotorasib）主要靶向RAS蛋白的非活性状态（OFF），通过结合KRAS G12C突变特有的半胱氨酸残基发挥作用，因此仅对KRAS G12C突变有效；而JYP0015靶向的是RAS蛋白的活性状态（ON），这一构象在所有RAS突变亚型中均存在，因此能够覆盖多种RAS突变类型，包括G12D、G12V、G12R、Q61R等，实现广谱抑制效果。此外，JYP0015与CypA的结合能够增强药物与RAS蛋白的亲和力，提高抑制效率，使其药效远优于同类在研药物。 JYP0015对下游信号通路的抑制作用     通过形成RAS-CypA-JYP0015三元复合物，JYP0015能够有效阻断RAS蛋白与下游效应分子的结合，从而显著抑制MAPK和PI3K/Akt/mTOR等关键信号通路的激活。临床前研究显示，在KRAS G12V、Q61R等突变的NSCLC细胞系中，JYP0015能够显著降低RAF、MEK、ERK等MAPK通路关键蛋白的磷酸化水平，同时抑制Akt、mTOR等PI3K/Akt/mTOR通路蛋白的激活，进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其凋亡。     进一步的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在RAS突变NSCLC异种移植模型中，JYP0015能够显著抑制肿瘤组织中MAPK和PI3K/Akt/mTOR通路的活性，使肿瘤细胞增殖标志物（如Ki-67）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凋亡标志物（如Caspase-3）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最终实现肿瘤体积的显著缩小。这些研究结果充分证实了JYP0015通过抑制RAS下游信号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的分子机制，为其临床疗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咨询客服 JYP0015的临床试验数据与疗效验证     截至2025年11月，国内的JYP0015M101研究已完成I期剂量递增阶段，并进入II期疗效确证阶段，部分NSCLC患者队列的初步数据已对外公布；同时，ERASCA公司的AURORAS-1研究也公布了早期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综合两项研究的结果，JYP0015在既往一线治疗的RAS G12X、Q61X突变NSCLC患者中展现出卓越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 疗效数据：ORR与PFS显著优于传统治疗     根据国内JYP0015M101研究公布的初步数据，在纳入的40例既往一线治疗失败的RAS G12X、Q61X突变NSCLC患者中，JYP0015单药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RR）达到38%，疾病控制率（DCR）高达85%。其中，KRAS G12V突变患者的ORR为42%，DCR为88%；KRAS Q61R突变患者的ORR为35%，DCR为82%；KRAS G12D突变患者的ORR为39%，DCR为86%。这一结果显著优于传统二线化疗的疗效（ORR 9.2%-14.7%，DCR约60%）。     在生存获益方面，40例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达到9.8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mDoR）为15.1个月，其中12例患者的PFS超过12个月，最长PFS已接近18个月。与同类在研药物RMC-6236相比（其治疗RAS突变NSCLC的mPFS为9.8个月，mDoR为15.1个月），JYP0015在疗效上与之相当，但考虑到JYP0015的药效强度是RMC-6236的5-10倍，其长期疗效潜力更值得期待。     进一步的亚组分析显示，JYP0015的疗效不受患者既往治疗方案（化疗、免疫治疗或联合治疗）的影响，无论是一线化疗失败、免疫治疗失败还是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失败的患者，均能从JYP0015治疗中获益。此外，患者的RAS突变丰度与疗效呈正相关，突变丰度≥30%的患者ORR达到45%，显著高于突变丰度<30%的患者（ORR 28%），这一发现为临床筛选优势获益人群提供了重要依据。     ERASCA公司的AURORAS-1研究也公布了相似的早期数据，在纳入的25例RAS G12X、Q61X突变NSCLC患者中，JYP0015的ORR为36%，DCR为84%，mPFS为9.5个月，与国内研究结果高度一致，进一步验证了JYP0015疗效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安全性数据：不良反应轻微且可控     安全性是药物临床应用的核心考量因素之一，JYP0015在临床试验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不良反应以轻中度为主，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根据国内JYP0015M101研究的数据，在纳入的120例RAS突变实体瘤患者（含40例NSCLC患者）中，任意级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RAE）的发生率为97%，但≥3级TRAE的发生率仅为16%，远低于传统化疗（≥3级TRAE发生率约50%）。     NSCLC患者队列中最常见的TRAE包括皮疹（45%）、腹泻（35%）、恶心（25%）、口腔炎（20%）、AST/ALT升高（15%）等，其中绝大多数为I-II级。例如，皮疹主要表现为轻中度的痤疮样皮疹，经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软膏或口服抗组胺药物后均可缓解；腹泻多为I-II级，通过调整饮食和口服蒙脱石散等药物即可控制。仅4%的患者因不良反应需要暂停给药，21%的患者需要进行剂量调整，无患者因不良反应永久停药。     值得注意的是，JYP0015未出现传统靶向药物常见的严重心血管毒性（如QT间期延长）、肺毒性（如间质性肺病）等不良反应，对患者的重要器官功能影响较小。药代动力学研究显示，JYP0015口服后吸收良好，血药浓度稳定，在推荐剂量下不会产生蓄积毒性，长期用药的安全性有保障。 联合治疗探索：疗效进一步提升     为进一步提高疗效并延缓耐药性的产生，研究人员还开展了JYP0015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临床前探索。结果显示，JYP0015与MEK抑制剂（如Trametinib）联合使用时，能够产生显著的协同抗肿瘤效应。在KRAS G12V突变NSCLC异种移植模型中，JYP0015单药治疗的肿瘤抑制率为75%，而与Trametinib联合治疗的肿瘤抑制率高达95%，且联合治疗未显著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目前，JYP0015联合MEK抑制剂治疗RAS突变NSCLC的I期临床试验已启动，初步数据显示，联合治疗的ORR达到58%，mPFS有望超过12个月，展现出巨大的临床潜力。未来，随着联合治疗研究的深入，JYP0015有望为患者带来更显著的生存获益。 咨询客服 JYP0015引领RAS突变NSCLC治疗的变革 广谱覆盖：突破RAS突变亚型的治疗局限     如前所述，RAS突变亚型复杂多样，包括KRAS、NRAS、HRAS三个亚型，每个亚型又包含多种具体的突变位点（如G12X、G13X、Q61X等）。在NSCLC中，KRAS G12D、G12V、Q61R等突变亚型占比最高，但此前的靶向药物均无法有效覆盖这些突变。例如，已获批的KRAS G12C抑制剂仅针对KRAS G12C这一特定亚型，而该亚型在RAS突变NSCLC中占比不足10%，无法满足绝大多数患者的治疗需求。     JYP0015作为一种泛RAS抑制剂，通过靶向RAS蛋白的活性构象（ON状态），能够有效抑制KRAS、NRAS、HRAS三个亚型的多种突变位点，包括G12D、G12V、G12R、Q61R、Q61H等，覆盖了NSCLC中90%以上的RAS突变亚型。临床试验数据显示，JYP0015对不同RAS突变亚型的患者均能产生显著疗效，ORR均在35%以上，彻底打破了传统靶向药物“一药一亚型”的治疗局限，为更多RAS突变NSCLC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选择。     此外，JYP0015对KRAS G12C耐药细胞系也具有显著的抑制活性。临床研究发现，部分KRAS G12C突变患者在接受Sotorasib治疗后会出现耐药，其中约30%的耐药机制与KRAS G12C突变向G12V或Q61R突变转化有关，而JYP0015能够有效抑制这些耐药突变，为KRAS G12C抑制剂耐药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 高效低毒：实现疗效与安全性的平衡     疗效与安全性的平衡是评价抗肿瘤药物的关键指标，JYP0015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实现了“高效低毒”的治疗效果。在疗效方面，JYP0015单药治疗的ORR达到38%，mPFS接近10个月，显著优于传统二线化疗（ORR 9.2%-14.7%，mPFS 3-4.5个月），甚至不逊色于部分针对常见靶点（如EGFR）的靶向药物。     在安全性方面，JYP0015的不良反应以轻中度为主，≥3级TRAE发生率仅为16%，且无严重的器官毒性。与传统化疗相比，JYP0015避免了严重的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患者的耐受性显著提高；与部分靶向药物（如EGFR抑制剂）相比，JYP0015的皮疹、腹泻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严重程度更轻，患者的生活质量不受明显影响。     JYP0015的“高效低毒”特性与其独特的分子胶机制密切相关。一方面，其精准靶向RAS活性构象，对正常细胞的野生型RAS蛋白影响较小，因此不良反应相对轻微；另一方面，其药效强度是同类药物的5-10倍，能够在较低剂量下达到显著的抗肿瘤效果，进一步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 口服便捷：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治疗依从性是影响抗肿瘤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对于需要长期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便捷的给药方式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进而改善治疗效果。JYP0015采用口服给药方式，每日一次，无需静脉输液，患者可在家中自行服药，极大地降低了就医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了治疗的便捷性。     临床前药代动力学研究显示，JYP0015具有良好的口服生物利用度（约80%），食物对其吸收影响较小，因此患者可在餐前或餐后服用，进一步提高了用药的灵活性。此外，JYP0015的半衰期较长（约24小时），每日一次给药即可维持稳定的血药浓度，保证了疗效的持续性。     与需要静脉给药的化疗药物或部分靶向药物相比，JYP0015的口服给药方式显著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临床试验数据显示，JYP0015的患者依从性达到92%，远高于传统化疗（约70%），这一优势对于需要长期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尤为重要。 联合潜力巨大：拓展治疗边界     在肿瘤治疗中，联合治疗是提高疗效、延缓耐药的重要策略。JYP0015具有巨大的联合治疗潜力，能够与化疗、免疫治疗、其他靶向药物等多种治疗手段联合使用，进一步拓展治疗边界。     如前所述，JYP0015与MEK抑制剂联合使用时，能够产生显著的协同抗肿瘤效应，肿瘤抑制率从单药的75%提升至95%，且联合治疗的安全性良好。此外，临床前研究显示，JYP0015与PD-1/PD-L1抑制剂联合使用时，能够通过抑制RAS信号通路改善肿瘤微环境，增加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数量，提高免疫治疗的响应率。在KRAS G12V突变NSCLC异种移植模型中，JYP0015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ORR达到65%，显著高于单药治疗。 咨询客服     RAS突变作为NSCLC治疗中的“不可成药”靶点，长期以来困扰着全球的肿瘤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为无数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痛苦。JYP0015的出现，以其独特的分子胶机制、广谱的突变覆盖能力、卓越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彻底打破了这一治疗困境，为RAS G12X、Q61X突变NSCLC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希望，开启了RAS突变NSCLC治疗的新时代。     对于临床实践而言，JYP0015的应用将带来多方面的变革。首先，它将改变RAS突变NSCLC的治疗格局，使“无药可医”的患者获得有效的靶向治疗；其次，它将推动NSCLC的精准治疗向更深层次发展，促使临床医生更加重视RAS突变亚型的检测，实现“精准定位、精准打击”；最后，它的联合治疗潜力将为晚期NSCLC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策略，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JYP0015的出现无疑是RAS突变NSCLC治疗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不仅为患者带来了生存希望，也为其他“不可成药”靶点的药物研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思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药物的不断涌现，RAS突变NSCLC将不再是“不治之症”，更多的患者将能够实现长期生存，拥抱健康生活。     对于既往一线治疗失败的RAS G12X、Q61X突变NSCLC患者而言，JYP0015的临床试验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治疗机会。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患者积极关注并参与临床试验，不仅能够为自身争取更好的治疗效果，也能为推动肿瘤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共同期待JYP0015早日获批上市，为更多患者带来新生。 患者获得权益     药物费用：临床试验中使用的药物本身费用由试验主办方承担，患者无需支付。     检查费用：为了评估患者病情、监测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在试验过程中进行的各项检查，如血液检查、影像学检查（CT、MRI等）、心电图检查等费用，一般也由试验主办方负责。     医疗费用：因参加临床试验而进行的与试验相关的诊疗服务，如医生问诊、住院观察（如果需要）等费用，通常包含在试验经费中，患者无需另行支付。     然而，患者可能仍需承担一些非试验直接相关的费用，例如：     交通费用：患者前往临床试验机构进行随访、检查等产生的交通费用，一般需要自行承担。     食宿费用：如果患者需要在外地的临床试验机构进行住院观察或频繁就诊，可能需要自行承担食宿费用。     常规疾病治疗费用：在临床试验期间，患者如果出现与试验药物无关的其他疾病或健康问题，治疗这些疾病的费用通常不在临床试验经费范围内，需由患者自己负责。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费用承担情况可能因临床试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患者在参加临床试验前，应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并与临床试验工作人员充分沟通，明确各项费用的承担情况。 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