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卢丹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俞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审校:池诏丞 吉林省肿瘤医院
摘要
背景:约13%的结直肠癌患者会发生腹膜转移。单纯全身化疗的中位总生存期仅为10~18个月。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可将生存期延长至约41个月,但严格的病例筛选至关重要。
目的:基于肿瘤突变谱(BRAF V600E、KRAS G12V和KRAS G12D突变)分层,分析结直肠腹膜转移患者行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的临床结局。
设计:对2012年至2024年间接受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的结直肠腹膜转移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分析。
设定:研究在Peter MacCallum癌症中心进行,该中心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的州级腹膜恶性肿瘤诊疗中心。
患者:共纳入256例患者,排除重复手术病例。
主要结局指标:主要结局为根据分子分层分析的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次要结局包括住院时间、90天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结果:腹膜癌指数中位评分为9分(范围0~39分)。达到完全肿瘤细胞减灭的患者(204/256例)中位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分别为43个月和10个月。相对于RAS/RAF野生型人群,KRAS G12V突变患者总生存期更差(中位34个月,P=0.04);BRAF V600E突变患者无病生存期更差(中位9个月,P=0.02)。多因素分析显示:KRAS G12V突变(P=0.008)是总生存期较差的独立预后因素,BRAF V600E突变(P=0.01)是无病生存期不良的独立预后因素。总体并发症数据:吻合口漏发生率为3.9%,再次手术率为6.3%,围手术期死亡率为1.2%。
局限: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存在相应局限性。
结论:BRAF V600E和KRAS G12V突变预示该类患者预后较差。KRAS G12D突变示显示明显预后影响。临床筛选患者时应结合分子特征、临床及病理因素共同评估,以期改善患者预后。参见视频摘要。关键词:KRAS;突变;患者
1
前言
约13%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患者在病程中会发生结直肠癌腹膜转移(colorectal peritoneal metastases,CPM)1 。在所有转移部位中,腹膜受累的预后最差,单纯全身化疗的中位生存期为10~18个月1,2。全身化疗在腹膜腔内渗透性差,加之早期检测困难,共同构成了腹膜病变治疗的主要挑战。
对于可手术切除的孤立性腹膜病变患者,完全性细胞减灭术(complete cytoreductive surgery ,CRS)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已将生存期延长至约41个月3,4。CRS-HIPEC历来被认为是治疗阑尾恶性肿瘤腹膜受累的有效手段,目前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CPM。该方法通过CRS切除所有肉眼可见病灶,并以HIPEC清除微小转移灶5。然而,HIPEC在CPM治疗中的地位仍存争议,尤其是在PRODIGE 7试验发表后,该试验发现基于奥沙利铂的HIPEC较单纯CRS并未带来额外的生存获益。但亚组分析提示,肿瘤负荷较低至中等(腹膜癌指数PCI 11~15分)的患者可能从中获益。
尽管如此,HIPEC仍被广泛采用,但患者选择和治疗的优化至关重要4。有利于手术干预的特征包括:良好的功能状态、无腹腔外转移、对化疗有反应、组织学分化良好、腹膜癌指数(Peritoneal Cancer Index,PCI)较低,以及可实现细胞减灭完全性评分(CC-0,即完全细胞减灭)6。然而,尽管这些标准具有预后价值,但未能反映CPM潜在的分子异质性。这种生物学多样性可能是导致肿瘤负荷和CC评分相似的患者预后差异的重要原因。
RAS/RAF/MAPK信号通路的基因组改变是结直肠癌发病的关键驱动因素。KRAS和BRAF突变在结直肠癌中的发生率分别约为37%和8%,两者对预后及治疗应答均具有显著影响7,8。在转移性CRC(mCRC)中,BRAF V600E突变与侵袭性疾病、不良预后以及腹膜转移倾向增加相关9。KRAS突变预示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growth-factor receptor,EGFR)治疗耐药,同时缩短患者生存期,但不同文献报道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8,10。约5%的mCRC存在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 deficiency,dMMR)。这些肿瘤在接受常规化疗时预后较差,但却是可能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敏感的患者亚群11,12。
然而,dMMR或RAS/RAF突变CPM患者在接受CRS-HIPEC治疗的的预后价值仍有待充分阐明。近期一项荟萃分析报道,RAS和RAF突变与CPM患者较差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相关9。尽管汇总结果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提示存在不良预后趋势,但该分析将NRAS突变与KRAS突变归为一组,且未按特定密码子亚型进行分层分析。随着二代测序的普及,更高精度的分子分型已成为可能,为区分关键突变亚组之间的预后差异提供了机会。
本中心既往一项研究发现,接受CRS-HIPEC治疗的CPM患者中,分子突变与生存存在关联13。然而,该分析纳入了未达完全细胞减灭的患者以及未接受HIPEC的患者,从而引入了与治疗实施和手术结局相关的异质性。在本研究中,我们扩大了队列规模,纳入了更完整的分子数据,并聚焦于接受HIPEC且达到CC-0的最佳治疗人群,以明确分子突变和MMR状态是否能为这些患者提供额外的预后价值。通过分析最佳局部区域治疗后的结局,我们旨在识别尽管手术成功但预后仍然较差的分子亚组,从而优化患者选择,并筛选出可能从更密切的术后随访和/或强化治疗中获益的患者。
2
材料和方法
患者选择
所有接受细胞减灭术±腹腔热灌注化疗的患者(CC0-CC3)
2009年6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256例患者因CPM在本中心(Peter MacCallum癌症中心)接受了首次CRS±HIPEC。本中心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唯一的腹膜恶性肿瘤中心,接收来自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的转诊患者,服务人口约780万。对全部256例接受CRS±HIPEC的患者进行描述性分析,以描述临床资料、疾病特征及治疗情况。
仅CC-0研究队列(接受细胞减灭术和腹腔热灌注化疗的患者)
鉴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最佳局部区域治疗后肿瘤生物学的影响,后续生存分析和多因素分析仅限于达到CC-0且仅接受HIPEC的患者。排除了未达完全细胞减灭的52例患者,以及接受CRS但未行HIPEC的10例患者,最终剩余194例患者(图1)。采用这一方法是为了尽量减少残余肉眼病灶这一已明确的不良预后影响因素,从而在接受最佳手术治疗的患者中,更准确地评估分子改变对肿瘤学结局的独立影响。
数据提取
通过查阅患者病历,提取以下相关数据:人口统计学特征、既往肿瘤治疗、原发肿瘤特征(分化程度、脉管/神经侵犯、淋巴结状态、黏液性或印戒细胞形态、分子特征)以及手术变量(手术日期和时长、PCI指数、CC评分、HIPEC相关参数)。围手术期结局包括住院时间和并发症。随访资料取自最近一次门诊复诊记录;出现复发或死亡病例,则记录相应发生日期。
围手术期管理
所有患者均进行术前评估,包括临床检查、常规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常规采用诊断性腹腔镜评估PCI指数,但研究数据库未记录每例患者是否实施该操作。所有患者均经腹膜恶性肿瘤多学科团队讨论。自2019年起,入组患者开始接受预康复计划以优化术前状态。术后管理包括术后即刻转入ICU、早期恢复进食、常规胸部物理治疗。
手术及腹腔热灌注化疗方案
所有手术均由经验丰富的CRS-HIPEC外科医师实施,采用剑突至耻骨联合正中切口入路。术中采用Sugarbaker评分系统评估PCI指数5。细胞减灭的目标是CC-0。达到肉眼完全减瘤的患者接受HIPEC,既往方案为奥沙利铂(350 mg/m²,30分钟,开放式灌注)联合静脉输注5-氟尿嘧啶和亚叶酸钙;自2022年起主要改用丝裂霉素C(15 mg/m²,60分钟,闭合式灌注)。
监测与随访
术后监测方案为:前2年每3个月门诊复查1次,2~5年每6个月1次,5~10年每年1次。复发定义为患者在达到无病状态后,经影像学或组织学检查发现病变。
并发症与围手术期死亡率
并发症采用Clavien-Dindo分级系统进行分类,严重并发症定义为Ⅲ~Ⅳ级。[14] 围手术期死亡率(Clavien-Dindo V级)定义为CRS-HIPEC术后90天内死亡。
分子及错配修复状态分析
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在经澳大利亚国家检测机构协会认证的实验室中进行分子分型。提取原发灶或转移灶组织中DNA,构建PCR文库进行靶向测序。采用免疫组织化学评估错配修复状态,MLH1、PMS2、MSH2或MSH6染色缺失者视为dMMR。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录入REDCap系统并去标识化处理。统计学分析采用IBM SPSS( 30.0.0版)和GraphPad Prism(9.1.0版)软件。连续变量以中位数(范围)表示,分类数变量以绝对值(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采用方差分析,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OS和DFS,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OS定义为从CRS-HIPEC至死亡或末次随访时间;DFS定义为从手术至首次影像学复发或末次随访。亚组分析仅限于携带最常见突变亚型(BRAF V600E、KRAS G12D和KRAS G12V)的患者,仅上述亚组样本量充足,可进行有统计学意义的组间比较。采用反向Kaplan-Meier法计算中位随访时间。采用Cox多因素风险回归模型筛选预后影响因素。P≤0.05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伦理审批
本研究获得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编号:PMCC 25/44R)。
3
结果
所有接受CRS±HIPEC的患者(CC0~CC3)
2009年6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256名CPM患者在Peter MacCallum癌症中心接受了首次CRS±HIPEC治疗。患者队列的基线人口学特征见表1。该队列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5岁(25~82岁),女性患者略多于男性,占54.7%。原发肿瘤位于结肠者占91%,位于直肠者占9%。
其中,95.3%的患者有分子检测的结果。依据分子特征,患者被分为BRAF突变组(14.8%)、KRAS突变组(39.5%)、RAS/RAF野生型组(37.9%)和“其他突变”组(7.8%)。“其他突变”组包RAS和RAF双突变、NRAS突变,以及未开展或缺乏分子检测结果的患者。KRAS突变人群中,以12密码子G12V和G12D位点突变最为常见。BRAF突变人群中,V600E突变占比84.2%。全队列中,17例患者(6.9%)为 dMMR。dMMR 在 BRAF 突变人群中占 16.2%,KRAS 突变人群中占 7%,RAS/RAF 野生型人群中占 4.4%。本队列中还检出了多种低频伴随突变,包括TP53、PIK3CA、APC、SMAD4、ERBB2、MUTYH、PMS2、POLE和BRCA1。由于上述突变发生频率较低、对预后的影响尚不明确,携带上述突变的患者仍保留在原有分组中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左半结肠原发肿瘤占比更高(45.7%),但肿瘤左右侧分布在不同基因突变亚组的分布存在差异:BRAF突变组以右半结肠肿瘤为主(52.6%),RAS/RAF野生型组以左半结肠肿瘤为主(54.6%),KRAS突变组无明显分布倾向(右半结肠40.6%,左半结肠45.5%)。BRAF突变组原发肿瘤低分化的比例最高(60.6%),明显高于KRAS突变组(23.6%)和RAS/RAF野生型组(40.0%)。此外,BRAF突变组患者原发肿瘤伴黏液性样改变(50.0%)、脉管侵犯(71.0%)及神经侵犯(41.9%)的比例也均为各组最高(表1)。
共有80.5%的患者接受了HIPEC,62.4%的患者采用丝裂霉素C方案,其余37.4%的患者则采用奥沙利铂方案(2022年前实施)。患者的中位PCI指数为9分(0~39分),79.7%的患者实现了CC0级细胞减灭。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情况为:Clavien–Dindo Ⅲ~Ⅳ级并发症发生率19.1%,围手术期死亡率1.2%,再次手术率6.3%,吻合口漏发生率3.9%。上述并发症发生率在不同分子亚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中位随访时间为47个月(95%CI:37.9~56.0个月)。按照CC评分进行分层分析,CC-0、CC-1、CC-2及CC-3组患者的中位OS分别为42个月(95%CI:38.2~45.8个月)、23个月(95%CI:7.4~38.6个月)、11个月(95%CI:0.0~26.7个月)和9个月(95%CI:3.3~14.7个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仅CC-0细胞减灭联合HIPEC患者
排除CC-1~CC-3级细胞减灭及未接受HIPEC治疗的患者后,剩余194例患者。该队列(CC-0+HIPEC)的中位OS和DFS分别为43个月(95%CI:38.2~47.6个月)和10.0个月(95%CI:8.5~11.5个月)。1、3、5年OS分别为90.4%、63.6%和34.8%;1、3、5年DFS率分别为42.0%、19.1%和17.7%。选取高发突变亚型(即BRAF V600E、KRAS G12V和KRAS G12D)单独设为亚组进行分析,各亚组的中位OS和DFS见图2。相较于RAS/RAF野生型人群,BRAF V600E和KRAS G12V突变均于总生存缩短相关,但仅KRAS G12V组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两组中位OS均为34个月,P=0.09和P=0.04;见图2A、2B)。BRAF V600E和KRAS G12V突变组患者的DFS亦较短,但仅BRAF V600E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中位DFS均为9个月,P=0.02和P=0.07;见图2A、2B)。相比之下,KRAS G12D突变患者的OS和DFS与RAS/RAF野生型组相比均无显著差异(见图2C)。
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直肠原发肿瘤(HR=3.05,95%CI:1.26~7.38)、KRAS G12V突变(HR=3.58,95%CI:1.40~9.16,P=0.008)以及PCI指数(HR=1.12,95%CI:1.00~1.20,P=0.021)均为OS降低的独立预测因素(表2)。BRAF V600E突变(HR=3.69,95%CI:1.29~10.57,P=0.014)和PCI指数升高(HR=3.69,95%CI:1.29~10.57,P=0.015)均DFS缩短的独立相关因素(表2)。MMR状态对OS和DFS均无显著影响(表2)。
4
讨论
本研究报道澳大利亚一家州级腹膜恶性肿瘤中心接受CRS-HIPEC治疗的CPM患者的临床结局及分子特征。本队列的生存预后与其他国际专业中心的报道一致,再次证实:经过严格筛选的患者通过CRS-HIPEC能够延长生存期。本研究结果进一步佐证,高PCI指数、减瘤不彻底是预后不良最稳定的临床预测因素;同时也证实肿瘤分子分型可用于优化预后评估、优化病例筛选、指导个体化治疗制定。BRAF V600E和KRAS G12V突变是明确的不良预后标志物。
本研究整体队列的中位OS为42个月,中位DFS为10个月,与国际文献报道基本一致。近期多项大样本研究纳入人群CC-0完全细胞减灭率均高于98%,报道中位OS为39~51个月,中位DFS为9~12个月15~18。本研究Clavien-Dindo Ⅲ~Ⅳ级并发症发生率为19.1%,围手术期死亡率为1.2%。查阅近年同类研究,CPM患者CRS-HIPEC术后的Clavien-Dindo Ⅲ~Ⅳ级并发症发生率为19~36%,死亡率0~5.5%19-22。总体而言,本研究肿瘤远期疗效与围手术期安全性均处于公认合理区间,印证CRS-HIPEC 在 CPM 治疗中具备持续应用价值。
本研究中,BRAF V600E突变患者的OS和DFS均较差,但仅DFS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BRAF V600E突变复发的患者中位复发时间为9个月,短于RAS/RAF野生型组为13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共有5例BRAF V600E突变患者在本研究随访期间未出现肿瘤复发(中位随访时间30个月),且这5例患者的PCI指数均低于10分。尽管BRAF V600E突变代表较强的生物学侵袭性表型,但上述结果提示,对于腹膜肿瘤负荷较低的患者,CRS-HIPEC仍可能是一种合理的治疗选择23。近期的研究进展也凸显了分子靶向治疗在提高患者预后方面的潜力。Beacon CRC研究证实,对于既往接受过治疗的BRAF V600E突变型mCRC患者,与标准治疗相比,恩考芬尼(BRAF抑制剂)联合西妥昔单抗(抗EGFR单克隆抗体)±比美替尼(MEK抑制剂),疗效显著优于传统标准化疗24。ANCHOR单臂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恩考芬尼+比美替尼+西妥昔单抗三联方案用于初治患者,进一步证实该三联方案的临床有效性25。近期发表的BREAKWATER研究显示:初治BRAF V600E突变型mCRC患者,一线应用恩考芬尼、西妥昔单抗联合改良FOLFOX-6化疗方案,可显著延长PFS和OS26。此外,正在进行中的SEAMARK研究将进一步评估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恩考芬尼和西妥昔单抗作为BRAF V600E突变合并dMMR的mCRC患者一线治疗方案的疗效27。BRAF V600E靶点全身治疗的突破,对于拟行CRS-HIPEC的CPM患者意义重大,借助更优质的全身治疗对患者进行术前状态优化尤为关键。此类靶向药物未来还有望用于腹腔热灌注个体化给药。综合这些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术前风险分层中纳入BRAF突变状态,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队列中,近40%的患者存在KRAS突变。KRAS突变是公认的mCRC不良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其主要原因在于KRAS突变患者对抗EGFR靶向治疗耐药,并且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反应较差,但其在CPM患者中的预后价值尚不明确28。本研究发现,KRAS G12V突变与BRAF V600E突变类似,均提示患者预后不佳,但其不良影响仅在OS层面具备统计学差异。值得关注的是,KRAS G12D突变的患者,其生存预后与RAS/RAF野生型患者更为相似,提示不同KRAS突变亚型之间存在明显的生物学异质性。在mCRC患者中,KRAS G12V突变可促进上皮-间质转化、提高肿瘤转移潜能,还会造成MEK抑制剂耐药29。然而,在接受CRS-HIPEC治疗的CPM患者中,目前文献报道的结果仍不统一。部分研究认为,KRAS突变与野生型患者之间的生存结局并无显著差异16,30。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KRAS突变的患者OS和DFS均有所缩短31~33。上述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大多数研究未对不同KRAS突变亚型进行单独分析,而是将所有KRAS突变患者归为同一组进行比较,很可能掩盖不同KRAS突变亚型之间真实的预后差异。
Tonello等人根据氨基酸替换类型,将KRAS突变分为两个亚型:KRAS-MUT1(G12R、G13A、G13C、G13V、Q61H、K117N、A146V)和KRAS-MUT2(G12A、G12C、G12D、G12S、G12V、G13D、A59E、A59V、A146T)。研究发现,KRAS-MUT1组患者的生存预后与KRAS野生型患者相近,多因素分析显示KRAS-MUT2型突变为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33。因此,仍需开展更大规模的研究,以进一步明确不同KRAS突变亚型之间的预后差异。长期以来,KRAS 靶点药物研发一直存在难点:其主要原因在于KRAS蛋白缺乏小分子药物的结合口袋,同时对鸟苷三磷酸具有极高的亲和力,极大限制了有效竞争性抑制剂的开发28。目前针对KRAS G12C突变的突破性靶向药物,如阿达格拉西布和索托拉西布,已被证实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具有良好的疗效,也正在mCRC中开展临床研究。然而,这些药物对KRAS G12V突变并无明显疗效34。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KRAS突变亚型在CPM中具有不同的预后价值和治疗意义,后续亟需依托大样本、完善分子分型的队列开展深入研究。
dMMR是早期结CRC的预后标志物,并且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获益相关,但其在转移性结直肠癌中的独立预后价值尚未完全明确35。尤其是在CPM患者中,多项回顾性研究提示,dMMR可能减弱RAS/RAF突变所带来的不良预后影响,并与RAS/RAF突变型和野生型患者生存改善相关。而pMMR合并RAS/RAF突变的患者预后最差36。本研究结果显示,pMMR组与dMMR组患者的OS和DFS均无显著差异;但未进一步开展亚组分析,评估dMMR是否能够降低RAS/RAF突变对预后的不良影响。该结论与本中心既往发表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13,既往研究显示,dMMR患者的生存预后更差。两种结果出现偏差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澳大利亚自2021年起将帕博利珠单抗应用于dMMR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可能改善了该亚组患者的预后;其二,本研究样本量更大、随访时间更长,生存统计结果更加准确。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在患者选择、数据收集及数据完整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倚;其次,在研究期间,HIPEC实施方案、全身治疗策略、围手术期管理、手术技术以及分子检测方法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因素均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混杂影响;再次,本研究仅分析了OS和DFS,而肿瘤特异性生存及腹膜无病生存等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结局指标未能纳入分析;最后,由于部分较少见的分子变异(包括罕见KRAS突变亚型)样本量有限,本研究对其预后影响的评估受到了一定限制。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开展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并采用统一的分子检测方法、标准化的治疗方案以及完善的随访体系,以进一步明确不同分子亚型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CPM患者队列进行分析,所有患者治疗方案同质化程度较高,重点评估了人群生存结局。本研究结论除了公认的彻底减瘤这一筛选标准外,还可为手术病例筛选提供新的参考依据。CC-0 级完全减瘤依旧是预后最优的最强预测因子,也始终是外科首要手术目标;但本研究发现,即使达到CC-0完全细胞减灭,BRAF V600E或KRAS G12V突变的患者生存结局仍明显较差。这说明,对于CRS-HIPEC适用人群,肿瘤生物学特征可协助评估预后。上述结果仍需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验证,尚不足以直接改写手术准入标准,但可用于临界病例(尤其高PCI指数患者)的多学科诊疗决策。此外,上述两类突变亚群患者较早出现肿瘤复发,提示该人群应考虑加强术后随访监测,并实施更积极的术后辅助抗肿瘤治疗。
近期公布的Ⅲ期CAIRO6研究结果显示,围手术期全身抗肿瘤治疗并未给CPM患者带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总生存期获益,但我们认为,全身抗肿瘤治疗仍应作为CPM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适用于存在不良预后因素的患者37。理由如下:第一,围手术期全身治疗可直观反映肿瘤生物学侵袭性,若患者在术前治疗期间出现疾病进展,提示肿瘤恶性程度极高,单纯手术难以带来长期获益;第二,临床试验整体阴性结果,不代表所有亚组均无法获益,BRAF V600E、KRAS G12V 突变人群极有可能是全身治疗获益更显著的亚群。然而,仍需开展纳入分子分层设计的前瞻性研究,以明确这些生物标志物是仅能预测预后,还是能够同时预测全身抗肿瘤治疗的疗效。CAIRO6 试验目前仅发布会议摘要,同行评审期刊尚未刊发其分子亚组分析数据。
未来亟需开展基于生物标志物指导的临床试验,以评估新辅助治疗策略、HIPEC方案优化以及靶向治疗的临床价值。将分子分型与患者来源肿瘤模型(如类器官)相结合,有望实现药物敏感性和耐药性的检测,促进个体化治疗方案38。扩大肿瘤分子特征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肿瘤间及肿瘤内的异质性;通过活检或手术切除标本进行测序,可检测肿瘤克隆演化,从而为制定个体化化疗方案提供依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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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Peter MacCallum癌症中心肿瘤科研信息咨询团队提供的统计技术支持。
滑动阅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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