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otecan Hydrochloride

2027年5月9日，CPIC焕新升级，以更大规模、更强阵容，在上海“四叶草”金色大厅盛大启幕，向世界发出中国医药创新的最强音。 9月，GSK接连落子中国创新药资产：月初先拿下和黄医药KRAS-EGFR ATTC的海外权益，月中又从恩沐生物引进一款三抗TCE，增厚血液瘤管线。 同期，在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GSK与许可方翰森制药宣布，其在中国开展的关键性III期试验ARTEMIS-008取得OS获益。该试验评估B7-H3 ADC瑞康立伏妥塔单抗（Ris-Rez）对比托泊替康，用于一线铂类治疗后疾病进展的复发性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 这些交易和数据的背后，是GSK一个更宏大的目标。2025年2月，GSK将2031年销售目标上调至突破400亿英镑（约3700亿人民币）。 然而，宏大的目标面前横亘着即将到来的专利悬崖：其HIV核心成分dolutegravir专利最早2027年到期，相关4款药物2025年合计营收76.87亿英镑，占公司总营收超过23%。 为此，GSK急需找到新的增长引擎，而中国创新药，正是这套逻辑中最具确定性的增量之一。 从2023年引进翰森两款ADC开始，GSK持续系统性下注中国资产，累计交易达到15笔，首付款与里程碑总规模在200亿美元左右。 合作逻辑也在迭代：从成熟管线商业授权，到并购海外关联研发主体，再到前置卡位早期源头资产——中国创新药已不只是“可拥抱的补充”，而是决定跨国药企未来布局甚至增长命运的关键变量。 TONACEA 01 ADC狂飙 先看看瑞康立伏妥塔单抗交出的“成绩单”。 截至2026年6月6日，中位随访12.2个月时，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组的中位OS长达18.5个月，托泊替康组为10.3个月，两组相差8.2个月，死亡风险相对降低54%（HR=0.46）。 18.5个月——这是目前二线SCLC临床研究中报告过的最长OS，复发SCLC的疗效天花板被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它终点从不同侧面补充了这份生存答卷。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组的中位PFS达到7.2个月，较托泊替康组延长4.2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67%（HR=0.33）。 两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58.3%和12.6%，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90.4%和60.2%，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分别为6.9个月和5.6个月。其中，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组有4例患者实现了完全缓解（CR）。 疗效之外，安全性是复发SCLC治疗取舍绕不开的另一面。 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组3级或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发生率为60.9%，低于托泊替康组的78.2%，血液学毒性也更低，尤其是≥3级血小板计数下降——两组分别为13.9%和59.7%，差距显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的间质性肺病（ILD）发生率高于对照组（11.7% vs 1.9%），但大部分为1-2级事件，没有4-5级事件。ILD是ADC药物的已知类效应，在真实世界中仍需监测和管理。 GSK研发高级副总裁、全球肿瘤负责人Hesham Abdullah表示：“这些结果进一步充实了Ris-Rez的证据体系，并标志着我们肺癌产品组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本研究中观察到的生存显著改善，以及令人鼓舞的安全性特征，为GSK在全球范围内推进Ris-Rez用于小细胞肺癌后线和更早期治疗设置提供了更多动力。” 2023年12月，GSK以1.85亿美元首付款、最多15.2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拿下翰森制药这款在研ADC的海外权益——随着ARTEMIS-008的阳性结果公布，GSK对中国ADC资产的判断得到了初步验证。 目前，GSK正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在肺癌、前列腺癌及其他实体瘤中的开发，包括针对复发性广泛期SCLC的III期EMBOLD SCLC-301试验，关键数据预计明年公布。 除了这款靶向B7-H3的ADC，在这之前，GSK还从翰森制药获得另一款B7-H4 ADC（Mo-Rez）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开发及商业化权益，首付款8500万美元，后续里程碑付款高达14.85亿美元。 2026年妇科肿瘤学会年会上，GSK展示了该产品BEHOLD-1研究结果：针对铂耐药性卵巢癌，最高剂量5.8mg/kg组的确认ORR达到62%，21位患者出现肿瘤缩小；针对复发或晚期子宫内膜癌，4.8mg/kg组的确认ORR更高，为67%。 安全性同样可圈可点：因副作用停药的患者比例极低，卵巢癌组为0，子宫内膜癌组为4%；间质性肺炎总发生率仅3%，且全部为轻中度，这在ADC治疗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安全指标。 I期数据让GSK信心大增。这家巨头已宣布，将在2026年内启动五项全球性III期临床试验，覆盖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多个治疗线别，包括一线维持治疗、二线治疗等更早期的应用场景——纵观GSK过往，这是它首次在妇科肿瘤领域将一款ADC从I期直接推入大规模III期开发。 目前，还没有一款B7-H4 ADC获批上市，进入临床的也屈指可数。Mo-Rez之外，无非阿斯利康的ADZ8205、Seagen的SGN-B7H4V以及Mersana的XMT-1660，基本在中早期开发阶段。 近期，在伦敦Sidley医疗健康投资会议上，谈及与翰森制药的交易，GSK肿瘤业务拓展总监Hoyin Lam表示，“那是我们第一次从战略上真正体验中国近年来实际能够交付的速度、规模和质量。” TONACEA 02 “中国解药” GSK对中国创新药的兴趣，并非只有翰森制药。翰森制药创始人钟慧娟的丈夫，也就是孙飘扬担任董事长的恒瑞医药，也在两年后进入GSK的朋友圈。 “我们还常说，我们是最早在中国建立真正大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制药公司）之一。”Hoyin Lam说道。 2025年7月，GSK与恒瑞医药达成一项总金额高达120亿美元的战略合作，GSK将向恒瑞医药支付5亿美元首付款，获得HRS-9821的全球权益，以及最多11个项目的全球独家选择权。 HRS-9821是一款潜在的同类最佳PDE3/4抑制剂，正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用于治疗COPD。而PDE3/4抑制剂领域，进入市场的仅有2024年6月获批的Ohtuvayre。SeekingAlpha预测，Ohtuvayre的年峰值销售额将在21亿至36亿美元。 2025年7月，为获得这款重磅产品，默沙东以约100亿美元的对价把开发公司Verona Pharma买下，足可见这个其中的增长空间。 跟恒瑞医药120亿美元的大单，不仅让GSK闯进PDE3/4抑制剂赛场，还为其带来一系列其他候选管线权益。公告称，这些项目经严格筛选，旨在扩充GSK在呼吸、自免和炎症、肿瘤等治疗领域已建立的研发管线，且所有项目经评估均具有成为同类最佳或同类首创的资质。 如果再往前看看，就会发现，GSK与恒瑞医药的羁绊，其实更早发生。 2024年1月，GSK以10亿美元首付款、4亿美元里程碑付款作为条件收购了Aiolos Bio（前身为One Bio），而这家Biotech的唯一管线，就是2023年8月从恒瑞医药引进的TSLP单抗SHR-1905（后更名为AIO-001）。 彼时，One Bio为这笔交易支付的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不过2500万美元，不到半年，溢价达到40倍。 在Aiolos Bio之后，今年1月，GSK再一次“被中间商赚差价”，GSK以22亿美元收购RAPT Therapeutics，获得一款IgE抗体。而这一管线是RAPT在2024年从上海济煜医药引进的。 两次类似的交易说明：中国资产一旦被海外团队接手、产生海外临床数据，GSK并不介意支付更高溢价。海外开发能力和数据背书，本身就是加价项。 聚焦肿瘤领域，TCE也是GSK关注的方向。 2025年11月，GSK与泽安生物达成合作，推进新型髓系细胞衔接器（MCE）开发，涉及4种潜在同类首创MCE疗法，首付款5000万美元；更早的2024年10月，GSK还以8.5亿美元总交易价格引进恩沐生物的CD3/CD19/CD20三抗（CMG1A46）。 还有这两年火出天际的小核酸领域，GSK同样没有错过。 2026年2月，GSK从前沿生物引进两款早期siRNA管线，首付款4000万美元、近期里程碑1300万美元，后续最高9.5亿美元里程碑。 紧接着5月，时安生物也宣布，将ALK7 siRNA新药SA030的大中华区外全球权益授权给GSK，总作价高达10.05亿美元，外加分级销售分成，该候选管线已进入I期临床。 综合来看，GSK对中国资产的兴趣是全方位的：从小分子、抗体等较为成熟的药物模态，到ADC、MCE、siRNA这些风头正盛的新兴技术，治疗领域涉及其肿瘤、呼吸、感染等多个核心方向。 TONACEA 03 利用中国创新与速度 比“买了什么”更值得关注的，是“怎么在买”——交易结构本身正在发生变化。 GSK与中国药企的交易呈现出两个清晰趋势：一是复购，对中国资产的态度，已从审慎尝试转向系统性下注；二是早期化，越来越偏向临床早期资产，这既意味着对平台能力的信任，也对应着低首付、高里程碑的交易结构。 最近的这两笔交易，把这两个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 先说跟和黄医药这笔合作。HMPL-A830是一款由高选择性、高活性的KRAS小分子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与抗EGFR抗体偶联而成的ATTC药物，这也是和黄医药ATTC平台首个对外授权的分子。 ATTC平台是和黄医药依托自身在靶向小分子领域二十余年的积淀，将小分子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与抗体偶联，开创了与传统ADC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 该平台通过“靶向递送+通路抑制” 的双重机制，既利用了抗体的精准靶向性，又通过小分子抑制剂的通路阻断作用实现协同抗肿瘤效果。 在临床前模型中，ATTC展现出比单独使用抗体或小分子抑制剂更优的疗效和安全性。此外，ATTC有望克服全身给药小分子抑制剂在非肿瘤靶向毒性方面的限制，确保长期用药的安全性，并支持在更早的治疗线中与化疗和免疫疗法进行联合用药。 肿瘤是GSK四大核心治疗领域之一，此前通过与翰森制药、映恩生物的合作，已经引进3条ADC管线，此次合作，将帮助GSK从ADC进一步拓展到ATTC，丰富其肿瘤管线布局。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针对这次合作，GSK还获得了一款更早期ATTC候选药物的优先谈判权。首付款将在交易完成时支付，但须满足惯常的交割条件，包括完成反垄断监管审查。 与恩沐生物的这笔交易，则是一次精准的“二次复购”，背后是GSK在肿瘤领域的两层考量：短期看，是补强多发性骨髓瘤管线；长期看，是锁定恩沐在多特异性TCE上的平台能力。 这款三特异性TCE被GSK定位为“潜在同类最佳”，同时靶向T细胞和两个肿瘤抗原，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计划2027年推进到I期临床。 其设计的突破性在于，它试图解决当前TCE疗法在临床上面临的核心矛盾——疗效与耐受性难以兼得。三特异性TCE在结合T细胞的同时，靶向两个经过战略筛选和验证的肿瘤相关抗原，旨在实现更深、更持久的缓解，同时改善耐受性。 如果这一设计在临床上得到验证，将意味着该疗法有望从后线推向更早的治疗线，覆盖更广泛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群体。 更值得关注的是，GSK看中的显然不只是这一条管线本身。 之前引进的CMG1A46本身也是一个三特异设计：CD19×CD20×CD3。它利用CD19和CD20同时覆盖B细胞，并通过低亲和力CD3设计，希望实现更深、更广泛的B细胞清除，同时控制传统TCE容易出现的系统性T细胞激活毒性。GSK后来将这一项目的重要开发方向，放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等B细胞驱动的自身免疫疾病上。 两年后，GSK再次从同一家公司购买“双抗原×CD3”三特异TCE，只不过这一次，战场从B细胞自身免疫疾病转向了多发性骨髓瘤，这说明GSK看中的，是恩沐围绕多特异TCE形成的分子设计能力——一种可复用的平台价值，而非单条管线。 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看，GSK的交易逻辑已经清晰：复购，是因为验证过的平台值得持续下注；早期化，则是源于对中国临床推进速度和平台能力的信心。 而最终，这套打法能否持续，取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国创新的质量与速度，是否真的在系统性提升。 Hoyin Lam认为，中国的研究质量近年来“确实一直在提高”，“因为此前在大型药企工作的那些人……要么在中国创办自己的公司，要么为几家较大的中国药企工作。” 他说：“你不能忽视近年来中国创新提速有多快。GSK乐于与中国伙伴合作，真正利用这一点。” TONACEA 04 “错失恐惧症” GSK之所以连续押注中国早期资产，更深层的因素是一种错失恐惧症（FOMO）——在抗肿瘤领域，GSK失去过数年。 2014年4月，GSK与诺华达成资产互换协议：诺华以145亿美元买下GSK的肿瘤治疗业务，GSK则整合诺华除流感疫苗之外的疫苗业务。 时任CEO Andrew Witty认为，GSK在抗肿瘤领域不具备竞争规模，将该业务转到“全球领导者手中”是明智的，交易也强化了疫苗和消费者保健两大核心业务。 随着2017年4月Walmsley掌舵，GSK制药版图再次洗牌，肿瘤被提到与呼吸系统、HIV、免疫炎症并列的四大核心领域之一。到2017年末，GSK借着BCMA CAR-T进入II期临床的消息，高调重返抗肿瘤赛道。 但船大难掉头：PD-1抗体Jemperli、PARP抑制剂Zejula销售一度不及预期；2020年FDA加速批准的全球首款BCMA ADC Blenrep，也在2022年11月宣布未能达到确证性临床主要终点，15天后启动撤市，直到2025年10月才二度进入美国市场。 不过，坚持也开始显露成效。 2025年，GSK营收326.67亿英镑，特药板块收入135亿英镑，成为增长的绝对引擎。其中，抗肿瘤业务表现最突出，全年销售额为20亿英镑，同比增长43%，增速位居四大板块之首。 但抗肿瘤要成为顶梁柱仍有距离，相对之下，HIV药品销售额77亿英镑，呼吸/免疫炎症38亿英镑，疫苗板块92亿英镑。 更大的挑战还在前方。HIV核心成分dolutegravir分子专利最早2027年到期，相关4款药物Tivicay、Triumeq、Juluca、Dovato 2025年合计营收76.87亿英镑，占总营收超过23%。 严峻形势之下，GSK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引擎，而交易是最直接的方法。 因而，过去两年，GSK的“买买买”并不令人意外：收购IDRx，获得胃肠道间质瘤药物IDRX-42；从Boston Pharmaceuticals买下已进入III期临床的efimosfermin alfa，用于治疗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收购35Pharma，拿下肺动脉高压药物HS235…… 今年6月，GSK还打破自己“补强型收购”的交易逻辑，以106亿美元收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Nuvalent，成为2026年业内最大的交易之一。 “这并不排除中国以外还存在其他创新，”Hoyin Lam继续说，“我们最近在欧洲也看到了值得注意的交易。在美国，我们与Nuvalent完成了一笔即便不是最大、也是我们最大之一的并购交易。” “因此，我们确实在平衡西方与东方，但真正取各自在不同方面所擅长之处。”Hoyin Lam总结道。 — 写在最后 — 摩根大通亚太区医疗健康投资银行副主席刘伯伟曾在采访中表示，“成本与效果的极致平衡，正成为跨国药企将中国视为核心研发管线来源地的关键逻辑”。 回到GSK上，中国市场既是补足管线的“武器库”，也是验证其转型战略成败的“试验场”。 近期B7-H3 ADC管线的成功，证明了GSK的判断是对的。而在恒瑞、和黄、恩沐等更多中国药企身上的下注结果，将很大程度决定着，这家制药巨头在2031年及其之后，能否完成年度营收400亿英镑的超越。 参考资料： 1.Ris-Rez reduced risk of death by 54% versus topotecan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China 2.FierceBiotech，GSK aiming to ‘balance West and East’ after Hansoh deal success showed China’s potential 3.医药魔方，改变全球小细胞肺癌治疗方向！国产B7-H3 ADC冲刺FIC/BIC 4.深蓝观，GSK的肿瘤翻身仗，底牌在中国吗 5.同写意，GSK上强度 6.同写意，转型中的GSK：太好了，是中国创新药 7.药创新，GSK任命CEO候选人，预计2031年营收超400亿英镑

2027年5月9日，CPIC焕新升级，以更大规模、更强阵容，在上海“四叶草”金色大厅盛大启幕，向世界发出中国医药创新的最强音。 9月，GSK接连落子中国创新药资产：月初先拿下和黄医药KRAS-EGFR ATTC的海外权益，月中又从恩沐生物引进一款三抗TCE，增厚血液瘤管线。 同期，在2026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GSK与许可方翰森制药宣布，其在中国开展的关键性III期试验ARTEMIS-008取得OS获益。该试验评估B7-H3 ADC瑞康立伏妥塔单抗（Ris-Rez）对比托泊替康，用于一线铂类治疗后疾病进展的复发性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 这些交易和数据的背后，是GSK一个更宏大的目标。2025年2月，GSK将2031年销售目标上调至突破400亿英镑（约3700亿人民币）。 然而，宏大的目标面前横亘着即将到来的专利悬崖：其HIV核心成分dolutegravir专利最早2027年到期，相关4款药物2025年合计营收76.87亿英镑，占公司总营收超过23%。 为此，GSK急需找到新的增长引擎，而中国创新药，正是这套逻辑中最具确定性的增量之一。 从2023年引进翰森两款ADC开始，GSK持续系统性下注中国资产，累计交易达到15笔，首付款与里程碑总规模在200亿美元左右。 合作逻辑也在迭代：从成熟管线商业授权，到并购海外关联研发主体，再到前置卡位早期源头资产——中国创新药已不只是“可拥抱的补充”，而是决定跨国药企未来布局甚至增长命运的关键变量。 TONACEA 01 ADC狂飙 先看看瑞康立伏妥塔单抗交出的“成绩单”。 截至2026年6月6日，中位随访12.2个月时，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组的中位OS长达18.5个月，托泊替康组为10.3个月，两组相差8.2个月，死亡风险相对降低54%（HR=0.46）。 18.5个月——这是目前二线SCLC临床研究中报告过的最长OS，复发SCLC的疗效天花板被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它终点从不同侧面补充了这份生存答卷。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组的中位PFS达到7.2个月，较托泊替康组延长4.2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67%（HR=0.33）。 两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58.3%和12.6%，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90.4%和60.2%，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分别为6.9个月和5.6个月。其中，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组有4例患者实现了完全缓解（CR）。 疗效之外，安全性是复发SCLC治疗取舍绕不开的另一面。 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组3级或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发生率为60.9%，低于托泊替康组的78.2%，血液学毒性也更低，尤其是≥3级血小板计数下降——两组分别为13.9%和59.7%，差距显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瑞康立伏妥塔单抗的间质性肺病（ILD）发生率高于对照组（11.7% vs 1.9%），但大部分为1-2级事件，没有4-5级事件。ILD是ADC药物的已知类效应，在真实世界中仍需监测和管理。 GSK研发高级副总裁、全球肿瘤负责人Hesham Abdullah表示：“这些结果进一步充实了Ris-Rez的证据体系，并标志着我们肺癌产品组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本研究中观察到的生存显著改善，以及令人鼓舞的安全性特征，为GSK在全球范围内推进Ris-Rez用于小细胞肺癌后线和更早期治疗设置提供了更多动力。” 2023年12月，GSK以1.85亿美元首付款、最多15.2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拿下翰森制药这款在研ADC的海外权益——随着ARTEMIS-008的阳性结果公布，GSK对中国ADC资产的判断得到了初步验证。 目前，GSK正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在肺癌、前列腺癌及其他实体瘤中的开发，包括针对复发性广泛期SCLC的III期EMBOLD SCLC-301试验，关键数据预计明年公布。 除了这款靶向B7-H3的ADC，在这之前，GSK还从翰森制药获得另一款B7-H4 ADC（Mo-Rez）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开发及商业化权益，首付款8500万美元，后续里程碑付款高达14.85亿美元。 2026年妇科肿瘤学会年会上，GSK展示了该产品BEHOLD-1研究结果：针对铂耐药性卵巢癌，最高剂量5.8mg/kg组的确认ORR达到62%，21位患者出现肿瘤缩小；针对复发或晚期子宫内膜癌，4.8mg/kg组的确认ORR更高，为67%。 安全性同样可圈可点：因副作用停药的患者比例极低，卵巢癌组为0，子宫内膜癌组为4%；间质性肺炎总发生率仅3%，且全部为轻中度，这在ADC治疗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安全指标。 I期数据让GSK信心大增。这家巨头已宣布，将在2026年内启动五项全球性III期临床试验，覆盖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多个治疗线别，包括一线维持治疗、二线治疗等更早期的应用场景——纵观GSK过往，这是它首次在妇科肿瘤领域将一款ADC从I期直接推入大规模III期开发。 目前，还没有一款B7-H4 ADC获批上市，进入临床的也屈指可数。Mo-Rez之外，无非阿斯利康的ADZ8205、Seagen的SGN-B7H4V以及Mersana的XMT-1660，基本在中早期开发阶段。 近期，在伦敦Sidley医疗健康投资会议上，谈及与翰森制药的交易，GSK肿瘤业务拓展总监Hoyin Lam表示，“那是我们第一次从战略上真正体验中国近年来实际能够交付的速度、规模和质量。” TONACEA 02 “中国解药” GSK对中国创新药的兴趣，并非只有翰森制药。翰森制药创始人钟慧娟的丈夫，也就是孙飘扬担任董事长的恒瑞医药，也在两年后进入GSK的朋友圈。 “我们还常说，我们是最早在中国建立真正大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制药公司）之一。”Hoyin Lam说道。 2025年7月，GSK与恒瑞医药达成一项总金额高达120亿美元的战略合作，GSK将向恒瑞医药支付5亿美元首付款，获得HRS-9821的全球权益，以及最多11个项目的全球独家选择权。 HRS-9821是一款潜在的同类最佳PDE3/4抑制剂，正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用于治疗COPD。而PDE3/4抑制剂领域，进入市场的仅有2024年6月获批的Ohtuvayre。SeekingAlpha预测，Ohtuvayre的年峰值销售额将在21亿至36亿美元。 2025年7月，为获得这款重磅产品，默沙东以约100亿美元的对价把开发公司Verona Pharma买下，足可见这个其中的增长空间。 跟恒瑞医药120亿美元的大单，不仅让GSK闯进PDE3/4抑制剂赛场，还为其带来一系列其他候选管线权益。公告称，这些项目经严格筛选，旨在扩充GSK在呼吸、自免和炎症、肿瘤等治疗领域已建立的研发管线，且所有项目经评估均具有成为同类最佳或同类首创的资质。 如果再往前看看，就会发现，GSK与恒瑞医药的羁绊，其实更早发生。 2024年1月，GSK以10亿美元首付款、4亿美元里程碑付款作为条件收购了Aiolos Bio（前身为One Bio），而这家Biotech的唯一管线，就是2023年8月从恒瑞医药引进的TSLP单抗SHR-1905（后更名为AIO-001）。 彼时，One Bio为这笔交易支付的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不过2500万美元，不到半年，溢价达到40倍。 在Aiolos Bio之后，今年1月，GSK再一次“被中间商赚差价”，GSK以22亿美元收购RAPT Therapeutics，获得一款IgE抗体。而这一管线是RAPT在2024年从上海济煜医药引进的。 两次类似的交易说明：中国资产一旦被海外团队接手、产生海外临床数据，GSK并不介意支付更高溢价。海外开发能力和数据背书，本身就是加价项。 聚焦肿瘤领域，TCE也是GSK关注的方向。 2025年11月，GSK与泽安生物达成合作，推进新型髓系细胞衔接器（MCE）开发，涉及4种潜在同类首创MCE疗法，首付款5000万美元；更早的2024年10月，GSK还以8.5亿美元总交易价格引进恩沐生物的CD3/CD19/CD20三抗（CMG1A46）。 还有这两年火出天际的小核酸领域，GSK同样没有错过。 2026年2月，GSK从前沿生物引进两款早期siRNA管线，首付款4000万美元、近期里程碑1300万美元，后续最高9.5亿美元里程碑。 紧接着5月，时安生物也宣布，将ALK7 siRNA新药SA030的大中华区外全球权益授权给GSK，总作价高达10.05亿美元，外加分级销售分成，该候选管线已进入I期临床。 综合来看，GSK对中国资产的兴趣是全方位的：从小分子、抗体等较为成熟的药物模态，到ADC、MCE、siRNA这些风头正盛的新兴技术，治疗领域涉及其肿瘤、呼吸、感染等多个核心方向。 TONACEA 03 利用中国创新与速度 比“买了什么”更值得关注的，是“怎么在买”——交易结构本身正在发生变化。 GSK与中国药企的交易呈现出两个清晰趋势：一是复购，对中国资产的态度，已从审慎尝试转向系统性下注；二是早期化，越来越偏向临床早期资产，这既意味着对平台能力的信任，也对应着低首付、高里程碑的交易结构。 最近的这两笔交易，把这两个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 先说跟和黄医药这笔合作。HMPL-A830是一款由高选择性、高活性的KRAS小分子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与抗EGFR抗体偶联而成的ATTC药物，这也是和黄医药ATTC平台首个对外授权的分子。 ATTC平台是和黄医药依托自身在靶向小分子领域二十余年的积淀，将小分子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与抗体偶联，开创了与传统ADC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 该平台通过“靶向递送+通路抑制” 的双重机制，既利用了抗体的精准靶向性，又通过小分子抑制剂的通路阻断作用实现协同抗肿瘤效果。 在临床前模型中，ATTC展现出比单独使用抗体或小分子抑制剂更优的疗效和安全性。此外，ATTC有望克服全身给药小分子抑制剂在非肿瘤靶向毒性方面的限制，确保长期用药的安全性，并支持在更早的治疗线中与化疗和免疫疗法进行联合用药。 肿瘤是GSK四大核心治疗领域之一，此前通过与翰森制药、映恩生物的合作，已经引进3条ADC管线，此次合作，将帮助GSK从ADC进一步拓展到ATTC，丰富其肿瘤管线布局。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针对这次合作，GSK还获得了一款更早期ATTC候选药物的优先谈判权。首付款将在交易完成时支付，但须满足惯常的交割条件，包括完成反垄断监管审查。 与恩沐生物的这笔交易，则是一次精准的“二次复购”，背后是GSK在肿瘤领域的两层考量：短期看，是补强多发性骨髓瘤管线；长期看，是锁定恩沐在多特异性TCE上的平台能力。 这款三特异性TCE被GSK定位为“潜在同类最佳”，同时靶向T细胞和两个肿瘤抗原，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计划2027年推进到I期临床。 其设计的突破性在于，它试图解决当前TCE疗法在临床上面临的核心矛盾——疗效与耐受性难以兼得。三特异性TCE在结合T细胞的同时，靶向两个经过战略筛选和验证的肿瘤相关抗原，旨在实现更深、更持久的缓解，同时改善耐受性。 如果这一设计在临床上得到验证，将意味着该疗法有望从后线推向更早的治疗线，覆盖更广泛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群体。 更值得关注的是，GSK看中的显然不只是这一条管线本身。 之前引进的CMG1A46本身也是一个三特异设计：CD19×CD20×CD3。它利用CD19和CD20同时覆盖B细胞，并通过低亲和力CD3设计，希望实现更深、更广泛的B细胞清除，同时控制传统TCE容易出现的系统性T细胞激活毒性。GSK后来将这一项目的重要开发方向，放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等B细胞驱动的自身免疫疾病上。 两年后，GSK再次从同一家公司购买“双抗原×CD3”三特异TCE，只不过这一次，战场从B细胞自身免疫疾病转向了多发性骨髓瘤，这说明GSK看中的，是恩沐围绕多特异TCE形成的分子设计能力——一种可复用的平台价值，而非单条管线。 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看，GSK的交易逻辑已经清晰：复购，是因为验证过的平台值得持续下注；早期化，则是源于对中国临床推进速度和平台能力的信心。 而最终，这套打法能否持续，取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国创新的质量与速度，是否真的在系统性提升。 Hoyin Lam认为，中国的研究质量近年来“确实一直在提高”，“因为此前在大型药企工作的那些人……要么在中国创办自己的公司，要么为几家较大的中国药企工作。” 他说：“你不能忽视近年来中国创新提速有多快。GSK乐于与中国伙伴合作，真正利用这一点。” TONACEA 04 “错失恐惧症” GSK之所以连续押注中国早期资产，更深层的因素是一种错失恐惧症（FOMO）——在抗肿瘤领域，GSK失去过数年。 2014年4月，GSK与诺华达成资产互换协议：诺华以145亿美元买下GSK的肿瘤治疗业务，GSK则整合诺华除流感疫苗之外的疫苗业务。 时任CEO Andrew Witty认为，GSK在抗肿瘤领域不具备竞争规模，将该业务转到“全球领导者手中”是明智的，交易也强化了疫苗和消费者保健两大核心业务。 随着2017年4月Walmsley掌舵，GSK制药版图再次洗牌，肿瘤被提到与呼吸系统、HIV、免疫炎症并列的四大核心领域之一。到2017年末，GSK借着BCMA CAR-T进入II期临床的消息，高调重返抗肿瘤赛道。 但船大难掉头：PD-1抗体Jemperli、PARP抑制剂Zejula销售一度不及预期；2020年FDA加速批准的全球首款BCMA ADC Blenrep，也在2022年11月宣布未能达到确证性临床主要终点，15天后启动撤市，直到2025年10月才二度进入美国市场。 不过，坚持也开始显露成效。 2025年，GSK营收326.67亿英镑，特药板块收入135亿英镑，成为增长的绝对引擎。其中，抗肿瘤业务表现最突出，全年销售额为20亿英镑，同比增长43%，增速位居四大板块之首。 但抗肿瘤要成为顶梁柱仍有距离，相对之下，HIV药品销售额77亿英镑，呼吸/免疫炎症38亿英镑，疫苗板块92亿英镑。 更大的挑战还在前方。HIV核心成分dolutegravir分子专利最早2027年到期，相关4款药物Tivicay、Triumeq、Juluca、Dovato 2025年合计营收76.87亿英镑，占总营收超过23%。 严峻形势之下，GSK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引擎，而交易是最直接的方法。 因而，过去两年，GSK的“买买买”并不令人意外：收购IDRx，获得胃肠道间质瘤药物IDRX-42；从Boston Pharmaceuticals买下已进入III期临床的efimosfermin alfa，用于治疗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收购35Pharma，拿下肺动脉高压药物HS235…… 今年6月，GSK还打破自己“补强型收购”的交易逻辑，以106亿美元收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Nuvalent，成为2026年业内最大的交易之一。 “这并不排除中国以外还存在其他创新，”Hoyin Lam继续说，“我们最近在欧洲也看到了值得注意的交易。在美国，我们与Nuvalent完成了一笔即便不是最大、也是我们最大之一的并购交易。” “因此，我们确实在平衡西方与东方，但真正取各自在不同方面所擅长之处。”Hoyin Lam总结道。 — 写在最后 — 摩根大通亚太区医疗健康投资银行副主席刘伯伟曾在采访中表示，“成本与效果的极致平衡，正成为跨国药企将中国视为核心研发管线来源地的关键逻辑”。 回到GSK上，中国市场既是补足管线的“武器库”，也是验证其转型战略成败的“试验场”。 近期B7-H3 ADC管线的成功，证明了GSK的判断是对的。而在恒瑞、和黄、恩沐等更多中国药企身上的下注结果，将很大程度决定着，这家制药巨头在2031年及其之后，能否完成年度营收400亿英镑的超越。 参考资料： 1.Ris-Rez reduced risk of death by 54% versus topotecan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China 2.FierceBiotech，GSK aiming to ‘balance West and East’ after Hansoh deal success showed China’s potential 3.医药魔方，改变全球小细胞肺癌治疗方向！国产B7-H3 ADC冲刺FIC/BIC 4.深蓝观，GSK的肿瘤翻身仗，底牌在中国吗 7.药创新，GSK任命CEO候选人，预计2031年营收超400亿英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